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波瓦公爵在澳門
1867年2月

盧德維奇·德·波瓦(Ludovic de Beauvoir)於1846年生於布魯塞爾。父親德·波瓦侯爵同奧爾良家族關係密切。被1848年革命推翻的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國王，即為該家族成員。盧德維奇青年時代求學期一結束，雖然還剛剛二十歲，便決定隨皮埃爾·菲力浦·讓·馬里也即德·龐蒂埃弗爾公爵(Duc de Penthièvre)，一起去周遊世界。德·龐蒂埃弗爾公爵(Prince de Joinville)乃路易·菲力浦國王的孫子。父親弗朗索瓦·費爾迪南·德·奧爾良(François Ferdinand d' Orláns)，也即茹安維爾親王，於1843年同巴西國王之女弗朗索瓦茲(Françoise)成親。兩年後，即1845年，德·龐蒂埃弗爾公爵誕生於聖克盧(Saint Cloud)(可見他祇比盧德維奇大幾個月)。由於母親的葡萄牙血統關係，他常被人稱作“葡萄牙國王的表弟”。此點文中將會談到。

兩個年輕人於1866年4月啟程，所到之處有澳大利亞、爪哇島、暹羅、香港、澳門和廣州，接著還到了中國北部、日本和加利福尼亞，最後於1867年9月回到法國。自1869年起，盧德維奇·德·波瓦相繼出了兩部遊記。一部題為《澳大利亞》，一部題為《爪哇、暹羅和廣州》，獲得很大成功，曾多次再版。1870年，他參加了對抗德國的戰爭，後於第三共和國成立初期進入外交界。1876年任外交部長德卡茲公爵(Duc Decazes)的辦公廳主任。1872年，他的第三部遊記《北京、東京和舊金山》問世，獲得同樣成功。三部遊記後來榮獲法蘭西學院獎。

兩位青年旅行家於1867年2月抵達澳門，受到澳門當局的熱情款待。為方便其遊覽，總督堂·約瑟馬利亞·德·龐特·豪塔(Don José Maria do Ponte Horta)為他們提供了一艘小艇，他們因而得以遊遍當地名勝，如南灣、望廈、市政議會、炮台、教堂、網球場。此外當然還去看了賈梅士洞，並在洞穴外看到了法國人路易·里安濟(Louis Rienzi)所寫題詞……。不過真正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還參觀了往海外販賣中國苦力的“窩棚”(Barracons)……這種曾給當時的澳門帶來滾滾財源的不光彩“交易”，今天似乎已被人完全忘卻了。

--德立·龍巴(Denys Lombard)

第十三章 澳門

海盜橫行-澳門的葡萄牙風光-劇院-賈梅士洞穴-參觀販賣中國苦力的“窩棚”-殖民地的繁華往昔和今日的艱難-夜抵水城廣州

走出國際賽馬場，我們登上了美國雙層輪船火梭號(Fire-Dart)，前往澳門。船上有六百來個中國人，他們都帶著妻子，密密麻麻地擠在船艙裡。為了禦寒，個個穿著厚厚的棉襖，身子縮成一團。有的吸起鴉片來，神色十分安祥。他們的性情似乎並不總是那樣溫和。歐洲人運送“天宇公司”(Celestials)的貨物，一向要冒很大風險。這家美國公司已有三艘船落入海盜之手，船上的乘客同那些海盜是一伙的，船長和船員不是被他們殺了，就是被他們捆了起來。

後來，我們的輪船駛入“硫磺地峽”(Sulphur Canal)，見到的島嶼有大嶼山(Lantao)、蘇安島(Chung)、巴頓島(Patung)和西科島(Siko)。一提起這些地方，至今令人不寒而慄。這一塊狹長海域共有九個島嶼。“阿拉通·阿普卡號”(Arratoon Apcar)(歐洲人死了十一個)、“皇后號”(Queen)、“永新號”(WingSunn)，就是在這兒被海盜截住，放火燒掉的。1865年，在此遇難的最後幾艘船是肯法號(Cumfa)、北極星號(North Star)、希科號(Chico)、和安德烈號(Andreas)。一艘倒楣的歐洲輪船，往往受到三十來艘小木船的圍攻。殘酷的殺戮，令人髮指。海盜們先是圍著它一陣射擊，使之不得不在航道上停下來。隨後，他們便會攀爬上來，把船上的所有無辜統統殺光。至於船上的貨物，他們自然會毫不客氣地全都搬到小船上。這之後，他們便放起火來，使整個船體連同桅杆一起沉入海底。水下至今躺著的那些殘缺不全的船隻，便是這無恥行徑的見證! 因此火梭號上的水手，從尚未成年的練習生到輪機長，身上全都帶著手槍，十分引人注目。在頭層艙和統艙裡還架著可連續射擊的槍枝。這些槍的槍口並沒有對著海面，而是這樣放置的；祇要船長一聲口哨，每枝槍就會對著艙內猛烈地平掃起來。再有一聲哨響，全體船員便會在剎那間集中於甲板前部的桅杆下。因為一旦遇到來自外部的襲擊，首先要除掉的，便是船上那些來自本地區的乘客。沒有他們必不可少的接應，海盜對我們的船是絕不會貿然行事的。海盜要襲擊一艘輪船，所動員的人定會很多。其結局，讀者從上文所談可見一斑。而要襲擊一艘帆船，則主要是看準機會下手。海盜們常常煞有介事地在那裡捕魚，一副安然的神色。但一聲令下，各條漁船便會飛速而來，把帆船圍得嚴嚴實實。這時候，這可憐的帆船無論速度有多快，也無法逃脫一場浩劫了。

謝天謝地，這慘絕人寰的劫掠在此海域雖然司空見慣，我們卻總算沒有遇到。船上的中國乘客整天抱著一杆鴉片槍，一副無精打采悠然自得的樣子。晴空萬里，香港澳門間星羅棋佈的小島犬牙交錯，曲折的港灣盡收眼底。狹窄的航道中，前方突然出現幾條小木船。小木船的船頭都畫著一隻很大很大的眼睛，顯然是希望上蒼能保佑他們出海平安的一種迷信之舉。每條船的船首都架著三枝槍，左右兩側也各架了三枝，船尾還有三枝。一眼便可看出，這些出生入死的漁民都非常地驍勇。高高突起的甲板上，生活著他們的全家。他們生在船上，結婚成家在船上，死也在船上。五代人就這樣雜亂無章地擠在這狹小的天地中。這些船隻都設計大膽，造型優美，外表塗著想象豐富的圖案，甲板上飄揚著鮮艷的旗幟和五頻六色的彩帶。但從艙口和船尾洞口看進去，艙內放的卻全是些破爛，比之於華美的外表，實在宛如天壤! 一看到我們的火梭號，成百上千的人立即從每條船的艙口走了出來。水面上，密密麻麻人群中，不知是出於高興還是有意炫耀，有的人起勁地敲起了鑼鼓，有的人燃起了鞭炮。點燃的炮仗被扔往四面八方。

不過，這些簡陋的木船，也不是到處都極其原始，沒有任何可取之處。相反，造船工藝正處於萌芽和發展之中。中國人都是些蠻人(現在該由我們把這個稱呼回贈給他們)，我指的是，他們祇是在季風刮起來後，才會借助風勢揚帆出海，然後等上五個月，待另一場季風到來，才踏上歸程。他們那厚厚的蓆狀船帆，由五根橫向竹竿沿帆布表面把帆繃得非常平，顯得非常笨重。但他們的舵卻做得小巧而又精緻。這舵就懸掛在一轉軸上，可隨所需壓力大小而上下移動。舵手僅憑一根長長的木棍進行操作，就可以奇巧的擺弄而使其所得到的力量增大五倍。中國人並發現，若在阻擋水流的木板上開挖一些菱形小洞，則其阻水力將比整塊木板大得多。因為舵前的水流此時將會旋轉著爭先恐後地流過那些小洞，這種你爭我奪的結果會使舵的阻力更為增強。

經過三個半小時的航程，我們也就到了氹仔(Taipa)錨地附近。藉著夕陽餘暉，整個澳門半島終於映入我們的眼簾。葡萄牙國旗在要塞上空隨風飄揚。這要塞就建在陡峭的懸崖上，俯視著怪石嶙峋的大地。你想，這陡峭懸崖總有七八處之多。懸崖上方是用紅花崗岩堆砌而成的雉牒。光禿禿的山頭一個接著一個，高出海平面二百來米。屋頂呈南國式平台的房屋鱗次櫛比，有的漆成藍色，有的漆成綠色，有的漆成紅色。聳入雲天的教堂鐘樓共有十來個。每幢房屋的窗戶上都裝著鐵條。城內各個街區呈圓錐狀，一條條鋪著方磚、僅有兩米寬的小巷蜿蜒其間。山城腳下是一個半圓形的港灣，港灣裡停泊著幾千條小木船。這就是澳門!

我們於是登岸，碼頭上擠滿苦力。沿山勢而建的“高樓斜巷”(Calçada de Bom Jesus)和“巴掌圍斜巷”(Travessasdo São Agostino)，帶有典型的葡萄牙特色，狹窄的街道兩旁是用花崗岩砌成的平房，看去酷似一座座監獄。被征服者佔據的這座城市，居民成份相當混雜。阿爾布克爾克(Albuquerque)(1)的後裔，有的挎著戰刀，有的脖子上圍著圍巾，走在街上成群結隊，步履迅疾。他們是葡萄牙人和中國人的混血兒，而那些中國人原來已帶有馬來人、印度人和黑人的混雜血統。總之，他們身裁矮小，顯得相當瘦弱。淺褐色的臉膛上，長著兩隻大大的杏仁眼。他們就生活在這半基督教半巫術，也即半文明半亞洲型的社會中! 城裡有兩家英美式小旅館。我們在昏暗的弄堂裡走了好久之後，總算在其中一家找了個棲宿之地。旅館好似一座沒有窗戶的穀倉，不但潮濕，而且臭氣熏天。難以數計的蟑螂已先我們一步，在這裡安營紮寨。

不過對我們說來，這顯然祇是一個臨時住所，因為我們總有可能找個好一點的。北方合眾國(Etats-unis du Nord)當年曾因我國佔領墨西哥而同我國的關係相當緊張，一場戰爭眼看就要爆發。面對這一情況，德·龐蒂埃弗爾公爵帶著深深的遺憾辭去了他在聯邦的海軍職務。否則戰火一開，他將不得不參加到反對自己國家的戰爭中去。然而他當時不想就此離開海軍，因此到他的表兄葡萄國王的海軍中謀了個軍階相同的職務。此後，他第一次出征是在唐璜號(Don Juan)戰艦上。第二次出征，時間為一年半。他以海軍中尉的身份登上巴特龍科·迪阿茲號(Bartholomco Diaz)輕型巡航艦，到過非洲海岸、里約(Rio)、蒙得維的亞(Moutevideo)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他現在仍屬葡萄牙海軍，此次出來祇是暫時離開，因此仍可享有一個葡萄牙海軍軍官所能享有的全部便利。他因而於當天晚上給澳門總督寫了封信。

我們住的地方實在惡劣透頂，為了避免蟲蟻的騷擾，我們讓旅館老闆給找了個中國苦力，帶我們去中國劇院看看。因為天黑之後，中國劇院是該城唯一的消遣去處。山城的每一條街，都要爬上爬下。石頭階梯旁霍然掛著標有本街道名字的告示牌。走在這樣的地方，我覺得自己簡直成了猿猴。後來，我們總算進到一幢喧鬧不已的木頭房子裡。大廳兩邊擺著一排小桌，每桌坐了四個中國人。他們正在那裡吃著，喝著，有的還抽著煙。我們在前排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舞台上正在上演一齣插入雜耍的戲。這場戲自上午十時開場，現仍在繼續中。可是，由於聲音太為嘈雜，我們捂住耳朵，對這場耐人尋味的戲剛看了約一小時，戲場裡忽然一陣騷動，桌椅板凳被打翻在地，黑壓壓的一幫人從門外擁了進來。場內的人亂哄哄地紛紛給他們讓道。發生甚麼事了? 進來的幾位不速之客中，有幾位是總督的副官，還有一位是輕型巡航艦艦長。他們全都穿著正式的禮服，帽子上插著羽飾，胸前掛滿勳章。這個陣勢自然非同尋常。由於戲場裡祇有我們兩個歐洲人，穿著又非常隨便，場內的中國觀眾隨即交頭接耳，甚至大聲鼓噪起來，斷定這些人定是來抓我們的。不料卻見這幾位先生十分謙恭地走到公爵面前，向他轉達了總督的問候，邀請他住到總督府去。如果接受邀請，我們將不得不冒著黑夜的寒氣，在那一條條小弄堂裡再走一遭。剛才還冷冷清清的劇院門前現已聚集起許多人，這表明我們今晚非同尋常的出現已經激起各家各戶的濃厚興趣。因此，經過非常客氣的交談，雙方最後約定，我們還是明天中午去拜訪總督。

考慮到一旦進入總督府，由於接待隆重，我們作為一個旅行家將難以再有甚麼真正的發現，為了利用我們在澳門這最後一點自由自在的時光，我們立即精神抖擻地帶著那位苦力，又到了中國人所聚居的街區。這裡環境整潔，茫茫黑夜中點著的各色燈籠，十分迷人。該城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賭場，因為澳門有天朝的摩納哥之稱。海南、廣東和福建的中國富人常會不惜一切地跑到這兒來，在“三十和四十點”賭局(此賭法在他們家鄉是禁止的)上，把錢輸得精光。主持賭局的莊家是一位年已花甲的老者，銀白的辮子垂於腦後，指甲留得很長，幾根稀疏的鬍鬚閃閃發亮。四周下注的賭客竟達幾百人之多。

時近午夜。衹見那些中國人身上穿著絲綢，走在路上，每人都提著個大紙燈籠，樣子很是奇特。我們對自己今晚這趟賭場之行深感滿意，於是讓身邊那個苦力帶我們回到那家蟑螂成群的旅館。不知道這可惡的“天朝人”(Celestial)是否因為見那幾位副官都穿著筆挺的制服，而認為我們身上一定帶著不少錢，他有意把我們帶錯了方向。路邊的房屋越來越少，我們已在不知不覺中來到荒郊野外。我們倆不安地互相看了一眼，因為眼前所見之物，除了草叢和水塘，甚麼也沒有。原先的大路也已變成一條羊腸小道。與此同時，在一百米開外的地方，六個中國大漢正不緊不慢地跟著我們。我們在彎彎曲曲的小路上漫無目的地走著。因為那用心歹毒的嚮導已突然不知去向。我們立刻意識到形勢十分嚴峻。在中國這個乞丐、逃犯和惡棍成群的地方，我們不約而同地感到很快會有生命危險。而我們現在還正當青春少年，日子還長著呢。這時候，那幾個一直跟著我們的黑影，所懷險惡用心已越來越明顯。因為一旦遇有高大的山岩可以藏身，他們便快步走上前來。我們橫下一條心，轉過身向他們迎去，決心同他們一決雌雄。他們又頃刻散開，紛紛躲藏了起來。他們顯然在等待同伙的到來，因為他們不時吹出的口哨始終沒有回音，同時我們的堅定步伐也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就這樣，雙方的較量一直持續了半小時之久。這期間，我們那顆焦慮不安的心簡直是跳到了嗓子眼上了。出於本能，我們始終希望能趕到歐洲人住的街區去……不想就在這時，前方終於出現一道微弱的亮光。光是從一哨所發出來的，原來這裡有一處城防工事，門上裝著條鐵。由於非常熟悉哨兵口令，葡萄牙語又說得很流利，公爵同獃在雉牒後面的哨兵應對了幾句，便很快使之打消了疑慮。一見此情，幾個心懷叵測的家伙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那個嚮導對此結局看來已先有所料。他為何早早離去，現在就不言自明，否則如果他還在這裡，今晚這場遭遇，我們必定會先拿他是問。在將這些情況同弗維爾(Fanvel)談了談後，我們倆也就席地而臥。同在澳大利亞一樣，兩人合蓋一條被子。危險總算已經過去，心裡不由地發恨道，他們可不要再來招惹我們。

2月12日

上午由總督副官堂·奧索里奧(Don Osorio)陪同；下午由原任炮兵軍官的堂·約瑟-瑪利亞·德·龐特·豪塔總督本人陪同，遊覽了澳門市容。這其實無須費多少時間，因為整個領地看來祇有五公里長，兩公里寬。小小半島完全像是一個人的腳印，後跟向著海面，大腳趾與另一個四百公尺寬的狹長半島接壤，因而與前山(Hiang-Chan)大島連成一體。後跟部份由九座岩石遍佈的山嶺組成，山下就是燒灰爐炮台(Bom-Parto)、媽閣炮台(Barra)、聖胡安(São João)炮台和聖澤羅尼莫(São Jeronimo)炮台。腳板底長長的內曲線地帶，是中國人居住區，有房屋十二萬五千間。兩千餘葡萄牙人則住在另一側曲線的外沿地帶。“南灣”即濱海空地，是其繁華幹道。裝有鐵門的宅第、總督官邸、警察局、政府機關和商店都集中於這條幹道上。五顏六色的拱形建築和一座座修道院呈現出濃厚的葡萄牙風情。腳背像是一堵由低而高的圍牆(我們昨晚就在這“圍牆”上轉悠的!)，把兩個居住區截然隔開。其它幾個腳趾則像是突然蜷縮而翹了起來，形成一長條拔地而起的高山峻嶺。山上有嘉思欄炮台(São Francisco)、東望洋炮台(Guia)和大三巴炮台(São Paulo)。此外還有七、八座規模稍次者。隨後是阡陌縱橫的菜畦及“望廈村”。一道十六英尺高的鐵絲網，把這塊殖民地同中國大陸隔了開來。

我們在遊覽中走的大路，是沿山腰石壁開鑿出來的，風景十分優美。百把座大口徑火炮，炮口對著空中，捍衛著半島四周的海域，並可在十二萬五千條“辮子”所住街區一旦出現反叛，便向那裡轟擊。

接著我們參觀了南邊的“大堂前地”(Plaça da Sé)、大教堂和現為參議會所在地的前市政廳。這最後一座建築物的門上，自1654年以來便赫然掛著一塊匾額：CICADEDO NOME DE DEUS.-NÃO HÃ OUTRA MAIS LEAL. (2)

我們還去各兵營、修道院、聖保羅教堂、“窮人收容所”(Asilo dos Pobres)等處，走馬觀花地看了看。聖保羅教堂是1594年由耶穌會教士修建的，今已大部被火焚毀。這些古代教會建築，鐘樓上豎有十字架，壁龕裡繪著聖人畫像。至於大幅壁畫，更是趣味橫生。除此之外，你還可看到，婦女臉上都罩著面紗，頭戴橢圓形黑帽的修士則在那裡慢慢地走著，另有一些戴著白色圓帽的修女，在忙著賑濟窮人。此情此景，同人們在里斯本或熱那亞教堂門外所見，毫無二致。十個月來，隨著我們的足跡所到之處，我們不僅考察了一些全新的社會，也考察了一些帶有明顯工業入侵痕跡的亞洲社會。在看了這些具有現代意義的景象之後，現在又在“中央帝國”(L’Empire du Milieu)的大門口見到古代基督教建築物的殘垣斷壁和古代社會的縮影，心中不禁產生一種錯覺，好像在這遙遠的國度裡，人們所信仰的也是我們的基督教，到處是我們那種古老的教堂。

下午三時，幾條彩旗飄揚的小船載著我們穿行於數百條喧鬧不已的木船間，把我們送上“卡洛斯王子號”(Principe Carlos)炮艦。大家在炮艦上喝了幾杯酒，祝“皇家海軍”(L’Armada)一切順利。隨後，我們棄舟登岸，沿著四季常青的濱海林蔭道驅車前行。西垂的夕陽，因為在冬天，遠沒有往常那樣耀眼。四周群山籠罩在一片暮色中。我們踏著夕陽餘輝，到了卡蒙斯洞穴。史載，1556年，大詩人卡蒙斯在附近海域遭遇風暴後，僅帶著其《葡國魂》的初稿泅到了澳門這個葡萄牙新近開闢的殖民地。登岸後，他就藏身於這濤聲不絕的洞穴中。雖然身遭放逐，他心裡懷念的仍是自己的祖國，時時為其榮光而放聲歌唱。洞穴地勢偏僻，荒無人煙，北邊向著中央帝國，南邊向著可直達南極的遼闊海洋。四周氣勢恢宏的巨石，在詩人繼續其未完成的詩作時，一定給了他很大啟發。遺憾的是，當地市政官員卻將這富於詩意的莊嚴肅穆的場所給白白糟踏了。因為他們讓人在這名垂青史、供後人憑吊以眾多啟迪的地方，建了個我們在大街上常可見到的那種書亭。書亭的外側如今亂糟糟地張貼著一些詩文，裡邊放著一尊用混凝紙漿做成，樣子非常滑稽的半身塑像。人們從中看不到一點詩人當年慘遭放逐，但仍心向祖國的博大情懷。

一位法國詩人也曾遭流放，且也曾來到這荒僻的角落。有感於二人的同樣不幸身世，他曾命筆在洞穴北面的石壁上寫下這樣幾個字：“教會詩人路易·里安濟(Louis Rienzi)於1827年3月30日來此憑吊。”

這之後，我們策馬揚鞭，在山上飛奔了一程，很快來到山下的望廈村。村內一座寶塔，遠看很是不錯，及至走到跟前，卻覺得并不怎樣。廟裡的和尚對前來觀光的客人是要討償的，且這兒還有一怪，由於本地成為殖民地已很有年頭，不但中國人已相當地葡化，葡人也已相當地漢化。比如這些和尚口中的菩薩，如今已用的是我們那些聖人的名字。因此在那些三頭六臂、膀大腰圓的菩薩中，叫聖弗朗西斯科或聖奧古斯汀者比比皆是。

晚霞在迅速消失，我們走馬觀花地看了一天的這塊殖民地，也已到了盡頭。我們此刻正站在一個連接澳門和前山的狹長半島上。前方約二百米處，受到漲潮潮水襲擊的左右兩岸清晰可見。中央帝國的一堵低矮的石牆擋住了我們的去路。石牆那邊就是帝國杏黃旗自由飄揚的地方。可是未免太讓人失望，因為這所謂“鮮花遍野的天朝大地”看去卻是那樣地污濁、腐敗。舉目所見，“燧人氏的後裔們”個個衣不蔽體。一支六十來人通體素白送葬隊伍，敲著鑼，發出尖利的叫喊，抬著棺木從我們眼前走了過去。落日的餘暉漸漸隱去，夜幕正在升起。想起我們聽說的那場發生於此地的慘劇，眼前的奇異場景不禁使我們不寒而慄。

英勇的澳門前任總督費雷拉·德·阿馬留(Ferreira do Amaral)，就是在這地方被人殺害的。葡萄牙對澳門的全部要求由他接任後，廣州官員的滿腔怒火隨之向他傾瀉而來。他們不惜一切地要使其走卒在這塊葡萄牙殖民地享有同樣的威望。但他們並未以公開方式訴諸戰爭，而是採取了暗殺的手段。因為這樣一來，他們所花代價要小得多。1849年8月22日，就在阿馬留帶著一名副官，騎著馬在此石牆邊蹓躂時，他們僱傭的殺手一下向他撲了上去，不久便將阿馬留鮮血淋漓的頭顱和雙手投擲於廣州總督的腳下。

2月13日

澳門的冬天氣溫，我們已漸漸習慣。再說天天長途跋涉，往訪各處名勝，日子倒也並不感到過得怎樣慢。

在大炮台，我們先去看了看一座耶穌會修道院的遺址，然後去對澳門的熱門行當-從事人販的“窩棚”(Barracons)-作了一番詳細調查。這種聞名四方的窩棚所從事的，表面上美其名曰“為苦力移民牽線搭橋”實際上是公然進行販賣人口的勾當。我們進的第一家人販商店，外表十分高雅。門前鮮花簇簇，兩旁點綴著大型中國瓷瓶。客廳裡擺放著名貴的傢俱。不過這是接待官員的地方……拐角處一張辦公桌上堆著的一摞業已翻爛的大本帳簿，才是這人販營生的可恥記錄。牆上掛的一幅幅畫份外引人注目(此民族特別酷愛藝術!)。畫上畫的是一艘艘輪船在把“天子”(Fils du Ciel)的“貨物”運往古巴驕陽似火的種植園或秘魯充滿鳥糞臭味的礦井時，一路上如何一帆風順。我感到痛心的是，許多畫上的輪船掛的是法國國旗。

因此，一切看來似乎都非常美好。然而在同皮膚黝黑的店主寒暄幾句後，我們很快發現左右兩邊的長長過道裡，一個個“庫房”已裝滿“即將移民”的中國人。他們被集中在那裡，正在等待啟程，但個個面色慘白，神色凄惶，其衣著襤褸蓬首垢面，顯示出他們是生活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中。

這販賣中國人的交易實在是一部催人淚下的歷史。此交易自開始至今雖然還祇有十九年，但為獲得所需“貨物”，人們是展開了多麼可怕的殺戮，進行了多麼無恥的投機，因此此交易比它所取代的黑奴買賣還要殘酷千倍! 每一筆買賣都意味著不知犧牲了多少無辜!

中國南方各省多年來一直飽受內戰之苦，至今尚無任何力量能使之平息。獲勝者所獲俘虜常常直接賣給葡萄牙人販子。這些人販子派有快艇在沿海各地收購。人販交易的貨源主要就是靠的這個。其次，沿海各島大量聚集的海盜，也常會送來一些“戰利品”，其中有數量不等的貧苦漁民。最後，一些可惡的中國和歐洲中間商也常按一定的利潤分成比例而聯合起來，以花言巧語招募一些賭徒，然後以借貸的方式把他們派到我們前晚到過的那種合法賭場去碰碰運氣。但他們當中福星高照的贏錢者數量極少，絕大多數都輸個精光。為了抵債，這些上當受騙者在走投無路之際，祇得將其血肉之軀交由債主支配。這種交易我們曾在暹羅見過，但祇限於婦女、兒童和奴隸，不想在中國連男人也有出賣其人身自由者。

被迫也罷，受騙也罷，幾千個窮鬼就這樣不經任何檢查，登船前往遙遠的目的地。在多半情況下，船上發生暴動，歐洲船員遭到無情的殺害；有時候，凶狠殘暴的船長竟讓整船的人活活悶死在艙底。我想世界上恐怕再沒有比這種旅行更慘無人道的了；在海上航行的四、五個月期間，像牲畜一般賣身的人擠在悶熱的船艙底下，備受饑渴的煎熬，空氣不足，又無自由，怎不野性發作? 於是，四、五百人便撲向十幾名被他們視為屠夫的水手，肆意發泄他們的狂怒。

在最幸運的情況下，苦力們得以抵達目的地，在那裡渡過長年的奴隸生活；他們的生活比黑奴更苦。因為，種植園主或鳥糞採挖主把黑奴當作自己的財產，使用時要作長久打算；而對華人，祇有幾年利益可享，因而想方設法在限期內獲取最大的勞力，毫不顧及將來。

我對以上細節雖屬耳聞，但從今年一月香港披露的馬爾塔號(Martha)沉船一則消息，可以設想這些移民船至少發生過六十多起流血暴動事件。當中國海岸從他們的視野消失後，苦力們心灰意懶，關在艙底悶悶不樂，而20人中還有一個作為人質被捆在帆柱上。由於擔心夜間發生暴動，上百枝帶刺刀的比斯開火槍分散放在甲板各處，以便船主隨時可用這些武器對付赤腳衝來的苦力。儘管如此，苦力仍能打開艙門，殺死部份船員，又把其它船員捆綁結實，自己駕船航行；他們又是如此無能，因而五天過後，便觸礁沉船；船上的人多半落海身亡，兩名水手得以逃命，講述這令人不寒而慄的慘劇!

基本情況就如上述。在1848至1856年期間，地方當局對這種喪盡天良的貿易視而不見；但也說句公平話，自從1856年起，葡萄牙政府對其中的混亂和不人道行為有所察覺，甚至在船隻啟航前進行盤查。就登船苦力的現狀而言，我經過多方詢問後可以告訴諸位；海上發生的苦難和暴動既然不受葡萄牙的司法管轄，不會因事先進行盤查而減少。此外，如果調查結果證明，苦力們甘願賣身為奴，把他們用船運往古巴或盛產鳥糞的島嶼，豈不完全合理合法!

澳門每年約有5,000華工前往哈瓦那(Havane)，8,000華工前往卡亞俄(Callao)。如果移民由正直無私的機構負責辦理，這對食物匱乏或勞工不足的國家無疑都是一大好事，應該十分感激這些救急救難的船隻幫助因土地貧瘠而養不活全體居民的中國卸脫過重的人口包袱。但是，那就首先不能讓強盜、騙子從中插手，使此事打上無法抹掉的罪惡胎記。毛病的根子就在於成千上萬的苦力是被硬拉或被誘騙而來的，事後在澳門追問他們是否出於自願，純屬多此一舉。就算他們作出正面的答覆，那又能夠說明甚麼問題? 一旦受騙負債，落入募工者的魔爪，這些可憐的人便被送到債主的窩棚，募工者與帝國官吏簽訂協約，前者每送一名華工可得40至50法郎；後者從中抽取小費。因而，當葡萄牙巡視員問及華工是否自願時，他們也就不得不以謊言搪塞。他們知道，如果拒絕出海，債主、掮客和官吏全都饒不了他們，會對他們進行無情的報復；他們走投無路，恐懼不安，饑腸轆轆，備受折磨，幾乎必定還會落到挨打遭罪的境地。

總之，祗要中了第一個圈套以後，厄運便接踵而來。從事拐賣人口的掮客每交出一名華工可得50法郎，賣身者自己得300法郎。我們曾去一個窩棚看過，其主人是帶一半黑人血統的葡萄牙人，他今天就從來自廣州、廣東、廣西和湖南的掮客手裡取得上百名苦力，總共付出3萬法郎。這名窩棚主十足是一副販子的模樣；肥胖，五短身材，扁平的鼻子，兇狠的雙眼，雜亂的鬍子，手裡還拿者一根粗大的喪命棍，這自然是用來對付奴隸的了。

在把苦力送進艙底以前，窩棚主必須先讓他們在葡萄牙“檢察官”面前列隊甄別，然後再與船主拍板成交。正是在這時候，政府才開始履行職責，現行法規才開始發揮作用。惡有惡報。販賣華工既是一本萬利的大生意，使用欺騙和強暴的手段似乎在所難免，可是在執行新法律以後，這些手段就成了增加開支和減少收益的原因。當華工在殖民當局問他們究竟願意返回中國或出洋去哈瓦那時，1000人中往往總有200人鼓起勇氣，不顧窩棚主報復的危險，拒絕出洋。如果不進行殘酷的報復，出錢收買、運送和養活苦力的窩棚主們豈不因苦力的臨時變掛，讓開支的費用全都泡湯!

經當局派員核實後，同意出洋的華工又返回窩棚。新法律禁止他們在6天之內外出，在此期間，殖民當局再次派員甄別，並對苦力說：“請拿定主意，你們還是自由的! ”苦力們在船隻起錨前往往要等待一、二個月，他們在落船前還要經過兩次甄別，公開表明他們完全出於自願。

地方當局在等待期間要求進行視察和調查，這固然值得給予高度贊揚，但應該肯定，苦力受到商人的控制越緊，他想脫身的可能也就越少。因為他寄人篱下，還欠著無從清償的債務! 如果他在白吃白住兩個月後聲稱：“我不願出洋! ”，那該遭受怎樣的對待? 他就必須先向為他提供吃住的窩棚主付清欠帳!

船隻終於整裝待發，即將起錨，莊嚴的時刻馬上就要到來了! 就在出發的前一天，賣身契在“檢察官”面前當場簽字。苦力們陸續上船，窩棚主以每人約750法郎的價格把苦力賣給西班牙航運局的代表。經對我們的伙伴再三詢問後，我們終於對賣身契的內容有所瞭解；契約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寫成，由應募華工、皇家檢察官和西班牙領事簽字畫押，其主要條款敘述如下：“我許諾為本契約持有人服役8年，每天工作12小時，並放棄在此期間的一切自由。我的僱主答應每月給我4皮亞斯特(20法郎)，有飯吃，有衣穿，並在契約期滿之日讓我自由。”

白紙黑字寫就的條款確實相當漂亮! 但歸根結底，此人在8年期間豈不成了為種植園主賣命的牲口? 據我前天在香港所聞，由於苦難深重，許多苦力竟以自殺了此一生! 不過，還有些人往往死得比這更慘，瓦奈肖(Vanéechout)先生在《兩個世界雜誌》(la Revue des Deux Mondes)講述的一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簡單說來，其經過如下；在欽查群島(Chincha)開採的鳥糞通過風管直接從岩頂輸入船艙，輸送行程約100米。瓦奈肖先生親眼看見一名不幸的華工隨著他所背的滿袋鳥糞，在狹窄的風管裡往下滾，跌得粉身碎骨。這類事故在當地十分常見。剛才，我著重介紹了苦力們的奴隸勞動，卻忘記把勞工買賣的事情說完。我再接著講下去。

一個不幸的中國人拖著糞肥進入管道

1865-1866年間，古巴駐廣州的招工機構曾輸出2,716名“窮極潦倒”的苦力，除此以外，尋找同意從事這類運輸船隻最初並不十分容易；但重償之下必有勇夫，運一名華工可得500法郎，某些船主也就躍躍欲試，儘管此舉純屬玩命。航行途中每天都會因傷寒、反抗、開槍鎮壓而發生新的悲慘事件，但祇要船抵達古巴，幸免於難的華工便被押到市場上像牲口一般出售! 根據季節和行市的不同，“天之子”(Fils du Ciel)們的身價也像面粉、咖啡、雞蛋等貨物一樣時漲時落，甚至有人還搞期貨投機。一般情況下，市場標價達350美元(1,750法郎)!據我猜測，在市場嘈雜的叫賣聲中，我們或許還能聽到“今天華工市價平穩”這類人所熟知的行話。從澳門的窩棚到古巴的甘蔗種植園或鳥糞採集地，苦力的身價也從300法郎漲達1,750法郎，這筆差價由經手人平分，就是說，募工者得50法郎，窩棚主得400法郎，船主得500法郎，當地的售主得500法郎!

看到這些臉色蒼白衣衫襤褸的可憐蟲橫七豎八地躺在窩棚裡，我真感到有說不盡的心酸。唐·歐索里奧(Don Osorio)領我們看了附近的幾所花園洋房，我完全知道，它們的主人20年前曾作為苦力外出，如今已經衣錦回鄉! 我完全知道，苦工們如果在8年當牛作馬期間，能經受住每天12小時強迫勞動的折磨，在棍棒的驅使下搬運鳥糞，他們隨後可能發財致富，因為在獲得自由以後，他們的勞動報酬十分可觀! 但在這些被半拉半騙地塞進船艙冒死出洋的成千上萬名華工中，究竟有多少人能衣錦回鄉? 招募華工是19世紀最有利可圖的活動之一，經營此業“先生們”從每一名苦力身上大約可得1,400法郎，在我看來，他們的行徑與海盜無異，祇是裝扮成“道貌岸然”而已。眼見過這些賣身的苦力一批批如羊群般地被趕進趕出……或送往屠宰場，我的雙耳似乎始終聽到可怕的皮鞭抽打聲!

等待出發的苦力

香港的英國殖民當局率先明令禁止在其陸地和海域從事“苦力移民”，我對此感到由衷的欣慰。港英當局已隱約察覺，苦力們在中國蒙受貪官污吏的敲榨勒索之苦必定比他們離鄉背井所受的苦難有過之而無不及。澳門的情形比較微妙；猶如吸附在中國巨人身上的螞蟥，這個水陸碼頭的基本構架始終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對此，我來日將結合澳門的歷史再談。澳門不全歸葡萄牙人統治，又不全是華人作主，既不信奉基督，又不信奉菩薩。葡萄牙總督與盤根錯節的舊官僚勢均力敵；有時偏向我們歐洲在遠東的政策，有時又對來自廣州和北京的威脅誠惶誠恐和束手無策。祇是經過費雷拉·杜·阿馬留(Ferreira Amaral)的努力整頓，澳門的地位才算真正確定，但葡華混雜留下的爛攤子卻不是一下子就能收拾乾淨的。可以肯定，“窩棚”最初曾是“販賣華工”的轉運地，但到了今天，幾乎可以說這已經完全是苦力的“強制移民”。我真誠地希望，在不久將來，葡萄牙政府能以道德為重，不再從這項貿易中謀利，轉而採用愛爾蘭對澳大利亞的移民措施。當移民活動不再以投機謀利為目的時，古巴和卡亞俄完全可以像悉尼和布里斯本一樣，租用數百條船去海外接受移民! 移民船可以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成千上萬名華工，使他們免受貧窮、饑餓和劫掠的痛苦。如果華工自願以1700法郎的價格出賣8年的自由，起碼應使他們真正領到這筆賣身錢。但這還不夠，自由勞動是振興亞洲世界的唯一可能，它將為華工開創更純潔、更高尚的未來。苦力們一旦逃脫了“窩棚”的牢籠，他們的道德水平將大大提高，據我所知，“窩棚”是最卑劣、最可惡的交易場所。

我們剛離開“窩棚”不到5分鐘，正氣喘噓噓地沿著“聖母瑪利亞斜巷”(Calçada da buenita Maria Virgem)拾級上行，街面鋪著光滑的石子，兩側排列著整齊的綠色小屋，裝有柵欄的窗戶像是監獄的氣孔。這時突然見到前方有一個年輕的華人，死命拉住“檢察官”的座轎，號淘大哭。我們對“閣下”(這裡對所有人都稱閣下，包括我在內)行禮後就問，頸上套著號牌的那個僕人為何哭得如此傷心可憐。這位大人身穿官服，正從市政廳打道回府，剛在那裡簽發了700名苦力的契約，苦力們次日即可出洋。可是，眼前這名可憐青年不滿18歲，根據法律，他的申請遭到拒絕。落選者跪在檢察官面前，不斷苦苦哀求，有人把他的話翻譯給我們聽：“他求大人讓他出洋；如果把他退了回去，出錢買他的主人就丢了利潤，他會因此受到最惡劣的對待。”可憐的孩子，居然因別人不讓他出洋去挖鳥糞，就此斷了一切生路!

2月14日

清晨9時，我們登上了澳門總督贈送給王子的漂亮炮艇卡洛斯王子號(Principe Carlos)前往廣州。我們沿著佈滿岩石的海灣，繞過半島；隨後經過了南灣、松山(在這中國海域裡建了第一座燈塔)以及工事林立的丘陵也在水天一色的海面陸續消失，我們告別了這個殖民地，告別了歐洲在抵達中華帝國前的最後一個前哨。

澳門是西方航海家在中國沿海樹起的第一塊路標，它的歷史與歐洲對華的歷次戰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累羅(Perestrello)率先進入珠江口。他的同胞被中國豐富的商業資源所陶醉，花了整整40年時間，試圖在沿海開設洋行，但從北面的寧波直到南面的珠江口，他們立足未穩，就被當地的亂民趕走，或遭中國官吏的驅逐，就像一條航船遇到風暴襲擊，不幸在大洋中觸礁，卻又無處靠岸。他們勢單力孤，一再表明沒有動武的意圖，祇想建立一個有利於兩國的商業據點，但他們仍像瘟疫一樣到處不受歡迎。他們好不容易在上川島(Chang-Chuan)和浪白澳(Lam-Pa-Cao)的錨地取得避風權後，又於1557年獲准在一偏僻、荒涼小島的石岩上修築一所倉庫。經過幾年的經營，他們強化了防御工事，以致中國官吏再也不能把他們趕走，澳門從此得以建立。在隨後的250多年期間，這個商埠歸葡中兩國共有，由華人官吏和地方參議會實行分治。兩種對立的政權奇怪地拼湊在一起，共同徵稅，互相戒備，力圖達成某種政治妥協，其性質與商業交換頗為相似，而澳門恰也正是中華帝國與世界各地從事貿易的貨物集散地。然而，歐洲勢力有時畢竟敵不過中國黃龍；由當地居民推舉產生的兩名法官、三名行政官和一名檢察官組成的地方議會，在中國官吏的壓制下，被迫節節退讓，賦予中國官吏重大的特權一禁止華人信奉基督教和對葡萄牙公民行使司法權。

我們鄰近的一個包廂裡有一餐豐盛的晚宴

看來葡萄牙殖民者這次在亞洲結親，實在迫於無奈，不但扮演嫁娘角色，而且往往還受主人的欺侮。請看，在1802和1808年，保護東印度公司利益的英國部隊兩次在澳門登陸，防止法國對這一前哨的進攻，中國官吏竟出面干預，強迫葡人把自己防衛者逐出! 在1839年，當欽差林則徐決定關閉外國商行，廣州的歐洲商人全都來澳門尋求避難時，林則徐竟率部二千人，勒令澳門當局立即把任何英國公民遞解出境。迫於壓力英國船不得不逃往香港停泊。戰事結束後，帝國被迫簽約同意割讓該島。最後在1849年，葡方關閉了海關，這就連帶中國的海關一起關閉，雙方的爭執最後以澳門總督被刺而告終。這一犯罪事件衝破了至今約束兩股勢力明爭暗鬥的堤岸，引發了一場新的風波。如果說在這以前，當地尚能維持華葡共治的局面，那麼在這以後，便開始了謀求政治獨立的新時代，積恨已久的葡萄牙殖民者竭力擺脫長達292年的束縛和壓制。因此，從1846年起，葡萄牙總督在民選參議會的支持下，放手發號施令，各種法規政令不再徵得廣州中國當局的同意。但還有一點缺憾，即葡萄牙從未合法地佔有過澳門，中國人謀取澳門治權的要求也許並無過錯。北京政府於1557手允許葡萄牙炮艦在澳門開港設埠，祇是在事實上聽任他們在當地立足，卻從未越過全部割讓地權的界限，因而在1862年，當中國全權代表拒不接受正式確認葡萄牙對澳門擁有主權的條約時，吉馬朗埃斯(Guimarães)大人居然也無可奈何。雖說葡萄牙的要求得到法國駐北京代辦的全力支持，中方始終斷言提出的要求純屬無理。因此，走在其它商業大國前面首先開闢東方之路的葡萄牙，反而唯獨是它不能在中國正大光明地懸掛國旗。英國通過條約合法地成了香港的主人，法國、美國和英國在上海擁有租界；就連普魯士據說也對美麗的台灣島垂涎三尺。

正當葡萄牙得寸進尺地謀求澳門的政治獨立，並於1849年達到頂點時，這一商品集散地的繁榮卻轉而走下坡路。在整個18世紀期間，東印度公司蒸蒸日上的商業深入整個華南地區，進出口貿易十分興旺，而澳門正是拍板成交的場所，越是廣州因地方官吏製造麻煩而變得日子難過，澳門對歐洲商人的吸引也就變得越大。不僅成千上萬艘滿載貨物的木船往這裡蜂擁而來，而且在東方貿易中賺了大錢的富豪也把這裡當作一擲千金的玩樂之地。人們當時對這南中國海上的燈塔寄予無窮幻想，區區彈丸之地竟吸引著許多船隻從天涯海角來此卸下貨物，然後又裝上中華帝國的難得珍品，像火種一樣向遙遠的海域擴散光明! 但是，這一光彩奪目的建築竟在朝夕之間垮了下來。1841年，英國依仗其雄厚的資金和卓越的經營活動，在把香港這塊不毛之地開闢成自由港之後，竟使海上貿易中心轉移地點! 這塊英國殖民地誕生之日也正是葡屬澳門壽終正寢之時。從此，澳門祇剩下幾艘從事販賣苦力的舊木船在其港口下錨。

澳門約有華人12.5萬名，葡人2千名。1865年出港的船隻已從30年前的1,000次下降到206次；貿易幾乎僅限於進口鴉片7500箱(價值1,631萬法郎)和出口茶葉(340萬法郎)。正如你們可以想到的，澳門的所有捐稅全由華人負擔，不論他們常住的或暫住的。亞洲民族的一大致命傷是從其惡習嗜好抽取最多油水。50萬法郎(10多萬皮亞斯特來自賭場；30萬法郎來自鴉片和販賣人口的窩棚!)這在118.8萬預算收入中佔了相當的比重。至於支出，自於地面狹窄，官員俸祿不高(3)，僅達97.3萬法郎，餘下21.5萬法郎上交葡萄牙國庫，據說國庫隨時可供這些收益存放。

作為古老的商業口岸，澳門的面貌委實奇特而又別緻，它像迪亞斯(Diaz)、華斯古(Vasco de Gama)和阿爾布克爾克(Albuquerque)等航海家一樣曾取得過輝煌的成就! ……如今代表舊大陸和拉丁民族與咄咄逼人的英美財團在遠東抗衡。源自中國內陸的珠江在其出海口與這兩名對立的衛士相撞! 英美的生意雖然興隆，但也不應忘記，開闢對華貿易的功勞屬於澳門。後者千辛萬苦播下了種子，前者卻摘取到豐收的果實。

在對新加坡、香港和澳門這三個殖民地進行比較時，我十分自然地想到，雖說我們西方在中國沿海佈下了一道腰狀帶散兵線，但華人仍像勤勞的蜜蜂一樣，在蜂房四周散開，紛紛向遠處飛去。這些不畏艱險的移民，足跡遍佈東方各地；印度洋、南極海、太平洋的哪一個海灘，他們沒有到過? 我們得知，他們曾跑到澳大利亞開採金礦，曾去過加利福尼亞開採金礦，曾在爪哇收購產品和放高利貸，在新加坡為白人當管家和辦事員，在暹羅敢作敢為地包攬大宗貿易，並卓有成效地促進交趾支那的商品流通；他們在馬尼拉頗有地位；在欽查群島挖島糞，在古巴種植園勞作，居然也其樂融融! 光是這些離鄉背井的華僑，為數就十分可觀! 他們在這裡倍受歡迎，在那裡遭驅趕，一些人從事有益勞動，另一些人專搞斜門歪道，但他們全都堅持不懈地拼著性命掙錢，為的是最後重返故里……可是，他們幾乎總是客死異鄉，某一移民地有句話很說明問題：“我們接來的華人都是歡蹦亂跳，但把他們送回國去時，卻已成了僵硬的屍體。”

在踏上中國的土地前我已見到過那麼多的“天子的子民”，也曾聽到過一些真誠的人對華人的眾多褒貶，我覺得對華人不能下一個絕對的定論。單從移民的角度看，我以為可把華人比作某種寄生植物，華人的好壞隨他攀扶的樹木而定；假如樹木更有活力，寄生植物便吸取營養；假如寄生植物更富生機，便向樹木輸送營養。華人難道真的想在高等民族中求得平等地位嗎? 他從高等民族汲取豐富的養料，但由於本能之驅使，他將淪落到社會的低層，在那裡橫行無忌，無惡不作，最終白送了性命。相反，如果他置身於懶惰、疲沓和平庸的莠民之中，他卻會料擻精神，一馬當先，勤勞工作，以其榜樣刺激當地人洗心革面。但無論在甚麼情況下，華人總是以吃苦耐勞而著稱；在中國的鄰近地區，華人還從事海盜行徑。我們回過頭來，再看他們在中國本土又是如何。

我們的炮艇在椿間蜿蜒而前

“中華帝國”的本土就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在一名相當靈敏的華人領航員的指引下，我們的炮艇在幾百個岩島、眾多的竹柵欄和成群結隊的漁船中蜿蜓穿行，放眼望去，這一切更使人感到珠江出海口的宏偉壯麗。現在正值冬季，見不到任何花朵；在沿河兩側光禿禿的山坡，僅有一些墳墓點綴風景，墳墓的石級由花崗岩鑿成。左右望去，但見幾座破敗的炮台聳立在岩山頂上，它們是帝國不久前蒙受屈辱留下的遺物，我們經過虎門、Anung-Hoy、Wantong和大角頭(Ticok-Tao)，這裡在1839年和1856年已被我們的大炮轟成一片廢墟，足以證明當時的抵抗十分激烈。在與珠江相通的許多河道裡，我們見到有無數木船魚貫而行，不禁想起我們的炮彈如果落入船群，又該造成何等可怕的災難。今天，我們這裡用連發槍射擊，造成的損失有限，也不像打仗那樣殘忍，因為我們祇是捕獵野鴨，這裡野鴨數量之多，使我們想到澳大利亞。

在通過虎門--以廣州的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聞名--以後，我們看見一隊英國快艇平靜地停泊在秀麗的江邊，接著又是黃埔的商船碼頭，到晚上9時半，半輪明月當空，我們進入了水上的廣州城。數以百萬計的彩紙燈籠，排成一里半地的長龍，從左右兩側把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水上城市照得通明。這些燈光在水面交相輝映，使每一戶船上人家閃閃發光，使人想起成群的黃螢在爪哇景色中產生的神奇效果。夜間從小路抵達廣州，像是來到男女船民和燈籠的海洋，進入下錨停泊的船的迷宮，以及由這一切組成的兩棲城市，令人產生如夢如幻的感覺。莫不是通往到一個座落在斯蒂克斯河(Styx)的人口稠密的城市附近就有一座嘈雜擁擠的城市，而鞭炮的噼啪聲卻正好讓人想到地獄的景象? 這次進入水上廣州的夜行給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因而擔心白天是否會剝去城市那令人心醉神迷的化裝。遙望遠處，在焰火的光亮中，但見眾多的桅杆林立，以及那寶塔的齒狀塔頂，燈籠照明產生的效果大概比陽光要好得多!

船在歐洲租界沙面靠岸後，我們敲了幾家的門尋找住所，最後決定在英國副領事處過夜。領事原想收留我們，但其衙門卻在城內，太陽落山以後，城門早已關閉。

李長森譯

【註】

(1)阿爾布克爾克(1453-1515)，葡屬印度總督，果阿和馬六甲的征服者。

(2)葡萄牙文：“以上帝名義命名的城市--無比忠貞。”

(3)總督可得18,750法郎，法官11,500法郎，上校3,960法郎，檢察官3,000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