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的綠色革命
19世紀80年代

〔法〕拜勒(D. R. Bayle)的水彩畫作品：澳門盧九花園湖景

先人來到澳門所見到的澳門并非一直是被翠綠森林覆蓋的形象；直到上世紀80年代，映入人們眼簾的往往是光禿禿的荒山和紅色沙石中的小屋。從那個時代開始，這種凄涼景象徹底改觀；據阿諾索公爵記載，僅在1883-1887年期間，羅沙(Tomás da Rosa)總督就下令植樹六萬株，表明當時在這方面已有一項專門制訂的系統政策。把這一數字與前此幾年進行的人口調查數據聯繫起來看，澳門居民人均樹木一株。但這一政策是當時開始執行的另一項總體政策的組成部份，即港口改善計劃和澳門改善計劃。現在讓我們來簡略地看一看這一切的發展情況。

根據1878年12月31日進行的人口普查，整個澳門行政區有人口“68,086人，其中包括歐洲人、中國人和其他各國人”。那一年底，在狹小的城市擁有59,959人，包括陸地居民和水上居民。

在<澳門港改善草案>一文中，阿道弗·洛雷羅認為該人口普查數字有誤，他估計澳門地區的人口在100,000左右。

雖然對當時人口估計上存在如此大的差異，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塊狹小的空間裡人口的壓力已經非常巨大，因此必須採取經過深思熟慮的城市規劃措施；然而，雖説早在16世紀葡萄牙人就開始在這裡定居，但直到1880年左右才以系統的目光看待澳門空間的整體安排和管理。當時根據各行政機構的年度報告制訂的城市規劃的目標表明，一方面對嚴重淤塞的港口在城市經濟和商業活動所起的至關重要的戰略作用非常關心，另一方面，對衛生狀況也極為關心，因此要調整城市建設佈局，建造必要的基礎設施網絡，為居民創造良好的環境條件。

〔法〕拜勒(D. R. Bayle)的澳門水彩畫

根據當時本地區嚴重的不衛生狀況提出的城市建設計劃針對的是作為一切所依賴的關鍵問題，即澳門的港口。奇怪的是，在其戰略考慮中為一些城區提出了在現在看來有許多方面仍然非常現代化的原則、生態環境、技術和充滿生機、循序漸進的方法；在一定意義上説，不論就實施“分區制”、確定某些污染和危險行業及設施的特殊區域的觀念而言，還是從採取與嚴格的城市建設美學方面毫無關係的實用政策來看，當時城市規劃的主張在世界範圍內都算得上具有創造性。人們可以把它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有一個法例專門規範被稱為<改善計劃>的制訂(1864年12月31日)；

--確定澳門全部港區和城市空間佈局必須按計劃進行，這樣就徹底擺脱了自開埠以來隨意發展的狀況；

--根據澳門港口改善計劃，消除河流淤塞的根源，以保證船舶航行進出的起碼條件，并為發生風暴或颱風對避風創造條件；

--根據澳門市區改善計劃，建設街道的設計必須遵守該計劃；

--實施改善計劃必須遵守法律，根據司法標準進行，無論在葡萄牙人城區還是在中國居民佔據的地區，在必要的徵用土地和執行建設規章方面尤其要這樣做。

--堅決執行循序漸進的政策，規劃城市佈局和街區整潔，建設基礎設施和設備，這一政策在中國人居住區預定實施十五年，因為他們最初的房屋質量差，不夠堅固，而在整治葡萄牙人城區佈局方面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當時已有的建築造價高昂；

--改造水稻種植程序，綠化沿岸，建立和盡量使用與農業有關的生物方法處理污水排放網絡，採取適當制度收集城市垃圾，排乾沼澤地，經常疏浚河道，實施填海工程，整治海岸，把淤塞減少到最低限度；

--在當時被描述為荒蕪的本地區實施系統綠化政策，建造花園和恢復原有的花園，為此要與華人民眾的迷信作鬥爭，他們認為樹根會影響死者的安寧；

--開闢新水源，改善已有水源；曾仔細考慮過提出一個解決辦法，即從中國的灣仔島引水，但當時會引起嚴重的政治戰略方面的問題；

--曾提出一個“分區制”方案，這在那個時代是全新的創舉，特別是在污染、有毒和危險的行業方面，但在上述文獻中沒有使用這一詞匯；

--經常清潔街道和公共設施；

--建議使用新的建築材料和技術，主要是以石料代替往往用泥土製成的磚；研究消滅白蟻的方法，因為白蟻對建築物的木結構是真正的禍害，從而保證建築物的堅固性，增加其抗颱風能力，并且也更加經濟。奇怪的是，這些革新被華人所拒絕，他們錯誤地認為，雖然用石頭建房屋材料十分充足，造價也低得多，但比用磚和松木建造的房屋潮濕；

--強制每年粉刷房屋內外；建議對房屋內進行檢查，以瞭解房屋內的衛生狀況；

--禁止人、豬和其他動物混居，禁止在街上放牧牲畜；

--衛生部門把衛生政策延伸適用於防止最常見的傳染病和性傳染病，公佈了澳門允許的妓院條例。建造、擴建和改善了痳瘋病院及其設施。

由康斯坦丁諾·若澤·德·布里托、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萊昂西奧·阿爾弗雷多·費雷拉、米格爾·艾雷斯·達·席爾瓦、坦克雷多·多·卡爾薩·利貝羅組成的改善澳門研究委員會在1883年撰寫的報告第一次指出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制訂澳門城市規劃。

通過行政當局的報告明確提出這一戰略和衛生方面的城市建設政策并加以執行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後來一直延續到本世紀20年代。因此，我們同樣可以十分肯定地説，鬱鬱蔥蔥、平靜安寧的景色和由中國-葡萄牙式建築構成的豐富多彩的城市景觀主要從這個時代開始建設的。隨著這一政策的執行，原來荒涼光禿甚至骯髒的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開始對它贊嘆有加，甚至把它描寫為帶有田園牧歌情調。然而，應當看到，在此之前“自發”的城市建設已經確定了“神聖”地段和城市生活架構中的主要地點，這些主要根據臨時設施確定的地方附近成了舉行一切集體慶典活動的中心，代表著整個群體的文化內涵。

城市建設的戰略性規劃以指導澳門整個港口區域為中心，但全面指導本市網絡是該規劃在衛生方面的內容之一，從整體來看就不難瞭解這一點。例如，河流淤塞阻礙本市與外界的來往，從而破壞其經濟，而河流淤塞的因素之一就是山丘在雨季嚴重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祗能靠對本地區進行系統的綠化和整修道路加以控制；同樣，河流淤塞也是由於每天向河裡傾倒成噸的廢物造成的，為此必須建造適當的衛生基礎設施網絡。但是，人們看到，建造這樣的網絡困難重重，因為華人居住的街道非常狹窄，中間有各種障礙物，兩邊的房屋幾乎沒有地基，極不牢固，在這樣的街道上鋪設排污管道會造成房屋倒塌。全城各個角落垃圾堆積如山；每天任何時候都到各家各戶收集糞便，在沒有必要的防護條件的情況下穿過街道，倒進農田或者沼澤地；這樣作都是因為缺乏基礎設施和起碼的衛生條件，由此造成的流行病和瘟疫幾乎周而復始地出現，使成百上千的人喪命，尤其是在華人居住區。對這些居民區的佈局進行改造不僅出於美觀方面的考慮，更主要的是便於建立十分必要的衛生基礎設施網絡，為其提供衛生條件，清除瘟疫傳染源。

〔法〕拜勒(D. R. Bayle)旅居澳門街(90年代)的素描作品

這一現代觀點囊括了一切，而一切都取決於澳門港口這個關鍵問題。我們看到，從19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20年代期間，無論是工務司、衛生司和港務局還是聯合委員會所作的報告都以澳門港口為中心議題。

總之，從所有這些報告中，我們也得出結論，即港口地區要與港口淤塞和颱風及風暴這兩種災害鬥爭。

當時的澳門港務局局長德梅特里奧·西納蒂在1881年寫給總督的報告中就港口淤塞問題提出警告，指出它將毀壞本市的進出口航道，使澳門的市場經濟面臨危險。

〔法〕拜勒(D. R. Bayle)旅居澳門街的速寫作品(90年代)

關於對淤塞程度的測量，讓我們來看一看當時的工務司司長康斯坦丁諾·若澤·德·布里托在1882年撰寫的一份報告的摘要：

內港及入港航道口不斷淤塞，可以説，河床和港外河底每天、每小時甚至每份鐘都在不斷昇高。

1880年4月，港務局長在從事本港和香港之間航行的輪船公司碼頭橋旁邊豎起了一個測量潮水的標桿，到1881年6月，該標桿已有5英寸被淹沒。從6-10月，淤泥又上昇了1英寸，因此不得不改變標杆的位置。現在，又淹沒了3英寸；這就是説，在不到3年的時間裡，河底昇高了1.5英尺。據該港務局長觀測，廣州輪船公司碼頭橋附近的水深僅烏1英尺3英寸，而一年多以前是4英尺。

在澳門港航行已不再安全，這不僅由於它急速淤塞的現象，而且也因為隨時出現的風暴或颳風。關於颱風，我們可以在德梅特里奧·西納蒂1884年的報告裡瞭解其嚴重性：

(……)由於沒有避風的地方，在1871-1883年之間發生的六次颱風中有近5,000人死亡，3,000艘船隻被毀，貨物損失達500,000澳門元。除了人們感情上所受的折磨之外，還有勞動力和智力方面的損失，因為每個人都進行勞動，創造財富，每個人皆意味著一定價值的生產工具。

〔法〕拜勒(D. R. Bayle)水彩畫作品：捕捉澳門街頭動靜(90年代)

如果把人員死亡和價值3,000,000澳門元的船隻和貨物損失加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必須在港口建造避風塘，以保證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十萬火急，必須立即進行干預。此後，阿道弗·洛雷羅用了近六個月的時間，於1883年制訂出了澳門港口改善計劃草案。不幸的是，由於某種原因，該計劃草案的實施一直拖了幾十年，衹有其中的幾個方面得以執行。

綜合所有報告提供的情況和我們前面提到的港口狀況可以得出結論，就全市而言，城市建設一直周而復始地與颱風、火災和瘟疫這三種災害進行鬥爭。

建築物的安全及其抗風暴和颱風的能力一直是當時最關心的問題。這在工務司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來，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人的房屋簡陋，所用的材料和技術遠不如人意，使用期不過12-15年；另一方面，白蟻群生，幾乎毁壞澳門房屋的所有木質結構。澳門土生人和歐洲人的房屋雖然在質量上比中國人的房屋好一些，但據奧古奧斯托·托瓦爾·德·萊莫斯在澳門及帝汶衛生司1885年的年度報告中説，“澳門土生葡人和歐洲人居住的房屋大部份建造得不堅固，使颱風顯得更加猛烈。這些房屋衹有兩層，臥室位於第一層，大部份採光和通風狀況不好，尤其是底層。在建造這些房屋時忽視科學原則和衛生觀念，內部條件極差：客廳很大，臥室非常狹小，大都如此。”

建築物的安全也與街區的佈局有關，合理的佈局能把颱風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

僅從華務司第224號報告--見澳門及帝汶省同年10月31日公報第186頁--關於1874年9月22日-23日的颱風記載，我們就可以看到房屋抗颳風和風暴性能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倒塌的華人房屋達1,172座，“僅屋頂和門窗遭到破壞的無法計算，因為澳門所有房屋都遭到這類破壞，衹是程度不同而已”。

火災是華人的街區房屋極為密集、擁擠、道路上有各種障礙物的直接後果。1856年1月12日的政府公報第45-46頁對幾天前公佈的一則關於大市場火災消息作了以下更正：

本公報上期曾報道説，在4日被燒燬的店鋪約烏600間。現在我們從有關部門暸解到，那一天完全燒燬的房屋的準確數目烏店鋪420間、民房400座。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在那次火災和後來幾次規模較小的火災之後，這個街區基本上按原來值得懷疑的樣式又重新建造起來了。

這裡我們僅舉兩個例子，它們足以説明情況多麼嚴重：

拜勒(D. R. Bayle)的水彩畫作品：灣仔賣花娘(90年代)

〔1864〕(12月21日)夜裡發生的一場大火燒毁了位於氹仔以南幾乎整個路環村。所有250座房屋幾乎全都用棕櫚葉蓋頂，幾乎完全化烏灰燼，但無人死亡。該村於1865年4月17日重新建成，但規模比原來大大縮小了。(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冊。)

〔1865〕(2月5日)一場大火吞噬了Mitra 菜園街200間棚屋。(文德泉神父：《澳門地名》，官印局；1979；頁506)

從19世紀80年代，清除火災危險開始為解決新街區的佈局問題作出貢獻：道路更寬、更乾凈，改善了水泵迅速進入火災現場的機制，制訂了接通現有水井和私人水源的詳細規章。施白蒂在《澳門編年史》，第三卷中説，“消防條例制訂日期為1883年5月2日，同年由第39號訓令頒佈。儘管在此之前已經有消防人員和火災巡視人員，但這一天作為澳門消防隊成立紀念日慶祝。早在1879年，金塔尼利亞少校曾向總督呈交一份條例，請求批准，這一事實見1879年8月25日的政府公報。”

傳染病和瘟疫年復一年地在本地區出現，致使無數人死亡，尤其是華人；當時世界上的醫學在研究和試驗接種牛痘疫苗方面尚處於起步階段，衹能靠對城區及周圍農村實行衛生政策加以防治，而緣化在這一政策中起著重要作用。但是，應當注意到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在擔任澳門衛生司司長的二十年間在這裡率先進行了牛痘疫苗接種試驗，取得了極好的成績，他在1864年《葡萄牙醫學雜誌》第九期上發表的<澳門1862年疫情報告>前言中著重提到了這一試驗。1857年發生了一次嚴重的流行病，這位外科醫生為311人接種了牛痘疫苗，據他本人記載，那些人中大部份患了良性天花，沒有一人死亡。

為預防瘟疫，不得不陸續強行燒燬和拆除幾個華人街區，在原址重新建起街區及相應的基礎設施。陸續排乾平地農業地區的沼澤是預防瘟疫的另一個卓有成效的措施。讓我們來看一看當時的幾個例子：

關於拆除新橋水渠兩千戶蜑民的房屋，在《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6年卷第163頁刊登了奧古斯托·托瓦爾·德·萊莫斯於1886年2月1日撰寫的<澳門及帝汶省衛生司1885年度報告>。他在報告中説：

毫無疑問，1885年完成的最大的工程是清除新橋水渠上用木樁支起的蜑民棚屋，在這些滋生瘟疫的棲身之處居住著一個骯髒、貧窮的群體，據輿論認為，他們當中部份人過著墮落和罪惡的生活，對健康和公共秩序構成危險，其人數大約在2,000人以上。

受總督先生閣下委托，我仔細調查了那些可憐的臨時住處，并在最近的報告中提出了我的意見，粗略地談到一個敢於深入那些縣於空中的骯髒囚室(請允許我使用這個詞兒)的歐洲人毛骨悚然的感受，那裡的人們確實過著再糟糕不過的貧窮生活。在報告的最後部份，我建議，唯一的辦法就是使用火和斧頭。

我把這些辦法呈請政府委員會審議，獲得批准。我非常滿意，隨後便實施了改善澳門的大工程，清除了一個巨大的傳染源，否則它也許會日漸擴大。

首先規定了一個期限，讓他們在三個月內搬走。我不知道他們出於甚麼想法，也許由於他們對甚麼都滿不在乎的本性，反正到時間沒有搬走，也許不相信會真的實施這一命令，也許已經約好進行甚麼抗議活動，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沒有一個華人決定離開縣於更加骯髒的地面上的骯髒住處。政府不得不下令強行拆除。為維持秩序，警察事先採取了必要的措施。這樣，總督的命令才得以執行。

1907年5月10日，總督在一項關於Lou-tin-chin 〔龍田村〕街區的批示中命令工務司執行衛生委員會第184號建議，即“立即撤出所有居民，放火燒燬該街區，以保護這些人的生命，并以此阻止傳染病蔓延到歐洲步兵連駐守的二龍喉兵營，因為該街區由於填海造地衛生狀況極為糟糕。

工務司在1910年5月6日的報告中談到新橋、龍田村、沙梨頭、塔石、聖味基、和隆和瘋堂諸街區：

在這七個地方中，第二、三、四個是骯髒得不適合人居住的中國人狹小的老城郊區的古老村莊，它們先後被徵用并放火燒燬，其中最後一個，沙梨頭，是於1907年我在任時徵用并燒燬的。沙梨頭和塔石已經填平；龍田村填平得更早，地面平均昇高2米，用於建造房屋。該街區的圍牆和小屋的廢墟完全用土掩埋。現在，瘋堂和和隆這兩個澳門現代街區是在和隆菜園的廢墟和土地上經填平後建造起來的，它們象徵著本市向水坑尾門以外擴展和全面衛生化堅定地邁出了第一步。

正如計劃中指出的，對於這兩個街區，無須作任何改造，祇應當擴展它們，使之與設計中的其他新街區連接起來。我不應當不利用這個機會對我傑出的前任阿布雷烏·努內斯工程師表示欽佩，他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專業知識為這兩個美麗的街區打下了基礎，它們在當時就被香港稱爲預防瘟疫的良方。

確實，那些古老的街區曾是這種周而復始的傳染病的臭名昭著的温床；今天人們可以説，一年見不到一個這樣的病例。龍田村、沙崗和沙梨頭的情況也是一樣，曾是最主要的瘟疫傳播中心，我有幸提出對其進行整治的建議并開始整治工作。”

如果一條腿已經壞死，為了拯救整個身體必須把它截斷，這些街區也是這樣，為了數以千計的人，尤其是華人，要不被瘟疫奪去生命，必須用火和斧頭把它夷平然後用土覆蓋。儘管做法極為冷酷，但人們可以理解這項政策的正確性，這是為了給城市創造衛生條件，保證生存空間有最起碼的質量，保證民眾享有尊嚴和健康的生活。從根本上看，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除非有人願意聽天由命，任憑瘟疫一次又一次置成百上千的人於死地。但是，我認為，為了瞭解這項政策的全貌，不能不提出一個至今我尚不能回答的問題：儘管這些人原來的居住條件一般都極為惡劣，是棚屋或水上蜑民屋，但是否能保證重新為他們安排住處呢？

我所説的上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20年代的澳門戰略和衛生城市建設規劃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無疑是從1883年開始的系統的綠化，它一方面是為了治理造成港口淤塞的山坡水土流失，另一方面也是防治瘟疫和改善環境氣候條件的極重要的因素。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徹底改變了本市面貌的這項政策的幾個方面。

綠化澳門先説荒蕪的MACAU

關於澳門之荒蕪

1655-1657年期間，雅各布·德凱澤和皮埃爾·德戈耶爾曾如此描寫澳門：

往陸地上望去，你看不到一棵樹木，路上不見任何東西，一切都光禿禿的沒遮攔。僅有兩座於岸邊城堡戒備森嚴，保護該市不受敵人進攻。(奧斯汀·科茨：《澳門--歷史上的碎石路》)

荒山水土流失破壞澳門港口

中國的山，至少澳門附近的山，都是光禿禿的荒山，這是導致澳門港遭受災難性後果的另一個原因。(康斯坦丁諾·若澤·德·布里托--1883年1月30日：<澳門及帝汶省工務司1882年度報告>，見《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3年2月15日，第六期副刊，頁41-47。)

到達澳門滿目凄涼

到達澳門海域和進入該港口之後感到满目凄涼，光禿禿的小山上偶爾有幾間白色的房舍和一片片紅色沙礫……(坦克雷多·多·卡薩爾·利貝羅：<關於1883年6月至1884年澳門綠化的報告>，見1885年6月20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

有系統地植樹的必要性

1870年在刊登於澳門政府公報的澳門衛生司報告中，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提到了綠化，他寫道：

今天，樹木對大居民中心的良好影響已被普遍承認。小小的澳門半島山地貧瘠，被荒山禿嶺包圍，需要系統地植樹，不僅在城內，而且在一些山坡甚至山頂上。本市樹木稀少，大部份在修道院和一些私人住宅周圍。有些樹木是賈多素(Gonsalves Cardoso)和亞馬留(Coelho de Amaral)任總督期間種植的，其中有的已經枯死，有的被已砍伐。特別是南灣東端美麗的林蔭道，有三十棵很漂亮的樹位於公園與海岸之間，沿道路兩旁排列到嘉思欄花園。這些枝葉繁茂的樹木中的九棵和後邊花園之內另外三棵竟然被砍掉了，為的是在那裡給陸軍俱樂部蓋新房子! 對這件許多人都感到痛心疾首的事，我還有甚麼話説？陸軍兵營附近一個地段上的七棵樹也被砍伐了!

《市政條例法典》和保護樹木

公元1871年11月21日，澳門，市政廳在會議室舉行例會。

把已考慮到頒佈的所有市政條例匯集烏一冊的益處；

考慮到必須修改這些市政條例，使之符合現在的法律和習慣，根據行政法典第120條賦予的職能；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

兹決定如下：

第一章

關於保護樹木、人行道和公共道路上其他附屬物的規定。

第一節 關於保護樹木的規定

第一條：禁止在位於公共地段的樹木上捆綁任何東西或爬上該等樹木；即使這樣做不會給樹木馬上造成損害，但仍根據下條進行定罪：罰款一元。

第二條：同樣禁止用木桿打擊這些樹木、向其投擲石頭、木棍或其他類似物體、折斷其樹枝或嫩枝，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對其造成損害，違者罰款2元。

第三條：未經市政廰允許，或雖經允許但完全或部份地未執行所允許的條件而砍伐或連根拔掉該等樹木者，處以上條規定的五倍罰款。(<市政條例法典摘抄>，見1872年《澳門及帝汶省憲報》頁122。)

綠化有礙華人之墓地

〔1877年〕從這時起兩年的時間裡，成功地種植了大量至今人們喜歡的“塔樹”或者叫“聖若澤樹”。這樣，僅在尚存一些這種極漂亮的樹木的幾個地方而言，在洗衣塘街種了22棵，在南灣街種了107棵，在嘉思欄馬路種了27棵，在望廈馬路種了86棵，在亞婆井街和媽閣街種了13棵。

〔1882年〕去年在城市內和二龍喉一帶種了500多株各種樹木，其中大部份已經成活。每年種更多樹木遇到重重困難，因烏旱季適於植樹，而在雨季到來以前必須天天澆水。在西洋墳場旁邊的塔石山、仁伯爵所在的若憲山以及二龍喉後邊的山上播種松籽種樹的工作白白浪費了錢財，因為這些山上都有華人的墳場，而他們認為松樹的根會打攪他們已逝的先人的安寧，於是千方百計破壞埋下的種籽，即使有幾棵長出來，如果不被華人拔掉，也會被牲畜破壞。

如果不採取嚴厲措施，在澳門植樹很難成活；最好的辦法是命令警察和市政人員阻止破壞樹木的行為。在人們不常到的地方，不僅樹幹被盜，就連支撐杆也頻頻失掉；在樹木生長初期，必須有支撐杆保護才不至於被大風吹倒。

過去的一年用於植樹的開支為160.25澳門元，其中還不包括為在青洲島對面種植柳樹而整修道路所用的70澳門元撥款--那裡是未來填海的起點。”(康斯坦丁諾·若澤·德·布里托--1883年1月30日<澳門及帝汶省工務司1882年年度報告>，見1883年2月15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第6期副刊，頁14-47)

〔1882年〕閣下屈尊通知我挖泥船訂妥之後，我立即安排在青洲對面的沙欄仔種植柳樹，各行柳樹與海岸垂直排列，最後幾行與海岸平行排列；我認為這個地方最適合植樹。

(康斯坦丁諾·若澤·德·布里托：1883年1月30日<澳門及帝汶省工務司1882年度報告>，見1883年2月15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第6期副刊，頁41-47)

〔1882年〕我在上述(1870年度)報告中寫道：今天，樹木對大片居民中心的良好影響已被普遍承認。小小的澳門半島土地貧瘠，被荒山禿嶺包圍，需要系統地植樹，不僅在城內，而且在一些山坡甚至山頂上。本市樹木稀少，大部份在修道院和一些私人住宅周圍。有些樹木是賈多素和亞馬留任總督期間種植的，其中有的已經枯死，有的被砍伐，特別是南灣東端美麗的林蔭道，有30棵很漂亮的樹位於公園與海岸之間，沿道路兩旁排列到嘉思欄炮台。這些枝葉繁茂的樹木中9棵和後邊花園內的30棵竟然被砍掉了!

1882年也曾植樹，其實每年大都植一些，可惜規模很小，所植的樹也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

首次用從葡萄牙運來的松籽在幾座山丘上播種，同時在本市幾個地點植樹550株，由於現任工務司司長在其報告中所列的原因，沒有全部成活。這些原因中，在雨季到每天澆水遇到的困難，在人們不常到的地方樹幹或小樹以及支撐杆被盜和華人與牲畜的破壞，都可以用必要的的看護和為此投入所需的資金來解決。1882年用於植樹和播種的160澳門元及用於在青洲對面種柳樹的70澳門元對於如此有利於公眾的事業來説太微不足道了。不僅要植樹，而且要保護樹不受人畜破壞，而暴雨和颱風造成的破壞也不可小觑。(盧西奧·奧古斯托·違·席爾瓦：1883年3月30日<澳門市衛生司1882年度報告>，見《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3年，頁188-211)

氹仔和路環島的綠化

〔1882年〕5月9日，氹仔和路環離島市政廳廳長致澳門和帝汶省大臣的第27號通訊，《澳門及帝汶省憲報》，頁158：

尊敬的先生：

我榮幸地稟告閣下，本月4日第419號公函提出關於植樹的主張已為市政廳欣然接受，并確信該項目有利於未來對樹木的播種和用木的栽培，市政廳將立即著手開始工作。

經聽取此方面有學識和經驗之人士的意見，他們對更適宜苗圃栽培的土壤區域作了推薦，據此我已劃定了用作苗圃的區域。

在氹仔村，已選址兩處，面積不大，但土層深厚，且能遮擋從北面和東面颱來的的大風。橫琴島為我們提供大片土地，但我還沒有拿定主意，因為這項重要工程暫時還無須如此龐大。該島上官員表示願與我合作，此舉尤為重要，因為他是負責各項工作和檢查事宜的重要人物。

路環島有好幾處適宜苗圃栽培之地，并都位於天后廟附近的石排灣山谷和九澳山坡。

在這諸多選中地區，祇有氹仔和路環村的地區每年需要撥出少量款額用於看管和維護。

市政廳近日便對購買樹種和用以栽培的樹苗所需資金額度進行表決。

我高興地將市政廳這一決定通報閣下，但願與閣下的願望相符。

這就是我對閣下上述公函的回覆。

〔1882年〕同樣關於氹仔島綠化事宜，根據有關官員的某份通報，已經確定了用以植樹的區域。(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關於1882年澳門市公共衛生事務之報告>，1883年3月30日《澳門及帝汶憲報》，第1883年期，頁188-211。)

媽閣山住宅 Mica Costa Grande 攝影 西灣半邊橙

(Meia Laranja)民國大馬路的綠化樹

農業專家利貝羅關於
澳門植樹造林之報告

〔1883-1884年〕早就將這一事項分歸工務司職權範圍。此項經費也由該單位預算，款項不足，再加上公園的費用，經費更加減少，因為他們總是埋怨有其他更重要的項目。為此，為了避免記賬上的繁瑣，費用繼續由本司做賬，并每星期進行系統核算。用於植樹造林的可憐的經費至今也沒有給這項如此重要的事業帶來甚麼發展。澳門不僅應在道路兩旁植樹，而且急需在現在還荒涼光禿令前來澳門的遊客感到滿目凄涼的山頭上植樹造林。當進入澳門海區來到澳門港口，看到的是一棟棟樓宇挺立在光禿禿紅色砂礫班駁的小山頭，凄楚的感情油然而生。這也就是我第一次踏進澳門時的感受。為此，當我負責這項工作時，更感榮幸，因為我可以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為這些山丘披上綠装，為把這塊殖民地變成中國南部的辛特拉而作出我的貢獻。

如果説對它的美麗如此譬喻有點誇張，那是因為兩地的獨特景色各不相同，互不模倣。但是，在酷熱的季節，澳門可以為香港和廣州的闊佬們提供在他們那裡享受不到而澳門卻可以奉獻的舒適和涼爽。這一點絕不誇張。

要改造環境，必須對土壤和氣候條件有足夠的分析。為了通過具體的資料更好地對這些因素進行研究，奉閣下之命我親赴香港。那裡的土壤與澳門的相似，那裡的氣候儘管冬季更冷、夏季更熱，但與本市氣候也相仿佛。

炮臺山景緻

Mica Costa-Grande 攝影

望廈山公園一角

Mica Costa-Grande 攝影

正如他們始終堅韌不拔的精神和聰明才智所創造的成果那樣，鄰近的殖民地植樹造林方面成績確實非凡；不過與其説有許多令我贊賞的地方，還不如説我需要向他們學習的很多很多，那就是在我與香港植物園主任和綠化工作小組組長福特(Ford)先生幾天的共處中，我聽取了他在十二年實踐裡積累的全部寶貴經驗。

二十年前，香港的山頭也曾經荒涼光禿，可今天已經由松樹林覆蓋。在不久的將來，維多利亞最高的山頭也將披上綠裝。那裡的綠化不是通過播種，而是採用移植，即樹苗在苗圃裡培育一年後自根部到莖頂高達0.25米時栽植。每年1-6月底的多季節為移植期，這樣可以在移種初期節約所需的大量用水。

英國政府認為不建造松樹苗圃對他們更加適宜，并且不會造成浪費。他們首先找到華人，無償提供給他們樹種，但規定在限期內交出幾千株樹苗，還按照每千株9澳門元的價格支付費用。移栽樹苗的平均死亡率為5%，死亡率的確非常低。

儘管我於7月中旬到達香港，季節尚早，可我向是與那裡苗圃的老闆們訂購了5,000株用來試驗家庭和野外不同種植的松樹苗。我的經費沒有白化，時機合適，樹苗幾乎都成活了。

因為當年的樹苗栽種期已過，我們從華人手裡以合理的價格買到了我們所需的松苗，即每千株為5.5澳門元。但是整個安排和將他們從苗圃運至港口再運回澳門的費用使全部購買費用增至每株9葡元。

首先是選擇試種區域，一是為了避免因為土質不好造成樹苗死亡的倒霉事，二是為了土質過份優良而失去試種的真實效果，而誤將土地肥沃產生的結果當成試種的成績。

現在值得提到的是，除了農田區外，澳門半島的土壤都屬貧瘠的缺乏營養成份的土質。光禿禿的山丘，黑色的岩石和一片片花崗石，還有到處可見的紅色砂礫，可吸收的礦物質極少，更談不上有甚麼腐爛的有機物。尋找到肥沃的土地是最大的困難，找遍各個地點都是一片貧瘠的土地。

於是我們決定在東望洋山坡的下面作試點，即從勝利大馬路至爬上炮臺的環山彎路的第一段區域。這地段的西南部是比較有利的，因為可以避免經常刮起的強勁東風摧打樹林，那是新栽種植物無法承受的。

選址後，便開始挖坑，橫豎間距均為一米，深0.4米。挖好坑要等幾天，以便讓氣候作用深入土壤。準備工作完成後，五百一批五百一批的樹苗相繼運到。栽種完後，正常情況下無須進行任何其他的工作，除非在特別炎熱的季節來鬆土，既鏟除樹苗周圍的雜草，也可防止因為高温引起長期乾旱造成土地的乾硬。雖然季節相對提前，但從香港運抵澳門速度緩慢，因此樹苗也受到影響。另外這些工作均由工人們來完成，那是需要嚴格按照移植方法來做的工作。不過，儘管從事這項工作的條件惡劣，但隨後連續兩個月的連綿不斷的雨水彌補了先前的不足。樹苗死亡率極低，死亡樹苗不超過110棵，佔3.6%，這比香港的樹苗死亡率還要低得多。

第一次試種的好運激勵更大範圍的栽培，進而開始了苗圃的創建，從那裡無論是採取播種還是移植，都能獲得我們所需的樹苗。然而剛剛開始的這項工作因另一項更為緊急的任務而中斷。那是為了檢查強大的颱風所造成的損害，除了通常颱風帶來的影響外，這次颱風將樹苗鞭打得很慘。

權威人士們也認為沒有任何一次颱風，包括1874年的那次颱風像這次那樣對樹木造成如此大的摧殘。因此立即檢查樹苗傷害狀況，并把那些被颳倒的樹苗扶立起來。幸好這種樹苗(無花菓)的生命力很強，才重新成活。今天，它們與那些遭受颱風同樣的襲擊過的樹木幾乎沒有區別，而且那些經受過世紀性摧殘的樹枝用更奇特的生命力向外伸展著。

這些樹木遭受損失的主要原因既不在颱風的凶猛，也不在於樹木本身的抵禦能力，而是因為這類樹木的樹枝太長。完成了修整工作，重新投入苗圃的建造。苗圃的位置早已選定在二龍喉公園區內南起公園圍牆、北至大馬路旁水泉地段。

那是一塊高低不平的斜坡地，必須為平整土地和建成所需苗圃的地形而進行艱辛的工作。苗圃分為栽種區和播種區兩部份，兩區之間由長40米、周邊栽有臭椿桐、銀樺和其他種類的樹苗的平地隔開，這樣既增加苗圃的生機，也使其成為令人愉悦的好地方。

完成平整土地後是挖坑，平均深度為0.70米。這不僅為了翻土，也是為了徹底鏟除大量雜草的根系，特別是騾蹄草，因為它將四周土壤緊緊地裹在一起，使得任何其他植物都無法生長。

土壤質量的惡劣不但因土質結構造成，而且也由於其化學成份的構成所引起的。花崗石經多年的侵蝕和風化已在一些地方成了真正的細石沙礫，而其中的硅酸鹽等礦物質已隨雨水滲漏至農田區，衹剩下石英成為土壤中唯一難以被吸收的營養成份。為此，呼籲改良土壤，以補充氮、磷及其他有機物質。我們使用了騎兵部隊的馬糞和市政廳及工務司提供的牛糞等肥料。然而由於從牲畜棚中現取出的肥料撒到地裡難以馬上被土地吸收，因而必須利用原來用以填塞墳場後面幾塊低窪地的舊垃圾場上的廢料，以獲得我們所需要的肥料。

為了避免今年發生過的肥料緊缺狀況，并為明年作好準備，必須準備200車垃圾的肥料坑，并混合進100車的牛馬糞。

華士古·達·伽瑪花園階櫊

Mica Costa-Grande 攝影

盧九花園 (盧廉若公園)

黃豪生攝影

苗圃上部留作松樹、日本柏樹、油桐樹、臭椿桐、枳屬種類以及其他少量的月桂和無花菓樹之培育用。

在5月間獲得插枝培育的是桑樹科，共三千多株，而其他種類平均為每種300-400棵左右。苗圃播種的樹種最多的是松樹苗，共生長了兩萬多棵。

除去松樹，苗圃可在翌年提供六千株樹苗。我們為閣下非常關心的綠化事業繼續努力，期望在明年完成大馬路兩旁的樹木栽種及山丘的覆蓋，更何況今年在這方面我們已獲得比以往更多的鼓勵。現將其成績簡單總結如下：

為節約著想，我們徵用勞役犯人從10月初開始在大馬路兩旁的山丘上挖坑，這樣可讓坑中的土壤與大氣保持幾個月的直接接觸。當然此舉不足以改變劣質的土壤，為此必須利用垃圾，作為大量填入坑中的肥料。

1月初開始插枝。幾乎全部都是從大馬路兩旁和英國墳場裡的老樹上新截下的樹枝。墳場裡的剪枝要感謝英國領事梅瑞(Murray)先生的慷慨援助，他熱情地同意了我們剪下所需的樹枝。

我們一共插栽了2,300株樹枝，幾乎全是無花菓樹；由於適量的施肥，深度的栽種及精心的護理，成活的2,000棵樹苗今天已呈現出一派生長的旺勢，甚至比旁邊已經生長了3年的樹枝還要茂盛。

苗圃播種後剩下大量樹種，特別是松樹種籽，後來都被埋種在山坡上的小土坑裡。為了不讓牲畜踩踏破壞及華人對栽種樹木的毀壞，指定了4人看管苗圃，他們的工作頗為出色(……)。(坦克雷多·多·卡薩爾·利貝羅--1883年6月至1884年<有關澳門綠化之報告>，《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5年6月20日，頁266,267和279。)

〔1885年〕一條延伸的山脈將城市從東邊斷開(……)，這些光禿禿的山頭上偶爾有著斑斑點點的灌木叢，在部份地段暴露著花崗岩土壤。不久前這裡的景象還令人憂傷，可今天卻已逐步改觀；有羅沙總督對澳門的美化和綠化事業的關心備至，這些山頭一定會變成茂密的樹林。(……)

半島西南部是一座大山--西望洋山，山頂上聳立著一座破舊的敎堂。靠著城市的山坡已經覆蓋上了鬱鬱蔥蔥的樹林，給人以賞心悦目的景色；面對大海的山坡崎嶇不平，與取名“媽閣”的炮臺相連。城市的其餘地區幾乎都是平地。(奧古斯托·佩雷拉·托瓦爾·德·萊莫斯(Augusto Pereira Tovar de Lemos)1886年2月1日<關於1885年澳門和帝汶省衛生事務之報告>，《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6年期，頁149。)

〔1885年〕綠化所帶來的好處和它在公共衛生方面所起的極大作用已經得到普遍認同和體現，我無須重復那些公眾已充份知悉的內容。我祇須説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就能享受到尊敬的總督閣下所從事的栽培事業所帶來的益處。

從二龍喉苗圃裡移出并經過精心處理的樹苗被移植於本市各處，特別是栽種在二龍喉東側山坡上的樹苗今天生長得格外茂盛。這樣大面積的植樹造林在五、六年內將為城市的清潔衛生和美觀帶來很大的效益。那些過去曾經令遊客見到心酸的光禿禿、到處遍佈花崗岩和其他岩石的山頭，那些看上去便讓人想到開山放炮的山頭，那些看上去令人更認為是開採建築房屋的石料而并非用做栽培任何樹木的山頭，將來都會變成鬱鬱蔥蔥的茂密叢林。那時給來這裡觀光的外國遊客將留下無限美好的印象。

根據農業專家坦克雷多先生閣下的報告，1883年7月和1884年3月2日批栽種下列樹木情況如下：松樹20,000株，日本柏樹300株，油桐300株，臭椿桐300株，枳屬科300株，月桂300株，無花菓300株，刺桐300株，桑樹3,000株。

在這兩批植樹以後，另外又種了幾千株，而且植樹綠化的活動還在轟轟烈烈地進行。(奥古斯托·佩雷拉·托瓦爾·德，萊莫斯1886年2月1日，<關於1885年澳門和帝汶省衛生事務之報告>，《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6年期，頁163。)

〔1885年〕我并非想在此展示綠化帶來的許多好處，并非想指出當過去光禿荒涼的山頭披上綠色地氈給城市的衛生健康和美觀帶來了巨大效益、當大量的植樹綠化把這塊炎熱和乾巴巴的土地變為舒適的令人愉悦的樹林時澳門會獲得的種種益處，這些道理人盡皆知。在世界各地植樹造林都被視為整治土地和改善空氣最有效的舉措之一。

是謝弗勒(Chevreul)查出并證實樹木在生長發育過程中能對地球產生巨大的影響，它們能吸收大量易變的并將造成近期和長期污染的物質。同樣，斯考特騰(Scoutetten)的試驗也清楚地證明，植物白天能散發出大量的臭氧，它是一種人體有機物氧化過程中必不可少、并具有獨特消毒功能的氣體。

當現在被全世界尊重和崇敬的帕斯特(Pasteur)指出，“它可以使人類有能力消除一切寄生蟲病”時，他同時也提出了植樹造林、城市綠化和道路兩旁栽植樹木是達到上述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

螺絲山公園

黄豪生攝影

氹仔市政花園

黃豪生攝影

綜上所述，為了美化這塊殖民地及為其居民提供舒適的生活，能在常見的酷暑天氣隨時隨地找到遮蔭避暑的涼爽之地，本司竭盡全力栽植了大量的樹木，它們在三年內已經得到了豐茂成長。具體情況見本報告所附地圖。

還應指出，除了上述各類樹木外，在各個花園裡還栽植了許多奇異的觀賞類植物，各山頭播種了數千棵松樹。今天它們正茁壯成長，不久的將來便會讓山坡上那些光禿禿的花崗石地面永遠消失。

我應特別指出的是，去年共計栽植樹苗5,344棵，另加下列二龍喉植物園內各苗圃經插枝和播種培植供將來移種的各類樹：

柬屬科56床5550株，無花菓L 12床2,588株，枳屬科10床476株，無花菓R 2床90株，WAX-TREE(？) 2床104株，刺桐L 1床105株，油桐1床 37株，無花菓1床50株，月桂1床30株，蒲桃DC 1床80株，無花菓W 6床1,296株，臭椿屬B3床1,800株。--共計：12,206株。

(若澤·馬利亞·德·索烏薩工務司長<1885年關於澳門和帝汶省工務事務之報告>，1886年7月1日，《澳門和帝汶省憲報》，第36期副刊，頁357。)

〔1886〕本司繼續從事著大範圍的綠化工作。如圖所示，共栽植6,813棵樹苗，比前一年多1,469棵。另外二龍喉花園各苗壇經插枝和播種的供將來栽植的樹類分別為：

東屬3,640，無花菓L 2,200，油桐74，枳屬334，無花菓197，WAX-TREE 34，無花菓W 204，月桂L 84，刺桐L 110，假白欖L 166，臭椿屬1,800，椰樹149，咖啡426。--共計：9,418(株)。

(若澤·馬利亞·德·索烏薩工務司長：

<1887年關於澳門和帝汶省工務事務之報告>，《澳門和帝汶省憲報》，1887年11月3日，頁370)

〔1887年〕澳門綠化事務偉大的推動者和功臣是羅沙總督(Tomás de Sousa Rosa 1883-1886)。他是如此地熱忱，本應下令其辦事人員處理的事務，他卻親自前往指導。阿道夫·洛雷羅(Adolpho Loureiro)工程師在《在東方--從拿破侖到中國》一書中描述他與總督於1883年共同察看苗圃時寫到：“在這裡我們一起察看了苗圃和播種的樹林，這些地方是我的朋友羅沙經常舉鋤光顧的地方。他像里斯本郊區懂得栽培、灌既和育苗的農夫那樣指導著中國人。山坡植樹非常順利，總督給予極大的支持，使其面貌明顯改善。

待到光禿乾旱貧瘠得發白的地面披上綠色盛裝時，它們將呈現一派無比美麗的景色!(……)”

1887年與羅沙同來澳門的阿爾諾索(Arnoso)伯爵在《世界旅行》一書的頁116中寫道：“被周圍的小島環繞的澳門半島的確是彈丸之地，那裡農田肥沃，東望洋、西望洋、望廈、大炮臺和白鴿巢六座山頭錯落有致。這一切都將變成一幅非常美麗誘人的圖畫。幾年之後，當羅沙總督下令栽種的60,000株樹木用其茂密的枝頭覆蓋全部山頭時，澳門將成為遠東名副其實的天堂和人們紛至沓來的避暑勝地。即使現在，香港的居民就已經來澳門尋求逃避酷暑的地方。一位葡萄牙人即使在訪問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用黃金建造了一流設施的亞丁、科倫坡、新加坡、西貢和香港後來到澳門，也會感到由衷的高興。這裡沒有任何令我們有理由蒙羞的地方。”(卡洛斯·若澤·卡爾代拉，〔Carlos José Caldeira〕--澳門，1850年，PUETZAL出版社，1997年，里斯本，第64和65頁)

〔1888年〕從第3號圖中可見植樹造林工作的進展和規模。在沒有發生大颱風的最近幾年裡，受當地自然條件的影響，這些樹苗成長順利，為城市的美好和衛生健康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阿曼西奧·德·阿波因工務司司長<1888至1889經濟年工務事務報告>，1889年7月1日，1889年12月3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第48期副刊，頁372)

關於澳門花園的描述

市政廳條例法典和有關花園的規定

〔1871年〕(11月21日)本法典在市政廳會議通過了對其審議、修改、合併和概括，并將在1872年《澳門及帝汶省憲報》第122至124頁刊登：

第10章 有關公園的規定

第72條：禁止摘採公園裡的花朵及其他任何植物，否則罰款1元。

得勝花園

黃豪生攝影

嘉思欄公園

Mica Costa - Grande 攝影

第73條：禁止乞丐、衣衫襤褸者、醉漢或任何損害公共道德者進入公園，否則罰款2元。

嘉思欄公園

〔1882年〕本市最主要的公園為嘉思欄公園。公園深處的水簾已經修復，從而贏得了新貌；被白螞蟻毀壞的看園人的木頭房頂也得以修繕。公園四周的圍欄也已經重建。

現在檢察院樓宇旁邊有一座早已不再利用而且緊挨著嘉思欄公園的庭院，儘管政府以合適的價格已將其租讓給聖·克拉拉修道院使用，但它仍然與公園相連，並且是公共娛樂的設施。在炎熱的季節，庭院裡的幾棵枝葉繁茂的大樹為人們提供了涼爽愜意的陰涼。由於嘉思欄公園原來沒有大樹，祇有一些花草和灌木，因此特別注重樹木的栽培。而且也希望把現在衹有幾間破屋的地塊改建為嘉思欄公園的前地，這樣便可把那裡現存的兩棵樹冠龐大而漂亮的大樹歸併於公園。(康斯坦丁諾·若澤·德·布里托，1883年2月15日《澳門及帝汶憲報》，第6期副刊，1882年<澳門及帝汶省工務司報告>，1883年1月30日，頁41-47)

〔1885年〕(……)過去的一年工作進展微不足道。在我來到這塊殖民地之前，這些工作祇限於一條彎曲街道的修整，那裡的一堵牆已被雨水沖塌。我也祇是下令在這條坡度甚大的街上建成幾個小石頭臺階，鋪上了一些水泥。斜坡周圍的欄杆依然，旁邊的亭子和街道也衹作少量的修建。為這座公園耗去的適當經費主要是用來支付職工們和當地僱傭工人的薪水。(若澤·馬利亞·德·索烏薩，工務司司長，1886年7月1日，<關於1885年澳門和帝汶省工務司之報告>.，1886年9月14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第36期副刊，頁356。)

〔1888年〕(……)迎著西南風并靠近歐洲人氏住區，特別是下午軍樂隊在那裡演奏的時候，它通常吸引了一群人。但我認為該地方應該交由市政廳管理。如果增加了照明設施，它便更能促進居民的娛樂、遊憩活動，也為殖民地居民的生活習俗帶來新的風貌。(阿曼西奧·德·阿波因，工務司司長<1888至1889經濟年工務事務之報告>，1889年7月1日，1889年12月3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第48期副刊，頁371。)

燒灰爐公園

〔1882年〕燒灰爐公園受海風襲擊嚴重，那裡完全沒有生長任何小植物的可能。因此在那裡為青年人建造了球類娛樂設施。(康斯坦蒂諾·若澤·布里托，<關於1882年澳門及帝汶省工務司之報告>，1883年1月30日，1883年2月15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第6期副刊，頁41-47。)

〔1885年〕在燒灰爐公園，沒有從事任何項目。該地段風力很大，我相信如果有一定的照明和設施，在寧靜的晚上會有人光顧的。”(若澤·馬利亞·德·索烏薩，工務司司長，1886年7月1日，<關於1885年度澳門和帝汶省工務司之報告>，1886年9月14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第36期副刊，頁356。)

〔1887年〕(6月16日)--民政第330程序及第R系列，存有關於在燒灰爐公園進行修建的文件。(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第3冊)

Mitra小花園

〔1882年〕要求市政慶作出如下措施：

立即解決這座由水坑尾街入口、屬於菜園的私人花園的不潔狀況。園內一座可用作灌溉的水坑，但因其浸泡著木頭、樹林和樹葉已變成真正的沼澤，另外，遍地是灌木、草灰及風吹雨打過的爛木，沒有整潔，毫無管理。”(盧西奧·奧古斯托·達·席爾瓦--1883年3月30日，1882年<澳門衛生司之報告>，《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3年期，頁188-211。)

白鴿巢公園：

博物院、動植物園之建議

〔1885年〕(聖·安東尼區)北側，是宮殿式建築和一座漂亮雅致的庭院，原為葡籍富商馬葵士之寓所，現為政府徵用。園內有歷史悠史的賈梅士洞。正是因為這一重要和風景獨特的財富，當知悉房主和法國傳敎士們商談買賣時，羅沙總督不久前將其從房主手中買了下來。為此，化了35,000澳門元，獲得了大家在紀念賈梅士300週年時都公認的財富。

要描述該花園誘人的美麗景色，其參天古木、遍地花草，并非是本文的目的，此更非本人能做到的事。不過，這花園用途很多，但我們認為最主要的，也希望各位知道這花園的人士一起努力將其建成博物院和動植物園。當然它的條件趕不上新加坡的漂亮和新建的博物院。再説這想法也并非祇是我的，但是肯定沒有比這更好的其他用途了。鑒於羅沙總督閣下早已開始了如此重要和指導性的改善，如果能實現這願望，那將是你的政府的又一項偉大的工程。

在走進如此美麗和誘人的庭院的路旁，兩座被燒毁建築的廢墟還留給人們對1874年的慘痛回憶。這些也是富商馬葵士的。據説房主企圖重建并用於出租。在大片空地對面的西南側那次颱風及後來的烈火中焚燬的樓址現已建起了大樓房。南側的聖·安東尼敎堂之命運也毫無區別。總之，該敎區的建築都很雅觀。(奧古斯托·佩雷拉·托瓦爾·德，萊莫斯<1885年澳門及帝汶省衛生司之報告>，1886年《澳門和帝汶省憲報》，1886年期，頁149-154。)

〔1885年〕在白鴿巢花園進行了極其重要的建設。重修了在暴雨中坍塌了的圍牆，耗資430元。新建了街道，建成了四周用各種顏色的碎石砌成的花壇組成的小花園，從廣東買來各種觀賞花木，用防漏保育的水泥澆灌了許多條通道，也收到了應有的效果，建成了座由紅磚砌起的苗圃，搭起了竹子的亭子，用以樂隊的演奏，還耗費120元定做了20張木凳，另外還進行了許多美化環境的工作。

政府近年來徵得的這座園子，不僅具有它的歷史意義，而且也因為它是澳門風景最美麗迷人的地方，值得我們為之努力。但我也不得不承認，本司既無人力又無精力對其進行應有的關注。

正是在這座園子裡，有著如此著名的山洞--賈梅士洞，在這裡，我們偉大的詩人創作了已被文明世界所熟悉的譯為各種文字的葡萄牙著名史詩。

洞口原是磚石砌起的門檐，并由木柵欄擋住。洞頂上曾建起一座談不上漂亮的破舊亭子。但那一切均已被毀壞，祇留下原來的自然面貌。這裡在將來應該得到應有的改善。

這裡究竟有何用途？當然有許多用途。但分配的經費如此之少，支付完薪水所剩無幾。

這是遺憾的事。這裡可建造一個湖，因為從水井裡可由水泵將水抽出，然後組成噴泉。空地還可以飼養一些珍貴動物，成為人們喜愛的動物園，而用各種植物又可以在此建成上面説過的苗圃，為殖民地的植物研究提供好條件，此舉肯定既實用又有指導意義。

不過，儘管缺乏手段、時間和人手，我還從未對澳門這塊應該極其重視也因諸多原因耗費昂貴的地方不給以重視。(若澤·馬利亞·德·索烏薩，工務司司長，1886年7月1日，<1885年度澳門及帝汶省工務司之報告>，1886年9月14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第36期副刊，頁356。)

〔1885年〕儘管購買白鴿巢花園的事宜是由原澳門港務局局長若昂·愛德華·斯卡尼西亞任里斯本議員時，在1880年5月一些巴黎外國傳敎士想在那裡建造療養地時開始的，然而是羅沙總督給外務省省長曼努埃爾·皮涅羅·沙加斯致電，并獲得同意，先於法國人從馬葵士家族購得了這份財富。(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冊)

〔1886年〕在燒灰爐公園、嘉思欄公園及白鴿巢花園，至今幾乎無所成就。祇是在白鴿巢花園建成了一個小池塘。從高處的水池裡向其灑下一幕幕水簾。因此今年為公園消耗的經費衹是用於維護方面。(若澤·馬利亞·德·索烏薩，工務司司長，1887年6月30日，<1886年工務司之報告>，1887年11月3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頁370。)

〔1888年〕(…)鑒於加雷特(Garrett)發現的那一座豐功偉績的紀念碑，白鴿巢公園成為吸引外國遊客觀光的地方(……)(阿曼西奥·德·阿波因，工務司司長，<1888-1889經濟年工務事務之報告>，1889年7月1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9年12月3日，第48期副刊，頁371。)

二龍喉公園

〔1883年〕(……)苗圃的建設進度相當快速。苗圃的位置，早已選定在二龍喉公園裡面，南起公園的圍牆、北至靠近大馬路一旁的水泉地段。

那是一塊高低不平的斜坡地，必須為平整土地和建成所設計苗圃的地形而進行艱辛的工作。苗圃被分為插枝培植和播種培育兩個區域，兩個區域中間由長40米、周邊栽種臭桐和銀樺以及其他種類的樹木的平地隔開，以增加苗圃的生機，并使它們成為令人感到愉悦的地方。(坦克雷多·卡爾德拉·多·卡薩爾·利貝羅，<關於1883年6月至1884年澳門綠化之報告>，1885年6月20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

〔1887年〕(阿爾諾索伯爵寫道)二龍喉的總督官邸雖然很小，然而，也顯得頗為幽雅美觀。苗圃就位於這座法蘭西式的花園旁邊。正是從那裡培育的樹苗今天已在澳門的山坡上生根落户。(文德泉神父，<阿爾諾索眼中的澳門>，《文化雜誌》第7-8期，頁71。)

〔1888年〕(……)部份土地用於培植大片植樹造林所需的苗圃建設(……)(阿曼西奧·德·阿波因，工務司司長，<關於1888-1889經濟年澳門工務之報告>，1889年7月1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1889年12月3日，第48期副刊，頁371。)

市政廳前地花園

〔1887年〕(4月22日)民政E系列第98程序敘述了市政廳前地花園的美麗景色。今天，這裡已經完全按照葡萄牙的地面鋪砌方式重新整修，并成為此城市中心最寬闊的一處遊憩廣場。”(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冊)

〔1887年〕(6月1日)民政E系列第94程序之中，有一段關於白鴿巢廣場之美化項目的記錄。”(施白蒂《澳門編年史》，第3冊)

按照有步驟的植樹造林和園林化的政策進行的綠色革命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了。它將澳門變成了美不勝收，令人愜意的地方。不過，在這座必然要增高的城市裡，一場鋼筋水泥的革命也發生了，并且似乎對昔日之城市已經忘乎所以，特別成為這座面向21世紀的新興城市應有的生態環境的主要因素。今天僅僅剩下的那些作為澳門象徵、融合在澳門市機體中的古樹，仿佛正抵禦著人們對於歷史人物的忘卻。他們正是羅沙、盧西奧·達·席爾瓦、德梅特里奧·西馬蒂、康斯坦丁諾·德·布里托、坦克雷多·卡薩爾·利貝羅、若澤·奧爾塔、阿布雷烏·努內斯、卡斯特羅·布朗科。儘管他們各自的貢獻有所不同，但是正是他們忘我的勤奮工作，為這座無愧於20世紀的澳門播下了綠色的種籽。

范維信譯

世紀初的南灣景象(從左至右：峰景酒店，燒灰爐，西望洋敎堂及澳督府。)

Da esquerda para a direita - Hotel Bela Vista，Chunambeiro，Igreja da Penha e Palácio do Governo.

引自Filipe Emidio de Paiva《一個海員在澳門》1903年旅遊相冊(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

*José da Conceiçã Afonso，葡國建築師，其事業經驗主要在城市規劃領域，曾在葡國幾種大報刊(新聞日報、漩渦報等)及澳門《文化雜誌》(藝術觀點、Sema)發表過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