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老說澳門沒有文學，向來祇有文學雜碎。倘把“澳門文學”與“澳門華人文學”兩者混為一談，那就把澳門歷史-文化的獨特性置於盲點了。
澳門過去的四百年是朦朧而詭譎的。然而，澳門世紀末的文學幻想卻因此而有了人類五個世紀的跨度。
澳門的文學幻影是一個雙色的蝶夢。那夢蝶有一隻海藍色的翅，那是賈梅土、庇山耶們的幻象；另一隻是土黃色的翅，那是湯顯祖、吳漁山們的影子。
四百年的蝶夢構成一道東西分明的雙色虹霓，如今仍怨鬼的眼球似的在歷史的黑洞閃光。到了本世紀末，澳門的文學沙漠又蛹化出一隻五顏六色的“現代怪蝶”。興許它是澳門世紀末的一個雜色夢，或者祇不過是一塊在珠江口零丁洋面浮沉的雜色拼板。
“澳門文學”從何說起
有人說“澳門文學”是從“零丁洋裡嘆零丁”的詩句開始的。細想一下，也覺得不無道理。想拼湊一本《澳門文學稗史》不妨把開篇追溯到“彈竹續竹”時代，因為澳門“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以華夏詩統觀考察澳門近四個世紀的漢字遺存，可以列入“文學”類的多半出自於來澳門遊的大陸觀光客手筆。因此，有人編《澳門四百年詩選》，把明朝湯顯祖絕句和當代廣州客小唱悉數入選了，令人目不暇接。這樣，怎麼還有人嚷嚷“澳門沒有文學”呢?
我想，說這話也不無道理，但似乎不必說“澳門沒有文學”，而不妨說澳門還沒有“澳門文學”。當然，澳門歷來皆有文學雜碎。即使到了今天，澳門還難找到一個名副其實的“小說家”或者“散文家”，可以靠喫“文學飯”混日子的，收入頗為可觀的“文學教授”卻不在此論。至於說澳門的“詩人”吧，恐怕他們更被人不屑一顧，多半是半吊子的失語症患者。據說澳門詩人之得以“存在”須靠澳門以外的“不瞭解澳門街具體情況”的學者即讀者欣賞才行，否則將自生自滅，輕塵而已。
由此推論，“澳門文學”之存在有待“澳門以外”的整個華人文學世界的確認才有根據。如果在還沒有“澳門文學”的時期就出現澳門的“文學批評”似乎有點荒謬。因此，我也祇能寫點“文學幻想”，並且是“世紀末”的。
走出“澳門文學”概念含混的誤區
澳門的華人作家或跟華文寫作有關係的專業人士幾乎都傾向於把“澳門文學”看作是“中國文學”或“嶺南文學”的一部份，甚至於在澳門之外的研究“澳門文學”的學者也有不少人持這種看法。
1988年7月由澳門文化學會(“澳門文化司署”前身)主持召開一個有百多位澳門文化界人土參加的“澳門文化研討會”，其間有“對應否建立‘澳門文學’形象”的探討。有人認為“基於澳門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澳門作家的作品應有自己的特點，應提倡‘澳門文學’”。接著對“澳門文學”作如此解釋：“澳門作家以華文創作，作品既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也是屬於華人文學”。(1)
把“澳門文學”說成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同時又說它“屬於華人文學”，從表象上看是不必懷疑其合理性的。但是，如果僅就澳門華人的視野而言，澳門的“華文文學”是否就是全部的“澳門文學”? 再說它是否從屬於“中國文學”呢? 討論這個“概念”問題並非無關重要。事實上想為“澳門文學”下一個準確的定義恐怕還為時過早。
南韓全北大學中國語文系有位研究“澳門文學”的學者把那些原來“寓澳”的“國人”作品稱為“澳門的中國文學”實在是很恰當的。他指出那些“澳門的中國文學”作品“或自內地載稿而至澳門殺青”，“故不敢濫以此等述作，牽挽以入澳門文學之範疇”，因此認為，“澳門之中國文學”實可視為“嶺南文學之支脈”，但卻具有若干有別於内地作品的惹人注目的“澳門特色”。
夫澳門之中國文學，實可視為嶺南文學之支脈。節以南國江城，景物優美，每多吟詠。由是登高作賦，即境成詩，或則江南三月，草長鶯飛，夢裡五更，鳥啼花落，然後動其吟思，寫其興趣。故作碑記，則描繪山海雲煙；寫詩歌，則吟詠流連景物。如吳歷詩：“一髮青洲斷海中，四圍蒼翠有涼風。”梁喬漢詩：“南灣風景足勾留，入畫爭傳五大洲。”以及楊節之<登蓮峰望海>詩，迺至印光任之<澳門十景>，何健之<前山八景>，黃節之<澳居雜詩>等等，皆寫地方景物之美，不勝枚舉矣。其寫風俗之異者，則以澳門為香港開埠以前，唯一之西人聚居地，儼然為一西方形式之都市，其風俗習慣，自多與中土異趣。國人既視之為九夷之居，而亦視之為新奇可愕。故來居者，皆如劉禹錫之詠巴渝，李德潤之詠南粵，效竹枝之遺聲，待輶軒之採訪。如吳歷詩：“一曲樓臺五里沙，鄉音幾處客為家。” “黃沙白屋黑人居，楊柳當門秋不疏。” “捧臘高燒迎聖來，旗幢風滿砲成雷。” “短毳衣衫革履輕，砲臺山下踏新晴。” “小西船到客先聞，就買胡椒鬧夕曛。”成克大詩：“編竹張飛蓋，肩輿類短床。”以及蔡顯原之<聽西洋夷女操琴>詩。又如鍾啟龍詩：“兵鬼黔於墨，臊漿凍欲冰”，“築毬坡對座，走馬路橫窗。”迺至魏源之<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簡朝亮之詩：“萬人爭入葡萄國，市利何如卜榜花。”復次如梁喬漢詩：“碎石康莊繞萬家，不嫌地勢有傾斜。” “夜夜金吾都不禁，雛姬韶婢任閒遊。” “婚娶何勞遺妁聯，兩人各自目成先。” “單車並不費人牽，獨坐中衡自旋轉。”汪兆鏞詩：“胡裘蕃衲已尋常，笑我猶為居士裝。” “海魚不及江魚美，蝦醬奇腥不可嚐”等等。凡此所詠，皆內地之不易得見者。今吾人雖目有可睹，耳有可聞，然於昔年實為新異地，故各家爭相以此入詩，或直標題為<澳門竹枝詞>，或雖不標其名，而實亦為<竹枝詞>之類，此其特色者一。
抑尤有進者，則澳門詩歌，又多以番語新詞。在晚清時，黃公度氏，即以用番語人名地名入詩而著稱。實則澳門文學，在清初時已有之矣。蓋澳門為中國之最早華洋雜處區，其於語言之交流，亦為初地，故表現於文學作品者，亦多有新異之處。此則以吳歷為先驅，後之作者，亦踵事焉。如吳歷詩：“居客不驚非誤入，遠從學道到三巴。”屈大均詩：“書床花發貝多羅，鸚鵡堂前解唱歌。”王軫詩：“心惓懨懨體倦扶，明朝又是獨名姑。”李遐齡詩：“滑膩雞頭軟似綿，春蔥擎效亞姑連。微酡並倚南窗下，親奉巴菰二寸菸。”鍾啟韶詩：“待醒蘆卑酒，巴菰捲葉菸。”梁喬漢詩：“士擔郵政寄書憑，輕重錙銖次第增。” “飲饌較多番菜品，唐人爭說芥喱雞。” “洋人數典難忘祖，姓字猶談嗎唎呀”等等。凡所言三巴、貝多羅、獨名姑、亞姑連、巴菰、盧卑、土擔、芥喱、嗎唎呀等詞，皆自外文音譯而得，此其特色者二。
復以澳門孤懸海外，尤其自葡人據住以後即不受中國政治變革之影響，故每遇喪亂，則儼然是世外桃源。是以明清之末，兩次易代，皆前朝遺逸幽居潛跡之所。如明末張穆、屈大均、陳恭尹等之來，即以此也。民國成立以後，其仍自命遺老，效忠清廷，決計不仕者，亦相繼來此。如汪兆鏞、吳道鎔、張學華等是也，於是采薇之詠，麥秀之吟，往往而有。此外，則以嶺南不靖，盜賊縱橫；或以日寇披猖，凡避兵來澳者，則愴懷喪亂，蒿目烽煙，而多瑣尾流離，風塵澒洞之作。如張穆<澳門覽海>詩：“生處在南國，中歲逢喪亂。”即最先言之者也。譚瑩詩，亦有“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魚”句。則以道咸之際，廣州各縣，有何六等人之起事，故烽煙處處，而來寓之人，迺有寄詠於詩歌矣。至於民國以後，如汪兆鏞詩：“垂老逢兵革，浮家海一灣。” “如此江山如此夜，坐看燭淚夢丹除。” “漫說并州是故鄉，何山舉目意偏長。” “泛宅浮家已白頭，避秦那復擇林邱。”凡此皆自寄其逃世之思，故澳門之文學，多有傷時念亂之吟。此其特色者三。
綜上所述，知四百年來，澳門文士，有著作流傳至今者，計凡百餘人。其有士著作散佚，迺至水墨沒不聞者，當不知凡幾。而作者之中，大都來自嶺南各地。且中山以地緣關係，於澳門尤其密切。如鄭觀應、趙同義、趙允菁等，即已世居澳門。如盧文起、何泉、曾望顏等，即曾在澳門講學或讀書。至於外來人士，除寄寓一時者外，其生活則多賴講學以維持。故自昔學堂書塾，比比皆是。此於傳播中國文學蔚成社會人士重視傳統之心理，甚有關係。(2)
有一位曾經在1985年大聲疾呼“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的本地詩人似乎不假思索就斬釘截鐵地說：“澳門永遠是中國的領土，澳門文學永遠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澳門與地球上別的華人地區都有相似之處。”(3)如果單從文學之確定的表面意義去理解，這位先生似乎是在說地球上所有“華文地區”的文學都“永遠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了，這有點像指說全部Oversea Chinese都是“華僑”那樣。比方說，不僅新加坡華人都是華僑，連新加坡文學也“永遠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了。但這種提法恐怕於邏輯上和法理上都說不過去，且與歷史事實有違。
澳門人對“澳門文學”的界定尚且如此，一些中國學者倘把“澳門文學”劃入“嶺南文學”的範疇亦不足為怪了。有一位從廣州來澳門參加“澳門文學座談會”的知名教授也是憑“聲應氣求”的感覺就說：“澳門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份，澳門的詩歌自然也是中國詩歌的一個組成部份；當我一踏上澳門，我即呼吸到海濱清晨，一股詩的清新空氣，海面的自然景象漾著詩情，詩美。”(4)
我想，就目前而言，“澳門文學”與“澳門華人文學”應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從屬關係。澳門開埠迄今四個多世紀的歷史事實，不論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還是“制度文明”方面看，它到底跟内地任何一個地區判然有別。即使到了2000年，我們也不能打出“文學沙文主義”的旗號來界定“澳門文學”的涵義。僅就當前澳門的客觀情況而言，除了包括澳門華人的文學活動及其作品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居澳葡人(主要是土生葡人)的文學活動及其作品。如果看不到澳門土生葡人文學的活生生的存在，或者把它們摒之於“澳門文學”之外，那真是一種有眼無珠的“天朝心理”的劣根性在作怪了。
如果以“澳門文化”是一種“混合文化”的角度來看“澳門文學”，“澳門文學”今後有可能出現一種“混合發展”的走勢。即使我們現在從被稱為“澳門唯一純文學雜誌”(5)的《澳門筆匯》這份祇有澳門華人作家參與活動的刊物上也可以窺見上述“混合發展”的怪胎狀態，它的每一期幾乎都有一個刊登“中葡對照”的雙語專欄，或者因為如此它才不失為具有某種“澳門街特色”。正是這種“澳門街特色”，才使它絕不同於“香港地”或“佛山街”的特色。無論如何，把澳門作為一個“文化特區”來對待，其價值取向要比把它祇作為一個“經濟特區”遠遠來得重要。我們對“澳門文學”的界定，是否也應該“寬鬆”一點有容乃大呢?
倘從宏觀視角去探討和預測澳門文學的發展走向，也許澳門本地的“作家”和“評論家”難免有“坐井觀天”之弊，或者不同程度地受“祇緣此身在山中”的局限，反而不如“澳門以外”的有識之士那麼眼光犀利。一位廣州知名學者就曾指出“澳門文學”的獨特性--
澳門文學不是那種封閉性的單一的形態，更少見那種“小家子氣”的文學氣息，而是一種與世界密切交通，具有文化特點的一種文學(……)
我們看到，在很多地方，儘管以地理面積方面來說是名副其實的大地方，但是由於文化上長期處於一種封閉狀態，慣於坐井觀天，所以在文學創作和理論意識上總是脫不了“小家子氣”，自然也就難以產生大文學。(6)
尋找“澳門文學”的歷史-文化背景
澳門的歷史文化景觀具有中西交融雅俗共賞的特色。澳門本地居民喜歡把這塊彈丸之地稱為“澳門街”，頗耐人尋味。即使到了20世紀90年代，澳門街景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昔日濃蔭匝地鳥語花香的閒適情調已代之以現代都市喧鬧嘈雜車水人龍的緊迫氣氛，然而尋幽探勝的遊客仍然不難在街頭巷尾瞥見幾個世紀以來古老澳門的歷史殘影。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開始盤據澳門半島南端，經歷了四個世紀軟硬兼施的苦心經營，逐漸讓珠江口這一處中國漁村疊現了一派南歐風光的異國色彩。旅人可聽到天主教堂鐘聲迴響，瞥見佛道寺廟香煙繚繞。羅可可風的悅目建築和華人聚居的磚瓦木屋形成了色彩鮮明的對比。澳門由此成為兩種異質文明混雜之地。
早在清朝道光廿九年(1849)，魏源受林則徐重託趕編《海國圖誌》來澳門考察，他看到澳門的“西洋市埠園亭樓閣”，頓生“如遊海外”之感，慨然賦詩，有“天風送我大西洋，誰知西洋即在澳門之島南海旁”的名句傳世。孫中山先生也是通過澳門開始接觸西方文化的，這使他“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瀾，自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另一方面，澳門對於那些遠道而來的海外遊客來說，他們踏足這塊彈丸之地，除了獲得昔日“東方梵蒂岡”和今日“東方蒙地卡羅”兩者混合的奇妙印象之外，感受深刻的恐怕還是澳門華人社會頑強地傳承下來的具有中世紀文化色彩的迷信習俗和中庸風尚。一位迄今在澳門旅居了十多年的葡萄牙青年學者施利華深有感觸地說，澳門“萬花筒般的生活”令他如墜煙霧，他覺得“中國人永遠變幻無窮，生活在他們身邊令人銷魂”。(7)
澳門東望洋山西麓有一個稱為“華土古達嘉馬”的小花園，居澳葡人以它來表示對東方航道發現者達·伽瑪的懷念。花園中央紀念碑上有達·伽瑪半身銅像，底座大理石浮雕描繪著葡萄牙大詩人卡蒙斯(賈梅士)不朽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或譯《葡國魂》)中描寫的一個場景，表現達·伽瑪在開闢通往東方的新航道受到酒神巴克斯百般阻撓卻獲得愛神維納斯眷顧庇護的一段神話插曲。傳說卡蒙斯曾被葡萄牙國王放逐到東方，他於1556-1558年間在澳門半島一個有許多白鴿子築窠的巖洞裡隱居，其不朽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Os Lusiadas)就是在澳門構思的。儘管一直有人懷疑卡蒙斯在澳門創作史詩的真實性，然而四百年來居澳葡人一直覺得卡蒙斯之魂與他們同在。(8)
達·伽瑪和卡蒙斯成為葡萄牙民族開拓世界嚮往東方的精神象徵。
呵，愚蠢的人哪，
雖然你們如此盲從，生性嗜屠，
在小小的盧濟塔尼亞人的家族裡，
卻從不乏勇敢的基督教徒：
在非洲，你們有著遼闊的海域，
在亞洲，你們主宰著更大的地區，
在美洲大陸也有你們的耕地，
世界再大，也將踏遍你們的足跡。
(《葡國魂》第七章)
澳門街華人多半對賈梅士及其史詩不甚了了，有的人祇是習慣地稱呼他為“單眼佬”或“海盜”，壓根兒沒有想到《葡國魂》是16世紀歐洲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的偉大精神產品之一，它恰恰表達了具有近代史意義的科學開拓精神。如果說賈梅士在澳門白鴿巢巖洞構思《葡國魂》的傳說有其一定的歷史真實性，那也就證實了東方文明曾經吸引了這位葡萄牙民族詩人的視線。傳說將賈梅士的史詩跟澳門巖洞聯在一起，並非是一種“洞穴假相”，而應該把它看作是一種東西文化接觸的精神象徵。
葡萄牙民族立國相當於中國南宋時期。其時歐洲中世紀的黑暗王國分崩離析，文藝復興運動掀起大潮，歐洲到處出現智力的覺醒，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運動促進了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自13世紀建立基督教王國的葡萄牙，到了15世紀下半葉跟隨羅馬天主教改革復興。耶穌會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發展迅速，到16世紀下半葉這個組織形成了政治生活中的一股強大力量。天主教會熱忱致力於海外傳教事業，跟隨地理大發現的航路，基督教傳播到中南美洲和北美大部份地區以及菲律賓等地。那時最負盛名的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應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之遣到印度傳教，1542年在果阿創辦了一所培養傳教士的大學，1549年進入日本傳教，成績甚豐。他打算踏上中國大地傳教，卻於1552年勞瘁於珠江口的上川島(9)。沙勿略在東方樹立的榜樣影響深遠，他夢想在中國傳教的遺志到了1581年由耶穌會士利馬竇(Matteo Ricci，1552-1610)繼承並且相當成功地實現了。作為溝通東西方兩大文明的文化使者，“利瑪竇帶給歐洲的震驚可謂不下於馬可·波羅，而中國恰如美洲的發現，在精神領域上，對歐洲人而言，也是一塊新大陸。”(10)
自從利瑪竇踏足澳門(1581)迄今歷四個多世紀，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和通道，而中西文化的會通融合熔鑄了澳門文化的特色。1594年東亞第一所高等學府聖保祿學院在澳門正式成立(11)到1835年焚燬的兩個多世紀裡為溝通中西文化作出艱苦卓絕的貢獻。據不完全統計，從這個學院畢業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耶穌會士有一百多人。(12)聖保祿學院無論就西學或漢學的教學權威性皆受當時中國政府的確認，乾隆、康熙兩朝甚至規定凡入華傳教士須先赴澳門“學習中國語言”(13)，教授之中有“西來孔子”之稱的艾儒略(Julius Aleni)，《天學略義》的著者孟儒望(Joannes Monteiro)等大師級人物，學生輩亦名士麇集，如日本的安治郎(Yajiro)，中國的徐光啟、吳歷等學者精英。吳歷(1632-1718)，別號漁山，是明代著名詩人畫家，他在澳門寫下百餘首詩，其中就有一首生動地描寫華洋教士互相切磋教學的感人情狀：
燈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
我寫繩頭君寫爪，橫看直觀更難窮。(14)
聖保祿學院所起的文化傳播作用，不僅使澳門成為中國人所謂的“西學”的發祥地，也使之成為歐洲人所謂的“漢學”的發祥地，澳門也因此成為具有近代史意義的中西文化交融會通的一方聖地。事實是早在所謂的“西學東漸”之前的17-18世紀，通過澳門引起的“東學(漢學)西漸”之風使飽經三十年戰爭(1618-1648)浩劫的歐洲驚羨不已，並由此引起了持續一百多年的“中國熱”浪潮。Chinoiserie(漢風)影響至大，中國理學的辯證思想對歐西的啟蒙運動發生深刻影響。澳門作為促進中西文化碰撞與交融所起的橋樑作用對中西歷史走向造成了重大影響，由此形成了中西文化碰撞與融合的特殊產物--澳門文化，這是毫無疑義的人類歷史事實。對“澳門文化”的價值評估，我們可以從不少澳門以外地區的著名學者的論述中得到啟發與鼓舞。例如北京清華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的羊滌生教授曾在1992年3月召開的“澳門中西哲學研討會”上做了一個會議總結報告其中提到：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在會上還探討了澳門作為中西文化體系的碰撞與交融的早期橋樑作用和意義，認為這種橋樑作用在客觀上促進了“東學西漸”和“西學東漸”，造成了對中西歷史走向的重要影響，也形成了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特殊產物：澳門文化。這點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贊同，認為今後應該重視對澳門文化的研究。有的學者建議應採取一定的措施，比如成立一定的機構，擬定若干研究課題，從研究澳門文化入手來探討和研究中西文化及其對21世紀人類發展的現實意義。(15)
我想介紹一下季羨林先生對“澳門文化”所作的評估。當季先生以智者賢哲的豁達寬容充滿智慧地預言21世紀“河東將取代河西，東方文化將逐漸主宰世界”的時候(16)，有人未及弄清楚季先生之微言大義就哇哩哇啦起來。季先生認為“西方人輕視東方文化，實出於民族偏見。東方人，特別是中國人，輕視東方文化，則是短見。” “正確的做法是繼承西方文化在幾百年内所取得一切光輝燦爛的業績，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濟西方文化分析思維之窮，把全人類文化提高發展到一個更高更新的階段”。(17)從這一個“人類文化融合發展”的觀點出發，季先生對“澳門文化”的看法亦慧眼獨具發人深思。季先生在為北京大學陳炎教授的一本論文集作序時寫道：
(……)大家都承認，中國的西化給中國帶來了好處。弊端當然也有，這裡先不講，好處畢竟是主要的。溯源追本，西方文化是怎樣進入中國的呢? 這就不能不提到澳門。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說，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整個清代將近三百年的期間，這種傳入時斷時續，時強時弱，但一直沒有斷過(中國文化當然也傳入西方，這不是我在這裡要談的問題)；五四運動，不管聲勢多麼大，祇是這次文化交流的餘緒。可惜的是，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這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尠。我說這話，完全是根據歷史事實。明末最初傳入西方文化者實為葡人，而據點則在澳門。方豪先生說：“然近四百年來，中西文化之交流及中國天主教基礎之奠定，實始於利瑪竇之來華。”(18)
如果生活在澳門的所謂“文化人”和“作家”看不到澳門獨特的區域文化的豐富色彩，而祇是一葉蔽目坐井觀天，長久下去怎麼可巴望出現“澳門的巴爾扎克”或“馬交的契訶夫”呢? 更甭奢望啥時將產生澳門的小卡夫卡和小福克納們了。
艱難的選擇：越過歷史造成的空缺
澳門歷史的複雜性和文化的豐富性表現於今天澳門的社會現實及其多元化多層面結構上，具有若干“小地方大文化”的特色。無論從哪方面看，澳門已具有開放性和國際性的現代城市品格了。這就有可能給澳門文化的開拓創造多姿多彩的場景氣氛，提供千奇百怪的原型素材，觸發多角度自由表現的靈感酵素。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澳門文學至今仍然祇是一個飄忽不定的幻影，顯得蒼白失色，殘缺不全，羞羞躲躲，竟至於讓人懷疑它虛幻的存在價值。
我們不妨從澳門極狹小的“文學小圈子”入手，看一下澳門最近的文學論爭，是如何評價“澳門文學”的。由於近年來受東西方掀起的“文化熱”浪潮的影響，“澳門文化”概念已在澳門以外的地區獲得確認。這也漸漸使澳門的“文化人”和“次文化人”慢慢回顧起澳門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來了，並引起對“澳門文化”之存在價值與發展路向的反思和認同。因為這是關係到今後澳門社會發展及其選擇文化模式的取向問題。歸根到底問題是必須考慮下一個世紀將會有一個怎麼樣的澳門。
然而，現狀有時難免令人困惑，使人不得不去憂慮沿襲的“文化自閉症”所造成的惡果。如果澳門的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對自身的歷史存在和現實處境缺乏一種人文關懷的話，那還說得上作為一個文學領域的創造者所需要的理想和責任感嗎? 因此，任何引起對“澳門文學”之文化背景作深入討論的努力都是值得尊重的。現在不妨試把文學觀察的範圍暫定在澳門一個較有影響力的“文學園地”上，並且祇涉及其中有關“澳門文化”與“澳門文學”兩者關係的專欄，以便對目前“澳門文學爭論”有一個比較直觀的認識。
有人說澳門受葡文化影響深厚，也有人指澳門人腦袋封閉，不肯接受外來文化，死抱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前者的論調，祇要是生活在澳門的，都知道那帶有譁眾取寵的強詞奪理；至於後者則較為複雜。如果是指葡國的外來文化，那麼，應該從殖民統治者的文化政策，以及殖民地區人民複雜心態來考慮問題。如果是指非葡國的其它外來文化，那麼，我們應該胸懷坦誠地思慮一下：是否所有外來文化必定就好過我們原有的文化? (19)
(……)中西文化這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並沒有在澳門交合應會，西方那種外向型的精神特質並沒有在澳門衝擊、碰撞擦出火花。四百年來，澳門仍是以中國儒家文化為主導，這“島形”的圓心同向裡、在恆溫的精神氣候中，它的思維方式、價值系統、情感心理、文化機制是溫和的、柔軟的。如果說中葡文化在澳門交融，也不過是表面上的景觀，葡國文化祇是在澳門本土文化表層貼上標簽而已，精神的文化特質並沒有交匯。(20)
澳門的地域文化具有她的獨特性。歷史上澳門幾百年來均屬於葡國管治，早期在殖民主義的強權統治之下，濃烈的殖民色彩形成整體社會保守封閉的模式。政治上葡人為了鞏固統治地位，對澳門華人的思想、言論，採取強硬的壓制手段。並沒有甚麼民主、自由可言。而且對本土文化教育並不重視，實行關門鎖“國”的殖民政策。生活在這種封閉的環境之下，澳門人的新思想、新意識、新觀念沒有可能也沒有條件產生，這直接影響著澳門文學發展的重要因素。(21)
澳門四百幾年來，雖然處於中西文化的狹縫中，沒有人真正去研究西方文化對澳門影響有多少，也沒有人真正瞭解葡國文化對澳門的滲透起甚麼樣的文學作用。儘管現在西方的商品大量地湧入澳門，從先進的現代科技，以至日常商品，但是，西方人的現代意識形態是否真正滲入澳門的文化中，對於這一點，顯然沒有結論。(22)
以上摘錄澳門三位青年學者的短評，無論他們的看法如何，總算已把“文化問題”引進文學論爭的母題之中，這顯然說明了澳門自身的文學研究進展已經提高了一個臺階，或者說，它試圖躍過自身封閉的域限了。當然，目前在澳門進行的文學研究仍處於“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的隨意性階段，想對頗有局限性的經驗型研究方法進行批判性的反思還為時過早。況且尋求思維變革的文學研究對於澳門這個彈丸之地來說似乎有“宰雞焉用牛刀”之嫌。無論怎樣，澳門作家和學者實在有必要摒除“自我封閉”的思維定勢，嚐試一下“變換視角”去面對澳門的“文學現狀”，越過歷史造成的空缺，或許較會有突破性的發現。
當《澳門現代詩刊》創刊(1990)時，澳門五月詩社的“整套班子”都感覺到有一種“重整乾坤”的“超前意識”的壓力，儘管他們祇不過是“不得不拖著夕陽落照的沉重影子三五成群地站在澳門‘文化沙漠’的狹窄風景線上，渾身長滿尖刺擺出奇形怪狀的陌生形象”(23)，然而他們似乎充滿了一種“正在冒險”和“鋌而走險”(24)的英雄氣概。殊不知可笑之處也就在此。正當澳門的“先鋒派”們沾沾自喜舉盃慶幸自己的“新生”之時，卻聽到了來自内地的一聲批評棒喝(幸好不是“棒殺”)：
(……)濟濟一堂的澳門詩人面對鱗次櫛比的現代高樓大廈，竟會生出彷佛置身文化沙漠的感覺。儘管他們把自己看作點綴其間的綠色仙人掌(見《澳門現代詩刊·創刊詞》)，但沙漠感始終不易去掉。
(……)葡萄牙人給澳門帶來了“蔚藍色的文明”，但在詩人眼裡，卻是應該惡毒詛咒的。
(……)文化缺血症，恐怕不是一位兩位甚至已有相當成就的詩人的自我意識，而是澳門詩歌群體的普遍現象。
沒有傳統一四百年殖民歷史幾乎把這塊彈丸之地上中國文化的血脈抽得乾乾淨淨。剩下的祇是中國人日常生活方式這層脆薄的空殼，而且這空殼亦被越來越豐富乃至豪華的現代生活資料所拱破，越來越與中國內地文化相去甚遠。在失根和缺血這一點上，澳門比香港更有“悲劇感”。(25)
這位被視為“沈從文和卡繆的追隨者”的湖南“現代派鄉土作家”，對澳門文化沒有深入的瞭解，對澳門詩人的作品祇不過作了點即興批評而已，然而，他一針見血指出澳門詩人的“貧血症”可說眼光獨到。“缺血症”的確是澳門現代詩的一種“特色”。澳門現代詩人並不否認在澳門不得不忍受貧血症的折磨，似乎愈來愈有一種走下坡路的感覺。當現代主義日暮途窮的時候，澳門詩人仍然各走各的岔道，甚至在中世紀文學廢墟和前現代主義的末路躊躇徘徊，不無天真地把這種將生命投資於文學的輕生行為看作某種神聖的自我犧牲精神，真是可笑亦復可憐。據說，他們現在正在尋找一種神往古典藝術世界的後現代處境，這種不知是“向前看”還是“向後看”的悖論，足以令澳門街的正統衛道士們啼笑皆非了。
由此看來，澳門文學，首先是澳門華人文學，目前正處於一個沒有設置路標指引的十字路口。然而，澳門作家和詩人們並非沒有路可走。困擾他們的是，他們必須考慮跨越歷史造成的空缺，面對艱難的選擇：或者大搖大擺邁上陽關大道，或者百折不回走崎嶇小路。有人下海，有人上墳，有人大膽向前走，有人卻在低眉繞回頭路。
澳門文學：調整視角與呼喚主體意識
澳門過去四百年歷史已經形成多元異質混合的文化積澱，使澳門世紀末的文學追求具有五個世紀的跨度，染上了具有跨世紀意義的歷史-文化色彩。儘管所謂的“澳門文學”沒有描劃出一個可以觸摸的清晰輪廓，它目前祇可能以“幻象”的形態被描述，然而這個“澳門文學幻象”卻是色彩鮮明的。它是一個雙色的蝶夢：一隻海藍色的翅現出了賈梅士、庇山耶系列的澳門葡文學的西方色彩，另一隻土黃色的翅描出了湯顯祖、吳漁山系列的澳門華文學的東方情調。那從中世紀飛來的夢蝶神祕莫測而又跌宕輕快閃忽飛翔，它在澳門的歷史-文化空間悠蕩出一道若隱若現的雙色虹霓。這個蝶夢悠然幻化為澳門文學的全景式背景。
如果從當代文學視角為“澳門文學”尋找一個整體起點，筆者祇能僅憑個人直覺和一時印象就不難作如下判斷說：它不可能比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更早的時空出現。我們甚至可以這樣去設定，所謂“澳門文學”(實際上祇是指“澳門華人文學”)開始獲得澳門以外的“文學世界”(實際上祇是指“華人文學世界”的初次“認可”比較可以確定的時間還是在1991年5月之後。其時先後在香港舉行的“世界華人文學和華人文學世界國際研討會”以及隨後在廣東中山翠亨村舉行的“第五屆臺港澳暨海外華人文學國際研討會”，所謂“澳門文學”才在這兩個大型國際研討會上獲得了一個“叨陪末座”的席位，“澳門文學”才算藉此建立了自身的“形象”，獲得了自身的概念確定性，引起了海内外“同行”的關注。
為甚麼“澳門文學”其實指的是“澳門華人文學”要到20世紀80年代千呼萬喚才出來呢? 我想祇要觸及澳門社會在80年代所發生的質的變化就不難明白其中奧妙。澳門既往四百年那種“靜態的、傳統的、隨機的存在方式”(26)的終結祇有在葡萄牙發生1974年革命之後才可能降臨。這意味著澳門一個“前殖民主義”時代的結束。而隨著中國在80年代開放政策的影響，澳門切入社會轉型期的歷史契機引起了華人社會主體意識的覺醒。當然，這種主體意識的覺醒馬上被幾乎是同時甦醒的文學觸覺敏銳地感受到了，並且被朦朧地表達出來了。澳門的社會覺醒與澳門的文學覺醒是聲氣相應的。澳門社會的文學覺醒促成了當代澳門文學形象的建立。於是，1984年澳門的作家們為建立“澳門文學形象”做了大量輿論工作，接著是組織澳門華人自己的文學社團，出版澳門華人自己的文學刊物，舉辦形形色色的文學活動。這種文學覺醒甚至表現為激進的超現實主義的先鋒意識--
(……)他們異常痛苦地承受自然異化和人性異化雙重扭曲的逆向張力以及為現代意識所驅動而引發的必須超越自我的巨大精神壓力，許多人已經從溫清脈脈的中世紀田園牧歌的慢板老調中醒悟過來，把束縛語感的格律韻腳狠狠地扔回給祇懂子曰詩云專撿破爛的老祖宗，破除一切新舊八股的陳腔濫調和傳統因襲的應酬老套，竭盡全力地自我突破古典文化的思維定勢和傳統觀念的審美慣性，挺身而出大膽回應當今崛起的新的美學原則和席捲全球的現代主義乃至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責無旁貸地為建立澳門文學的現代形象而謳歌吶喊。(27)
澳門這個地方太小了。如果把“澳門文學”隨便拿去跟“香港文學”、“臺灣文學”、或“海外華人文學”比較，那非得弄出天大笑柄不可。然而澳門人亦不該妄自菲薄，因為澳門這個“小地方大文化”的獨特景觀是有希望產生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警世作品的。澳門的作家詩人必須放開目光，打破因襲的文化封閉疆界形成的文化虛無主義和狹隘的文學沙文主義，重新調整視角深化“澳門文學”的主體意識，提高澳門文學的品位，推動不同風格眾多樣式的文學創作活動。
“澳門文學”，或者準確地說，“20世紀末的澳門文學”，除了“澳門華人文學”之外，還理應包括“澳門土生葡人創作”的重要部份，並認真地把後者與“澳門的葡萄牙僑民文學活動”鑒別開來。這不僅僅是一個“澳門文學”的“界定”問題，更重要的是澳門中西文化融合與歐亞多民族融合的歷史產物已積澱於澳門文化所包含的極珍貴的精神財富之一的文學資源方面。當然，我們必須正視那些在澳門的生活土壤之中扎根的澳門“葡僑文學”，因為如果沒有澳門葡僑文學形成的文學環境的影響，澳門土生葡人文學在澳門的形成與發展是不可思議的。
由於澳門整個社會日趨於急功近利的商業競爭狀態，無論是華人社會還是葡人社會，文學冷感症候是普遍存在的。前年澳門政府資助一筆鉅款拍了一部反映居澳葡人歷史生活風貌的影片，(28)文學性頗高，觀眾竟寥寥無幾，據悉至少有百份之九十幾的澳門人不知何謂《澳門愛情故事》。在1988年澳門文化學會主席彭慕治(葡人)主持的那次堪稱澳門“史無前例”的有一百多人參加的“澳門文化研討會”上，僅僅從彭慕治先生的開幕演講辭中便可知，澳門中葡社會文化差異和語言隔閡所形成的封閉狀態是怎麼一回事兒了--
從社會文化角度來看，澳門由兩大涇渭分明的社團組成，語言鴻溝使之各成一體，共同居住在一塊面積很小的土地上，但卻並沒有縮短兩種文化之間的距離。從地理上講，兩種文化的發源地遠隔重洋，在文化藝術的創作和表現上差異很大。因此，澳門的文化問題具有複雜和舉世獨有的特點。
為此，我們希望展開廣泛而深刻的討論，對於澳門文化問題作透徹的分析，並指出更為正確和有效的途徑。
這個想法得到華人社團的贊同和支持，並有近一百五十位文藝界人士參加這次文化研討會。
遺憾的是，葡人社團未能成此一舉。如果我們把參加擬定文化研討會的葡人公民的意見接受為該社團的代表，所作的結論是其中大部份人並不熱心分析和探討澳門文化現狀、未來及求得新旳途徑。
既然如此，也就難怪澳門華人文學小圈子裡有人談論“澳門的葡萄牙統治者”四百年來“沒有文化”也“沒有文學”，他們祇熱衷於緬懷海盜生活的英雄傳奇和一去不復返的昔日“聖城”之榮耀。於是澳門祇有讓華人“獨佔文壇”或“獨領風騷”了。如此澳門的文學小圈子豈不阿Q得很? 其實，劃地為牢是完全不值得的，所謂“澳門文學”的視野原來就是沒遮欄的，更甭再扯那“文學沒有國界”的老話了。
澳門情結：從葡僑文學到土生葡人文學(文摘)
澳門為其曾結識葡萄牙最偉大的詩人賈梅士(Luis de Camoes)，而深感自豪。不管此事是否真實，或者祇不過是神話般的傳說，那些護衛著大詩人芳名的礁石就屹立在澳門一座山丘的頂端。據說，他那為我們奇跡般的航海偉業歌功頌德的鉅篇史詩就是在這裡開始起筆的。
幾個世紀之後，在一次航海遠征中落了伍的波加熱(Bocage)踏上了這片土地。他在對自己靈感的嘲諷中，也對當時這座貧窮的小城發出譏誚，但正是由於該城的人們熱情地款待了他，才使他得以重返歐洲祖國。
又過了一百年，兩位年輕詩人和那象徵主義詩歌及其韻律飄落到這裡。其中一位叫阿爾貝托·奧索里奧·德·卡斯特羅(Alberto Osorio de Castro)，他以自己那顆充滿愛但又倍受折磨的心歌頌中國姑娘蔡妮娜；另一位叫庇山耶(Camilo Pessanha，或譯：卡米洛·佩薩尼亞)，他懷著崇高的志向，留在這充滿異國情調的土地上，確立起他獨具一格的精神世界，並最終在夢幻的困惑中謝世。
在這之後，是一段平靜而漫長的歲月，直至在葡屬澳門的衰落之中，有人高昂起喉嚨，懷著某種戀戀不捨的離別之情，以詩歌來歌頌東西方文化合璧所造就的這座城市的美貌，讚美她充滿詩情畫意的迷人風景，謳歌那些以勞動和生活使她充滿人情味的人群。
令人奇怪的是，這些詩人沒有一位是在澳門出生的。他們都來自歐洲大陸，來領略這裡的氣候那難以令人平靜的魅力。他們來到這裡，然後又吟誦著詩歌而去。
終於，一位本地出世的詩人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他的血脈中流淌著地理大發現民族的思鄉之熱血和激情，充滿著那號稱“世界最嗜旅行帝國”之民族所有的那種敏銳的感覺力和追求。
這位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詩人就是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先生，他為我們的閱讀帶來了歡愉。
話語，以及充滿激情的每一秒鐘和庇山耶那“微型花園”的魔力，李白那精闢的詩句和纏綿的隱恨，彷佛在詩人身邊時時響起。
但是，詩人馬若龍先生卻把這種魔力和隱恨糅進了他本人那種強烈的文化個性中，然後又通過一種巧妙而有效的“煉金術”將它們變成一種多樣化、獨具一格的視覺。
--以上摘自維阿納(António Maunel
Conto Viana)：<閱讀有感>(馬若龍詩
集《一天中的四季》序言)
澳門四百年的歷史較為雄辯地證明，祇要我們之中每一個人都像其摹仿者那樣做人；永為朋友和兄弟，始終不渝，那麼人與人之間即使來自天涯海角都不存在相互對抗或者不可調和的兩極分立，而必定殊途同歸。在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關係中，任何一個國家如同任何一個個人一樣，都不會窮到拿不出任何東西給予他人，也不會有任何一個國家富到不能再接受任何東西。世上並無“文化太監”。
如果說全部文化是在內外成份(嚴格地說，不存在完全土生土長的文化，因為所有各種文化，即使古代文化也罷，都標誌著一種內與外、新與舊的綜合)相融合的過程中，經持續不斷地接受、汲收和改造而形成的話，那麼，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富有生氣的過程就會在永恆的跨進中不斷超越現狀。這就是我們在本書中考慮澳門文化轉移之所得。這一文化轉移反映在宗教(其最高表現)、消費品、文藝、科學、葡中社會形成方面。
我們從澳門兩個似乎對抗世界的對照中也會產生類似的意外之感。“上帝聖名之城”憑借其堅定信仰和頑強精神歷來戰無不勝，這是賈梅士《葡國魂》古典英雄主義的結晶，但也是費爾南多·門德斯·平托《遠征》中描寫的某種海盜行為的後果。這種海盜行為遭到當時主要帝國主義大國(荷蘭、西班牙、英國和法國)的打擊。兩次世界大戰都曾把澳門捲了進去，但都並未能傷害它。中國人--主要是在本世紀--像潮水般湧來，但並未令它窒息。儘管自1900年至今，西方文化存在的標誌有許多已被所謂進步之斧摧毀，但其種種明證仍然比中國本身的標誌更遠為明顯：航標燈、砲臺、教堂、宮殿、學校、服飾、車輛、道路、電影、地名等等。如此種種構成了曾經錘煉過它那與眾不同的靈魂的熔爐。
--以上轉自潘日明神父(29)(Benjamim
Videira Pires，S. J)《殊途同歸--澳門的文
化交融》一書後記
澳門具有西方蔚藍色文明與東方黃色文明交融的文化特色。澳門土生葡人就是上述兩種(或兩種以上)文明交融的歷史明證。研究澳門土生葡人的來源、狀況及其文化特色，不僅僅是澳門的事情，恐怕跟整個華人世界都有關係，因為它觸及了中華文化傳承與衍變的一些新問題。
在1999年之後，澳門文化作為中華文化圈的一個特殊文化區是理所當然的。值得注意的是，澳門及其特有的文化模式(或類型)是格外惹人注目的。這就是中西文化交融所形成的澳門文化的獨特之處。同樣，在1999年之後，中華民族大家庭將增加一個生機勃勃的幼年成員，它就是“葡萄牙族”(這個名稱祇是姑妄用之，其實是“名不副實”的，下面將討論這個“正名”問題。)
我們在《中葡聯合聲明》這一份解決1999年澳門回歸問題的歷史性文件上可以讀到這樣的文字：“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將依法得到保護。”對於上述內容還有進一步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並尊重他們的習慣和文化傳統。”《澳門基本法結構(草案)》在<居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一章也單條列出：“依法保護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尊重其習慣和文化傳統。”
“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對應葡譯詞用的是：Habitantes da Ascendencia Portuguesa。現時澳門不論是華人還是“葡萄牙後裔居民”，對後者通常都樂於使用“土生葡人”(Filhos da Terra)的稱謂，但澳門葡籍人士也常用“Os Macaenses”(即“澳門人”)來指稱“土生葡人”。
澳門著名大律師飛歷奇就是土生葡人，他還是一位著名小說家。他曾經理直氣壯地說：“澳門的根本特色之一是：在這裡出生或定居的葡國居民已存在數世紀，他們稱為土生居民，但不能與中國居民及暫時來自葡萄牙的葡國人混同起來。我就是屬於這類居民，再說一遍，我是以此為傲的。”(30)
葡萄牙女學者Ana Maria Amaro寫了一本研究澳門土生葡人的書，書名即為“Filhos da Terra”。它的中譯本定名為《大地之子》。譯者有一段說明：“關於‘Filhos da Terra’一詞的譯法，本人認為有必要稍加說明。中文口語通常稱之為‘土生’。這一稱謂不無貶意(義)，但葡萄牙語中卻無這一含義。這一詞的中文對等詞為‘本地人’或‘當地人’，因此，其中也因地而異。”
“大地之子”這個譯名對於澳門土生葡人來說，是極具象徵性的。自從狄亞士、達伽瑪開闢新航線以後，葡萄牙人成為漂洋過海的發現者，終於有一小群人在遠東中國大陸的神奇土地在上落地生根，這些海洋民族的後裔多半融合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和血統，因而無愧於稱其為“大地之子”。而在1999年之後，如果他們仍然愛澳門這塊地方而不願飄零它去的話，澳門土生葡人將真正成為“中華大地之子”了。
前不久，有一位澳門土生葡人說了一番肺腑之言，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說：“我深信，大部份澳門土生(我說的土生不僅指葡籍後裔和定居者)是熱愛澳門的。祇要他們應有的最低限度的信任和安全感得到保證的話，他們也希望1999年12月20日之後繼續留在澳門。”(31)
我們也可以祇從“血統、宗教和語言文學”這三方面來認識澳門土生葡人的特質。有趣的是，倘從這三個指標去檢測澳門土生葡人的現狀，人們將非常喫驚地發現，他們被澳門華人“涵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幾乎面對華人的生活方式、感受方式或思維方式具有很強的接受“涵化”的能力。由於中葡通婚的現象漸趨開放，不僅土生葡人男子娶澳門華人女子已經司空見慣，近年還頻頻出現土生葡人女子嫁給澳門華人男子的個例。在宗教信仰方面，澳門的社區一向也都以教堂的名稱劃分。但澳門土生葡人對華人的信仰習慣似乎都皆能相安無事，不少人對華人的紀慶習俗或迷信禁忌甚至亦步亦趨，大凡春節迎財神，端午扒龍舟，中秋喫月餅，過年派利是等等幾乎事事不漏樣樣精通，而最典型的莫過於供奉關公大爺和清明節拜山了。而在語言方面，土生葡人的母語並非純粹的葡萄牙語，而是一種混雜有地區性土語的葡語。這種土生葡語還有不少詞與語法結構受了澳門粵語方言和鄉俗俚語的影響。而最顯著的一點是：“漢語的母語地位還得到許多土生葡人實際上的認同。土生葡人大多有華人血統，家庭使用葡、漢雙語。他們所用的漢語是澳門粵語，而且主要表現為口語形式；能運用漢語書面語的土生葡人可謂‘鳳毛麟角’。土生葡人所說的口頭粵語往往混雜著葡語成份，而他們所說的葡語又往往受到粵語的影響。”(32)而在文學涵養方面，由於感性、直觀、喜歡抒情與感悟的浪漫主義風格，跟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詩歌)有很親近的一面。而在市民的飲食習慣和娛樂方式方面，像澳門華人必不可缺的上茶樓和打麻將之類，澳門土生葡人亦有樣學樣，無所不通。
--以上轉錄自劉月蓮<蔚藍色文明與黃
色文明的融合體--澳門土生葡人的來源
與現狀>(33)
【註】
(1)《澳門文化研討會》頁17、18，澳門日報出版社出版，1989。
(2)李德超：<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概況>，見《澳門文學論集》。
(3)韓牧：<澳門新詩的前路>，見《澳門文學論集》。
(4)蘆荻：<漫談新詩>，見《澳門文學論集》。
(5)廖子馨：<四位女作家的散文創作一初探澳門女性文學的特色>，轉引自澳門日報鏡海版。
(6)殷國明：<小地方大文學--澳門文學創作一瞥>，載《廣州文藝》，1991.6.
(7)《文化雜誌》中文版第二期。澳門文化學會出版。
(8)澳門政府把6月10日定為“賈梅士日”，每年這一天都在白鴿巢公園“賈梅士洞”前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這一天也就成為澳門獨特的“詩人節”。
(9)《基督教會史》，〔美〕威·沃爾克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10)王漪：<明清之際東學之西漸>。
(11)澳門教區成立於1576年，但早在1565年就創辦了一所聖保祿公學。澳門聖保祿學院比東京大學的創辦(1877)早了283年，比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早了285年。參看澳門《文化雜誌》第13、14期合刊中的<澳門高等教育的第一章>(論文作者劉羨冰)。
(12)黃啟臣：<澳門是十六至十八世紀中西文化交匯的橋樑>(論文)。
(13)陳垣：《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14)吳歷詩《嶴中雜詠》三十首之一。
(15)《澳門國際儒學研討會(1991)、澳門中西哲學研討會(1992)論文集》頁358，澳門中國哲學會出版。
(16)季羨林：<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17)同上。
(18)摘自陳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西文化交流》(論文集)序言手稿。
(19)夢子：<從建築設計看中葡文化影響>，載澳門日報副刊《鏡海》版。
(20)莊文永：<中西文化在澳門交融的探討>，載澳門日報《鏡海》。
(21)莊文永：<澳門文化與文學>，載澳門日報副刊《鏡海》。
(22)江春潮：<澳門筆會文學講座感想>，載澳門日報《鏡海》。
(23)《澳門現代詩刊》<創刊詞>。
(24)《澳門現代詩刊》創刊號<編後>。
(25)徐曉鶴：<血的渴望>。載《澳門現代詩刊》第2期。
(26)陳德錦：<批判意識>和<特殊因素>，載香港《公教報》。
(27)《澳門現代詩刊·創刊辭》。
(28)根據澳門土生葡人小說家飛歷奇的<愛情與小腳趾>原作改編的電影《澳門愛情故事》。
(29)潘日明在澳門從事神職教育工作迄今已超過六十年，他創作的文學作品主要有《良心的自由》(Liberdade de Consiciencia)，獨幕話劇，1954，澳門出版；《信仰猶如一粒芥子》(Fecommoun grao de Mostarda)，三幕話劇，1954，澳門出版；《空中花園》(譯)(Jardins Suspcnsos)，1955，澳門廣告版；1970年刊出，大竹氏在東京翻譯成日文；《發現》(Descobrimentos)(譯)1958，發表於澳門《宗教與祖國》雜誌；《海鏡》(Especlhodo Mar)(譯)1986，由澳門文化學會出版。
(30)飛歷奇還說：“如果別人難以嚴格解釋甚麼是澳門土生，我們可從任何方面毫不混淆地從行為舉止上區分出來，他們在學校所學的文化，主要是屬葡國的根源，他們是天主教徒，並認為澳門是他們的地方。” (《在澳門基本法諮委會召集的土生葡人座談會上的發言》)，1993.3.9。
(31)路易斯：《在澳門基本法諮委會召集的土生葡人座談會上的發言》，1993.3.9.
(32)這方面的比較研究可參閱程祥徽、劉羨冰的論文<澳門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
(33)轉引自北京《發現》雜誌第5期，1991。
*黃曉峰，澳門筆會成員，曾任《澳門現代詩刊》和《澳門寫作學刊》主編。本文係作者參加1993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兩岸暨港澳文學交流研討會”的論文修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