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一位拳擊運動員正靠在競技場圍欄的繩子上等待最後一下鑼聲敲響那樣，命運賦予管理澳門的葡萄牙人也正在等待其使命結束那一刻的降臨。
葡萄牙人管理這塊離自己的家園十分遙遠的土地已經四百多年，人們對我們在這裡的所作所為的評價眾説紛紜。
有人説：“我們在這兒甚麼大事也沒幹。”
開光前的澳門路環疊石塘山媽祖巨塑 (1998年7月) 柳連攝
有人説：“我們幹得再也不能比這兒更好了。”
我卻認為，要正確評價葡萄牙人在這裡所做的一切功過，也許沒有比把我們正在留給中國的這個城市作為分析的對象更為合適的辦法了。
那麼，如今這個城市究竟是怎樣的呢？
要回答好這個問題並非那麼簡單，因為我們不能祇談一個澳門，而要談兩個澳門——一個是往昔的澳門，另一個是如今的澳門。這如今的澳門儘管在近二十年來的發展中發生了變化，但我還是認為它至今尚缺乏一個最根本的東西，即城市的靈魂——一個使其具有特色的並區別於過去擁有如今卻已經喪失了的靈魂之個性。
澳門從來就不是一個得到協調發展的社會。如果説她今天確實已經可以同那些在瞬間就拔地而起建設發展起來的城市比美的話，如果今天在她的現代化市區遊覽時肯定會有一種猶如在夢中的感覺的話，如果説與此同時她今天的交通情況又確實很嚴重、安全問題又確實令人擔憂的話，那麼以下的事實也是無可置疑的：昔日，當她還是一個充滿無數葡國式石子路的神話般的城市時，從表面看來，四處一片寧靜，似乎一切均在沉睡之中，僅在其東望洋山上有一燈塔在向那些稀稀落落的漫步在其街道上身穿白色西裝頭戴殖民者禮帽的遊客表示歡迎；然而，與此同時，在其內部卻始終充滿了社會的邪惡和不公正。不過，儘管這樣，那時所有在樹蔭下沿着岸邊那曲折而漫長的道路散步的人，所有在港口區迷路的人，所有從有着許多圓柱的宮殿前路過的人，都會經而易舉地感到自己是身處在一個文化寶庫之中。這些瑰寶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兩個偉大民族共同創造的成果，儘管在其創造的過程中，“時而是你時而是我”多做了一些事情。
這個成果真是無價之寶。眾所周知，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儘管在事實上，這兩個可以説天天共同穿行在同一塊土地的街道上的社會群體，從來就沒有真正友好過，葡中關係從來就沒有超越過冷冰冰的階段，因為中國人不信任我們，不信任我們的所做所為，不信任我們的謀略，不信任我們的承諾；甚至可以説直到現在也不理解我們，不相信我們，不接納我們。
從我們這方面來説，我們也從來就沒有深愛過中國人，事實上我們更注重發展同南半球的人民、特別是非洲人和巴西人的直接關係，因為我們感到發展同他們的關係要容易得多。
在這種條件下，人們便不難理解為甚麼在命運賦予我們管理澳門的這樣一段長達四個多世紀的歲月即將過去時，在這個地區還沒有存在甚麼是由中葡兩國人民之合作而產生的成果，也不難理解為甚麼在我們當中至今還沒有湧現出一位漢學家，在華人中也沒有一位完全獻身於研究我們事業的專家。更有甚者，無論我們，還是華人，都從未主動採取過甚麼行動來促使雙方得以相互理解；至今沒有任何資料證明在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如繪畫、音樂和美術等，雙方有什麼值得一提的相互影響。在我看來，現今如此侈談中葡兩個社群之問的良好關係祇不過是一種為政治上的需要而進行的粉飾。
現在還是讓我們回到剛才談過的話題：在地球上這塊獨一無二的土地上，雖然兩個社群之間尚未達到相互理解，但在城市建設合作方面的僵局卻已被打破。當然，即使在這方面也不能説相互的合作是處於同一個水平上，因為我們的努力主要是體現在城市建設的規劃和決策方面，比如決定在這裡修一間敎堂，在那裡建一個炮臺，或者從這裡修一條街道通到某個地方等；而決定和修建幾乎所有的大廈則全是華人所為。
儘管兩個社會群體對澳門建設的這些決策和參與範圍並非一樣，而且也不是那麼協調，但大家對這塊土地的共同建設是具有特別的文化意義的，因為它是雙方共同管理這塊土地的統一行動，是雙方如此長久地和睦相處的唯一結晶。因此，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説：澳門這塊土地上的一切——她的條條街道、幢幢房屋、片片花園、一級級石階及其所有的特徵——都將是我們留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的獨一無二的遺物；也可以毫不誇張地説，這筆文化遺產，迄今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有過。
我們一向認為，保護好這筆文化遺產，或者説至少要維持其最根本的特點應該是肩負管理本澳的歷屆政府的中心任務之一。然而，儘管他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在這裡我們要借此機會特別讚揚一下李安道總督往這方面所進行的開創性工作。然而，事實上還遠遠不夠。
自60年代中期起，澳門的瑰寶之一，即從南灣花園沿着南灣岸邊延伸的一排豪華別墅，特別是從總督府到各政府機構的辦公大樓那一最富有城市特點的一段，遭到了破壞。然而，這祇不過是一個開始的信號，接踵而來的是整個舊城都被放到了刀刃之上了。
在隨後一段預示着將有更大的破壞的大風暴來臨的時間內，即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先後出現了三個時刻和三個因素使得上帝命令幸運之神撬開這個城市的命運之門，這似乎是要向人們證明她究竟是否值得維持其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和諧的文化特色。
第一個時刻是出現在決定開發利用外港填海區時。當時那個地方除了有些簡陋的茅屋之外，其餘便是菜地。把這個廣大地區城市化可能是培養人們具有職業意識的範例，可能是激發建設者具有雄心的契機。
開發計劃紛紛制定出來了。據我所知，共有四個。其中之一是由一個包括六位建築設計師的小組於1963年從葡萄牙帶來澳門的，在這六位建築師中有馬努埃爾·維森特先生，他在這裡一獃就是三十四年! 這些計劃倒是制定出來了，但由於有關方面不重視，沒有一個得到實施。
第二個時刻是成立文物保護委員會之時。從這個委員會成立後所制定的法律中，人們感到保存本市的最基本的文化價值看來從此會有保障了。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此時的建築商們已經擁有太大的力量來對付政府的權力了。當時由於缺乏足夠的填海土地來建房，再加上沒有任何進一步的法規來約束他們的行為，所以炒樓活動以及其它腐敗活動在城市建設中十分猖獗。
1974年，隨着阿爾梅林多，雷薩(Almerindo Lessa)敎授應聘來澳門工作，命運之神終於為這個古老的地區帶來了與其已有的建築環境之特別的氣氛相協調相連貫的更加令人振奮的發展藍圖：把澳門建設成一個它所在地區僅有的、宛如一所大學校的城市；在建設這一學生“園地”時，決不能在其老舊的歷史外殼裡面再充斥賭客一類的人物，而必須使其充滿無數文人學士，他們在其中上各種大學、讀各種演藝學院，進各種音樂廳、圖書館、畫廊、博物館和戲院；而且，這些文化機構必須設在擁有完善設施的與其所在的環境協調一致的宮殿般的建築物裡。但可惜的是，當時政府對阿爾梅林多敎授的這一意見並未表現出多大的熱情，因而他的設想仍未能得以成為現實。
然而，正如當時本人同這位老敎授在一次交談中所説的，人類的命運之神是不屈不撓的，所以在其後不久又賜予了澳門一個可能得到真正發展的良機：聯合國敎科文組織的代表來到澳門，因為他們認為在東方這塊中立的土地上建立一分支機構可避免這個地區各大國間的爭奪。但是，澳門當局對此還是沒有予以支持，這樣一來也就把已經在這裡打開了的調查研究之大門給關上了。
人們要使澳門成為一座猶如一所大學校的城市之願望，在那動蕩不安的70年代，就是這樣一個一個地化為泡影。
澳門歷屆政府一次次失掉這些良機後，對本澳的城市建設便一籌莫展，祇得讓炒樓之風不受任何規範和條例的約束任意蔓延，以至於變得越來越公開化，炒家可隨心所慾，想怎麼幹就怎麼幹，胃口愈來愈大。
這一情況為甚麼能如此嚴重地存在呢？為其麼在這些關鍵時刻歷屆政府都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運不能選擇正確的道路來走呢？
依本人看來，這些問題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某個具體的人，它完全是由於整個政府架構的十分脆弱所致；這種脆弱性直到後來才開始得到逐步糾正。由於技術員的嚴重不足，甚至幾乎可以説沒有，所以那些機會怎麼能抓得住呢! 醫院沒有醫生，搞公共工程沒有建築設計師，財政部門沒有經濟學家，電台沒有播音員，報社沒有記者，法院沒有法官，海軍沒有水兵，中學沒有敎師，——所有這一切就是我於1973年來到澳門後所見到的基本現狀。
對於澳門行政當局的狀況，一切生活在澳門的人有目共睹。如果説一個居住在大城市的人不十分清楚瞭解那個城市的行政管理工作究竟是如何組織的，那完全有可能，因為城市的巨大規模及其為市民提供的工作、生活和娛樂很可能遮蔽居住於其中的人們的眼睛，從而使他們看不清楚他們所生活的這個環境。然而，這種現象在澳門這塊彈丸之地是絕不可能發生的，所有的現實都直接暴露在人們的眼前，這裡人材匱乏，這裡所開展的工作與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員的素質之間存在的不協調和不適應，都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了。正如保羅·索勒利説的，不是一項工程有一千個有頭腦的人在幹；而是一千個工程祇有一個有頭腦的人在幹。這樣的結果就祇能是：建築設計師經過數月設計好圖紙後，還不得不負責複印、折疊複印材料和裝釘打包等工作；醫生為某個病人動了大腦手術後，還要給另外一個病人注射治傷風感冒的針劑或者給其他患者換藥膏纏繃帶；數學老師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外，還要敎地理課，有時如果需要的話，甚至還要敎學生唱歌……。對於我們這些一天到晚都工作和生活在這種情況下的葡萄牙人來説，要讓我們不想想這樣的工作條件難道不正是我們的工作缺乏質量的癥結所在也是不可能的!
一個為病人動手術的醫生，要是沒有一批包括放射員、化驗員、麻醉師和護士的醫務人員在其身邊進行協助的話，他怎麼能動好手術呢？一個男高音歌唱家，如果連一架鋼琴都不配給他，那他怎麼能唱好歌呢？一個城市建設規劃專家，如果沒有社會學者和經濟學者的支持與合作，那他怎麼能完成好自已的使命呢？
又是索勒利説得好：“皮之不存，哪來即使是最小的軀體？”
我記得，有一次，李安道總督病了，治病需要麻醉師回來，因為當時在澳門除了他之外就再沒有第二個麻醉師了。
我也記得，在1975年，有一次，我們與一個美國技術專家代表團一塊兒舉行會談，在他們向我們介紹如何進行機場設計時，人家那方面的成員不是建築設計師，就是工程師或經濟學家，一個個都帶着裝滿計算資料和設計圖紙的公文包；而坐在同一張大會議桌這一方的我們，卻是總督李安道、發展司司長……和我；我們這些人除了知道飛機會飛有時可能還會掉下來之外，別的就甚麼都不懂了；於是，在會談過程中就祇好收收人家給的材料，或者同他們交換交換印象罷了。
我又記得，曾經有個時期有一大箱一大箱裝滿里斯本出版的許多新書運到澳門圖書館，然而一連堆了好幾個月都沒有人開箱，至於説拿其中的書來閱讀那就更談不上了……
我還記得，當安多爾·弗爾德斯這位我早已從蒂布西公司出版的錄音帶中認識的著名鋼琴家在澳門一間音樂廳演出時，竟然祇有十個聽眾的情景!
我依然也沒忘記，在過去漫長的日子裡，澳督府莊嚴的大門總是在下午六點鐘用木栓閂上，似乎這個宮殿祇不過是個鄉間倉庫。
澳門行政管理中的這一幕幕令人悲嘆的場景，這一人材嚴重匱乏的局面，直到高斯達總督執政才得以逐步改變；在這位將軍的任期內，先後有好幾十個技術員來本地區充實當時仍極為薄弱的公務員隊伍。
但是，這一措施對於這樣一個唯一體現葡中合作之成果的城市來説已經來得太遲了。此後的各屆政府再沒有甚麼突出的建樹，祇不過認同了企業家們的領導，祇不過搞了一些大工程，如機場、大橋、港口碼頭等。
這個城市究竟怎麼樣呢？反正她現在赤裸裸地攤開在人們的眼前。
她是漂亮、可愛、好客、融洽地發展的麼？還是無組織、亂哄哄、難以令人理解而充滿邪惡的呢？
對於所有這些問題，該是人們做出自己的回答的時候了!
黃徽現譯
* Francisco Figueira，葡國建築師，1961年完成專業課程，1964年在葡國布拉干薩市大敎堂草圖設計比賽中獲獎，1961-1969年在里斯本城建辦公室任職參與城區建築計劃，曾參與葡國駐莫桑比克大使館的建設，1973-1990年在澳門工作，1982年任文化司文化活動廳廳長，負責建築遺產的保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