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8年，葡萄牙人抵達印度之後，便開始同當時他們還不瞭解的許多地區和人民進行接觸，對於這些地區和人民他們所擁有的資料非常模糊混亂，有時甚至是完全錯誤的。
在隨後幾年，為了能恰當地將發現的新陸地和人民納入他們的世界概念之中，葡萄牙人對亞洲大陸的地理和人類學進行了浩大系統的資料收集工作，並特別集中在其沿海地區，或直接同眾多東方地區接觸，或利用來自亞洲的口頭或文字資料。
這一大規模嚴格的資料收集工作，到1516年左右，除了許多零星文章之外，有兩部由16世紀葡萄牙學者編纂的全面描述亞洲地理狀況的巨著幾乎即將完成，一部是多美·皮雷斯(Tomé Pires)的《東方簡介》(Suma Oriental)，另一部是杜阿爾特·巴波薩(Duarte Barbosa)的《東方奇聞錄》(Livro das Coisas do Oriente)。(2)
在最早向印度進行的航海中，葡萄牙人所聽到的其中陸地之一便是中國，稍後通過加斯帕爾·科雷亞(Gaspar Correia)所提供的證明，我們知道了加爾各答葡萄牙商站是在中國人的古老城堡支那科達(Chinacota)基礎上建成的。(3)
加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在他的專論集中曾提到，這座城堡是15世紀上半世紀中國大規模征伐在整個亞洲海岸所留下的許多遺跡之一。(4)可能在這裏強調一下15世紀初葉葡人和中國人所進行的遠征之間的共時性是很有意義的。根據奧爾塔所述，“中國人在這一地區航行已有很長時間”，“航行的中國船隻不計其數，霍爾木茲(Ormuz)居民在他們的書籍中曾記載，一次潮來，進入霍爾木茲島的帆船達四百多艘。”(5)
兩年後，即1502年，一位不知名的葡萄牙地圖繪製師繪製了一幅被稱為坎迪努平面地球圖(Planisfério de Cantino)的地圖，並對當時在葡萄牙所有與東方有關的資料進行了系統的歸納，其中在靠近馬六甲附近一段註釋寫著“中國人之地”。(6)
儘管中國當時衹不過是一個名字，但是對向絲綢和瓷器這樣珍貴物品的嚮往，開始激起了海外葡萄牙人的好奇心，因為許多跡象都表明了中國在亞洲政治和貿易全景中的重要性。因此，1508年4月迭戈·洛佩斯·德·塞奎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在啟程赴東方時，隨其軍團帶去了要進行調查以期獲得對中國人形象最低程度瞭解的詳細的國王聖諭：
務必打探中國人，他們來自何方，有多麼遙遠，多長時間來一趟馬六甲〔……〕，帶來什麼貨物，他們每年有多少艘船來，船的形狀如何，〔……〕他們在馬六甲〔……〕有無商站和居屋，他們是不是富商，是否體質虛弱，是否是鬥士，是否擁有火器和大炮，他們穿著什麼衣飾，〔……〕他們是否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地域是否遼闊，他們之中是否有多個國王，〔……〕如不是基督徒，他們信仰崇拜甚麼，他們有何風俗習慣，他們的疆域延伸至何方? (7)
可以注意到引起人們興趣的方面指出了下述問題：貿易和商品、軍事潛力、人體外貌，政治組織形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地理範圍等。正如今天我們所說，這是一項大規模進行人類學考察的計劃，葡萄牙人用了一個多世紀的時間才得以完成。1508年，儘管已有一些收集的跡象性資料，但有關中國事物方面的資料幾乎等於零。中國在葡萄牙人的地平線上仍是未清晰展現出輪廓的海市蜃樓。
從1509年洛佩斯·德·塞蓋拉(Lopes de Sequeira)到達馬六甲後開始收集到第一批有關中國的可靠資料，因為在馬六甲港，葡萄牙人遇到幾艘中國帆船，同他們建立起友好關係。兩年後，阿爾布克爾克(Albuquerque)征服了馬六甲，加強了與馬六甲的中國人的聯繫。諾奧·德·巴羅士(João de Barros)說阿爾布克爾克對他們“熱情款待，非常樂於同他們交往，因其國王的權勢賦有盛譽，土地遼闊，軍力強大和富有，在他們接人待物方面看到了所聽說的某些方面。”(8)但我們不能忘記巴羅士的視野已是在許多歷史事件發生之後，他所掌握的豐富資料在征服馬六甲時是不存在的。
在返回馬六甲時阿爾布克爾克隨身帶回一個華人，並將他送回葡萄牙。須特別指出這一做法證明了在葡人之間存在著一種對另一個文明民族人文特徵的特別好奇心。另外，阿爾布克爾克還精心寄送回一些中國物品，對文字資料所表達的形象予以補充說明：寄送給王宮一本中文書籍〔後來這本書由國王堂·馬努埃爾(D·Manuel)借著名的特利斯當·達·古尼亞(Tristão da Cunha)使團去羅馬時獻給了教皇里奧十世(Papa Leão X)〕，還有一幅介紹南中國海岸的地圖，是由一份爪哇地圖轉抄的。
自征服了馬六甲，中國開始進入葡人航海的範圍之内。1513年第一批葡人抵達中國海岸：諾熱·阿爾維斯(Jorge Álvares)及其兩位伙伴來到廣東(Cantão)海域的一個名叫屯門(Tamão)的小島。1515年又一支由拉法埃·佩雷斯特雷洛(Rafael Perestrelo)率領的葡萄牙遠征船隊重新光顧中國海岸。首次同中國的接觸無論從經商還是從外交觀點上看都非常鼓舞人心，於是1517年便向廣州派出了由皮雷斯(Tomé Pires)率領的第一個使團。
選擇皮雷斯的依據除了這位葯劑師表現出可能具備的外交官素質外，還基於以下這一事實：即前不久，多美·皮雷斯在他的《東方簡介》一書中，為中國形象在葡萄牙文化中誕生做出了第一個重要頁獻。《簡介》傳遞的中國形象除了純粹節省文字上的修飾而進行的例行褒揚之外，並不特別具有價值。中國當時首先是一個重要市場，在那裡有可能進行獲取高利潤的商業交易。另外據載，皮雷斯為這個王國的事物所具有的威嚴所傾倒，“人們會更加真正確信這些事物是在我們的葡萄牙，而不是在中國。”為此，他用了整整一個段落來探討征服中國的可能性；他認為獲得對整個中國沿海地區的控制相對較容易：“曾奪取馬六甲的印度總督率十艘戰艦即可征服整個中國的沿海地區。”(9)這表明當時的葡萄牙人對中華帝國的形象認識還十分不確切。
多美·皮雷斯的使團未能達到其目的，這位大使及其隨從都被捕了，同佛郎機人的關係正式中斷。這種局面一方面是由於葡萄牙人接觸中國文明時的專橫和缺少靈活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中國人所實行的排外主義和頑固的孤立政策。
使團一位成員克利所多旺·維埃拉(Cristovão Vieira)從廣州監獄寫出了一封長信，並最終將其轉送到在中國沿海經商的葡人手中，另外還有一封當時被中國人抓獲的葡萄牙商人瓦斯科·卡爾沃(Vasco Calvo)寫的另一封信。(10)這兩封自馬可波羅(Marco Polo)後以親眼所見描述中國的信轉送到歐洲，非常珍貴，因為克利斯多旺·維埃拉(Cristovão Vieira)是16世紀唯一一位成功將他訪問北京的消息傳遞到葡萄牙的歐洲人。這兩封信的資料價值可系統地分為三個不同的中心：
a)關於中國的詳細資料，特別是有關中國的地理、地方當局、經濟組織、商業潛力、戰爭人力與物力資源、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監獄和司法制度等等；
b)關於多美·皮雷斯使團及其使團成員命運的證明資料；
c)葡萄牙人試圖攻佔廣州，解救被俘人員的詳細計劃。
或許應該強調一下上述第三類資料，因為維埃拉的信最後一部份和幾乎卡爾沃的整封信之目的在於鼓動葡萄牙當局對廣州進行軍事討伐。為此，信中包括了詳細的進攻計劃、敵軍要塞的位置、設防不嚴的地方、登陸的地點、戰略重點以及會加入葡萄牙人討伐的民眾之統計數字，總之，是一份真正的作戰計劃。葡萄牙俘虜們所處的絕望處境以及對中國現實明顯的錯誤估計，則清楚說明了葡萄牙人對兩封信中進攻中國南方地區的計劃非常重視。
這兩封信所描述的中國形象並無特別價值。我們僅來看一下從克利斯多旺·維埃拉信中抽舉出的幾個例子。
l)中國官吏“不愛民眾；他們只會詐取錢財，殺人，用鞭子抽人，折磨老百姓。人民受到官吏的虐待，他們似地獄中的惡魔。從這裏可以看出人民不喜歡國王和那些官吏，他們每天都趾高氣昂，他們是一群盜賊。”(11)
2)“每天他們都抓許多人，但釋放的人很少，許多人像動物一樣餓死在牢房中。這裡可看出人民仇恨官吏，他們希望新的事物，以獲得某種自由。”(12)
3)“人民如此順從和膽怯，不敢說話。整個中國的土地上都是這樣，比我所說的還要糟糕，因此整個民眾期望反抗和葡萄牙人的到來。”(13)
在廣州監牢受了三年虐待之後，克利斯多旺·維埃拉自然不會特別預先準備讚揚中國。
在葡人出現在東方的前25年裏，所有的關於中國的資料之數量持續不斷地增加，但是中國的形象並未從眾多的地區中脫穎而出，對於葡人的利益而言，中國是一個潛在的貿易伙伴和一個可以定居的地區。
皮雷斯使團出使失敗的隨後幾十年裏，儘管受到官方限制，葡萄牙人仍繼續光顧中國沿海地區，同沿海居民進行半合法的商貿往來，以至在地方當局的相對容忍下，終於在中國南部的島嶼上建立了永久的設施〔寧波(Liompo)和泉州(Chincheu)是最具說服力的例子〕。
1543年，幾艘葡萄牙商船意外偏離了沿中國海岸航行的正常航線，航行到了日本。利用日本和中國正式斷絕關係之機(1549)，葡萄牙人很快成為這兩個強國之間貿易往來的中間商。由於馬六甲和日本之間的航程相當遙遠，急需在中國的沿海地區找一個安全的中途停靠港，同時又可在這個港內同中國人自由地進行通商。正是這些活動導致在1557年建立了澳門，但是其開埠的具體情況今天並未完全弄清楚。我們僅知道1554年利奧內爾·德·索薩(Leonel de Sousa)同廣州當局就葡萄牙人與中國人之間進行貿易往來達成了一個協議，(14)第二年，在澳門就出現了葡萄牙人一個臨時的機構。
根據最流行但沒有文字記錄的說法，澳門是為換取在抵抗侵擾中國南部海域海盜的戰鬥中尋求支援，而饋贈於葡人的。更可信的說法是通過向地方官吏行賄的行之有效的策略，使葡人的存在得以默認。但是如果說葡人特別對經濟方面的問題以及對在中國沿海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基地感興趣，那麼中國人也希望建立一個商業中心，以集中管理同外國的所有往來接觸。這樣做一方面可使廣州當局對人員和貨物實行有效監控，這一點對一個像中國這樣高度官僚化的國家來說是最根本的；另一方面又可在一塊小小的便於監視的區域內允許有限制的同外國人接觸，這正是中國傳統的排外思想所需的。
自16世紀中葉日本的發現加速了葡萄牙人在中國海域的活動，同時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一方面，澳門迅速發展壯大，變成了東南亞最重要的商業中心；另一方面，開始真正挖掘有關中國的資料。於是，開始出現了許許多多曾在中國內陸坐過監牢的葡萄牙商人(Galiote Pereira，Afonso Ramires，Amaro Pereira)和當時出現在這一地區的耶穌會傳教士(Melchior Nunes Barreto，Fernão Mendes Pinto)寫的有關中國的記述。
在這些記述中，加里奧特·佩雷拉(Galiote Pereira，1557-1561)所寫《中國紀行》(Tratado da China)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著作。
他被所看到的一切深深打動，他談到中國的巨大和人口的眾多，公開讚揚中國文明現實的許多方面，特別是完善的公路和橋樑，無可非議的城市佈局，合理的生產結構組織(手工業、漁業、農業等等)，地方管理的效力，司法機器的不完善等等。(15)
隨著《紀行》的問世和半個世紀以來以親眼所見寫成的所有“資料”的出現，開始一個把中國社會評判為理想化社會的進程，這使得中國在葡萄牙文化中佔據了一個特別突出的地理位置，一個堪稱模範社會的所有形象(政治、經濟、技術、行政、司法，甚至文化等等方面)都凝聚在中國身上。以至在16世紀後半葉一些最重要的文獻都可找到對來自中國的消息所產生的共鳴。我們僅舉兩個例子。
諾奧·德·巴羅士在他的《亞洲：第一個十年》(Ãsia-Década I)(1552，第一版)中，已對中國文明公開讚美。“關於中國國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在土地、人民、權力、財富和軍隊方面遠遠超過其它所有國王。因為他的國家本身擁有15個省，他們稱之為都督，其中每一省都是一個巨大的王國。”(16)巴羅士甚至還買了一個有學問的奴隸，讓他翻譯所獲得的中文著作。幾年後，在《第三個十年》(Década Ⅲ)(1563，第一版)中，巴羅士更增加了對中國文化和文明的褒揚，並認為遠遠高於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文明，“誰真正看到中國的宗教，他們供奉神的廟宇，住在寺廟中的僧人，夜以繼日的祈禱方式，他們的齋戒，他們的祭祀，對所有自然和倫理科學全面的學習，對各類科學的分級方式，他們防範行賄的謹慎，便會感覺到其文字遠比我們的古老，他們對國家的管理，整個冶金、製陶、木器、織布及絲綢機械裝置全都有文字記載，可以說在他們身上具備了希臘人和拉丁人受褒揚的所有因素。(17)
加西亞·達·奧爾塔在他的《專論集》(Colóquios)中，表現出完全被中國所吸引：“中國人在商貿和機械行業方面非常具有才能；在文化方面他們也不比他人落後，因為他們有按普通法寫成的法律，還有一些非常公正的法律〔……〕；去中國的人會看到那裏所實行的公義和對法律的使用；授予文人以官階和稱號，是他們在統治著國王和國家。”(18)有一次在中國的國王所提到的被稱為“蠻人”的魯亞若(Ruano)時，奧爾塔反應很快，即時答道，中國的國王“是世界上所知國王中最偉大的一個；若要談論他及其王國需要寫一本厚厚的書。”(19)
中國這種高度積極的形象在16世紀後50年中專門從事海外事物研究的所有葡萄牙作者(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Gaspar Correia，Brás de Albuquerque, António Galvão，Damião de Góis，Cristovão da Costa)的視野中幾乎是一樣的，這種看法隨著克魯斯(Frei Gaspar da Cruz)的《中國見聞錄》(Tratado das cousas da China)的出版而達到巔峰，該書於1569至1570年間在埃武臘(Évora)出版，是第一本在歐洲出版專門論述中國的著作。(20)
1556年，克魯斯在廣州生活了六個星期。他從親身經歷出發，同時又以在中國坐過監牢的葡人(他提到“一位貴族寫的一本教科書”，是指加利奧特·貝雷拉)的口頭和文字敘述資料為基礎，編寫了他的《見聞錄》，這是對當時葡人所獲得的有關中國的所有資料進行的最全面的概述。
《見聞錄》的史料價值具有特別意義：這是對中國整個經濟、政治、行政、社會及文化生活第一次全面的描述。克魯斯精心挑選了中國現實容易引起葡萄牙讀者好奇心的所有方面。其描述從整體上過渡到各個具體方面，首先涉及中國的地理位置，行政界限及其劃分，談論到動物誌，植物誌，然後開始論述人類學方面的問題，例如外貌、服飾、烹飪習慣、節日、音樂、文字、信仰等等。應特別指出，《見聞錄》提到許多中國社會不曾被中世紀的史料學者瞭解的特點，例如：茶的利用、中國文字、古老的印刷術、長城、婦女裹腳的習俗等等。幾乎一直到今天，這些特點已經變成歐洲看中國的大主題。
除了作為史料來源之價值外，《見聞錄》構思之觀點也特別重要，因為克魯斯向我們傳遞了一個特別正面的中國形象，肯定中國物質和精神社會的多方面，甚至接受了中國的文明在某些特定方面的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這位多明哥派教士不斷讚美中國城市組織形式，道路和橋樑的質量，合理的利用土地，工匠的超卓技藝，某些廉潔的官員、低收稅，政府救濟等等。《中國見聞錄》的最後結束語坦率講是具有積極效益的：用克魯斯的話來說，“中國人在其人口的眾多，王國的遼闊、軍隊和政府的良好運作，以及資源和財富的豐盈上都超過所有國家。”(21)
儘管《中國見聞錄》在其出版時發行量有限(在發生瘟疫的年頭出版，作者也死於瘟疫；此書以葡語寫成，這一語言在歐洲範圍絕少使用)，但也間接在整個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其史料是由當時最大的兩家出版社進行宣傳的。一方面，克魯斯的《見聞錄》成為著名的《大中華王國重要事件，禮儀和風俗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第一版，羅馬，1585)一書的主要史料來源，這部著作是由胡安·貢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alez de Mendoza)所著(1585至1600年之間共出版近40版)。另一方面，《見聞錄》也是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在其《東方朝聖》(Peregrinação)(第一版，里斯本，1614年)中描述中國的主要資料來源。
結束語
可以肯定地說自1540年左右開始，16世紀葡萄牙史料總體上所傳遞的中國形象之特點一直是正面的，這一正面評價在當時葡人所到的其它任何地區都未曾有過。成為對16世紀葡萄牙文化裏中國形象的分析和確定其正面評價的理由，(22)在我國的復興時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個文化問題，因為在我們所獲得的有關葡人對另一國家看法的史證中，除了關於海外社會人種特點累積資料外，我們16世紀的純正派作家思想的基本線條就像凝結在一面鏡子中的晶體。
崔維孝譯
【註】
(1)本文是交給《自由全面研究》(Estudos Gerais Livres)刊物的一份同名文稿的概括，里斯本，國立古代藝術博物館音樂廳，1990年2月7日。出於教學方面之原因，註釋被縮減為只介紹要點。
(2)對這裏所涉及的問題有興趣進一步瞭解的讀者可參閱拙文<葡萄牙在尋找中國：形象與幻象(1498-1514)>(Portugal em-busca da China：imagens e miragens)，《讀歷史》(Ler História)，里斯本，正在印刷。本文所提到的一些事件得到了恰當的依據和陳述。
(3)Almerida，AManuel Lopes de，《印度傳說》(Lendas da Índia)，波爾圖，雷洛兄弟出版社，1975，第一卷頁186。所有引用的文章都已現代化了。
(4)ORTA，Garcia de，《印度平民和毒品專論集》(Coló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da Índia)，菲卡略伯爵出版，里斯本，國立制幣廠出版社，1987，第一卷頁204-205。
(5)同上。
(6)Mota，Avelino Teixeira de；Cortesão，Armando，《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里斯本，1960，第一卷，est 5。
(7)Albuquerque，Afonso de，《阿豐索·德·隬爾布克爾克的書信》(Cartas de Afonso de Albuquerque)，R. A. Bulhão Pato和H. Lopes de Mendonça出版，里斯本，科學院，1884-1935，第二卷頁416。
(8)Barros，João de，《諾奧·德·巴羅斯的亞洲》(Ásia de Barros)，第二個十年，第六冊第2章。我使用了《諾奧·德·巴羅斯和迭戈·多·高托的亞洲》(Da Ásia de João de Barros ede Diogo do Couto)複製本，里斯本，1778-1788，聖·卡洛斯書店，1973-1975，第24卷。
(9)Cortesão，Armando，出版多美·皮雷斯的《東方簡介》(Suma Oriental)，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78年，頁252。
(10)Cristovão Vieira和Vasco Calvo的《書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僅可進入Donald Ferguson罕見的出版物内，《Letters from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孟買，1902；最近由D’INTINO；Raffaella發表《中國見聞史料：16世紀的文獻》(Enformação das cousas da China：textos do Século XVI)，里斯本，國立製幣廠出版社，1989，頁3-53；現代讀本是由我負責，有Albuquerque，Luís de，Loureiro Rui Manuel，Pericão，Maria da Graça出版的《中國與西藏見聞錄》(Noticias da China e do Tibete)，里斯本，阿爾法書店，1989，頁7-64。我有一本對這些信的評論集正在出版中。
(11)Albuquerque：Loureiro；Pericão，以引用著作頁30。
(12)同一著作頁33。
(13)同一著作頁38。
(14)引用我的文章<中國海上的一位阿爾加維人：雷奧內爾·德·索薩(1554年)>(Um algarvio nosmares daChina：Leonel de Sousa(1554))，《澳門海事研究中心報》，澳門，印刷中。
(15)Galiote Pereira的《見聞錄》(O Tratado)最近由D’INTINO，Raffaella發表，引用之著作見解，頁97-129；Albuquerque，Loureiro，Pericão著作的現代版本由我負責，《葡萄牙有關中國最早記載》(Primeiros escritos portugueses sobre a China)，里斯本，阿爾法書店，1989，頁9-49。
(16)Barros，João de，引用著作《第一個十年》第九冊，第二章。
(17)同一著作，《第三個十年》，第二冊第七章。
(18)Orta，Garcia de，引用著作，第一卷頁260。
(19)同一著作，頁159。
(20)Raffaella·D'INTINO最新出版的《中國見聞錄》(Tratado das cousas da China)，引用著作，第147頁至254頁；Albuquerque，Loureiro，Pericão的最早紀載，頁50-186。
(21)D'INTINO，Raffaella，引用著作，頁155。
(22)本文是我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
*Rui Manuel Loureiro，預科教育教師，東方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