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文化

明代肇慶知府王泮史海鈎沉

趙玉田* 王超傑**

王泮,字宗魯,浙江山陰人,明代萬曆年間曾任肇慶知府,是一位好為民興利而享譽端州的名宦。史稱:王泮在任期間,興修水利,治理水患,化數千畝沮洳之地為良田;疏濬北港水道,舟楫得以暢通,商旅便於往來;重教興文,建書院,置學田,士子競進,民風向善;扶貧濟困,積極救災,百姓樂業;為政清廉,持法公允,社會安定。是時,肇慶閭閻殷富,號稱大治。萬曆十六年 (1588),王泮陞任湖廣布政使司參知政事,史載王泮“瀕行,端人士遽道攀臥、莫能止,孺暮如失怙恃”。(1) 於是,士庶自發建王泮生祠以紀念之。關於王泮事蹟及其詩文,散見於《明神宗實錄》、地方誌等典籍之中,至今尚未系統整理。筆者不揣淺陋,以就相關史實試作考證。

 

王泮仕履

一、“嘉靖進士”抑“萬曆二年進士”王泮是“嘉靖進士”,抑或“萬曆二年進士”?這個問題因地方誌 ( 2 ) 記載“疏忽”而成了問題。如:最早記錄王泮事蹟的萬曆《肇慶府誌》卷十五〈職官篇二􀂰宦績〉稱:“王泮,字宗魯,山陰人,嘉靖進士,萬曆八年知肇慶府。十二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亦治肇慶。[⋯⋯] (萬曆)十六年,遷湖廣參政。”(2) 然而,該《誌》卷十四〈祀典誌〉又稱王泮“字宗魯,萬曆甲戌進士”。按:萬曆甲戌年為萬曆二年(1547)。萬曆《肇慶府誌》於萬曆十六年修完。時任肇慶知府鄭一麟、同知方應時、通判劉獻義、高要知縣蕭九章等官員都參與編修。其中,鄭一麟乃山陰人,萬曆五年進士,萬曆十二年由兵部郎授肇慶知府。換言之,萬曆《肇慶府誌》修纂期間,王泮雖陞任廣東按察司副使,但其治所仍在肇慶。所以,王泮與同籍鄭一麟等肇慶府官員當然會有多方往來,彼此熟識;況且,當時纂修人員又多為王泮舊時僚屬。以此推之,萬曆《肇慶府誌》所記王泮“中進士”時間不應有誤。然而,該誌所記“時間”卻自相矛盾,且誤導後人。如:明末朱謀垔撰《續書史會要》稱:“王泮,字宗魯,山陰人,嘉靖進士。”(3)清人倪濤撰《六藝之一錄》亦稱:“王泮,字宗魯,山陰人,嘉靖乙丑進士。”(4)清《御定佩文齋書畫譜》也有載:“王泮,山陰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中為湖廣參政,居官廉潔。”(5) 甚者,當前一些學術論文,或云王泮“嘉靖進士”,或云王泮“萬曆二年進士”,持論不一。因此,釐清事實很有必要。

按:張朝瑞 (1536-1603),字子禎,江蘇海州(今連雲港)人,隆慶二年 (1568) 進士。張朝瑞與王泮為同時代人,又同為進士。張朝瑞對明代萬曆前 (含萬曆時期) 各科進士情況頗有研究,且考證精詳。其中,張著《皇明貢舉考》則明確記載浙江山陰縣人王泮在萬曆二年 (1574) 甲戌科殿試金榜第二甲第三名進士,該科狀元為孫繼皋。

此外,王泮家鄉山陰縣“地方誌”—— 嘉靖《山陰縣誌》卷之五〈選舉表〉也明確記載“王泮為(萬曆)二年進士”,該科狀元為孫繼皋。另,嘉慶《山陰縣誌》亦載:王泮萬曆甲戌進士,知肇慶,又分巡嶺西。無疑,這三則極具說服力的史料足以證明萬曆《肇慶府誌》關於王泮為“萬曆甲戌進士”之表述是正確的,而該《誌》關於王泮“嘉靖進士”之說是錯誤的。其實,其它版本的《肇慶府誌》、《高要縣誌》及《廣東通誌》等都非常明確記載王泮為“萬曆二年進士”。

 

綜上所論,筆者認為,王泮應為“萬曆二年進士”,而非“嘉靖進士”。至於萬曆《肇慶府誌》所記自相矛盾問題,或因編纂者筆誤或其他,今人已無從知曉,惟有無意義之臆測,在此則無需加以贅述。

二、王泮之仕途萬曆二年(1574),王泮中進士。其後六年(1574-1580),典籍中未有王泮從政事蹟之記錄。

至萬曆八年(1580),王泮則以刑部尚書郎身份出任肇慶府知府。由此推之,王泮中進士後,大抵在刑部觀政,既而在刑部任職,後陞至刑部尚書郎官職。任職肇慶府知府四年後,王泮再次陞遷。據《明神宗實錄》載:萬曆十二年六月,肇慶知府王泮陞為廣東按察司副使,全稱為“廣東按察司副使奉敕整飭兵備兼分巡嶺西道”。萬曆十三年,王泮曾協助兩廣總督吳文華成功會剿廣東開建、廣西懷賀二縣“猺獞”,因而受到朝廷獎賞。萬曆十五年十二月,朝廷“陞廣東副使王泮為湖廣右參政兼僉事,整飭嶽州、九、永等處兵備。”(6) 其間,曾擔任湖廣“上江防兵備道”及“分守上湖南道”。(7) 萬曆二十二年五月,朝廷又任命王泮為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萬曆二十二年九月,朝廷再次陞湖廣參政王泮為河南按察使。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又陞河南按察使王泮為湖廣右布政。萬曆二十七年,王泮再轉任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然而,王泮在廣東左布政使任上時間並不長,約一年餘。萬曆二十八年,“御史顧龍禎巡按廣東,與布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毆之,泮即棄官去”。(8)旋即,王泮被革任聽勘。

其後,朝廷如何處置王泮,筆者未在典籍中查到相關資訊。

三、王泮“棄官事件”萬曆二十八年(1600),王泮棄官而走。按照清修《明史》之說法,因御史顧龍禎與王泮“語不合”而“毆之”。王泮被巡按御史毆打,遂“棄官去”。為了便於論述,筆者稱此事為王泮“棄官事件”。

王泮作為一省大員,因何事而與巡按御史顧龍禎“語不合”而遭毆打?萬曆十一年(1583),耶穌會士利瑪竇在肇慶初次見到王泮時,曾讚歎王泮性格溫和,為人謙遜。另則,萬曆《肇慶府誌》亦稱王泮“慈愛和易,士民見者語次尋繹,甚有恩惠。未嘗疾言遽色於人”。( 9 ) 換言之,王泮並非性格乖戾或脾氣暴躁之人。另,有明一代,巡按權力很大。明朝監察御史在外“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10) 問題在於,巡按即便權力再大,朝廷也沒有授權其毆打一省(即布政使司)最高行政長官之權力。

王泮“棄官事件”發生後,御史於永清等遂“疏參 (王) 泮以場務一言之忤,為先發制人之術,誣衊按臣 [⋯⋯] 布政王泮先參按臣顧龍禎”。(11) 由此可以推測,王泮與顧龍禎因“場務”(包括地方鹽場等方面)管理事宜產生矛盾。

然而,若按照於永清的說法,過錯方是王泮,王泮還“誣衊”顧龍禎。事實上,於永清的“說法”不可信。史載:萬曆二十八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疏參廣東巡按監察御史顧龍禎裂冠毀裳、肆詈行毆、醜態可羞,應行解任。布政使王泮取辱有無,難以懸斷,既擅離任,豈容再蒞?合所吏部酌議其爭毆始未,仍令督、按二臣分別輕重,核實具奏。[萬曆帝] 允之。”(12) 然而,即便萬曆帝“允之”,此事亦難“核實”。

因為“御史於永清按陝西,貪。懼(溫)純舉奏,倡同列救(顧)龍楨,顯與(溫)純異,以挾制(溫)純。又與都給事中姚文蔚比而傾(溫)純。(溫)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構狀”。( 1 3 )也就是說,為了自保,於永清通過“救”顧龍禎而拉攏顧龍禎與溫純對抗。是時,王泮“棄官事件”越炒越大,萬曆帝關注,又與朝廷吏治問題攪擾在一起。如“吏部尚書李戴等題:臣比見御史顧龍禎與布政使王泮互相訐奏,一則詞平而失顯,一則說辨而機深,應俟勘明,從重議處。惟是體統日紊,紀綱漸隳,方遂以知府抗御史,張邦正以知府抗都御史,猶曰禮節至。(王)泮則觸之使怒、挑之使爭,而(顧)龍禎亦自壞其體統。夫平居既可反唇相詬,有事安得彈治之。將來撫按之令不能行之司道,司道之令不能行之郡邑,皆始於人輕執法之臣,而執法之臣自為輕也。[⋯⋯] 上曰:

部議是。泮事速勘。”(14)由於王泮“棄官事件”之史料記載隱晦簡略,筆者無論怎樣爬梳,亦難釐清其原委。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在這場政治鬥爭中,在政客們傾軋詬病之中,在政治環境極為不利的情況下,王泮就此終結其仕途。

 

王泮與利瑪竇之間

地理大發現時代不期而至,世界性經濟文化交流不斷發展與加強,全球意義的世界歷史由此真正誕生。16世紀初葉,歐洲的社會隨着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創新活躍的思想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於是這種嶄新的文明便隨着天主教遠道東來。此時,位於南中國海的澳門遂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羅馬教廷於1576年(明萬曆四年)頒發諭詔,成立澳門教區,負責遠東地區的教務。在此背景下,澳門不僅成為中西貿易基地,也是天主教在東方的駐地、東方傳教中心。耶穌會士並不滿足於在澳門傳教,而是以澳門為基地進入中國內地開展更廣泛的傳教活動。當意大利神父范禮安於1578年抵達被羅馬教廷冊封為“上帝聖名之城”(City of The Nameof God)澳門後,發起了前往中國內地傳教的活動,范禮安指派羅明堅為代表進入廣東,希望他能獲允在大陸上得到一個永久居留地。1582年,傳教士們三度被允許進入中國大陸,但未能建立居留點。

一、僊花寺的建立 —— 人生若祇如初見1583年,事情出現了轉機,羅明堅和利瑪竇還在澳門愁腸百結,肇慶總督的一名僕人就帶着與他同地為官的知府王泮下發的通關文書來到這裡,上面說讓修院的神父們去知府衙門一趟,知府會批給神父們在那裡修建教堂和住宅的土地。(15) 得到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神父們歡欣鼓舞,當初有多麼大的失望,現在就有多大的希望。對於他們而言,這彷彿是天意,而非人力所能為。

►肇慶崇禧塔 (百度圖片)

1583年9月10日,羅明堅和利瑪竇在兩廣總督衛隊長的陪同下,一路暢通無阻,登陸肇慶。兩位神父一到肇慶就立刻被帶去面見知府王泮。王泮在府衙中非常熱情地接見了神父。“他問神父們是甚麼人,為何到此,想幹甚麼。”(16)“這位知府人很好,很快便喜歡上了神父們,並盡其所能地給予幫助。他說,他認為神父們都是品德高尚的人,所以願意在諸事上為神父們提供便利,讓神父們到城中各處去尋找最中意的安居之地,他也努力請總督批准。”(17)此時,王泮有感於肇慶西江水滔滔而東,其氣不聚以致教化不暢,本地人材寥落如晨星,遂順應民意於西江邊修建崇禧塔,一則點化風水凝神聚氣,二則點綴星巖,使得一塔聳南天,七星高北斗,蔚為巨觀。興建中的崇禧塔(因建造工藝精湛,當地人都稱之為花塔)周圍芳草鮮美,樹木蔥蘢,通過實地考察,神父們對這個地方都非常滿意,決定在附近建造教堂和住所,遂告知王泮。王泮格外高興,因為這座花塔是他主持修建的工程,如果有神父駐在那附近,會顯得更加神聖。他先讓神父們回去等候,由他親自替神父向總督呈報。1583年9月14日,王泮派人把神父們叫去,告訴他們總督已同意了他們的請求,後來又批給了神父們一塊更大的土地。對於國人來說,這算得上一件聞所未聞的新鮮事情,一時間,大家蜂擁而至,把花塔圍得水泄不通,都想一睹外國人的模樣。“但一些秀才和讀書人,尤其是那些負責建塔的人,不希望神父們進入中國,更不希望神父們在塔下劃地建房,因為按照習俗,這是供他們娛樂消遣或舉辦各種活動的地方,他們要在這裡吃喝玩樂,而不希望讓外國人看到這些事。因此,他們在城裡大肆造謠 [⋯⋯]”(18) 花塔的督造官譚某某也來通知神父們停止施工。為平息事端,王泮發給神父們一張很大的告示,讓神父們貼在家門以外,上面說明了神父們來華的目的,還大加讚揚神父們的品德與聖善,並說知府奉總督之命把這塊土地劃給神父們,讓他們自費修建寓所,因此禁止任何人無禮阻撓或給神父們製造麻煩。敢有違抗此告示者,嚴懲不貸。此後不久,王泮又給了神父們兩張蓋有他官印的公文,一張是塔下這塊土地的捐贈書,另一張是神父們可來往廣州、澳門以及中國各地的通關文書。

次年,“聖童貞院”教堂落成,知府和保護神父的人們也想給神父們送匾,以表揚神父們贏得的良好聲譽,使百姓們更加尊重他們。他們給神父們送了兩塊匾,一塊掛在寓所也是教堂的門楣上,上面寫的是“僊花寺”;另一塊掛在廳堂裡,上書“西來淨土”四字。“兩塊匾”各就其位,使神父們信譽大增,因為凡途經此地的人和登門拜望的人都知道神父們為知府所器重,而這位王知府因其職位和文字享譽全省,他還是一位德高望重、政績卓著的好官。(19)知府常來神父家中探望,還帶着其他重要的官員,並極力向同僚稱讚神父們。為此,神父們也經常去回拜,感謝他的盛情美意,還送給他許多西方的東西作為禮物。每月初一,神父們都去肇慶府衙,按照風俗習慣,在公堂上向他施禮跪拜,他則總是非常友善地受禮。有了知府的庇護,那些不懷好意的人便不敢欺負神父們,也不會把神父們趕出中國了,因為全省上至權貴下至庶民都要重視知府的意見。神父們也去拜訪本城的其他官員,他們對神父也同樣的熱情、友善。

二、王泮對利瑪竇遭訴訟的保護但“肇慶人對神父們的反感與日俱增”,“他們憎恨外國人的程度令人難以置信,把外國人都稱為番鬼”(20)。最招惹是非的還是那些關於神父出資費力建塔的謠言,全省的人都知道是神父們出資建的花塔,一度花塔被稱為番塔,因為傳教士居住的寓所和花塔幾乎是同時開工的。當地居民都想把神父們逐出廣東,因此對神父們非常無禮,甚至加以侮辱。他們向神父的房上投擲石塊,致使屋頂多處塌漏。有一天,寓所像往常一樣被石塊襲擊,一個僕人出去抓住了一個扔石塊的孩子,把他帶回家中威脅說要送他去官府治罪。利瑪竇看在那些前來請求神父原諒他並讓他回家的人的面子上把他放了。兩個鄰居借此機會大肆與神父作對,串通了一個假冒孩子的親屬,到知府那裡把利瑪竇告了下來,說神父把那個孩子非法拘押在家中三日,並給他吃了一種藥,使他不能哭喊,還說神父想把他偷偷賣到澳門。

“他和那個孩子都披散着頭髮,沿街喊冤,要向老天和官府討個公道。” 官司打到王泮處,利瑪竇面臨一項嚴重的指責,後來得三位建塔監工做證人,王泮查明了真相,對誣告者大發雷霆按律責以杖刑。次日,王泮派人送來一張非常重要的告示,貼在寓所的大門上,告示上說,神父來此是經總督批准的,還說:“據悉,有些不法之徒無視禮法,騷擾神父。”並下令:“從今以後誰也不准給神父找任何麻煩,如有人違反,神父的翻譯有權將其抓獲並押送官府,官府將對其嚴懲不貸。”(21)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有個教友瑪律第諾(Martino)在澳門被接納入教,從家鄉廣州來到肇慶看望神父。羅明堅很看重他,指派他擔負各種小職位和責任。瑪律第諾和神父們廝熟,利用來肇慶的機會撈取錢財,給當地的教友造成了損失。

當時很多中國人熱衷於煉金術,人們普遍認為,採用一種祇有在外國找得到的草藥,可以把水銀變成銀子,是為“黃白術”。因為利瑪竇等是肇慶不多的外國人,就有謠言說傳教士隨身攜帶這種草藥而且通曉黃白術。很多人極力證明這一點,便指出葡萄牙人為例,據說葡萄牙人用高價從中國買進大量水銀運往日本,從日本滿載銀幣返回本國。進而得出結論,神父們也幹同樣的事情,因為神父們老老實實地生活,不求施捨,不事生計,必然是通過黃白術變出來大量的銀子。在肇慶的新信徒中有父子二人,他們在皈依前在煉丹爐中燒光了整個的家當,於是兩人去找騙子瑪律第諾打聽神父們是否知道黃白術的秘密。瑪律第諾為了欺騙他們,保證說神父們知道,而且羅明堅神父已經答應把方子交給他,但條件是他不可外傳。於是二人欣然上鉤,供應瑪律第諾吃喝玩樂,甚至替他買了個老婆。這場詐騙持續了幾個月,當紙包不住火時,瑪律第諾偷了教堂的三棱鏡溜之大吉,受害人幡然悔悟,於是案發。瑪律第諾在廣州被抓押回肇慶受審,但此際騙子借助建塔謠言,已經成功地編造了一大堆污蔑之詞,甚至發展到在街頭巷尾散發傳單,指控羅明堅和一個婦女胡作非為。

王泮此時已經陞任嶺西道,把案件交給肇慶知府鄭一麟審理。公堂的判決宣佈神父完全無罪,瑪律第諾犯了誣謗罪。接着下令把他帶到長官面前,當着羅明堅神父的面,把他狠狠打了二十大竹板,判他償還債主並罰去作划船苦役。宣判之後就把瑪律第諾送給上級嶺西道,請求批准這次判決,這使得“那個倒楣的傢伙徹底完蛋了,因為嶺西道聽說全部真相時,就下令再打六十大板,和上次一樣狠。然後,罪人被加上鐐銬,淪落到被他所有的朋友和親戚都遺棄了的地步。神父們是他的受害人,但祇有他們留下來照看他,他們這樣做了並且盡可能地幫助他,直到他受刑幾天後因傷死去。因此,靠着上帝的恩典,神父們擺脫了危險的處境,並免除了一項醜聞。(22)三、王泮:明清時期基督教文化傳播的先驅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肇慶站穩了腳步,對他們而言傳教事業也取得了最初的勝利,肇慶成為晚明中西文化傳播的第一站。於王泮而言,居官立身廉約恭慎,學問文章,世濟其美,對明末西學傳入中國,採取開放接納的態度,體現大明王朝的柔遠至意,代表了晚明一部分開明的儒家智識分子秉執“累朝以來,包容荒納”、“褒表搜揚,不遺遠外”的文化傳統。

晚明時期,兩廣總督駐地 —— 廣東肇慶府之所以成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第一城、之所以成為晚明“西學救時”運動的搖籃、之所以最先開啟中國西學東漸之門,王泮與利瑪竇是繞不開的兩位關鍵人物。1583年9月10日至1589年8月24日,以僊花寺為平臺,利瑪竇開啟了 “學術傳教”之旅,打造了開啟中西文化交流大門的鑰匙,所創業績,有不少堪稱為“中國第一”:

建起了中國第一所西文圖書館;繪製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製作了中國第一臺機械自鳴鐘;編纂了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辭典《葡漢辭典》。肇慶因利瑪竇的出現,有了許多開放的新氣象。正是利瑪竇等人在肇慶傳播西學之舉,肇慶因之一時間而聞名全國,成為晚明時期中西文化交流重鎮。利瑪竇帶來的西洋器物與“學說”一時間刺激了時人的觀念,也包括被利瑪竇稱為“我們的至友”的肇慶知府王泮。王泮不僅在官府中親自督印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並把它當作重禮而贈送許多友人。需要指出的是,王泮等肇慶士人對西學的豔羨與支持並非出於“好奇”,其意義也超出文化層面。事實上,政治上的“末世”危機與傳統社會近代化轉型之勃勃“生機”是晚明時代的總體歷史特徵。是時,商品經濟雖然活躍,城鎮生活卻陷入奢靡化境地,農村因自耕農大量破產而蕭條,流民運動席捲全國,社會動盪不安。救時成為時代主題。如何救時?王泮等作為處在政治核心邊緣又始終不能忘情於政治、懷揣經世理想及燃燒着政治激情的“書生”,在保守勢力非議中,他們卻能西學鼓與呼,亦為初步反思傳統文化及以“中國為天下”的世界觀之嘗試——這是一種潛在的對傳統社會地檢討,實為晚明“西學救時”運動之先聲。王泮是利瑪竇在中國內地第一個深交的朋友,單就允許利瑪竇居肇傳教一事,王泮開啟了歷史先河,可謂睜眼看世界之第一人。

【嘉靖《山陰縣誌》(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刊續編)係明朝許東望修,楊家相重修,張天復等纂。許東望於嘉靖十九年出任山陰縣知縣,始修嘉靖《山陰縣誌》;未梓而去位;其後,周俊民、何璿、葉可成、李用熒、陳懋觀、林朝聘相繼出任山陰縣知縣。其中,何璿於嘉靖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為山陰縣知縣,嘉靖《山陰縣誌》首於嘉靖三十年(1551年)付梓。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楊家相出任山陰縣知縣,他延請張天復等續修《山陰縣誌》,增加許多“近事”;隆慶二年(1568年),張桐出任山陰縣知縣,現存嘉靖《山陰縣誌》之〈官師表〉內容則記載到“隆慶二年”、〈選舉表〉記載至“萬曆二年”事蹟。筆者認為,嘉靖《山陰縣誌》實為許東望等初修、楊家相重修,而〈官師表〉及〈選舉表〉內容則另有其他人予以續修而成。所以,現存嘉靖《山陰縣誌》所記內容已經後延至萬曆初年。——筆者】

【註】

(1) (9)《萬曆肇慶府誌》,上海圖書館珍藏孤本(1588年刻本),肇慶市端州地方誌辦公室1989年影印本,卷14,頁75。

(2) 《萬曆肇慶府誌》,上海圖書館珍藏孤本(1588年刻本),肇慶市端州地方誌辦公室1989年影印本, 卷15,頁95。

(3) 朱謀垔《續書史會要》,《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4冊,頁838。

(4) 《倪濤􀂰六藝之一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冊,頁852。

(5) 《孫岳頒􀂰御定佩文齋書畫譜》《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0冊,頁729。

(6)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校勘,1962年。

(7) 《雍正湖廣通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32冊,頁168。

(8) (10) (13)張廷玉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頁1768-1769,頁5802。

(11) (12) (14)《明神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校勘,1962年,卷352,頁1501;頁1501。

(15) (16) (17) (18) (19) (20) (21) (22)利瑪竇著、文錚譯、梅歐金校《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96;頁96;頁96;頁98;頁104;頁99;頁106;頁108。

* 趙玉田,歷史學博士後,廣東韓山師範學院教授。

* *王超傑,廣東肇慶學院政法學院教師,主要從事中西文化交流領域的研究。

本冊第 134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134-13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