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體育在中國的傳播，是16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自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以來，澳門就成為西洋體育傳入中國的首個橋頭堡與窗口，以射擊、騎馬、游泳等為代表的葡萄牙人的騎士運動與以賽馬、划船、球類等為代表的英國人的貴族運動傳入澳門。19世紀中葉英佔香港以後，香港繼澳門之後成為歐洲體育在中國傳播的一個基地，體育會(俱樂部)成為香港體育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居港葡萄牙人積極參與體育運動。澳門聖保祿學院、聖若瑟修院以及19世紀初澳門新教學校開展學校體育活動。至20世紀初，港澳地區已在學校開展體育活動。
西方 (西洋) 體育 (即歐洲體育)傳入中國，是16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項重要的內容，也是中國體育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於西方體育傳入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外關係史與體育史等學者們，主要探討了下列問題 ——
首先，西方體育傳入中國的時間，學術界一般認為是鴉片戰爭之後才傳入中國。(1) 其次，西方體育傳入中國的主要途徑，學者認為西方體育主要通過了以下四種途徑傳入中國：一是外國人來中國傳授，如洋務運動中新式軍隊和學堂所採取的辦法；二是派人出國學習；三是從國外書刊中學習；四是外國人自覺與不自覺地傳播。所謂“自覺”，即出於一定的目的，有計劃地來中國傳授近代體育運動。所謂“不自覺”，即外國傳教士、商人、軍人在留駐中國期間，開展了一些體育運動，在客觀上自然起到了傳播近代體育的作用。(2) 第三，傳播的項目，近代西方體育傳入的順序，首先是兵式體操和普通體操，繼而是田徑、球類、游泳等各種近代運動項目及其競賽。(3)第四，西方體育傳入地研究，湯開建教授認為，澳門是西洋體育傳入中國的橋頭堡。(4)
西方體育，作為歐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傳入中國的歷史，僅僅是從鴉片戰爭事件之後才開始的嗎？居留中華大地的歐洲人士如何“自覺”與“不自覺”地向中國人傳播西洋體育，包括其體育精神與體育項目？自明末以來，歷經明清兩朝，成為了來華外國人合法居留地的澳門，如何成為了西洋體育傳入中國的窗口？鴉片戰爭之後，香港割讓給英國，又有大批歐洲人，包括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此地如何與澳門一道，成為了西洋體育傳入中國的另一個窗口？
鑒於學術界目前對這些問題仍然缺乏足夠的研究與重視(5)，本文將通過分析澳門、香港與西洋體育傳入中國的關係，探討港澳地區在西洋體育傳華過程中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以此彌補學術界研究的不足。限於學術水平，本文僅係拋磚引玉，就正於方家。
作為西方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西方體育的一些特徵，如在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社會角色、競技性體育活動發達、身心和諧發展的教育觀念、體育價值觀中強烈的超越色彩，充份體現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特徵。自從澳門、香港歐洲人社區形成，這些特徵就體現出來了，並隨着港澳地區外國人社區的變遷而有所變化：從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為澳門社區主體時，澳門地區展現出了葡萄牙人的騎士體育；從18世紀下半葉英國人來到澳門，到鴉片戰爭之前，英國人將紳士體育帶到了澳門；鴉片戰爭之後至20世紀之初，歐洲近現代體育又在港澳地區流行。由此可見，港澳地區成為了西方體育在華傳播的橋頭堡。
澳門：騎士體育的窗口
澳門原為廣東省珠江口外的海島，明代以來，因珠江的泥沙淤積，逐漸成陸而與香山縣所在的島嶼相連接。16世紀中葉，來自歐洲大陸最西端、通過其武裝商業船隊建立了印度洋﹣太平洋之間的海上霸權的葡萄牙人，幾經努力，在明朝政府對葡萄牙貿易的經濟需求及海上防衛海盜軍事需要的條件下，於嘉靖三十三年 (1554) 獲得了廣東政府許可入居澳門，在中國南海邊形成了一個以葡萄牙人為中心的歐洲僑民城市。(6) 從此，以葡萄牙人的騎士體育為代表的西洋體育活動開始進入澳門歐洲人的社會生活，澳門因此成為西洋體育最早傳入中國的橋頭堡。
葡萄牙人在歐洲中世紀騎士制度形成後，受到其影響，人數眾多的下層貴族成為了騎士，亦成為葡萄牙社會的軍事團體。騎士從七歲時起，就要學習騎馬、游泳、射箭、投擲、狩獵、下棋和吟詩等“七藝”，隨後要進一步學習騎馬、擊劍、輕裝跑步、跨越壕溝，翻越障礙和徒手攀登城牆等。在獲授騎士稱號後，騎士則要經常開展各種遊戲和競技比賽活動，如騎馬、射箭、打獵、投擲、游泳以及各種球戲。雖然14世紀之後騎士制度開始衰落，但對於遠征東方的葡萄牙下層貴族來說，這種騎士精神卻一直在他們身上傳承。澳門早期的體育活動，就是由這些葡萄牙貴族開始的。(7) 主要項目有：
一、騎馬。作為騎士精神的傳承者，葡萄牙人不會放棄此項運動，但葡萄牙人定居澳門後，馬匹來源遇到困難。萬曆初年霍與暇曾提到葡萄牙人“買馬”之事：“以爾 (葡人) 土著於此，招集無賴，買馬造銃，恐我中國嗜利之徒，煽誘不軌，將為地方患。”(8)
葡萄牙人購馬，顯然是為了騎乘訓練之需。英國旅行家彼得•芒迪 (Peter Mundy) 曾記載：他在澳門見到一種遊戲，是主要流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民族中的一種運動，而他本人則未曾見過。在澳門板樟堂前地廣場，有一個圓形跑道，有十五或十六個騎士騎馬在跑道上跑，跑了五個圈。騎士分為兩隊，一隊為“野蠻的摩爾人”，一隊為基督徒。每人手持皮或紙質的盾牌，戴着大馬士革鋼做的面具，穿着皮製的盔甲，每個騎士表現都很勇敢。騎士拿着裝有白灰和鮮花的泥球向對方投射，而每個騎士都有卡菲爾黑奴為自己傳遞泥球。馬很小(廣東馬)，但快速而勇敢，與英國馬 Cornish Naggers 相似。(9) 可以看出，這應是流行於葡、西民族中一種騎術表演和投球的遊戲，葡人亦將這一些遊戲帶到澳門。
這種遊戲亦可反映澳門葡萄牙人的騎馬活動在澳門的展開。葡萄牙人的騎馬活動，由於受到空間的限制，不可能獲得很大的發展，但葡萄牙人喜愛騎馬卻在有限的資料裡得以載錄。清道光時期，廣州將軍哈豐阿奏摺稱：“該夷人遇天氣晴明，三五人馳馬海傍，謂之運氣納涼。”(10)
二、火槍射擊與打獵。澳門開埠後，一批葡萄牙貴族定居澳門，火槍成為這類澳門居民最常用的自衛武器，歐洲火器隨之進入澳門。(葡)博卡羅 (António Bocarro) 指出：“葡人和這些人(指中國基督徒 —— 通事)都有很精良的武器，如火槍、矛和其他類似武器，沒有六或十二條火槍及同樣數量的矛和標槍的葡人很少。”(11) 清道光十四年(1834) 兩廣總督盧坤奏摺中記錄了澳門葡萄牙人使用火槍進行射擊訓練之事：“(澳門)番哨分守炮臺，或鳴鼓換班，或開放鳥槍，并非終年訓練。”(12)
由於澳門地域狹窄，葡萄牙人在租居的澳門城內，并沒有多大空間供其進行射擊運動，故使用火槍進行“打獵”，成為居澳葡萄牙人射擊活動的重要部分。因陸上無法進行此項活動，葡萄牙人常租船出海打雀消遣。乾隆五十二年(1787)澳門同知記錄：“訪有各國夷人，僱請疍民充當水手，駕坐大三板船，私出海面遊蕩，并用鳥槍彈雀等事，逗留在外，數日不回。”這種活動違反清朝規定。乾隆十四年 (1749) 香山縣令暴煜制定的〈詳籌善後事宜十四款〉曾嚴格規定： “禁夷人出澳。夷人向例不許出澳，奉行已久。今多有匪夷藉打雀為名，或驚擾鄉民，或調戲婦女，每滋事端，殊屬違例。該夷目嚴行禁止，如敢抗違，許該保甲拿送。”(13)
進入近代以後，澳門與香港的外籍人士在中國香山縣的射擊活動，亦曾引起中外雙方的交涉，如1893年1月，前山同知發佈告示，禁止洋人在香山縣射獵。(14)不過香港與澳門的體育人士仍不顧禁令，繼續在中國的禁區內射獵。(15)
三、游泳。這是騎士制度對騎士培訓的重要項目。澳門三面環海，周圍多島嶼海灘，故極適宜游泳活動的開展。澳門葡人的奴僕黑人即極善於游泳。王臨亨〈粵劍篇〉稱：“番人有一種，名曰黑鬼，[⋯⋯] 能經旬宿水中。”(16)蔡汝賢〈東夷圖說〉則稱：“黑鬼 [⋯⋯] 入水可經一二日。”(17)能在水中獃一兩天之人，游泳技術很高。
我們在澳門葡萄牙人的休閒生活中也能找到一些游泳的資料。吳歷〈澳中雜詠〉第十二首稱澳門青洲：“青洲多翠木，為納涼休沐之所。”(18) 這裡的“休沐”，即是休憩沐浴之意。明清時期的青洲為一小島，島邊有淺海灘，可供人們游泳。龍斯泰 (Anders Ljungstedt) 則稱青洲島為澳門人“提供了進行體面娛樂活動的場所”(19)。很顯然，到青洲海灘游泳是當時澳門葡人的一種時尚。
美國人亨特 (William C. Hunter) 記錄19世紀初期澳門時稱：“(他) 在西望山上的明納托水池 (Tanque de Minato) 有一座有遊廊的平房，[⋯⋯]平房的後邊，山勢急陡向主教灣下降，那是一個良好的浴場。”(20) 亨特所言“浴場”應在澳門西灣。
昔日繆君侶有〈夏初早遊西灣〉詩：“流水隨灣轉，飛花着地殘。服綿方覺熱，衣葛又生寒。林鳥啼初日，潮兒戲淺灘。微風吹過處，猶足起波瀾。”(21) 反映當時的西灣亦是澳門人游泳之處。
澳門葡萄牙人除了在澳門半島有游泳活動外，現珠海市對面山的銀坑也是當時葡人游泳之處。龍斯泰稱：“銀坑仍然是一個最受喜愛的海灘，由於有從上面流過的清新溪流，有可供鍛煉身體的山坡，[⋯⋯] 葡萄牙人經常來到這裡。五十年前，外國人就已到這裡和拱北的其他地方進行娛樂活動，他們常常在這些地方度過一天，漫步，談天，餐飲，並從事健康的娛樂。”(22) 海灘上的“健康娛樂”當是指游泳。據1845年《中國叢報》載：“麥拉主教 (Bishop of Myra) 薩梅奧西 (Alexis Sameaux) 於7月14日，在靠近澳門的沙欄仔游泳時淹死。”(23)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當時的葡人婦女也參入游泳活動。道光初，方恒泰言：“先一二日，(澳門) 夷婦相率浴於河，意在潔而事近褻，往來行路，俱以青帕一方覆身首。”(24) 可以反映，在19世紀前，游泳在澳門葡萄牙人中是一經常性的體育鍛煉活動。
四、其他體育項目。散步與郊遊是澳門葡人的重要的戶外活動與鍛煉身體的方法。1637年孟迪的資料就有記錄：“他們的聚會、節日和婚禮娛樂、基督教節日和假日，他們有時到附近島嶼的海灣或河灣去，在一些河流旁美麗的小山谷裡與家人共度八或十天，住在自己帶的帳篷裡，這裡有很多這樣的山谷。這就是住在這裡葡萄牙人的娛樂。”(25)
亨特《舊中國雜記》則稱：“現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常常到三山去郊遊。”(26) 三山即上川島。
潘有度《西洋雜詠》則更有意思，有詩云：“紅燈白燭漫珠江，萬顆摩尼護海幢。日暮層樓走千步，呢喃私語影雙雙”。其自註云：“夷人每日黃昏後，往來行動，以運血氣，俗稱行千步。”(27)
19世紀20-30年代在澳門居住的美國姑娘哈麗特‧洛 (Hillard Harriet Low) 日記稱：澳門娛樂很多，(1829年11月14日) 她首次參加了在青洲舉行的潑水節，她又描寫了1829年10月27日哈麗特的一群朋友組織的一次野遊及1831年12月15日的灣仔之遊。(28)
此外，據葡萄牙學者阿馬羅 (Ana Maria Amaro) 教授介紹，在這一時期，葡萄牙人還將古老的伊比利亞半島上三種紙牌遊戲 —— 馬尼拉(Cartas Manila)、梭羅 (Solo)、康京 (Conquim) 傳進了澳門，且一直在澳門流行，直到19世紀。(29)
澳門與紳士體育的傳播與發展
從18世紀下半葉起，隨着澳門成為歐洲人士駐冬之處，來澳門駐冬的英國人將紳士體育帶來澳門。(30) 因此，在鴉片戰爭結束之前，澳門成為了中國紳士體育的發祥地。
最為盛行的是賽馬運動。英國人非常熱衷此項運動，他們在廣州時就已經開展了此項運動，來澳門後，在此繼續進行賽馬，在文獻中留下了許多線索。首先從地圖來看，在19世紀30年代出版的 (瑞典) 龍斯泰所著《早期澳門史》中附錄了一幅1834年繪製的〈澳門市區及港口圖〉，在關閘之南，標有跑馬場 ──“Racing Ground”。此後的其它地圖中亦有標註。
其次，從在澳門的中外人士的記載來看，關於賽馬運動是當時澳門社會生活的記載對象。美國女性哈麗特‧洛曾在其日記中寫道：“1825年11月5日，我們受邀前往賽馬場地 [⋯⋯] 賽馬場位於一個叫關閘的地方，那裡是為了防止所有外國人越過的地方。馬場大約有四分之三英里長的距離。這是一個很令人興奮的地方，我很快就被好奇的場面吸引住了。這裡有一處用竹子搭建的臨時棚子，專供女士觀看。我敢保證當您看到下面這麼混雜的一群人時您一定會覺得很有趣。大多中國女子身上穿的是單裙 [⋯⋯] 葡萄牙人、印度人以及中國人混雜一處，各種語言交織在一起。[⋯⋯] 當中有些馬表現得十分出色，比賽很精彩，還有人下很大的注賭馬。”(31) 又如1835年10月的《中國叢報》記載了8月15日星期六澳門的情況：“騎馬去關閘，有馬尼拉和爪哇小馬，阿拉伯馬，還有華人的馬術。”(32) 反映了當時關閘附近賽馬場的活動，而且在歐洲人中普及，華人也參與。
而香港被英國佔領之後，英國人的賽馬活動轉移到了香港，但在香港跑馬場建成之前，香港的賽馬活動還是在澳門舉行的。據1843年2月23日《華友西報》報導：“我們很遲才收到一條澳門賽馬會的消息，因此，未能放入我們的出版日程計劃。無論賽馬是在週一或週三舉行，無論結果會如何，我們都敢斷言，我們期待的1844年初在香港舉行的第一屆春季賽馬會，將會吸引更多的人來觀看，其規模將遠遠超過在澳門舉辦的任何一屆賽馬會。”(33) 可知，1844年的香港賽馬會即將在香港舉辦，在此之前是在澳門舉辦的。
早在乾隆時期，賽馬就已經出現在中國人的詩文中了。葉廷勳、葉廷樞詩集中記載：“關閘平明駿騎跨，諸夷逐隊走平沙。肩輿盡屬紅毛派，倭帽斜簪四季花”；“關柵難關關路長，行人來往馬蹄忙。回頭左右天連水，孤鶩飛霞帶夕陽”。(34) 詩中“紅毛”即指英國人。
香港島被英國佔領，原住澳門的外國人離澳赴港後，澳門的賽馬亦逐漸走向衰落，香港與上海的賽馬代之而起。
其次是划船運動。自清政府在乾隆三十六年(1757)開始實施“一口通商”政策以來，外國來華商人們經常在廣州舉辦此項運動，但受限制較多，他們便經常在澳門舉辦。關於划船運動在澳門舉辦的情況，亨特《舊中國雜記》中有詳細記載：首先，比賽由在廣州的外國人組織的“廣州划船俱樂部”舉辦，賽事在1837與1838年分別在廣州與澳門舉行。(35) 此傳統一直保留，甚至在著名的英國人澳門劫獄案發生時，澳門總督亞馬留 (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都是在美國船隻上指揮划船比賽。1849年12月的《中國叢報》載：“總督 (亞馬留) 在答覆他並將科帕爾引見給法官卡爾尼伊羅後不久，就登上美國船‘樸利茅斯號’擔任划船比賽的裁判。”(36)
第三，網球、板球、檯球等。網球是一項優美而激烈的體育運動，孕育於法國，誕生在英國。板球 (cricket) 又稱木球、槳球，起源於英国，是由兩隊各十一人進行對抗比賽的一項團隊運動，一向被稱頌為“紳士的游戲”(gentleman’s game)，是一項崇尚体育精神 (sportsmanship) 和“公平比賽”(fairplay) 的運動。它盛行於英聯邦國家，如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南亞、非洲南部、西印度群島等地。板球的球季主要在春季與夏季，剛好跟在秋季與冬季打的足球互補。
檯球亦稱桌球，是一項在國際上廣泛流行的高雅室內體育運動，是一種用球杆在檯上擊球、依靠計算得分確定比賽勝負的室內娛樂體育項目。這些運動經英國人傳入澳門。
網球傳入澳門的時間，目前尚不確定，但19世紀下半葉，澳門已經有了網球運動。1867年，比利時盧德維奇‧德‧波瓦 (Luodovic de Beauvoir) 公爵遊澳門時，曾提到澳門的網球場。(37) 1890年時，澳葡政府還批准了澳門外國人草地網球俱樂部章程。(38)
板球傳入澳門始於19世紀初。嘉慶二十一年(1816)，鍾啟韶遊澳門時寫下詩句：“築毬坡對座，走馬路橫窗。”澳門還有板球場，前引〈澳門市區及港口圖〉在東望洋山之西、水坑尾之東，有一“板球場 (Cricket Ground)”。此球場即今荷蘭園塔石球場的位置。民國初年汪兆鏞寫下〈拋球場〉詩：“昔有戲馬臺，後世乃無聞。此地開廣場，草色亦氤氳。蹴鞠亦古法，體育舒勞筋。”(39) 由此可見“築毬”為英國人盛行的板球。
檯球亦於19世紀上半葉傳入澳門。1843年7月5日，《澳門曙光報》一則廣告稱，英國人彭丁 (E.Bontein) 為一家檯球館老闆。(40) 1858年崗頂劇院建成，不僅成為當時“上演話劇、音樂會、歌劇的首選場地”(41)，而且還是開辦舞會、看書、打桌球的地方，院內設有桌球室。汪兆鏞記載：“龍嵩廟側，地名岡頂，有大廈一區，宏敞環偉，葡人謂之‘及笠’，即華人之公司，蓋醵資建設公共遊息地。每會：士女昌豐，擊球、跳舞、飲酒、唱歌，往往達旦。”(42) 擊球，就是打桌球。故崗頂戲院又被稱做“崗頂波樓”。
居港葡人對香港近代體育俱樂部發展的貢獻
香港近代體育的發展，與英國人割佔與租借香港地區是分不開的。1842-1898年，英國用武力威逼、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分別割讓香港島、九龍半島及租借新界地區，使香港地區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因此，香港近代體育發展深受英國殖民統治的影響。體育活動主要由西方人士組織的體育會舉辦，參與者僅限於駐港英軍、商人及外籍人士等，華人絕少機會或渠道參與。體育會 (俱樂部) 成為了19世紀香港體育運動的組織者。研究近代香港體育發展，須從瞭解這些體育會入手。
一、域多利遊樂會 ( Victoria Recreation Club)
成立於1849年10月25日，時名“域多利划艇俱樂部”(Victoria Regatta Club)，前身是前述1837年在廣州創辦的“廣州划艇俱樂部(Canton Rowing Club)”。它是香港運動俱樂部之父和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體育會 (43)，用以推動如划艇、風帆和渡海泳等水上活動。首次划船賽在1849年舉行，比賽包括帆船賽、渡海小艇、四槳小艇賽、家用小艇賽等。1855年關閉，五年之後又恢復，會員有七十八位。會舍建於香港的水傍，1872和1874年的風災，給它造成了很大的損失。1874年風災損壞的維修費用高達五千圓。1900-1901年，它搬到了九龍。該俱樂部由居港葡萄牙人管理多年，尤其是當其游泳池與房舍還在商業中心區時，年輕的葡萄牙辦公室職員經常很好地使用該俱樂部的設施。(44)
1908年左右的域多利遊樂會會所 (45)
二、香港木球會(The Hong Kong Cricket Club)
木球 (cricket) 又稱板球。英佔香港後，英國人又將此項運動帶到了香港。此俱樂部於1851年6月成立，將英軍操場鋪上草坪改建成球場 ──渣打道球場 (Chater Road ground)。它是在英國之外的第一個木球俱樂部。(46)
三、香港賽馬會(Hong Kong Jockey Club)香港的賽馬運動始於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島之後。當年英國人剛抵達，便疏通清理在跑馬地的一片瘧疾為患的沼澤作開闢馬場之用。自此馬場便一直運作至今，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暫停過數年。而香港賽馬會則成立於1884年2月，1891年開始舉辦賽馬博彩活動。因為英國人酷愛賽馬，因此香港賽馬會成為了香港最有影響力的機構。
四、香港足球會 (Hong Kong Football Club)
英國人亦將在英國流行的足球運動帶到香港。該俱樂部由香港輔政司駱克爵士 (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與一批英國商人創辦於1886年12月12日，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足球會，亦為全亞洲成立最久而且仍在運作的足球會。該會早期不但組織足球隊參賽，在香港足球總會成立前，更負責制訂比賽章程與規則，還創辦香港足球高級銀牌賽。此賽事成為亞洲歷史最悠久的職業足球聯賽及錦標賽。(47)
五、香港遊艇會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雖然1849年香港已經以域多利划船會的名義舉辦了划船比賽，但成立俱樂部則在1890年。在一年前，幾名遊艇主人在一隻名為“Mersey Canoes”號的小艇上達成了多項比賽協議，以便組織更好的比賽。本年，組織了“ 香港科林斯式帆船俱樂部” ( Hong Kong Corinthian Sailing Club)，M. Beart 先生被選為俱樂部主席，1893年改現名。(48)
華人參加到香港體育活動中來，始於20世紀初。當時一些新的社團開始向華人推廣體育活動。1902年，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Chinese YWCA of Hong Kong) 成立，致力於向華人社區推廣體育活動，1918年其屬下的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必列者士街會所 [又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央會所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Bridges Street Centre)] 啟用，設有室內泳池和跑道，是香港首個市民會堂及體育場館。1908年，在校華人學生莫慶等四十多人發起組織華人足球隊，參與洋人舉辦的足球競賽，其後逐漸演變成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華人體育組織 ── 南華體育會。香港中華業餘體育協會於1916年成立，負責推動發展本地華人體育活動，同時選拔運動好手代表中國參加國際賽事。(49)
在19世紀香港體育發展過程中，從澳門遷居香港的葡萄牙人曾經積極參與，產生過重大影響，是香港近代體育發展的主力軍，為推動西洋體育在中國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居港葡萄牙人積極參與體育活動的原因，主要有下列方面：
一、體育活動是葡萄牙人社區的一項重要社會活動，也是他們維繫社區的重要手段。罷辣架曾說：“在運動領域，早期的葡萄牙人並沒有實質性的參與。但從第二代開始，葡萄牙人在香港的運動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傑出。在個人運動中，他們在射擊、桌球、游泳、划船、多項競技項目及賽馬中表現出色；在集體項目，諸如足球、曲棍球、草地滾球、水球、划船、網球、板球，他們亦出色。由‘葡人俱樂部’成員提供的‘盧梭人’杯賽，是每年春季由香港賽馬會舉行的香港賽馬賽事中的大型年度賽事。”(50)
二、社區消遣手段。施利華說：“特別是在運動方面，它們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消遣途徑。同樣，不計他們在香港人口中的比例，‘澳門之子’的運動員控制着如此之多的領域。也許其原因是中國人直至現在為止均沒有運動的意識；或許是這些‘澳門之子’的混血背景，使他們具有其他種族所缺乏的機靈與協調。他們擅長於游泳、足球、划船、騎馬、壘球、曲棍球、網球、羽毛球、桌球和草地滾球，在許多領域，他們至今仍是這樣。”(51)
定居香港的澳門葡萄牙人參與香港體育運動的重要形式是組織社團，在社團中開展體育活動。下面分別對這些社團加以介紹。
一、香港島“西洋會所 (Club Lusitano)”(52)
這是香港葡人最早的俱樂部。1865年12月26日，由澳門總督阿穆恩 (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西洋波會會所入口 (59)
西洋會所奠基慶祝 (1920年12月17日) (58)
西洋波會外觀 (1920) (54)
Amaral) 來香港主持了其大樓奠基儀式 (53)，它是順應居港葡萄牙人需要而組建的。
二、域多利遊樂會 (Victoria Recreation Club)(見前述)
三、九龍“ 西洋波會(Club de Recreio)”(55)
係香港草地滾球組織，先由僑居香港的葡萄牙人組成，為葡萄牙人社區休閒中心，後來發展成為運動俱樂部。會所位於九龍京士柏加士居道20號，近衛理道交界，亦係年輕人在九龍的運動中心。其場地與設施有草地滾球、羽毛球、曲棍球和網球。(56) 奧馬達‧卡斯特羅說：“在運動領域就一句話：西洋波會在此領域的記錄，太為人所知了，以致於不再需要提及；那個俱樂部在足球、草地滾球、板球、曲棍球方面贏得了榮譽；而整個社區在運動方面也富有成果；其中有它一個會員，哥沙洛家庭(Gosano family)，此家庭成員成長起來，不久將毫無疑問能夠在他們之中召集起兩支十一人曲棍球隊。該俱樂部最熱心的支持者是葡萄牙人；許多當地的游泳記錄也是葡萄牙人保持的。葡萄牙人在草地上的熱情，人數不少；最為成功者之一是蘇亞雷斯 (F.P. de Vasconcellos Soares)，他在彩色、綠色、金色的草地上追逐，其中最為吸引人的是在賽馬場。”(57)
近代學校體育在澳門、香港的發展
澳門是歐洲學校教育在中國最早展開的地區，而將體育教育引入學校教育中來的，首先是天主教學校。16至17世紀澳門學校體育就是通過舞蹈、戲劇、散步、游水、登山等身體活動方式來展開的，這與當時歐洲剛剛興起的學校體育教育大致同步。
澳門兩家主要的天主教高等學府是開展學校體育教育的代表。首推澳門聖保祿學院 (Colégiode São Paulo)。雖然由於資料的不足，目前尚不能全面瞭解該學院的體育教育的情況，但校規中有將登山作為體育鍛煉的規定。
據1620 年耶穌會巡視員陸若漢 (João Rodrigues) 的一份報告，學院當時十三條校規之第三條規定：“由於學院沒有專門地方供大家散步和鍛煉身體，因此，學院規定，星期天及其他聖日為休整日，所有的人均應登山散心，呼吸新鮮空氣。大家可攜帶水果和食物在外野餐。同時，神父每天清晨上山祈禱；教師們每天下午教完課後亦可登山活動。作出這樣的具體規定是為了保證人人能夠鍛煉身體，有充沛精力進行學習和工作。”(60)
學院還在澳門附近的青洲 (Ilha Verde) 興建教堂及供學生休閒活動的場所。
其次是聖若瑟修院 (Seminário e Igreja de São José)。1828年，該修院接管青洲後，青洲又成了該院師生休閒娛樂的場所。
1875年，聖家辣修道院和聖羅薩利瑪孤女院合併成一所女子學校 ──“聖羅薩利瑪女子學校”。其中等教育課程有葡語語言及語法、法語、英語、新舊約、宗教史、聲樂及鋼琴、體育、衛生學等，此外還有女紅課。(61)
新教傳入澳門後即展開了他們的辦學活動。馬禮遜於1807年來華後，即進入澳門。1812年赴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英華書院雖然沒有開設體育課，但據當時到該院學中文的美國人亨特記載：“學院規定我們要每天鍛煉，我們很高興地接受這一規定。”可知，剛剛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開辦的學校即很重視體育鍛煉。
1836年9月， 為了紀念馬禮遜， 一些歐美傳教士在澳門成立馬禮遜教育會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並開辦馬禮遜紀念學校，聘請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生布朗 (Samuel R. Brown)擔任校長。據1841年10月的《中國叢報》記載：“在(1839年)11月1日，我們搬到了教育會的房子，並在同月四日開辦了一所學校。[⋯⋯] (每天)有八個小時用於讀書，三至四個小時用於室外進行鍛煉和娛樂。”(62)
1900年7月初，由於義和團的反洋教運動在北方開展得十分激烈，南方的排外組織活動也很積極，破壞了十五所長老會教堂，將一百多個基督教家庭驅出家園。鑒於此，美國長老會創辦的廣州格致書院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總教習鍾榮光建議，將學校急遷澳門以暫避國內“反洋派”風頭。
格致書院到澳後，租賃士多紐拜斯大馬路 (Avenida Sidónio Pais) 與雅廉訪大馬路 (Avenidado Ouvidor Arriaga) 交界處的張家花園為校址，正式易名為“嶺南學堂”。格致書院在澳期間十分重視體育教育，該校體育教師劉惠士創辦團隊演習兵操，其中啞鈴體操的表演更獲好評。劉惠士還組織該校中國學生同葡萄牙人舉辦球賽，給澳門社會帶來了新氣象。1904年，格致書院遷回廣州。(63)
澳門官立學校推廣體育運動，始於1911年。1910年10月5日，葡萄牙爆發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國的革命。澳葡政府亦進行了中學教育改革，意識到體育運動對國民素質提高及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於次年1月6日，由代理總督馬楂度 (Álvaro de Mello Machado) 頒佈第十五號訓令，正式成立澳門運動會。這是澳門歷史上關於發展體育運動的第一份正式官方文件，對澳門體育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64) 它大大推動了澳門學校體育的發展，1911年11月29日，澳門振興學會 (APIM) 在塔石球場舉辦了“學校學生運動會”，以響應其號召。(65) 葡國革命後，澳門教育事業發展很快，各種類型的學校基本上完成了教育近代化任務，主要學校大多配有專職體育教師，開設體育課，各種體操、田徑、球類在學校展開。
私立學校也積極推廣體育運動。1914年，由澳門一批熱心英文教育的人士如蔡克庭、郭杓、區利仁等發起成立民間社團“樹學會”，建立了一所初具規模的英文學校，取名為“澳門英文學校”。該校按照香港學制，設有中一至中五各級，高年級完全採用英文授課，學期結束後，參加香港大學堂的初級試和本級試，成為當時澳門最完備的英文學校。1921年，增設漢文小學部，改稱“澳門英文、漢文學校”，校址遷往大廟頂街蔡氏大屋。該校不僅有大量的體育器械供學生使用，而且還組織“足球杯”、“乒乓球杯”。當時澳門尚少懂乒乓球者，該校乒乓球隊為澳門之創舉。(66)
進入近代以來，香港繼澳門成為了學校體育傳華的新基地。但從港英政府的教育年度報告來看，至19世紀末，港英政府資助學校的課程中，並未有開設體育課程的報告。20世紀初，香港的華人學生在學校開始接觸體育運動。
結 語
自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以來，澳門就成為了西洋體育傳入中國的首個橋頭堡與窗口，以射擊、騎馬、游泳等為代表的葡萄牙人的騎士運動與以賽馬、划船、球類等為代表的英國人的貴族運動傳入了澳門。19世紀中葉以後，香港成為了歐洲體育在中國傳播的一個基地， 體育會( 俱樂部) 成為了香港體育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居港葡萄牙人亦為香港體育運動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學校體育是西洋體育的組成部分之一，從16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澳門的聖保祿學院與聖若瑟修院以及19世紀初的澳門新教學校開展了學校體育活動。至20世紀初，鑒於體育教育對國民素質提高與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港澳地區已經在學校開展了體育活動。港澳地區體育運動的發展，為西洋體育在華傳播做出了貢獻。
【註】
(1) 如崔樂泉指出：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接觸到西方近代體育，從而開始了緩慢的體育近代化的過程，而近代西方體育開始傳入中國，大約始於19世紀60年代。(參見崔樂泉著《中國近代體育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18頁)。張曉軍指出：“鴉片戰爭後，西方體育活動開始進入中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它被看成一種‘遊戲’性身體活動而被視為低下的事物。”見張曉軍著〈近代國人對西方體育認識的嬗變(1840-1937)〉(吉林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之“中文摘要”。
(2) 周西寬著〈近代體育運動在中國的興起〉，《成都體育學院學報》1979年第3期，頁18-19。
(3) 前揭崔樂泉著《中國近代體育史話》，頁18。
(4) 參見湯開建教授所著系列論文：1)〈明清時期西洋體育在澳門的傳播〉，《世界漢學》第3期；2) 與顏小華合著〈清中後期西洋體育在澳門的傳播〉，《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3)〈民國時期澳門近代體育的形成與發展〉，《暨南史學》第3期。
(5) 如馬宣建主編《中國體育通史》第八卷 (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8年) 祇用極少的篇幅論述香港與澳門的西洋體育發展史。
(6) 有關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時間，學術界有多種說法。因不屬本文討論的範疇，故在此不再贅述。
(7) 參見前揭湯開建著〈明清時期西洋體育在澳門的傳播〉，頁148-149。
(8) (明) 霍與暇撰《勉齋集》(清光緒丙戌重刊本) 卷十七〈處濠鏡澳議〉。
(9) 參見 Mundy, Peter,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Nendeln, Liechtenstein: Nabu Reprint Ltd., 1967, Part I, pp. 264-268.
(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暨南大學古籍所等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二冊第658號檔〈廣州將軍哈豐阿等奏報查明澳門炮臺各情形〉，頁264。
(11) 博卡羅著、范維信譯《要塞圖冊》(O 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Cidades e Povoações do Estado da Índia Oriental)，載《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里的中國景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219。
(12) 見 (清) 盧坤撰《廣東海防匯覽》(清道光刊本) 卷三十二〈方略〉二十一〈炮臺〉二引道光十四年盧坤巡撫祁 [土貢]奏摺。
(13) 見(清)暴煜纂《(乾隆) 香山縣誌》(清乾隆十五年刊本)卷八〈濠鏡澳〉。
(14) 先是，葡籍男童在附近地區遊逛，隨意射獵，多次傷及華人。廣東巡撫聞訊，遂決定禁止在香山縣射獵。嗣中葡兩國政府多次交涉，澳門總督拒絕承認中國有權以任何理由禁止洋人從澳門進入中國內地。他表示願意遵守中國既有的體育章程。但按照通商條約規定，洋人可以在通商口岸一百里範圍內自由旅行，因此他聲稱澳門必須在此方面堅持至少與通商口岸相等的地位。他向廣東巡撫提議，應像日本政府所做的那樣，起草一項同樣適用於華人和外國人的射獵章程，他將保證澳門居民共同遵守。這一提議遭到巡撫拒絕，其理由是通商條約沒有提及射獵，洋人根本無權在華射獵，所以官府的禁令是正當的，參見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 (第四冊)，頁2016。
(15)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1887-1946)》(澳門： 澳門基金會，1998年) ，頁42。
(16) (明) 王臨亨撰《粵劍篇》卷三，〈誌外夷〉(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369。
(17) (明) 蔡汝賢撰《東夷圖說》(不分卷) 之〈黑鬼〉，四庫存目叢書本。
(18) 見(清) 吳歷撰《三巴集》第十二首，小石山房叢書本。
(19) (瑞典) 龍斯泰著、吳義雄等譯《早期澳門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163。
(20) (美) 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 之〈澳門的老僑民〉(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93-194。
(21) (民國) 繆君侶撰《百尺樓詩稿》之〈夏初早遊西灣〉，轉引自《澳門掌故》十三〈名勝古跡掇拾〉四十六〈西灣〉，頁304。
(22) 參見前揭《早期澳門史》第三卷第三章〈其他遊覽地〉，頁170。
(23) 參見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4, No.8, Aug., 1845,p. 400.
(24) 見 (清) 方恒泰撰《橡坪詩話》卷四，載《雜記》，道光十三年刻本。
(25) 參見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1608-1667. Vol. 3, Part 1, pp. 264-268.
(26) 前揭《舊中國雜記》之〈1825-1826在新加坡與麻六甲〉，頁269。
(27) 參見 (清) 潘儀增編《番禺潘氏詩略》(番禺潘儀增清光緒二十年 (1894) 刻本) 第二冊〈義松堂遺稿〉。
(28) 參見 Hillard, Harriet Low; Hodges, Nan P.; Hummel,Arthur W., ed.,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Woodinville,WA.: History Bank, 2002, pp. 75, 285-285.
(29) 見 (葡) 阿馬羅著、吳新娟譯〈伊比利亞傳統的澳門紙牌遊戲〉，《文化雜誌》第23期 (1995年)，頁39-48。
(30) 所謂“紳士”就是指這一批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新貴族。英國紳士體育產生於17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而紳士體育就是新興資產階級所推行的紳士教育中的一部分。紳士體育為了培養處群能力、競爭精神、實戰本領的需要，強調在紳士教育中開展騎馬、擊劍、游泳、划船、舞蹈等活動項目，卻又特別偏重於賭博性的競技運動，如賽馬、拳擊、擊劍、板球等項目。紳士體育多以俱樂部形式出現，不對下層群眾開放。
(31) 參見 Hillard, Harriet Low; Hodges, Nan P.; Hummel,Arthur W., ed., Lights and Shadows of Macao Life: The Journal of Harriett Low, Travelling Spinster, p.79.
(32) 參見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6, Oct., 1835,p. 292.
(33) 參見 The Friend of China, Vol.1, No. 49, Fe. 23rd, 1843;p. 194.
(34) 見 (清) 葉廷勳撰《梅花書屋詩鈔》(清道光十一年刊本)卷四〈於役澳門紀事十五首〉；(清) 葉廷樞撰《芙蓉書屋詩鈔》(清道光十一年刊本) 卷四〈澳門雜詠〉。
(35) 此段記錄相當重要，茲錄如下：“1837年，十三行商館裡的一些年輕成員組織了一個廣州划船俱樂部。我們有幾十艘供比賽用的單人划艇和輕便小艇。供帆船賽的有三艘約二十六英尺長的雙桅縱帆船──斯特吉斯的‘小鼠號 (Mouse)’，英國領事館秘書埃爾姆斯利 (Eduard Emslie) 的‘大鼠號 (Rat)’和筆者的‘百鼬號 (Ferret)’。所有這些船艇都是在河南澳門水道的盡頭處，由一個完全禿頭的老人建造的。[⋯⋯] 他的手藝一流，特別是為保羅‧福布斯建造的快艇‘亞特蘭大號’，那是一艘五十噸的雙桅縱帆船，按照遐邇聞名的‘美利堅號’遊艇式樣建造的。它在澳門海面的一項比賽中獲得優勝，超過了其餘的六艘好船，其中包括約翰‧顛地的三十四噸單桅快艇‘吉卜賽號 (Gipsy)’，當時由我駕駛，獲第二名。‘亞特蘭大號’的時速為九又四分之三海里；‘吉卜賽號’為八又十分之一海里。比賽線路作三角形，有三十五海里，當時吹着強勁的北風。我們在澳門海面舉行的第二次比賽發生了一件不幸事故。報名參賽的有十隻艇，但實際出航的祇有四隻(海面風浪很大，不遠的地方颳着颶風)。它們是‘吉卜賽號’、查頓三十三噸的‘薊號 (Tistle)’、坎貝爾 (Campbell) 三十一噸的‘夢號 (Dream)’和利文斯通三十噸的‘龍號 (Dragon)’。十八噸的獨桅快艇‘仙女號 (Fairy)’曾出發，一起行駛了一會兒，便連整幅帆一起沉沒了。它的主人‘金星門號’的船長羅珀 (Roper) 緊抱桅杆不放，才得獲救，但他的夥伴‘葛籣萊昂號(Glenlyon)’的船長的哈多克 (Haddock) 和兩名印度水手則被溺斃。我再次駕駛‘吉卜賽號’，以領先九分十秒贏得優勝。它載着我們在四小時中駛過二十五又二分之一海里的三角形航線。[⋯⋯] 我們的裁判是碇泊黃埔的孟買船‘查理斯·福布斯爵士號 (Sir Charles Forbes)’的船長斯科特 (Scott)。[⋯⋯] 其實，中國船隻對這次運動也表露出濃厚的興趣，它們自己也在防止有出來妨礙比賽。我們的第一次帆船比賽是於同一年在澳門航道舉行，[⋯⋯]‘大鼠號’、‘小鼠號’和‘白鼬號’參賽，‘白鼬號’’獲勝。另外兩次比賽在1837年和1838年舉行，沒有發生事故。1838年11月同樣由前邊提到的三艘雙桅縱帆船進行比賽，天氣寒冷陰沉，獲勝者是羅伯特‧福布斯 (Robert B. Forbes)。”見前揭(美)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 之〈廣州船俱樂部〉，頁302-306。
(36) 參見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No. 12, Dec. 1849,p. 669.
(37) 德立‧龍巴 (Denys Lombara) 著、李長森譯〈德‧波瓦公爵在澳門〉，《文化雜誌》第23期 (1995年)，頁11。
(38) (葡) 施白蒂 (Beatriz Basto da Silva) 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頁294。
(39) (民國) 汪兆鏞著《澳門雜詩》第二十一首〈拋球場〉(民國五年 (1916年) 刊本)。
(40) 參見 Forjaz, Jorge, Famílias Macaenses,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6, Volume 1, p. 529.
(41) 見前揭施白蒂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頁134。
(42) 前揭 ( 民國) 汪兆鏞著《澳門雜詩》之〈竹枝詞四十首〉。
(43) 相關資料，參見網站：http://www.victoria recreation club.com.hk/history.html
(44) 參見 F. A. (Jim) Silva, Sons of Macao, Their History and Heritage, California: UMA, 1979, p. 31.
(45) 圖片來源：http://www.victoria recreation club.com.hk/history.html
(46) http://www.hkcc.org/history.aspx
(47)相關資料，參見網站：http://en.wikipedia.org/wiki/Hong_Kong_Football_Club;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8%B6%B3%E7%90%83%E6%9C%83
(48) 相關資料，參見網站：http://www.rhkyc.org.hk/History.aspx
(49) 相關資料，參見網站：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9%AB%94%E8%82%B2
(50) Braga, José Pedro, The Portuguese in Hong kong and China:Their Beginning, Settlement and Progress during One Hundred Years. (Revista“Renascimento” 1944; Macau: Fundação Macau and Mar-Oceano, 1998), p. 162.
(51) Sons of Macao, Their History and Heritage, p. 19.(52) 關於此俱樂部的中文名稱，據孫修福編《近代中國華洋機構譯名大全》(北京：海關出版社，2003年)，頁224載：“Club Lusitano，西洋公司(香港)；沙面西洋公司(廣州)；東方總會(上海)。”又據黃光域編《近代中國專名翻譯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頁載：“Club Lusitano，(1) (香港：1866年設立，初期) 新西洋公司；(嗣改稱) 西洋公司；(2) (廣州)沙面西洋公司；(3) (上海)東方總會。”
(53) (葡) 施白蒂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十九世紀》，頁161。
(54) Portugu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p. 98.
(55) 此俱樂部的中文譯名，據前揭孫修福編《近代中國華洋機構譯名大全》第22頁：“Club de Recreio，西洋總會。”
(56) Sons of Macao, Their History and Heritage, pp. 30-31;http://www.clubderecreio.org/index.do.
(57) Castro, Leo de Almada e K. C., “Some Notes on the Portuguese in Hong Kong”, in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Hong kong, Boletim, No. 2 , Setembro , 1949,pp. 273~274.
(58) Portugu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p. 97.
(59) 圖片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B4%8B%E6%B3%A2%E6%9C%83
(60) 何儒達王室圖書舘藏聖保祿學院原始檔案：《本院最後一項工作 ── 附屬小學》(Do Ultimo ministério deste Colegio que é a escola dos meninos)，轉引自李向玉著《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1年)，頁106。
(61) Barata, Aureliano, 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 Macau: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9,pp. 181-188; Teixeira, Manuel, A Educação em Macau,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1982, p. 281.
(6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0, No.10, Oct.1841,pp. 564-587.
(63) 見劉羨冰著《澳門教育史》(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07年) 第2章〈第一所來澳避難的書院 ── 格致書院〉，第80-81頁；韓一英編《清代基督教大事記簡編》(澳門：澳門培正中學，2007年)，頁98。
(64) 參見湯開建著〈民國時期澳門近代體育的形成與發展〉，載《暨南史學》第3輯，頁505-535。
(65) (葡) 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1900-1949)》(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頁58。
(66)王文達著《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頁326；劉羨冰著《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10年)，頁69。
* 馮菲，暨南大學體育部講師。
* *葉農，暨南大學文學院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