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與暹羅的首次交往始於14世紀初葉，確切地說，是在1511年，當時總督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正率領人馬對馬六甲進行圍攻。由於暹羅在當地區域中佔一有重要地位，而且正與自15世紀末開始反叛它的屬地馬六甲蘇丹國大動干戈，因此阿豐索·德·阿爾布爾克總督決定派遣一名使者赴暹羅的首都大城府，以圖建立友好關係並爭取暹羅支持葡萄牙人對馬六甲所採取的行動。
這項使命落在了杜阿爾特·費爾南德斯的肩上。使命除政治目的以外，一開始就包含了貿易目的，因為貿易是驅使葡萄牙尋找東方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他們一開始就對暹羅頗有興趣，視其為未來良好的貿易伙伴。
暹羅國王拉瑪蒂菩薩二世(Ramathibodi II，1491-1597)盛情迎接了杜阿爾特·費爾南德斯的使團，因為他很清楚裝備著精良火器的葡萄牙人將是亞洲地區的一支新生力量，與其保持良好的關係無疑是上策。為表善意，他決定向馬六甲派遣一名暹羅使者。
暹羅國王的友好姿態使阿豐索總督趕緊趁熱打鐵，他於1512年初又向大城府派去了一個由七名葡萄牙人組成的外交使團，為首的名叫安東尼奧·德·米蘭達·阿塞維多。
暹羅國王再次熱情地接待了葡萄牙人，並且接受了他們提出來建立友好關係和進行貿易往來的建議。(1)
雙方達成共識為開展貿易鋪平了道路，暹羅於1513年首先向馬六甲運送了一船大米，馬六甲的駐守長官魯伊·德·布里托·巴塔林也向暹羅送去了三船馬六甲的土產。(2)
然而，葡萄牙很快就發現他們同大城府的貿易並非像當初想象得那樣受益無窮。實際上，暹羅是一個原始的農業國，貿易欠發達，而且被王室控制著，尤其是與他國貿易更是如此。此外，暹羅並不盛產諸如香料這類葡萄牙王室感興趣的有價值的物產，它只出產糧食(主要是大米)、安息香、生漆、蘆薈、檀香木、麝香、錫、鉛以及少量的金、銀、象牙、鹿皮和絲綢，這些物產對葡萄牙王室參與其間的跨陸貿易來說並不重要。
因此，葡萄牙人在馬六甲的地位得到鞏固之後，便很快對與暹羅之間的貿易喪失了興趣，貿易範圍縮小至一些特殊商品。
如果說對大宗香料的渴求是葡萄牙王室對東方產生興趣最主要的原因，那麼來到印度支那的葡萄牙人當然是來經商的，為的是換取亞洲的物產。這些葡萄牙人，無論是為王室效力的使臣，還是民間商人，都在迅速地開展著各自的貿易活動。
這些葡萄牙人的商業利益全集中在亞洲地區，與暹羅進行貿易對他們頗有吸引力。這樣，阿豐索·德·阿爾布爾克與其繼任者羅伯斯·蘇亞雷斯所建立起來的官方貿易渠道立即被他們這樣的民間商人利用起來。1516年，他們紛紛來到暹羅，受到了暹羅王室的歡迎，因為暹羅人相信葡萄牙人的到來會使他們學習到先進的火器技術。
雖然史料不足但已可證明16世紀上半葉，來到暹羅的葡蔔牙人日漸增多，他們利用暹羅的西海岸，特別是典那沙冷填、土瓦、普吉府等城市以及東海岸從事海上貿易。
葡萄牙人在暹羅東海岸的貿易活動主要在大城府和那空是貪嗎叻府之間進行，並且同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商人經常來到暹羅，用中國漂亮的絲綢和瓷器來換取暹羅的錫、象牙和檀香木。中國人的商品除滿足暹羅人的需要之外，還有一部分便落在了中間商的手裡。同樣想得到珍貴的中國商品的葡萄牙商人很早就意識到了暹羅在與中國進行貿易方面所佔有的得天獨厚的位置，他們為了獲得中國商品，或者說為了用暹羅的商品換取中國的商品，便開始在暹羅東西海岸的港口鞏固自己的地位。
根據迪戈·多維托的記載，葡萄牙人利用暹羅的港口同中國進行貿易的嘗試是失敗的，其原因主要是氣候條件惡劣。1 542年，安東尼奧·達·莫塔·弗朗西斯科·塞莫托和安東尼奧·佩索托從暹羅的大城府出發，前往中國進行貿易，但惡劣的氣候卻把他們帶到了日本，使他們成為第一次踏足日本的葡萄牙人。他們因禍得福，在日本成功地進行了貿易，爾後帶著喜訊回到了馬六甲。(3)
從此之後，葡萄牙人知道了與日本大有生意可做，因為日本的主要商品是同中國進行貿易時不可缺少的銀。他們還證實了一個在民間商人當中不脛而走的消息，即暹羅的檀香木，象牙和鹿皮在日本頗受市場。(4)
這一消息無疑使葡萄牙人與暹羅東海岸港口的交往更加頻繁了，至16世紀上半葉末，在大城府的葡萄牙商人已達到100多人。(5)
不幸的是，有關葡萄牙人在暹羅和日本之間進行貿易的詳盡記載十分鮮見，可以看到的只有兩處。第一處見於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記載，這位《周遊記》的作者曾於1542年和兩位葡萄牙人一起到過大城府，之後他的兩位同伴轉道去了日本，行前還向他借了一佰克魯扎多，以便購買暹羅的商品然後同其他七、八位同伴去日本做生意。(6)第二處記載描述了一艘以貢薩羅·瓦斯·德·卡爾瓦略(7)為船長的葡萄牙帆船於1563年停泊在日本橫濱時的情況。史料的匱乏是可以理解的，由於在此時期海上貿易活動多屬私人性質，因此在官方的書信往來中很少被提及。
自從16世紀中葉開始，緬甸對暹羅形成了威脅，但這絲毫沒有減退葡萄牙利用大城府進行貿易的興趣，只是在1569年，暹羅王國被緬甸推翻之後，暹羅西海岸的貿易活動才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事實上，緬甸人的破壞行動引起了動蕩不安，使得採購和生產用於對日貿易商品的活動陷入了困境，蔔萄牙商人也不得不暫時撤離了暹羅的港口。
到了16世紀80年代，這一情況有所改變。暹羅掀起了風起雲涌的民族解放運動，並於1593年趕走了緬甸人。葡萄牙人很快又回到了暹羅的港口，重操舊業。雖然信息不通，但是葡萄牙王室還是注意了葡萄牙商人在暹羅與日本之間所進行的貿易活動，為了試圖協調這些貿易活動，葡王室決定馬六甲和大城府之間開闢專營航線。(8)
專營航線的經營者用船把孟加拉的服裝和馬爾代夫群島的海產運往暹羅，換取當地的檀香木、鉛、鹿皮、彩綢和其它物品，然後把它們運往日本。(9)
暹羅與馬六甲之間航線的開闢對果阿、澳門和日本之間的航線起到了補充作用，而且這是葡萄牙人在遠東開闢的所有的航線中最獲利的一條，因為通過它，品種繁多的商品可以運往日本了。每次暹羅之行可以獲利近1500克魯扎多之多，如航線的專營者沒有興趣或條件不允許自己販運，還可把航運權轉讓，轉讓費可達500克魯扎多。(10)
從《皇家記事》可看到，1584～88年之間，同暹羅共進行了四次海上貿易。葡萄牙王室也許還特許進行了另外的海上貿易，比如印度總督同暹羅進行的貿易，但都未記錄下來。(11)
與暹羅進行海上貿易的統計
經營者 年代 航行次數
迪哥·佩雷拉·蒂波 1584 2
路易斯·博爾赫斯 1584 2
安東尼奧·利貝羅 1586 3
彼得羅·阿爾維斯 1588 2
維森特·羅德里格斯與其船員們的《日本旅行指南》
這是在葡萄牙印刷的第一部《日本旅行指南》
10世紀末，其他歐洲人，主要是荷蘭人也陸續來到遠東，打破了葡萄牙人一統天下的局面。1580年，葡萄牙為西班牙王室所統治，荷蘭人藉此而把葡萄牙人視為自己的敵人，並開始策劃把葡萄牙人在東方開闢的貿易航線，其中包括通往日本的航線據為己有。他們深知暹羅的商品在對日貿易中的重要性，因此他們在暹羅的港口築營扎寨，並於1608年在大城府建立了一個貿易市場。
荷蘭人在暹羅西海岸和暹羅灣立足之後，葡萄牙人在馬六甲、大城府和日本之間進行貿易活動受到了騷擾。有史料表明，葡萄牙人在17世紀初放棄了這一貿易活動。(12)20年後，也就是1625年，暹羅國王對荷蘭人在其沿海領域的勢力擴張已頗有微詞，葡萄牙人想乘此機會恢復通往大城府的海上航線(13)，但未能成事，因為沒有人毛遂自薦去完成這一使命，人們都擔心自己的貨船在航行中被荷蘭人掠走(14)。直到1639年海上貿易依舊陷於停頓狀態，而日本人由於宗教的原因也不再歡迎葡人的到來。
至於葡萄牙人在暹羅和日本之間所從事的民間貿易，也受到荷蘭人的大肆干擾，到了17世紀初，這種貿易已經絕跡。
大城府的葡萄牙商人更愿意從事一些短途的海上貿易以免引起荷蘭人的不滿。17世紀下半葉(1669)年，葡萄牙和荷蘭簽訂和平協議，兩國商人開始一起進行海上貿易活動。
雖然日本對葡萄牙人關閉上大門，但暹羅的商品在對日貿易中依舊佔有重要地位。葡萄牙王室不僅對這一點心知肚明，而且還清楚荷蘭人同暹羅之間的貿易是其對日貿易的後盾。因此，唐·菲力佩·德·馬斯卡雷亞總督曾陳說利害，力主亞洲一些比較強大的國家，特別是暹羅趕走荷蘭人，並為此在1646年派遣弗朗西斯科·古得林·德·馬加吉斯作為特使前往大城府，勤說巴莫薩國王把“歐洲來的敵人”從暹羅的港口趕走，然後由葡萄牙人來直接從事暹羅與日本之間的海上貿易。(15)
在日本對葡萄牙人實行關門政策的情況下，這一旨在破壞荷蘭人的貿易活動並保證葡萄牙在暹羅的幫助下獲取日本的白銀的計劃是不會成功的。巴莫薩國王清楚葡萄牙在印度的屬地力量衰弱，因此並沒有去驅趕荷蘭人。日本繼續對葡萄牙人緊閉國門，葡萄牙人再也沒有恢復其在暹羅和日本之間所進行的貿易。
姚京明譯
【註】
(1)有關葡萄牙派駐邏羅外交使用的詳情可參閱瑪麗婭·德·貢薩松·弗洛爾在新里斯本大學人文科學撰寫的題為《16世紀期間葡萄牙人和暹羅的關系》的碩士論文，第26-31頁，里斯本1991年版。
(2)同上第35頁。
(3)見迪戈·多維托所著《亞洲》一書。
(4)來到中國沿海的葡萄牙商人都知道暹羅的商品在日本是有銷路的。雖然明朝政府於1480年下令不許日本人進入其港口，但中國商人依舊和日本人大做絲綢生意。他們的生意還包括從暹羅運來的檀香木、鹿皮、象牙等商品，當時暹羅與中國是一種臣屬關係，這使中國商人們從中獲得不少好處。其實安東尼奧·達·莫塔等人的中國之行可能不像迪戈·多維托說得那樣艱難。
(5)根據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其《周游記》中提供的材料，1545年左右，來到暹羅(主要是大城府)的葡萄牙人有170人，1547年有130人，見《周游記》第181頁至183頁。迪哥多·多維托較為保守，他估計1549年緬甸人入侵暹羅期間大城府的葡萄牙人有50名，見《亞洲》一書。但應指出是由於戰亂的原因，一些葡萄牙人可能離開了大城府。
(6)見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周游記》第183頁。
(7)見鮑克爾·查爾斯《The Great Ship of Amacon》第28頁，澳門文化司署1988出版。
(8)專營制始於16世紀下半葉，當時的葡萄牙王室不願意負擔在東方進行海上貿易的費用，因此把專營權轉讓給民間商人。商人們使用自己的船只進行貿易，王室不支付任何酬金。但專營不是強製性的，如專營者無意進行進種貿易，可以把專營權出售給第三者。
(9)見弗朗西斯科·門德斯·達·路斯所著《葡萄牙王室在印度各地所建立城市，城堡和所設之官職以及其重要性》一書，里斯本海外歷史研究中心1960年出版。
(10)同上
(11)見唐·菲力佩一世的《王室檔案》，這一文件記述了兩次從暹羅到日本的專營海上貿易。
(12)見唐·菲力佩三世在1625年3月20日寫給唐·弗朗西斯科·達伽馬的信。
(13)見唐·菲力佩三世在1627年2月24日寫給唐·弗朗西斯科·德·馬斯卡雷亞的信。
(14)唐·弗朗西斯科·達伽馬1626年4月15日自果阿寫給唐·菲力佩三世國王的信。
(15)見弗朗西斯科·古得林·德·馬加吉斯大使致暹羅國王和果阿國王的信，《秘聞錄》第一卷第83頁至84頁。
*Conceicao Flores，新里斯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系葡萄牙海外大發現與擴張專題研究生，東方基金學獎學金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