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對廣州認識的描述於1555年11月23日出自一位歐洲人之手，他就是努內斯·巴萊多(Padre Mestre Melchior Nunes Barreto，S. J.)神父。這位耶穌會士在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陪同下前往日本。文件在澳門寫成，正如《遊記》的作者同樣於1555年11月20日從澳門寫的一封信中明確描述的那樣：“今天我抵達浪白，這是一個我們(經常)停留的港口，在澳門的東邊(……)，我在那裡見到了巴萊多神父，他剛從廣州來到這裏(……)”(1)
也許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是同副大主教兄弟般地一起分享了從華士古·卡爾沃(Vasco Calvo)和我們葡國其它航海家那裏得來的某些信息。巴萊托曾兩次訪問廣州，“每次在那裏停留一個月”以試探能否救出被俘的三名葡國人(其中有馬修斯·德·布里杜Mateus de Brito)和另外三名當地的基督徒以及用借來的“1500克魯扎多賄賂主要的官員將他們釋放”。(2)現摘錄其中精采的段落並加以註釋。
中國有十三個省或者封地，每省都有一個主要城市作為首府在那裏施行管轄，而全省都服從其領導。據說在所有這些大城市裏廣州是最小的。我們所有去過那裏的人(3)都認該城市人口多於里斯本。該市城垣完整、建築優美，每條街道都有一個拱門，一到晚上就關閉，如此可避免穿越街道進行的偷竊和其它不法行為。(4)大多數街道都有牌坊，我覺得差不多有一千多個。這些牌坊使得官員們上任三年後辭官時便在上面留下他們的題辭，以表示作者的時尚精神。在那些沒有牌坊的街上，宅邸前都有一棵茁壯蒼綠的大樹，排列十分整齊，使整個街道好像一個花園。
全城生活十分富足，每條街上都熱鬧非凡並且有許多吃的東西。一條很寬的河幾乎環繞全城，城牆好像座落於水塘裏。
城外大多數道路都通向很大的村莊，到處都是水田。水滋潤著一切，人們在船上勞作，由於用被稱做“甘霖”的河流灌溉土地每年有三次收穫。水果、樹木、牲畜和田間的勞動和歐洲很相似。男女服裝都很樸實。通姦會受到法律懲罰。街道佈局非常奇特，各行業工匠都在一起，除了自己的事誰也不能把工作交給兒子。沒有任何人不做工作游手好閒或違法滋事。甚至盲人也不在街上乞討，而是轉動石磨做工。這裏的人有一雙非常能幹的手，似乎再沒有比他們能幹的民族了。在他們中間，不容忍任何人成為偉大者與高貴者，亦不容忍利潤收入。在那裏絕不可能逃離管治，因為他們每人都有親戚和子女在那個城市，都甘願俯首聽命於那戒備森嚴的城市統治者。一位暹羅使者說皇帝就有五百名身強力壯的衛兵，這和中國人的說法相同。
這個國家相當富庶。在我們所在的這個(廣州)港口，一艘從日本駛來的船就載有三萬多擔辣椒和十萬兩白銀，而這些差不多祇夠一個月的消耗，如同允許從廣州帶布匹運到這個上川島(5)，在這裏同中國人進行布匹交易，然後再運到印度和葡萄牙以及其它地方。據說類似這種貿易年年如此。
中國人說廣東省在中國十三個省裏是最小的，但每人向皇帝進貢的就有四千皮科(6)白銀，相當於六千多擔，這似乎已是很多了。然而該省繳納的賦稅還要多，因為每個18-60歲的人每年須繳納六個文特(vinténs，古代葡萄牙貨幣單位)的稅，每個家庭還有其它稅項。運來的布匹稅率為20%，據說有些地方要繳50%。
這個地方的船很多，有大有小非常壯觀。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這個城市就裝備了280艘戰船載著一萬士兵去對付日本人(7)，因為那些日本人非常勇敢，經常在沿海搗亂，襲擊大陸，因此要調集許多人員和船隻去擊退他們。中國人希望在士氣上壓倒日本人，讓他們為每一個被殺死的人償命。
人們就是這樣平靜地接受著統治，似乎我們統治者活像一個被統治者，看不到任何武力。這裏的人很講究飲食。這個地方的制度有許多弊端，似乎要求每三年換一個外省來的新總督。我對這個地方如此平靜的統治感到吃驚。有種官名叫按察使(anchaci)，是專門負責司法罪案的官員，同時也是這個城市的兵頭；另一種官名叫判察使(ponchaci)，是司庫或者財政監管，負責全省的財政收入。還有一種官職叫海道(aitão)，統管軍事。在海事方面另有一種官職叫chaem。通過他們的服裝即可識別出他們所擔任的職務。若他們不稱職，便會受到皇上的懲處。還有一種官職叫都督(tutão)(8)，他是地方長官，職位高於全省的政府官員。所有的人都聽命於他。這種官員戴有皇帝賜給的圓帽，袍上繡有皇朝的金色標誌，即獅(或者龍)。誰在位時穿著這種服飾，便會受到極大的尊重。他所代表的威嚴和莊重使得人人都離得遠遠屈膝下跪才能同他說話。他有皇帝賜給的豪宅。據中國人說僅廣東省就有這麼多官員，而且要為皇帝養活十萬軍人，用於治安和保衛這片土地。
在衙門告狀只能用書面寫出想說的一切。衙門口有差役，高聲傳喚想告狀的人。衙役們隨身帶的武器是一種帶柄的經火焠煉的長棍。所有的人，不管窮富高矮都會因為一點小事被這種長棍杖擊。打擊的部位是腿的彎曲處。每個差役用最大力氣擊五棍。這種笞刑非常殘酷，連續被打五十棍不是死便是終生殘疾，因為腿骨會被打斷。我曾親眼見過幾次，我相信如果是為了基督的榮譽遭受毒打的話，一定會比聖保羅受到的三十九下鞭笞更加疼痛(9)。
衙門公務事畢，則門被關上並用漿糊把封條將門黏上(10)，這些房子亦是他們(官員)住的地方。當他們外出時，便乘坐分等級的轎子，後面跟著馬隊和許多親兵，手裏拿著長棍和其它類似器物。另外一些人則每兩個人一排，在轎前保持很大一段距離，舉著牌匾並且身後掛著象徵官員級別的絲製纓穗，扯著嚇人的嗓門開路，誰也不許這時穿過街道。有的人會躲到屋子裏，而另一些人則紛紛走避，遠離官員要經過的路段，聽不到任何人的聲音。這些官員是如此威嚴，以至於在那裏做布匹生意的葡萄牙人同他們講話也要遠遠地下跪。
這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傳播基督教的最大困難。因為似乎普通人沒有官員的允許是不敢接受新觀念的，而官員沒有皇帝的批准亦不敢同意。
後來，著者又作了在中國傳教的假設。對此費爾南·門德斯有完整的描述，雖然精采，但並不可信。
這就是西方第一篇涉及中國土地和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資料。準確地說，從它在澳門被寫出算起，已過了433年。從那時起到現在相互間的認識有了很大進步，然而還須以謙恭和友善的態度分享這些資料嗎? 但願如此!
李長森譯
【註】
(1)Rebecca Catz：《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信件和其它文件》(Cartas de Fernão Mendes e outros documentos)里斯本Presença出版社，1983頁60。
(2)同上，頁71。
(3)除了平托，還有巴萊多(Barreto)和埃·德·格依斯(Estêvão de Góis)。
(4)為避免外人打劫城市，“街門”都要關上。
(5)直至根據Leonel de Sousa和中國海道於1553年在公海(Kuong-hói)簽署文件允許對華自由貿易及葡人在澳門定居以前，貿易都是在上川島進行的。沙勿略教士(S. Francisco Xavier)於1553年12月3日即在那裏去世。
(6)在馬來亞-爪哇，皮科(Pikul)是重量單位，相當於62公斤另500克，或一百擔(同樣為馬來亞-爪哇重量單位)。
(7)指著名的“倭寇”(矮個子赤膊海盜)。在公海(Kuón-Hói)有一紀念碑證明其於15世紀末被擊敗。
(8)在《遊記》(Peregrinacão)中這一政府官員名稱是正確的。在海道這一名稱上經常造成混亂。指揮戰爭的官名叫總兵，這在費爾南·門德斯的書中亦有提到。都督是統管民事和軍事的總督。而chaem可指任何政府官員。做為科因布拉大學法學博士，巴萊多當然關心司法上的管理。他在這方面的權威性應該影響到費爾南·門德斯在精神上確信明朝的中國是世界上理想的社會(《遊記》語)。這是當時的烏托邦。
(9)第二封致科林多人書(2a carta aos Coríntios)第二章，第24、25行。對猶太人抽的三十九鞭，然而卻由聖保羅接受五次。除此而外，還接受三次杖擊。據前述信件說巴萊多曾到過其中一個監獄。
(10)即封門。
*P.Benjamim Videira Pires，里斯本大學葡萄牙文學與哲學學士，東方問題專家和葡萄牙在東方及耶穌會使團在亞洲歷史的研究員，有十數個學術頭銜，國際亞洲歷史學家聯合會主席和葡萄牙歷史研究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