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漢學的生命力

任繼愈*

漢學(中國學)記載著中華民族文化創造的成果。中華民族有文字可考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六千年前。世界上創造過燦爛文化的民族和地區不少,不止中華民族一家,有些古老的文化,沒有繼續發展下來,中途消逝了,僅僅成為考古的對象;有些民族和地區的文化,崛起於近代,它們的遠古情况則渺茫難考。只有中華民族的文化,經歷了幾千年的風風雨雨,它還活着,不但活着,而且隨着時代的變遷不斷更新其內容,繼續發展,生命力長久不衰。古人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正好說明這種世界少有的奇特文化現象。

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與其它文化系發生聯繫,並引起注意,是秦漢以後的事。秦漢統一中國以前,衆多諸侯國林立,國家小,人口少,不能形成集中、凝聚的力量,各國戰爭此起彼伏。秦漢開始,中國歷史進入新階段。中華民族開始形成,其活動範圍基本上以黃河及長江流域為中心,由中原地區向周邊輻射。蕃衍生息於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衆多民族相互學習,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在漫長的歷史時期,發展了自己,壯大了群體。

秦漢統一,奠定了此後兩千年的政治格局。歷代帝王有漢族的,也有非漢族的。不論哪一個民族的人當皇帝,都要吸收多民族的人材參加中央及地方政權管理,都致力於維護大一統的國家體制,使它的統一職能不斷得到完善。二千年間,不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舉國上下已取得共識,認為國家統一是正常的,分裂割據是不正常的。(1)

秦漢統一的利弊,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2)有人認為大一統的局面,思想定於一尊,學術思想不及春秋戰國時期活躍,不利於學術發展。這種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為甚麼要爭鳴?他們爭論的中心議題是甚麼?只要細看諸子百家共同關心的問題,不難發現,他們爭論都是如何建立大一統的國家,建成後如何管理的問題。孔、孟、荀、墨、韓非都提出了他們統一的方案。貌似超脫的老子、莊子也設計了他們治理天下的藍圖,並不是不要統一。(3)

秦漢統一是大勢所趨。這一歷史事件,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歷史通過秦始皇、漢劉邦個人貪婪的野心,推動了歷史前進。王夫之在他的《讀通鑒論》中說“秦以私天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這個見解是比較深刻的。

秦統一漢以後,使生活在政府有效統治區域的人民至少得到以下五個方面的利益:

1、較大範圍的物資流通,如南方的茶、木材,沿海的鹽、北方的鐵、西北的畜牧產品,得以互通有無;

2、集中全國人力、物力,建設宏大工程。如統籌上下游的利益,治理河道,統一指揮防洪排澇,興修水利,救災度荒,以豐補歉,減少自然災害給群衆造成的損失,有利於生產;

3、有統一的政府,對內防止內戰,對外更有效地防止外來武力掠奪。人民的生命財產得到保護。我國人口第一次超過五千萬在漢朝,第二次超過五千萬在唐朝,都出現在全國統一、政治穩定的時期。

4、集中全國的財力和人力興辦一些大型工程建設和文化建設。如修築萬里長城,開掘貫穿南北的大運河,纂輯大型文化叢書、類書,為人類積累了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5、國家統一安定,有利於更好地開展國際交流(經濟的、文化的),開拓視野,充實民族思想文化寶庫。

比起春秋戰國時期,秦漢及以後各代雖然思想不甚活躍,但從人民得到的實際利益來看,大一統的集權制度仍有可取之處。歷代統治者為了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不斷總結經驗,吸取前朝覆敗的教訓,調整政策,構建理論,從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哲學(4)和史學。中國古代哲學主要講的是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它是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人生價值論的複合體。中國古代史學範圍也比今天的史學廣泛,它是治國經驗學。司馬光寫了一部編年史——《資治通鑒》,編史的目的在於“資治”,其實,《二十四史》都是用來“資治”的。

中國古代生產方式是小農自然經濟,它是各自獨立、相互隔絕、分散經營的。小農自然經濟本來不利於建立大一統的封建大國,中國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得以不斷鞏固和發展,主要靠中央政府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政治的高度集中,經濟的極端分散,這兩者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構成了秦漢以來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對基本矛盾。強化政治統一,不能專用武力,要文武夾輔,才能相得益彰。秦漢統一,推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多項措施,都收到實效。特別是“書同文”、“行同倫”後來成為中華民族的強力凝聚劑。中國地域遼闊,山川阻隔,風俗不同,方言各異(5)。有了共同使用的漢字,就能有效地推行教育,傳播政令,通行全國,毫無滯礙。如果沒有秦漢以來堅持不懈地推行統一漢字,中國也許要分成幾十個國家,統一漢字對中國大一統政治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中、葡著名學者在澳門。(左起)北京圖書館館長任繼愈、文德泉神父、北京大學敎授季羡林、澳門文化硏究會會長梁披雲。

“行同倫”不像“書同文”那樣有明顯的社會效應,但它起着更深刻的社會影響。它向中華民族系統地灌輸共同的道德觀、社會觀、價值觀,像“三綱”、“五常”原則成為幾千年間穩定社會秩序、協調家庭關係和人際關係的普遍準則。違背了“三綱”規範,凡被公認為不“忠”、不“孝”的人,就很難在社會立足。“夷夏之辨”是中國判斷文明先進與野蠻落後的界限,區別夷夏的標準,不只是種族血統,更看重文化體系。

兩千多年大一統的中國歷史現實,決定着中華民族文化的特點和發展道路。

漢學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不自今始。遠在十三世紀,經過西方傳教士和商人的介绍,已經引起西方人的興趣。隨着世界交往日益頻繁,特別在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國一國的治亂安危已不止是一國之內的事,影響到它的四鄰甚至遙遠的大洋彼岸。它的一舉一動,無不與世界息息相關。漢學貌似“古”學,實係“新”學。

研究漢學,在當今有兩支大軍,一支在國內,一支在國外。十九世紀的國外漢學研究者,偏重在古代,新中國成立後,西方研究者的注意力更多偏重在中國的現狀,也有對現狀研究不斷發掘,進而追溯到古代的。西方學者接受近現代科學方法的訓練,又由於他們置身局外,在廬山以外看廬山(6),有些問題國內學者司空見慣,習而不察,國外學者發揮他們的優勢,往往探驪得珠。如語言學、民俗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諸多領域,時時迸發出耀眼的火花。

身在國內的學者,生於斯,長於斯,他們不像外地遊客初次踏上這塊土地所感受的新鮮感,但是他們飽受中華文化的陶冶,對中國的社會、歷史、人情、風俗、傳統文化各個方面的總體感受又是外國學者無法領會的。對文化現象的價值觀、道德意識,褒貶分寸,更深層次理解,往往不是站在岸邊的觀潮者所能理解的。像“自由”、“平等”已成為全世界共同使用的概念,近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遭受外來侵略勢力的欺凌,中國人(當然包括中國學者)對“自由”、“平等”的理解和不生活在中國的旅遊者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已不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正如研究莎士比亞,不能只看作英國人的事,研究歌德不能只看作德國人的事,研究敦煌學不能只看作中國人的事一樣。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每一個分享者都有責任來研究,一切研究者都有發言權。

學術界有些人習慣於用凝固的觀點來看待中國文化,比如常有人說,“孔子儒家思想影響了中國二千年。”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情况的。因為二千年來,孔子和儒家思想並不是一直不衰,儒家學說,最明顯的變化有三次。漢武帝獨尊儒術,尊奉的是漢代神學經學的儒,與春秋時期孔孟思想相去甚遠,中間把漢代流行的陰陽五行、神仙巫術等社會思潮擠進了儒家體系。秦始皇所坑的儒生,多數屬燕趙的方士儒,而不盡是孔孟學派的儒。儒家思想經歷了魏晉玄學,隋唐佛教的衝擊,大大衰落了,正如韓愈所說的,儒家之學“火於秦,佛於晉、魏、梁、隋之間”,韓愈生活的唐朝,儒家在三教(佛、道、儒)中的次序,排在最末的第三位。到了宋朝才得到重視。宋儒顯然不同於漢儒和春秋時期的孔子儒,而是經過佛教、道教洗禮的儒,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宗教修煉的一些內容,成為體系完整的儒教。宋儒創建的儒教經歷了元、明、清三朝,持續了七、八百年。名義上都稱為“儒”,可是孔子的儒、董仲舒的儒、朱熹的儒分屬三個時期,其內容和面貌迥然不同。這又怎能說孔子的思想在中國影響了二千年而不衰呢?(7)

中國學是活着的學問,它不是僵化的、靜止的、任人擺佈的陳列品,它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前面所說,儒家沒有二千多年的長壽,二千多年間隨時增加了不同時代的新內容。這些新內容雖非儒家所固有,卻是中華民族文化生存、發展所必須的。這也正是漢學生命力之所在。研究孔孟的儒、董仲舒的儒、朱熹的儒,都屬於漢學的範圍,無論哪一種儒,都將有助於瞭解中國文化的精華部份。

反映中華民族的文化的漢學還活着,並不斷發展,還在於它善於結合自身的情况及時吸收外來文化為自己所用。熟悉中國歷史的都會發現,外來文化傳入中國後多少總要有些改變,與原來的文化不盡相同,也有被改變得面目全非的。如古代流行於印度次大陸的佛教,傳入中國就變成了“中國佛教”,中國佛教是中國化了的佛教,有人對此不滿意,認為印度佛教在中國走了樣,而在我看來,恰恰是這種走了樣的中國佛教更能顯示中國文化的特色。抓住中國文化的特色,應該是漢學研究的關鍵。中華民族善於把繼承與創新相結合。表面看來,它極端穩定,卻隨時進行着潛在的變革。這當然增加了漢學研究的難度,克服難關,勢必促進漢學研究方法的深入和發展。

中華民族有六千年之久的文明史,多數漢學研究者集中於秦漢以後這兩千多年。這種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好比開礦,採掘者當然對富礦更感興趣。事實上,秦漢建立了大一統的封建國家,找到了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制。國家完成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處的時候,往往出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高潮。因為政府利用大一統的優勢,集中物力、財力,發揮人才智力,從而創造出人類奇蹟。如果在政權分裂戰亂頻繁的情况下,去發展文化是不可想象的。

二千多年來的許多偉大成就,已載入史册,成為過去。過去的文明成就,表現出當時的社會結構各方面的時代精神的內容。這都是漢學研究的對象。

作為生活在中國的學者,我們不能滿足於歌頌過去,追慕遠古的光榮業績。我們研究中國的文化,是在總結過去已有的成就的基礎上,創造未來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正如本文一開始就指出的,漢學是活着的學問,不是凝固的歷史的陳蹟。漢學的生命力來自中華民族的生命力。殷商的甲骨文所記載的內容與今天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語言文字有着一脈相承的血肉關係,絕不是有些人認為的是死文字,僅僅是考古學的對象,它在中國漢學家心目中的地位和實際作用與後代學者研究蘇美爾人創造的、後來流行於古巴比倫、亞述等地的楔形圖版文字的作用和現實意義大不一樣。

我們還要指出,中華民族的文化,有自己的傳統部份,也有隨時吸收、融會外來文化部份。自從中外文化發生密切交往關係以來,外國文化通過與中國固有文化的交融,有的已成為新的中國文化。也就是說“漢學”範圍應不限於中土固有的文化,也要包括已經中國化的外來文化。這種現象,在過去的中國歷史早已如此,只是年代久了,人們不覺得它是外來文化,正如中國人對待佛教文化,已把它當成中國文化的一部份,對釋迦牟尼,並不把他當做外國人,而是把他與中國的孔子、老子並稱為“三聖”。中國佛教已成為理所當然的漢學研究的對象。

西方的文學、藝術、哲學思想,有的在中國已產生廣泛的影響,有的已生了根。以近代中國哲學為例,“中國哲學”固然包括傳統的孔孟老莊、程朱陸王,但是近百年來中國哲學已吸收了不少西方哲學的內容並使它融會到中國哲學中去。如康有為的《大同書》、譚嗣同的《仁學》,它們曾吸收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學,新舊約以及空想社會主義等內容,都超出了舊有“中國哲學”的領地,開始走向世界。瞻望未來,漢學研究的對象和範圍正在演變中,這是今後漢學研究勢必碰到的新課題。我們要滿懷信心的迎接這一新形勢,開創漢學研究的新天地。

(1993年2月)

【註】

(1)從秦漢到辛亥革命,二千年間,基本上是統一的,最長的一段分裂時期是南北朝,也只有三百多年。南北分裂時期,南方曾有兩次北伐,北方有一次南伐。雙方都有結束分裂,完成統一的願望,由於條件不具備,雙方的企圖都未實現。

(2)設想秦漢不統一的結果,把沒有出現的事實作爲推論的基礎,這個方法是不科學的,只能流於空論。

(3)老子講的“小國寡民”,是指基層鄉村組織要小,至於管理“天下”,還得要無爲爲治的聖人、聖王。

(4)古代中國沒有相當於今天“哲學”的學問,古人稱之爲道學、經世之學、理學,或稱之爲“道術”。

(5)地下出土的戰國時期的竹簡文字,因爲當時各國文字尚未統一,有的字已不能辨識。

(6)宋人蘇軾有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

(7)有人認爲中國二千年來都以儒家思想爲主導思想,都是專制主義制度,等等,實際上,儒家在變,專制主義制度也在變。

*任繼愈,北京圖書館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所長,澳門文化研究會名譽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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