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清王朝的康熙大帝與法蘭西帝國的路易十四大帝，是17-18世紀歐亞大陸兩極的兩大聖君。他們的從政經歷有許多共同之處，雖為專制君主，也不失具有許多開明政見。這兩大君主之間還曾有過許多間接的聯繫。路易十四派遣耶穌會士學者到中國，甚至在清朝宮廷效力。他們既向中國傳授西學，也將中國傳統文化傳向西方。康熙不僅熱情接待和積極支持入華耶穌會士們的工作，而且還數次向路易十四遣使送禮，形成了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路易十四也先在法國，後在整個歐洲，掀起了一場“中國熱”風潮，並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使西方認識了一個“神秘的”中國。
18世紀，在歐亞大陸的兩極，幾乎同時出現了兩大聖明君主，也出現了兩大強盛的帝國： 東方亞洲的大清帝國和西歐的法蘭西帝國。中國這個偉大時代的締造人是康熙大帝(1654-1722) 。康熙擒鼇拜，平三藩，收復臺灣，南巡江浙，親征噶爾丹，平定西藏，出兵雅克薩、驅逐沙俄入侵、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開建圓明園，尊崇理學並編修《古今圖書集成》等多部類書，改革賦稅，治理河患，開創了“康乾盛世”。
路易十四 (1638-1715) 大帝是法國盛世時代“路易十四時代”或“偉大時代”的締造人。他對抗馬札蘭的攝政，起用科爾貝爾主持經濟革命，興建凡爾賽宮，吞併部分佛蘭德地區、洛林和佛朗什—孔泰地區，支持大作家莫里哀和拉辛等人的文學創作。伏爾泰稱他可與古羅馬的奧古斯都皇帝相媲美。無論如何，他也是使法國達到鼎盛時期的最傑出人物。他被人奉為“太陽王”，開創了法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個時代，成為歐洲古典時代專制君主的典型象徵，儘管其時代的鄰邦和歷史學家們，對其歷史功過也有許多不同看法。
在康熙大帝與路易十四大帝的經歷中，出現了許多驚人的相似性或巧合處。他們的執政過程和歷史偉業，異曲同工之處屢見不鮮。對他們作一番比較研究，便會使人獲得許多出乎預料的發現。
在這兩位歷史鉅人之間，由於歷史的契機，也發生了許多間接的聯繫。他們之間聯繫的媒介，正是入華耶穌會士。他們之間發生糾紛的原因，也是由於天主教的入華問題。他們一個是天主教的虔誠信徒和忠實保護人，是號稱“第一天主教帝國”的皇帝，也是西方步入近代社會的歷史鉅匠；另一個本為儒家文化的忠誠信徒和堅定捍衛者，也是對西方近代科學產生濃厚興趣的天朝君主。在這兩個既有共性、又有差異的歷史偉人之間，所建立起的跨洋聯繫橋樑，既導致西方對進入中國產生興趣，又激化了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和傳統文化的情緒。無論如何，對於這兩個人物的經歷及其關係的研究，確實具有重大意義。
兩大歷史巨人高度相似的青少年時期
當法國路易十四國王 (Louis ⅩⅣ) 即位 (1643年，五歲) 時，正處於“偉大時代”(專指路易十四時代的17世紀) 的暑光期或破曉期。清聖祖康熙帝登基 (1662年，六歲) 也即將開創“康乾盛世”的偉大時代。中國歷史上於同一時代出現了許多重大事件：自1368年開國的明王朝已經被清王朝徹底推翻，南明王朝歷時18年的頑抗，最終於1662年隨着桂王永曆的被誅而平息。1643年於盛京即位並於1644年遷入北京的清世祖順治帝，事實上並不是滿清的第一位皇帝，因為在他之前太祖和太宗已經有近二十年的執政期了。
法國路易十三 (Louis ⅩⅢ, 1501-1643) 也是十歲登基 (1610)，由其母瑪麗·德·梅第齊 (Mariede Medeci, 1573-1642) 攝政。他最終依靠首相黎塞留 (A-J.du Plessis, Richelieu, 1585-1642) 的輔政，才得以最終排斥后黨並屢屢平叛成功。1617年，年輕的國王終於成年而親政。
大清王朝開國初年，其對外政策並未經歷重大變化，在許多方面承襲了明朝的外交政策。北京的新朝廷維持了與澳門葡萄牙人的傳統關係，甚至讓廣州港對外半開大門。當時，儘管某些歐洲傳教士與中國天主教徒的高級官吏仍在為南明流亡小王朝服務，但北京也允許德國入華耶穌會士湯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繼續留在皇宮內，以他那些科學知識和設施為大清朝廷服務。他還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隸屬禮部。(1) 順治在位十八年，繼孝獻皇后(董鄂妃，1639-1660)死後，他決定退位。其三子玄燁 (誕生於1654年)於1662年七歲時繼大位，即康熙帝。
路易十四年長康熙十六歲。當時法國的形勢卻令人不可思議地與中國相似。路易十四誕生於1638年9月，是一個天資聰慧、性格堅強而又相貌堂堂的孩子，於1643年5月14日繼任其父路易十三之位。攝政權在名義上歸於其母奧地利人安娜 (Anne d’Autriche,1601-1666)，但她並不關心國事，攝政權實際上是由馬札蘭 (Jule Mazarin, 1602-1661) 操控。馬札蘭由女攝政任命為首相，因為路易十四當時祇有五歲。路易十四執政的最初幾年，正值1618-1648年間以德國為主戰場的一場國際戰爭“三十年戰爭”時代，反專制主義的“投石黨”運動 (La Fronde，福隆德運動，1648-1653) 猖厥一時，同時爆發了國會反對馬札蘭攝政及其內閣的鬥爭。(2)
康熙登基時，明王朝的殘餘勢力仍在徒勞無益地負隅頑抗。1623年誕生並自稱為明王朝正統的永曆帝逃往緬甸，叛明降清的吳三桂迫使緬王引渡永曆。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講，康熙才是平定整個中華帝國的第一位清朝皇帝。他留任了在前朝時入華的耶穌會士湯若望及其教士們。
在法國，後來出任巴黎大主教的博蒙 (Préféfixe de Beaumont, 1605-1670) 成了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師之一，傳授天主教教理；康熙自稱在五歲時就開始學習閱讀中國的儒家傳統經典。(3)康熙幼年所受到的教育與路易十四完全不同，路易十四的學習因馬札蘭的“計謀”而被荒廢了。
鼇拜於康熙幼年在宮中握有很大權力，他與幾位輔政大臣，形成了朝廷的真正主人。法國馬札蘭同樣也是路易十四國王的監護人。他對於路易十四的專制比鼇拜對待康熙更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兩位未來國王，乃至世界的一代聖君，與當時受監護的孤兒的愛情，也具有極其相似的經歷。路易十四非常痛苦地忍受其專制而又暴虐的監護人。一天，年輕的法國國王恰與在一支盛大而又隆重的衛隊保衛下的馬札蘭迎頭相撞，於是國王便充滿譏諷地高呼：“奧斯曼大蘇丹正經過這裡。”(4) 康熙在十三歲時再也不能忍受鼇拜以及那些貪婪的輔政大臣們了。所以，年輕的康熙帝與路易十四，馬札蘭與鼇拜，都有極大的相似性。鼇拜與馬札蘭均以粗暴的方式對待其幼年懦弱和未來強盛的主子，這些未來的盛世君主也很難與其攝政們的傲慢和蠻橫無禮相調和。中國和法國這兩位新君主的保護人，都是由其父先皇或國王在臨終或退位之前，於最後時刻欽定的，屬於“托孤”性質，並由“母后”監護。當康熙輔政四大臣中最年長者索尼病逝時，康熙認為時機已成熟，希望通過1667年8月25日的敕令而結束攝政並親政，但仍保留了鼇拜的大臣職務。鼇拜以大逆罪處死蘇克薩哈作為報復。康熙仍保持冷靜。直到1669年才除掉鼇拜，整飭其帝國的政府與國內局勢。
中國在康熙初年的形勢，與法國的形勢也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法國當時在馬札蘭政府的統治之下，深受投石黨運動與附近地區的戰爭、政府與議會之間衝突的干擾。馬札蘭是黎塞留紅衣主教的直接繼承人，也是優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是意大利血統，曾忠實地為其收養國法國的利益服務。“其血統不是法國的，其心卻是法國的。”1651年9月7日，十三歲的路易十四達到了親政的年齡。但馬札蘭仍繼續掌權，國家也並未由於其外交政策而輝煌，國庫收入銳減。馬札蘭個人的貪婪嚴重玷污了其名望、個人生活和政務活動。路易十四對他當然很不滿意，僅僅出於對母后的尊重才肯容忍他。相比之下，康熙卻表現得並不那樣寬宏大量，對其“太皇太后”(祖母)孝莊皇太后也並不太尊重。據伏爾泰認為，在路易十四年輕時代，法國的生活必需品匱缺。他有一次曾致書其稅務總監富凱 (Foucquet)：他要接待一名客人，“王庫中一無所有，但紅衣主教先生(馬札蘭)可以借給你”(5)。未來的路易大帝幾乎“生下來就是國王”，迫不及待地想要結束這種漫長而又強大的攝政局面。馬札蘭的攝政，一直延續其生命的最後日子。(6)
馬札蘭肯定不是奧地利安娜王后的“寵臣”。路易十四至少在宣佈親政時，曾與康熙有過相類似的舉措。他本來在十年前，就可以如同康熙所做的那樣，擺脫那種專制的監護或“訓政”。在這兩位政治家的能力之間，也可以比較。總之，我們可以認為年輕的康熙比路易十四更為勇敢和更為幹練一些，因為他們的社會背景完全不同。
馬札蘭逝世於1661年3月9日。某些法國媒體曾奉他為“國王的保護人和法蘭西王國享有受益權的人”(7)。馬札蘭根據其聽告解神工神父的建議，自覺地將其鉅額財富奉送給了國王。但在三天之後，路易十四在其母親的影響下，將這筆財富又退回給他那已處於彌留之際的保護人。人們估計馬札蘭紅衣主教的全部資產約為一億鎊，是來自國家的、教會的和二十七家修院的財產，他成了它們的擁有者或保護者。馬札蘭被指責盜竊國家資產。(8) 他的政治對手雷斯樞機主教 (Cardinal de Retz, 1613-1679) 曾宣佈說馬札蘭“樞機主教通過他漫溢到政府的作弊行為而暴富”(9)。儘管馬札蘭的教階地位很高，但他在這一點上卻遠不如其同代的鼇拜那樣誠實。世人都承認，馬札蘭直到逝世，都忠實地扮演其法國國王監護人和政府首腦的角色。他在臨終前還向路易十四提出了許多忠懇的上諫。他最後一次向路易十四傳授了獨自治理法國的韜略以及成為偉大君主的秘訣。馬札蘭的長期施政，為路易十四開創了一個輝煌和昌盛的時代。法國人還是紀念馬札蘭的，現今法蘭西學院門前的大街被命名為“馬札蘭林蔭大道”。康熙卻獨自推動了其大皇帝的事業。
康熙年輕時代，一位穆斯林高級官吏楊光先(1597-1669)，對於曾經參與改革中國曆法的歐洲傳教士湯若望很憤怒，懷有一種嫉妒和仇恨的心態。楊光先於1664年挑起了一場反對歐洲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大教案。湯若望與其三位教友南懷仁(Ferdinand Verbiset,1623-1688)、利類思 (Louis Buglio,1606-1682) 和安文思 (Gabriel Magalheans.1629-1677) 一併被捕。湯若望被判處死緩，其教友們被判入獄。在中國內地各省的另外二十六名耶穌會傳教士，被押解至廣州，並被安置在受到嚴密監視的住院中。湯若望的生命被其強大的女保護人皇太后挽救了，但他在被釋放之後不久便於1666年8月15日逝世。北京朝廷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監正。1671年，康熙為傳教士們平反昭雪，楊光先失寵。(10)
“朕即國家”
中國的康熙大帝於1667年親政。法國在六年之前，於馬札蘭逝世的翌日，大主教在法國聖職會議上便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國事可問誰？”路易十四立即回答：“問朕。”年輕的國王即以這樣簡單而又有力的兩個字，承擔了專制君主的職責，開創了法國的“偉大時代”。在歷史上，法國的“偉大時代”專指該國17世紀的路易十四時代。由此，便產生了路易十四的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朕即國家。”康熙也認為，一位君主的首要義務，便是謀求其政權的輝煌和其臣民的幸福，安定公共秩序和實現帝國的繁榮。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他主動採取了許多政治與軍事措施。他的第一項措施，便是將政治、軍事和行政的所有權力都集中於自己一人之手，祇希望一個人施政，不要首輔及內閣。他被奉為“天子”、天朝的最高元首、四億臣民的絕對主子，無法容忍任何藩部勢力。這實際上也是“朕即國家”。中國在1673-1682年又爆發了一場內戰 —— 三藩之亂。康熙於內戰中獲勝，徹底統一了中國，迎來了“康乾盛世”的一道曙光。
路易十四在執政初期，法國也處於混亂之中。該國當時剛剛擺脫了其雙重考驗 —— 投石黨運動與對外戰爭，全國到處都出現了無盡的政治和社會衝突，特別是國王與教皇之間的衝突、基督宗教教團內部(新教與冉森派、加利教派或法國教會自主論派)的衝突，法國民眾仍在忍受着財政危機。這種事態，明顯正是長年動亂以及馬札蘭和富凱攝政時代弊端的必然結果。
1661年9月5日，馬札蘭逝世之後，富凱被捕並以侵吞公共財產的罪名被判刑，他必須為其強勢保護人付出代價。馬札蘭經過十九年的囚禁之後死於意大利的彼格耐羅爾 (Pignerol) 小城堡中。儘管路易十四終生受其“朕即國家”思想的主宰，但他身邊還是聚集了多位賢臣良將：科爾貝爾 (J.B.Colbert, 1618-1683，財務大臣)、盧瓦侯爵 (Michel Louvois, 1641-1691，陸軍大臣) 和利奧納 (Hugues de Lionne, 1611-1671，外交大臣)。康熙卻一意地依靠個人的活動治理整個國家，不大相信任何人。因此，這兩位君主各自的處境並不完全相同，但他們的堅強意志、遠大抱負、高超的手段、淵博的知識、嫺熟的治國術等，卻非常相似，並且都特別具有意義。
所以，我們不難發現，在東西方兩種完全不同的文明環境中，在相似的背景下和相同的時代，中法兩大君主開創了兩大帝國同樣的輝煌。
正當康熙集中精力統一其帝國並開拓疆土的時候，路易十四也使法國躍居歐洲諸邦之首，使他自己也高高地凌駕於其他國王之上，成為“歐洲第一帝國”。他為了擴大其帝國的版圖，也發動了多次征服戰爭。英國在傳統上是法國的敵對國，路易十四首先想到的，便是阻止英國在歐洲大陸擴張其勢力。1662年，他以五百萬鎊的代價，從英國人手中贖回了敦克爾克(Dunkerque)。他以遺產歸屬的名義向西班牙宣戰。法國軍隊攻入佛蘭德，並且佔領了佛朗什﹣孔泰 (Franche-Comté) 大區與荷蘭等地。路易十四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他有時將其鄰邦視為盟友和朋友，有時又視之為對手和敵人；他與這一系列國家屢屢簽訂和平與結盟條約，有時又廢除與其他國家的條約與協議。法國歷史經常指責太陽王過份酷愛發動戰爭，從而耗竭了其國力。康熙也具有同樣的騎士精神和榮譽抱負。他於1690-1697年平定了西蒙古諸部，尤其是額魯特部 (Eleuthes)；接着，他又先後平定了新疆四部和外蒙古，於1718年平定西藏。康熙也如同路易十四一樣，多次御駕親征，親自指揮軍事行動。他還想阻止俄羅斯向其北方地區與邊境的推進，接受了與沙皇彼得大帝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從一次勝利走向另一次勝利的康熙帝，是否會預見其強大帝國的衰落呢？1557年，澳門被置於了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自從航海大發現之後，葡萄牙航行家以及所有經商國家的冒險家們，都在策劃他們的殖民征服計劃，希望將印度和遠東所有國家都變成歐洲擴張的獵物。正如法國入華耶穌會士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所說的那樣：“康熙較那些不忠誠王公們所佔的上風，幾乎與路易大帝面對基督徒王公們所具有的優勢相同。”(11)
康熙和路易十四與教廷的關係
法國政府贊助過天主教傳教區在中國的佈道活動。它是由羅歷山 (Alexandre de Rhode, 1591-1660) 於1651年在羅馬，然後在巴黎的活動而開始的。羅歷山是法國在遠東的第一位傳教士，也是印度支那天主教傳教區的創始人，正如利瑪竇 (Matteo Ricci,1552-1610) 是中國傳教區的創始人一樣。羅歷山於1623年到達澳門，有時又居住在交趾支那，有時也會居住在廣州。他經過在葡萄牙“保教權”制度下艱難地佈道二十五年之後，便返歸歐洲，以在那裡為交趾支那、北圻、暹羅和中國尋求主教和招募傳教士。儘管羅歷山作出了不知疲倦的努力，同時還受到了羅馬和巴黎強有力而又多方位的支持，但他卻始終無法獲得理想成果。1655年，根據其長上們的決定，他又前往波斯。其法國教友們仍在繼續由他確定的在中國和東南亞的佈道計劃。
1658年5月13日，經過法國聖職會議與教廷多年間的猶豫、協商和談判之後，教廷傳信部向亞歷山大七世教皇推薦，任命圖爾聖瑪丹的譯事司鐸陸方濟(François Pallu,1626-1689)、盧昂宮廷原律師郎主教 (Lambert de La Motte,1624-1679) 為中國、交趾支那、北圻和暹羅等地的掛名主教和宗座代牧(12)。陸方濟於六個月之後在羅馬晉鐸，1660年，教廷傳信部任命了法國的第三位宗座代牧依納爵·科多朗迪 (Ignace Cottolendi)。這三人後來都是巴黎外方傳教會赴遠東的傳教士。
隨着這些任命，除了菲律賓和澳門教區之外，整個遠東地區的傳教區，事實上都由法國宗座代牧主持了。他們完全脫離了葡萄牙教區。但里斯本政府也不會坐視不顧，葡萄牙國王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熱衷於重申其在亞洲傳教區的義務和特權。因為這是在兩個世紀之前，由教皇諭旨正式確認的葡萄牙“保教權”。
直到路易十四登基的1643年，法國與中國、印度均無外貿交流關係。英國人與荷蘭人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在遠東與葡萄牙商人或海員競爭了。(13)路易十四希望擴大法國在天朝帝國的影響，於是便為這三位法國宗座代牧分別發放一千鎊的年金，後又增加到三千鎊。(14) 總之，羅歷山奠定了法國在遠東傳教的基礎，他也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主要創始人。該傳教區於1663年9月7日獲得了路易十四的批准，並捐贈一萬五千法郎資助。陸方濟於1662年1月2日從里昂出發首次赴遠東，這是在國王批准對他的任命之前一年零八個月的時候。當他離開巴黎時，路易十四又交給他多封分別致交趾支那和北圻國王以及中國皇帝的推薦信，說明他派遣這些傳教士的目的，就是要告知遠東國家的君主們，他希望與他們維持良好關係。據陸南 (A.Launay) 認為，由於陸方濟攜帶着路易十四的信件，所以他幾乎成了教皇與路易十四的官方大使。(15) 儘管他具有傳教士與外交官的雙重身份和雙重職責，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卻封鎖了他前往中國的所有道路，陸方濟祇能在暹羅作短時間停留。他要求羅馬發表教廷傳信部1677年12月6日的通諭，這道通諭禁止所有歐洲傳教士、司鐸以及中國教經先生，要發誓服從和効忠由教廷任命的宗座代牧們。到了兩年後的1680年4月15日，陸方濟返歐，被羅馬任命為中國所有傳教區的司教總代理。至於服從和効忠的誓言，則僅僅被視為是對教宗的全部和普遍權力的承認。 (16)
陸方濟一直未找到進入中國的辦法。這是他在巴黎遇到的第一大障礙。路易十四國王的聽告解神工神父拉雪茲 (de La Chaize, 1624-1709)，曾要求路易十四進行干預，以回應入華宗座代牧們的苛求。路易十四根據法國教會法，聲稱宣誓是“以賦予主教一種絕對權力，卻有害於他對自己某些臣民的權威”。人們由此而提出了一個問題：宣誓是否會構成對王權的一種公開踐踏呢？是否會導致法國公民發誓忠於其他人而不是自己的國王呢？(17)1680年6月，陸方濟失去了路易十四的信任與尊重。憤怒的國王拒絕召對他。陸方濟為了重新獲得國王的寵愛，思考再三後認為，除了修改由羅馬確定的誓詞之外，再無其他良策可圖了。他僅僅在誓詞中加入了一句“在國王的允許下”(18)。事實上，路易十四找到了一種最佳的解決方案，他對於陸方濟的才智感到很滿意，於是便賜予所有被任命為宗座代牧的法國傳教士“皇家秘書”的尊號、權力和特權。
在羅馬，在法國國王的“國王特權”事件中，嚴重觸怒和受侮的英諾森十一世教皇，強烈地反對這種在誓詞中冒險增加的內容。教皇認為，這是法國宗教自主論對教皇權威的冒犯。陸方濟在此問題上的態度很曖昧、很神秘。人們一方面懷疑他是冉森派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又指責他是路易十四的秘密代理人。法國宗教界又將他視為唯羅馬之命是從者。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認為，陸方濟是一個化裝成羅馬高級神職人員的法國政府間諜。澳門的葡萄牙人在很久之前，就秘密地在獄中為他準備了一間囚牢，以等待他的投降。(19)
陸方濟錯誤地估計了情感變化的嚴重後果，羅馬面對這位法國高級神職人員的行為準則和忠誠，認為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了。教廷傳信部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一名意大利方濟各會士伊大仁(Bernardin della Chiesa,1644-1721)。他是一名值得教廷信任並且思想和行為謹慎的人，於1680年在教廷傳信部的小教堂中晉鐸。教廷然後便以陸方濟主教的輔理主教身份，把他派往中國，但他卻擁有更廣泛的權力和更秘密的目的。1684年1月27日，伊大仁偕其教友嚴嘉樂 (Charle Maigrot,1652-1730年，又名閻璫) 到達福建港口廈門，伊大仁則於七個月之後到達廣州。陸方濟一到達中國，便致信所有歐洲傳教士與中國司鐸，要求他們向他發效忠和服從的誓言。事實上，這一切卻完全落空了。儘管他擁有充分的權力和權威，但仍遭到了葡萄牙傳教士的強烈反對。因為這樣的服從行為確實與葡萄牙在遠東的保教權相悖。葡萄牙國王也在保護其傳統的權益。此種混亂狀態給中國皇帝、地方當局和中國基督徒們造成了令人煩惱的誤解。
當時天文學家和漢學家南懷仁，陸續贏得了教皇英諾森十一世的信任和康熙皇帝個人的尊重之後，便致信教廷傳信部。他於信中解釋說，天主教傳教區的命運取決於中國皇帝本人的意願。中國皇帝高度評價了其宮中著名耶穌會士們的科學工作。他同時又指出：“康熙帝對專制權力的貪婪和對他人不信任的態度，使他介入了這場爭訟。”南懷仁明確宣佈，激怒皇帝的要害之一，恰恰是被強加給所有傳教士的這種効忠和馴服的誓言。南懷仁提出質疑：“為甚麼在中國要強迫人作這種宣誓呢？因為在那裡，根本不存在於鄰國尚存的導致這一事件的致因。”他希望“將此問題留作懸案，以使傳教區免遭滅亡”(20)。南懷仁還曾兩次致信第一位中國司鐸和主教羅文藻 (Grégoire Lo, Lopez, 1611-1691)，告知他說，當有人獲悉傳教士們要向宗座代牧宣誓効忠和馴服時，那就會出現殃及新生教團的嚴重威脅。南懷仁還通知陸方濟說，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中，他的北京之行計劃顯得很不合時宜，因為傳教士們在中華帝國京師的處境祇是形成了一個特例。南懷仁還請求陸方濟，為了中國教團的利益，必須極其謹慎地行事。(21)
羅馬準確地預見到了在中國教團內部挑起的這場爭訟，而且這也是教庭傳信部向中國派遣伊大仁的原因，因為其使命正是平息宣誓事件。伊大仁利用了他手握的特殊權力，撤銷了由陸方濟發起的對二十三名傳教士的停職處分，也就是處分那些分散在不同修會和不同國家的拒絕發誓的傳教士。陸方濟很辛苦、孤立無援，而且又患重病，其生命已處於強弩之末了，最不幸的是他還處於失寵狀態。教廷傳信部背着他剝奪了過去委託給他的傳教區的所有地盤。他祇剩下一個“司教總代理”的名譽性空頭銜了。(22) 陸方濟經過在華九個月的居留之後，於1689年10月29日逝世，未能收穫他付出鉅大努力和作出慘重犧牲的果實。
羅馬為了維持中國天主教傳教區的內外和平，最終根據伊大仁的調解建議，廢除了宣誓的義務，儘管遭到了陸方濟臨終前親自指定的繼承人嚴家樂的強烈抗議。
陸方濟並非僅僅是法國在華傳教事業的先驅，也是法國殖民政策的締造者和法國東印度公司的始作俑者。正是他向路易十四的政府建議，在中國海岸建立商行。(23) 他本人共承擔三項任務：佈道、發展法國在遠東特別是康熙統治下的中國的貿易、加強太陽王在這些遙遠地區的光芒普照和影響遠播。
羅馬自教廷傳信部創建起，便通過一切可以利用的辦法，使遠東傳教區擺脫葡萄牙保教權的枷索。但教廷也應該是採取了一項防範措施，以阻止建立另一種“保教權”，即法國路易十四確立對於同一地區的保教權。因為該君主至少也是對教皇相當獨立的法國教會自主論的保護人，甚至還可能是其長上。路易十四明顯不僅僅希望能使法國傳教士們，既擺脫在佈道國受葡萄牙主教的管轄權，同時又擺脫羅馬“主教”或“代理人”對“司法權限”的羈絆。
在中國，康熙也如同路易十四一樣，非常嫉妒羅馬的絕對權威，因為羅馬希望居住在中華帝國並處於自己保護下的傳教士們，或者是中國本國的信教臣民，都能夠向某個外國權威機構發願。
在信仰基督宗教的歐洲，路易十四始終是當時最強大的君主。伏爾泰認為他是“歐洲唯一的國王”。儘管他是“典型的基督宗教國王”和“教廷長子”，但他卻不允許教皇重返其國(阿維尼翁)，甚至在純宗教領域中也如此。他後來反對英諾森十一世，以捍衛法國教會的權力、自由、權威和獨立，同時還捍衛國王對於那些主教府缺位教區的世俗統治權。路易十四甚至走得更遠，其理論基礎是宣揚一位君主、一位國家元首擁有的“天授之權”，自認為國王是上帝在大地上的“代理長官”。他當然是想在教宗(基督的代理人)面前炫耀這一切。法國國會也祇把教皇本人視為一位外國王子了。(24)
中國康熙皇帝也自認為是天子，也是整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君主，也自信是受天命者，是“代天行道”。所以中國人便稱其皇帝為“陛下”或 “天皇”。中國從來未曾公開承認接受一種國教，國家始終是自由的，處於一切之上，通過聖命而統治和控制國內的一切。由中國文人和哲學家們對於宗教所下的定義，事實上僅僅是一種倫理、政治和社會的修養。
路易十四是一位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國王，康熙則在不同程度上是一位儒家倫理文化的皇帝。這兩位同時代的非常強大的君主，其個人觀念和思想修養差異很大，但卻有同樣的天才、同樣的智慧和同樣的抱負，執行了一種具有共性的政策。因為他們首先都希望完整地保衛其全部主權，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君主。
路易十四的數學家耶穌會士進入康熙宮廷
正值路易十四國王和英諾森十一世教皇在國王與教皇各自對於教團的權力之爭的高潮中，康熙帝卻允許南懷仁以耶穌會副省會長的名義，向其歐洲的教友們發出一項感人的呼籲，請求他們派遣大批有學問的傳教士入華，特別是天文學家，以便及早確保北京宮廷對他們的保護。(25)
在巴黎，受國王支持的耶穌會士們熱烈地響應了南懷仁的呼籲。陸方濟的失敗並沒有使路易十四氣餒。路易十四也被北京的請求感動了，便委託法國科學院院士和巴黎天文臺臺長喀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1625-1712)，為他制訂一份中國工作計劃。(26) 但如果當時的人要執行法國的計劃，那就必然會遇到許多嚴重障礙，首先就會遭遇執着於“保教權”的里斯本宮廷的反對。除了菲律賓之外，遠東的教團都被視為葡萄牙王廷的專屬區。路易十四為了攻克這第一大障礙，便以一種外交家的敏捷手腕，決定向中國派遣第一批耶穌會傳教士。這批耶穌會傳教士更多地是具有科學家風格的學者，而不是傳教的神職人員。但路易十四也沒有忘記，另一大困難也可能會在羅馬出現。經過長期的猶豫不決之後，路易十四本人也親自向耶穌會士拉雪茲神父下令，不要與教廷而是與耶穌會總會長共同協商處理這一事件，至少是從總會長那裡獲得一種明確的准許，一種有利於凡爾賽宮廷的意見。耶穌會總會長非常謹慎。他明顯既不想冷落葡萄牙，也不願意對教廷傳信部失去信任，更不想觸怒法國國王。他由此而接受了巴黎的建議，不過卻附有某些保留條件。拉雪茲神父最終是根據路易十四的敕令，選擇六位準備入華的耶穌會士。國王通過1683年1月28日的一道由科爾貝爾附署的敕令，賜予其新選中的傳教士一個“國王數學家”的頭銜。他們由此形成了傳教士與科學家的第一次赴華遠行。這六人分別是：路易大帝學院的數學和天文學教授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 、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 、張誠(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劉應(Claude Visdelou, 1656-1737) 和塔查爾(Guy Tachard, 1648-1712)。(27)
這個國王佈道團的目的，是赴中國傳播福音、發展科學傳播法國的影響。其中有一位傳教士講過：“國王陛下對於宗教的虔誠，比對於其政權的輝煌和強盛的關注更強烈。”(28) 對於羅馬教廷傳信部要求的宣誓服從問題，大家都認為法國耶穌會士們是“國王的卓越臣民 [⋯⋯]，祇會根據王國的法律和法國教會的特權行事，不會接受教廷傳信部的任何命令”(29)。
那些即將赴華的耶穌會士以“國王數學家”的身份，在出發前都被接納進了法國科學院，獲得了科學儀器，並且還享有一筆年金。但科爾貝爾的逝世，卻將他們的出發時間延遲了一年半。他們最終於1685年3月3日從布列斯特 (Brest) 乘坐“烏瓦索”(Oisseau) 號船啟程。這是一艘配備四十六門大炮的戰船，由路易十四派遣出使暹羅國王的大使肖蒙 (Chevalier de Chaumont) 騎士陪同。次年9月，第一批法國赴華耶穌會士到達暹羅，並在那裡居住九個月。塔查爾神父於1686年返回法國，完全是為了陪同暹羅國王派往凡爾賽宮廷的使節。
這五位耶穌會士為了不落入葡萄牙人手中，避開了經由澳門進入中國的習慣途徑。1687年7月3日，他們直接在中國向外商貿開放和距上海不遠的寧波港下船登陸。傳教區的長上洪若翰立即致信南懷仁，通知他說他們一行已順利到達中國。南懷仁通知了中國皇帝，宮中邀請這五位耶穌會士赴京。康熙傳詔曰：“那些懂得數學的人，將留在朕的身旁，以為朕效力。其餘人將赴他們覺得對自己合適的省份。”(30)
路易十四的使者們於1688年2月7日到達北京。但南懷仁卻在十天前逝世。他於病榻上囑託其保護人君主：“主子，我將愉快地死去，因為我幾乎利用了我一生的全部時光為陛下服務。我卑微地懇求您，在我死後，您還能記得起來我所作的這一切，我祇想使東方最大的君主，能成為世界上最神聖宗教的一名保護人。”(31) 這些新來的傳教士於是便為南懷仁服喪，於3月18日面對皇帝的欽差而出席其葬禮。三天之後，到3月21日，法國耶穌會士們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召對。根據中國宮廷的定制，皇帝本人向他們賜茶，這是榮譽的標誌。根據康熙的欽命，白晉和張誠留在宮中，堅持從事科學工作，洪若翰和其他人，則被派往其他地方。
在法國國王的半官方使者進獻給中國皇帝的禮物中，便有路易十四的畫像。下面是李明向太陽王介紹的印象：康熙“以使其宮中震驚四座的尊重表示接受您的畫像。我在看到他時，完全可以說，中國的一位皇帝首次感到，世界不是祇有一位君主”(32)。
1689年3月29日，康熙欽定張誠和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1645-1703) 出任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的大清皇家代表團的翻譯官。該條約於1689年8月簽署。在談判期間，兩位耶穌會士外交家很好地完成了其職責。他們不僅僅是作為翻譯官，而且還是中俄兩位全權大使之間的調解人，因為兩國大使的立場有時分岐很大。
康熙為了犒賞耶穌會士們在宮中作出的貢獻，於1692年頒佈了贊助基督宗教的一道聖旨。他允許傳教士們於其整個帝國中自由地到處傳教。康熙甚至說：“如果朕決定接受基督宗教的歸化，那麼朕的整個帝國都會隨朕宣化它。”(33)
康熙大帝派往路易十四的欽差白晉神父
康熙皇帝對於法國國王數學家們的才能與忠誠感到非常滿意。他希望擁有更多的這類傳教士，於是便派遣白晉神父做為他的欽差返回法國，並且攜帶贈送路易十四的御禮，包括在北京刊刻的四十九部中文典籍，它們形成了法國皇家文庫(巴黎國家圖書館前身)中文典藏的基礎。白晉還奉命為中國皇帝徵募更多的法國耶穌會士學者入華。他於1693年7月8日離開北京，1694年1月10日在澳門登船返歐，但直到1697年3月1日才到達法國，受到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召對。白晉在他的那部獻給路易十四的著作《中國皇帝的歷史》(《康熙皇帝傳》)中，向路易十四介紹了一副生動的康熙皇帝的形象 (34)：
陛下於數年前給他(康熙)派去的耶穌會士們，在大地的另一邊緣，驚奇地發現了人們直到當時尚在法國之外從未見過的一切。這就是一位如同陛下一般的王子，再加上一種既高尚又堅定的天才、一副與其帝國堪相對應的心腸。他是他本人及其臣民之主，同樣也受到了其臣民的崇拜，受到了其鄰邦的敬重。無論他於其大業中獲得多少榮譽，具備多高的道德和品行，而不是幸福。一句話，在該名王子身上匯聚了形成一個舉世英才的大部分高尚素質，從而使之成為最完美的君主。他長時間地在大地上統治。[⋯⋯] 皇帝委託給我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命令我重新徵募傳教士，這才使我有幸向陛下介紹他對您最大尊重的表示。(35)
白晉向路易十四信誓旦旦地保證，中國將會給予法國所謀求的有利處境和貿易自由。他請求國王向中國派遣一艘船。路易十四對於康熙帝向他獻殷勤的行為頗受感動。但這兩位滿懷抱負的君主，從來也未曾想到在他們之間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實在說，雖然康熙帝胸懷寬闊，但依照中國傳統，他也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樣：“他祇將路易十四視為一位蠻夷王子，而且又是遲遲不肯向他稱臣納貢的王子。他由此而祇接受那些為他服務的傳教士們。”(36)
至於路易十四，他多次表現出了對康熙的好感。雷慕沙 (Abel Rémusat, 1788-1832) 寫道：路易十四“不肯違背法國國王從不向中國遣使的習慣，以不損自己的尊嚴”(37)。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凡爾賽宮廷及其大臣們，面對白晉的計劃，均猶豫不決。大家認為，很難相信白晉及其教友李明在路易十四面前所炫耀的一切。
康熙皇帝的欽差白晉感到很懊惱。他抱怨說：
我們國家的習慣是傾向懷疑自遙遠國家返回的人所陳述的一切，這可能會使我感到害怕，人們不肯賦予這些回憶充分信任，而他們所寫報告時的完全忠誠，本來應該是值得給予這種信任的。(38)
所以，白晉的外交使命並未獲得圓滿成功，儘管他作出了巨大努力。白晉在返回中國的旅行中，直接求助於法國東印度公司，並且得以成功地招募十位新教友。他們共同於1698年3月6日在拉羅歇爾 (La Rochelle) 港口乘坐五百登記噸位的安菲特利特號 (L' Amphitrite，海神號) 船舶，由拉駱克 (La Roque) 騎士指揮首航中國。他們於同年11月2日抵達中國廣州港。(39)
安菲特利特號船僅僅是一艘商船，但中國人在白晉神父的鼓動下，卻把它視為法國國王的一艘御船，來華“朝拜皇帝”。(40) 路易十四採取謹慎態度，也完全有理由。白晉也僅僅為中國皇帝帶去了一本裝禎豪華的拓片集。(41) 當康熙獲悉自己出使歐洲的欽差即將返歸時，便差遣兩位傳教士 —— 葡萄牙耶穌會士蘇霖 (Joseph Suarez,1656-1736) 和法國耶穌會士劉應赴廣州，以最高的榮譽規格迎接白晉一行。安菲特利特號船於1700年1月26日離開廣州。洪若翰乘船返回法國。他經過七個月的航行才到達巴黎。此人也如同白晉一樣，向法國國王贈送了“華麗的絲綢、漂亮的瓷器和許多大塊茶磚”。(42)
中法兩國君主都爭做科學、藝術和文學的保護主
路易十四時代始終是法國文化復興的偉大時代。伏爾泰曾把太陽王比作教皇列昂十世 (LéonⅩ)，也就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教皇。在路易十四統治期間，法國經歷了可能是其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它以文學所有領域的一批傳世的代表作而著名，同時還擁有一批具有世界性價值的藝術家。凡爾賽宮廷就如同過去佛羅倫斯的梅第奇宮廷，是一個黃金時代的搖籃，也是培育各類天才鉅匠和明星的苗圃。
康熙也像路易十四一樣，是藝術和詩歌的愛好者。北京宮廷擁有了某種科學院，或者是一個中國—國際的“凡爾賽宮廷”。賢明的皇帝身邊聚集着文學家、詩人和藝術家，其中便有法國、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時、德國和其他國家入華的學術型或工匠型耶穌會士。在這種文化和科學的發展進步之中，我們首先應該提到由皇帝欽定編修的中文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律呂正義》、《康熙字典》、《佩文韻府》、《聖訓》等。正是在皇帝的保護下，南懷仁、白晉、劉應、李明、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1663-1738) 及還有其他許多耶穌會士漢學家，在北京撰寫和發表了一大批精闢的有關中國科學、哲學、歷史、地理、文學、禮儀和基督宗教教義的著作。這些珍貴的著作成了中國教團的真正文化遺產，並為傳教事業打下了輝煌的基礎，而且也是海外漢學的奠基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筆。
康熙皇帝重組了翰林院，修訂了國家科舉制度，建立了科研機構和學校，為準備考試的舉子們提供便利條件。康熙也如同路易十四，贊助大作家、大詩人和大藝術家。他很快就贏得了中國文化界的尊重，世人高度評價其超人的智慧和深邃的中國經典知識。他同樣學習西學，如數學和歐幾里得幾何學、天文學、哲學和拉丁文。他還拜多位歐洲耶穌會傳教士為師，請他們給他上課，特別是南懷仁和白晉等西方漢學家。對於中國的一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實屬了不起。
白晉神父在致路易十四的報告中寫道：
當我們向皇帝解釋完全部實用幾何與純理性幾何時，都必須根據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保持的順序向他施教。該帝王非常高興地能成為幾何學家，向我們表達了其高度的滿意，從而使我們看到了這幾部著作頗為符合其情趣。他令人將這幾部書自韃靼文譯作漢文。他不辭辛苦地親自御筆序言。[⋯⋯] 他令人重新審閱了原稿，以便付梓印刷，然後再用兩種語言文本在全國公開發行，以便由此而實施他草擬的將歐洲的所有科學都引入中國的計劃，並於其帝國內開設有關課程。他此後還親自向年長十七歲的第三皇子講授我們的歐幾里得幾何學。因為他發現該王子具有優良品德和天才，很適宜學習這類科學。(43)
1703年，洪若翰在致拉雪茲神父的一封書簡中，敘述了耶穌會士們怎樣準備為皇帝授課的教材：
神父們被迫每天都前往距北京有二法里遠的暢春園，無論天氣好壞都一如既往。他們從清晨四點鐘自北京出發，僅到夜幕初降時才返回。他們剛剛返回，便立即着手工作，利用夜間的一段時間，編寫和準備第二天的授課教案。(44)
康熙根據巴黎科學院的模式，在北京創立了一個同類科學院，還有一座觀象臺。伏爾泰於其《路易十四時代》中，表現了他對康熙的高度敬仰：“這是一位愛好歐洲藝術的君王。”(45)
康熙大帝在對其帝國內各省的多次巡視中，每次都邀請幾位宮中的耶穌會士隨鑾侍行，以便測繪地圖並研究地理方位、勘察地下財富和測量氣象等項目。在北京的法國耶穌會士學者，與巴黎皇家科學院保持着從不間斷的聯繫，經常向那裡寄送其科研成果，由此而為法國海軍部和外貿部對外開闢作出了鉅大貢獻。其中有一位傳教士，向路易十四呈上了在南京建造一座由法國國王保護下的天文臺的計劃。它以北京觀象臺為模式，並將向巴黎通報其全部觀察成果。他指出：
大家都認為，再沒有比這項計劃更能有利於維持我們兩國間的互相尊重和友好關係了，它可以使作為世界第一帝國的法國國王，成為基督教世界的第一位和最強大的君主。(46)
路易十四也如其母奧地利的安娜公主一樣，非常喜歡中國藝術品，尤其鍾愛“中國的傢俱或者是以中國方式作佈置”的房間 (47)。
在康熙朝廷的保衛下，法國入華耶穌會士們都成了漢學家學者。他們佈講基督宗教，並向古老的中國傳授歐洲人發現的新科學，儘管歐洲人直到當時仍在深化發展這些科學成果。這些傳教士同時也自我充實提高，發現了一種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偉大文明的高尚與輝煌。他們發現，中國在許多科學領域中其實並不遜色於西方。他們的心身都變成了中國人，成了當時世界上少有的中國通，中國成了他們選擇的定居國。那些派往康熙時代中國的佈道人，都成功地研究了孔子及其學派。他們希望與中國古代思想相和諧的基督教哲學，能夠在中國打下牢固基礎。這完全如同過去的那些基督宗教的大哲學家聖·奧古斯定 (Saint Augustin)、阿奎納 (Saint Thumas d’Aquin)，曾與諸如柏拉圖 (Platon) 和亞里斯多德 (Aristote) 那樣的希臘大哲學家們相結合一樣。
這些著名的入華耶穌會士，把一大批中國經典譯成了拉丁文和法文。在17-18世紀的法國，介紹中國事物，變成了國王宮廷和社會名流的沙龍中最時髦的談話內容。這種對中國事物的迷戀，激起了路易十四時代法國作家、哲學家和藝術家們的濃厚興趣。這是東西方兩大文化界接觸的起源和互相交流的蹣跚步履，從而打下了人類兩大古老文明交流的基礎。路易十四國王與康熙大帝無疑為這種交流的最高層推手，社會各界的需要是其原動力，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們則是其媒介。
康熙與路易十四統治的結束
路易十四經過簽訂〈尼邁格 (Nimégue) 條約〉之後，便同時成為海洋和陸地的勝利者。因為他通過這項條約而獲得了佛朗什﹣孔泰地區，登上了其勢力的巔峰，整個歐洲都屈服於他的權威。其勝利使他獲得了各種“偉大”的稱號：“偉大的國王”、“偉大的皇帝”和“偉大的時代”等。但就在同時，歐洲的外交和軍事勢力衰落的端倪已經開始顯露。1680年，標誌着太陽王從輝煌走向衰敗的大逆轉。路易大帝過份熱衷於追求榮耀、豪華生活、盛大招待會和隆重禮儀了。凡爾賽那金碧輝煌的城堡，以令人驚詫的方式，象徵着太陽王路易十四大帝的人格特徵。
作為天子的康熙，則顯得穩重得多。他是一位不太威嚴的君主，而是更接近於民眾。他簡化了其宮廷的上朝儀式，取締了許多禮儀性的繁縟細節。康熙對於其皇宮，僅滿足於下令修復一座明朝的舊王府 —— 暢春園。他在那裡將其部分閒暇時間，用於在傳教士啟發下的科學工作。康熙希望更好地瞭解其臣民的更多真實情況，並希望與其臣民建立直接的聯繫。他總共先後六次下江南視察，儘管這些地區遠離京師。
康熙皇帝於1722年12月22日晏駕於暢春園，享年六十八歲。他共留下一百五十多位王子、公主、皇孫輩和皇重孫輩等後裔。他是名副其實的“聖祖”。但他的子嗣們大都為紈絝子弟，而且彼此之間爆發了激烈的兄弟同室操戈，流血事件屢見不鮮。
路易十四的晚年也不太幸運和順利，但卻是出於其他原因：國家的戰敗、軍隊的縮減、全國災害頻發和財政危機、外交失敗等等，都深深地影響了他。多人的死亡又殘酷地打擊了其家族。他本應享受其執政期的繁華，但卻痛苦地注視着其國家走向緩慢衰落。
1660年，路易十四迎娶了其嫡親表妹奧地利的瑪麗—泰蕾莎 (Marie-Thérèse d’Autriche) 為王后。她誕生於1638年，與太陽王同齡。這樁婚姻也如同其時代的許多皇家婚事，完全受國家利益的支配，是馬札蘭的最後一部代表作。這場皇家聯姻的婚約被列入〈比利牛斯和約〉中。年輕的國王本來正在熱戀着馬札蘭的侄女瑪麗．曼奇妮 (Marie Mancini)，但遭到了安娜王后的反對。路易十四與瑪麗—泰蕾莎祇生有號稱 “大太子”的獨子 (生於1661年，歿於1711年)。他是路易王子 (Prince Louis) 的父親和勃艮第公爵 (1682-1712)，也是安茹公爵菲力普的父親。此人誕生於1683年，後於1700-1746年加冕為西班牙國王。他還是貝里公爵 (1686-1712) 查理王子的父親。路易十四的孫子勃艮第公爵生二子：路易王子，布列塔尼的公爵 (1705-1712)；安茹公爵，未來的路易十五，誕生於1710年。(48)
康熙的子嗣太多了，很難選擇一個可繼承其帝位的王子。路易十四卻相反，他甚至無法選擇其王位的繼承人，因為其子嗣們大都先他而逝世。他祇有一個重孫子安茹公爵，後來登上了王位。
繼奧地利的瑪麗—泰蕾莎王后薨逝後，路易十四又秘密地納曼特農侯爵夫人 (Madame de Maintenon,1635-1719) 為王后。路易十四使他所有的孩子都合法化了，特別是路易士·德—拉瓦利耶爾 (Louise de La Vallière,1644-1710) 夫人的三個孩子和蒙特斯班 (Montespan,1641-1707) 夫人的七個孩子。
路易十四最後於1715年9月1日逝世，較康熙晏駕的時間早七年。他將其王位留給了其曾孫路易十五。這個五歲半的孩子由奧爾良 (Philippe d’Orléans, 1674-1723) 公爵攝政，太陽王的輝煌統治時代結束了。
這裡又出現了一種神奇的巧合。路易十四的統治持續了七十二年，其中有十七年處於馬札蘭的監護之下，其親政的時間長達五十五(1662-1715)。康熙皇帝的統治持續了六十一年，其中有六年處於四大臣的輔政之下，他親政也應該是五十五年(1667-1722)，與其同時代的路易大帝一樣。路易十四在二十三歲時親政，康熙則於十三歲親政。
史學家們抨擊路易十四留下的王國處於危如壘卵之中，尤其是在財政領域中，國庫空虛。甚至還有人聲稱，路易十四最終對法國造成的苦難比帶來的福祉多得多。法國在他執政末年，已經嚴重感到不如在馬札蘭內閣期間那樣強盛了。康熙卻相反，他將一個強大而又昌盛的帝國留給了其子雍正。雍正統治十三年，對宗王及其手足兄弟們殘酷無情，其政績也比較平庸。雍正對歐洲人表現得很仇視，尤其是對於傳教士和基督宗教，已似乎勢不兩立。這完全是出於清王朝外交政策和國家防務的原因。然而，他對於其臣民還是比較公正而仁慈的。但康熙有一位他生前選擇的和堪與他齊名的繼承人，這就是他的孫子乾隆，執政於1736-1795年間。乾隆在法國和意大利耶穌會士們的幫助下，建成了北京的凡爾賽宮 —— 圓明園，但它卻於1860年被英法聯軍縱火焚燒並劫掠一空。乾隆有時也被西方稱為“中國的查理五世”(Charlemagne Chinois)。他使大清帝國達到了盛世的巔峰。這正就了法國人的一種說法：“有其祖，必有其孫。”
路易十四卻沒有這樣的幸運。無論是路易十五還是路易十六，絲毫都不能與路易十四齊名。
康熙與路易十四的經歷有許多相似或近似之處，但他們之間的差異也很明顯。把歐亞大陸兩極的這兩大君主聯繫起來的媒介是入華耶穌會士們。使他們心靈相通的則是對科學和文化的酷愛與保護。
【註】
(1) 榮振華 (Joseph Dehergne S.J.)：《1552-1800年入華耶穌會士列傳》(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de 1552ā 1800, Rome et Paris,1973)，第747號傳主。
(2) 費德魯 (C.Federu)：《馬札蘭，1602-1661年》(C.Federu,Mazarin, 1602-1661, Paris, 1934)，巴黎，1934年版。
(3)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上。
(4) 埃爾‧斯特·拉維斯 (Ernest Lavisse)：《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史》(Ernest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s jusqu’ā la revolution)，第7卷，第1冊，頁110。
(5) 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Voltaire, Le Siécle de LouisⅩⅣ)，第14章，頁35。
(6) 聖西蒙：《路易十四的宮廷》(Saint-Simon, La Cour de Louis ⅩⅣ)，巴黎版，頁300。
(7) 拉維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史》(Ernest Lavisse,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s jusqu’ā la Revolution)，第7卷第1冊，頁110。
(8) 達拉斯 (J.B.Darras) 和巴萊伊 (J. Bareille)：《教會史》(J.B.Barras et J.Bareille, Histoire de L’Eglise) ，第37卷，第5冊。
(9) 拉維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史》，頁114。
(10) 榮振華：《1552-1800年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第747和883號傳主。
(11) 白晉：《康熙皇帝傳》(J. Bouvet, S.J. , Histoire de L’Empreur de La Chine)，頁6。
(12) 熱拉爾·穆塞 (Gérard Monssay) 和布里吉特·阿帕烏(Brigitte Appavou)主編：《1659-2000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列傳》(Gérard Moussay et Brigitte Appavou,Ré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 1659-2000)，第012和001號傳主。
(13) 衛清心：《法國在華的傳教政策，1842-1856年》(Louis Wei, La Politique missionnaire de La France en Chine,1842-1856)，頁36。
(14) 貝列維奇—斯坦凱維奇：《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的中國熱》(H.Belevitch-Strankevitch, Le gout chinois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ⅩⅣ, Paris, 1960)，頁1。
(15) 陸南(Launay)：《巴黎外方傳教會論集 (1865-1913年)》(A.Launay, Mémorial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1658-1913)，巴黎1916年版，第2卷，頁489。
(16) 陸南：《巴黎外方傳教會通史》(A. Launay,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Paris,1894, 3vol)，第1卷，頁249。
(17)路易·博迪芒 (Louis Baudiment)：《陸方濟傳》(Louis Baudiment, François Pallu)，巴黎1934年版，頁366。
(18) 陸南：《巴黎外方傳教會通史》，第1卷，頁250。
(19) 高龍鞶 (Auguste Colombel)：《江南傳教史》(Auguste Colombel, S.J.,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第2卷(無出版時間)，頁397。
(20) (21) 《南懷仁書簡集》(Ferdinand Verbiest, S.J.,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publié par Josson, S. J. et Willaert)，布魯塞爾1938年版，頁442以下；頁453。
(22) 博迪芒：《陸方濟傳》，頁249-258。
(23) 陸南：《巴黎外方傳教會通史》第1卷，頁299-301。
(24) 彼得·布萊 (Pierre Blet)：〈法國早期的教廷大使和主教〉(Pierre Blet, Nonces apostolique et Prélat de L’anncienne France, dans Etudes)，載《研究》雜誌，1960年10月，巴黎版，頁38。
(25) 若松 (Josson) 和維拉爾特編：《南懷仁書簡集》。
(26) 博迪芒：《陸方濟傳》，頁366。
(27) 榮振華：《1552-1800年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第326、106、456、360、895和821號傳主。
(28) (29)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稿本，第17240號，頁246。
(30)〈洪若翰致拉雪茲神父的書簡，1703年2月15日〉，《耶穌會士書簡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dition Pantnéon, Paris, 1843, 4vol) 第3卷，頁91，先賢祠1843年版本。
(31) 李明：《中國現勢新志》(Louis Le Comte, S.J.,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巴黎1696年首版，第1卷，頁75。
(32) 李明：《中國現勢新志》，頁11，1696年巴黎首版。
(33) 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Louis Pfister, S.J.,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en Chine, 1552-1773)，1932年上海版，第43版。
(34) 白晉：《中國皇帝的歷史》，巴黎1697年版，頁6-7和頁153。
(35) (36) 伯希和：《安菲特立特號船首航中國記》(Paul Pelliot,Le Premier Voyage de “L’Amphitrite”en Chine)， 巴黎1930年版，頁25；頁24。
(37) 雷慕沙：《亞洲新論集》(Abel 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Paris, Vol 2)，第2卷，頁41。
(38) 白晉：《中國皇帝的歷史》結尾部分。
(39) (40) 伯希和：《安菲特利特號船首航中國記》，頁7；頁54。
(41) 白晉：《中國皇帝的歷史》，頁434。
(42) 貝勒維奇—斯坦凱維奇 (Belvitch-Strankevitch)：《路易十四時代的中國熱》，巴黎1966年版，頁61。
(43) 白晉：《中國皇帝的歷史》，頁96-97。
(44) 白晉：《中國皇帝的歷史》，頁131。
(45) 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頁510。
(46) 巴黎國家檔案館，中國部分，F.5，A.21。
(47) 貝勒維奇—斯坦凱維奇：《路易十四時代的中國熱》，頁87-93。
(48) 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第516頁以下。
* 耿昇，1968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1981年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中外關係史的翻譯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