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陸學者，除了研究自己專業領域中的問題外(我的專業是美學)，我們不得不考慮一個變化中的又充滿著急迫的精神需求的社會中的文化問題。當然，這是每一個關心中國文化命運的人都在思考的問題，我們漫長而又燦爛的華夏文明從上個世紀中下葉開始，邁向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很長的時間裡，由於戰亂和社會動蕩，也由於中國知識份子特有的心理重負和歷史際遇，我們的文化創識是落後於時代和時代的需求的。現在，國門敞開，西方文化又一次集中地闖入中華大地的時候，我們又如何應付這文化局面並創造出一種與逐步走向現代的社會相適應的新文化呢？東西兩種文化相激蕩，真正令我們寢食不安啊!
這種激蕩的局面使不少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心理失重，造成不知向東向西的局面。
有了十年的徘徊和經驗，至少相當一部份大陸的青年知識份子都認識到了，當前的共同的急迫的文化使命就是：如何從各自的角度，從傳統文化中轉出與現代化相適應的形態來。
我用林毓生先生的一名話，叫做：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這也就是東西文化交流、相持、相融，並要開花結果的時代使命。
余英時先生講了，這是百年積德的事情。由於中斷，我們仿彿又回到了五·四時代，當然，起點不一樣了，但工作的艱鉅性仍舊。我們在許多問題上彷彿剛剛起步。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不要忽略了在中國南大門有這樣一塊小小的地方，它在沒有戰爭，沒有大的社會動蕩的情况下，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水乳交融，東方人與西方人相處共同生存了450年! 它就是澳門。
澳門不是一種理論，卻是一種經驗，它是一個實例，是可供文化學者研究的典型。四百餘年，兩種文化那麼靜靜地融合著，生長出這樣的澳門文化——它滲透在當代澳門的藝術、建築、民俗、語言、行為等一切方面。它的形態就是中西方文化交融四百餘年得出的果實。不必爭議這種果實是不是真正的“文化交融”，也不必爭議這種果實有多少中、多少西，現在我們認定一個事實，四百多年兩種文化碰撞，結出了這樣一種果實。
彭慕治先生講：“澳門，自從葡國人踏上這塊土地起直到今天，從來沒有表現出典型的殖民地特徵”。
他又說：“澳門的‘土生社會’，是葡中共有的最豐富的文化遺產”。
潘日明神父在《殊途同歸》一書中，研究了澳門文化交融的歷史，他說，澳門是葡萄牙和中國社會文明交融的永恆證明，是取得了完全成功的證明，他深刻地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倫理本位所形成的道德觀、人生觀、價值觀，與西方文化中的天主教教義所倡導的，自有其內在的精神相通之處，他引用他人的一段話，說“甚至可以這樣說，只要看孔子的更具特色，更具內涵和長年不衰的倫理學，便可感覺孔子更佳。如果我們西方人認為東方人要達到信仰的境地，必須學習亞里士多德，這將是很大的錯誤”。他由此説：“澳門的兩位上帝——葡萄牙和中國，他們善於調和生性之不同並都以中庸之道為處世哲學，這並不違背福音。這是基督教義和中國人智慧的產物。事實上，耶穌、菩薩、孔子、老子、甘地為解決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和行為，開創了非暴力、對話、矛盾合一、自然和人類和諧的新紀元。”
這給了我們一種啟示，從精神深處去尋找兩種文化可以相融，並創造出新的形態的啟示。
眼光再放遠一點，環太平洋西岸，分別有日本、南北朝鮮、中國(大陸和台灣)、香港、澳門、新加坡以及東南亞各國，都處在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碰撞的歷史文化帶上。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兩種文化交融的過程中，處在不同的時間座標點上。日本是不是走得快一點？澳門是不是一種典型？我們研究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演化進程，不是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參照嗎？這是文化比較的比較。所以，幾個月前，我們就約請了韓國、日本、澳門、大陸等地的學者，分別就以上地區的兩種文化碰撞的歷史和結果作一研究報告，並將結集由中國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為參照，我們想知道，中國大陸的文化發展處在座標哪一個點上？這一切都是為了知道自己如何朝前走。
1988年，澳門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澳門文化研討會，顯示了澳門學者研究澳門文化的空前努力。澳門文化發展到今天，已成為一個特殊的範型，它一定含着前人未發現的真理，所以我要說一聲，澳門是我們的一種參照，它的文化樣態將是研究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可缺少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份。祝澳門文化研究興旺發達。
(1993年3月2日)
澳門蓮峰廟(中國畫) 嚴樹芬作
1838年林則徐視察澳門曾借蓮峰廟作官衙。
*許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美學博士，《中國知識份子叢書》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