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評

一位偉大的英國詩人在中國、香港和澳門
奥登和他的一首澳門詩
<一株來自天主教歐陸的野草>

伊利莎白·貝克
當奴·貝克當奴·貝克*

澳門,常常成為英美小説的題材,即如丹尼爾·卡內(Daniel Carney)的《澳門,驚心動魄的劇場》及由羅拔·米徹姆(Robert Mitchum)、珍·羅素(Jane Russell)領銜主演的電影《澳門》就是。但英美詩裡,卻絕少提及澳門。倒不是全無澳門的芳蹤,不少詩作還把澳門擺在挺顯著的地位,不過那些詩祇屬二、三流貨色。澳門,幾乎千篇一律地被描繪為危機四伏的罪惡之城,不外如是。但在1938年,澳門曾經一度成為第一流詩人奧登(W. H. Auden)一首第一流詩篇的題材。

奧登是在中日戰爭烽煙瀰漫的歲月裡,在中國之旅的艱難時刻來到澳門的,其時他竟發現在那狂颶和暴戾的年代裡,澳門卻是和平與人道的象徵。他的詩才智橫溢,富於洞察力:他的形象引人注目,富於歷史卓見。為了更好地鑑賞他的詩,有必要先來研究一下奧登創作此詩篇的時代背景以及該詩如何成為他中國之旅的登峰造極之作。

1938年,奧登,這位也許是20世紀最偉大的英國詩人〔記住:葉芝(William Buther Yeats)和艾略特(T. S. Eliot)兩位大詩人分別是愛爾蘭人和美國人〕,和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到中國旅遊,二人皆因撰寫異地遊記而成為知名作家。出版商與他們簽約寫一本“遊記”,國家和地區任由他們選擇。1937年,中日戰爭正式爆發,日本人大舉入侵中國,佔領大片中國領土包括上海在內的大城市。奧登於1935-1940年西班牙內戰期間,曾在西班牙作短暫勾留。與19世紀那舊式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改朝換代的戰爭相對比,他對本世紀因意識形態和種族衝突觸發的新的大規模的惡鬥,印象深刻。他當時寫下一首精彩的預言詩<西班牙1937>。在這之前,他對中國本無特別的興趣,其時他認為到中國,不過是為使命所驅。

伊舍伍德和奧登計劃合寫一本書,詩的部份由奧登創作,散文記敍則由伊舍伍德執筆,書名為《戰地之旅》(Journey to a War)並於1939年出版。奧登寫的,主要是十四行詩和詩體實況報道,名為《在戰時》(In Time of War)。

奧登和伊舍伍德在中國的經歷是難以描述的。從某一角度看,他們的旅程多是鬧劇,頗似當代諷刺大師伊夫林·瓦夫筆下之作(Evelyn Waugh)。他們不是一般的記者。他們是作家,邊旅行邊觀察,然後,作為遊記作家,寫下他們對所到國及其人民尤其是戰爭的觀感。他們不懂中文,動身前往香港之前,對中國一無所知或所知甚少。他們的信件和筆記多流露出聰明而有素養的英國學生如何因愚蠢的異族行為舉止而忍俊不禁。而同時,又因他們能把愛東探西問的中國人難住而樂在其中。其實那時中國人見慣了重要的外國訪客,不過那些訪客不是外交家就是記者,他們的所作所為可以預料,但對於奧登和伊舍伍德二人,就覺得莫名其妙了,這兩個英國佬作樂於唱唱諧趣歌,取悦於説説有味笑話,照照怪像,探尋同性戀的玩意兒。(1)

不過,儘管有這些無聊的東西,伊舍伍德和奧登最後寫出來的書,卻是十分惹人注目的。他們經歷中國戰亂,然而他們兩人都似乎意識到他們實際在經歷著未來,亦即是:大規模的,無真正前線的運動戰,狂轟濫炸,禍及黎民,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戰爭,無辜平民成了摧毀的目標,被殘酷屠戮。雖然伊舍伍德和奧登舉止輕浮,但書的主調卻對中國人民遭逢的苦難充滿同情,而且不單指中國人,他們還代表著20世紀千百萬受苦受難的犧牲者。

奧登和伊舍伍德1938年2月16日踏足香港。香港並未給他們甚麼印象。他們特別厭惡那些在香港的英國同胞,那些英國人和香港中國商人一樣,似乎對中國境內發生的巨大戰亂無動於衷,聽任新時代的苦難在遠處迴響,祇顧做生意發財和逢迎酬酢,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熟視無睹。他們亦曾在澳門作短暫逗留,數日後乘船溯珠江而上,到達廣州。他們首次接觸“真正的”中國是在英國領事館的一次茶會上,適逢日本人轟炸廣州。英國遊客在空襲下開茶會也許夠荒唐了,但亦説明了他們不是膽小鬼。日軍的轟炸使他們第一次意識到他們要描寫的戰爭現實。他們收起摺床蚊帳準備上路,3月4日登上開往漢口的火車。

到達當時衝突場所中國的戰時陪都漢口,他們感到莫名其妙的興奮。他們在英國領事館住下,睡在擠得緊緊的摺床上。伊舍伍德在日記中寫道:“此時我寧願在漢口,這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要好。”(2)他倆被介紹給中國官員認識,還跟精明幹練的蔣夫人見過面,稍後還見到了最高統帥本人。(3)他們參加記者招待會,想從專業記者那裡瞭解戰爭動向。3月12日,最高統帥德國軍事顧問參謀機構的一位德國人告訴他們,希特勒已侵佔了奧地利,他們意識到自己已成為人類歷史一個新紀元的見證人。

不久之後,他們遇上著名的“中國之友”的一位成員,一位長期同情中國共產黨人革命事業的英裔女士阿格尼斯·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她,安娜·路易絲·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以及其它作家,使全世界認識到共產主義的力量在中國正不斷壯大。雖然奧登和伊舍伍德亦近乎歐洲的左派,但此時差不多對政治毫無興趣,從史沫特萊等人中獲得一些真知灼見,所以對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後獲勝並不覺得奇怪。

奧登和伊舍伍德準備啟程前往中國(1938)

有一次,他們在一座高層建築物的屋頂目睹日機空襲,伊舍伍德坦白承認有點害怕,奧登則好像毫不在乎,事後還酣睡至鼾聲如雷,而伊舍伍德要借助安眠藥方可入睡。

他們費盡功夫以圖接觸到“前線”,而且幾次已準備妥當,由嚮導帶往正在打仗的地方。終於他們來到靠近蘇州的東部前線,冒著日軍的炮火和戰機的轟炸,訪問了前線的戰壕。他們生平第一次見到慘死的平民和士兵的屍首。那具中國士兵的屍體,就成為奧登基於他們在中國的體驗而創作出最優秀詩篇的起點。這是《中國,十四行詩》組詩的第十三首:

遠離文化中心他耗盡力氣;

他的將軍、他的虱子都把他拋棄。

夾被單下面他縮成了冰塊,

逝去了,再沒人需要他傚勞,

當戰役被整理成書;

那顱骨内生命的知識並未萎去,

他的笑話已經乏味,他的沉悶如在戰時,

他的姓名如同他的容顏,已永遠消逝。

雖無文字記號須聽命於司令部,

當化作中華塵土時,

他像一個逗點並賦上意義,

教我們的女兒儘管昂首闊步,

在狗的面前不再感到羞愧遺憾,

哪裡有水,有山和有房子,

也就會有男子漢。(4)

雖然奧登本人很快成了一個和平主義者,他在滿佈虱子的屍體上所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被將軍遺棄的人--一個普普通通的平凡的人,而是他的犧牲並非全無意義。他死去了(化作中華塵土),那死是有意義的,雖非重大意義,卻不無一點點意義,正如一個小小的逗號澄清語言大單位的含義。他的死是有目的的,他自己也許還不曉得,就為顯示出:“那裡有水,有山和有房子,也就會有男子漢”。回到漢口,奧登把這首詩唸給一群中國作家和知識份子聽。後來這首十四行詩被譯成中文,在《大公報》上發表。但因礙於某種政治審查,原句“他的將軍、他的虱子都把他拋棄”刪改為“不分貧富團結起來共同戰鬥”。(5)

又有一次,他們跟一個真正的旅行家彼得·弗利明(Peter Fleming)出發到梅溪去找前線。弗利明30年代初曾漫遊中國中西部,因著述《中國見聞》(News from Tartary)而頗有名氣,被公認為中國景觀的敏鋭觀察者。後來弗利明的名氣被他的弟弟、占士邦間諜小説的作者伊恩所蓋過。彼得·弗利明被認為是占士邦的模特。弗利明是專業記者和旅遊作家,由《時報》(Times)派遣到中國,他會説官話(北京方言),也懂得如何在中國旅行。他的政治知識十分淵博,比得上任何一個在中國的外籍觀察家,他並沒把自己關在領事館或使團裡,始終堅持在戰場上親眼觀察戰爭,親自採訪將領和士兵。然而,奧登和伊舍伍德並未看到前線,因為待到他們走近前線時,日軍已快衝破中國人的防衛,中國人已奉命全線撤退。

奧登和弗利明在徒步前往上海途中,時常爭論政治問題。奧登是典型的30年代的自由派,模糊地同情所有社會主義的事物,對蘇聯及其制度幾乎一無所知,卻又是蘇聯的冷淡讚賞者。弗利明則是當時少有的幾個對英勇新世界抱懐疑態度的國際記者之一。他敏鋭的判斷是基於個人的觀察--他遍遊蘇聯,熱衷於親眼所見而不相信咖啡桌上的空談理論。奧登始終是一位自由派,但他的左翼傾向,因西班牙的現實而受挫,沒有維持多久。很可能他跟弗利明在泥濘、混亂和疲勞中的長談,又給他的左翼傾向當頭一棒,儘管奧登信中都是嘲笑的腔調,我們還是感受到他真正自豪地宣佈:“我們在中國與弗利明同行,我們現在可真成了旅行家了,永遠、永遠都是,我們不須再邁出布賴頓(Brighton)一步了。”(6)而且,不論他從來的政治取向如何發展,奧登成為並且一直是堅貞可靠的“中國之友”。

雖然奧登和伊舍伍德(他們的中文名按音譯寫成“奧東”和“伊嘯武”,克里斯托弗在給奧登的信中,常署名自稱“易舍我”)常開玩笑説戰事不逼真(他們報道:槍聲不夠響,不像真打仗)(7),但很明顯地,他們認為所見的現實已經滿足他們自己了,他們實在不想直接經歷戰爭。奧登最具感染力的<中國十四行詩>是第十二首,這首詩緊抓住在一個軍事指揮部沉悶之一刻,突出了與殘殺之間的一段距離,這距離使屠戮變得容易。奧登在塑造“電話……對著一個人説話”這一形象時,好像是預知未來:電腦對著人説話,發出指令,並對發生的事不負任何道德責任,造成表面上的真空。不過,奧登堅決認為説話和事件之間有實實在在的關係,最終仍是要負責任的。

這裡戰爭像紀念碑般無害;

電話對著人説話;

地圖上小旗標示軍隊兩派;

計劃為怕失去生命的活人而擬訂,

就像男孩用碗裝牛奶,

誰誰九點鐘口渴,誰誰已渴到中午,

誰誰可能或真的陣亡,

誰誰思念著他的賢妻,

但,跟一個主義不同,死會來得飛快。

然而主義會成真,人死不要緊:

我們見到過無數張臉,

張張欣喜若狂的神態,

地圖確可指明,

如今生靈塗炭之地。

南京。達豪(Dachau)。(8)

在這首十四行詩裡,奧登的感受,讓人想起他在那幾個月內寫的十四行詩中另一首最優秀的詩<美術博物館>,奧登描述了邪惡的腐朽:

長老們從未遺忘

駭人的殉難必定持續如常

在邋遢場所每個角落

狗照樣過著狗樣的生活

而那行刑者的馬

擦傷牠無罪的臀於絞刑架下(9)

雖然最後寫成的遊記《戰爭之旅》(Journey to a War)説不上是偉大著作,卻因奧登的優秀詩篇而別具一格,又因伊舍伍德的深刻描述脱穎而出。該書祇有可讀性,在那個時代的同類作品中,政治宣傳傾向最少。從接受程度來説,肯定是毀譽參半。有的評論強調該書半詩半散文的奇特結構。伊夫林·瓦夫把它説成是兩本書拼在一起的,就像童話劇中分前半身跟後半身的滑稽馬。(10)但大多數評論均指責作者在那樣的政治時期缺乏政治的嚴肅性。(11)缺乏政治嚴肅性的一個好例子,見《戰爭之旅》中的一段摘錄,伊舍伍德把日本佔領的上海描繪成頹廢者紙醉金迷的安樂窩:

你可以買到電剃刀,法國大餐或裁剪一流的襯衣。你可以在凱西大酒家頂樓餐廳漫舞,跟那位魅力四射的經理佛雷迪·考夫曼(Freddy Kaufmann)説三道四,關於歐洲的贵族啦,或是希特勒前的柏林啦。你可以去看跑馬、棒球赛、足球赛。你可以去看最新的美國電影。若想要女郎或男賓,你可以得償所願,豐儉由人,啥價錢都有,就在澡堂和窯子裡。若想抽大煙,你可以在最好的會所,托盤奉上,如同下午茶。在這樣的氣候,好酒實在難求,但威士忌、杜松子酒有的是,足夠浮起一支艦隊。珠寶商、古董商正等著您下訂單,他們的要價,足以使你以為自己回到了紐約華爾街或倫敦邦德街。最後,若你想懺悔,各宗各派,大小教堂,一應俱全。(12)

奧登和伊舍伍德在中國四個月後,1938年6月12日離開上海前往美國。他們十分清楚,他們在中國積累到的,祇不過是一名遊客對中國的認識和經歷。但他們在中國逗留的時間比大多數記者要長,並且有意識地接觸的危險比大多數外國訪客要多,所以他們實在不必感到羞愧。尤其是奧登,他對中國又欽佩又感到迷惑。他本人思想非常保守,他的哲理和信念,近乎篤信宗教,但基本上屬人文主義。中國社會很多方面吸引著他。他曾對友人E. R. 多茲説:“我認為那是我到過的最美妙的國家。”(13)同時,中國的不可思議又使他驚訝:“中國可真與眾不同。西班牙的文化人知曉,人們明白那裡要發生什麼事和意味著什麼。但中國,不可能知曉。這個國家除了打仗,根本不尊重人的生命。”(14)關於最後這一點,奧登畢竟是老於世故,對中國的反應,與幾乎所有的西方遊客一個模樣。

遊罷美國,與美國出版商簽訂和落實出版安排後,奧登和伊舍伍德當月就回到了歐洲。奧登馬上著手寫詩。詩的素材,他的想法和印象一直在積累著。他並未留在英格蘭,而是去了布魯塞爾。他每天祇用部份時間寫詩,大部份時間則花在布魯塞爾的博物館和浴室裡。在博物館裡他對勃魯蓋爾家族和其它畫家的作品進行研究,從而創作出優秀的<中國十四行詩>(Sonnets from China)的附筆,一首關於香港,而另一首就是寫澳門了。

這兩首十四行詩收進另一本名為《航程》(Voyages)的詩集裡,<香港>排第四,<澳門>排第五。正如前面我們提過的,奧登對香港印象不深,主要印象不外乎在遼闊的、兵荒馬亂的、災難深重的國土之濱,這個相對的整潔有序的小島上,外國僑民和本土人社會竟能維持時髦的外表。

香港(1938年12月)

紳士名流聰明優雅,

衣服適體風姿瀟灑,

修飾好的寓言説不完,

這一個商埠的風俗殊堪誇,

唯有侍應們隨便進出,

無言的動作格外戲劇化,

我們的銀行家在東方建造它,

一座高貴神殿給諧謔的繆斯。

遠離祖家萬千里,她叫甚麼來著,

這座已故維多利亞山一聲軍號,

摧熄了士兵的燈;台後,戰爭

砰砰猶如遠處猛然關門聲:

每個人都在扮演人生的滑稽角色,

畢竟人生既非遊戲,亦非喜劇。

詩人用“……幕後,戰爭”的措辭,去揭示人們對人類的苦難無關痛癢,祇顧享受他們的“人生”,意譯了奧登的<美術博物館>的含義。

奧登感到香港不祇煩人,更是令人沮喪。他對澳門的反應就完全不同了。他為歐洲及古伊比利亞與中國文化獨特的交融而陶醉,為對賭博賣淫等惡習的寬容而著迷,為宗教適應現實而獃然。他覺得香港對於中國而言,頗有“異國味”,是帝國最後的一個前哨,是混亂當中的一個整潔有序的島嶼,而澳門卻創造了一個交融的文化,並且已經“歸化”了。香港的外國僑民,“離祖家萬千里”,連叫甚麼名一時都説不出,而澳門卻是“天主教歐洲來的一株野草”,並已扎下了根。

澳門(1938年12月)

天主教歐洲來的一株野草,

在黃泥山丘和大海之間扎根,

歡樂的石塊安頓了舶來之菓,

葡萄牙加中國奇特的結合,

俗艷的偶像有聖徒和救世主,

保祐賭徒們死後可得財富,

並列的教堂、妓寨可以確證,

信仰能把天賦的行為饒恕。

如此縱容當無所畏懼,

即使是強者被殺的滔天罪惡,

肢體和政制被撕得支離破碎:

教堂鐘聲照樣敲響,乳臭未乾的罪犯

孩童的缺德照樣庇護,

這裡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兒會發生。(16)

澳門之菓是嫁接的,“葡萄牙加中國奇特結合”的異菓。澳門的罪孽,是肉慾之罪孽,並不危及靈魂;也並非罪大惡極,是可饒恕的罪惡,這樣就找到了“寬恕”與“享樂”之含義,闡明了虔誠與賭博的兼容並包,活生生地刻劃出他和伊舍伍德1938年2月作短暫逗留下塌於峰景酒店時觀察到的澳門人生活。澳門處於國際政治的邊緣,但整個時期都極少直接介入。

雖然奧登清楚知曉葡萄牙在中國專橫的過去,也知道澳門許多軍人塑像仍然標誌著不時暴力衝突的歷史,但他一定認為這一切已不相干,已隱沒在南中國海的霧靄裡,祇剩下一點兒歸化了的好奇、中國式的容忍與南歐天主教寬縱的交融。他在澳門見到的寬容體諒,正是1938年世界所缺少的,因此他格外珍惜。當他在詩的結尾時説“這裡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兒發生”,並無鄙視之意,而是表示,他所處時代特徵的政治思想狂飆,不大可能刮到澳門,澳門居民正全神貫注於營生。澳門不僅僅是歷史上的一潭死水,而是和平的避風港。澳門的罪孽是肉慾的罪孽,這些罪孽並未侵犯鄰人的安寧,也沒有借思想意識來壓迫他人。很明顯,1938年的澳門,是個深深地吸引了奧登的城市,並為他最優美的形象化描述,提供了靈感。

1938年至1939年冬天,正當奧登在布魯塞爾嘔心瀝血地寫詩時,所有收音機的新聞廣播均響起了戰爭迫在眉睫的隆隆炮聲(奧地利已被希特勒佔領,此時捷克斯洛伐克和捷波之間的蘇台德高地亦危在旦夕,消息登滿了報紙的頭版頭條--德國於數週後佔領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入侵波蘭,祇六個月,戰火就已在歐洲全面燃燒)。身處烽火連天的歐洲,奧登必定相當深切地寄情於這個相對和平和恬靜的小島。澳門,“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兒”會發生。(17)

奧登和伊舍伍德從中國回來接受BBC電台訪問(1938)

李麗青譯

【註】

(1)漢弗萊·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在奧登的傳記裡追述他們在廣州的浴室和上海的澡堂取樂的情景,他們並未像其它中外遊客那樣,企圖隱瞞他們的行蹤。參看《奧登傳》(W. H. Auden:A Biography,倫敦:George Allen & Unwin,1981,P.239.)

(2)卡彭特(Carpenter),P.239. 當得知納粹侵佔奧地利,他們身上迅即掠過一陣興奮。

(3)他們對蔣夫人印象深刻(她請他們吃蛋糕),但奧登報告説蔣介石“看來像個鄉下醫生”。卡彭特,P.236。這次會面在查爾斯·奧斯本(Charles Osborne)的《W. H. 奧登:詩人的一生》(W. H. Auden:The Life of a Poet,倫敦,麥克米倫,1979,P.156)一書中有更詳盡的論述。

(4)愛德華·門德爾松(Edward Mendelson)編《奧登詩選》(W. H. Auden:Collected Poems,倫敦:Faber and Faber,1976)P.154.

(5)(7)卡彭特,P.238.

(6)卡彭特,P.239.

(8)門德爾松,PP.153-154,當然是指前一年的“南京大屠殺”事件,就跟慘遭法西斯蒂轟炸西班牙的格爾尼卡一樣,成為紀念日。“達豪”(Dachau)乃德國臭名昭著的集中營。

(9)門德爾松,P.147。奧登是指中世紀後期法蘭德斯畫家勃魯蓋爾(Brueghel)畫的一幅耶穌被釘十字架的畫。布魯塞爾的美術博物館的一部份用於擺放其作品。

(10)轉述自塞繆爾·海因斯(Samuel Hynes)的《奧登一代》(The Auden Generation,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6)P.343.

(11)海因斯(Hynes)在其《奧登一代》卓絕地探討了三十年代遊記的政治和半政治現象,隨處可見。他也透澈地分析了奧登和伊舍伍德合著的《戰爭之旅》之中<戰時>奧登的詩。他把那些十四行詩看作是“對即將來臨的大動亂的虔誠反應……”,而且,事實上,正如他指出的一樣,許多當代批評家也是從這個角度來研究的,甚至還有人把他的十四行詩比作但尼生(Tennyson)的<悼念>(In Memoriam)P.138. 這些詩是對舊世界秩序的死亡唱的輓歌,同時又悲傷地期待著一個新世界,明顯地把人的作為與責任分割開來。

(12)引自奧斯本(Osborne)的《奧登,詩人的一生》,P.157。

(13)(14)卡彭特,P.239。

(16)門德爾松,P.144。

(17)可能,我祇想説可能,奧登覺得澳門在一個狂飆的世界裡挺舒適,部份原因乃強烈意識到自己有可饒恕的小罪過! “……乳臭未乾的犯罪/孩童的缺德照樣庇護,……”

*Elizabeth D. Baker和Donald C. Baker伉儷分別為美國俄克拉何馬大學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同於美國、約旦、突尼斯和中國武漢等地大學任教,現同於澳門大學任職講師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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