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婦女
據16－19世紀旅行家的記載

想在有限的時間裡評論澳門及關於那座城市的旅行報告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們選擇只閱讀個人或綜合性的報告中有關澳門女人的描述。這是因爲，如果說有一些關於葡萄牙女人在東方、即在澳門社會人類學資料的話，這些資料也微乎其微，，而且語焉不詳。

有趣的是，儘管作者們根據因其種族不同而難以擺脫與西方標準的強有力的束縛，但這些旅行家們(大部份是外國人)幾乎都提到了這些女人。

那麼，爲什麼要選擇澳門婦女作爲主題呢？

這是因爲，談論澳門婦女意味著談論那塊土地上的家庭和社會文化結構，意味著談論澳門土生人群體的起源，而他們的起源恰恰引起了歷史學家們的不同見解。

作爲血緣非常複雜的葡萄牙人後裔的澳門土生人是一個很混雜的群體。他們的母親都是在澳門建立初期從地球的各個角落帶至澳門，大部份是從東方貨源充足的市場上得來的奴隸。這個澳門土生人群體是個區別於澳門社會的很特殊的群體，因內部通婚及優先選擇與歐洲人聯姻而在上層社會也處於相對的孤立的地位。

事實上，我們這裡在收集到的旅行傳記的有關澳門婦女的資料中，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對這個群體的劃分的解釋。儘管古老的模式已經在明顯衰退，它在幾個世紀以來直至現代還一直保持著很大的共同性。

在幾個檔案館找到的零散文件，特別是敎區記錄和在澳門整理的數據都提及到“火農”人(nhons)—葡萄牙人的後代但沒有提及孩子們不論其種族如何，她們總是被歸到已婚或未婚的女人群體或者奴隸的群體。

是哪些婦女跟隨第一批葡萄牙人來到澳門的？她們的女兒們的命運又如何？她們在澳門土生人社會中的地位又怎樣呢？

前面已經說過，想回答這些問題，只有借助於15至19世紀來到澳門的旅行家們的記載或那些將這座城市作爲進入日本的中國傳敎的大門的神父們的信函。

讓我們摘要地分析一下手中掌握的一些主要的記載。毫無疑問，在這些記載中最詳細的文字自荷蘭的林斯霍登(J. H. Linschoten)、英國的彼得·蒙蒂(Peter Mundy)和兩位中國官員張汝霖(Cheong Lü Lam)和印光任(Ian Kuong Iam)之手。所有的這些記載還都有有趣的圖畫。當然，另一些旅行家們的記載及一些他們在澳門書寫的信函(1)中的叙述同樣對那土地的社會歷史起著重要的文獻作用，但我們只能選擇最有代表意義的。

在最初的年代裡，葡萄牙的男子漢們在中國海(2)過的冒險生活不允許他們在身邊帶著本王國的女人。當然，那時也很少有女人想來東方。然而，在東方航行中船艙裡總是有本地女人、奴隸和妾。(費爾南·門德斯·平度Fenão Mendes Pinto等人都這樣說)。

正如安東尼奧·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3)所寫的，這些最初的結合而生下的男孩，“比任何人都強壯”，大概這強壯的體格來自多極混雜及嬰兒死亡的自然淘汰。然而，博卡羅沒有談及女孩，儘管在此之前，費爾南·門德斯·平度已經在Liampó(4)中提到過。

這位作者在談到那座城市居民們舉行的宴會時寫道；“大家坐在桌前，由非常漂亮且穿著貴婦人般華麗服飾的姑娘伺侯，每道菜上桌，她們便在樂器聲中彈唱，另一些女子則跳舞。(5)安東尼奧·德·法利亞(António de Faria)本人則由有名的商人們八個女兒—個個皮膚白晢溫文爾雅—來伺侯。這是因爲她們的父親們對馬德烏斯·德·布利托(Mateus de Brito)和特里斯東·德·卡和(Tristão de Gâ)的熱愛，才把她們打扮得像美人魚一般，從城裡帶來(……)”。

值得指出的是，費爾南·門德斯·平度說到葡萄牙人的女孩子打扮得像美人魚。這種神秘的服飾在這兒指的是從印度經馬六甲而傳入中國西南部的亞洲婦女們穿用的短衫長裙。長裙是用一塊布裹住腰以下部位，上身是一件緊身的薄短衣。這類服飾早在16世紀末(1593—95)已由林斯霍登(Linschoten)(6)描寫葡萄牙在果阿的婦女時提到過。

據這位作者記載，葡萄牙女人、混血女人或歐洲女人不是永遠看不到的，她們大部份時間在家裡，除非去敎堂或偶爾出門探訪朋友“，即使爲此出門，也是乘著四面蓋住的轎子裡”。

“她們在家裡幾乎都不載頭巾，上身穿著她們稱爲baiu的顏色明快、質地稍薄的褂子，長不過屁股，臉上蒙著一塊縫製考究帶有圖案疊成兩層或三層的紗巾，腳著平底鞋”。

這段描寫正好表現了作爲那座城市的創始人—葡萄牙人的女人們帶到澳門的服飾。

彼得·蒙蒂在17世紀時(7)也曾描繪過澳門的服飾，提及澳門婦女和富裕家庭的女孩子在家裡穿的長衫，還說她們載著貴重的首飾及昂貴的飾物。

他特別指出：“這地方很多有錢的男人按葡萄牙習慣穿衣服。他們的女人如同果阿女人一樣穿著長裙和披風，披風從頭披起，長裙從腰間垂至腳面，腳上穿著平底拖鞋。這就是澳門婦女最初的服飾。她們當中只有少數優裕階層的女人才乘坐四面擋住的轎子出門。許多轎子和倫敦行頭那樣，有的是從日本帶進來的，旣昂貴又考究。但是，如果她們出門不坐轎子則很難從外表上分辨出誰是女主人，誰是傭人或奴隸，因爲她們都蓋得嚴嚴實實，只是女主人的長裙布料質地更好。

“在家童這些婦女的外衣是日語中稱爲Kamono或Kerimono的寬袖長衫，因爲這本是日本人穿的服飾。許多這類印花絲綢，漂亮高雅的衣服是從日本帶進來的，可是一些與其同樣昂貴的則是中國人在本地縫製的，五顏六色絲綢上面有精心繡製的圖案、鑲著的金線”。這類長衫應該相當於和服或短衫。一旦家裡有陌生人出現，在富人家庭裡，女人們則穿上面料厚、價格貴、色彩艷麗的這類服裝。

出門時，她們則蒙上面紗，穿著長衫，乘坐在封閉的轎子里。這些都在彼得·蒙蒂的叙述所附的圖畫中得到証實。

將彼得·蒙蒂關於澳門的描述與法國醫生德龍(Dellon)留給我們的另一代有關果阿女人服飾的描述相比較，大概推論出當受伊斯蘭影響的古老的短衫在印度時興時在澳門的富商們的太大們已經以日本的長衫甚至中國式的長衫將其代替，因而形成了旗袍衫。旗袍一直在中國南部沿用到20世紀。18世紀，澳門經濟貧窮使大批男人離開了這座城市，其中一些帶著家眷，另一些丟下家室走了。

於是，流放者、冒險家、流浪漢以及從果阿逃過來的人接踵而至。伴隨著道德敗壞的是經濟上的急速衰退。

例如，亞歷山大·阿米爾通(Alexander Hamilton)先生在18世紀前25年所作的記載中說：“全城只有近200個男人(……)和近1500的女人，她們當中很多人雖然沒有丈夫，卻生了許多孩子。(8)許多其他在同一世紀去過澳門的旅行家，如航海家尼庫拉·費爾南德斯，達豐塞卡(Nicolau Fernandes de Fonseca，1774)，也做過同樣的評論。正是在這同一時期，中國法官張汝霖(Cheong ü Lam)和印光任(Ian Kuong Iam)在18世紀到澳門並且在那兒停留一段時間。他們所寫的一部有趣的木刻記載中，用極其豐富而詳細的圖畫表現了葡萄牙人的特點。在這些圖畫中，一幅描繪nhonha(燶女)的畫面尤爲突出，這或許是因爲姑娘們外國的洋服飾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她們的服裝也完全符合前面的描述及彼得·蒙蒂在書中給我們留下的插圖。

這些官員們還對澳門的葡萄牙人的應用和習慣作了有趣的描述：富裕人家的男人們和女人們坐吃(這裡是指他們生活得悠閒自得)。士兵和給別人在船上幹活的海員則是貧困的。女人們則以繡手帕和腰帶及作蛋糕和甜食爲生。”

這兩位中國旅行家的描述還贊嘆葡萄牙人的奢侈和古怪。與亞洲的貴族們一樣，他們出門要麼坐轎，要麼坐椅，有時也步行或騎馬，但永遠隨並撑傘，大家都穿同樣款式的衣服，只是布料質地不同。”張汝霖和印光任又寫道，男人們在家裡只能有一個大人，因爲如果女人向主敎控訴，他們就會受到懲罰。很明顯，這裡談及禁止一夫二妻制。這種觀點是純中國式的，因爲一個富翁可以在家中和睦地與幾個夫人相處，但只有第一夫人享受家庭主婦的特權，幷且是所有子女的母親。孔子的道德觀就是這樣來求一夫一妻制婚配，並且要求女人對丈夫的絕對忠誠。所以，中國官員們爲“未禁止葡萄牙女人有更多的男人而吃驚”。這是因爲，那時候，那座城市道德敗壞和經濟上的衰落已達到了使一家之長爲了幾個錢而把女人和親生女兒讓給外國人的地步。

從前文及後面評述中我們可以對16至18世紀澳門婦女和其社會生活得出某些結論。

1、男人服裝隨著歐洲的款式而不斷改變，而女人的服飾則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裡保持不變，但當年歐洲婦女的穿著不同。這個事實使我們相信，如果不是全部，那麼至少絕大部份澳門婦女是亞洲血統及亞歐血種。

2、如果這些婦女生活在上層社會，則悠閒舒適；但無論生活在什麼階層，都唯命是聽。

3、在非特權階層，女人們做針線活，在服飾上鑲珍珠、銅片、金線(9)及製作甜食或點心。

4、歐亞混血女人的東方思想使她們對當時歐洲資產階級的某些價值有所蔑視，儘管她們認爲丈夫妒忌而且粗暴。

5、17世紀中葉，這座城市因爲與日本的貿易減少而窮困，許多男人離開了澳門，其中不少抛離了在那兒的家庭。貧窮使得很多婦女過上了淪落的生活；這一切18世紀的旅行家們都有所記載。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人類的災難來自物質貧窮，來自對很多婦女的遺棄，來自葡萄牙在那兒生活過的所有東方城市裡留下的蘇丹把女人們鎖在深宮的思想。

6、另一方面，關於當時上層社會的男男女女對體力勞動的蔑視，可以從中世紀以來的歐洲觀點理解，因爲當時對於貴族來說勞動是下賤的，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體罰。他們寧願行乞也不願去幹“下等人幹的活”(10)面對本地人，那些葡萄牙人甚至混血兒都不能放棄血統自豪感，繼續保持著所謂的“貴族風度”。週游東方的博卡傑(Bocage)對此諷刺得入木三分：

然而它最壞的疾病，

使所有人都會暈厥的災害

莫過於虛無漂渺而又不幸的權貴(11)

19世紀中葉，從葡萄牙傳播到他的海外省市的民主思想以及後來香港建立後維多利亞倫理的影響，給澳門社會帶來了新面貌。前面幾個世紀中受到如此輕視的家庭道德觀在上層社會裡也被嚴格遵守，這對1876年徹底廢除奴隸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般在資產階級發展時期出現的龐大的家庭開始消失。從此，澳門婦女開始享受一定的獨立，特別是在婚姻方面聘禮取消了。若澤·伊格納希奧·德·安得拉德(José Ignácio de Andrade)在他的“寫自印度和中國的信函”(12)裡就是這樣寫的。

蒸汽船航道開闢後，穿洋過海來到澳門的婦女更多了。在本世紀，爲了輕而易舉地獲得利潤，大批歐洲男女湧進本地區，歐洲婦女與澳門之間的對立反而更加顯著了。

結束語

如果說有一些關於葡萄牙女人在東方即澳門的社會人類學資料的話，上面所述資料也是微不足道和模糊不淸的。儘管記載和列舉了葡萄牙人的男孩子們“nhons”，但在古十戒的資料文獻中沒有發現有關他們的女兒們的資料，即使有一些也是零散和不準確的。但是在旅行家們的傳記中，我們幾乎都找到了對這些女人的描述，儘管作者們因其種族不同而難脫與西方或東方標準的強有力的束縛。本文只是一篇根據一些16至19世紀去過澳門的旅行家們的社會—人類學觀點而作的社會—人類學性質的詳細的閱讀筆記，許多地方還很倉促。

(作者在古本江基金會硏究會上的發言1988年11月4日里斯本)

【參考書目】

若澤·伊格納希奧·德·安得拉德(José Ignácio de Andrade)：《1815至1835年寫自印度和中國的信函》，二集，里斯本1847。G·阿拉戈(G. Arago)：《世界之遊1817—1820》，二集，巴黎，1822。

貢德·德·阿爾努索(Conde de Arnoso)：《世界之旅》，葡萄牙出版公司，波爾圖，1916。

杜阿爾特·巴爾博薩(Duarte Barbosa)：《中國之旅》(……)倫敦，1804。

毛里底烏斯·阿烏古期托斯·貢特·德·本尤夫斯基(Maurtit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的回憶和旅行》，據原文翻譯，二集，G. G. J. 和J. Robinson印刷；Pater Noster Row ，1789(另有法文、德文和波蘭文譯本)。

安東尼·博卡羅(Antõnio Bocarro)《安東尼奧，博卡羅編輯的印度歷史的第12個10年間》，里斯本，皇家科學院印刷，DccLxxvI。

維廉，伊希蘭兹·彭特科爾(Willem Ysbrantz Bontekoe)：“《東印度遊之回憶錄1618—1626》據荷蘭歷史和倫敦大學研究院”譯編(……)倫敦，喬治，路特和Sons有限公司，1929。

路易斯·德·卡蒙斯(Luis de Camões)信函《卡蒙斯全集》“Sá da Coste”經典著作選，里斯本，1942。

卡洛斯·若澤·卡爾德依拉(Carlos José Caldeira)：《里斯本至中國和中國至里斯本旅行記》里斯本，1852。

熱梅利·德·卡雷利(Gemelli de Careri)：《環遊世界》，1699至1700，那不斯，熱烏塞貝，羅塞利印刷，六集。

P·卡爾特雷特(P. Carteret)：《旅行記(1766—1769》，二集，巴黎，1774。

張汝霖和印光任(Cheong Ü Lam和Ian Kuong Iam)：《澳門記略》(著於18世記)，乾隆(1736—1796)15年和嘉慶(1796—1820)5年，由香港的中國佛教書店出版，(1751木刻第一版，1801年更加完整的木刻第二版，1881年木刻第三全集。

張汝霖和印任：《澳門專集》，路易斯·貢薩卡·戈麥斯譯，澳門，1950年，官印局印刷。

Capt，簡姆斯·科克(Capt James Cook)：科克的第三次旅行(……)》，據英文翻譯，巴黎，1785。

M·德龍(M·Dellon)：《記東印度之旅》巴黎，1685。董·拉發耶·蒂亞斯·阿雷娜斯(Dong Rafael Diaz Arenas)：《從馬尼拉經中國、巴達維亞、巴西和葡萄牙至加的斯有趣的旅行(……)，由D·D·Ferós印刷，加的斯，1839。

尼庫拉·費爾南德斯·牛塞卡(Nicolau Fernandes Fonseca)：《1774年旅行日紀》，由馬努埃爾，特謝依拉改編為《18世記的澳門》，澳門官印局，1984。

S·費蘭索·費羅熱(S·François Froger)：《第一次法國至中國的旅行記事(……)》，(1698,1699和1700)，萊比錫，1926。

J·H·克羅塞(J·H·Grose)：《東印度之旅(……)》；據原英文版譯，倫敦，MDCCL VIII·

查爾斯·路易斯·若澤夫·德·吉克內斯(Charles Louis Joseph de Guignes)：《北京、馬尼拉之遊(……)1784至1801》，巴黎，皇家印刷社，1803，三集。

A·E·霍克格斯特(A·E·Van Braan Houckgeest)《1794—1795年從東印度、荷蘭朝著中國皇帝的旅行》，費城，1798。Sir·亞力山大·阿米爾通(Sr·Alexander Hamilton)《東印度的新認識》(18世記頭25)年，倫敦，1726。

巴隆·德·胡布內爾(Baron de Hubner)：《世界之旅1871》，巴黎，1877。

郎格斯多福(Langsdorff)：《世界多處航海及旅行》；二集，倫敦，1813。

拉布拉塞(Laplace)：《世界之航行》，(1803至1832)：巴黎，1833。

F·皮拉特·德·拉瓦爾(F·Pyrard de Laval)：《弗郎西斯科·皮拉特·拉瓦爾之旅(1601—1611)》；由若阿金·埃利多羅達·庫尼亞·里瓦拉校注葡文版；文明書店出片版，波爾圖，1944。

Pe·熱羅尼莫·羅博(Pe Jerónimo Lobo)：《貢薩爾斯·達·科斯塔的《葡萄牙在非洲)一書中的《Pe·熱羅尼莫，羅博旅行記)，第22集，141—145頁，里斯本，1965年。

J·H·德、林斯霍登(J·H·de Linschoten)：《東印度(……)航行史》(法文本)，阿姆斯特丹，1601。

馬加內伊勳爵(Lord Macartney)：《從中國內地至韃靼的旅行記——1792至1794》，五冊，巴黎，1804。

弗雷依·若澤·德·耶蘇斯·馬利亞(Frei José de Jesus Maria)：《中國和日本之亞洲，(1745)》，經C·R·Boxer出版，注釋；11集，第230至232頁，澳門，1940。

庫斯托迪奧·德·梅羅(Custódio de Mello)：《環球21日(……)》，里約熱內盧，1896。

簡，莫格特(Jean Moquet)：《航行(……)》，巴黎，1830。

彼得，蒙蒂(Peter Mundy)：《彼得、蒙蒂旅行記(1658至1667)》五集，由R·C登布勒先生和L安斯特小姐出版，Hakliy協會，倫敦1919。.

R·德·納維里(R·de Navery)：《卡蒙斯旅行記》，巴黎，1880阿費雷多，奧皮索(Alfredo Opisso)：《印度》(……)，巴塞羅斯，1896。

羅伯特·卑爾塞瓦爾(Robert Percival)：《錫蘭之旅1797至1800》二冊，巴黎，1803。

A·費利西諾·馬克思·彼雷依拉(A·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1860年乘D·若奧二世巡洋艦至日本首府之旅行》，里斯本，1863。

費爾南·門德斯·平度(Fernaõ Mendes Pinto)：《費爾南·門德斯·平度遊記》，1678，發表於里斯本(第67章)。

布雷澳斯特(Prévost)：《旅行總記》，六集(目綠)，澳門；第I. VI. IX. 和XI，巴黎MDCCLXL。

卡米勒，羅格福爾(Camille Roquefeuil)：《環球旅行記1816至1819)倫敦，1823。

卡爾，斯謝澤爾(Karl Van Scherzer)：《叙述(……)，三集，倫敦，1861—63。

Pe·費郎西斯科·德·索烏薩(Pe Francisco de Sousa)：《被征服的東方(……)》，1710，里斯本出版。

喬治，斯塔通(Sin George Stauton，1794年馬卡內依勳爵使團秘書)《使圑對大不列顛國王和中國皇帝的正确認識》，倫敦，1792，第二集589至590頁及第三集第437頁。

簡·巴布蒂斯特·塔維爾尼埃(Jean Baptiste Tavernier)：《歷時四十年之久的土耳其，波斯，印度之六次旅行(……)《巴黎》MDDDXII'第128起。

埃貝內澤·托恩森得Jr(Ebenezer Townsend Jr)：《埃貝內澤，托恩森得Jr先生在《海王星號船上任銷售長官時的原始日記》，1797至1799。

田光明譯

【註】

(1)只引用我們認爲在16至18世記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及某些19世紀吏爲詳細叙述的作者，省略了很多其它的，可以說是更多的描述過16至20世記中澳門生活的某些側面的作者。

(2)《費爾南·門德斯·平度遊記》和他所著的《據說(……)》，里斯本，安東尼奧，克拉斯具克，德梅羅出版社，殿下印刷局自費出版，1678，第L X X章，97頁。

(3)A·博卡羅《印度之城堡》，埃武拉區圖書檔案館，手抄本CXV/2—1(1635)。

(4)同(2)。

(5)可能指奴隸或中國女傭或僅僅是從寧波(Ning Po)帶來的姑娘—中國傳統宴會上的舞女。

(6)J·H·林斯霍登；《荷蘭J·H·林斯霍登航海記，朝著東方(……)》阿姆斯特丹。第三增印版，1638,84至85頁(1601第一版)。

(7)R·C登布勒先生和L安斯特小姐《彼得、蒙蒂旅行記(1628至1677》五集，Hakluyt協會，倫敦1919第三集，第二部分第159至316頁(描寫1637年的澳門)·彼得·蒙蒂於1635年7月5日來到澳門，幷於1638年1月返回英國(Pe·馬努埃爾·特依謝拉：《幾個世記以來的澳門》，澳門，官印局，1977，第17頁)

(8)亞歷山大·阿米爾通(Sir Alexandre Hamilton)：《東印度的新認識(……)》，1727。

(9)《澳門記略》(17551年木刻第1版、1801年第二版和1881年第3版)。

(10)指婦女們當時從事的針線活，包括在白布上繡花、服飾上鑲繡各種小珠子或金線。

(11)許多平民被授予高貴榮譽的名號，作爲對他們對王國的卓越貢獻的賞賜，在澳門，貢獻是指巨大的贈品，而不是戰品。

(12)指博卡熱所描述的果阿的混血種；詩集《Sá da Costa經典作選》，里斯本，1943百19頁。

(13)若澤，依格納希奧·德·安得拉德：《1815年至1835年間寫自印度和中國的信函》，二集，里斯本，1847。

*安娜·瑪利亞·阿馬羅(Ana Maria Amaro)，社會和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人類學系)：東方基金會東方研究中心研究員。發表過很多作品，特别是有關澳門人種爲題材的作品。獲新里斯本大學社會及文科學院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