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媽閣摩崖第一詩考釋

汪欣欣 鄧景濱

 

[附圖1]“海覺”石刻左下角即為嘉慶五年(1800)修築的圍牆

[附圖1]“海覺”石刻左下角即為嘉慶五年(1800)修築的圍牆

媽閣廟是澳門歷史最為悠久的古剎,也是澳門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景點。在媽閣廟的後山坡上,有二十四首文人墨客遣興題詠的摩崖石刻。其中,刻於清乾隆三年仲夏 (1738) 的〈水碧沙明遠映鮮〉一詩為最古老,堪稱“媽閣摩崖第一詩”。這首石刻詩原本位於最古題字石刻“海覺”二字之下 [見附圖1]。前者詩意盎然,後者古樸恢弘,相映成趣。嘉慶五年 (1800),為保護廟產,媽閣廟以“海覺”二字所在巨石為軸線,左右修築圍墻,“海覺”石下端的“第一詩”因位置略低而被圍墻石塊所堵。於是,時人便在海覺石外數十米處另覓巨石重刻此詩,這就是目前所看到的“嘉慶五年孟冬區宏秀重勒”(1) 的媽閣第一詩 [見附圖2],而原詩則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下,祇剩下“海覺”二字古樸依然。

作為澳門重要的文化象徵,媽閣摩崖石刻無疑代表了澳門文化的歷史淵藪,尤其是石刻詩,其以早期的詩歌形態和詩歌面貌反映了這個蓮花半島旖旎的南國風光和豐富的人文生活。後世文人紛紛以此為契機,或步詩唱和,或著書立說,

[附圖2] 嘉庆五年(1800)重勒之林国垣詩位於“海覺”石前十數米的巨石上

形成澳門文學史上異彩斑斕的媽閣文化。可以說,媽閣摩崖石刻是研究澳門清中後期歷史變遷、文人交遊最珍貴的歷史資料。作為媽閣最古老的石刻詩,〈水碧沙明遠映鮮〉一詩的原始蹤跡雖已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殊為可惜;幸而有些澳門當代學者對這首詩有所著錄。但是,由於失去原刻的參照,重刻之詩也因風吹雨打而字跡斑駁,難以辨識,故而不同學者過錄的文本或多或少出現了文字的出入,包括作者的真實姓名、文本中的多處異文以及此詩與“海覺”的關係等。這些均為這首媽閣“第一詩”籠上了歷史的煙霧,給文獻造成了傳承上的疏漏和理解上的困惑。因此,本文旨在梳理這些淹沒於歷史煙塵中的材料,以期能夠清晰明確地還原媽閣“第一詩”原本的刻寫面貌以及其對後世文人詩歌唱和的影響。

“第一詩”的作者

因〈水碧沙明遠映鮮〉詩原刻附有“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勒,林國□題”字樣,故可知題詩者為林氏,但具體姓名在後世流傳的文本中則眾說紛紜。李鵬翥先生在《澳門古今》(1986) 中首先提出了“林國垣”的觀點:“最古的是清乾隆三年仲夏林國垣題的“海覺”二字。”(2) 章文欽則在〈澳門媽祖閣碑刻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1995)一文中明言:“七律中最早者為乾隆三年(1738)林國桓作。”(3) 此文未錄原詩,但其《澳門詩詞箋註》(2003) 則不僅完整記錄此詩,還對詩歌背景做了詳細的描述。在此詩詩題上,章氏註明:“林国桓,生平不詳。”詩後註釋:“詩末刻‘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勒,林國桓題,嘉慶五年孟冬區宏秀重勒。’可知這首詩作於乾隆三年(1738),為媽祖閣石刻詩之最早者。”(4) 這應是對媽閣第一詩的作詩背景較詳細的記述。而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及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1999)附錄所載資料亦與章氏同,寫作“林國桓”。除此之外,張法亭《“詩書傳韻,金石傳聲”—— 澳門古代摩崖石刻文字考釋》(2010)過錄此段文字為“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勒,林國恆題,嘉慶五年孟冬‧宏秀重勒”(5),提出了“林國恆”這一不同的觀點。詳細情況見 [表1]所示:

附圖3] 媽閣康健生石刻詩,其後有“同遊步林國垣原韻”字樣

作為澳門歷史上比較重要的石刻資料,這樣的傳抄錯誤不僅會給後人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同時,錯誤的載錄也會造成文本資料在此後的傳承中以訛傳訛。譬如此後張卓夫《澳門半島石景》(2009)一書就出現了更多的訛誤。其書正文載:“海覺石下觀音殿旁有林國垣題媽閣石壁詩,下欵有‘乾隆三年同海覺勒’字樣,藉此可知‘海覺’二字在1738年已存在。”(6) 註解寫道:“林國桓所題詩云 [⋯⋯]。此詩亦是摩崖各詩中最古的一首。至嘉慶五年,因風雨侵蝕,字跡斑駁不清,乃再由區宏秀重勒。林國桓生平不詳。”(7) 正文記為“林國垣”,註解則為“林國桓”,前後不一。對作者記載出現明顯的錯漏,可以看作是由脫離石刻資料而出現的不嚴謹的記載而導致的。

作為澳門媽閣最古的摩崖石刻詩,原始面貌已隨歷史的塵埃一起湮沒,能從遺留下來的零散資料中打撈蛛絲馬跡,從而還原較為真實的原始資料實屬不易。所以即使現存的資料有諸多疏漏,但毫無疑問,正是因為有這些文本的記錄,才為我們保留了澳門古老的歷史蹤影。作為文化的傳承者和保護者,我們需要對這些歷史資料進行更為科學客觀的辨析和判定,從而呈現精準確鑿的原始文本資料。而釐清這首媽閣第一詩的作者則成為首要解決的問題。

林氏及這首〈水碧沙明遠映鮮〉石刻原詩雖然淹沒於歷史,致使我們很難從這首詩里去尋找作者的生命印記并推斷出確切的題刻者,但是嘉慶五年 (1800) 重勒之詩依然留存在媽閣後山之上,因此,我們首先可以以石刻為史證進行考察,去追尋到林氏的蹤影。嘉慶五年 (1800) 重勒之詩位於“海覺”石刻前方的一方巖石之上,巖石上方為林詩,下方為張道源詩。林詩字跡風化異常嚴重,但詩末“林國垣”三字仍依稀可辨。此外,在二十四首媽閣石刻詩中,留存着一首〈島幽滿泗廟親鮮〉詩,其詩後附註“同遊步林國垣原韻,康健生”[附圖3]。康健生,生卒年不詳,在清代的有關資料中,筆者也未見其生平事蹟。此詩鐫刻於媽閣石階旁的石壁之上,保存完好,字體較為清晰。由詩後所言可知,康健生應該是同林氏一同遊覽媽閣勝景後題詩留念。故而,寫下〈水碧沙明遠映鮮〉這首媽閣第一詩的作者應是“林國垣”無疑。

以文本資料為史證,從“海覺”二字入手,也可發現深藏在歷史文獻深處的真相。“海覺”二字刻於媽閣最高處的石壁上,雖然下無落款,可是作為媽閣最古摩崖石刻,它顯然隱現於歷史的材料中。自南宋紹興二十二年 (1152) 至民國十四年 (1925),澳門地區隸屬香山縣。完稿於民國初年的《香山縣鄉土誌》(佚名) 卷十〈地理〉篇有以下記載:“在娘媽角壁立數十尋,有墨書海覺二字,徑逾丈,題字者不可考。石壁下有林國垣詩,後鐫云: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泐。”(8) 此處言石壁下題詩者為“林國垣”。《鄉土誌》所收史料截止宣統二年,共計手抄十五卷,查其史料的來源主要是《香山縣誌》,“該誌主要是根據《香山縣誌》和《香山縣誌續編》的材料編寫”(9),並對原有內容進行了刪節和補充。而 《續編》實為民国厲式金編纂的民國本《香山縣誌》,但是此誌並未記錄“海覺”及林氏諸事,因此,媽閣海覺石刻 的資料應是出自有清一代的《香山縣誌》。

現存清代《香山縣誌》,自乾隆年間而下共有清暴煜修、李卓揆撰的乾隆本《香山縣誌》,祝淮所編的道光本《香山縣誌》和田明耀修、陳澧等撰的光緒本《香山縣誌》(10) 三種。在這三種縣誌中,道光本《香山縣誌》和光緒本《香山縣誌》均記錄了“海覺”石刻的資料[見附圖4]。成書於光緒五年(1879)的《香山縣誌》卷四〈輿地上‧山川〉載:“海覺石在娘媽角左,壁立數十尋,有墨書‘海覺’二字,徑逾丈。”此段之下註解道:“祝誌云‘墨字者不可考’,石壁下有林國垣詩,云‘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泐’。”(11) 段下註解中所言“祝誌”即為道光八年 (1828) 祝淮所編的《香山縣誌》八卷,可見,此段材料完全摘錄自道光本《香山縣誌》。向上追溯道光本,其卷一〈輿地上〉載:“海覺石在娘媽角左,壁立數十尋,有墨書‘海覺’二字,徑逾丈。”下註:“案:題字者不可考。石壁下有林國垣詩,云‘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泐’。”(12) 此處載為 “林國垣”。乾隆本并沒有載錄“海覺”及林氏相關資料,可見最早記錄此資料的文本即為道光 本《香山縣誌》。道光八年 (1828) 距乾隆三年 (1738) 不足百年,相較於其他文本資料,道光本 《香山縣誌》的這條記錄毫無疑問是迄今有關林氏的最早佐證,也應該最接近乾隆年間的實情。且民國及其之前的史料皆明確記載題詩者為“林國垣”,雖然林氏的生平事蹟暫時無跡可考,但是媽閣第一詩的作者為“林國垣”,應再無異議。

但是於此也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海覺”石壁下的文字完整過錄出來應該是“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泐,林國垣題。嘉慶五年孟冬區宏秀重泐”。這說明嘉慶五年 (1800) 此段文字已出現在石壁之下,但是道光八年 (1828) 祝淮所編的 《香山縣誌》卻僅僅記錄為“石壁下有林國垣詩,云‘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泐”,並無“嘉慶五年孟冬區宏秀重泐”云云,而道光之前的《香山縣誌》也未載錄“海覺“資料,這是否說明祝氏並未對媽閣進行實地勘察,其資料另有文本來 源?這個問題有關《香山縣誌》的成書,尚有待 以後進一步考察。

“第一詩”的異文

 在澳門的近現代歷史資料中,較早完整載錄這首媽閣“第一詩”的應該是1990年由 Manuel Teixeira 撰稿,Maria José de Sena 和金國平翻譯的《媽閣廟/Ma-Kok-Miu : Templo Chinês da Barra/Ma-Kok-Miu : Chinese Temple of Barra》。

此書為葡、中、英三語對照的版本,前半部分對媽閣做了簡略介紹,中間則配有部分清晰的石刻攝影,最後則是石刻的過錄,這對於研究媽閣石刻有較為清晰客觀的參考作用。此書對〈水碧沙明遠映鮮〉載錄如下:

 水碧沙明遠映鮮,蓮花仙島湧漪漣。

岸窮海角應無地,路轉林深別有天。

一任飛潛空際色,半分夷夏雜人煙。

遙心已托南溟外,獨坐松陰覺妙禪。

                         —— 乾隆三年仲夏(13)

 圖片部分並無此詩的石刻攝影,碑文中則未提作詩者何人,但就我們所見,這應是較早載錄此詩的文本資料。

其後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及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1999) 附錄中亦過錄有此詩,全 詩如下:

                   媽閣石刻

 水碧沙闤遠映群,蓮花仙島湧清漣。

岸窮海角應無地,路轉林深別有天。

一任飛潛空際色,半分夷夏雜人煙。

此心已托南溟外,獨坐松蔭覺妙譚。

     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勒,林國桓題 (14)

 

[附圖4] 道光本《香山縣志》,上片載錄了有關“海覺”的資料

而較完善記錄媽閣石刻詩歌的文本資料當是上文提到的章文欽箋註的《澳門詩詞箋註》(2003)四卷。是書記錄了明清至民國文人訪澳諸景留下的有關詩歌,其中過錄媽閣石刻詩歌十餘首。《箋註》分“明清卷”、“晚清卷”及“民國卷”。“明清卷”過錄媽閣石刻詩七首,其中三首同名詩作〈題媽祖閣石壁〉皆作於乾隆年間,分別是林氏出於乾隆三年(1738)的〈水碧沙明遠映鮮〉詩、張道源作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遙轉蓮花島〉詩以及西密揚阿作於乾隆六十年乙卯 (1795)的〈蓮峰浮遠島〉詩,題目均為箋註者所加。《箋註》載錄林詩如下:

               題媽祖閣石壁

水碧沙明遠映鮮,蓮花仙島湧清漣。

岸窮海角應無地,路轉林深別有天。

一任飛潛空際色,半分夷夏雜人煙。

幽心已托南溟外,獨坐松蔭覺妙禪。(15)

除章氏外,上文提到的張卓夫和張法亭也分別在其著述中過錄此詩。張卓夫《澳門半島石景》(2009)過 錄為:

水碧沙明遠映鮮,蓮花仙島湧清漣。

岸窮海角應無地,路轉林深別有天。

一任飛潛空降色,半分夷夏雜人煙。

此心已託南溟外,獨坐松蔭覺妙禪。

張法亭《文字考釋》(2010)過錄為:

水碧沙明遠映鮮,蓮花仙島湧清蓮。

岸窮海角應無地,路轉林深別有天。

一任飛潛空際色,半分夷夏誰人煙。

遙心已托南溟外,獨坐松蔭覺妙禪。

以上大約是有關此詩的較為完整的過錄資料。對比以上五種文獻的記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此詩的多處異文。詳情見 [表2] 所示:

所謂異文,是指古詩文在流傳過程中出現的字句互異現象。因傳抄失誤導致歷來很多古詩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一兩處異文,此詩為石刻詩,因風雨侵蝕而字跡模糊不清,種種原因導致過錄的文本材料出現了異文在所難免,但是僅僅一首詩中出現八處異文,可見抄錄訛誤之嚴重。

對詩文異文的考釋,一般可從三處着手:一為語用習慣,即考察作者的寫作習慣,如用詞、用韻及句法習慣;一為語用推理,即對語義表達進行推理,或者引旁證進行邏輯推理;一為語用環境,即通過對詩作的寫作環境、表達情感等語境進行判定。因除《香山縣誌》外,自乾隆以來相關嶺南著述鮮見林國垣生平記事,且其詩作亦祇此一首,因此,無法根據作者的語用習慣對此詩的異文進行推敲,故而祇能綜合使用語用環境和語用推理進行判定。

首先在首聯中,《文獻匯編》(1999) 中的“沙闤”、“群”兩處顯然係明顯錯誤。林國垣應該是在首句使用“水碧沙明”的詩典。“水碧沙明”出自唐代錢起〈歸雁〉詩:“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卻飛回。”(16) 錢起寫的是洞庭瀟湘水碧,沙白明亮生輝,水暖苔青之景。林國垣借用此句以 “水碧”寫澳門明媚風光,海面微波蕩漾,“沙明”寫海水之澄澈,最後一個“鮮”字,將南海的清新闊朗之氣點綴出來。而《文獻匯編》本的“闤”和“群”字,則用字呆板,句意不通,顯然不能傳達林國垣所要表達的自然清朗之氣。三語對照本的“漪漣”二字亦是如此,“漪漣”是同義合成的名詞,而“清漣”則是形容詞短語,意象更為豐富。“蓮花仙島湧清漣”寫出了明淨水面上的清澈波紋,比之單單使用“漪漣”二字更能體現當時景之秀麗清明和動人。張法亭(2010)過錄為“清蓮”,這和本句之首“蓮”字重複,為詩之大忌,應該不是林國垣原詩之貌。

在頸聯下句中,張法亭《文字考釋》(2010)過錄文字為“誰人煙”,實誤。林國垣在頸聯中顯示了博大包容的胸襟,“一任飛潛空際色”中的“飛潛”即為飛鳥和游魚,如果說曾鞏〈七月十四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詩中所言“山海所錯出,飛潛類如紛”僅僅是客觀的自然之物的描寫,那麼明代劉基的〈自都回至通州寄普達世理原理〉詩之二言“飛潛各有適,分得無外徼”則已蘊含了詩人對世界萬物的人文關懷,飛鳥飛翔於天際,游魚潛藏於海底,各適其適而平和相處。林國垣的“飛潛”之意顯然來源於劉基,它和“夷夏”形成上下文的對照,故而使用“雜人煙”明白昭示着澳門華夷的和平相處及各安其居。再從詩歌的格律平仄看,“誰人煙”三字均為平聲。此詩為七律,絕不可在句末連用三個平聲字,此“三平尾”亦為詩家之大忌。所以,此處不可能是平聲的“誰”字,而應該是仄聲的“雜”字。

尾聯中的“遙心”、“此心”和“幽心”三處異文,筆者以為使用“遙心”為佳。“遙”表自在逍遙。本句之中“南溟”一詞語出《莊子》:“南溟者,天池也。”(17) 此為逍遙大鵬翱翔之所,代表了莊子不拘於世的行跡。林國垣使用“遙心”正是契合“南溟”之意,展示的是神思寄託於萬里之外的一種擺脫束縛、遨遊天地的境界;其出塵之心與神遊之態為此詩平添了幾分灑脫曠達之氣,此非“遙心”不可傳達,也祇有“妙禪”才可領捂;且“遙心”與頸聯“一任飛潛空際色”相呼應,拓展了詩中的意境,而《文獻匯編》(1999)的“妙譚”則不知所云。至於異文“松陰”與“松蔭”,我們以為,此為古今字的使用問題。古字為“陰”,平聲,表“陰陽”、“陰影”之意;今字為“蔭”,仄聲,表樹影之意。從平仄角度推斷,此處應為平聲字,故而使用“松陰”為確。

除了我們的推論之外,這首詩還有更重要的旁證可以佐證。雖然林詩原刻已湮沒在歷史的沉積中,今人過錄的文本除了上文提到版本各異的五種之外,尚未發現其它文本資料,且這幾種文本皆未註明詳細出處,阻斷了追查此詩文本資料源頭的線索。但是,從乾隆三年 (1738) 勒詩至嘉慶五年 (1800) 重刻的半個世紀中,究竟有無此詩的傳抄文本呢?

媽閣石刻詩共計二十四首,其作者多為訪澳詩人,以本地詩人身份留詩於媽閣石壁之上的除海覺寺僧遂昭、暢瀾外,尚有媽閣存詩較多的趙同義和趙元儒。兩人同為澳門望廈趙氏族人。澳門望廈趙氏源於宋朝宗室,約明洪武年間開始居澳,歷代多名人。至清雍正年間,“本地文人趙同義的創作,其詩亦刻於媽祖閣上”(18);乾嘉之際,又有趙元儒,“亦以本地文人的身份在媽祖閣留下四首次張道源詩原韻的五律”(19)。趙同義、趙元儒的詩皆有超然塵世之外的意趣,情景俱佳,屬難得之作。最近,我們從澳門歷史博物館發現博物館館藏《鏡江公詩稿》(手抄本)一卷[見附圖5],是書附錄即有林國垣一詩,其過錄文本如下:

[附圖5] 趙同義手抄林國垣詩 (現藏澳門歷史博物館)

          題澳門媽閣海覺石壁

    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勒 林國垣

水碧沙明遠映鮮,蓮花仙島湧清漣。

岸窮海角應無地,路轉林深別有天。

一任飛潛空際色,半分夷夏雜人煙。

遙心已托南溟外,獨坐松陰覺妙禪。

鏡江公即為趙同義。趙氏生年不詳,卒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和林國垣大體生活於同一時期。此本未標明抄錄者,故不知是趙同義本人的手稿本,還是他人的轉抄本。但毫無疑問,根據題下“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勒,林國垣”字樣可知,此版本並沒有後面“嘉慶五年孟冬區宏秀重勒”之言,這說明此本林國垣詩應是據嘉慶五年(1800)之前的石刻原詩抄錄而成,因此應該是最接近於林詩原貌的版本。從此抄本來看,張卓夫《澳門半島石景》(2009)中的“託”字實誤,應為“托”字。《鏡江公詩稿》所錄林氏石刻詩,既證實了詩的作者確實為“林國垣”,也可證實以上我們所論證的有關文字。至此,這首媽閣摩崖第一詩的正確文字已可完整地廓清出來了。

“第一詩”和“海覺”

除了上面兩個問題,此段史料記載中還有另一個問題亟待梳理,即詩後所刻“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勒,林國垣題,嘉慶五年孟冬區宏秀重勒”一段文字所引起的討論。因“海覺”同重勒之詩分別刻在不同巨石之上,“海覺”刻於媽閣廟後最上方的巨石之上,結字嚴謹,古雅端莊;重勒之詩則位於“海覺”前的巖石上,字跡模糊難辨,故而“海覺”究竟是否為林國垣所題歷來存有爭議。譬如李鵬翥在《澳門古今》(1986)中言:“最古的是清乾隆三年仲夏(1738)林國垣題的“海覺”二字,最大的是清道光八年(1828)李謙堂寫的‘太乙’二字。前者歷經風雨,至嘉慶五年(1800)重勒;後者字徑逾丈,筆力沉雄。”(20)李氏據刻石之語推斷“海覺”二字乃林國垣所題;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記事》(1994) 言:“山上石壁留有不少題詩鐫刻,山頂大石刻有清代李謙堂所題‘太乙’兩個巨字,又有‘海覺’二字,亦雄偉猷勁,卻不知是誰的手筆。”(21)方氏并未做出論斷,暫定為未知;而章文欽則在〈澳門媽祖閣碑刻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1995)中明确提出了反對“海覺”二字為林氏所題的觀點:“林詩的書法水平遠不及‘海覺’二字,林詩中亦有‘海覺’二字,字體與大字差別很大。況且‘同海覺勒’亦可理解為同勒石與海覺。作者以為,海覺石的年代比林詩還要早,具體年份仍有待於進一步研究。”(22)

從以上各家的爭議來看,毫無疑問,林氏同“海覺”有着莫大的關係,但是,“海覺”二字究竟是否為林氏所勒,於詩之後落款說明,則有待學人對史料進行分析。

最早的道光本《香山縣誌》言“題字者不可考”,今人章文欽(1995)從書法水平的差異和字義考察,認為題“海覺”者非林國垣,“海覺”的時間應早於林詩。我們以為章氏此論未必妥當。因為,章氏所據為嘉慶五年(1800)之後的重勒石刻,而非乾隆三年(1738)所刻原貌。重刻者的書法水平與原刻者書法水平存在差異實屬情理之中,學者不能根據重刻詩中“海”、“覺”字樣與題字“海覺”字體有差別,便斷定“海覺”並非出自林氏手跡。因為,此種對照並非立足於同一人的題刻,故而章氏的推斷實有悖常理。

我們認為,“海覺”應為林國垣所題,理由如下:首先從媽閣摩崖石刻整體題刻形式來看,所有石刻均有落款,“海覺”二字應該也不例外。依照石刻原來的排列順序,“海覺”下無落款,左下角為林詩,詩後落款言“乾隆三年仲夏同海覺泐”。據此順序及字義理解,“海覺”同〈水碧沙明遠映鮮〉詩應屬同一人同一時候題寫,然後於詩末落款說明。其次,從整首詩來看,前兩聯寫景,海的明淨清新和媽閣的幽微曲折互為呼應,后兩聯暗含詩人情懷,它在入世的關懷中又寄予了出塵的追求,其中的禪意不言而明。由無涯之海悟出莊子之神思逍遙,從而覺出禪意,故謂之“海覺”,這應該是此詩的詩旨所在了。並且,此詩第三句和最後一句,巧妙地嵌入“海覺”二字,可以看出林國垣作此詩,實為“海覺”作註解,並演繹出詩人內心的精神寄託和追求,所以“海覺”二字亦應為林國垣當時寫作此詩的最貼切的詩題。詩與詩題“海覺”內外呼應,渾然一體,媽閣摩崖第一詩的巧妙真令人拍案叫絕。

“第一詩”的和詩

林國垣於乾隆三年(1738)題寫了媽閣摩崖第一首詩作後,文人雅士接踵而來,相繼題詩於這媽閣一隅的石壁之上。從乾隆三年(1738)至民国,媽閣廟已有二十四首石刻詩,這些詩作或相攜唱和,或獨自抒寫景物情志,為媽閣這個信仰之所增添了濃郁的文人氣息,形成了澳門歷史上獨特的媽閣石刻詩文化,林氏的開創之舉於此可以大書一筆。林國垣原詩鐫刻在“海覺”石壁上雖短短半個多世紀,然重勒之詩卻一直流傳至今,而其詩的流彩餘韻亦傳承幾近三百年,這就是此詩的和詩。古代和詩分步韻、從韻和依韻三種。步韻也稱次韻,需用其原韻原字,且先後次序都須相同,是最為嚴格的和詩;從韻即用原詩韻的字而不必順其次序;依韻亦稱同韻,和詩與被和詩同屬一韻,但不必用其原字。後世和林詩者皆為最嚴格的步韻之作。首位和詩者即為上文提到的康健生。康詩如下:

島幽滿泗廟親鮮,門憑井麓拱漪漣。

盤古磴石開蓮地,向日東洋泛海天。

風度遠航歸鏡水,鶴棲高樹絕虛煙。

我來西壁看詩句,凈業同參白社禪。

             —— 同遊步林國垣原韻,康健生

康健生生平不詳,根據附註推測,大約二人是友人。林詩蘊含禪意,玄遠清潤;康健生的和詩則是一片白描,氣象遠大,呈現出和林詩不一樣的境界,末聯則道出了和詩之旨。

除康詩之外,尚有越南李文馥〈鏡海續吟〉中的步韻之詩。關於發掘出林國垣詩的域外和詩之事,在此有一段插曲。2009年臺灣成功大學陳益源教授給澳門大學鄧景濱教授寄信函一封,內云:“越南李文馥《鏡海續吟》中有首〈登鏡海神山觀音閣步石元韻〉,詩云:海共常天一色鮮,神州絕頂漾清漣。白環沙塢低塵國,碧鎖林梢豁洞天。浩劫百年看水月,征帆萬里接雲煙。論胥世界誰超悟,點化靈機欲扣禪。不知究竟係步誰之詩?原韻為何?” 對媽閣石刻詩關注多年的鄧景濱教授,當時正好整理“媽閣摩崖廿四詩”的相關資料,隨即給陳益源教授寄去林國垣原詩及有關資料。想不到媽閣摩崖第一詩,在它問世之後的二百八十六年間,竟然將媽閣與越南、臺灣牽引結下一段異域詩緣。

李文馥是越南19世紀上半葉的詩人,生於越南後黎朝景興四十六年(1785),殁於阮朝嗣德二年(1849)。根據《大南實錄‧李文馥傳》記載,李文馥於嘉隆十八年(1819)領鄉薦,在擔任內務府司務時,曾“如呂宋、廣東公幹”;後擢陞兵部主事,“復如新嘉波,又累如廣東、澳門公幹”。宦海浮沉三十餘年間,李文馥的出使遊記作品有《西行見聞紀略》、《西行詩紀》、《閩中雜詠》、《東行詩說草》、《李克齊越行詩》、《鏡海續吟》、《使程誌略草》、《周原雜詠草》等,記錄了1830年東南亞與南亞的風土人情和飲食文化。據陳文源先生〈清代越南仕宦李文馥與《鏡海續吟》〉(2005)考證得知,明命十四年(1833)李文馥乘“平七號”船,護送廣東水師梁國棟失風戰船返粵,撰有《粵行吟草》;明命十七年(1836)他又搭乘“平陽號”船,專程到澳門查訪越南“平等號”師船遭風音訊,撰有《鏡海續吟》。〈海共長天一色鮮〉詩即載於《鏡海續吟》第四頁(23)。李文馥自題此詩是〈登鏡海神山觀音閣步石元韻〉,應是他訪澳之際登鏡海神山見媽閣石刻詩因而步韻作此詩。此詩的妙處在於整首詩不含人間煙火氣息,清麗拔俗,而又襟懷闊朗,神韻禪思暗含其中,將詩人於萬里長風中悟禪的神思表露出來,其內在意蘊和林國垣詩一脈相承。

媽閣以其獨特的歷史自然風貌吸引異地文人,林國垣詩在後來的歷史歲月里引發的這段跨國詩緣,說明了媽閣石刻詩所蘊含的人文情韻和文化的吸附力。作為媽閣摩崖第一詩,其歷史地位極其重要,價值自是不言而喻。本文以澳門的相關歷史文獻為基礎,大體還原了這首媽閣摩崖第一詩的原貌及其流傳影響,以期能為澳門歷史文化的保存傳承及與域外的文化交流提供準確詳實的文本資料。

【註】

(1) (4) (15) 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澳門:澳门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03年,頁115。

(2) 李鵬翥:《澳門古今》之〈帆船神韻石刻古〉,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澳門:澳門星光出版社,1990年,頁25。

(3)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之〈澳門媽祖閣碑刻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1995年,頁264。

(5) 出自澳門文獻信息學會:http://macau-mdis.org/art_show.php?id=462

(6) (7) 張卓夫:《澳門半島石景》,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基金會,2009年,頁89;頁101。

(8) 《香山縣鄉土誌》卷十〈地理〉,抄本影印,1988年,頁15。

(9) 《香山縣鄉土誌》之〈出版說明〉,抄本影印,1988年。

(10) 陳澧撰同治本《香山縣誌》,後田明耀重修,刻於乾隆五年(1879),即為光緒本《香山縣誌》。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本光緒本《香山縣誌》即題為“清田明耀修陳澧等纂”。

(11) (光緒)《香山縣誌》卷四《與地上‧山川》,光緒五年刻本影印,頁34。

(12) (道光)《香山縣誌》卷一〈與地上〉,廣州富文齋刻本影印,頁279。

(13) Manuel Teixeira 撰稿,José António Ribeiro 攝影,Maria José de Sena、金國平翻譯《媽閣廟/Ma-Kok-Miu:Templo Chinês da Barra/Ma-Kok-Miu: Chinese Temple of Barra》, Macau:Gabinete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澳門:澳門政府新聞司,1990年,頁121。

(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及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869。

(16) 陳貽焮主編《全唐詩》卷二二八,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頁447。

(17) 孫海通譯《莊子》,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

(18) (19) 詳見鄭偉明〈十六世紀末至一九四九年澳门的華文舊體文学概述〉,《澳门文學研討集》,澳門:澳门日報出版社,1998年,頁98;頁99。

(20) 李鵬翥:《澳門古今》之《帆船神韻石刻古》,香港 :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星光出版社,1990年,頁25。

(21) 方寬烈編《澳門當代詩詞記事》,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1994年,頁9。

(22)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之〈澳門媽祖閣碑刻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1995年,頁268。

(23) 詳見陳文源〈清代越南仕宦李文馥與《鏡海續吟》〉,《中國古典文獻與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張玉春主編,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頁278-285。

* 汪欣欣,澳門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研究生。

**鄧景濱,中山大學文學學士,華南師範大學文學碩士,暨南大學文學博士,現為澳門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博士生導師;出版著作二十餘種,先後獲十二項國際性、全國性和地區性的學術獎項,指導學生獲取了十六項全國性學術獎項,2012年榮獲澳門特區文化功績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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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於本冊的 140-14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