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

澳門綠化區的發展及其重要性
以及本澳植物群的來源

埃斯塔希奧

從路環龍爪角憑眺黑沙海灣

從路環龍爪角憑眺黑沙海灣(澳門海島市政廳存檔照片)

葡萄牙人出於控制海上通道和香料貿易之目的,於15世紀末抵達印度。然而,我們的航海家們在這之前早就意識到有需要去更遠的地方,因為即使印度那裡的一切都有利於開展他們的貿易,但事實上那裡並不是甚麼都出產的。因此,他們接着又繼續向東方航行了。出於戰略需要,他們把馬六甲作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港口。他們的商船從那裡駛向盛產聞名的香石竹或五彩石竹(1)和肉菓(2)的班達群島、塞勒貝群島和馬魯古群島。他們沿途建立了一些小貿易站,或者同當地居民做生意,或者同來自幅員遼闊的中國商人做生意。實際上,葡萄牙人在此之前早就知道有中國這個國家的存在。這時,他們不僅有興趣同來自那裡的商人做生意,而且更有興趣同他們進行深入的交往。這些葡萄牙人通過他們的努力,終於在1557年獲准把一塊隨後成為歐洲人在這一地區扎根的最為古老的地方作為自己的避風港,後來正是在這塊土地上誕生了澳門。

本文將談及的這塊地方,它當初的面貌同現在確有天淵之別——對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詳談。澳門〔半島〕的面積一開始時很小,甚至到了1840年也不足2.78平方公里,衹是到1997年2月才達到7.84平方公里。其時四處崎嶇不平,實際上幾乎沒有一塊平地。現有的平坦地區衹是在葡人抵達後的漫長日子裡,特別是近六十年來,假手不斷填海才形成的。早時,即使有些地方有點土地,也很貧瘠,不但缺乏有機物質,而且土層很薄。此外,氣候條件也相當惡劣,比如海風很大,雨量很多,特別是颱風襲來時造成的危害更大,暴雨總是加遽耕地的水土流失。由於這樣,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説:我們葡萄牙人在澳門,並不是像在其它所到的地方那樣,一上岸之後就可以迅速地收穫播種在土地裡的種籽所結出來的菓實,更不用説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當時我們甚至還沒有及時地獲准在這塊土地上定居。這一權利隨後雖然獲得,然而我們在這裡的定居進程開始時仍然相當綬慢,直到後來基督敎團,特別是耶穌會敎士抵埠(1563),以及隨後的多明我會修士和方濟各會修士相繼到來,這一進程才得以加快。他們到達後,開始致力於對其接觸到的新民族、新現實進行認真觀察和研究,其中一些人對植物學和藥物學表現出特別濃厚的興趣,他們甚至習慣於在住宅或修道院周圍開闢小塊苗圃,在裡面種植藥材,然後採集送去藥房或藥店。這些藥材一時間成了本地人醫治因惡劣氣候而加劇的疾病的主要藥物。這樣一來,人們當時見到在大炮臺附近有一個遠近聞名的耶穌會敎士苗圃或聖靈苗圃以及在主敎山面向南灣一側的東坡上有一個耶穌苗圃就一點也不感到意外了。甚至在不幾年前,耶穌會苗圃這個地方仍然是聖衣會的所在地。

在同基督敎團有關的植物學家中,值得一提的有耶穌會敎士若奧·德·格勒羅(1710-1791),他來自果阿,在澳門獃了四年(1738-1742),然後去了交趾支那,他在那裡生活了三十六年,其間他利用自己收集的資料編纂了《交趾支那植物群》一書,1790年在里斯本出版。在他分類的澳門植物的各個種類中,我們可以舉以下的幾種來作為例子:龍眼(Euphoria longan [Lour.] Steud.),黃皮(Clausena lansium [Lour.] Skeels),圓金橘(Fortunella marginata [Lour.] Swingle),鴨腳木(Schefflera octophylla [Lour.] Harms.),木油樹(Aleurites montanha [Lour. Wils]),以及山指甲(Ligustrum sinense Lour)和柑子樹(Citrus nobilis Lour)。另外,他還對桂花樹(Osmanthus fragrans [Thunb.] Lour.)作重新歸類。除此之外,我們認為還有必要強調的是,這位耶穌會士還對羅氏胡頹子(Elaeagnus loureiri Champ.)的分類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在這裡我們還想特別提一提在我們看來是澳門植物群中最稀有、最珍貴的植物,這種植物直至今天人們仍可在離島的某些地方見到,當若奧·德·洛勒羅神父見到它時曾用拉丁語贊嘆道:“Mirum opus Divini Conditoris!(真是上帝的傑作啊!)”這種樹名叫豬籠草(3),它是一種食蟲植物,由於在其長長的主幹葉脈中顯示出一個瓶狀體,所以在粵語中叫做“Chi Lung Chou”(豬龍草)。這一稱呼明顯表示它像中國人用來運豬到市場上去的編格籠子。

數個世紀以來,無數海船不斷來到或路過澳門。這一事實無論對各種植物從印度、錫蘭、泰國、帝汶等地引進這一地區(其中的許多樹種已在上述的苗圃中適應了本地的氣候),還是對從這裡把一些植物運到歐洲和南美洲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事實上,衹要我們對歷史進行一下回顧,對此就足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在18世紀末及19世紀初,總部設在位於我們今天的白鴿巢公園的強大的東印度公司對本地區的植物群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他們請來了植物學家戴維·斯托納奇(David Stornach)和威廉·克爾(William Kerr)。前者於1794年到達澳門,後者於1803年到達澳門。他倆在這裡收集了一系列亞洲的物種,然後將其寄去倫敦的克紐公園(Kew Garden),這個公園迄今仍是世界上最出名的植物園之一。大致也是在這個時期,更確切地説是在1812年,首次從澳門向巴西里約熱內盧皇家植物園寄去了第一批茶樹種籽。(4)在19世紀中葉(1857),遵照國王訓令將幾種薯芋屬植物(5)自本澳運到里斯本,以便在該城市的皮雅之家植物園土地上試種。在植物品種的交流方面,葡萄牙的影響還表現在把水田芥(6)引進中國,並於1889年將葡國的一些樹種寄來澳門。如今,澳門又利用現代技術培育出一些樹種來同葡萄牙交流,至今離島市政廳已向葡國寄去了825種植物種籽,這些種籽是空運給里斯本1998國際博覽會的,更準確地説,是直接到了加西亞·德,奧爾塔植物園。

首批葡萄牙人抵達澳門時,除了感到從沙梨頭到內港的水流沿岸還稍微看得過去外,其餘地方便可能就覺得衹有一片荒涼景象。

這樣的景象後來逐步得到改變。在青洲這個直至布渣(Custódio Miguel de Borja)擔任總督時期(1890-1894)都還是一個島嶼並且仍屬於耶穌會士的地方,早在1603年或1604年就開始植樹綠化,並從此逐步變成一處人們休閑避靜的理想之地,那裡植物茂盛,與半島其它地方及其附近的小島那光禿禿的淒涼景象形成鮮明對照。不過在那時,氹仔和路環還不屬於葡府管轄。關於青洲當時的情況,還有安娜·瑪麗亞·阿馬羅(Ana Maria Amaro)敎授曾在1961年引用龍思泰(Anders Lyunstedt)先生的話指出過的,耶穌會士們“把那個淒涼的石頭山丘變成了長滿各種最稀有的樹木的綠洲”。

食蟲植物:豬籠草

(澳門海島市政廳存檔照片)

由於城市開發的需要,當時這個信仰基督敎的城市不得不越過由沙梨頭開始,經過大炮臺下面的稻田後又向聖熱羅尼莫山上延伸的城牆。這樣一來便逐步地佔據了半島上所有的稻田以及兩個菜園,一個叫米特拉(Mitra)菜園,另一個叫臥龍(和隆)(Volong)菜園,這兩塊菜地的重要性在史書上也是有記載的。在城門之外是位於松山西側的所謂“英人便道”,葡萄牙王國的臣民們當時便是在那一帶練習馬術的。其後,幾乎到了19世紀末期,馬術的訓練又在一些華人的公園(11)以及盧家花園(也叫盧廉若花園),該花園起初面積要比現在大得多,也比如今要漂亮得多。

在離市中心不遠的地區,那些最富有的居民,不管是葡萄牙人還是其它外國人,都弄一小塊土地來為自己建別墅,於是在那一帶紛紛出現了名叫“Chácara”的莊園式别墅,其中一些後來很有名氣,比如:主敎别墅、馬麗亞菲利普别墅、修女别墅、子爵夫人别墅、聖若瑟或馬諾柴别墅,以及雷坦别墅等。

澳門郊野的森林覆蓋網

(澳門海島市政廳存檔照片)

如果説到了本世紀的30年代媽閣山還是一個沒有植被的光禿禿的石頭山的話,那麼在上個世紀出版的遊記、水彩畫、甚至於各種報告所描寫當時澳門的景象都十分荒涼,它一個個山頭都光禿禿,也就毫不令人感到驚訝了。為了改變這一淒涼景象,安東尼奧·戈美斯·達·希爾瓦在1870年度報告中曾強調“不僅在城裡,而且在一些山頂上都有必要植樹,因為賈多素(Gonçalves Cardoso)擔任總督時(1851)種的樹已經所剩無幾了。亞馬喇總督(Coelho do Amaral)在其任職期間(1863-1866)對修建南灣花園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該花園是澳門的第一個公園,也可能是東方的第一個公園,它當時的形狀是長方形的,同現在的大不一樣。如今的南灣花園已被分割成幾塊,而且家辣堂街從那裡通過。在1877-1879年間,即在施利華擔任總督期間,雖然在城裡栽了兩百棵樹,但首次在城裡開展大規模綠化區建設工作是在四年之後,即是在羅沙擔任總督時(1883-1886)的事情,當時主要是對樹木已被砍伐了的松山重新進行綠化。這次綠化工作從1883年開始到1885年結束,是由年輕的、朝氣蓬勃的農學家唐克勒多·卡爾德拉·多·卡薩爾·里貝羅直接指揮的。這位農學專家接着還領導了某些市區交通幹線的植樹工作。根據現存資料,從1887-1893年,全澳門大約一共栽種了一萬六千棵樹。19世紀末(即在1898年5月),本澳在開展紀念葡萄牙人發現通往印度航線四百週年活動期間,舉行了華士古達伽馬大馬路竣工暨啟用剪綵儀式。這條馬路寬65米,長500米,佔用了大約三公頃的面積;這個路段當時進行了很好的綠化,衹是從本世紀40年代末期才開始逐漸遭到破壞。不過,直到今天,在那一帶還有一些樹木,從外表看上去,仍可見當時綠化區的遺跡。這個綠化區裡,也大致同南灣花園那裡一樣,修了一個露天音樂臺作為人們娛樂消遺的場所;在每年的某些時候,市民們往往在那裡舉行各種慶祝聯歡活動,人們從四面八方匯聚到馬路兩旁,欣賞由軍樂隊或市政廳樂隊演奏的西方音樂節目。

除上面已經提到過的白鴿巢公園和盧廉若公園外,我們還想提一提本澳的另外一些公園。如二龍喉公園,它位於鬱鬱蔥蔥的松山腳下,位於已於1931年8月13日因其一個〔火藥〕儲藏室內發生爆炸而被摧燬的舊宮殿附近;得勝公園,該公園是為紀念擊敗於1622年6月24日悍然入侵澳門的荷蘭人這一偉大事件而修建的;以及華士古·達·伽瑪公園和螺絲山公園等等。在離島,公園的數量儘管較少,但也有些公園。它位於氹仔舊城堡旁,位於為緬懷在1850年10月24日發生的瑪麗亞二世三桅戰艦爆炸中喪生的死難者而修建的紀念碑附近。此外還有嘉謨公園,它位於百年嘉謨敎堂附近,其東邊是花園式的眺望臺,該眺望臺上有許多英姿颯爽的航海圖象,它建造於1954年,是當時任離島市管理委員會主席的安東尼奧·瑪麗亞·達·孔塞桑負責修建的,我們認為該工程甚至很可能是由他親自設計的。

我們姑且不談公園究竟有沒有歷史價值,但它肯定是城市發展和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它為社會各階層的市民提供聚會場所,從而扮演平衡社會各階層間差別的角色。澳門這塊彈丸之地,人口密度很大,這一特點不容許廣大市民擁有很大的住宅區,所以民房都比較小。在這種情況下,市民、特別是華人社群的人們都愛去公園休憩。因此,公園盡可能具有一些能夠刺激人們光臨的條件,在日落後能夠盡可能延長開放時間和改善照明設施,不斷加強治安措施也就至關重要了。

在羅沙總督及其後任總督執政期間興修的交通幹線兩旁都種上了無花菓樹,這種樹在澳門一般叫做“大葉榕”或“細葉榕”。隨後,又引進了其它品種的樹木,比如很出名的鳳凰木(7),這種樹原產於馬達加斯加島,它6月份開花,花是嫣紅色的,所以給城市增添了不少絢麗色彩。

澳門綠化區的管理和維護,曾經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裡是由海外省公共工程局負責的,直到1933年10月才成立澳門農業廳。從此,該廳擔負起了“保護和改善殖民地現有的樹木和公園”、“修建和維護一個植物園”以及“建立殖民地的植物標本檔案和農業博物館”等使命。在其職權範圍中,我們認為值得強調的是負責“緊急綠化尚末開墾的氹仔、路環及其附屬地帶”和“管理所有的公園”等等。關於上述的植物園,根據這次規定,它應當“包括在白鴿巢公園之內,澳門範圍內有的每一種樹木在其中都應有一至兩棵標本,至於從外地引進的樹種應當盡可能使其在這裡適應本地氣候”。但是,不幸的是,該農業廳在1936年就被撤銷了,澳門綠色區的管理工作又重新歸海外省公共工程局負責。這一狀況一直延續到60年代馬濟時擔任澳門總督時期(1959-1962)和嘉樂庇擔任總督時期(1966-1974),他們把上述職權轉給了市政廳。

至於對離島的綠色區的管理問題,既由駐在那裡的軍隊指揮員負責,也由管理委員會主席和市政廳主席負責。讓我們在這裡舉個例子來説明吧。早在1882年5月,當時的管理委員會主席若瑟·科勒亞·德·萊莫斯就曾講到過有綠色區域的存在;到了1918年,當時的管理委員會主席又根據離島駐軍司令的請求,提出要栽種四萬棵柳樹。(8)不過,我們至今簡直不相信這個計劃後來得到了落實。

顯而易見,儘管長期以來做了許多努力,儘管有良好的願望,但由於缺乏應有的專業人材,所以仍然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因此當人們得知在60年代羅濟時擔任總督時期政府公開承認氹仔和路環島上的國家林木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況時就毫不感到驚奇了。直到這時,離島的林木管理才被正式劃歸海外省經濟暨綜合統計司的職權範圍。在60年代初(1962)終於成立了MEAU(9)澳門組。該機構成立之後,便在發展綠色區方面運用科學技術開展了一項我們認為是本澳迄今為止所實施的最大的綠化工程,即氹仔和路環兩島(10)的造林工程。在離島的這次植樹造林中首次使用了松樹、臺灣相思樹和山麻黃(12)。上述MEAU於1978年中撤銷,同時成立了SFAM(13)。該機構繼續負責本澳的綠化工作,並於1982年開始在當局的直接領導下重新綠化離島,這一工程從1986年1月起改由CMI(14)負責。目前(1996),離島市的林區面積已達412公頃,其中大部份(362公頃)在路環。在這些植樹造林中共使用了24種不同的樹苗,其中有些是公認的有助於美化環境的樹種,如:木棉(15)、楓香(16)和烏桕樹(17)。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造出一個能保護土壤的混合林區。現在其中已形成了一個相互連接的森林步行小徑網,從而可使市民能夠同大自然進行安全的和有益於健康的接觸。我們認為在這方面所取得的這些成果是澳門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單位開展良好合作的範例,因為自1984年起,我們就. 一直得到廣東省林業廳的寶貴支持,之後還得到珠海綠化委員會的大力合作,他們承擔了離島大部份地區的森林再造工作,一共栽種了311,150棵樹。

澳門北區鴨涌河孫中山紀念公園一瞥(90年代) 澳門的綠色區並非總是在不斷擴大,也有減少的時候,這主要體現在公園的減少方面,比如從前位於華士古·達·伽馬大馬路的Chunambeiro公園、位於田畔街的Po Hong公園(根據安娜·瑪麗亞·阿馬羅博士的意見,該公園曾經是澳門華人公園中最大的)、以及可能建於18世紀的Paço Episcopal公園如今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近幾十年來使人感到的城市壓力令本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比如一大批花園式別墅住宅紛紛消失了,那些建築的周圍通常都修有低矮的圍牆,圍牆上還生長着一些很細小的藤蔓植物作為裝飾,它們使城市的環境變得更舒適、更加色彩斑瀾。不少關於這方面的描寫和照片一直保存至今天。儘管這些美麗的建築已經不復存在了,但在一些地方,比如在位於沙嘉都喇賈伯樂街和羅利老馬路之間的那段荷蘭園大馬路上,還能看到它們的許多痕跡。 如今,我們通過參觀澳門也還能部份地見到一些令我們在某種可靠程度上想象直到60年代都還是本澳特色的情景。從那時起,澳門的住房十分迅速地被各種高樓大廈所取代。在建造這些樓房時,為了使其正面寬敞明亮,不得不砍掉許多生長在街邊的、具有特點的漂亮樹木。最可悲的時刻是發生在高斯塔總督執政時期(1981-1986),其間竟然毀掉了Albano de Oliveira區,那裡當時有八棟一層樓的住宅,因要修建一個其用途當時就令人懷疑的停車場而被拆掉了。隨着城市建設的日益開展,愈來愈有必要修建一些基礎設施來滿足這一發展的需要。於是在挖溝鋪設電纜、自來水管或污水管道時,就不可避免地損害成百上千棵樹的根系,其惡果是使那些受傷的樹木更易生病,更難以抵禦諸如颱風一類自然災害的襲擊,因此常常被暴風刮倒,從而給我們帶來巨大損失。 在街道兩旁種樹木在當今無疑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它不僅有助於美化城市,而且還十分有利於調節氣候,因為它可以減綬氣候的惡劣程度,可以經常為人們創造出如同在過去的各條交通幹線上曾經有過的那種真正的納涼環境。然而,現在的問題並非總是存在着讓樹木在街道旁生長的條件;不過,我們感到並非不存在恢復它們昔日擁有的生活條件,以便它們能充份發揮其上述美化環境和調節氣候之作用的可能性。讓我們在這裡舉個例子來説明吧。對於位於南灣花園與蘇亞雷斯博士大馬路之間的那段南灣大馬路的中軸線,我們便認為可以採取一個較好的、也較容易實行的措拖來加以改進,即是把現在的用柏油和水泥來建成的不透水的地面改為用碎石子來鋪的地面,這樣不僅有助於其在雨後乾得更快,也有助於其排水能力的加強,還可以使樹木的根系得到寶貴的充足水份,進而還可以減少現在時常出現的市中心水浸發生的現象。這一方案在施工時可能會暫時給人們帶來一些不便,但它的優點是顯然的,即使是現有的停車車位也不會有任何的減少,它可以採用本澳獨具特色的老石子路街道上所採用的停車方式來解決。 為了減綬城市發展對綠色地帶的壓力,在80年代中期我們把鴨涌河的舊垃圾站改建成公園

(18)。最近又在望廈山建成一座公園,由於公園位於人口稠密區,自然會有不少市民到那裡休閑遊玩。今後在這方面,還會在別的地方,特別是在青洲和媽閣山採取應有的新行動,以便為本澳市民提供更多的綠色區,為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做出更大努力。 近十年來,在外港填海區(ZAPE)和新口岸填海區(NAPE)建成了兩座公園,一個是何賢公園,其面積為12,600平方米,另一個是宋玉生公園,面積為23,205平方米。總之,澳門市政廳在美化環境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同樣值得一提是最近對松山的整治。通過這一工作,現在那裡的環境更優美了,去那裡的人可以開展更多的文體活動了。 與此同時,市政廳還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來緣化市區的主要交通幹線,在街道兩旁栽了好幾百棵樹。由於這樣,截至1996年12月為止,澳門市內街道兩旁的樹木總數已達到4,100棵。

 

華士古·達·伽馬林蔭大道(1898年)/葡萄牙及巴西大百科全書登載的照片

 

(澳門市政廳圖書館)

【註】

(1)學名為Syzigium aromatium(L.) Merr. Et Perry.

(2)學名為Myristica frangans Hout.

(3)學名為Nepenthes mirabilis(Lour.) Lruce.

(4)學名為Thea sinensis Sims.

(5)學名為Colocassia esculenta(L.) Schott.

(6)學名為Nasturtium officinale R. Br.

(7)學名為Delonix regia Raf.

(8)學名為Salix babylonica L.

(9)學名為Missão de Estudos Agronómicos do Ultramar(海外省農林研究委員會)的縮寫。

(10)學名為Pinus massoniana Lambert.

(11)學名為Acacia confusa Merr.

(12)學名為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13)學名為Serviços Florestais e Agrícolas de Macau (澳門農林廳)的縮寫。

(14)學名為Câmara Municipal das Ilhas (離島市政廳)的縮寫。

(15)學名為Bombax ceiba L.

(16)學名為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17)學名為Sapium sebiferum(L.) Roxb.

(18)即孫中山公園。

(19)學名為Litchi chinensis Sonn.

(20)學名為Euphoria longan(Lour.) Steud.

(21)學名為Ficus virens Ait.

(22)學名為Melastoma sanguineum Sims.

(23)學名為Eucaliptus sp.

(24)學名為Psidium guajava L.

(25)學名為Ricinus communis L.

(26)學名為Ficus caryca L.

(27)學名為Tectona grandis L. f.

(28)學名為Spathodea campanulata Beauv.

(29)學名為Cassia spectabilis DC.

(30)學名為Terminalia catappa L.

(31)參见安娜·瑪麗亜·阿馬羅敎授於1961於3月發表在《敎會通訊》上的文章。

*António Estácio,葡國科英布拉國立農業學校農藝師專業畢業,1972年旅居澳門,近年退休;曾任葡國海外農藝研究會澳門區技術員、澳門農林管理局主任及技術員、海島市政廳行政委員會常任委員、總督諮詢會成員、環境委員會成員等職務。

本冊第 103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