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在澳門的相遇與互動
與始終保持着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儒釋道的“大傳統”)的主流地位的臺灣不同，也與曾經在強勢的英國殖民統治下形成了濃鬱“洋味”的香港不同，澳門雖然具有多元文化共存互融的特點，但是在民間社會中卻始終保持着生機旺盛的“鄉土”氣息。儘管澳門是中國最早被西方文化所浸潤的地區，而且與香港一樣曾經遭受過被殖民的命運，但是，澳門在文化上的本土色彩卻要比香港強烈得多，形成了一種以本土文化為根基的多元文化格局。
自從16世紀中葉葡萄牙商人和傳教士在澳門租地居住以來，澳門就成為西方文化在中國立足和傳播的大本營。雖然一直到1887年〈中葡北京條約〉簽訂之前，澳門都屬於中國政府管轄，但是由於地處邊陲，明清官衙鞭長莫及。租住澳門的葡國人士在口頭上承認自己是“中國皇帝的順民”，實際上卻通過建立議事會、設立總督等舉措來實現地方自治，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三百年間就已經把澳門變成了天主教入華的橋頭堡和西學東漸的根據地。另一方面，澳門也相應地成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關於中國文化和儒家思想的許多譯介著作，最初也是由澳門的葡萄牙傳教士帶回西方世界去的。
早在16世紀40年代，當耶穌會創始人之一的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奉羅馬教皇之命來到印度、麻六甲、日本等地傳播天主教信仰時，他就深切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力，因而立志要打開通往中國的傳教大門。在生命的最後一年(1552)，他來到廣東臺山縣的上川島準備秘密進入廣州。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表示“我們入華的決心堅如磐石”，並且堅信：“我主上帝以其憐憫定會使我們今生在中國聚首，為其効勞。”(1)然而，他最終卻未能實現夙願，孤淒地病死在上川島。(2) 沙勿略死後的第二年，葡萄牙人即開始入居澳門。從此以後，澳門不僅成為葡國商船的中轉站，而且也成為天主教向中國傳播的大本營。
1578 年7 月， 耶穌會遠東巡視員范禮安 (Alexandre Valignani) 來到澳門。他高瞻遠矚地認識到，天主教要想在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傳統的中國進行傳播，首先應該瞭解和學習中國文化，其中首要的工作就是掌握漢語和熟悉中國人的風俗禮儀。繼范禮安之後來到澳門的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 (Matteo Ricci) 等 人積極地回應和推進范禮安的中國化策略，在澳門創辦了傳播天主教教義和教授中文的聖瑪爾定經院，並以身作則地在學習漢語和鑽研中國文化方面做出了表率。1594年，在范禮安的大力推動下，耶穌會在澳門創辦了聖保祿學院，按照西方大學的建制設立了拉丁文、修辭學、音樂、哲學、神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醫藥學等基本課程，但是卻新增了一門學時最多的必修課程，即中文。耶穌會規定，入華傳教士都必須先到澳門學習漢語和中國禮儀，然後方可進入中國內地傳教。此舉也得到了中國官方的認同，雖然後者感興趣的並不是天主教信仰，而是傳教士所帶來的自然科學知識。因此，在康熙時代就有明文規定，凡準備入華而不會說漢語的西方傳教士，須“教他在澳門學中國話語”。據統計，在1594-1805年間，由聖保祿學院畢業後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有200多人，佔明清時期入華傳教的472名會士中的50%左右(3)。其中對於中西文化交流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人物有熊三拔、艾儒略、金尼閣、鄧玉函、湯若望、南懷仁、郎世寧等 (4)。
16世紀中葉的葡萄牙正處在雄心勃勃的國王塞巴斯蒂安的統治之下。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國王不僅對海外擴張具有濃厚的興趣，而且也對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充滿了熱忱。在他的強烈要求下，羅馬天主教皇於1576年發佈詔書，正式設立澳門主教區，負責管理中國、日本和東南亞的傳教事務，並將澳門稱為“天主聖名之城”。自此之後，大量的教堂和修道會所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在澳門湧現出來，其中最著名的有聖望德堂、聖老楞佐堂、聖方濟各堂、聖保祿堂、聖多明我堂、聖奧斯丁堂、聖安多尼堂等。而在這些宗教殿堂之中，又數聖保祿堂最負盛名。這座始建於1582年的耶穌會教堂(5)，在數百年的時間裡歷經劫難，幾度修復，1835年再次燬於大火，至今祇剩下教堂正面的大理石牆面，巍峨屹立在七十級高階之上，成為澳門這座城市的典型標誌。澳門文化研究專家鄭妙冰教授寫道：
澳門曾被誇耀是一個以每平方英里教堂和小禮拜堂的數目超過世界任何城市而自豪的宗教城市。因此，它也被誇稱比任何西方城市更能體現基督精神。有鑑於此，西方要依賴東方來實現其宗教思想和意識形態，而澳門便成了西方重構宗教的“東方舞臺”。(6)
從人口情況來看，葡萄牙人初登澳門的數十年間，當地居民並不多，而來澳門定居的葡萄牙人及其家屬、奴僕很快就達到數千人。到了17世紀末葉，“澳門人口為20,500人，其中19,500人為天主教教友，中國人占18,500名”(7)。由此可見天主教在澳門的發展盛況。至於澳門華人大量皈依天主教的原因，除了葡萄牙人在當地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統治勢力之外，還有一點可能是利益誘使(8)。由於上述原因，在康熙晚年的“禮儀之爭”和歐洲打擊耶穌會活動之前，澳門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了天主教在華發展的大本營。
然而儘管如此，澳門並沒有像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賓那樣，最終匍匐在上帝的十字架之下，而是頑強地保持着濃郁的本土文化氣息。澳門雖為邊陲之地，但是卻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埋下了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根基。早在天主教傳教士到來之前，澳門及其所屬的香山地區就已經流行着佛教、道教和各種民間宗教。儘管葡萄牙人在澳門修建了“世界上以地方面積平均計算最多的教堂”，但是“澳門基本上是一個洋溢着濃厚本土宗教文化氣氛的中國人社會，雖然葡萄牙人自到達澳門以來不斷地試圖傳入基督思想。”(9)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澳門並沒有成為一座單純的“瑪利亞之城”，它更是一座“天后(媽祖)之城”和“觀音之城”。
澳門原名“濠鏡澳”，自古以來就屬於香山縣境。唐咸通(860-872)初年，真教禪師(又號法果禪師)來到香山，佛教由此傳入。到了宋代，佛教在香山地區廣泛流傳，建有西林庵、龍歸庵、無量寺、寶慶寺等多座寺廟。元末明初，由於兵禍殃及，許多佛教寺廟燬於戰火。但是到了明朝後期，佛教香火又在香山地區興旺起來。澳門最早的佛教寺廟普濟禪院即為明朝天啟年間所建。在該寺院後山的“普濟寺普同塔志”上，明文寫有“普濟普同。本山自天啟三年由循智祖師斥衣缽資購下，崇禎五年建斯普同塔”的字樣，可見該寺最遲於1623年(明天啟三年)即已建成。普濟禪寺俗稱“觀音堂”，正殿裡供奉着觀音像。在澳門，對觀音的崇拜非常普遍，幾乎所有的寺廟都可以看到觀音的塑像。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代表中國主流宗教(佛教)的觀音逐漸與東南沿海地區流行的民間宗教偶像媽祖相融會，並與葡萄牙人帶來的聖母瑪利亞並立而成為澳門民眾最崇拜的三位女神。
在澳門，比佛教流傳更早且影響更大的就是從屬於道教或者民間宗教的媽祖崇拜。媽祖亦稱“天后”或“娘媽”，其原型是宋朝初年福建莆田的一位據說能夠施展魔力救助海難的漁家少女林默。從11世紀開始，福建沿海地區就已經出現了對媽祖的崇拜，後來隨着閩南商人的海上活動而傳播到廣東沿海和澳門。按照澳門民間的說法，未有澳門先有媽祖廟，一直到今天媽祖閣仍然是澳門的古老象徵之一(另一個較新的象徵則是“大三巴”即聖保祿教堂牌樓)。據曹思健先生1984年撰寫的〈澳門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所述，媽祖閣應建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10)雖然此觀點引起了一定的爭議，但是媽祖閣最初的根基弘仁閣無疑是在葡萄牙人到達澳門之前就已經建成了，甚至連澳門的外文名稱“Macao”一詞，也與媽祖閣有關。(11) 按照《澳門總覽》的說法：“澳門古外文名字 Amaquam，很可能就是‘阿媽澳’或‘阿媽港’的音譯，現在流行的澳門外文名字 Macao 或 Macau，很可能祇是一種省略法而已。”(12)
與媽祖相伴隨的還有道教或民間宗教的各種神仙，例如與海洋相關的朱大仙、三婆神、洪聖大王、水上仙姑、悅城龍母以及從內地傳來的關帝、哪吒、玄武、譚仙、女媧、包公等。這些三教九流的神靈到底是甚麼時候開始在澳門受到崇拜的，可能很難給出確切答案。但是至少可以斷定，早在天主教被葡萄牙人帶到澳門之前，當地或周邊的民眾已經開始信奉佛教的菩薩、觀音以及道教或民間宗教的各種神仙了。葡萄牙王室的一位御用史官在1566年記載了中國人所信奉的各種神靈情況：
華人信仰一個上帝，將其視為萬物的創造者。他們供奉三個同樣的神像。他們特別供奉一個婦女，將其視為聖人，稱其為娘媽。她在上帝面前保護所有人，無論陸上還是海上人家。還有另一女神，據說是一位中國國王的女兒。她出家隱修。據說，她是全省(早期葡語史料中，常以“中國省”稱中國 —— 金國平註)的保護神。對她也頂禮膜拜。此外，還有一尊男神。他為人善良正直，神通廣大。他曾全副武裝涉渡一河，赤足踏一出殼利劍飛渡河面到對岸去增援他的部下。[⋯⋯] 除了我已描述的聖人外,華人還有其它一些傳說中的神靈,每年當中有節慶日。寺廟林立，金碧輝煌。[⋯⋯] 還有式樣不一的道觀尼庵。(13)
在天主教傳入澳門之後，這些傳統的神靈也並沒有被西方傳來的基督和聖母所取代，他們仍然構成了澳門人民信仰的主要對象。許多廟宇裡也同時供奉着佛教、道教和民間宗教的多個神像，形成了與供奉基督和聖母的天主教堂相抗衡的本土宗教“統一戰線”。“在澳門，存在着多種多樣的中國神仙，這種現象可以反映葡萄牙人傳播天主教的失敗以及中國人對基督教義的抗拒。”(14)
天主教最初是從澳門傳入中國內地的。利瑪竇從澳門入華之後，出於對中國文化深厚內涵的瞭解，奉行一種溫和的傳教策略，極力彌合中西文化之間的深刻溝壑。他尊重和學習儒家思想，認同中國傳統禮儀，允許中國教徒繼續保持祭天、祀祖和拜孔的舊俗。早期入華的耶穌會傳教士紛紛遵循所謂的“利瑪竇規矩”，因此使天主教在傳播初期發展得較為順利，得到了一些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的支持和皈信，華人入教者也日益增多。但是利瑪竇死後，繼掌中國教務的龍華民 (Nicolas Longobardi) 卻轉而採取一種較強硬的路線，要求華人入教者必須放棄傳統習俗，由此激起了朝野人士對於天主教的不滿情緒，引發了曠日持久的“禮儀之爭”。1616年，禮部侍郎署南京禮部尚書沈利用民怨而幾度上疏，指控天主教的四大罪狀，即窺伺中國、毀祀瀆聖、私習曆法和擾亂綱紀，促使萬曆皇帝頒發了驅逐西方傳教士的命令。龐迪我、熊三拔等26名耶穌會士被押解到澳門，沈等人則在南京發動了對天主教徒的迫害，天主教在華勢力遭到了沉重打擊。不久之後沈因政治原因而被罷官，南京教案告以平息，但是“禮儀之爭”卻剛剛開始，到康熙晚年才全面爆發。
1645年9月12日，在稍晚入華、與耶穌會有着深刻矛盾的多明我會傳教士的鼓動之下，羅馬教廷頒佈了禁止中國天主教徒祭祖拜孔的禁令。後經耶穌會士的申辯，羅馬教廷又對中國禮儀表現了一種寬容態度。但是到了1704年，在天主教內部教派之爭的壓力下，教皇克萊門十一世再次頒發了禁止中國教徒敬天、祭祖、拜孔的命令，並指派特使多羅主教攜禁令來中國宣佈。1707年1月，多羅主教在南京宣佈了教皇禁令，此後羅馬教廷又不斷重申禁令，因而引起了康熙皇帝的強烈不滿。雙方矛盾愈演愈烈，終使康熙皇帝在1720年對羅馬教廷禁令做出批示：
覽此告示，祇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同(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比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5)
數年後康熙又下達命令，除少數精通科學技術而有用於朝廷者之外，將西洋傳教士盡數驅趕到澳門，不許進入內地居住和傳教。從此以後，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朝都堅持禁止入華傳教的政策，天主教在華勢力一落千丈。
“禮儀之爭”不僅是中國皇帝與羅馬教廷之間的較量，而且也是以澳門為大本營的兩派天主教勢力 —— 奉行“利瑪竇規矩”的耶穌會與堅持強硬路線的多明我會、奥古斯丁會、方濟各會等 —— 之間的抵牾，其間還穿插了葡萄牙、西班牙和羅馬教廷等權力機構之間的明爭暗鬥。在這場爭論中，耶穌會和葡澳當局出於現實利益方面的考慮，態度明朗地堅持“利瑪竇規矩”，站在康熙皇帝和中國文化一邊。澳葡總督和澳門主教不僅明確抵制羅馬教皇禁止中國禮儀的通諭，而且下令拘押了教皇特使多羅主教，關閉了追隨多羅的多明我會和奥古斯丁會的教堂並囚禁和驅趕其修士。(16) 這些措施一方面表現了澳葡當局迎合清朝皇帝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也說明澳門葡萄牙人已經在長期定居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地與本土文化相融通了。
“禮儀之爭”雖然遏制了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但是並沒有影響到澳門的天主教勢力。恰恰相反，“禮儀之爭”加強了耶穌會在澳門的優勢地位，而大量被驅趕的傳教士聚集在此又進一步突出了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掀起‘禮儀之爭’後，澳門作為葡萄牙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中心以及天主教傳播的基地，成為雙方信使往來的交接點，也是康熙取得情報資訊的來源地。”(17) 更重要的是，它也極大地強化了居澳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
天主教勢力在澳門的衰落並非由中國的“禮儀之爭”發端，而是從歐洲教俗兩界排斥耶穌會的活動開始的。中國“禮儀之爭”雖然使耶穌會贏得了康熙皇帝的恩寵，但是卻使其失去了羅馬教皇和信仰天主教的西南歐各國王室的信任。1758年9月3日，葡萄牙國王約瑟一世遇刺受傷，有人指控主謀為耶穌會士。葡萄牙首相龐巴爾決意借此事來徹底剷除其一向仇視的耶穌會，於是頒佈法律宣稱耶穌會為葡萄牙國家的敵人，逮捕和驅趕耶穌會士，並沒收了耶穌會在全國的財產。不久以後，法國和西班牙也紛紛發佈了取締耶穌會活動的法令。在這些天主教國家的共同壓力之下，羅馬教皇克萊門十四世於1773年7月21日發佈通諭，正式宣佈解散耶穌會。在這種情況下，澳葡教俗當局不得不逮捕耶穌會士，將其押回葡萄牙監禁，耶穌會開辦的聖保祿學院、聖若瑟教堂等宗教場所也被關閉。隨着耶穌會遭受如此沉重的打擊，澳門的天主教勢力也從此一蹶不振。到1818年，全澳門天主教徒驟減至5,000人，到1834年又減至3,000人。葡萄牙著名詩人博卡熱 (Bocage) 18世紀末期曾在澳門從軍。他在一首十四行詩中對當時葡萄牙人轄區的衰敗景象描述道：
無權的政府，失信的主教，
落入風塵的貞潔修女，
三座修院，五千生靈，
土生和華人教徒，消極怠工，
大教堂如今形同虛設，
十四位教士不名一文，
貧困交加，妓女叢生，
百名葡人，盡宿牛棚，
六座炮臺，百名士兵，一面戰鼓，
三個棚屋林立的教區，
一位光杆署理主教，
兩所學院，一所已破敗不堪，
一個總攬大權的議事會，
這就是葡國在澳門的一切。(18)
與此相應，當時已經開始主導世界貿易格局並且極力打開中國通商大門的英國人，也看到了葡萄牙在澳勢力的衰落並且欲圖取而代之。1794年，出使中國的英國大使馬戛爾尼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作為一個國家，葡萄牙勢力從世界的這個部分消失很久了，儘管他們的幽靈仍然還在澳門出現，霸佔着澳門，但是對他們來說已經毫無用處，甚至應該感到羞恥。澳門現在主要靠英國人支撐着，就目前澳門的狀況來說，中國人可以隨時使澳門及其支撐者餓死。如果葡萄牙人不願意按照平等的條款把澳門讓與我們，祇要從馬德拉斯派遣一小支軍隊就可以從葡萄牙人手中奪走澳門。(19)
1807年，英國倫敦傳道會牧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來到澳門。他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文譯員身份，往來於澳門和廣州之間，一邊從事商務活動，一邊傳播上帝福音，成為基督新教入華傳教的開山鼻祖。從當時的國際格局來看，葡萄牙和天主教的勢力已經日薄西山，而大英帝國和基督新教的影響卻如日中天。馬禮遜在澳門歷盡艱辛地翻譯了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同時也把中國的《三字經》、《大學》等儒家經典譯介到西方；他還編纂了《中文會話及凡例》、《華英字典》等工具書，在澳門創辦了英華書院和中式診所，開展文化教育和慈善事業。由於澳門仍然掌握在葡國總督和天主教會手裡，因此馬禮遜的努力並沒有使基督新教在澳門獲得長足的發展，澳門的天主教事業也沒有由於新教因素的激勵而重現輝煌。但是在另一方面，馬禮遜卻為新教信仰日後在中國內地的廣泛傳播奠定了重要基礎。19世紀新教福音的傳入使得康、雍、乾時期被禁的基督教信仰在中國得以復興，而且這一次傳教活動有了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作為後盾。在這種新形勢下，形成了堅船利炮加鴉片再加中文《聖經》的“三位一體”格局，使得基督教信仰與價廉物美的西方商品一起在中國長驅直入。不過，這一次西風東漸的主角已經由葡萄牙、西班牙等老牌殖民主義者變成了以大英帝國為首的新興資本主義列強。在此後的一百年間，隨着香港逐漸取代澳門而成為中西商貿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拉丁文化和天主教也在新滲入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和基督新教的挑戰之下相形見絀。
鴉片戰爭之後，葡萄牙利用西方列強蠶食中國之機而趁火打劫，攫取了“永居管理澳門”的權力。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隨着中國內地傳教形勢的好轉，不久前 (1814) 被羅馬教皇宣佈恢復的耶穌會的傳教士們又紛紛揚帆東來，澳門的天主教事業也因此出現了復興的跡象。一些天主教堂如主教座堂、花王堂、望德堂、氹仔嘉模聖母堂等被重建或新建，教會慈善事業和教育機構有所發展。與此相應，華人教會也有了一定規模的擴展，華籍教友和神職人員顯著增多。但是，天主教文化雖然被澳門統治階層和社會精英奉為圭臬，它卻無法改變在以香港為根據地的基督新教文化面前的衰落頹勢，更不可能取代中國傳統宗教文化在澳門社會中的主流地位。到了20世紀中葉以後，隨着中國大陸擺脫了半殖民地狀態而日益強盛，澳門的本土文化更是迸發出旺盛的生機，而以天主教信仰為象徵的西方文化影響則日益減弱。這座曾經以“天主聖名之城”或“東方基督世界之首”而著稱的國際性城市，越來越明晰地彰顯出中國文化以柔克剛的堅韌性格。在澳門主權回歸之前，一位生活在澳門的葡籍教師馬丁士 (Sousa Martins) 這樣說道：
我們可以說澳門是一座中國城市。除去2%或3%的外國人之外，其他居民都是中國人，他們構成了這個城市最真實、最牢固的部分。作為能顯示由誰在領導一個地區的思想及活動的宗教證實了這一點：中國的廟宇雖然有時藏於深巷，有時破爛衰敗，但在澳門和離島還是佔據着主導地位。(20)
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格局
1999年12月20日澳門主權回歸中國時，聞一多先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撰寫的〈七子之歌·澳門〉被譜寫成回歸主題歌而廣泛流傳：
你可知“媽港”(Macau)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離開你的繈褓太久了，母親！
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
你依然保管着我內心的靈魂。
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
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
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澳門的主權在蒙受了百餘年的殖民屈辱之後終於回歸祖國，而澳門的文化同樣也歷盡滄桑，至今形成了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和諧共存和相互交融的基本格局。
西方的傳教士 —— 無論是天主教的利瑪竇還是新教的馬禮遜 —— 最初都是以澳門作為橋頭堡而進入中國內地傳播基督福音和西方文化的。與此相應，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也通過澳門這個窗口反向地傳輸到西方世界，使得深受基督教信仰影響的西方人開始對注重人倫的中國文化有了較清晰的認識。除了這個雙向的文化交流過程之外，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也在傳播西方文化的同時，潛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國文化的濡染薰陶。經過幾百年的文化交流與融會，在今天的澳門已經形成了不同文化和衷共濟、相互滲透和共同發展的和諧局面。以宗教信仰為例，當代澳門社會形成了以三位處女神 —— 聖母、天后 (媽祖) 和觀音 —— 崇拜為主的宗教廟宇體系，構成了澳門宗教生活的主要內涵。這三個女神分別來自西方基督教、中國民間宗教和佛教傳統，但是她們卻共同彰顯着大慈大悲的宗教理想和寬容普渡的文化心態，充分體現了多元文化共存和跨文化互動的澳門特色。“中西宗教在澳門 [⋯⋯] 得以共容並存，不但相安無事，甚至還能夠攜手合作，共為教化民眾而展現其宗教寬容的大度。”(21)
澳門社會及其文化的顯著特點就是多元性，而且已經通過長期的文化磨合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在歷史上，澳門不僅被西方傳教士當作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樑，而且也是葡萄牙商船隊聯結日本、東南亞、印度和中國內地的中轉站。多種文化的並存和交融使得澳門不但同時存在着差異明顯的葡人文化和華人文化，而且還產生了獨具特色的土生葡人文化。澳門學者黃漢強先生在談到澳門多元文化的特點時，將其概括為三種相互依存的文化類型的有機結合。這三種文化類型分別是：
一、雙軌文化，即兩大文化體系中葡文化(中西文化)在澳門社會中和平共處，自求多福，各適其式地發展。
二、融入文化或稱附體文化，意思是指一方文化在某些方面融入/粘附在另一方文化主體中，也可以稱為粘附文化。
三、共生文化或者叫做混體文化，即中西兩種文化混生在一個文化綜合體中，有別於原來的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結構。(22)
在這三種文化類型中，第一種類型即“雙軌文化”較為單純，表現了中西兩種文化並立而互補的特點。自從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以來，中西兩種文化之間雖然多有交匯融合之處，但是二者的基本形態仍然是涇渭分明的，保持着一種各行其道和相互輝映的關係。在澳門的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領域，經常可以看到兩種不同文化並立共存的實例。例如澳門的節慶，既有中國傳統的農曆新年(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佛誕節等，也有來自西方天主教的耶誕節、復活節、追思節、聖母無原罪瞻禮日等；民間經常舉行的活動如“娘媽誕”、“醉龍醒獅大會”、“花地瑪聖母出遊”等也分別源於中西習俗。1995年澳門機場落成開幕時，普濟禪院的機修大師與天主教澳門教區的林家駿主教分別主持了佛教開光儀式和天主教祝聖大禮。至於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宗教廟宇和神龕偶像，更是說明了中西神靈各顯神通、爭妍鬥豔的盛況。第二種類型即“融入文化”或“附體文化”，則體現在澳門文化的許多細節上。黃漢強先生以澳門的大三巴牌坊和盧廉若公園為例，分別說明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因素是如何融入或粘附於另一方文化的景觀之中的。(23)另一些澳門學者則記載了澳門天主教徒墓碑上鐫刻的“三從四德”銘文以及澳門“雙重婚禮”華洋交融的現象。(24) 第三種類型即“共生文化”或“混體文化”，則以混血的澳門土生社群(即土生葡人)的文化作為典型，它無疑是中西文化長期“雜交”、融合的獨特結果。土生葡人在心理上認同葡萄牙文化，以葡人自居，大多信仰天主教，但是他們卻生活在華人社會中，對中國文化有着一定的瞭解，而且在飲食、衣着、婚娶、語言等方面都深受澳門本土習俗的濡染，“形成了東西文化衝突和協調下的一種新土生文化。換言之，形成了‘土生葡人’以西方文化為主、東方文化為輔的特殊新文化，也可以說是‘不中不西’或‘也中也西’的‘土生文化’”。(25) 總之，在澳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城市建築、宗教廟宇、節日慶典一直到語言習慣、烹飪餐飲和婚喪習俗，都可以觀察到這三種文化類型的具體徵象。三者各具特色，卻又相互影響，形成了異彩紛呈且彼此促進的多元文化格局。
然而，這種多元文化並立格局並不能否認中華文化在澳門的主體地位。四百多年來，澳門各種文化類型並存與互動的格局，始終是以根深蒂固的中華文化作為基底的。尤其是在對照葡萄牙人在海外建立的其他殖民地的不同歷史命運時，這一點顯得格外突出。儘管葡萄牙人在大航海時代成為西方殖民運動的發軔者，但是他們在海外所建立的那些殖民地，除了南美洲的巴西之外，在亞洲的幾乎所有殖民據點 —— 果阿、麻六甲、澳門等 —— 都共同見證了西方文化由盛轉衰的演變歷程。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在於，當葡萄牙人在1500年發現巴西時，那裡祇是一片蠻荒之地，古老的瑪雅文明已經衰亡，因此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很快就通過軍事征服和文化傳輸把巴西變成了西方文化繁衍的熱土，天主教也因此而成為巴西的國教。這種西方化的情形，即使是在巴西擺脫葡萄牙人統治而獲得政治獨立之後，也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但是在亞洲各古老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中國文明)邊緣地區所建立的那些殖民據點，例如屬於印度教影響範圍的果阿，屬於伊斯蘭教和中國文化影響範圍的麻六甲，屬於中國文化影響範圍的澳門，由於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的抵抗，西方文化的傳播和發展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且隨着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獨立與經濟發展，本土文化的復興將會極大地消減西方文化的影響。
這種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由此導致的不同應戰方式，即以巴西與澳門為代表的兩種鮮明對照的歷史命運，也同樣明顯地表現在西班牙以及稍後崛起的西方列強的海外殖民後果中。一般而言，凡是在西方殖民主義者到來之前並不存在古老的文明傳統，或者此前的古老文明已經花果飄零(如瑪雅文明)的地區，如南北美洲、菲律賓群島、澳洲等地，幾乎都在被西方人殖民和統治的過程中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紛紛走上了西方化道路，甚至被全盤西化了 (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但是在亞洲和北非等具有深厚文明傳統的地區，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政治命運並沒有釀成西方化的文化後果，強大的本土文化資源始終構成了抵禦西方文化全面滲透的堅固藩籬。因此在後殖民時代，這些地區幾乎無一例外地呈現出傳統文化復興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強勁趨勢。至於地處古老文明邊緣地帶的那些地區，如澳門、果阿等地，雖然也曾在殖民時代經歷了西方文化的長期浸潤，但是本土文化始終在更深的層次保持着頑強的生機。一旦殖民主義時代終結，這種韌性強大的本土文化又會浮出水面，充分顯示其主體文化身份。因而，像澳門、果阿、麻六甲“那些曾經繁榮昌盛的東方殖民城市，卻拗不過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的鉅大歷史慣性[⋯⋯]光陰荏苒、物轉星移，時至今日，曾經輝煌一度的‘葡萄牙文明’在東方土地上留下的祇有那些暮氣沉沉的城堡遺址、教堂斷壁和古炮鏽漬”。(26)
當然，葡萄牙文明在今天的澳門社會中留下的不僅僅是城堡遺址和教堂斷壁，還有其他更多的文化印跡，例如在澳門立法、行政、司法程序中仍然作為官方語言通行的葡萄牙語，作為澳門行政基礎的葡國法律，在澳門的大眾教育、文化傳播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繼續發揮着重要作用的天主教會，自成一統的土生葡人文化，等等。(27) 但是，相對於生機旺盛且影響廣泛的中華文化來說，葡萄牙文化(以及整個西方文化)在澳門無疑處於次要的和相對弱勢的地位。而且即使是在貌似純正的葡萄牙文化中，也或多或少地滲透了中國文化的點點印跡，表現了“融入文化”或 “附體文化”的特點。中西兩種文化在澳門的長期歷史磨合，固然形成了和平共處和相互融通的和諧局面，但是這種狀況並不能掩飾二者之間的深層角逐。以澳門民眾最為崇拜的天后(媽祖)、觀音和聖母為例，這三位同樣具有救苦救難和航海祐護功能的貞潔女神分別來源於中國民間宗教、印度佛教和西方天主教，但是她們卻在歷史過程中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兩大陣營。在長達數百年的相處過程中，作為洋教的天主教始終保持着一種不與中國傳統宗教“同流合污”的高傲姿態，但是中國的佛教、道教以及民間宗教的各種神靈卻彼此呼應甚至相互融合。天后和觀音就經常被一般信眾合二為一，或者被共同供奉在同一處廟宇中，例如在澳門香火最盛的媽祖閣，就共同供奉着天后和觀音(以及地藏王、韋陀、彌勒佛、關公、石敢當、社稷之神等佛教和中國民間宗教的諸多神靈)。鄭妙冰女士在對澳門的大三巴、媽閣廟、觀音堂這三大宗教場所進行了細緻的考察之後，一方面強調聖母、天后、觀音這三位處女神四個世紀以來“面對面地在澳門的社會和宗教環境中令人驚異地展示和諧共處的關係”，另一方面則認為，以基督教義為代表的西方文化與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文化“大傳統”之間存在着無形的較量，展現了兩種相互抗衡的政治勢力和教化模式的文化張力：
大三巴牌坊有力地揭示了作為葡萄牙殖民主義思想下的宗教征服，而兩座寺廟 (媽閣廟和觀音堂 —— 引者註) 則表明了中國在宗教偽裝下進行的政治滲透和介入。大三巴牌坊是葡萄牙人傳播西方“正統”知識 —— 基督思想的標誌，而這兩座寺廟就是展示中國皇權在歷史上加強統一的文化，並通過“神話與象徵”體系實施監督和控制的明確標誌。總的說來，這三處場所構成了兩種“教化”勢力，並成為中國和葡萄牙統治者通過宗教增強影響力的工具。在宗教文化和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確存在着一種同步關係。(28)
這種最初或許是出於政治統治需要而形成的文化對峙格局，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漸積澱為一般民眾的集體無意識的文化心理，形成了中西文化既彼此對峙又相互融通的現實狀況。自20世紀以來，隨着葡萄牙殖民主義的衰落，澳門的儒佛道“大傳統”以及民間宗教“小傳統”卻日益興旺。另一方面，由於澳門在“冷戰”時代沒有受到中國大陸盛行的政治意識形態的過多影響，因而使得傳統的媽祖、觀音崇拜在澳門社會得以傳承和發揚，基督和聖母也在一部分人群中繼續保持着影響力。與此相應，在政治意識形態淡化之後的當今時代，澳門人民同樣也沒有因為政治信仰的瓦解而陷入一種靈魂迷惘的失落狀態，而是一如既往地信奉着中西傳統的各種神靈。對照中國大陸地區一百多年來在信仰方面所經歷的翻天覆地似的大變化(從嚴守孔孟之道到“砸爛孔家店”和迷狂於政治烏托邦，再到重新崇儒尊孔和復興傳統文化)，澳門民眾在宗教信仰方面始終保持着一種恪守傳統、兼收並蓄的“中庸之道”。時至今日，儘管澳門充分顯示出一個現代化城市的繁盛景象，但是在簡陋的店舖民舍門前，幾乎都豎立着堆滿供品的門神碑；在深街小巷的拐角處，都供奉着香火不絕的小神龕。在鱗次櫛比的摩天大廈的陰影下，就掩映着一座座陳舊的小寺廟；在摩肩接踵的喧囂鬧市的岔路口，則屹立着一幢幢靜謐的天主堂。一些研究者在談及澳門的宗教狀況時指出：“自16世紀中葉開埠以來，澳門就是一個多種宗教並存，信仰自由的地區。這裡既有中國傳統的佛道及一些民間宗教，也有來自異域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巴哈伊等宗教。現有各種宗教組織、團體約210多個，寺廟、會所、教堂、清真寺約108座 (間)，各種教徒佔澳門總人口的比例高達86.13%，真可謂‘滿天神佛，一城信眾’。”(29)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所編《2012年澳門年鑒》的統計資料，至2011年底，澳門居住人口總數為55.74萬。澳門現有天主教徒29,337人(包括澳門教區堂區教友和暫住澳門的教友)，獨立建築的天主教堂18座，由天主教會主辦的教育機構31間，託兒所、安老院、醫院、傷殘弱者保護中心等各類社會福利服務機構23間；另有基督新教教會70多間，信徒8,000多人，開辦中、小學7所，各類社會服務機構60餘間。(30) 除廣義的基督宗教信徒之外，在澳門還有一定數量的穆斯林和巴哈伊教信徒，各有自己的宗教活動場所。但是，佔澳門人口大多數的還是儒、佛、道的信仰者和民間宗教信徒。(31) 在澳門建有各類中國宗教廟宇40多座，另有數十間土地廟和神舍，以供奉觀音、天后和關帝者居多。各種佛教團體眾多，對社會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至於信徒的具體人數，則難以計數。據徐曉望教授在1995年所做的問卷調查，在471份問卷中，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人數為53人，而佛教徒、道教者和其他宗教信徒有193人 (32)，由此可見中國宗教信仰者佔據明顯優勢。在今天的澳門社會，媽祖、觀音、關帝等中國傳統神靈在一般民眾心中仍然佔有重要地位。徐曉望在談到媽祖崇拜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時指出：
作為一種信仰，媽祖對澳門人最大的影響還是心理上的，今天的媽閣廟是澳門香火最盛的廟宇，每逢舊曆年新春，多數澳門人要到媽祖廟去上香，以祈求好運。商人祈求發財，婦女祈求家人平安，遠行者祈求一路順利，學生祈求考試通過，結婚者祈求婚姻美滿，求職者祈求獲得主管賞識 [⋯⋯] 澳門許多人將一切託付給與他們朝夕相伴的媽祖，而媽祖在天之靈也將未來的希望賜予每一個信眾，使他們對生活有更強的信心，積極面對充滿不測的未來。(33)
澳門在四百多年來中西會通的歷史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風格，確立了以中國文化為主，中國文化、葡國文化和土生葡人文化三者並立共濟的和諧局面。在當今時代，由於宗教信仰和文化隔閡所引發的衝突紛爭在世界各地不斷發生，但是這絕非意味着人類不可能在多元宗教信仰和文化價值的背景下和平相處。作為國際都市的澳門在這方面已經樹立了一個很好的典範，充分表明具有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們完全可以通過一種彼此寬容和相互理解的良性互動方式來實現共存共榮。日本著名思想家、聯合國和平獎獲得者池田大作先生對於澳門文化的一段評價，為這個充滿紛爭的世界昭示了和平的前景：
人們發現澳門從來就是一個各種思想相互寬容的社會，在澳門，葡萄牙人文主義和中國的宇宙觀和諧相處。中西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學習，在澳門這種開放而兼收並蓄的精神給各國不同文化增添了光彩。不言而喻，澳門文化將像燈塔一樣，給這個不安寧的世界帶來光明和希望。(34)
【註】
(1) 格奧爾格·舒馬赫梅爾：《方濟各·沙勿略通訊錄》，轉引自金國平著/譯：《西力東漸 —— 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基金會，2000年，頁296、300。
(2) 據說沙勿略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躺在上川島的一塊大石頭上，面對中國大陸絕望地喊道：“磐石呀！磐石呀！甚麼時候可以開裂，歡迎我主呵！”但是較新的考證卻認為這句話不是出自沙勿略之口，而是出於1578年來到澳門的傳教士范禮安。參見李向玉：《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澳門日報出版社，2001年，頁38。
(3) 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頁38﹣40，〈1594-1805年聖保祿學院畢業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名錄〉。但是另一位葡澳文化研究專家李向玉教授卻認為，黃啟臣等人的統計有誤，理由是根據多數外國史學家的觀點，聖保祿學院早在1762年澳門取締耶穌會的活動中就被關閉，而不是如國內學者普遍認同的燬於1835年的大火。
(4)羅明堅和利瑪竇入華傳教時，聖保祿學院尚未建立，但是他們同樣也是在澳門學會漢語，而後才進入中國內地的。
(5) 該教堂俗稱“大三巴”，即“聖保祿”(São Paulo) 一詞的中文發音。
(6) 鄭妙冰：《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51。
(7)林家駿：〈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轉引自湯開建：〈明清時期澳門天主教的發展與興衰〉，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四冊，澳門基金會，2008年，頁1107。
(8) 據萬曆四十四年 (1616) 南京教案發動者沈在〈參遠夷疏〉中的說法，“從其教者，每人與銀三両”。乾隆初年，曾任香山知縣的張甄陶也在〈論澳門形勢狀〉中寫道：“凡異端左道，邪說旁門，皆以其教詐財。而夷人獨以財行教，此其志不在小。[⋯⋯] 惟以利啗人，從之日眾。凡一貧民入教，每歲與以十餘金。又讀書識字之人入教，每歲數十金。又另擇頭人，暗相邀結，牢絡分肥，為利尤厚。”參見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年，頁196。
(9) 鄭妙冰：《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頁81。
(10) 曹思健撰〈澳門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曰：“澳門初為漁港，泉漳人蒞止懋遷，聚居成落，明成化間創建媽祖閣，與九龍北佛堂門天妃廟、東莞赤灣大廟鼎足，輝映日月。居諸香火滋盛，舶艫密湊，貨殖繁增，澳門遂成中西交通樞要。”
(11) 關於 Macao (或 Macau) 一詞的來歷，學術界存在着各種不同的說法，或曰為澳門外港馬蛟石之“馬蛟”的譯音，或曰為閩語“舶 (泊) 口”之變音，或曰為當地媽閣廟之“媽閣”一詞的譯音；民間甚至還流行着一些粗俗的說法。關於 Macao (或 Macau) 一詞的源流考辨，可參閱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9年版之〈澳門諸名芻議〉，金國平著：《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年版) 之〈澳門詞源諸說〉，譚世寶：《澳門歷史文化探真》，中華書局2006年版之〈濠鏡澳、澳門與 Macao 等的名實源流考辨〉等資料。
(12) 黃漢強、吳志良主編： 《澳門總覽》， 澳門基金會，1996年，頁505。
(13) 達米昂·德·戈伊斯著：《唐曼努埃爾王編年史》，轉引自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年，頁12。引文中的“三個同樣的神像”疑為福祿壽三星；“娘媽”(Nāma)即指媽祖或天后；“另一位女神”則是指觀音，因源於印度佛教的觀音菩薩後來在中國民間被說成是古代北方妙莊王之女妙善公主羽化成仙的轉世之身，故引文中稱其為“一位中國國王的女兒”；而“還有一尊男神”以及下述文字，所指者無疑應為關公。
(14) 鄭妙冰：《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頁120。
(15) 陳垣輯：《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第十四。
(16) 關於澳葡當局在“禮儀之爭”中所採取的親中國姿態，請參閱李天綱：〈澳門與“中國禮儀之爭”〉，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一冊，澳門基金會，2008年。
(17)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頁81。
(18) 費爾南多·科雷亞·德·奧利維拉著，楊立民、王燕平譯：《葡中接觸五百年》，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東方基金會，1999年，頁128-129。
(19) Helen H.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London,1908), p.384，轉引自周湘、李愛麗等：《蠔鏡映西潮：屏蔽與緩衝中的清代澳門中西交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63。
(20)馬丁士：〈在澳門的交流〉，轉引自劉月蓮：《澳門歷史語言文化論稿》，澳門文化研究會，2003年，頁27-28。
(21) 單文經、王志勝：〈澳門中西宗教交匯的本質與教化的意義〉，《中華文化與社會和諧 —— 首屆儒釋道文明對話(澳門)論文集》，澳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2009年，頁220。
(22) (23) 黃漢強：〈澳門文化、澳門精神及其價值〉，《濠鏡》(澳門)，1997年總第15期，頁18-19；頁19。
(24) 參見劉羨冰：〈相互尊重，再創輝煌〉；段寶林：〈澳門婚俗中的文化交融〉，均載《濠鏡》(澳門) 1997年總第15期。
(25)張虎：〈澳門“土生葡人”問題之探討〉，程惕潔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社會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36。
(26) 趙林：〈“葡萄牙文明”的興衰史〉，顧衛民：《葡萄牙文明東漸中的都市 —— 果阿》序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版，頁7。
(27)參見魏美昌：〈澳門社會和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對過渡時期的影響〉，程惕潔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社會卷》，頁2。
(28) 鄭妙冰：《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頁121、119。
(29) 張國雄等編著：《澳門文化源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19。
(30) 參見《2012年澳門年鑒》，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2012年，頁438-439。
(31)在澳門，儒、佛、道的文化“大傳統”與民間宗教的文化“小傳統”往往是混雜在一起，難分軒輊的，在《2012年澳門年鑒》中，就祇介紹了佛教的情況，並且專門加以說明：“值得指出的是，澳門不少居民心目中的佛教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當中還可能包含儒、道及中國民間其他的傳統習俗信仰。”(同上書，頁437)
(32) 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研究》，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4。鄭妙冰在2003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列舉了一則資料：“今天澳門大約有24,000名天主教徒，佔總人口的6.7%，這些天主教徒中69.6%具有葡萄牙國籍。佛教是澳門主要的宗教派別，佔總人口的16.8%。”(鄭妙冰：〈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第124頁註釋53)
(33) 徐曉望：〈澳門的媽祖信仰〉，載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四冊，澳門基金會，2008年，頁1082。
(34)池田大作：〈在澳門大學授予社會科學名譽博士儀式上的答謝講話〉，轉引自黃漢強：〈第十屆澳門社會科學年會開幕辭〉，《濠鏡》(澳門)，1997年總第15期，頁1。
* 趙林，哲學博士。現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二級教授，國家教學名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委員。主要教學研究方向：西方哲學、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史。已出版《黑格爾的宗教哲學》、《西方宗教文化》、《西方哲學史》等學術著作、演講集和高校教材17部，發表學術論文17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