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媽閣廟天后誕戲棚外景(油畫 48x38cm) 澳門海事博物館畫家趙紹之繪(1996)
一
一般認為，葡萄牙人稱澳門為Macau係由閩語呼澳門之媽祖閣(娘媽角)音譯而來。據此推斷，澳門媽祖閣當由福建人所建。福建人是如何將源於本省莆田的媽祖女神帶到澳門并建廟祭祀，其細節恐已難於考證。然而媽祖閣既漸成地名，亦足見其對於當地之重要。正如澳門<媽祖閣五百週年紀念碑記>所言，“澳門初為漁港，泉漳人士蒞止，懋遷成聚落。明成化間創建媽祖閣，與九龍北佛堂門天妃廟、東莞赤灣大廟鼎足輝映，日月居諸，香火滋盛，舶艫密湊，留殖繁增，澳門遂成中西交通樞要”(1)。澳門從小小漁村到貿易港的變化，媽祖信仰的作用不可小覷。而從這一過程中，也可以看出福建移民在澳門的工商業活動與其媽祖信仰是如何互動的。
清乾隆年間任澳門同知的印光任和張汝霖在其著作《澳門紀略》中，談到澳門半島西南端南環一帶的居民，“其商儈、傳譯、買辦諸雜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2)。而媽祖閣正座落於此。福建商人聚居於媽祖閣一帶，是有其歷史淵源的——那正是他們的祖先從故鄉來到澳門時最先登陸的地方。據葡人安娜·瑪麗亞·婭瑪洛(Ana Maria Amaro)的研究，澳門最早的居民來自福建，其中的賈氏(Kai)很可能是第一個在澳門定居的家族，他們不從事農業，而是在內港的入口處，即媽閣山腳的下環街(亦即南環)一帶落戶，從事捕魚及海上貿易，而那正是後來矗立起媽祖閣的地方，也是葡萄牙人最初登陸澳門并與當地人接觸的地方。(3)雖然婭瑪洛所據的材料帶有傳説的成份，但畢竟反映了福建人移居并經商於澳門的史實。其中的“賈”很可能是雙關語，它既是姓氏又有“商賈”的含意，并且媽祖閣的建立也隱約與賈氏家族有關。
《澳門紀略》在上述記載之後又有如下文字:
(……)有奇石三: 一洋船石，相傳明萬歷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於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娘媽者，閩語天妃也。於廟前石上鑴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異。(4)
這段文字雖然在媽祖閣建廟的年代上有誤，但對此廟為閩賈所建提供了確鑿的依據，并從方言的角度證實了其命名者乃福建商人。再者，實地觀察那塊被稱為“洋船石”的摩崖石刻，可以發現那上面雕刻的正是閩式的“大雞眼”海船，兩邊船首錨孔繪着圓形的大雞眼圖案(5)，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五百年前福建海船來到了澳門。“洋船石”所在地屬媽祖閣範圍之內，也正隱含着此廟為閩商所建的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洋船石”上的“利涉大川”四個字，不也正蘊喻着福建海商那種不畏艱險追逐利潤的創業精神嗎?
澳門媽祖閣同時還是一座佛寺，叫正覺禪林，其佛堂與供奉媽祖神像的正殿為緊鄰。在佛堂院內有一碑刻，日“重修媽祖閣碑志”，碑文為清香山縣里人趙艾菁所撰，年代為道光九年(1829)，其內容亦可為以上論述提供一些佐證。碑文言及媽祖閣來歷時日:
相傳往昔閩客來遊，聖母化身登舟，一夜行數千里，抵澳陟崖至建閣之地，靈光倏滅，因立廟祀焉……
可見媽祖閣為福建人所立。碑文言及捐資修繕者之情況時又日:
巨室大家，歲資洋舶通商，貨殖如泉，世沾渥潤，此……所以……
可見出資者多為商家。(6)
媽祖閣“第一神山”石殿前橫柱下方刻有兩行字: “明萬歷乙巳年德字街眾商建，崇禎己巳年懷德二街重修”。這兩行石刻透露出這樣一個史實，即媽祖閣的擴建是伴隨著澳門商業街市的擴展以及商人實力的增強而進行的。據康熙《香山縣誌》載:
萬歷史，督撫奏請就其聚廬中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分左右定其門籍……分東西各十號，使互相維繫譏察，毋得容奸，聽海防同知及市舶提舉司約束。(7)
這也就是石刻中“德字街”、“懷德二街”的來歷。也就是説，在媽祖信仰的感召下，商民聚居於澳門者漸多，并逐漸形成街市，至明萬曆中已有以畏、威、懷、德四個字命名的四條街了。商民又不斷出資興修擴建媽祖閣，終至後日之規模。從《澳門紀略》中可知，福建商人在澳門有很大勢力，那麼上述四條街的“眾商”中包括許多閩商，恐怕是沒有甚麼疑問的。
從古代到近代，澳門的福建移民既是當地工商業發展的強大動力，又是媽祖女神的虔誠信徒，因而工商業的繁榮和媽祖閣香火的興旺互為輝映，互為因果，至今依然如此。當今閩籍人士約佔澳門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8)，在當地工商業中發揮着巨大的作用。同時，他們崇拜媽祖的熱情絲毫不會比他們的先輩來得遜色。一位澳門福建同鄉告訴筆者，近二十年來澳門經濟的起飛，得益於內地大批勞動力進入本地，這當中有許多來自福建。這些70年代以後來到澳門的福建籍新移民，有的還成為富有的商人或企業家。談到對媽祖的信仰和崇拜，他説: “福建人對媽祖的信仰是傳統，我們在陰曆除夕之夜都要去媽祖閣參拜，每人買一柱長香，在廟中點燃并帶回家中，我們是全家人一起去的。……”談到澳門的福建同鄉會組織與媽祖閣的關係，這位先生説: “漳、泉、潮三邑人士公推數人組成媽祖閣執理會，當中福建人佔多數。我們同鄉會有活動均通知媽祖閣執理會……”(9)當代澳門閩籍人在從事工商業活動的同時，對媽祖的信仰和崇拜熱情未減，而且從個人的互動發展成組織的互動，從而使這一信仰與現代社會更加合拍。
媽祖以海上保護神而著稱於世，但其功能并非起始即定型。媽祖的發源地莆田，人們“為媽祖立祠，原先的旨趣是有感於神的正直聰明，神異卓著。祠廟即立之後，其靈異逐漸偏重於航海的護佑”(10)。這一變化與移民和貿易有關。早年閩人向外移民乃是冒險渡海而去，而貿易亦多靠海上航行，“具有一種母性慈悲”(11)的媽祖自然成為在澳門的福建人的主要崇拜對象。雖然日後閩人大多數已定居澳門，并且貿易的風險也大大減低，但媽祖崇拜既已隨移民、貿易而流行，隨着閩人在澳門的工商業的發展，自然要求這位女神的庇護範圍進一步擴大。由於媽祖的靈驗，閩人便沒理由不把這位女神也當作財神來崇拜。這就是福建人在澳門的工商業活動與其媽祖信仰產生互動的思想基礎。
二
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決定了澳門是一個漁業經濟發達的地區。漁業經濟的特點是風險大，因此漁民特別熱衷於拜神以求平安。媽祖信仰傳入澳門以後，逐漸成為當地漁民的主要信仰。祈求海上生計的平安，是澳門漁民信仰媽祖的主要動機。但是就漁民從海洋獲取的資源本身來説，尚無法保障他們的生計。漁民還必須將其產品投入市場，換取到勞動報酬，才能維持生計。換言之，漁民的產品還必須經過加工和銷售，才能實現其價值。因此漁業經濟又含有工商業的成份。就水產品的銷售而言，這些產品必須通過複雜的商業網絡進行內銷和外銷，在澳門，擔負起這一任務的是魚欄。漁民通過一種複雜的交易制度與魚欄發生聯繫，魚欄是岸上的中間商，做批發水產品的生意，同時還扮演着生產成本預付者的角色。如此則商業信用關係對漁民和魚欄來説都是十分重要的。這樣一種關係除了靠相互之間的信任來維繫之外，顯然還要一種外力來維護。由於澳門漁民和魚欄間的關係是傳統式的，沒有法律和金融上的擔保，(12)所以媽祖女神再次發揮作用，成為維繫這種關係的商業守護神。
80年代中期，澳門擁有的漁船為1,700多艘，擁有的魚欄為60餘家。(13)這樣的比例説明，魚欄的規模大都較小。澳門的魚欄既是中間商又是信貸代理人，許多魚欄是在漁民缺少資金的情況下應運而生的。由於漁民資金的短缺，致使其大部份生產和生活資料的購買，如船隻和捕魚設備的購置、出洋期間糧食和日用品的批量購買等，都要在信貸形式下進行。然而，大多數情況下，魚欄的資金又是很有限的，祇能提供給一小部分漁民。并且這種交易一般都是基於熟人之間的口頭協議，而免去了其他手續。因為貸方必須瞭解借方的底細，所以借方人數必然有限。(14)這種類型的市場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調節的，因而為宗敎信仰這類非經濟因素的滲入打開了方便之門。
從漁民的角度來説，其生產環節——捕魚的前方和後方，亦即購置設備和銷售產品，都是與市場相聯繫的。他們最關心的乃是否有錢買設備，以及所捕的魚能否賣出去。由於充當投資者和收購者雙重角色的魚欄的出現，解決了漁民的上述問題。雖然漁民和魚欄的關係往往是建立在長期瞭解和頻繁交往的基礎之上的，但貸款利息和收購價格這兩項與漁民利益息息相關的要害之處，畢竟掌握在魚欄手中，畢竟令漁民記掛在心。所以漁民對媽祖的祈求，除了居首位的海上生計的平安之外，就是岸上的收益了。
那麼，對於與商業有關的經濟利益的祈求，澳門漁民又是以何種方式來訴諸媽祖神靈的呢? 如果説對於海上生計平安的祈求僅僅是漁民的單獨行為，那麼對於岸上收益的祈求則是漁民與其它社會群體一起進行的共同行為了。因為漁民的收益必須通過與陸上居民的合作才能獲得，所以他們有必要和後者一起來開展祭拜媽祖的活動，以便在共同的信仰中尋求利益的協調。談到這一點，澳門漁民互助會理長馮喜先生是這樣告訴筆者的: “每年(陰曆)三月二十三日在媽祖閣舉行慶祝媽祖誕辰的儀式……當天下午四五點鐘舉辦盛大宴會……這方面的資金來自向漁民募捐，另外街坊、船廠、魚欄也出錢，共同舉辦這次活動。還請戲班來演戲，這方面的資金則由漁民和陸上居民共同組成的‘媽祖閣水陸演戲會’來籌集……”(15)請注意這裡特別提到魚欄，那是漁民欲與之搞好關係的重點對象之一。顯然，這既是一次宗敎活動，又是一次聯誼活動。
從魚欄的角度來説，儘管和漁民相比，它們處於有利的地位，這一地位甚至導致它們對後者的剝削，但是它們同時也要承擔某些風險。首先，魚欄向漁民貸出資金後，漁民出海捕魚所謂的風險也就是魚欄的風險，因為一旦漁船遇險或其它原因無法及時地捕到魚，漁民還貸無着，魚欄便要遭受損失。其次，與第一點有關，由於魚欄大都資金有限，其貸出的款項很可能部份甚至大部是自它處貸入的，一旦漁民無還貸，勢必影響其自身的還貸。此外，魚欄還擔心漁民不守信用，不將所捕之魚售與魚欄。所以，從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經營魚欄的商人信仰媽祖的程度，不會亞於漁民。
那麼，經營魚欄的商人又是以何種方式來崇拜媽祖女神的呢? 除了上文提及的與漁民共同舉行祭拜媽祖的活動之外，他們還有其它的方式，這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捐資興建或修繕各處的媽祖廟。澳門魚欄商家捐資興修媽祖廟和其它神廟的傳統很悠久，大約始自清初。澳門大學的鄭煒明先生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輯錄了大量與澳門民間信仰有關的碑銘文字，其中就有很多是魚欄商家的捐建題名，特舉數例如下:
其一，道光年間澳門離島(氹仔、路環二島，下同)媽祖廟及其它神廟商家捐建題名中大致可確定為魚欄的有普元堂、恆德堂、公義行、永安堂、郭生堂、廣生堂、永滋堂等七家。
其二，同治年間澳門離島媽祖廟及其它神廟商家捐建題名中大致可確定為魚欄的有敬信堂、萬生堂、保安堂、同慶堂、義益堂魚行、積厚堂等六家。
其三，光緒年間澳門離島媽祖廟及其它神廟商家捐建題名中大致可確定魚欄的有集義堂、工羨行、永義行、福安堂、光遠堂、萬生堂、聶德厚堂、官堂卓業和堂、何廣積堂、東岸黃富德堂、恆德堂、義盛堂、萬安堂、卓福東堂、保安堂、福有堂、卓崇德堂、松記魚店、春和堂、永業堂、西家勝公堂(以上氹仔島)、廣生欄、福合堂、李成德堂、大元堂、保全堂、普生堂、馮怡遠堂、羅仁濟堂、同敬堂、新合欄、贊利欄、福有堂、東合欄、蕭永福堂、滿源堂(以上路環島)等三十六家。(16)
上述三例中的捐建商家都是澳門離島的魚欄，如果把澳門半島也考慮進去，其數目就更多了。魚欄對以媽祖廟為主的民間神廟的捐資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從澳門漁民-魚欄關係所反映出來的這種傳統的漁商經濟模式，即使在香港也已不復存在，在中國大陸更不用説。(17)與這種經濟模式相適應的民間信仰形式——媽祖崇拜，其對社會生活的滲透之深，也是不多見的。從宗敎信仰的經濟動機這一角度來分析此種現象，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説，在澳門社會的商業氛圍中，媽祖女神被賦予了更多的商業型神明的成份，她的神力包括保護商民、維護信用、保障流通，等等。需要與滿足需要的手段是一起產生的，澳門商民維護經濟生活秩序的需要與滿足這一需要的媽祖女神的新成份和新功能便同時出現了。
三
本文的第一、二部份分別以地緣群體和業緣群體為實例，討論了澳門的商業經濟與媽祖信仰的互動。在第三部份中，將在更寬闊的視野內、在更高的層次上展開這方面的討論。澳門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商貿城市，其文化也是多元的，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中都是如此。在這樣一個特殊環境當中，商業貿易與宗敎信仰這兩種原屬不同社會生活領域的群體行為發生了更多的交叉、滲透和互動。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來討論澳門商業經濟與媽祖信仰的互動，顯然需要有一些參照系來進行對比。
在西方人眼裡，“歷史上澳門就是一個基督敎的上帝與財神、十字架與王冠、精神與商業之間有着密切關係的城市”。換言之，在澳門，商業經濟與宗敎信仰的互動從來就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例如，16、17世紀時，澳門的耶穌會士就參與了與日本長崎之間的“生絲對白銀”的貿易活動。當時的澳門既是西方傳敎士的集結地，又是西方商人的中轉港，傳敎士與商人合二而一的情況并不鮮見，“宗敎和商業不可避免地就結合到了一起”。(18)
在東方人眼裡，澳門同樣是一座既充滿了商業機會又可傳敎佈道的城市。明清時期來到澳門從事貿易的東方商人中，就頗有來自東南亞伊斯蘭敎地區的商賈，例如爪哇商人。這些以擅長貿易見稱的伊斯蘭敎徒，在經商的同時也把伊斯蘭敎帶到了澳門。在18世紀7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這段時間裡，來自印度孟買的瑣羅亞斯德敎徒曾在澳門活躍過，他們中有些還是富可敵國的商人，對澳門的經濟、貿易等起過一定的影響。(19)
與上述來自國外的東、西方宗敎相比，作為中國傳統民間信仰之一部份的媽祖信仰，其與商業經濟的交融和互動具有哪些特色?
首先，媽祖信仰除了直接與澳門商業經濟發生互動外，還通過對其它中國傳統宗敎信仰的廣泛滲透來間接地與澳門商業經濟發生互動。
與媽祖信仰關係最密切的傳統宗敎要數道敎，道敎以其包容性之大而將許多民間信仰囊括其內。自宋代始道敎已活躍於香山縣(澳門地區舊屬香山縣)，而自媽祖信仰傳入後，澳門地區逐漸變成“一個屬於道敎系統的媽祖信仰圈”(20)。由於媽祖以海上保護神而著稱，且神力無邊，一些屬於道敎系統的民間神明便往往以攀附媽祖來提高自己的神力，這樣恰恰又擴大了媽祖的影響力，使得那些懷抱着經濟動機的眾商民爭相崇拜與媽祖有關的一切神明。這方面比較突出的例子是三婆神。澳門離島氹仔曾有一座建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三婆廟(今已廢)，相傳此神以助剿擊賊，打退來犯海盜，保護地方安寧而著稱，故其廟香火頗盛。但三婆神受崇拜還另有原因，據清人筆記記載，三婆神乃媽祖的第三姊，其誕辰日為陰曆三月二十二日，比媽祖神誕早一天。(21)清末民初乃是澳門近海海盜之患較重的時期，澳門商民崇拜三婆神，顯然為防禦海盜計，歸根結底乃與自身之商業利益有關，而三婆神借媽祖顯揚自身，也使得媽祖信仰與商業經濟的互動有了間接的表現形式。
佛敎也與媽祖信仰關係密切。在澳門，有幾處重要的佛寺也奉祀媽祖，如以觀音為主神的蓮峰廟和普濟禪院(俗稱觀音堂)，也將媽祖奉為重要神明，專設殿堂祀之。筆者在實地考察蓮峰廟時，發現廟內有一方石刻，該石刻無名稱，內容為有關蓮峰廟經濟收入之事，乃廣州、澳門海防軍民府攝理香山縣正堂鍾氏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九月勒石曉諭眾人。該石刻日: “……蓮峰神廟為合澳奉祀香火，住持僧潤能等清修安靜，必須代謀衣食之資。所有營地、墟亭、檐外一路地方，既據該縣丞捐廉建廊，批與客民擺賣生理，并關前一帶鋪屋，統歸入廟僧收租，自應如請辦理……為此示意附近紳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爾等客民如有情願在墟亭、檐外地方擺賣生理，俱與該寺僧人批租，廊屋損壞亦聽寺僧修復召租。俾等寺僧衣食有出，得以肅奉神明，地方獲福，官民咸賴……”(22)從寺僧的角度來説，可以借助神明的感召力，招徠商賈前來擺
設點，從而獲得租金。從商賈的角度來説，亦可借助人們崇拜神明的心理，招攬顧客，從而贏利。在這裡，神明已成為商業活動的中樞。而蓮峰廟所奉神明，觀音取首，媽祖次之。媽祖雖非主神，卻能通過此廟發生影響，其感召力亦不比觀音遜色。因此，媽祖信仰與商業經濟的互動再次有了間接的表現形式。
其次，媽祖信仰和商業經濟的互動，不僅表現在諸如傳敎與經商結合這樣的淺層次上，而且表現在這樣一個深層次上，即這一信仰逐漸被澳門中外人士所普遍認同，從而成為一種商業精神。
澳門馬交石(漁翁街)媽祖古廟今貌(油畫)
澳門海事博物館畫家趙紹之繪(1996年)
宗敎會以不同的強度和不同的意義影響人們的經濟態度和行為。首先，就誠實、公正、守信用這些個人的和商業的美德而論，它們在經濟生活中是至關重要的，而當宗敎能成功地把這些美德灌輸給自己的信徒的範圍內時，宗敎便對經濟產生了影響。(23)
媽祖信仰作為一種民間信仰雖與宗敎不盡相同，但在對經濟生活的影響方面卻有共同之處。當漳、泉、潮三邑人士組成的媽祖閣執理會主辦各種活動時；當漁民、魚欄、船廠、街坊共同出資舉行慶賀媽祖誕辰的儀式時；當漁民和陸上居民共同組成“媽祖閣水陸演戲會”延請戲班來演神功戲時，是甚麼東西將這些不同地域、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人們會聚到一起來呢? 不可否認，欲與相關人士協調關係、協調利益是重要的動機。但是，如果連一點歸屬性認同都沒有的話，這些各方面都差異很大的人們恐怕是難於走到一起來的。這當中，媽祖女神所代表的那種母性的慈悲，那種公平和正義，正是吸引著各式各樣的人們會聚到她身邊來的精神引力之所在。受這種精神感召的人們，逐漸把它“內化”為自己的行為規範和道德準則。“一個人的內化是把他或她聽到的、看到的或有意識無意識地考慮到的對他們自己適用的東西都變成自身的一部份”(24)。如此則一種為社會所普遍認同的商業精神便生成并延續下來。這就是媽祖信仰與澳門的商業經濟在更深一個層次上的互動。
這裡還要指出，由於“澳門文化是迄今四百年東西方兩種異質文化逆向交流的獨特產物”(25)，而媽祖文化作為澳門的一個組成部份，它在為中國居民所認同的同時，也逐漸為西洋居民所認同。在西洋人眼裡，“在中國找不出第二座像澳門那樣用中國的媽閣神命名的城市”(26)。其實一個地名的流行是約定俗成的，媽閣(Macau或Macao)一名在西洋人中流行，取代了其它種種稱呼，正説明媽祖信仰力量的強大，正説明媽祖女神在澳門地區有深入人心的影響。在那樣一種氛圍中，西洋人顯然也被感染了，也不禁對媽祖懷有敬意起來，“既然他們(葡萄牙人)已經知道了該港的正式名稱，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海員，儘管阿媽(媽祖)是異敎神，可是他們還是願意用漁民保護女神的名字來稱呼該港口”(27)。在這裡，西洋人的航海精神從媽祖女神的深刻意蘊中找到了契合點，而歸根結底，這是一種商業開拓精神，是一種合作進取精神。媽祖信仰與澳門商業經濟的互動從而又得到進一步昇華。
澳門路環島天后宮
(油畫76×50cm) 澳門海事博物館畫家趙紹之繪 (1996)
【註】
(1)《澳門媽祖閣考察記錄》，1995年12月13日。
(2)(4)《澳門紀略》上卷<形勢篇>。
(3)路易(Rui Brito Peixoto):<藝術、傳説和宗敎儀式>，《文化雜誌》第5期，1988年第2季度，澳門。
(5)《澳門媽祖閣考察記錄》，1995年12月13日。
(6)<重修媽祖閣碑志>抄本由澳門大學鄭煒明先生提供，特此致謝。
(7)康熙《香山縣誌》卷10<外誌>。
(8)《晉江三慶大典紀念特刊》頁4，澳門晉江同鄉會編，1995年11月。
(9)<訪問旲聯盟談話記錄>，1995年12月12日，澳門。
(10)(11)李豐懋: <媽祖與儒、釋、道三敎>，《歷史月刊》第63期，1993年4月，台北。
(12)參閲路易(Rui Brito Peixoto):<蛋家與魚欄: 體現中國南方經濟金融關係的兩個因素>，《文化雜誌》第4期，1988年第1季度，澳門。
(13)黃啟臣、鄭煒明: 《澳門經濟四百年》頁198，澳門基金會出版，1994年6月。
(14)參閲路易: <蛋家與魚欄: 體現中國南方經濟金融關係的兩個因素>，《文化雜誌》第4期。
(15)<訪問馮喜、冼多安、張新廣談話記錄>，1995年12月19日，澳門。
(16)黃啟臣、鄭煒明: 《澳門經濟四百年》頁151-153；頁157-160。
(17)參閲路易: <蛋家與魚欄: 體現中國南方經濟金融關係的兩個因素>，《文化雜誌》第4期。
(18)C. R博克薩: <十六-十七世紀澳門的宗敎和貿易中轉港之作用>，《中外關係史譯叢》第5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8月。
(19) (20)黃啟臣、鄭煒明: 《澳門經濟四百年》頁84-81；頁7，澳門基金會出版，1994年11月。
(21)見俞樾: 《茶香室四鈔》卷20，引許聯昇《粵屑》的記載。轉引自鄭煒明、黃啟臣: 《澳門宗敎》頁8。
(22)《澳門蓮峰廟考察記錄》，1995年12月16日。
(23)(24)羅納德. L. 約翰斯通: 《社會中的宗敎-一種宗敎社會學》頁199；頁75，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25)黃曉峰: <澳門的文化視野: 世界與中國>，《文化雜誌》第13.14期合刊，1993年第2季度，澳門。
(26)C. R. 博克薩: <十六-十七世紀澳門的宗敎和貿易中轉港之作用>，《中外關係史譯叢》第5輯。
(27)郁龍餘: <媽祖崇拜與中外文化交流>，《文化雜誌》第13.14期合刊，1993年第2季度。
*陳衍德，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敎授，福建省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