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四百年華洋雜處，中西合璧的歷史，使它成爲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成爲中國和葡國以及各拉丁語國家文化交流的橋樑。它多姿多采的中西建築，多元化的宗敎，豐富的語言現象，別具一格的烹調傳統等等，都反映了這個城市兩種文化交匯的鮮明物色和獨特的文化價值。其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是這種文化結合下產生的混血人種--澳門的土生葡人。
一、土生文學的界定及其研究意義
土生文學的界定
“土生葡人”，俗稱“土生”，葡文爲Macaense或Filhos da Terra，正式文件稱“葡萄牙後裔”，葡文Habitantes da Ascendência Portuguesa。“土生”的定義至今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一般認爲由以下幾部份構成：(1)澳門出生的純葡裔居民：(2)澳門出生同時具中葡血統的人士；(3)在澳門以外出生但遷澳定居並接受當地文化的葡裔人士(見盛炎、歐啟超《中文的官方地位與公務員的中文培訓》，收入《澳門語言論集》頁138。)也有把沒有葡人血統，但從小接受葡國文化、講葡語、跟葡人社會有緊密的華人稱爲“土生”(屬於中華民族的人，雖無葡人血統，但從初級敎育吸收了葡國文化，講葡語，並建立難以分解的感情，社會及文化聯繫，他們也是澳門土生，是本地葡國居民的組成部份。)(見飛歷奇<在澳門基本法諮委會召集的土生葡人座談會上的講話>。)澳門目前一些學術論文則稱其爲“澳門出生，以葡國文化和天主敎爲根本的”歐亞混血兒(如賈淵、陸凌梭《風中之竹》對土生的注解。)澳門立法議、土生律師歐安利對“土生”定義的這種不確定性，提出以下看法：
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在澳門出生；(2)是具有葡國血統的混血兒，其中大部份是中葡混血兒。在這類之外，也可把其它幾類人按習慣看法納入土生之内並依次排列如下：(A)澳門出生的純葡裔居民；(B)在澳門以外出生但遷澳居住並接受當地文化的葡國人；(C)從小受葡國文化教育、講葡語、融入葡人社會的華人。
這種說法比較清晰，本文界定“土生”一詞，主要指歐安利所舉的“典型的土生”一類。“土生文學”也即指這些土生人所寫的文學作品。
土生葡人文學的研究狀況
如前所述，澳門土生葡人是澳門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個特殊族群，其源遠流長，且是東西文化交匯的典型範例，但長期以來，鮮有人對這一特殊群體中各種問題或現象作系統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文學領域也不例外。在此以前，並未有人把土生葡人的文學作品當獨立的文學現象來看待，也查不到有人對這些文學資料進行過系統搜集和整理的記錄。對這類作品僅有的幾篇研究文，内容大都祇集中作品中的“澳門土語”(Língua Macaista)一種由16、17世紀葡語和少許粵語混合的語言問題上(見彭慕治<澳門文化的交流和合作>，《文化雜誌》1987年第5期頁12)，其中葡國學者Graciete Batalha Nogueira在《澳門》雜誌(1987年8月第4期)發表的<澳門傳統詩人>一文，較值得注意。該文探討了葡語族群(包括在澳門居留過，或長期居住澳門的葡國人和土生葡人)傳統詩歌的創作情況，重點也在探討土生作品中的“澳門語”所受到的多種語言的影響，但它涉及土生葡人文學中的一些問題，如作者在文中探討了何以在過去長達四個世紀中，土生人祇留下爲數甚微的作品；其次她提到了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兩位出自“尊敬和熱誠”，搜集並發表了一些土生歌謠的人士。這是至今能找到的唯一一篇曾把土生族群中的文學現象作爲一個獨立的整體加以探討的文章。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從華人方面來說，主要是因爲語言上的障礙，懂葡語的華人畢竟不多，能閱讀葡文文學作品的更少，也沒有人從事這些作品的翻譯，因此要進行這方面的研究，顯然是難之又難的。而從另一方面看，也是因爲華人與土生長期缺少溝通，對土生族群中的情況很少瞭解和關心，因而未能對此有所注意。至於葡國人方面，前東亞大學葡語系一學者認爲，他們之所以從未建立“土生文學”這一概念，主要是因爲：(1)土生葡人作品、作家數量都不多，未引起足夠泣意；(2)長期以來，他們祇把土生的文學作品看成是葡國文學的一部份，而不是一種獨立的文學現象。其原因是土生文學的使用語言是葡語，以及它的表現形式和基本風格也是葡國的。她補充說，把土生葡人作爲一個獨立的族群看，祇是近些年的事。
半年多來筆者查閱了有關土生文學的資料，閱讀和翻譯了一些原著作品，也訪問了某些作家、作家親屬和有關人士，在此基礎上對土生作家及其作品作了一定的研究，認爲有條件、有必要爲土生文學建立獨立的文學形象。主要根據以下幾點：
A、“土生葡人”(Macaense/Os Filhos da Terra)這一稱謂的葡文和中文譯文，與Português《葡國人》這一名稱的葡文中文，在形式和内涵上顯然都不相同。葡文Macaense“土生人”一詞，由Macau(澳門)一詞加後綴轉化而來，直譯應該是《澳門人》。至於Filhos da Terra，《大地之子》一書譯者有如下說明：
關於Filhos da Terra一詞的譯法，本人以爲有必要稍加說明。中文口語中稱之爲“土生”。這一稱謂不無貶意，但葡萄牙語中卻無這一含意。這一詞的中文對等詞爲“本地人”或“當地人”，因此，其中譯法因地而異。儘管對Filhos da Terra的定義尚有爭議，本人以爲“澳門人”可爲它的中譯之一。(《大地之子》頁3)。
可見，葡文的Macaense或Filhos da Terra兩詞的含義均爲“澳門人”與Português“葡國人”一詞相去甚遠，但顯然不同於土生土長澳門“中國人”。這種差異性實際上也正顯示了它的特殊性和獨立性。既然不能以“葡國人”或“澳門華人”取代“土生人”這一名詞，那麼，土生人寫的文學作品也祇能稱“土生文學”。
B、人類生物學的角度看，土生人爲一遺傳本底十分豐富的歐亞人群體；從文化角度看，作爲不同文化交匯的典範，土生族群保持著東西合璧或完全別具一格的文化模式。從這群體中產生的土生作家，儘管在創作中使用的語言是葡語，但他們表現出來的思想感情、思維方式、心態特徵、價值取向、審美情趣都帶著他們的特殊身份，特殊生存環境和歷史文化背景的影響，表現出與本地華人或大西洋彼岸的葡國人明顯不同的特點，是獨具一幟的作家群。
C、土生文學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卻歷史久遠，姿色獨具。19世紀末，土生葡人若昂·費利西阿諾·馬爾克斯曾搜隻了一批“土生歌謠”Folklore Macaísta，發表於《大西洋國》雜誌(Ta Si Yang Kou 頁57)。而《大西洋國》另載有幾首有據可查的詩，歌由土生詩人A. J. RUAS和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 e Lima所作，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而土生文學作品的題材、語言乃至創作風格，都有無可取代的鮮明個性，强烈顯示著他們“Macaense”。“Filhos da Terra”--“澳門人”或“土生人”典型的身份特點。從某種角度看，這也是澳門四百年來中西文化互相撞擊、互相影響滲透融合的歷史積澱和典型範例，因而是有清晰的文學面貌，有條件確立其獨立的文學形象。
澳門土生作家產生、發展的文化背景
澳門位於珠江三角洲南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但自16世紀長期處於葡萄牙管治的特殊地位。在葡萄牙人踏足以，前澳門原是一個濱海漁村，居民結構單一。但1553年(明嘉靖三十三年)起，隨著葡萄牙的航海者、商人和天主敎徒在澳門的傳敎和貿易，西方文化被帶到了澳門，並經澳門傳入中國，打開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門戶，澳門因而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橋樑，它本身也成爲這種文化交流的古老典範。四百年來，澳門社會性質經歷了重大的變化，但中華民族文化始終是社會文化的主流，葡國文化則佔西方文化之主體。這兩種文化的相互接觸、交流，滲透和融匯，形成澳門今天薈萃東西別具一格的文化特色。
早自清代，這種特色曾引起了不少中國詩人的注意和興趣，如吳歷詩：“黃沙白屋黑人居，楊柳當門秋不疏”，“捧蠟高燒迎聖來，旗幢風滿炮成雪”：或如魏源<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再如簡朝亮詩：“萬人爭入葡萄國，市利如何卜榜花”：梁喬漢詩：“婚取何勞遺妁聯，兩人各自目成先”：汪兆鏞詩：“胡裘蕃衲己尋敘，笑我猶爲居士裝”這些詩句，都十分生動地反映了澳門與中土大異其趣的城市特色，今天我們進一步可發現許多體現這種特色的例證。
從城市景觀看，澳門既有“朱門彩繪，斗拱飛簷，雙獅鎭門”橫扁對聯反映華人講究陰陽對稱的建築傳統，也有以歌特式或羅馬式爲結構，石柱圓拱尖頂的敎堂，以及以紅白兩色粉飾外牆及廊柱，具典型葡國傳統的政府大廈，代表著西方的建築風格。著名的大三巴牌坊，集東西建築風格於一體，被視作澳門東西文化交融的象徵。
澳門“有東方梵蒂崗”之稱，反映了天主敎在澳門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在澳門大小敎堂總數約達二十，一年一度浩浩蕩蕩的大耶穌出遊和花地瑪聖母出巡，至今仍爲澳門宗敎活動一壯觀景象。另一方面，澳門又有許多大小中國廟宇，其中稱“三大古禪”的媽閣廟、觀音堂和蓮峰廟，歷史分別達三四百年以上，所有廟宇單宇單獨或同時供奉儒、道、佛三神威，廟內年常香火繚繞，居民朝拜不斷，因而又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之氛圍。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澳門的語言也反映著中葡文化在這塊土地上相存並處，互相影響的關係。在澳門，葡文是迄今爲止的官方語言，社會上流通最廣的則是漢語的粵方言，而語言的交流則早已出現。淸代澳門詩人詩中便有“居客已驚非誤入，遠從學道到三巴”，“飲饌較多番菜品，唐人爭說芥喱雞”。三巴、芥喱雞都是葡語音譯。日常生活中，許多葡語詞匯成了“澳門方言”，也有漢語的詞匯被摻入了葡語之中。而在習俗禮儀、美食服飾以及各種藝術形式上，也都體現著兩種文化互相吸納，補充和借鑒的特點。
澳門是中國華洋雜處最早的一塊土地，不僅中葡混居，常住人中有不同民族達三十多種，可謂各民族人種的大融匯之地。而其中，土生族群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種。(以上主要參考楊允中：<澳門與東西方文化交流>)。
土生葡人來自父系的遺傳使他們成爲葡國文化的天然繼承者。他們自幼在學校接受的也是葡國文化敎育，由於他們的起源具有多種血統的混合，這種多基因的遺傳也形成了他們早期文化模式中的印度--馬來文化的特徵。然而四個世紀以來，他們生活在以華人爲絕大多數，以中華文化爲主流文化的中國的土地--澳門，因此，在他們那獨立的文化個性中，中國文化影響所佔的比重是可以想象的。葡人學者施白蒂在<澳門土生--一個身份的問題>一文中寫到：“中國的影響相當複雜，與澳門的關係又是如此的密切，以至難以獨立地分析每個因素。”(此文收入《澳門研究》，頁103(4))，她在文中例舉了這一群體在“語言”、“民俗”、“習慣”等各方面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情況。
這種複雜而又豐富的歷史文化背景，造成了土生葡人特殊的生存環境。他們生活在兩種文化的邊緣上，兩種文化的滲透、交融、矛盾衝突在他們的生活中和精神上都形成了深刻的影響，造就了他們獨特的文化心理。他們往往以兩種文化視角交替審視世界，觀察人生，因而化們的感受是獨特的。
土生作家埃蒂斯·喬治·德·瑪丁妮在《廢墟中的風》一書序言中寫到：“四個世紀以來，葡國和中國人之間保持著一種愉快而和諧的關係，這一點體現在這一城市的許多方面：交匯融合的文化遺產，別具特色的城市建築，還有它的被稱爲Macaense‘土生人’的混血人種。經過這許多年肩並肩的生活，中國人氣質一點一滴地滲透在土生人的血液以及他們那帶著特殊的澳門人特點的歐人外貌上，爲他們線條硬朗歐洲人的面容，注入了柔和的東方之美。”(Edith Jorge De Martini《The Wind Amongst The Ruins aChildhood in Macau》)土生詩人李安樂Leonel Alves在他的詩中寫到：“我身上有來自賈梅士的優秀/和一個葡國人的瑕疵/而在某些場合/又是一套儒家的思想”“確實，我發起怒來就是個葡國人/但也能自我抑止/以中國人特有的平和。”(Leonel Alves《Sabem Quem Sou? 》，《Por Caminhos Solitarios》頁29)以上兩段引文爲我們瞭解土生文化背景時作了提示。
二、土生文學的文化價值
土生文學題材的文化魅力
土生葡人具有兩種文化背景，他們之中大都也是葡中血緣親和的產物，他們介於葡中族群之間，葡中兩種文化人亦混和於他們的生活之中。這種身份特點，爲他們對生存空間的審視和對社會、人生體驗提供了特殊的視角和條件。土生文學的題材充滿鮮明的地方色彩，它們反映的都是澳門本地的澳門人、澳門事，充份體現了這些作者“澳門之子”的身份。在土生作者筆下，澳門的自然景觀、風俗人情以及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中國人，葡國人，土生人，他們共同編織的各種各樣美麗的凄涼的澳門事，無不一一得到呈現。
在飛歷奇筆下，澳門的自然景觀比畫更美。西望洋山上的晚霞，東望洋山上陣陣松濤，瑪利麗二世皇后眺望台，白鴿巢花園中的樹中，螺絲山、青洲，令人神往。澳門的夜景西望洋山上和媽閣廟上的麟次櫛比的房屋，在深藍色夜色中苑如飄動在雲端的仙山瓊閣，更令人響往。碧綠的大海，在漁屋附近觀看漁船網中的鯔魚活蹦亂跳，銀光閃閃：則是另一番情趣。在詩人約瑟的詩中，澳門是一座花園，有“芬芳的植物”，“繁盛的鮮花”。幾乎在所有的土生作家的文學作品裡，都有對這種自然景貌的深情的描摹。即使在<施舍>中帶傷痕的澳門碼頭，也會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它表現著土生作家對澳門的一往情深。這片土地上有他們的“根”，是他們生存的依托。
中國人、葡國人、土生人，是澳門社會的三個主要群族，五百年來在澳門共同生存，土生文學作品的人物世界，便大都由這三種人組成。通過對這三種人以及圍繞著他們所發生的事的描寫，不僅使人看到這三個群族間的關係和感情，也反映出他們各自不同的生存環境和性格特點，更反映出由他們所代表的中西兩種文化，如何在互存中彼此滲透和融合，以及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的衝突，表現出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如在<施舍>的故事裡，可以看到東西兩種文化碰撞的細節；私生子的父親吃飯時用刀叉，母親則用筷子；生病時父親主張看西醫，母親則要請郎中等等。但是也有兩種文化互相影響的結果，如兒子從父母雙方毫不費力地學會了說葡語和粵語。故事中這些細節和現象，展示了兩種文化結合下產生的混血兒“土生人”的特殊生存環境，以及他們的歷史發展中既互相撞擊又互相滲透的文化背景。
<承諾>則表現了中西文化融合過程中相互衝突所造成的悲劇。小說寫的是一個中國姑娘與一個葡國青年建築師相愛，因遭姑娘家庭的反對，最終扼殺了這段美麗愛情，姑娘爲此付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在這個故事裡，中葡戀人的相愛，正表現了兩種文化在相遇後的彼此吸引，互相認同。而姑娘的死，可以說是反映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和衝突導致不幸的結果，因此整個故事成爲中西文化互爲吸引又互相衝突的生動例證，也反映了中葡文化在澳門從相遇到融匯的歷史階段中曾經付出的沉重代價。
土生文學題材具有這種文化魅力，它反映的層面較廣，內涵也豐富，究其原因主要是這些土生作家有著兩種文化背景的混血兒的特點。由於他們受兩種文化的影響，並生活在兩種文化層中，因此他們對身邊不同的文化形態，文化氛圍特別敏感，也有特别深切的體會，反映在他們作品中的文化因素，便是他們內心感受自然的流露。
反映複雜的社會背景和多層次的生活狀貌
文學是一種提示社會本質的藝術形式。土生文學作爲澳門的一種文學現象，從多方面反映了澳門複雜的社會背景和多層次的生活實貌。
從葡中聯姻反映出兩個民族之間的衝突和認同的矛盾關係。如<我的父親>、<承諾>、<施舍>等作品，正是早期澳門社會這種情況的寫照。葡國學者安娜赫頓指出：“不管是十八世紀前植根葡萄牙還是來自東方大帝國王朝式帶有政治色彩的聯姻，是將這種民族，社會和心理的層次接合一致起來是最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儘管目前葡中聯姻十分普遍，但這種情況，正如我們能想到的，並不是一開始就中規中矩。“天朝”王子們對我們不信任且不善待(因怕我們就此定居在中國南部)起初禁止這樣的聯姻，儘管後來認可了，但從來沒有鼓勵過這種婚姻。”(施白蒂<土生葡人--一個身份的問題>，《澳門研究》頁129)。
<承諾>的女主人公家庭是澳門社會中維護傳統的中國文化的名門世家，他們視一切外國人爲外夷。所以當這個家庭中的女兒愛上一個葡國青年時，悲劇的因素就產生了，最終，這段愛情的失敗，反映了早期葡人難以與一般中國女子正式通婚的歷史事實。而<我的父親>中葡國父親與中國妾侍“金屋藏嬌”的關係；<施舍>中的葡國人和那個貧苦中國女人的同居，都是中葡之間許多非“中規中矩”結合的社會現象之寫照。
<施舍>中的私生子，以及<蛋家女阿張>中私生女梅來，則正反映了這種關係造成社會上另一類人的處境與命運。
通過對澳門社會各階層的描寫來反映澳門的社會現實關係。由於土生作家通雙語，生存空間、活動空間都比不諳華語的葡人或不通葡語的華人廣闊，他們對澳門中葡兩個社會不同的生活環境和人情事物都有切身的體驗和廣泛的瞭解。作爲殖民者的後裔，他們在政治、經濟上都處於較華人優越的地位。他們有較多機會接觸以特權者爲中心的上流社會。土生族群本身不乏名門世家，有的作家本人就來自這一階層。另一方面，他們和澳門華人下層社會有某些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他們對澳門各階層的生活狀況。精神特點都有一定程度的瞭解，這使他們的筆觸深入到澳門社會的各階層。
在他們的筆下，既有對澳門土生上層社會的描寫，同時也展示了華人下層社會的生活狀貌。如<廢墟中的風>通過一個土生大家族的描寫，反映了上層社會的生活狀貌：數不清的傭人，豐富講究的飲食，穿中國絲綢旗袍或質地柔軟繡花衣，披時髦的西班牙披紗、態度優雅宛如池中朵朵百合花的女人：縱情娛樂、運動、旅行、在外面養小老婆的男人；迎著落日開始的有幾十種精美茶點和飲料的下午茶，專供上流社會消遣時光的俱樂部，祇在上流社會中舉行的社交盛事--婚禮招待會、慈善集會、文化集會等。使人看到生活在這一層面的人的優閑與奢豪。而<蛋家女阿張>、<施舍>則反映了下層社會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深刻痛苦。<施舍>中的母親，因爲出身低賤貧窮，在家中祇能做女僕般沒有任何婚姻權利的妻子，連親身兒子也視她爲恥辱，以至不願認他爲母親。“蛋家女”阿張，未滿六歲就被父母賣掉。“她常常受老蛋家虐待，被打得遍體麟傷，但這種虐待比在慘無人道的老爺門手中的日子卻好過得多。”而<愛情與大腳趾>則通過混血兒土生主人公從葡人上流社會遭挫，衆叛親離而轉入華人下層社會的經歷描寫，貫穿兩個社會階層，更充分展示了澳門當時的社會面貌，殖民統治者優越的身份，華人低下的地位，土生世家的富有，社會風氣的虛僞，葡人、土生人與中國的商業關係等等，都在作品中得到眞實的反映，爲人們瞭解該時代的澳門社會背景提供了一幅幅現實生活圖畫。除此之外，土生文學作品還反映了第二次大戰時期澳門的社會現實。如<蛋家女阿張>描寫了飛機的轟鳴給澳門這座無設防的城市帶來了痛苦，人們提心吊膽地過日子，擁抱著的情人爲死神在空中盤旋而難過，戰爭破壞著他們的幸福。同時，“飽受戰火之難逃到澳門的中國難民的貧困”，同這塊飄揚著中立國旗幟的土地上的陰暗角落中大發橫財的暴發戶，以及日本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揭示了澳門人在太平洋戰爭中厭惡戰爭、渴望和平的心理狀態，表現了澳門作爲掛著中立國旗幟的城市在二次大戰中的社會實貌。
土生文學還反映了對澳門未來的思考。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有關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自1999年12月20日起中國政府將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成立特別行政區，實現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這對於長期來因特殊身份而在澳門社會政治、經濟佔優勢的土生一族，帶來了強烈的震蕩。若瑟許多的詩篇便反映了土生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失落、因惑和迷茫。<未來>(FUTURO)、<一個母親有許多孩子>(HISTORIA DUMA MÃE COM MUITOS FILHOS)、<我們心中的澳門>(MACAU DO NOSSO CORAÇÃO)等便成為這類作品的代表。
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促進了澳門的經濟發展，也推動了澳門與國內的各種交流。年青的土生詩人馬若龍，便在這股歷史潮流的推動下，踏上神州大地，和這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東大國進行了“貼身”的接觸和對話，於是，他的<黑舌頭的龍>、<李白>、<明代的紫丁香>等，便成為他這一段歷史行程的記錄。總之，澳門成為殖民地前後的歷史，土生世代，太平洋戰爭，中國的革改開放，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以及澳門社會結構核心矛盾在層面的表現等，在土生文學的生命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三、對中國文化的親和性
中國文化作為東方古代文明曾以輝煌的光焰照亮了人類文明史並成為人類文明史的源頭。數千年過去了，中國文明的火炬至今仍放射著耀眼的光芒。但在近代西方文明曾以征服者的姿態企圖統馭環宇，除西方文化的精英外，中國文明幾乎被他們當作獵奇的東方古董而已。然而澳門土生卻不同，他們與中國和中國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很多人本身就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產物。因此他們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感情，不同於一般的西方“局外人”。像我們的華人一樣，許多土生也拜關公、吃中藥，農曆初一往寺廟焚香和祝願，然後陪父母上茶樓。在這些日常生活習俗中滲透著對中國文化的“身心投入”，和西方人以“局外人”的身份“隔岸觀火”的情況很不一樣。土生文學也表現了這一點。
李安樂的<知道我是誰>一詩，是直接表現這特點的最好例子：“我父親來自葡國北方的山區/我母親是中國道家的後人”“我身上有來自賈梅士的優秀/和一個葡國人的瑕疵/而在某些場合/又是一套儒家思想”“我的心是葡國的也是中國的/我的人格是中國的也是葡國的”“我發起脾氣來就像個葡國人/但也能自我抑止/以中國人所有的平和”，這位土生詩人直抒其情，為自己是個土生人而感到驕傲，為自己擁有中西文化而感到榮幸。孔子道家，一如葡國人視其為有高度文化的象徵，並以其逝世日為葡國國慶的賈梅士，在他心中有著一樣的重量，他為自己的人格性情能受到由中國道家所代表的中文化的熏染而無比喜悅自豪。這種感情在其他西方作家筆下是少見的。
馬若龍自幼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據說他十五歲就讀過韓素音關於抗戰時期重慶的一部小說，對李白和艾青推崇備至。他筆下的詩“我的中國祖母/很久來在那中式鏡子中/出現在我眼前……”可以使人感受到他對“中國祖母”和“中式鏡子”充滿親切之情。鏡子在這裡具有象徵的意義。從馬若龍的“中國祖母”-“中式鏡子”之間這條感情線，正好是馬若龍和中國文化那種內在的血緣關係的圖解。很自然，“中式鏡子”在這裡有象徵的意義，它象徵馬若龍所心儀的中國文化。他在<黑舌頭的龍>裡，一連用四個意象“象牙”、“樟腦”、“碧玉”、“墨汁”這些富有中國文化意味的東西表達對它們無限嚮往之情，是他心靈的真實寫照。
飛歷奇的作品反映出他有一定的中國文化根基，這一點在<蛋家女阿張>可見一斑。例如寫到老蛋家女在海上遇難，“阿張……請來了和尚為她超度，僱來了哭喪婦為她送葬。”再如：“千百年來，中國的婦女任憑她們的男人胡作非為，從來都是逆來順受的。”“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男人可以任意娶妻納妾”等等。他所塑造的兩個中國女子的典型-阿張和“擔水妹”阿蓮，都不是上層人，而是出賣體力的勞動者，沒有文化、沒有教養、沒有見識、長相並不漂亮。但作者對她們的由中華文化孕育的心靈美非常尊重，甚至視為“無價之寶”，這裡也有他對中國文化認同的心態和感情。
當然，以葡國文化和天主教為根本的土生人，也深受西方社會的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的影響，他們對作為中國文化中以“仁”為核心，以“孝悌”為本，主張“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並自覺做到“非禮莫視，非禮莫聽，非禮莫說”的儒家道德倫理思想，不可能沒有衝撞。<承諾>反映的中國家庭中那種專制的封建家長制、父母之命、子女沒有獨立的人格、封閉保守的婚姻觀與以葡國家庭為代表的西方的思想觀念和態度成強烈對比。這種對比正是西方文化衝撞的表現。反映出作者對社會成為倫理犧牲品的不理解，飛歷奇在<愛情與大腳趾>中也揭示了古老中國文化中落後的一面，並表現出對那些身受其害的人表現出深切的同情。但無論這些作家從哪一方面表現自己對中國文化感情，總有別於其他文學作品的顯著特色。澳門也有不少葡國作家學者寫澳門，寫對中國文化的感受，他們大都在澳門住過很長時間，對澳門的中國文化都有一定的認識和感情。但如果這兩者的作品放在一起，讀者往往能從它們的感情色彩上，體會出誰更接近中國人的“自己人”。
凝重的歷史感
研究土生起源的專著《大地之子》作者安娜·瑪麗亞·阿馬羅指出，由於缺乏關於這群體十分確鑿的歷史及人類生物學方面的資料，其起源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她在書中羅列了各不同觀點，如本·托達弗蘭薩(1879)認為：土生群體主要擁有“……像加入的基本特徵，同時具有歐洲人、馬來人、卡那拉人)……(的外形、它是種族和多次偶然通婚產生的亞種族的產物。”由阿爾瓦羅·梅德羅·馬沙多(1913)則認為，澳門人是同日本女人、馬六甲女人，乃至近期同中國女人通婚的產物。埃杜阿爾多·布拉藏(1975)認為：“……從其目前的特徵來看，大部份澳門人是同馬來種族通婚的產物。同印度人通婚極少。相當的一部份人具有明顯的中華民族特徵。”文德泉神父(1965)在集名家之說和對澳門教區檔案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則主張澳門人是葡萄牙男人同中國女人通婚的產物(詳見安娜·瑪利亞·阿瑪羅《大地之子》頁20)。而該書作者在以大量資料為依據，提出“早期定居澳門的世家的子女母親大部份可能是歐亞混血兒”的看法時仍不能免去帶假設性意味的“可能”一詞。這一問題的複雜性由此可見。此外，據該書作者述，當時葡萄牙人和亞洲女的通婚或結合方式與狀況，也十分複雜。除了以財富，門第為基礎的合法婚姻外，更有大量同居、納妾、收買女奴等非婚姻的結合。作者又進一步指出：“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學者注意到這些結合產生的女性後裔為何隱姓埋名。這些歐亞混血兒的命運如何? ”(同上，頁11)這一問題的提出，從更深層面上突出了土生作家對社會人生特有的敏感和深切的體驗，以及他們洞悉事物本質的特殊能力，使他們份外強烈地意識到這種歷史背景在他們生命歷程中形成的各種影響。因此他們的作品便貫注著一種對自我歷史的觀照，無論他們從哪一個角度來表現生活、抒發情感，總可以看到他們透過不同的藝術思維，折射出心靈深處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沉思。
李安樂的<知道我是誰>、<澳門之子>便是在沉思中完成的一幅自畫像。那裡面有他對自我身份的體認，有他為擁有中葡這兩個優秀民族的血液和品格所表現的自豪之情。飛歷奇對“蛋家女阿張”和“擔水妹”阿蓮這兩個形象的塑造顯然與他對早期那一段歷史的追溯不無聯繫。土生遙遠的華人祖母雖都來自社會底層，但她們内心的高貴仍為其子孫引以為傲。<施舍>中那個葡國人和窮苦的華人女子的結合，則可以看到從另一個角度對那段歷史現實的反思。其中在揭示這種關係產生的私生子問題，正好成為《大地之子》不提出的那個疑問的回應，並深刻反映了這類人的悲哀命運。這些通過作者藝術轉化而反映的歷史真實或心靈沉思，都賦予了作品一種凝重的歷史感。這種歷史感也反映了在他們和澳門這塊土地的情結上。
表達對澳門的無比熱愛和眷戀之情，是體現在土生作家作品中一個強烈的感情色彩。任何一個作者筆下，都能發現這種刻骨銘心的感情的流溢。他們讚美這塊土地，歌頌它的“美麗”、“聖潔”、“溫柔”、“平和”，傾訴自己與它骨肉相連的無限深情，這種感情源遠流長。土生族群歷史的產生與發展，都與澳門息息相關，四百多年來，他們在這裡繁衍生長，代代相傳，一直把它看成自己的家園故鄉。這裡埋葬著他們的祖先，印刻著他們成長的腳步。他們生命的根扎在這裡，文化的根也扎在這裡，這塊土地是他們的的族群生命自我與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他們稱自己為“Filhos da Terra”(澳門之子)正是出於對這片土地的一份虔誠的、深深的愛。因此，土生文學中表達的對澳門那種濃得化不開的感情，總有一種特別力量，感動著讀者，並在他們心中引起深遠的迴響。實際上，他們在表達這種感情的同時，就是對自我歷史身份的一種體識。且看若澤·多斯·聖托斯·費雷拉的詩：“我的故鄉/我的搖籃/我心中熾熱的愛/小小的土地/偉大祖國的兒子”(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 “Macau Jardim Abençoado”，頁161)。或者李安樂的“確實，澳門是一塊小小的土地/但它擁有偉大的靈魂/……因為就從這塊貧瘠的土地上/生長了無比美麗的/一棵愛之樹/帶著中葡結合之根。”(Leonel Alves：《Por Caminhos Solitarios》)從裡面可以體會到他們對自我歷史身份的不同意識的體認。
這一點在<廢墟中的風>裡，表現得更明顯。這本書本來是寫對澳門生活的回憶，它寄託著作者在遙遠的國度深沉的望鄉之情，但也是作者對自我歷史的追溯、體識的心靈寫照。這在該書的序言中說得很清楚：
這眞奇怪而可怕! ……回憶是如此生動，我彷彿正穿越時光的隧道，奔回我四十五年前的童年，奔回我的誕生地……
她(作者外祖母--筆者注)孤獨地死了，遙離她的根，遙離她在那兒出生的生活，建立家庭的迷人的土地。而我卻仍身處一個對我從屬的那片土地一無所知的更爲遙遠的國度。也許因此，……她伸出了她的手，帶著活在裡面那個小女孩，一起跨越過分隔著過去和現在的漫長的時間距離，指示我走向我的根，讓我更好地認識我自己。(THE WIND AMONGST THE RUINS，前言第九頁)
書中展現的那個“認識自己”的過程，既是追溯作者本人及其家族，乃至土生族群與澳門息息相關的歷史發展過程，也是對“我是誰”這一問題的另一個迴響。然而，歷史並不僅給人留下過去。中葡聯合聲明指明澳門將於1999年回歸中國，葡國人管治澳門的歷史將從此結束。澳門歷史地位的變化，使土生族群生命面臨轉折，於是對前途的迷惘與不可把握，對以往的失落和懷念，成為一種新的精神負荷出現在土生作者的筆下。
正是這種過去與未來、反思與前瞻、失落與迷惘交織成一片凝聚在土生文學作品中的歷史意蘊，使土生文學具有一種獨特的氣韻。它引起人們對社會人生和個人命運的沉思和遐想，因而具有深邃的內蘊和史詩的品格。
充滿矛盾的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是人類文化的深層結構和基本內核，是區分不同文化類型最深刻的内在依據之一。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社會和歷史條件不同，他們的文化心理也顯現出巨大差異。文學作品本身是作家的精神結晶，它能反映一個民族深層的精神和文化心理結構。土生葡人長在一塊屬於中國而由葡國管治的土地上生活，他們繼承了歐亞兩種不同的血緣。複雜的歷史在他們的現實生活中留下了複雜的影響，形成他們複雜而充滿矛盾的文化心理。這種特殊的文化心理在土生文學中反射出來，構成了它鮮明特點之一。
這種矛盾的心理首先反映在他們對這片土地的感情上。土生人對澳門這塊孕育他們生長的土地有著濃厚的感情，但是，對於他們那特殊的身份而言，澳門又是“一塊欠缺安全的地方”(賈淵·陸凌梭<風中之竹>)。葡國學者賈淵在有關研究論文中指出：在“土生近代史”上，“有一個論調經常出現，就是澳門土生族群快將瓦解。”“這個預告的死亡與‘捨棄’一切的形象互相關連--就是人們不時提及的‘土生流放’現象”“每一次更換澳督或任何謠傳都導致一部份人移民它處，唯一的目的祇在離開所在地”(同上)。不管導致這種情況的具體事件是甚麼，總之，正是“由於這種身份的曖昧，土生……很典型地顯得缺乏安全感。”(同上)因此他們對這塊土地的感情中總是潛藏著一種憂慮。
我們從瑪爾丁妮《廢墟中的風》--<昨天>和<今天>兩章中可以找到這種矛盾複雜的心理暗示。<昨天>的開頭通過五歲的“我”面對窗外的暴風雨，有這樣一般描敘：
遙遠的天邊，珠江水變成了一片深褐色，翻捲著白色的飛沫。整個小島彷彿在狂風暴雨的襲擊下左右搖晃。
我心想著：這場暴風可會吹走痛苦、恐懼，以及近年不斷侵擾我睡夢的陰暗的回憶?
它可會吹走我爲了安全剛離開的那座老屋，……可會吹裂那老屋的牆，掀掉它的屋頂，把它從原來的地方吹向這座城市眾多的廢墟，成爲其中的另一堆廢墟? ……”(《THE WIND AMONGST THE RUINS》，序第1頁)
這裡可以看到，島在狂風暴雨中搖晃，心也在搖晃。因為“我”無法預計暴風雨可能帶來的後果。她希望它會吹走痛苦、恐懼怕它吹走“老屋”，使它成為“另一堆廢墟”。
“暴風雨”正意味著“不安全”；“老屋”在這裡則象徵和“暗示了”過去或“祖根”。對這“老屋”，“我”有一種既不願意繼續居住(因為它不妥當)但又不願意讓它失去的矛盾的感情，她更擔心它是否經受得起風暴的考驗，是否將成為一堆沒有生命的陳蹟。在<今天>裡，經過了幾十年，“我”在這遙遠的異國，面對著外面不可捉摸的暴風雨之夜，心靈又一次在激動中搖晃。然而“這次……是在我自己溫暖的家裡，和我那些安全地躲在睡夢中的親人一起。”(同上，頁2)按理一個人在“溫暖”“安全”的環境裡，應該感到安定滿足。但“我”的心情，卻依然不平靜。她突然看到“濕淋淋的玻璃窗上反映出一張五歲小女孩的臉，她也正以我過去的那雙眼睛默默注視著我。”回憶的影子攝住她的心，並把她帶到她“今天”生活中已成“廢墟”的“老屋”。這就使我們看到，即使她離開了“老屋”，有了充份的“安全”感，她的心也不能有真正的平靜。她永遠不可能擺脫顧忌的“昨天”，忘卻那一塊孕育她成長的故地。正如她那以往的“我”對自己說：“廢墟依然矗立! 你生命的根扎在你出生的故地，甚麼樣的風也無法把它吹得走。”這種矛盾的心態，不一定是作者有意識的表現，但與我們把它放在土生那種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生活中來考察，便不難看出，他們是如何在矛盾中痛苦著。
在若澤·多斯·聖托斯·費雷拉的<一個母親有許多孩子的故事>一詩中，這種複雜的心態表現得更為突出。作者在詩中把澳門比作“小兒子”，向葡萄牙“母親”訴說自己的困惑和憂慮：“親愛的母親/我甜美的愛/我不離開你/不願另認一個娘。”但“母親”卻指示他，必須接受現實。“小兒子”從命之餘，又“帶著憂傷的神色/雙膝跪地/仰起頭，淚滿眼眶”，他問天空中顯現的天使；如果無可選擇的接受現實，不是將永遠離開他的母親，悲傷而死? ……然而天使也不能給他指示出路，“小兒子”最後唯有“熱切禱告”，祈望天主眷顧。(見《Macau Jardim Abençoado》頁138-139)，澳門文化學會·1988)隨著澳門歷史發長中出現的新轉折，土生葡人面臨著對前途作出新的選擇。這首詩反映出這一選擇中的兩難感情。那種内在的碰撞和矛盾的痛苦，表現得十分激烈、深刻。這種錯綜複雜的感情，這種痛苦的矛盾，矛盾的痛苦，既成了土生人的生命的一部份，也在他們的文學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這種矛盾複雜的心態，並不僅表現在對澳門的感情上。澳門的一位學者指出：“在幾百年來葡萄牙人管治澳門的情況下，土生葡人處於一個極為特殊，頗為關鍵的社會層面：因為掌握兩語及熟悉本地情況，他們是葡國官員賴以治理澳門的社會基礎，也是聯繫上層官員與廣大市民的中間橋樑，因而在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都處於遠較一般華人的優越的地位。”(楊允中<土生葡人-澳門社會穩定、發長、繁榮的重要因素>見澳門日報1990年11月20日<過渡期論壇>)在以99往澳門華人的眼裡，土生人這種優越意識是很強的。但是一位葡國學者卻又指出：“這在最早的一些土生就已明白，乘船而至的帝國王朝的人是發號施令者，自己人雖多，但想要的自由卻無一席之地。”“常常見到竹子，彎曲而不會折斷，澳門土生有幸深刻感到這完全是他們自己的象徵。……當竹子在生長時彎曲了，日後再難復原，為了避免更痛苦，接受這一缺陷特徵。因為擁有東方血統，所以澳門土生便生活在這種痛苦習慣中。”(施白蒂，<土生葡人-一個身份的問題>澳門研究1993年9月127頁)這裡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土生葡人和“乘船而來”的葡國人的地位不是一樣的。後者是“發號施令者”，前者卻“沒有自己想要的自由”，而且由於“擁有東方血統”，所以澳門土生便承受了像竹子般彎曲著做人的“痛苦習慣”。我們從這裡看到了他們不願人知的痛苦的一面，看到了他們藏在“優越感”背後的自卑感。這種優越和自卑摻雜一起，形成了另一種矛盾的心理特徵，出現在土生葡人筆下。
如<施舍>中的私生子，表面上冷漠無情，内心卻痛苦不堪。“從小時起，當他感覺到自己與同伴間那種不同的，心理總有一種傷害他男性自尊的憤怒。”“他夢想有一天能擺脫這種恥辱處境，他放棄了一切兒童的權利，把所有時間花在為這夢想而作的努力上。”
這裡的“恥辱”，既來自他“私生子”的身份，也來自父母那種“不明不白”的關係，來自他那“窮苦、赤腳、無知、從沒受過任何教育”的中國母親，來自他額上混血兒的出身印記。他在心底裡總感到低人一等。
自卑感的產生，常成為一個人精神生活中長期潛伏的暗流，沉澱在心裡生活的底層，形成他特殊的行為方式。私生子犧牲童年的快樂，把所有的時間用來“努力學習，埋首書堆”，力圖有一天出人頭地，得到尊嚴，享有平等，補償自己的自卑，這種心理發展極致，造成了對人生的摧殘，結果連親生母親也不認。
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他對母親那種“拍手挺胸”、“用衣袖抹眼淚”的動作，“大聲呼叫”的方式，種種“難堪别扭的姿態”，感到嫌惡。對於這個“心裡愛著的母親”，卻“羞於在人前承認”。這裡所反映出來的，又有他潛意識裡對華族下層人民的“俯視”。
<蛋家女阿張>，葡國海員曼奴埃爾雖能通過阿張表面的粗陋看到她的内秀，看到她人格的美，表現出對她的尊重，但最後他還是離她而去，說明這種器量也有限度。而且作者所讚揚的，也是有條件的，如阿張的“千依百順”，那種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逆來順受”、無怨無訴、“女奴般溫柔”的性格；在我們今天看來，並不全是好的，這種對女性的絕對“馴服”的要求，正反映出作品裡男女主人公在地位上的不平等。若澤·多斯·聖托斯·費雷拉詩中那種“葡萄牙之子是天主之子”的優越意識，表現得頗為明顯，許多作品也反映某種的殖民主義的心態。
任何民族的文化心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構架，它是一系列不同時期精神文化的積澱，土生文學中反映出來的這種複雜矛盾的文化心理，正是這種精神文化內涵的藝術表現。
四、中西文化相互滲透的藝術風貌
葡國里斯本有報紙評論《長衫》這部短篇小說集說：“……它那簡單的敘事方式-其中很多都十分簡短，沒有對話，沒有景物的陪襯，也沒有穿插的評論--是我們文學作品中極為罕見的。”這裡指出了《長衫》一書和葡國文學作品大相異趣的藝術手法，事實上這也是其他某些土生文學作品在藝術上所具有的特點。而就上面一段評論所反映的這種特色看，它同中國傳統小說的藝術手法，有相似之處。中國傳統的小說，特別是宋以後的話本和擬話本，深受說書人的影響，說書人講故事重視對話，也不長篇地描述景物，在沒有接受西方小說影響，以前中國的小說都不同程度有這種特點。而西方的小說，重視人的刻劃，有較多的心理描寫、景物描寫和人物對話，有時還有大段的議論。因此土生文學表現出來與西方文學很不相同的特色，在西方評論家的眼中，便感到“罕見”，相反，在我們看來，倒覺得“似曾相識”。
從土生作家筆下塑造的華人婦女形象-阿張、“擔水妹”等身上，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審美觀點和價值判斷，也有中國的成份。阿張來自下層，外貌並不漂亮，但從作者對她內心倫理美的挖掘表現，可以看到他對中國式的倫理美的傾向和讚揚。擔水妹身上也有這種倫理美的色彩，特別是小說結尾，她對先前不肯接受她的公公毫無夙怨，親切恭敬接待他的態度，更表現出中國傳統婦女“溫柔敦厚”的特點。這兩個婦女形象同西方小說表現的那種女性很不一樣。西方傳統文學中重視的是對人性、對人和人的價值的表現，對人格力量的讚揚，西方作家筆下的女性更多是表現在她們為擺脫自己的困境而奮鬥，特別是爭取婚姻自由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精神，她的內在美主要是表現為一種人格力量，一種個人生命價值的被接受和認同以及個性解放的追求。但在阿張和擔水妹的身上，作者所表現的主要是帶倫理色彩的審美觀，有顯而易見中國因素。
《愛情與大腳趾》、《迷人的辮子》兩部長篇小說的大團圓結局，尤有中國藝術審美的傾向。《愛情與大腳趾》中的弗朗西斯科，經歷困境後終於浪子回頭棄邪歸正，成為好丈夫，好父親；《迷人的辮子》裡，頑固的父親在寂寞中悔悟，親自上身兒子兒媳的門，為中國媳婦所歡迎，中國媳婦的以德報怨，給小說畫上了大團圓的句號。這裡表現的“團圓之趣”，正是中國小說結尾的特點，同西方小說習慣性的悲劇式結尾有鮮明的對立。
中國傳統美學精神的影響，中國傳統的敘事文學，向來講究“團圓之趣”，一方面是出於中國人欣賞習慣。那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皆大歡喜的團圓結局，對觀眾和讀者往往具有勸世和心理補償的作用。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是重詩文而輕戲劇、小說，兼之受儒家思想的禁錮，小說戲劇都被視為“末技”，進不了大雅之堂，是屬於俗文學，娛樂性強，哲理性弱。中國人看戲，看小說，大都為“買樂”，而且往往是有喜樂的事才聽書、唱戲，一般都忌諱以悲劇結局。
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強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注重倫理道德，講究中庸之道，強調在現實世界中尋求和保持人生的幸福與歡樂，總的來說體現為一種王國維所說的“樂天”精神。王氏就曾以我國這種“樂感”的文化精神闡述中國的小說特徵。
土生作家一般不能閱讀中文原著，但仍可能通過翻譯的渠道接觸中國文學，從而產生影響，如飛歷奇，就閱讀過英語版的《紅樓夢》，馬若龍也讀過李白和艾青的譯作。此外。也絕不能低估中國文學對他們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土生作家把中國文學作品的影響和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帶入自己的創作中，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表現出許多與中國文學相似的特點，這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當然，土生作家主要是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影響，他們的作品更多表現的是西方文學的特點，如《蛋家女阿張》中蒙太奇式的畫面描寫；“那隱沒在三角洲灰濛濛的桑梓……小山背上叢立著一座廟宇，光頭和尚在那裡誦念佛。”<承諾>開頭的環境描寫：“海邊的斜坡上，一座美麗屋子憑高俯眺著大海……組成了地平線上一個無比優美的標誌”，像電影鏡頭，生動而形象地切入了讀者的視野。又如<施舍>中也頗深刻細微的心理刻劃。這篇小說的結尾，採用的也是西方短篇小說那種“出奇不意”的藝術手法，像莫泊桑的<項鏈>，美國女作家凱特·肖班《一小時的故事》(見Charles H. Bohner 《Classic Short Story》1986，New Jersey)或葡國作家José Rodrigues Migueis的《八點鐘的電話》(見José Rodrigues Migueis《Pacos Confusos》Editorial Estampa 1982，P.137)那樣，以意想不到的結局，強化了小說的悲劇情感。此外，瑪爾丁妮的<廢墟的風>中許多地方採用了“意象”、“暗示”等西方象徵主義藝術手法，例如作者對過去的回憶，並不是採用一般的追敘方式，而是創造了一個五歲的“我”，讓這個五歲的“我”帶著今天的“我”一起回到故地的老屋，來展開回憶。這個五歲的“我”在書中似有似無，似虛似實，正是一個藝術的意象，象徵了“過去”。“老屋”也同樣具有這種象徵的作用，暗示著作者家族的祖根。馬若龍的詩<黑舌頭的龍>，一連用四個意象“樟腦”、“象牙”、“碧玉”和“墨汁”象徵中國的文明，表達他對中國文明的讚揚。
在語言上，土生文學中的“澳門土語”，早引起國外語言學家的注意。1824年《大西洋國》發表過葡國著名語言學家Leita de Vasconcelos致Sr. J. F. Pereira一封信，其中就有他對當時一首土生詩歌的“澳門語”所作的研究和分析。近年來澳門也有個別葡人學者對這種文學作品中的特殊語言現象表現出興趣，但過去對它注意，祇從語言角度切入，今天從文學的角度看，應有它新的特殊的意義。它不僅是土生文學特殊的語言特色，也顯示著和土生文學整體風貌相一致的文化色彩。
總的來說，土生文學的藝術反映了兩種文化相互滲透的特色，它既不同於葡國文學，也不同於中國文學，有它自己的美學形態和藝術特色。
結語
綜上所述，土生葡人一方面作為葡萄牙人的後裔，是葡國文化的天然繼承者；另一面他們又在地域、血緣上和中國人有分不開的聯繫，受中國文化影響，因而他們的心理結構、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價值觀念都不是單一的。土生作家的作品反映出他們身上雙重的文化影響，是他們所受的雙重文化影響的精神結晶。他們在作品中所表達的歡樂、痛苦、迷惘、失落，無不體現出他們在特殊的歷史條件、文化背景和生活環境所形成的特殊心態和感情。這種心態感情不是中國人的，也不是葡國人的，但其中又可以找到來自雙方的基因。從作品的表現手法看，同樣地具有這種特點。這些，形成了土生文學作品不可取代的獨特性，其中反映了中西文化互相滲透交融的印記和蘊涵。審視這一文學現象中所凝聚和反射的文化狀貌和文化方式，考察這種文學中積澱和反映的文化心理，正是我們研究土生文學的價值取向。
文學是整個社會文化系統的構成因子之一，它又跟整體文化及文化的其他組成之間有緊密的聯繫。土生文學的形成和發展，深受文學以外其他文化領域的重大影響，而它也像澳門華人文學一樣，是澳門文化系統有機的組成部份之一。澳門作為一個有數百年東西文化交匯歷史的國際城市，在多方面顯示著它多元結構的文化特色，對土生文學的發現和認識，證明了澳門的文學也有著與之相適應的特點。研究土生文學並不僅限於對其本身價值的確立，也是對澳門整體文化的一個補充，更是對澳門文學的一個補充。我們看到，土生文學的根在澳門而不在葡國，祇有這塊土地，這半島自身的歷史，才能產生這樣一些文學作品。所以不能簡單地因他們是用葡文寫作而被排斥在整體的澳門文學之外。它本來就應該屬於澳門文學的一部份，它也是澳門文化土壤孕育出來的果實，在澳門文學花園裡應有它的地位。它可以成為澳門文學的一個組成部份，從而使“澳門文學”這一概念有更豐富的内涵，更鮮明的特色。再進一步看，除了華人文學和土生文學，澳門有一定數量由葡國來澳長期居住或短期逗留，訪問的葡國作家所留下的詩歌、小說和散文。這三種文學現象的並存，構成了澳門社會珍貴的文化財富，如何使這種文學有機結合，融成一體，以其無比豐富珍貴的文價值來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將是極有意義的事。它不但能充分體現這座城市的文化特徵，也將在世界文學的園地中，展示出它獨特的個性。而對這三種文學的參照比較，又使人們了解澳門不同族群在不同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文化心態，加深人們對民族體性風格的理解，因此也為澳門的文化比較增加了課題。土生文學的研究，為上述兩者提供了條件和可能性，這一研究剛剛起步，我們對它的認識和理解都有一定的限局，要從總體上更深地認識它，還需要做許多艱苦細緻的工作。
本文原爲暨南大學1994年文藝學碩士論文摘要，論文的指導老師爲暨南大學副校長饒芃子教授，文章從立題到成文都在她的指導下進行，裡面有許多她的心血，作者藉本文發表的機會，謹向導師致衷心感謝。此外，本人在搜集資料過程中，得到盛炎，王偉，Maria José Trigoso，A. E. Maia do Amaral，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António Conceição Jr. ，Carlos Marreiros，Benjamin António Videira Pires等人的幫助，在此謹致謝意。
*汪春，澳門大學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