中國文學的厚重，已愈來愈為中西研究家所共同首肯，其堂奧幽深，祇須稍加注意，便可於靜觀默察中得洞天境界之歡欣。譬如農事詩，就是值得研究的文學現象。《詩》之國風，如<七月>、<卷耳>諸篇，都以農事題材為詩作的取譬，胡承珙《后箋》稱：“<七月>詩歷言豳民農桑之事，於其畢也，終歲勤動，乃得斗酒相勞，故此饗斷為民自飲酒。”又《毛詩正義》引《周禮》党正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見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1)可見在詩經時代，就已經有了成熟的農事詩創作。詩騷以降，至魏晉閑人遁入桑丘之野，文學的農事表現便形成為一種潮流，一種傳統，一種追求理想意趣的中國文學境界。我以為，亙古久長的中國文學，文人往往移情於鄉間農事，且不分得意失意獨善兼善，其中很重要的根由，在於亞細亞的廣袤土壤之上，他們作為普通的社會個體，既植根於農業之疆，又努力想掙脱羊圈的羈絆，企盼到宮廷都市裡求取晉身的心理平衡。然而理想與現實的深刻矛盾，恰如儒佛道三種意識在社會思潮中的奇妙混雜，都迫使中國文人終於不得不退處其休養生息的農業本土(物質意義上的退處抑或精神意義上的退處)，把理想的天國建構於現實的窘境之上，獲得某種超脱和慰藉的意趣，其實也就是自己給自己找些生存下去的滋味，它的結果，客觀上為中國文學的審美積澱，增添了不可低估的厚重。
以中國詩史觀之，大抵作詩好手都曾涉獵農事，若六朝之陶淵明、謝靈運、沈約、江淹、庾信，若唐之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儲光羲、張籍、王建、劉禹錫、白居易、司空圖、陸龜蒙，若五代之韋莊，若宋之王禹偁、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賀鑄、陸游、楊萬里、范成大，若金之劉瞻、元好問，若元之耶律楚材、趙孟頫、薩都剌，若明之劉基、高啟、于謙、唐寅、吳承恩、紀坤，若清之錢澄之、汪琬、朱彝尊、王士禎、查慎行、紀昀、錢大昕、姚鼐、阮元，如此等等，數不勝數。誠然，那些放情山水或縱論古今的恢宏篇什，往往更能見出激情的袒露和胸臆的直抒，然而這類農事即興，亦不能認為就是雜詩。從美學的意義上説，其心理消息的蘊示和藝術審美力的張揚，絲毫不比前者遜色。而純粹從研究的角度看問題，後者甚至更有價值一些，至少就窺探中國文人的理想圖式和生存價值極限而言會是如此。李白作<秋浦歌>：“秋浦田舍翁，采魚水中宿。妻子張鷴鳥，結置映深竹。”即便露白，説些家常細事，然探究其情其景，乃至沿波討源深掘作者所思所想的潛台詞，同樣耐人咀嚼，曠達而綿遠，實在是觀之再三仍嫌不足的寫意小照，也有怡情，也有悵惘，也有世事蒼涼人生恨無遇，所以，與<夢遊天姥吟留別>或者<將進酒>鉤連比照，也沒有什麼脱節的地方。王士禛為官入蜀，有絕句云“稻熟田家雨又風，枝枝龍爪出林紅。數聲清磬不知處，山子晚啼黃葉中。”論家甚至不曾聞言，而詩人自己特別珍惜，筆記加注曰：“蜀道有名花龍爪花，色殷紅，秋日開林薄間，甚絕，又有蟲，其聲清越，如擊磬然。予壬子初入蜀，曾有絕句。”又引《遊宦紀聞》載永福古讖相參證説：“山中樵蘇習見，不知其為可貴也。”(2)以漁洋山人的官運文運以及力倡“神韻”的態度，既有“二十年來，海內賢知之流，矯枉過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於漢魏樂府古選之遺音，蕩然無復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識者懼焉。”(3)的感慨，便可肯定其對詩歌格調境界品性的執著追求，所以聯繫起來看，文人們自己歷來是把農事狀物之作視為同等珍重的，而後之學者往往持輕失重，大抵遠離了中國文人的實際心態，疏漏處，或許正是我們應該細心研究的地方。
歷來詩家，農事詩往往寫得清通自然，感情誠摯，去虛飾，少做作，謂之自然貼切得體，或日“不隔”，真切的自然情感流露，與受者的普遍心理需要，充份地膠著在一起，所以親切感人。朱慶餘<吳興新堤>：“春堤一望恩無涯，樹勢還同水勢斜，深映菰蒲三十里，暗分功利幾千家。淇成既不勞人力，境遠偏宜隔浪花。若與青山長作固，汀洲肯恨柳絲遮? ”狀寫農田水利之便，築堤圍田之利，真切地體驗著農事的物境，於轉化心境的過程中，既不流露做作的怡悦，亦不顯超然的得意，其間的樂觀，無疑為真實的當時樂觀，且於表現中形神等一，也就意味著寫到了妙處。這種特質，很明顯地體現在農事詩之取事與寓意兩方面。就取事而言，入尋常百姓家，寫村前村後事，質在自然玄機而事在當時情境，所以一般沒有什麼追究，與普通讀者的生存，處在直接的同一空間，取事既平淡又真著。就寓意而論，多為描述層次的畫龍點晴，譬如聲色詞的廣泛運用，為讀者的接受，提供了更為濃厚的感覺鋪墊，而其中的審美蘊涵，又往往超脱了身前身後的俗世爭吵和功利牢騷，客觀上使詩的意旨拔穎於自然辨識的高格，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説，實現了具體生存空間與理想化的一般生存空間之間的思索統一。又李群玉<引水行>：“一條寒玉走秋泉，引出深夢洞口煙，十里暗流聲不斷，行人頭上過潺湲。”陸龜蒙<和襲美釣侶>：“雨後沙虛古岸崩，魚梁移入亂云層。歸時月墮汀洲暗，認得妻兒結網燈。”朱真淤<春日田家>：“屋後青山門外溪，小橋遙接稻秧畦。人家遠近蒼煙裡，桑柘陰陰戴勝啼。”汪琬<藝圃竹枝歌>：“鵁鶄翡翠滿沙棱，垂柳垂楊綠幾層，好雨忽來新河闊，阿儂準備打魚罾。”趙進美<冬日田家>：“星盡曉色分，日出飛鳥列。高枝殘雪壓，寒樹散微靄。田家門始開，籬落聞犬畎。草際風未定，樹杪霞猶在。方見牛羊群，一一遠嶺背。農夫荷杖立，默念將卒歲。鳥雀鳴階前，兒女笑窗內。八口飽新粒，未冬完官税。皎皎清溪水，拂石坐相待。”就寓意而論，並不因簡而陋，或因樸而俗，相對於中國人的生存空間來説，農家的疾苦與困惑，歷來就是各階層普遍都能感受得到的。農事詩的尋常語句中，大抵真切的甘苦，這些甘苦也都是涉獵社會人生乃至宇宙自然的極重要的話題。無論悲喜怨頌，都是有所發而不能不發的情緒，而這些情緒，又總攜帶著濃厚的社會人生或自然宇宙的旨意蘊藉。白居易寫了那麼多關於下層農家的詩歌，劉熙載説他“香山用常得奇，此境殆非易到。”(4)袁枚也説他“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載，此妙誰探? ”(5)總而言之，歷來之中國農事詩，很多作品本是寫得有聲有色非常耐讀的，祇是由於歷來的中國文人，把經史崇高得過了份，把“詩言志”既看作天條，又不得不視為遷往京師求取虛榮的繩索，所以才將好端端的鮮活生存方式稀里糊涂便弄丟了。
事實上，構成這樣一種格局，原因也很簡單，那就是多數中國文人，都非常貼近農業本土，要麼生活在一種農業文化很濃的環境裡，要麼在都市裡剛剛繁衍，一方面中國實際上一直沒有那種完善而穩定狀態的歐洲型城市，另一方面即使很逼近城邦貴族的血緣形態，但畢竟所有這些貴族都還祇是地主。從氏族血緣與土地的關係來看，還沒有過於遙遠的隔離，因而表現在思想觀念和價值標準方面，本土意識、鄉土意識乃至血緣崇拜意識，在傳統中國文人的心目中，均佔據著相當大的比重。從某種意義上説，中國文人在以詩文博取功名的時候，一部份價值是出於個體的考慮，另一部份價值則完全出於氏族直系血緣的群體考慮。屈子含冤，當是個性自由的悲劇，然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作<九嘆>時，開篇便説“伊伯庸之末冑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懐之蟬連。”似乎個人的榮辱必然影響到族源和眷親。難怪桐城派成名人物張英，官位何等顯赫，卻始終惦念著他的故鄉龍眠河，或者換句話説，其作文章作官宦的心理起點，就是能在龍眠河畔壘築起光耀列祖列宗、榮被子子孫孫的張氏祠堂。
當然，這個問題很複雜，就作家的個體成份而言，我們實際上不可能給以定量性極強的逐一分析，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總體上作層次性的把握。中國文人之貼近農業本土，大抵可以歸屬於三大類別：(一)長期生活在廣袤的農村，躬耕勞作，飽嚐春華秋實之艱辛喜悦，且以文學方式渲泄出來，這類傳統中國文人，往往壓抑在社會的最低層，故而其農事創作，顯得很沉重很嚴肅，甚至表現在語言風格上，也見其樸素與率直。譬如陶淵明，雖做過品不驚人的小官，也是短暫得很，根本説還是一個富裕農民。方東澍《昭眛詹言》稱其“陶公説不要富貴是真不要，康樂本以憤惋，而詩中故作恬淡。”沈德潜《古詩源》也説“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梁啟超更斷然表示：“古代作家能夠在作品中把他的個性活現出來，屈原以後，我便數陶淵明。”(6)這些評判，不管結論是否完全妥貼，祇要聯繫其作品實際，也就不難理解了。清末蘇州的沈謹學，世務農，曾為人傭耕，所作《沈四山人詩錄》，寫農人的喜驚便異常新鮮活脱，如<初夏即事>：“家家曬麥趁天晴，枷拍聲連笑語聲，昨夜東風吹過雨，新秧竟與岸齊平。”又<偷閑>：“偷閑隙農務，方知夏日長。獨來溪上立，灑面抑風涼。”這類詩語，如果作者對農業沒有直接的生命介入，一定不會有那麼沉著的切入。遺憾的是，一方面由於教育的限制，一方面由於農作的負重而難以拉開適當距離，這類農人寫農的詩家，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數量也很有限，倒是有很多的民歌創作，在流傳過程中，逐漸達到了非常高的藝術境界，卻又無法找到作品的撰者，或者本來就沒有確定的文本撰者。(二)長期生活在中上層社會，屬於養尊處優的一類，進時笙歌絲弦燈紅酒綠，退時風花雪月田園山水，這類文人，即使寫憂怨愁苦，寫農事悲樂，也都是觀照狀態的文字。田園耕作與山水自然，都沒有實質性的分別，所以他們的筆下，全是風景的境界。王維寫<春中田園作>：“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揚，荷鋤覘泉脈。歸燕識故巢，舊人看新曆。臨觴忽不御，惆悵遠行客。”又<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椅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父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羡閑逸，悵然吟式微。”初讀折服其造境的新鮮，再三讀之，便知其中有隔而且隔之甚遠，聞不到詩中醇厚酣沉的農家氣息，深入其中，更能洞悉其農詩非農的景語實質。王維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出身豪門，得張九齡薦拔，任右拾遺，累遷監察御史、吏部郎中、給事中等職，儘管四十多歲以後亦官亦隱，但《舊唐書》説他“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等別墅優閑，農人們面朝黃土滴灑下來的汗珠，即使以友善態度審視之，也祇能是帶淚的瀟灑。南宋末年的劉克莊，儘管在“國脈微如縷”的岌岌可危中備嚐仕途的顛簸，卻一直沿著縣令、樞密院編修兼權侍右郎官、知州、太府少卿、秘書監、中書舍人的宦道走，所以一方面稱道楊誠齋的“升年不在簫韶裡，衹在諸村打稻聲”，另一方面又説“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份也，似李白。”(7)足見其對於現實的負重，並沒有深刻的切膚之痛，所以略有揚李抑杜的成份，其於農事之作，點綴的味道極濃。<宿農家>：“初秋風露變，偶出憩莊家。原稼多全穗，陂荷有晚花。疏鐘逾澗響，徼月轉林斜。鄰媼頭如雪，燈前自續麻。”一個“憩”字便把作者的觀照心態突現殆盡，而一個“鄰”字，則又間接地暴露了彼此間真實生存狀態的客觀距離。(三)官場失落，於風波陡起後退回到社會底層，或者壓根兒祇做些底層小官，內心時時懐抱顯達的虛夢，一方面知百姓疾苦，另一方面懼傾軋的渾濁而戀自然的清淡，所以於農業本土，貼是貼得很近，卻有極強的時間限制，他們的農事詩創作，當視為暫離塵囂後的泣言與悔語。錢澄之由桂王朝翰林院庶吉士歸隱，自此一蹶不振，陳農事而鬱憤。<水夫謠>：“爺娘養汝才得力，送汝出門倚門泣。腐肉已充烏鳶飢，家家猶望水夫歸。”直言斷腸處，而其<催糧行>、<獲稻詞>、<捉船行>等，亦是如泣如訴。<田園雜詩之二>：“……老農憫我拙，解軛為我耕。教以駕駛法，使我牛肯行。置酒謝老農，原言俟秋成。”與錢詩的整體情緒狀態比較，雖略吐輕鬆，然而那種自慚形孤的落漠之意，竟是雲遮霧攏於字裡行間。嘆也罷，怒也罷，抑或自得其樂也罷，必然都是退後一步的文字，所以也就是生命本體的返樸歸真，拋卻了先前的做作與雕飾，冠冕與塗抹，使詩歌創作本身，能夠徹底地表徵其生存理想與意趣。
如上三個層次，或者説三種情境狀態，都是農事詩創作的現實生存契機。反過來説，正是因為這樣的生存契機，才會有農事詩中中國文人的理想意趣。就傳統中國文人而言，無論兼善獨善，他們的農事詩中，其理想意趣都集中地體現為農業化的胸懐與襟抱，他們的人生價值觀和生存幸福觀，都按照農民的心態去把握審度，他們沒有而且也無法超越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根本制約。“典型的古代的歷史，這是城市的歷史，這是一種城市和鄉村不分的統一(在這裡，大城市祇能看作王公的營壘，看作在經濟制度上一種真正的贅疣)，在中世紀(日耳曼時代)，農村本身是歷史的出發點，歷史的進一步發展，後來便在城市和鄉村對立的形態中進行。”(8)中國的既往歷史，雖然在明中葉以後，出現了商業資本積累為鋪墊的城鎮與市民階層，但是，由於此後民族矛盾日益加劇，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則更由於帝國列強的侵擾，前述那種“典型的古代的歷史”或者説“城市的歷史”，在中國並沒有完全鋪展開來，沒有形成獨立的歷史進程。於是，既有歷史的大背景，就祇能是一種亞細亞式的農業文化氛圍，進士郎中，庶民百姓，都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地薰染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説，傳統中國文人，雖然大多數並非出身於農家，亦非躬耕於壟上，而其思想行為和創作實踐，在根本價值準則上都祇能是農業化的，或者説農民屬性的。因此，一當他們投入農事詩創作的時候，最深層的精神內涵便都坦白地表達出來。我們從農事詩的角度，觀照傳統文人對於理想生存方式的興趣，並不是説唯有農事詩才能觀照得到，而是指由此切入，便能觀照得更加真切更加充份，事實上，即或於登堂入室的那些爾雅之論中，同樣也可以窺視到他們的所思所想，祇不過沒有那麼透明而已。
就農事詩而言，中國傳統文人對於理想的追求旨趣，大致可以歸結為這樣幾個方面：(一)追求完滿的生存命運。文人作為社會意志的言語傳達者，對於自然與社會的不完滿，懨懨然總是有些灰心，因而當他們描繪生存狀態時，一般都程度不同地傾吐出善終的熱情，這種皆大歡喜的歐文式模式，甚至往往就在他們營構具體農事情境的過程之中。劉禹鍚<竹枝詞>：“谷聲獵獵酒醺醺，斫上高山如亂雲。自種自收還自足，不知堯舜是吾君。”楊萬里<墟丁詞>：“年年墟長集墟丁，不要招呼自要行。萬杵一鳴千畚土，大呼高唱總齊聲。”薩都剌<常山紀行>：“山溜涓涓山雨晴，村南村北鵓鴣聲。行人五月不知倦，喜聽農家打麥聲。”這類即景小照，狀農業殷實，雖然與缺乏自然災害抵禦能力的中國農業社會，存在比較大的現實距離，但因其作為理想意念蘊藏於作品之中，所以也就是極為誠摯的情緒。這種情緒，與官運常通、機遇時有以及恩寵於終始，融匯在一起構成他們的特有心理結構，所以歷來的英明統治者，往往能恰到好處地利用文人的虛榮。陳寅恪先生分析曹操求才令，見解入微，“孟德三令，大旨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貪詐之污名，則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來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產也。……然則此三令者，可視為曹魏皇室大政方針之宣言。與之同者，即是曹黨，與之異者，即是與曹氏為敵之黨派，可以斷言矣。”(9)施閏章則描述説：“士大夫之患，蓋未有甚於重棄其官者，重棄其官，則凡枉屈以取容，無所不至；及其一蹶，則困無所歸。余嘗見世上洋洋意自得者，體豐而貌盈，問之，曰：宦達也。未數年，黃項槁顏，羸然衰白，見之幾不相識，問之，日：去位而失勢也。”(10)褒也罷，貶也罷，興衰也罷，皆可見出傳統文人的完滿追求所至。(二)追求寧靜的心理狀態。中國文人，儒為經，道為緯，內心的精神局面，往往很複雜地交糅在一起。王弼於《老子注》中説：“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無疑切合於<老子列傳>所説的“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在莊周，思路更為展開，《莊子·天下篇》：“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這一思想在後來的歷史中得以綿遠，以至中國文人把寧靜、虛靜作為一種格調高致的人生境界來追求，暫離身前身後事，管它世間風景人世滄桑，於清淡雅遠的境界中，求取生命和諧心理安慰的文化氛圍。陶潛<飲酒>：“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巳忘言。”顧況<過山農家>：“板橋人渡泉聲，茅檐日午雞鳴。莫嗔焙茶煙暗，卻喜曬穀天晴。”讀這類句子，仿佛世界真的存在一個怡然靜遠的獨立空間，仿佛那個空間就是失卻平衡之後的最後避難所。何以中國文人無論在順境還是在逆境，都丟棄不掉莊老之學，一個很重要的根源，便是他們不得不努力去營構這樣一個避難所，所以詩家寫農事的時候，當然認為那塊土地比較潔靜，比較安寧，比較遙遠地離開宫廷紛爭殿堂內的相互傾軋，得真率得情之所致，汗水黑泥的田野辛勤，在比較參照中，轉而成為文人們的理想境界。《晉紀·總論》：“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改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空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由是譭譽亂於善惡之實，情匿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宦千百，無讓賢之舉。”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文人們要去找一個“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11)的理想寓所，就很好理解了。他們無論寫心境還是寫物境，都總想著構設一種生存的散澹心理狀態，所以是童真歸本後的心理自然史。(三)追求審美的價值實現。現實既無望，儘管能在構想的心理自然中，強制性地置自身於超逸境地，但人作為現實的個體，總要受到生存困惑的制約，不可能在絕對無為中涓逝生命，於是審美就成為積極意義的生存空間。康德説：“規定一個對象為美時的這種關係，現在是和快感結合著的；而鑒賞判斷卻聲明這種快樂是對於每個人都有效；所以絕不是一個伴著表象的快適，也不是對象的完美的表象，也不是善的概念所含有的那種規定根據。”(12)狄德羅則認為：“我們常常贊美形式而並不注意到用途。……人們天天在花、樹和成千的自然物中辨識出美而不知其用途。”(13)不管怎麼説，都是要在一種等距離的恰當位置上，以觀照的姿態去對待對象，在觀照中張揚自己的優越感和價值地位，是若即若離恍恍惚惚的人格自尊。就中國文人的農事詩創作而言，不排除每個人都有自己當時複雜的具體情況，但有一點應該是共同的，即將社會生存關係轉移到自然生存關係上來。這一方面是因為自然生存關係是更為原始純樸的第一需要，另一方面也因為文人們處於社會生存的復合態矛盾焦點位置，命運不可把握，進一步尚須退三步，社會政治文化參與的滯重，壓迫得參與者本身也時時滋生厭倦的情緒，然而經濟地位和儒之尊卑價值觀，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真實地退處到一個中國農民的本來位置上，所以歸根結蒂就形成一種不是農民而又摟著農業文化的格局。這種格局的現象層表現，不可能都如魯迅筆下孔乙己的窘迫，對更廣泛的中國傳統文人而言，必是審美關係的展開，在把農事勞作審美化的觀照過程中，實現其自悦，甚至他們一切掙扎和抗逆的目的，最終也祇是求得個人的生存閑適或一部份人的現實寬鬆，對於生活在最低層的布衣勞作者來説，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前後者之間本來就沒有統一整合的社會基礎。小文人羨慕大文人，大文人汲汲於超越凡俗的生存格調(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小文人大文人最終都在忠君這條極限線前集合到一起，歸返或者隱退，皆是保護色，皆是精神閒適物質閑適的表現形態，離庶民的位置，還有相當一段距離。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並非意在貶低傳統中國文人的歷史地位，而是通過對農事詩創作的分析解剖，確證他們曾經在漫長的歲月裡，把生存閑適作為人生的出發點和理想境界。傳統文人在大量的農事詩中，設計了一個完滿自足、純樸閑逸的詩化“亞細亞羊圈”，他們對古老民族承擔責任的善良在這裡，而與百姓大眾歷來隔膜的軟弱也仍然在這裡。
陶淵明(中國畫)
李志岳作
【註】
(1)引自黃焯：《毛詩鄭箋平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141。
(2)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九。
(3)王士禛：《鬲津草堂詩集·序》。
(4)劉熙載：《藝概》卷二。
(5)袁枚：《續詩品》。
(6)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
(7)劉克莊：《後村詩話》卷二。
(8)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人民出版社，頁15。
(9)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稿·<世説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
(10)施閏章：《學餘堂集》卷九<袁卓湄五十亭>。
(11)陶潛：<桃花源記>。
(12)康德：《判斷力批判》，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59。
(13)狄德羅：<美之根源及性質的哲學研究>，《文藝理論譯叢》1958年第一期，頁15。
*王列生，青年學者，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文藝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