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評

綜合互補的豐富
臺港澳新詩的價值和貢獻

謝冕*

把割裂的中國在詩學中恢復它的完整性,這是我們多年的願望。不論這個整體恢復的工作在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中有多大的困難,但在詩學方面的工作,我們將邁越阻隔而竭力完成。

中國近代以來最大的流血傷口,是它的基於外在或內在原因的人為切割。它已成為這個民族巨大苦難的象徵。中國是否有能力和機會在20世紀的最後數年彌合這一巨大傷痛,我們充其量祇是關注而已。我們能夠做的,也還是在詩意的想象中去完成我們的宿願。

臺灣、香港、澳門是中國文化脈流的一支。它們的詩學傳統儘管有多種影響的吸收和融匯,其實質則依然是中國的承傳。這幾個地區也如中國大陸一樣,在文學中最活躍的和成為主體的新詩,乃是在五四新詩運動的影響下產生的。臺灣的情況要特殊一些,因為有一個日據時期詩創作經歷了由雙語寫作以及“跨越兩個時代”的階段而與中國新詩傳統接軌。臺灣新詩經歷的曲折也更為豐富了這一地區的經驗。在澳門,也還有土生葡萄牙人用葡語寫作的詩,它應當屬於非中文的中國(地域的)詩,也是中國詩的一個特殊景觀。其中馬若龍的詩是很突出的。

澳門--蓮花地

余國宏作

香港和澳門在接受五四新文學傳統方面,基本上與內地同步。香港詩歌曾受到前輩詩人汗水和智慧的澆灌。許地山、蕭紅、戴望舒、陶行知等相當多的詩人,都曾為香港詩壇作出貢獻。戴望舒在香港居留的時間長達十年,佔他生命的四分之一。他的許多名篇均作於香港。他所主持的《星島日報·星座》,對於香港的文學和詩的推動有大貢獻。他在<星座>創刊時曾期盼“陰霾的天氣早日結束”,“若果不幸而還得在這陰霾氣候中再掙扎下去,那麼,編者唯一渺小的希望,是《星座》能夠為它的讀者忠實地代表了天上的星星,與港岸周遭的燈光同盡一點照明之責”。給困難中的香港以星光的期許,這是當時詩人對時代使命的承諾。

毫無疑問,這幾個地區的詩運豐富和充實了中國新詩的整體。這聽起來不免抽象的判斷是以許多事實和身在詩界的人的實際感受為基礎的。中國現代詩的進程,早在本世紀30年代後期就開始受挫。進入50年代,在中國大陸發生了詩的歧變。中國幅員的廣大,加上特殊年代造成的交往的隔絕都正好彌補了這個歧變造成的裂隙。50年代紀弦在臺灣倡導現代詩運動,以“領導新詩的再革命,推行新詩的現代化”為目標,提出激進的六信條,引發一場規模大、歷時長的討論。不論這些信條存在哪些缺陷,但由此引發的新詩現代化的再進軍卻勢不可擋。

50年代臺灣詩壇《現代詩》、《藍星》、《創世紀》三大詩刊相繼誕生。這些詩刊各自團結了一批詩人且推出了一連串光輝的名字。當我們在廣袤的國土上感到了某種貧乏,海峽彼岸卻以豐富作了補償。這纔真的是“國家不幸詩家幸”。要是沒有這樣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的滋榮,我們可能擁有的便會是永遠的一個時代詩歌的“一具空空的白”。

臺灣詩壇,從50年代倡導現代派至今,潮流此起彼伏,名家燦若繁星。良性循環的結果,造出了詩藝的大發展。一批詩人來自學院,一批詩人來自軍營,更多的詩人來自社會,但都腳踏自己的土地而面向太平洋外的世界。一種開放的心境使藝術能夠自如地生長。當中國的一部份詩歌受到政治的逼迫無所適從又無所作為時,另一部份恰好作為實際的存在給人們以信心。

至於香港和澳門,它們作為中西文化交匯之地既具有開放性,又具有包容性。這是一種豁達大度、靈動活潑而又兼收並蓄的文化形態。中國大陸不論是內陸腹地還是江沿海涯,數十年來總為民族自閉的夢魘驚擾,長期的媚外而又懼外的綜合症,使文化思維有著病態的發展:既固步自封、陶醉於思古情結中,又頑固拒絕與外界的一切交通。僵硬的自以為是的文化策略,加上偏執狂般的文化拒絕、長期的營養不良造成了文化、文學、也包括新詩在所謂“民族化”怪圈中的惡性循環。中國大陸以外的這些地區不同,整個的世界性開放和自由環境,使它們有可能通過廣泛接觸並廣泛吸收、融匯。

處於這樣的環境中,中國傳統文化因多種文化形態的糾結和衝撞而倍感困惑和苦痛,但它同時獲得的交融和互惠,卻增益於自身。百年以來中國的教訓在於淺薄的自傲以及對外界的一無所知。這種心態極具脆弱性:要麼迷戀遠古而萎靡了自身的創造,要麼崇拜他人而使自己失去信心與鑒別力。這一點,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大陸文化市場上已有長足的證實。能夠習以為常和處變不驚的,必須有一個正常的交流和接觸做基礎。

進入50年代以後,中國詩在大陸的強烈意識形態化,從詩的內涵而言,是滋長了一種虛幻的歡樂感。這種風氣始於理想化的社會風尚,而後變成了詩歌一律化的規定性。內容的一般性要求逐漸衍化為詩的價值評估的標準,並迅速形成了統一意志籠罩下的藝術策略。至此,不僅是詩的內容甚至情緒也受到規束,即詩必須表現某種統一的情致。大體説來,是必須表現樂觀、歡樂和希望,反之,便是沒落階級的悲觀和灰色,那當然便具有敵對性。

當中國一部份詩被迫地強顏“歡樂”的時刻,海峽的那一端卻迴蕩著強大的悲哀的旋風。一曲短短的<鄉愁>傳達了長長的悲哀,寫出了余光中的才情,也是時代悲歌的聚焦。當然不止余光中,臺灣所有的有成就的資深詩人,無不為這一詩情的展現付出心力。一線綿邈的長江水,一片殷紅的海棠葉,寄託了幾多中華兒女的離別意、傷痛情! 古人常説歡愉之情易巧而悲苦之意難工,當周遭浮動著淺薄的歡愉和虛假的樂觀時,中國新詩合理地接受了一代同樣是中國人所創造的悲哀和痛苦的美感的充實。

這個龐大的農業社會絕大多數成員是農民,城市極不發達。80年代以前,可以説不存在現代化的大都市。有人戲謔地説:“上海是個大鄉村。”中國數十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也都以鄉村為舞臺。許多過往上下的人物也大多是農民或農民的改裝。在這個大背景談論中國詩的現代性或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其間有一條長長的真空的甬道。現代城市的題材及意識對於中國新詩來説是一個根本性的匱乏。沒有城市的進入,中國詩將找不到通往和到達現代性的目標。

在這樣的命題之下,港、澳、臺的詩的參與使中國詩獲得了完整性。以香港或臺北、澳門這樣國際性的城市為背景所生發的城市詩情,城市居民的心理、情感、意慾,對於中國新詩不僅具有題材方面的意義,而且具有文化選擇和思維方式的意義。國際性城市在金融、貿易、交通、傳媒等方面所提供的場景和信息,人在都市生活所擁有的激情或激情的壓抑,才華的展示以及創造力的發揮或摧折,他們的歡愉和悲苦以及不能溝通而有的孤獨感。還有,城市的聲、光、色,它的節奏和旋律等等。特別是香港,作為陸海空全面展示的立體的龐大的形象,它可以和倫敦、紐約、東京等國際城市並雄於世。香港隔著一個海峽與臺灣相對,隔著淺淺的深圳河與大陸相連,它是一座橋,是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匯點,也是詩的交匯點。

記得30年代,徐遲等人開始以現代人的眼光,寫都市人的心理感受。後來這方面的詩情斷流了。一方面是城市的重要性來不及顯露便退位給鄉村,另一方面則是價值觀有了銳變。描寫城市所用的尺度是消極的,城市的律動成為資本社會罪惡的表徵,城市所可能有的品質指歸於它的淪落和吞噬。而真正現代人心目中和意識深處的城市生活,包括城市知識份子心態,他們身居都市所感到的窒息、苦悶和絕望,在詩中瀕於絕跡。而在香港、澳門等的詩人筆下,城市以它直接的和真實性的形象,寄託著普通居民的悲歡、苦樂,以及正面的展現它的雄渾和博大。

中國詩的遺憾和缺陷,在這樣的補充和參與中得到了補償,中國詩的現代性也由於這些來自中國其它特殊部份的新質的添加而有了增強。原先畸形和變態地傾斜而失重的詩,由於這種實際的充填而變得豐足和均衝。

中國人目前容易為百年的人間隔離而悲苦,但當這一切變得遙遠,當情感的因素趨於平淡的時候,那時,人們便會以另一種心情評價這種人為割離所造成的非負面的效應。當一個民族由於其它原因而分別處於各不相同的環境之中,甚至在某一階段處於互相敵視的環境之中,原先統一的文化傳統不在會這種互相擱置中被中斷。但是因為這種割離導致別的文化結構和思維方式、意識形態的浸潤而使原先一致的傳統,產生了方向差異的溶解、交匯並進行新的組合。這時,舊的質不僅被保留了,而且被改造了,新的質不僅侵入了,而且被吸收而融解了。時過境遷,人們回望這原先一致的社會形態變得互為異同的兩個或幾個實體,人們驚異於時間的魔法之餘,又驚異於它們各自的光彩。等到有一天,他們淡遠了一切的分歧,而把眼光投向建設和整合了,這纔發現原來苦難給予人的也並非純為苦難,苦難也釀造歡愉。人們終於悟到了得失之間自有冥冥上蒼的安排與調諧。

也許對於一個完整中國的復歸,人們還需要足夠的耐心,但普天下詩人的信仰都相同,在詩學上進行大中國的整合,其障礙比其它方面要少得幾至於無。我們顯然有必要和可能實現我們的目標:不僅要建立一個完整的中國新詩範疇,而且要把這種想法推向完整中國詩史和文學史的建設。我們把這些工作的第一步,選定在如今進行的詩的遴選、擇取和紹介的工作上。隨著近十數年間詩人來往的增加,瞭解的加深,鴻溝的消弭,以及資料的掌握,這樣的工作做起來較之以往顯得容易多了。想到這種理想實現的可能性,自有一份愉悦,因為它不僅證實了中國新詩完整性的勝利,而且也是跨越世俗偏見和意識形態界限的詩學信念的勝利,是完整中國的詩人良知的勝利。

(1993年6月27日於香港嶺南學院)

此情可待成追憶,祇是當時已惘然!(李商隱詩句)

吳衛鳴作

*謝冕,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著名詩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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