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關於澳門土生人這個人類學種族群體具有時代氣息的專著相當稀少，同時稍縱即逝的時間很難使這種研究和記載清晰明瞭。此外，一些關於該領域的研究和著作在真實性上存有疑問且質量不高。但也有例外，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安娜·瑪莉亞·亞馬羅(1)和奧梅林多·萊薩(2)的著作以及本世紀20年代《大西洋國》(3)上發表的幾篇樸實無華的文章。然而，無論是亞馬羅還是萊薩都祇是介紹了“世襲澳門土生人”--無論在遺傳上身心上還是在文化上，他們都是第一批葡萄牙人真正後裔的最後並且也是很有力的見證。然而不幸的是這個族群越來越少(4)，這種減少源於澳門土生葡人為了他們未來的生存而於60年代中期自發採取的一種“婚姻戰略”(5)。遺憾的是世襲土生人如今將成為人類學陳列館的展品。因此，必須面對做為其合法代替者的“新生代土生人”。這種新土生人將成為預示澳門未來人種文化融匯現實的文化遺傳載體。這並不是批評上述兩位學者所進行的有價值的研究工作，恰恰相反，倒是為了使其更為生動。我僅致力於當今新土生人的一些研究，以證明其遺傳-文化遺產要少於世襲土生人。於是，我想根據他們目前和未來所面臨的挑戰對新土生人進行概括的實際分析，不求有定論。本文最多不過是記錄了一些近幾十年熱愛這片土地的葡萄牙和中國無名無姓者的簡單情況。無名無姓是指整個群體面孔而言，並非有意隱藏任何願望。除此而外，許多過去的事情由於認為不太重要或者可能會引起爭論而從未被公開提起。然而，我卻認為應該把它們記錄下來以免未來把轉瞬即逝的前事遺忘。我確信自己這樣做是出於對澳門和澳門人最大的真誠和熱愛。
澳門新生代土生人
60年代後半期世襲澳門人之間婚姻的消亡產生於“12·3”以後社會政治動亂、移民潮和“澳門省”葡萄牙行政統治的逐漸衰落期間。土生人向外移民並非“12·3”事件的自然結果，儘管由於這一事件而更加嚴重。這是中國內部鬥爭在澳門的反映，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微型翻版。在這場革命中毛主義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努力達到狂熱程度，而其在澳門的化身就是葡屬當地政府，特別是由當地和來自本土的葡人組成的社會，於是12月3日便出現了動亂。土生人社會在整體上看相當保守，篤信天主教，性情多疑。因為祖國自遙遠的17世紀初馬斯卡雷尼亞斯(Franscisco de Mascarenhas)時代以後他們就一直在習慣上被視為孤兒並須獨立處理自己的問題(儘管與葡萄牙相聯繫)。幾個世紀以來，“澳門的天主教社會”學會了在一種不利的形勢下採取實用主義以求生存的方法。如同把堅硬的爐碴撒舖在地上以鞏固滑動的淤泥。然而無論是“市政廳的長老”，還是由“兵頭”以及後來由“總督”領導的政府，都具有社會影響，並且一直對在該地生存的可能延續性提供某種保障。另一方面，教育水平低下和囊中羞澀不允許有越雷池半步的妄想和大膽選擇，因此也不會交替出現大場面和高潮。到了60年代情況發生了變化。一般來講澳門土生人具有明顯的良好教育水平(人們奇怪地注意到，該殖民地文盲極少)，而且購買力也使他們能夠制定更為大膽的計劃。和原有移民群體無論是個人間的接觸還是親屬間的聯繫促進了更多的移民飛往異地。這些移民者主要在巴西、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甚至在葡萄牙也站住了腳並且形成了某種組織形式。
澳門發生社會政治動蕩對土生人社會造成損害，他們對混亂期間中國不向土生人和葡人家庭提供日常必需食品(不管是送往住所還是在市場購買)感到慍怒，家庭“女傭”不再聽從吩咐，商號下屬不再服從領導，人們都恐怖地談論中國土地上的“極權主義”，談論葡國政權的脆弱。甚至當時剛任命的總督嘉樂庇將軍(Nobre de Carvalho)也必須甘受屈辱，就澳門政府“12·3”事件前後的政治管理向當地中國領導人公開道歉請求鑒諒。人們同時也談論著中國人地位的急遽上昇。“中國人現在頭髮都豎起來了! ”這是當時澳門葡人社會中最為流行的看法。
在極端困難的形勢下，葡萄牙當局在制定有關政策方面或實施管治方面自然會逐步失去影響。顯而易見，不僅僅是“12·3”事件使我們失去了地位，早在上世紀英國人的最後通牒就給香港的澳門土生人社會造成了傷害並且在澳門產生了影響。此外還有我們第一共和國的動亂、40年代的太平洋戰爭和日本人對香港的佔領等。
婚姻戰略
一些富裕的澳門土生人家族開始失去經濟權力，如風順堂區的雷梅吉奧家族(Remédios de bairro de São Lourenço)、關閘一帶的諾拉斯科(Nolasco)和梅洛家族(Mello de Cercal)、施利華家族(Silva)、若熱家族(Jorge)等。與此同時，高可寧和傅德蔭(Fu Tak Iam)在50年代已控制了澳門博彩業的專營權。到了60年代，何賢繼上個世紀末傳統認可的百萬富翁盧九或陳志之後成為不可否認的新首富。其中，羅保(Pedro José Lobo)榮幸地成為例外。接著是何鴻燊和為數眾多的其它如今健在的澳門百萬富翁。一般來講他們或者是澳門華人，或者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
其時，一個土生人同一個大都市的葡人的婚姻關係依然是具有相當吸引力的選擇。一向是一個被公認為美貌英俊的“白人混血兒”組成的人群，被稱為“美學人種”；另一方面亦為在“西洋”或者說葡萄牙順理成章地得到穩定的未來取得保證，因為葡萄牙可以置身於亞洲社會政治動亂之外，特別是置身於越來越逼近的中國大陸共黨政權的觸掌之外。因此，澳門土生人祇同在澳門省服務的陸軍或海軍高級軍官結親，有時也包括醫生和律師。當然，這類人在當時如鳳毛麟角。另一考慮的事實是“京城”來的人與澳門土生人和中國人有交往的事實，但這種情況自70年代末起便由於這兩個社會越來越疏遠而逐漸消逝。於是第一選擇便是軍官，一旦追求不到，便祇剩下上士、下士和士兵。這些人除了缺乏教育以外，並不能承諾有希望的未來婚姻，除非“回到葡萄牙去挖薯仔”。這種現實對澳門土生人來說再明確不過，然而是殘酷的。在這種情況下，對他們來說只剩下在金錢和教育上越來越強大的中國人了，而且這些中國人越來越具有葡萄牙人的習慣和外表，至少已經是西化了的。
中國人喜歡澳門土生人，欣賞他們的容貌和智慧，喜歡這一人種及其高雅氣質。必須承認，在亞洲的高加索血統的海外小社會中有若干著名群落。儘管他們並非名門之後，但他們美麗的身段，良好的教育，優雅的風度使他們儼如貴族。這種情況就像澳門土生人和果阿人。同時，對當時的華人來講，與葡萄牙信仰天主教的女郎婚配成為一種時髦。於是墮入愛河的土生姑娘被各種禮品、首飾、關懷和額手禮所簇擁，而且根據中國祖先留下的良好傳統，未來的公婆一般都很寬宏大量，這也自然為土生人家庭帶來自豪感。中國新郎刻意信奉天主和隨取葡人姓氏，或者乾脆成為天主教徒，這就更使土生人為之感動。這樣一來，土生人社會延續的自發性聯姻便又一次重新運作，儘管這種聯姻的參與者並無決斷意識。所有這些具有魅力的條件，使得下嫁給一個葡萄牙本土的只有一張漂亮臉蛋然而態度粗暴除了承諾由薯仔和醉醺醺情況下的響亮耳光滋養的“真正愛情”之外別無其它承諾的大兵相形見絀。這並不是批評地位低賤的葡人，相反，倒是為了頌揚他們在種族混雜的重要工程中所顯示的偉大質素。因為對於這些男性葡人來說，除了榮幸的例外情況，他們得到的不是澳門土生姑娘而是中國姑娘。她們同樣可以成為賢妻良母。
首先是葡萄牙男性和土生女性聯姻，當然也有某些例外。隨後土生男性不是在澳門完成婚姻大事，而是去葡國大學深造時在“京城”和葡國女性締結秦晉之好。葡國男性同樣也娶中國女性為妻，但從無中國男性娶葡國女性的情況。後來，是土生男性與中國女性聯姻；再後來，是土生女性同篤信天主教的中國男性成親，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70年代中期。迄今在婚姻大事上種族因素已不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但必須提及一個事實，即今天，當一名土生姑娘與一名中國男性結婚時，結婚儀式已不必囿於天主教儀式了，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仍然是一種中西混合模式，也就是說，先根據天主教禮儀舉行婚禮，當晚則舉行中國式婚宴。中國傳統的結婚禮儀面面俱到，如新娘新郎身著中國婚禮服飾，演奏中國音樂，新娘更換各色禮服，大派紅包利是，互敬喜酒等等，衹沒有早在20年代還盛行的嚴格家訓和族規而已。(6)
澳門的葡人和華人分類
為更詳盡地理解澳門的人文現象，有必要對其族群和特點加以認識，茲概述如下。
很久以來，土生人已學會和諸多種族共同生存相處，從而得以在這一人口密集的彈丸之地定居並適應之。無論是政治或宗教上的理由，如避難、間諜、傳教還是經濟或財政上的理由，如國家戰略、貿易、經商，或者作為海上航路的樞紐，這個上帝聖名之城一直有許多不同種族的人共處雜居。我僅介紹以某種形式促進澳門土生人社會文化多文化現狀模式形成的最有意義的群體。
先談談葡萄牙人。無論是很久以前還是現在，在澳門都存在著具有典型特點的葡萄牙人(來自里斯本或出生於澳門當地)。他們的存在並未構成人類學上的種族敵對和仇視。因此，在此地一直未有種族主義的記錄。
葡萄牙人分為來自王國的葡人，澳門土生葡人，“拉辮清高人”(t′ching cao ou raban)，“一文二”(Português-de-pataca-e-vinte)，“豬尾巴”(rabo-de-porco)，“português-de-merda”和“merda-doportuguês”。另外，佔大多數的是中國人，少量的摩囉人、波斯人以及本世紀初的白俄(即被貶稱為“白熊”的人)，“上海人”(xangainista)，“教師”(teacher)等。在從根本上分析他們之前，我將概括談一談非葡國人種。摩囉一詞源於“mó-ló-t′chá”，廣東話摩囉差，指那些習慣於包頭布的人。然而準確地說，是指篤信伊斯蘭教的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錫蘭人種，在澳門一般是印巴血統人氏，並且很快融入了土生人社會。他們一般是些經營歐洲產品的精明商人(如布匹、衣帽、胭脂水粉、手杖、鞋類等)，其商號一般集中在吉萊達街(今龍嵩街)，以供那裡的天主教徒居民消費和婦女們享用。當時在土生人中流行一句奇怪的話：“穿要穿靚衫，逛要逛摩囉店”。
波斯人至今仍在索里當大馬路(今為摩囉園)保留有墓地。白俄屬新教徒，由於布爾什維克革命而流亡此地，並在留有後裔。“上海人”(xangainista)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上海華人，而是上海的葡萄牙人。“教師”(teacher)指滯留澳門半島的英國人，他們逃避戰亂到澳門，一般在華人學校中從事教授英語的工作，並因此得名。“上海人”是一個頗具優美儀表的族群，無論在形體外觀上，還是在修養和文化素質上都堪稱上乘。
居於葡萄牙人群類等級之首的是“葡京人”(português metropolitano)，即來自里斯本的葡人，他們構成了統治階層。在那個時代，本土來的葡人一般是王公貴族、有地位者和受教育者，並且完整地融入澳門土生人社會。
澳門葡人，或者說在澳門出生的葡萄牙人，現稱土生葡人，是父母為葡萄牙人(或歐洲人)在該“殖民地”出生的直接後代，或者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歐亞(歐洲男性同中國、馬來亞、日本、果阿等地女性)聯姻而產生的混血後代。澳門土生人是一個特殊的歐亞族群，為英俊的白人混血種，聰明，適應能力強，這是歐亞人種在人類學上精神純化選擇的結果。這些澳門土生人實質上是最優良的土生人樣版，然而如前所述今天已為數不多。他們具有高加索人的特點：皮膚褐色，目似杏仁，具紳士風度，能流利地操講和書寫葡語與英語，略通粵語。他們並非葡國本土人，但由於澳門土生人家庭的富有或權勢成為該殖民地及其現狀的維護者。這些家族有諾拉斯科(Nolasco)、塞納·費爾南德斯(Senna Femandes)、施利華(Pancrácio da Silva)、梅洛(Mello)、加西亞斯(Gracias)和來登(Mello Leitão)等。另外，阿芒特家族(Amente)、戈麥斯家族(Gomes)、沙勿略家族(Xavier)、卡良家族(Carion)，桑托斯家族(Espírito Santo)，原本不是富有人家，但是謙虛簡樸，在宗教和世俗方面卻合符葡國美好的傳統。他們給後代施以勝過他們當年的良好教育，使之成為當今社會的精英份子。除個別情況外，一般地說，澳門傳統的名門望族家庭並未留下能夠延續其家族聲望和貴族頭銜的後代。準確些說，平庸的葡萄牙男性和當地中國女性通婚而生的子女反而在葡萄牙和其它國家的高等學校中取得了輝煌成就並懂得為其出生地和葡萄牙的榮譽服務。“土生之母”的角色是對子女教育之根本依托。因為除了“澳門人”這一精神上的崇高原則之外，她們讓子女和丈夫接受高等教育，而她們自己在許多情況下學歷卻不會超過小學程度。這是澳門土生人之母輩不容否認的歷史作用和獻身於教育後代的功績。同時，還要向那些離鄉背井在此地與異族通婚的葡萄牙普通平民表示敬意，因為他們通過其勇敢、坦誠、堅毅和人性，證實了葡萄牙民族真正的精神品質。
“清高人”(Ching Cao)在血統上是皈依天主教的華人或幾乎是純粹的華人，他們生活在葡人圈子中，摹倣他們的某些習俗，或取葡人姓氏。
“一文二”在形式上是華人，但接受西方習俗和服飾，希望成為葡人社會中的一員。他們亦被稱為“又名”，因為他們都擁有一個莊嚴華麗的葡人姓氏，有些甚至取貴族的姓名(如阿布戈爾戈、波提略、薩達尼亞、諾羅尼亞、梅內塞斯、阿澤維多、馬沙杜、佩雷拉等姓氏)，但往往在後面要加上真正的中國姓氏，稱為“又名某某”。比如在自我介紹時便會出現如此令人捧腹的場面：“我是葡國人，名叫José Hen′lique Co′lleia da Pu'lifi cação，又名李斌強。”為什麼把他們叫做“一文二”呢? 因為這些傾慕西方的人要在一些教區機構找那些心術不正的人，如教區長助理，為他們在死亡者的名單中推薦一個姓氏為其賦名。但這種情況要非法交付一文二毫(一元二角錢)費用，這在當時是一筆數目可觀的收入。
“豬尾巴”是“一文二”的變種。他們想當洋人的慾望並不強烈，亦無葡人姓氏。稱為“豬尾巴”是因為昔日按滿族習慣在腦後勺留一條小辮子。這是中國漢人在清朝統治期間必須接受的習俗，這種習俗在本世紀初由於第一共和國的建立被廢棄。
Português-de-merda是澳門正人君子對那些喜歡冒充葡國里斯本人氏表示厭惡的蔑稱。這些人和土生人一樣屬海外人，但他們竭力美化其私生子的卑賤出身。其人母親一般是黑奴，而不知其父。但不能將其與皮膚黧黑的真正黑種人和東非人相混淆。這些人從未離開過這個社會，甚至被此“殖民地”天主社會中的華人親切地稱為“mico(是amigo發音不準而來的)”，因為mico也可解作“猴子”，這正符合他們營養不良的相貌。
O merda-do-português是這一複雜等級中最後一類人，這是不需要做任何解釋的。(7)
我們已提及這一上帝聖名之城中的幾類葡人。在中國人裡對這幾類人有其它的稱呼。昔日來自里斯本的人被稱為“牛叔”或“那個有牛臊味的人”(“叔”和“酸溲”的溲音同)，幸虧現在已不再有人使用。由此延申，葡京來的女人被稱為“牛婆”，意為牛婦、牛的老婆、或母牛。葡京來的年輕人則分別被稱為“牛仔”和“牛妹”，這倒帶些貶意。如今，葡萄牙人反被標準化地稱為“鬼佬”，意為魔鬼男人，這是中國人對所有非亞洲和非黑色人種的統稱。
澳門出生的葡人被稱為“土生”，指在當地出生者即“大地的兒子”。現在，對於中國人也有不同叫法。“澳門中國人”，或簡稱“澳門人”，“香港中國人”或簡稱“香港人”。“華僑”指居住海外或移民的中國人，“阿燦”指偷渡到港澳的大陸人，含有貶意。“阿燦”是對經濟拮据文化程度低下的大陸偷渡客的貶稱。他們囉嗦，且說話時帶有鄉間口音，穿著差而且不注重衛生。這一涵意與70年代末興起的偷渡潮非法移民有關。“阿燦”這一虛構的名字起於香港無線電視臺1979年一齣電視劇的主角而廣為流傳。該劇反映了幾個中心人物的生活，其中一個偷渡到香港的逃亡者名字就叫“阿燦”，如同人們常用的名字“阿梅”、“阿芳”、“阿江”那樣。擔任這一角色的是著名演員廖偉雄無論從角色還是從其表演天才上看，他都將“阿燦”的涵義予以定格化了，由此為澳門人所樂於接納。然而，如前所述，“阿燦”帶有貶義，並不能用以指稱全部大陸人，故另有較為禮貌的稱呼，如“上海人”、“北京人”、“廣州人”等等。
1979年以前，“阿燦”們還有更為親切的名稱，即稱男性為“羅拔”，稱女性為“美寶”，即英文名稱“Robert”和“Mayble”的中文譯名。這亦是來自非法偷渡者毫無例外的自稱。由於他們低俗的文化水準，誤以為有以上名稱是最美不過的事了，這可能也是他們唯一知道的兩個外國人名。
到了90年代，“阿燦”又有了另外的對應名稱“表妹”，即明確表示其大陸家庭依然留在“鄉下”。現在，他們由於廣為開放的政策而逐漸移入香港和澳門，這一稱謂亦由香港無線電視台通過每週一次的“歡樂今宵”節目而廣為流傳。
然而，可以有把握地說上述分類特徵從未在澳門表現出任何種族主義色彩。如果說曾有過，也僅是暫時的而且原非與種族反而是與政治有關，如阿馬留總督時期的動亂和“12·3”事件。
我們葡萄牙人可能有許多短處，但毫無疑問也有許多長處，其中首要的便是他們具有與其它種族人民毫無歐洲中心主義偏見地相融合的能力。如果說今天這一特點是千真萬確的，那末16世紀當我們充當世界觸角時更是如此。我們發明了“世界混血兒”，這是我們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它的意義遠遠超過《葡國魂》或《箴言》。如果不是我們，今天便不會有埃拉·弗里傑勞特(Ella Friztgerald)，也不會有溫妮·霍斯頓(Whitney Houston)，亦不會有土生人和第一批歐亞混血兒，或者如果願意，亦可稱為第一批世界上的“葡中白人混血兒”。很遺憾我們這種人越來越少並且日漸趨於消亡。但一如既往，“悲歌”之後亦將懷著希望!
澳門土生人的“華化”或稱“漢化”
從前澳門土生人相互通婚，世襲的土生人一直保持著極具高加索特徵的遺傳基因。後來，我們看到自發性的土生人和中國女性通婚的現象。再後來看到毫不情願的促進澳門土生人的漢化，其直接原因是軍隊在澳門的消失和“京城”人的大量湧入。
顯而易見，可以理解的是1976年軍隊從澳門撤出，澳門再也看不到許多年輕人服役期滿後留下定居，進入治安警察部隊或其它公職機構，並且與中國女性成家。這是近代葡萄牙政策最大失誤之一，否則我們將在今天澳門的人口結構中有一個極為明顯的準盧濟塔尼亞土生人社會，這樣可望為未來在澳門保留葡萄牙語言和文化提供巨大的保障。
對於第二個因素，“葡京人”的大量湧入在理論上似乎應該增加人種的混合，然而情況並非如此。為什麼? 因為幾個世紀以來，澳門土生人一直在葡萄牙政權與當地“平民政權”之間發揮著特殊的調節作用，因為他們既熟稔葡語和漢語，也掌握了雙方在日常生活和人際交往上的文化心理和行為規範。澳門的葡萄牙歷屆政府都在人力物力上表現不足。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隨著毗鄰的香港經濟上的崛起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而在澳門出現大興土木的第一次繁榮時期。這種現象是建立於東南亞其它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十年之後，這種發展創造了世界上最高的經濟增長率並且出現了亞洲的經濟小飛龍。澳門土生人在經濟上的舒適生活給由於1974年“4·25”革命而深陷政治和經濟危機之中的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歸葡京”已不可能適應，其它希望也已泯滅，於是澳門便成為許多葡萄牙人夢寐以求的神奇樂園。在隸屬於内閣領導之下的里斯本澳門辦公室，申請往澳門的“合作者”排成了長龍。
人們開始湧入澳門，80年代初形成令人矚目的高潮。在澳門，所有的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俱樂部、海軍俱樂部、沙利文咖啡廳聚集並相互認識。然而，他們由最初互不相識竟發展到後來互不理睬。由於官家“國庫”的支持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司、廳、處等機構和官方的黑色房車。“自立”形象開始轉向同當地人的關係上，後來發展到來自葡國的人們之間出現整日都是“在其位謀其權”的自我炫耀。這種吹噓和自誇造成了難以忍受的現象，炫耀和自負為撐面子而惹是逗非，在來自“葡京”的人群内部出現了隔閡和鴻溝。他們越來越脫離土生人和華人，而這兩種人卻自然地結成了最強大的聯盟。事實上，葡國政府的負責人並不懂得改變這種局面，因為他們在思想上自認為“我們已擁有許多，我們就是權力，我們不需要任何人”，於是葡萄牙的干預能力便緩慢地走向死亡。
沒有軍隊延續這種種族混雜，而“葡京來客”的界定又限制了他們接觸社會領域，因而葡國本土人和當地人通婚的情況日漸稀少。相反，我們這一代為數眾多的男女青年(50年代末出生的人)則選擇華人為終身伴侶，這就自然地削弱了或將要削弱高加索人種的特徵，同時加強了作為蒙古人種支系的漢人的特徵。如果說這在一方面意味著一種未來戰略的話，那末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土生人社會在已形成的人種“瑪塞克”式混合的構架中大步走向滅絕邊緣的危險，並且逐步地被漢化了。
當前的幾種表現
作為新土生人漢化的反映，其個人行為準則和群體體系同樣會更加接近華人的現狀。而這正和世襲澳門土生人所習慣的體系相反，或說與華人葡化的程序相反。正如所見到的那樣，澳門土生人在迪斯科舞蹈、電視節目欣賞、傳統和語言等方面無不打上當地華人的印記。這種文化滲透最為明顯的例證是接受風水觀念，這是中國南部各省無論私人生活還是職業方面廣為流傳的民間信俗。這種滲透甚至使他們放棄了原來篤信的天主教。現在土生人家供奉的花地瑪(Fátima)、聖猶(S. Judas Tadeu)和聖安東尼奧(Santo António)的聖像很可能會逐漸被“風水先生”換成中國的三位尊神，即分別代表“福”、“祿”、“壽”的偶像。<最後的晚餐>將被用中國宣紙繪成的中國傳統畫所代替，其内容自然是象徵大吉大利的花草石竹之類。昔日天主教繁盛無比，人們在客廳顯眼處設置祭壇(祭壇由玻璃鑲嵌，擺放雕塑品、紙做的聖像、聖體、蠟燭、鮮花和燈飾)，而如今更多的人相信風水(8)。在客廳或寫字樓放置的是大玻璃魚缸，裡面是游動的金魚，其位置由風水師拿羅盤嚴格定位。據說這種做法無論對家庭空間的佈置還是對辦公室的美化都會帶來吉利，甚至會出現這種情況，即風水師被請來確定前壁的形狀和色彩的調配。這種時髦甚至也登上政府大雅之堂，涉及大型基建設施和土建工程。在這種情況下風水師索性不使用羅盤而隨心測算。
有許多新生代土生人已進入中上階層，他們佈置家居時也預先請來風水先生，甚至在許多情況下將一些預先訂做的室內裝飾改建使其適應“神功魔力”。其住房必須面向南方或東方，房屋主體正面不能與尖狀結構相對，同時在許多情況下要在重要位置懸掛“八卦”(製成一面驅邪辟災的鏡子)。在特殊情況下，還要設置一些守護物，如石製或瓷製的獅、狗或神像。採取信仰自由態度的新生代澳門土生人在辦公室亦採取這種做法，而在政府機構，這種以風水確定一切的情況雖不太明顯，但風氣猶存，只不過在執行上更為謹慎罷了。這種繁雜的堪輿風水術與另類“科學”表面上聯繫不大，卻不能掉以輕心。比如號碼學、相術，通過觀察骨相占卜未來，看手紋等等。號碼學一般用於門牌編號、樓層編號、車牌編號、身份證編號或選擇商號的開張日期、結婚日期或結業日期等。根據南中國的習慣，新生代土生人亦開始忌諱“四”(死)，而喜歡“八”(“發”即“發財”)，千方百計為其店號、商標、招牌甚至愛犬選擇吉利的名稱。
隨著這種交雜的演變，新生澳門土生人一般也同中國南方人一樣喜歡擺闊氣，比如以炫耀姿態展示精美的手提電話、名貴手錶、戒指、手鐲和其它(金、玉、鑽石)首飾，以及房車等。儘管在這些炫耀中含有群落意識，卻不能不在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心理的真實模式中去理解它。在他們看來，財富不僅不是西方基督教傳統中所認為的萬惡之源，反而是財產持有者高尚品德的體現，顯示富有者的慈善、慷慨、豁達。同時，這也不侷限於一時情況，因為根據儒家傳統對此有相當嚴格的規定。
澳門一個典型土生家庭--山度士一家(1911)
顯而易見，新生的澳門土生人有許多特點，其中一些從祖先繼承而來，而另一些則主要是通過葡、中兩種渠道就近吸納。
鑒於這一吸納發生於近二十年，我們認為“風水”的問題非常重要，儘管對其在新生代土生人生活中的重要價值未作評估。這些新生澳門土生人與原先篤信宗教的方式相反，他們信仰風水是把它作為一種禮儀上的習慣，成為日常生活行為，只是在少數情況下才把它做為必須履行的信俗。
另一個方面是語言問題。昔日世襲澳門土生人所操的是純正的葡語和流利的英語，他們亦通粵語，但並不出色，他們諳熟帕萄亞方言(patoá)(9)。而今天的新生澳門土生人葡語講得很糟糕，對於葡語方言更是一無所知。他們掌握英語和漢語(粵語)，甚至會書寫漢字。然而，這種情況還不到十五年。新生澳門人之間會說一種奇怪然而漂亮的口語，在這種口語中葡語和粵語相互混雜，不時又會出現一些英語詞匯。語法規則被簡化甚至被廢棄不用。比如：Eu vai kai-si comprâ-song(即“我去街市買饌”，其中kai si(街市)和song(饌)是粵語，動詞變化不符合規範語法)。又比如：Amanhã nós vai Héong Kóng tai Frank Sinatra show(即“明天我們去香港睇(看)弗朗克·西納特拉的表演”)Ngó-gã-pâi vá ngó málocu(即“我個pai(葡文父親)話我(葡文黐線)”，其中Ngó-gã是粵語)；Có co bebé iu de amochâi(即“那個嬰兒真可愛”，個bebé(嬰兒)，amo(amoroso可愛)châi(仔))。
這種混雜的言語自然有澳門土生人社會遺傳學的軌跡，並且為他們造就了新的社會文化。他們喜歡香港電視粵語節目勝於澳門葡語電視臺。他們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不注重精神領域，不太關心歷史、文化和政治。在許多情況下與葡國人操正確葡語進行交流感到困難。不喜歡葡國的“悲歌”，卻喜歡香港方式的用粵語伴唱的迪斯科；如同對待中國餐那樣，特別欣賞葡國餐，幾乎已完全不顧土生人的真正傳統餐。他們正在拋掉天主教傳統，樂於去接受吸納華人的生活習俗，當然主要還是上述的風水迷信和占卜之類。
祗要願意，所有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要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葡萄牙教育和管理體系的破產，同時也得承認本世紀以來我們民眾語言的力量。我們不應該譴責，而應該繼續我們面向未來的聯姻，只要這種聯姻是明智而理性的。除此而外，葡萄牙的語言學家和哲學家們應對澳門的土生言語給予更多的注意，因為它豐富了海外葡語，同時還要把它理解為葡萄牙民族文化遺產中葡萄牙克里奧語的組成部份。
如今，已不能想象把澳門土生人與歐洲聯繫在一起。不能指望他們皮膚褐色，喜歡開玩笑，飲紅葡萄酒和吃葡式炒飯，星期日去做彌撒，身著白色西裝，佩帶胸針，操葡國方言和純正葡語。新生澳門土生人將會看到他們的雙眼變為杏仁狀，他們的鬍鬚將消失退化，他們將在星期日去拜訪風水先生，飲可口可樂，用粵語打電話，他們的子女越來越像可愛的中國人，將真正變成“澳門仔”(即粵葡語混雜的Amochai)，而且似乎並不會由此而造成一團混亂。
夏瑩譯
【註】
(1)Amaro. Ana Maria：《大地之子》(Filhos da Terra)，澳門文化司署，1988。這是一本優秀著作，提供了關於澳門土生人的許多有價值的資料。該作者還有其它一些富有意義的作品，閱讀這些作品對於認識澳門土生人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有《澳門的博彩、玩物和其它娛樂》，澳門官印局，1976；《澳門婦女服飾》，澳門官印局，1983；《澳門的三種民間賭博》，澳門官印局，1983。
(2)Lessa，Almerindo：《東方第一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和人們》(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澳門官印局，1974。
(3)《大西洋國》，1889-1900葡萄牙遠東年鑒檔案(卷1-4)，D. S. E. 和澳門歷史檔案館1984年出版。
(4)這裡應提到其它一些近代作者。他們的作品值得一讀，因為都直接或間接地深入探討了澳門土生人問題。主要有潘日明神父、Carlos Estorninho、Cecília Jorge、Charles Boxer、霍啟昌、Graça Barreiros、Graciete Batalha、Jack Braga、João de Pina Cabral、彭慕治、José de Carvalho e Rêgo、文德泉神父、Nelson Lourenço、高美士、和Rogério Beltrão Coelho、飛歷奇和Rodrigo Leal de Carvalho，作為小說作家亦對澳門土生人的社會和心理狀況做過描述。
(5)Pina Cabral，João de/Lourenço，Nelson：《颶風的故鄉-澳門土生人的動力》(Em Terra de Tufões)，澳門文化司署，1993。
(6)Jorge，Cecília/Coelho，Beltrão：《龍鳳呈祥-中國婚姻的現實和習俗》(A Fénix e o Dragão，Realidade e Mito do Casamento Chinês)。
(7)馬若龍：《澳門論壇報》(Tribuna de Macau)，1993年3月13日和20日。
(8)Ortet，Luís：《千種月相-澳門的信仰和迷信》，澳門文化司署，1988。
(9)馬若龍：《Adé dos Santos Ferreira傳記照片》，澳門基金會，1994。
*Carlos Marreiros，澳門土生則師，並為出色的藝術家兼詩人，對澳門建築文物和藝術史專業課題甚有研究；現為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會長，澳門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大學藝術系客座教授，曾任澳門《文化雜誌》美術主編、澳門政府文化司署司長之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