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澳門土生青年
(20世紀中葉)
澳門土生/你是一個/飄浮在/兩個/各不相同/互為陌生/互相吸引/又互相矛盾之極點內的/群體∥你的邊界/消融於透亮/脆弱的/茫茫人海/被人遺忘∥受眾生的碰撞/擠迫/發出無聲呻吟∥遙望西方/心止如水/疑幻疑真/恍若失控於海面滑翔的飛機/自由飄落/那飛機/漸遠/漸遠/失去蹤跡……
(1989年12月13日)
左倩萍的詩似乎可以代表一種令人感同身受的深刻悲哀和認識到澳門土生葡人沒有集體同一性的苦澀。然而“飄浮於兩極之內”的含糊説法卻點中了現今澳門土生葡人集體同一性的根本(1)。
理論上，同一性的意思是“一致性”，即具有相同特徵。可理解為本身特徵的重合性。
社會意義上的同一性是指基於某一群體成員共同特點的集合特徵。可稱之為“集體同一性”並有其“基本特徵”。
如果現今土生葡人的共同特點是處於互不瞭解、各不相同的“兩極之內”--正像詩中所言--的不確定性，那麼，這無疑是其集體同一性的一個主要方面。
一個稍具閲歷的外來者在澳門獃一段時間以後就不難發現土生葡人與華人，與在澳門居住的歐洲葡萄牙人的不同，也許不容易表達出這些不同，卻很容易感覺到這些不同。
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尚未有可以提供在社會文化背景下界定土生葡人資料的基本科學研究。
這一巨大疏漏在本地區人口總的分佈和向澳門的管治權完全歸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過渡的社會政治背景下顯得尤其嚴重。在還沒有關於涉及社會學、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人口學特別制約力量的澳門三部份人口(本地葡人、本地華人和中國移民)及其內在聯繫和相互影響進行基本科學研究的情況下，過渡的政治步驟就已經開始並依照表面或經驗性的感覺和判斷進行著。然而，這應是留給政治家、執政者及他們為此不遺餘力取得成績的話題，儘管須以被統治者保持緘默作代價。
多種族起源
土生葡人初期出現於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在澳門開設的機構裡。
葡萄牙進行的第一次普查(1527-1532)顯示當時共有280,528戶，總人口約為100至150萬，1640年，葡萄牙的人口尚未達到200萬。
葡人到達澳門時，中國的人口估計為兩億。
阿代·多斯·桑托斯在一群澳門土生孩子中
(1931年10月21日古斯塔沃·薩萊斯·達·席爾瓦生日會)
1495和1521年唐·曼努埃爾一世(D. Manuel I)統治時期間控制美洲、非洲、亞洲廣大地區的葡萄牙擴張高峰證明了葡國沒有，也從未有過條件使其維持持久的人力資源方面的力量。葡萄牙歐洲人口的延伸，通過與東方人民的混居，產生了第一代歐洲混血人，但這一代人的成熟期正趕上葡國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勢力開始衰落的時候，歐洲葡國人和亞洲葡國人攜手並肩，互相扶持，盡其所能捍衛他們已創下的基業。
與在同一文化區域內建立幾個政治權力--城市國家--的希臘傳統截然不同的是，葡萄牙擴張採用了同一政治權力下散播於幾個文化區域--統治、征服或殖民--的羅馬帝國模式。
除民族混居外，與葡萄牙人建立日常聯繫的人民普遍信奉基督教現象又導致了文化混同現象，所以，東方一些地方至今仍視“基督徒”為“葡萄牙人”或反之。生活在一些東方人民中的葡萄牙人的形象不同於伊比利亞半島上葡國人的形象，反而類似散佈於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葡萄牙人後裔社會內的歐亞混血人。幾百年間，這些人成為與他們共同生活的人民眼中葡萄牙的唯一寫照(2)。
因此，最初的土生葡人可能主要是源於印歐混血和歐-馬(來亞)混血的葡-亞基督徒。
關於土生葡人多民族起源的討論已不少，但仍未有關於其起源及幾百年間發展脈絡的確定性結論。
有資料表明土生葡人是葡萄牙祖先的歐亞混血兒。歷史上，土生葡人集體同一性的葡裔成份一直佔主要地位，而亞裔成份則較多枝葉。現在的亞裔成份主要是華裔，但有充份資料表明以前的亞裔成份中華裔並不佔主導地位。
與傳統不同，土生葡人的華裔祖先在20世紀才日顯重要的理論已獲認同。在這種假設下，會產生一種基於下列分析的人類生物及文化變異現象:
a. 主要是非華裔歐亞混血的傳統土生社會的逐漸消失，因為組成該社會的大部份家庭向海外移民，原因是:
a.1. 二次世界大戰後數年間本地區遭受的大戰造成的巨大困難；
a.2. 以後幾年，澳門陷於混亂，1966年12月，中國文化大革命引起的不穩定波及澳門；
a.3.1974年4月25日革命後的幾年間，對葡國新政權在其他殖民地紛紛脱離控制的混亂背景下，將澳門歸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遍認可。
b. 主要由下列人等所生子女組成的中葡混血社會的增長:
b.1. 條件較差的華人婦女與職位較低的歐洲人--前低級軍人，警察等；
b.2. 土生婦女與土生男子；
b.3. 土生婦女與歐洲男子:
b.4. 華人婦女與土生男子:
b.5. 土生婦女與華人男子；
只有運用出生登記、婚姻及死亡記錄作主要材料進行的系統研究才能提供不同種族在土生社會的形成和繁衍過程中所佔比重的較準確數據。
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錫蘭、越南中部、日本、帝汶、孟加拉、俄國亞洲地區、阿拉伯和非洲沿岸國家是非歐裔土生的主要來源。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地區內土生的祖先已混有葡人血統。
從種族方面看，四個半世紀以來土生起源的多樣性中，佔主導地位的仍是葡萄牙人固有的特徵和表現形式，但經常巳別具各地地方特色。
其實，即使形成過程較為古老的民族，其固有特點亦並非長久不變，甚至其文化傳統也不能保持一貫穩定。每一民族的文化遺產常常受外部影響和自身發展的內部轉變造成的文化碰撞現象的影響。英國人類學家稱之為“文化變異(culture changes)”。
幾個世紀以來所受的外部影響的巨大多樣性形成澳門土生葡人的文化遺產極為豐富。其種族多元化又使土生葡人的集體同一性極具彈性。這種彈性從他們與19世紀中葉起遷往香港、上海，本世紀中期起遷往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和巴西的移居者相融的方式以及他們在葡國和其他前葡屬殖民地以及留在澳門的生活方式之中可以窺見一斑。
種族同一性
很難給土生葡人確定一個準確的概念。80年代，曾有一個特別的政治團體試圖將土生界定為那些在澳門出生的人士。該理論後來被捲進一個旨在削弱土生領袖宋玉生影響的運動。與百多年傳統背道而馳的是該理論視土生佔多數的葡人社會為協調澳門政府、華人社會領袖及中國政府官方代表間利益的障礙。
顯然，上述理論並不能成立，因為在澳門出生的人絕大部份為華人，他們被稱作“澳門人”，而不是“土生”。
後者在華人社會裡一直保存著他們的同一性，而且，他們同這些華人還保持有親屬關係。
舊時的本地方言中，土生葡人稱自己為“maquista(澳門土生)”，稱華人為“China (支那)”。因這種稱謂在現代帶有貶義色彩，年輕人已不再使用。習慣上，受洗禮並因此而獲得教名(葡文名)的華人過去都被稱作“chon kao(從教)”，(入教，成為基督徒)。
澳門華人對歐洲葡萄牙人和澳門土生的叫法也有區別，他們稱前者為“鬼佬”，“牛叔”和“牛婆”。
澳門土生葡人關於他們與歐洲葡萄牙人之間種族差異概念不是很明顯。
土生葡人以前習慣用“牛叔”，“牛婆”(粤語音)指歐洲的葡國男女，帶有貶意，相當於不同宗教或會所間互起的綽號，但尚不能成為一種種族標誌。反過來，歐洲葡人用“macaio(馬交仔)”一詞指土生葡人，雖然內容不同，但性質相似，而且顯示了一種凌駕於土生之上的優越感。
中葡混血土生以不平等方式發展其文化遺產，側重葡國文化成份而偏輕中國文化成份的現象會使不細心的觀察者認為那是一種無法理解的種族態度和不可原諒的忘宗負義。雖然有資料懷疑那是因為在與華人親屬的關係、抗拒中國傳統文化、不接受特定的生活習慣等方面存有偏見，但這種行為方式始終取決於每一位家庭長輩在傳統家庭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無論是葡人社會還是華人社會，如出一轍。因此，丈夫是家庭結構內部權威中心的領導角色一直是葡國男子與華人婦女聯婚後無須爭辨的問題。
然而也有因為家庭內部結構而非種族偏見(如確實存在，這種偏見就會使婚姻解體或無法締結)使葡國文化作為主要文化元素而逐代相傳。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是中葡聯姻所生子女接受的學校教育起了最根本的決定作用。視父親為權威的家庭結構經常選擇以葡語為主的學校教育。葡語學校教育一向是分解兩種文化元素的離析機。土生葡人掌握並承傳葡萄牙文化模式，中華文化遺產的基本模式對他們的影響則越來越遙遠。他們為甚麼能掌握葡語的書寫和口語而不會讀寫中文就不難理解了。
掌握任何一種語言是瞭解和傳播一種文化的鑰匙。掌握葡語的書寫和口語一直是葡萄牙文化植根於土生葡人之中的最關鍵因素，同樣，不能閲讀和書寫中文也成為中國文化不能植根於土生的決定性因素，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豐富形式亦一無所知。
像前幾代非華裔亞葡混血後裔一樣，中葡混血土生堅持不懈地推動和維護葡萄牙文化模式，並相應地疏遠與中國文化遺產的距離。
中學畢業後，除少數人赴葡升讀大學外，其餘人都留在澳門。這些人深受幼時父輩選擇的影響，主要從事專門職業和進入公職部門，通過進入規範澳門生活的行政機關保持其社會優越感。
從70年代下半期開始，由於葡萄牙軍人分隊停止來澳，過去十幾年間歐洲葡國男子與華裔婦女婚配的頻率越來越低，而土生男子與有專業學歷並因此享有比前輩較好社會地位的華裔女子聯婚的比重開始上升。
同時產生的另一嶄新事實是，由於可以與之結婚的葡國男子的數量的減少，越來越多的土生女子轉而與華裔男子結婚。
這些婚姻產生的第一代子女即將成年，他們還是中葡混血兒，父親在家庭結構中的領導位置對他們而言已成過去。同樣，這一代人的主要文化選擇仍取決於父親而非母親，選擇學校教育時同樣會採用父親所屬的文化模式，顯然，這種文化已同葡萄牙文化沒有任何關係，而且，似乎正移向價值較高的香港社會。這樣，對下一代土生而言，葡萄牙語將成為一種完全陌生的語言。他們會説、寫中文(繁體字)和英語。在家庭內部，在他們之間以及他們和其他葡萄牙文化模式的中葡混血土生之間逐漸更多地選擇廣東話作交流工具。
由於自然距離的原因，新一代土生葡人的種族同一性的變化與自第二代起即生活於歐洲其他國家的葡萄牙人或生活於拉美的其他國家人民所產生的現象屬同一性質。
但有一點不同之處在於後者的種族同一性的變化是由那些具有特定種族同一性的人員進入另一個具有不同種族同一性的集團的移民現象引起的，而新一代中葡混血土生的種族同一性的變化卻發生在他們及母親出生、生長的同一地理空間內。
如果沒有相同數量的土生男子和歐洲葡萄牙男子同土生女子和華裔女子聯姻作補充的話，土生女子與華人男子聯姻引起的土生群體向華人群體的開放將導致土生群體的逐漸消亡。一份關於婚姻和出生登記的調查記錄即可提供土生群體發展前景的可靠數據。
土生葡人的文化
確定土生葡人文化的基本元素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是否存在土生文化? 土生文化是否獨立於葡萄牙文化和數百年來和諧共處於澳門的其他東方民族的文化之外呢? 抑或土生文化僅僅是一種雜交的葡萄牙文化形式?
談論任何一個文明民族的文化，不能局限於分析其形式和構成，再者，澳門土生葡人在這些方面沒有創新的條件。土生葡人的形式和構成帶有歐洲葡萄牙人的歷史烙印。某些時候能發現東方文化元素對她的滲透，但其基本外形仍是葡國式的。
比形式和構成更重要的是每一種文化所包含的精神實質，這是打開認識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及其發展之門的鑰匙，因為這種精神實質長久，貫穿於物質形式及意識形態的不斷發展之中。
每一民族文化展示的不同側面因其性格背景的發展而各不相同。這種性格背景是每一種民族文化形成的基礎和原因。
最初的文化雜交經幾百年的不斷發展後，是否可以説土生葡人已有一個固定的基本特徵了呢? 或者，恰恰相反，他們只是不同的歷史時期內表面和平共處，但存在真正或潛在衝突的不同思維方式的產物?
縱觀歷史，除存在利益衝突和其他暴力衝突外，還存在著不同思維方式間的衝突，即便在留澳的歐洲葡萄牙人之間，後到者的想法往往與先來者的背道而馳。這些衝突的根源在於歐洲葡萄牙人更為清教徒式的思維方式與已適應滲有歐洲葡人視為罪孽或卑賤的亞洲習俗的東方文化的葡萄牙人的思維方式的對立。這些衝突始於面對社會基本單位-家庭--結構的不同方式，並由此縱橫遍及整個群體，在這種情況下，經常蔑視民權又經常縱容不符合教規行為的天主教會就成為社會規範和控制的源泉。總體而言，由於信仰的直接作用或民權的影響，土生葡人的社會準則由天主教規範並被其領導作用一代接一代重復宣示。該社會準則十分複雜，因為，很多時候它以溫和的方式包容對抗。土生葡人的巨大宗教信仰和違反基督教道德的行為准則成為他們基本特徵的一部份。
來自不同地方的個人或群體在不同的時期要麼服從這個準則，要麼不能融進土生群體，由此產生與該準則相抵觸的新的形式。
著名澳門土生歷史學家、作家和漢學家路易斯·貢薩加·高美士
(1974年去世)(澳門歷史檔案館，50年代)
使澳門土生群體同性化的重要因素是在澳門使用的語言。流傳了幾世紀的混合語言是印度洋和東南亞各港口的商人、教徒和居民間相互交流的工具。主要受馬六甲巴比亞(papiá)基督教影響，較少受廣州話影響的“maquista”葡萄牙語模式以其簡便易學對將外來人員納入土生社會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澳門土地的稀少促使後來者之間形體和文化的互相接近並與全社會相融合。但澳門土生的高層文化不是已經融進土生社會之來自不同地方人等所有的各種文化的總和，而是各種文化與葡萄牙文化在不斷相融過程中產生了一種互相滲透、互為影響的新東西，這是一種精神升華現象。
但是，澳門土生社會的統一和持久應歸功於大海。土生社會的前輩們幾百年前漂洋過海，從五大洲匯集到這個成為土生搖籃的小小半島。它的繁榮得益於往印度、日本、馬尼拉、帝汶和其他產香料島嶼航行必經的中國海的巨大吸引力。大海是澳門土生社會同中國的巨大向心力保持距離的力量之源。土生社會依靠大海越多，依靠陸地越少，就越獨立，越繁榮，越徹底地擺脫其集體同一性。
大海也賦予澳門土生直率的性格，這種性格使他們樂於與本地區的各國人民建立聯繫，協調利益。土生社會在海員、商人和傳教士的作用配合下誕生成長。從航海保險到製造龍船，面向大海的澳門土生付出了三個世紀的聰明才智。台風頻生的中國海的離心力是澳門土生社會的靈魂，留有記載澳門歷史上黃金時代的篇章。
由於從事記載歷史事件的人員數量持續下降，不斷變化中的土生社會已經沒有展示高級藝術作品必不可少的成熟期。彼得羅·若澤·羅保(Pedro José Lobo)的音樂作品，黛奧琳達·達·貢塞桑(Deolinda da Conceição)、若澤·多斯·桑托斯·費雷拉(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和恩里克·德·塞拿·費爾南迪斯(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的文學作品，路易斯·迪美(Luís Demée)、埃庫拉諾·伊斯托尼尼奧(Herculano Estorninho)、江連浩(António Conceição Junior)、馬若龍(Carlos Marreiros)和馬偉達(Victor Marreiros)的畫均成為真實地表現土生社會獨有的純藝術佳作，未來的澳門政府應該不惜代價地保持它們的生機，使由卡羅斯·奧古斯托·蒙泰爾托·德·澤蘇斯(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 Jesus)、若譯·瑪麗亞·勃拉格(José Maria Braga)和路易斯·貢薩卡·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等土生佼佼者開始的追憶450年歷史的記載繼續留存下去。
官殿式的房屋/喬冶·斯米諾夫的水彩畫(1944-1945)
(賈梅士博物院收藏)
基本特徵
土生葡人的社會心理特徵不僅複雜而且包含了各種族融合後遺留的各自不同傾向間的衝突。
大海以及與本世紀中國封建社會相比更為自由繁榮的龐大華人社會的包圍，使土生葡人社會對中國持有極其否定的看法。這種傾向已代代相傳，成為土生葡人基本特徵的一部份。卡米羅·庇山耶在1912年這樣描寫當時的華人: “無知、愚味、迷信、忘義、懦弱、吝嗇、淫邪、殘忍、無聇、傲慢、道德沒落……”(3)。
土生葡人同時也是夢想家，辦事務實而且現實，是反應不很冷靜的理想主義者，感情豐富，充滿想象力；不過份追求舒適，但又常常抵擋不住財富發出的光芒和奢華的誘惑；信奉宗教但絕非神修專家；具有適應各種不同形勢、思想、人事及事物的優秀能力，又不因此減少或失去自身特點；對外部思想的恐懼使他們的行為比較保守，善於諷刺人，幽默感不強，具有敏銳的批評和揶揄精神。
澳門土生人進行的最具特色的運動方式之一/澳門曲棍球代表隊1948年在九龍京士柏公園拍攝
(從左至右站立者: 萊奧涅爾·博拉略，若澤·維克托·多·羅薩里奧，阿代·卡皮托萊，阿蒙多·巴士度，若昂·桑托斯·菲雷拉·亞歷山德列·艾羅沙。前排: 弗雷德里科·諾拉斯科·費爾南多·安熱羅，洛倫索·里奇，雷納多·安熱羅和奧古斯托·若熱)
土生葡人在向外界展示其個人或集體價值時，十分謙遜甚至過於謙卑，因而將本該屬於自己的功績讓給了他人，使他們在史詩中扮演的主角光彩逐漸褪色。他們的美德和缺陷同步走過了幾個世紀。他們的反應依歷史環境改變而各不相同，扮演相應的角色，力求突破自己。有些因為不夠積極，消亡了，而有些卻依然生機勃發，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的史詩形象便是依舊光彩熠熠的最好例子。雖然紀念傑出土生葡人的畫冊在逐漸褪色，但他們確實扮演了勇敢甚至英雄式的角色: 抗擊荷蘭侵略者，保衛自己的家園，與軍事分隊一起拯救受清軍威脅的明軍；駕著龍船鬥海盜: 或在前殖民地獨立戰爭中作為葡萄牙或武裝部隊的政府民兵作戰於非洲。在動蕩結束不得不扮演平凡角色的社會背景下，土生葡人的行為即轉向為保持其繼續存在的努力。他們敏鋭、睿智的想象使他們帶著傷痕，默默無聞地離開他們曾為追求財富而生發的炫目光芒和勇於磨勵的嘲諷精神而扮演的角色。
這種生活方式一直使澳門的執政者感到棘手，尤其是在受用土生方言寫成的傳統“諷喻詩”(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可能是繼19世紀初Antonio Haggesborg和José Maria de Oliveira Lima之後的最後一位諷喻詩創作者了)影響，冷漠情緒蔓延，批評精神不斷強化，在發展緩慢的歷史階段內，更為明顯。土生葡人的社會和政治批評性是基於不同利益間的衝突和狹窄生活空間造成的刊出“署名讀者來信”和用筆名撰寫文章作防衛形式的澳門葡萄牙語新聞歷史的重要部份。但澳門土生葡人不會經常使用這些手段。歷史記載著發展緩慢時期內迎接挑戰的態度，其中以Carlos Augusto Montalto deJesus在其作品《澳門歷史》第二版中描述的最為突出。
結束語
與其為對澳門土生葡人的種族同一性進行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的分析劃個句號，不如在此作一呼籲更為合適。
不久以前，全世界為能夠看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衝突的惡夢結束而額首稱慶，長舒一口氣。
所有的人都有權利在他們認為屬於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和繁衍。
如果必須離開曾經是他們的搖籃的這方土地的話，那麼不需幾代之後，土生葡人將不復存在。
對將成為與鄰近地區無任何差別的一個普通小逗點的澳門來説，規模雖小但擁有自身毋容置疑的集體同一性的人類群體的消失將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坐視雖然微小但也是世界綜合價值組成部份的群體的消亡，亦將是整個人類的一種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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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Manuel Teixeira: 《澳門土生》，旅遊暨咨詢中心，1965，澳門。
■Pe. Manuel Teixeira: 《16世紀的澳門》，教育暨文化司，1981，澳門。
■Pe. Manuel Teixeira: 《17世紀的澳門》，教育暨文化司，1982，澳門。
■Pe. Manuel Teixeira: 《18世紀的澳門》，官印局，1984，澳門。
■Pe. Manuel Teixeira: 《16至18世紀的澳門婦女服装》，路易斯. 卡蒙斯學會，1969春，澳門。
■Pe. Manuel Teixeira: 《Vicente Nicolaude Mesquita》，無名氏編輯，1958，澳門。
吳新娟譯
【註】
(1)左倩萍的這首詩似乎也反應了土生葡人對於他們生活的這片土地問題在政治解決後他們受到傷害的普遍感情，因為他們即將面臨這個兩難的抉擇，如果想保留原有的葡國國籍，就必須離開澳門；或者為了繼續留在這片他們生長的土地上而放棄葡國國籍。澳門土生這種進退兩難的苦澀在1987年聯合聲明簽署之日起就已開始。土生葡人的同一性也因聯合聲明而產生了危機。既然土生葡人向中國政府直接施加壓力幾乎不可能，那麼，克服這個危機便只有取決於中葡兩國就將澳門主權完全歸還給中國的過渡期內的政治談判。
(2)本人的親身經歷可以證明這一點:1965年，準備入住香港的一家酒店，當接待員詢問我的國籍，我回答是“葡萄牙人”時，他立即反駁: “我也是基督徒。”1985年，在馬六甲的一間酒店裡，當我和一位馬來亞小姐談到我的身份時，她驚呼: “不可能! 你又高又白，且是金髮。葡萄牙人又矮又黑”。她指的是馬六甲的葡萄牙人後裔。我的一位1991年與居住在香港的一位馬來亞姑娘結婚的葡萄牙朋友向我描繪未婚妻的父母第一次見到她時的驚訝神情，因為“他們認為我是混血兒”。
(3)卡米羅·庇山耶；《中華文明批評初探》一書序言，作者為J. António Filipe de Morais Palha。收於《散文家與翻譯家卡米羅·庇山耶》一書內。DanielPires編輯、作序和加注，葡萄牙東方學會，澳門文化司署，1992。
*Jorge Morbey，里斯本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高等學院社會政治學學士，1986-89年間曾任澳門文化學會主席，現任葡萄牙駐北京大使館文化參贊，澳門歷史及社會學研究員，近年來出席多種研討會或會議發表多篇論文，其中著名的有:《澳門，1999年--對過渡的挑戰》(里斯本，1990)和《葡語在東方:昨天與未來》(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