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遷中的土生社會
(一項調查的初步結果)

一位澳門土生婦女與一位歐洲人士的婚禮

(澳門，1927)

“當多元社會發生衝突時，人們首先按種族界限來劃分，其次才是階級界限。”〔摘自1983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之米歇爾·班通(Michel Banton)所著《種族及人種的競爭》〕。

按照湯金(Tonkin)和查普曼(Chapman)(1989年)(1)的觀點，每個群體在建立其特徵和自我鑒定的過程中總要有選擇地改造其歷史。

60年代之前，社會人類學家們把種族群體視為文化群體。從此，文化合成論發展成為了確定種族變化模式的主要工具。

格拉澤(Glazer)和莫伊尼安(Moyniham)(2)把種族群體看作是利益群體，後來科恩(Cohen)(3)(1969-1974)把族群(一些作者將之與文化特性相提並論)看作是一種實質上的政治現象。

按此觀點，一個種族群體(即具備重要的社會文化遺蹟或因素所決定的文化特性的群體)應是一個以政治經濟為其凝聚力的群體。於是自70年代起，種族的概念便演變成了一個須逐個確定的、可剖析的概念，而在各種歷史文化的制度中，政治經濟結構的性質和形式都有所不同。

應該事先確定文化特性與保持每一群體界線之間的關係及所研究的群體與似乎相近卻又似乎單獨的不同種族群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並還應研究群體模式保留和遺傳的方法，以及其可能會被部份或全部地擯棄。

人類學考查不可忽視，反而應重視各群體基本的種族特徵(愛潑斯坦Epstein，1978)。(4)

在此種考察範圍內，還應包括文化的空間轉移，及移民們將有些經過幾個世紀形成的古老習俗和精華適應於新“居住地”的方式。近來，人們已開始把解決這一適應問題的方法視為群體文化特性的重要標誌(Lévy，Séguard，1993)(5)及其順應變遷的標誌。

最近，人們在歷史研究中對族群的鑒定(或自我鑒定)的興趣日益增大，這不僅是為了研究決定每個群體現時條件的過去，也是為了研究在進行鑒定時怎樣將這一曾經歷並改造了的過去古為今用。(6)

這是我們為理解“大地之子”澳門土生社會變遷中的表面現象所用的方法。

60年代，我們在澳門結識了那些最後的“儂女”，這些七、八十歲的老婦人懷著眷戀的心情向我們講述本世紀初的情景、她們的青年時代，以及戰爭年代給土生社會帶來的變化。

她們向我們敍述個人經歷，有的極具戲劇性。從她們的經歷中，我們體會到嚴格的土生社會等級和受到鄰地香港之英國人社會影響的維多利亞族的嚴格原則，以及葡萄牙文化與東方文化相結合的重要成果。(7)這一成果，除造成多種血緣外，還給土生特性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我們收集到有關土生新舊觀念和風俗、旁觀者們的看法，以及其作為群體而與世隔絕之原因的珍貴資料。

二次大戰前澳門的傳統家庭-40年代初，埃德蒙多·塞納·費爾南多斯和他的家人

(恩里克·德·塞納·費爾南多斯提供照片)

70年代，我們在里斯本發現了一位19世紀土生名人從未發表過的手稿，即法院書記官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佩雷拉·達西爾維拉(Francisco António Pereira da Silveira)的日記。正是從這一日記中，我們找到並完善了從最後的土生儂女那裡搜集到的有關上個世紀澳門生活的資料(8)。

這樣，我們可以有某種把握地認為，葡人後裔土生群體的劃定始於他們對華人(他們的僕人和從事其它低級服務的僱工)的輕蔑。由於他們常被盜和受欺騙，對華人便理所當然地不信任。他們同樣瞧不起來自歐洲的葡萄牙人，皆因這些人都是士兵或者是社會地位低下的平民，而正因為此，東方女人的禮貌和衛生標準一直高於覬覦她們土地的西方男人。由此，處於主流，已證實大多為東/西方含義上的文化同化便體現在母親們向其後代子女傳授的新標準之中。

這種人們喜歡認為的“種族中心主義”或“地方主義”不足為奇。因為歷史給我們留下了見證，即那些特別是在澳門開始失去其貿易鼎盛之時湧入該城的人們。

在18世紀，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是逃離果阿的流放犯人，這些冒險者中不僅有葡萄牙人，也有西方其它國家的人，而中國人中的大部份則是逃離廣東或鄰近省份，以躲避滿清司法裁決的人。有些人還與“海盜”有聯繫。在某些情況下，“海盜”是指船上的團伙，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指的是秘密會社的成員，哪裡有錢他們就在哪裡活動。因此，在澳門當地百姓中，“海盜”一詞有廣泛的含義。

19世紀末，由於乘蒸汽船航行既快又安全，歐洲的葡國婦女開始隨高級軍人或官員湧向澳門。這時，土生社會的劃分因女人們的明爭暗鬥而變得明顯突出了。

種族中心主義被許多土生視為種族主義，這是就相對於王國的葡萄牙人而言。這種主義在女人們之間表現得十分尖銳。土生女人的服裝和其豐富多彩的土語是受人嘲笑的主要原因之一，且不説這種方言有東方人的痕迹，儘管在有的情況下有其美妙之處。

如果葡萄牙人因其強烈的汗味和通常粗暴的舉止而被貶意地稱為“牛叔”(帶有牛的氣味)的話，歐洲女人則被當地女人視為“牛婆”(牛般的女人)或“肥婆”，即肥胖的女人，她們鼻子大、腳丫大、還長髭、多毛髮、而且態度傲慢。

實際上，只有當地社會條件好的家庭才與歐洲人家庭有聯繫，因為那時土生葡人的社會結構是極為嚴密的。直至今日，澳門的那些大戶人家八十多歲老嫗們，當一聽到提起其他階層土生家庭的姓氏時，就會立即表示“不認識”。而另一方面，那些社會中、下層(第二、第三階層)的女人，其中有的是私生女，或曾作為上層社會男人第二或第三之合法姨太太的寡婦，當被介紹給某人時，她們會立刻説出其象徵著名譽的姓氏。

如果説上個世紀乃至20世紀，在某些家庭的成員中仍舊如此的話，那麼真實的情況是，從19世紀下半葉起，及在中國建立民國後，特別是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土生社會，主要是那些不太富有和與東方人混血較多的家庭開始向華人社會開放。隨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因澳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幾年裡遭到野蠻的掠奪而轉變，隨著難民的湧入和與此同時一些有較高社會地位家庭的離去，某些構成土生葡人作為文化群體之特點的老模式發生了改變。

60年代，我們認定了一些可用於顯示土生葡人發生變化的方面，現將其分列如下:

--使用自己的詞彙

--宗教與宗教活動(參加九日祈禱、教友會等)

--擇偶

--衣著方式

--對預防疾病和營養學的見解及使用自製藥劑進行家庭治療

--烹調

--裙子製作技術與縫紉

--業餘及晚間消遣

--群體內和群體間的關係

60年代進行了這項調查後，我們將調查的一些大致內容公佈在《大地之子》一書中。我們想只將該作品簡單發表，將那些資料與從(19世紀)土生葡人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佩雷拉·達西爾維拉的日記中得到的資料進行比較。為了弄清我們經過觀察而預見到的變化趨勢，1990年至1991年間，我們對310名土生葡人開展了一次抽樣調查，選用閉卷調查的方式，並僅提出一些易於分析的問題，以得到有各種比例數的示意圖。

本文以下部份將在這些資料和有關被訪者的社會經濟地位、年齡組和與華人血緣相近的情況之間進行穿插論述。只有這樣，才能得出更有意義的結論。

然而，第一個要列舉的事實是，嚴密的社會結構出現了崩潰。這一社會結構在60年代的澳門土生居民中還可以看到，儘管那時它與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清規戒律相比已稍遜一籌。

同樣確鑿無疑的是，那些所謂的大戶人家和那些比較排斥中國文化、避免混血、試圖恢復歐洲人血統或堅持門當戶對或攀高親(為此常在叔侄、堂表兄弟姐妹或姻親之間結縭，以維護其地位、語言和經濟狀況)的家庭，隨著他們感到當地經濟或政治穩定受到威脅而漸漸離開澳門。太平洋戰爭、日本的佔領、向華人社會開放，以及導致成立民國，後來是共產黨革命，最後是紅衛兵造反的大動蕩前夕不斷出現的新危機感是澳門人的兒女們移居它鄉的部份因素。甚至不久前，他們在澳門還是堂表兄妹(見下面家譜表)。

那些留下來的人們現正處於同樣進退兩難的困境中，但現在，已往常常留給他們的希望已所剩無幾了。

由於缺乏官方資料，無法解釋的是1991年(9)仍缺乏這些資料，我們不得不從我們集三十多年(其中十六年生活在澳門)開展調查研究的經驗和彭慕治(Jorge Morbey)根據1990年進行的民意調查所寫的文章(10)出發開展研究；作為假設，我們選出二、三千人為調查對象，其父母有的均為歐亞人，有的是一方為歐-亞人和一方為華人，還有的為一方為歐-亞人和一方為葡國人，或一方為葡國人和一方為華人，這些人可被我們確定為“澳門土生”，即有著葡萄牙祖先和文化的澳門本地人。

以下為我們根據在二千人以上被訪者中收回的350份抽樣調查所作的結構表:

每一年齡組中，有一半調查針對男性，另一半針對女性。被訪者是在公共部門、中學、仁伯爵綜合醫院、澳門三個人口最多的市區、老人院、氹仔島和路環島接受調查的。

本文僅僅旨在公佈我們此調查的部份結果，並首次嘗試解釋那些已被發現的主要變化。

由於本文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們將不去分析所有前面提及的幾方面情況，而僅分析一些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方面:1. 語言；2. 宗教及其有關活動；3. 擇偶與婚禮；4. 採用傳統療法；5. 信魔法。

1-語言

關於語言，“大地之子”有兩個共同特點:

(1)使用一種獨有的、帶地方口音的詞彙；

(2)善於講三種語言。

所謂土生葡人的土語或“大地之語”構成了土生葡人作為群體的特點，這種方言主要在女性中使用，直至20世紀中期。當我們瞭解到這種方言時，它正趨於消失。儘管一些詞語十分耐人尋味，而我們相信並十分希望這些詞語可流傳下來作為對其群體意識的肯定，但它卻正逐漸趨於失傳。

60年代，澳門還有許多五十歲以上的婦女講方言，儘管其詞彙量已不如她們祖母的豐富，但仍盛行這種方言。

在葡國人面前，她們十分做作地模仿我們的語言，但實際上，那些年邁者無論是在“r”字母的發音上，還是在句法及元音變化方面都不如願。

這種現象在與華人混血較多的普通社會階層比較明顯，且社會階層越低越明顯，這反映出土生葡人分別與歐人或華人有頻繁的接觸，以及因物質財富的多寡所給予他們教育程度上的差別。

從19世紀下半葉起，作為一個相對人少而入學容易的群體，男性土生成人中實際上沒有文盲。但對於女性則非如此。

然而，到了19世紀末，澳門的葡萄牙女子中不識字的人已寥寥無幾。她們也許是一些當時最後一批獲得自由的妹仔或女奴，及具有葡國公民身份的華裔或其他民族的女子(11)。

自1841-1842年起，當香港成為土生葡人移居的熱點時，在土生中出現了學習英語和提高英語水平的英語熱。他們(利用其熟悉的廣東話和葡人身份)可在香港的英國貿易公司找到一份好職業。

之前，也許是自18世紀起，由於受到住在廣州和澳門的東印度公司英國公民的影響，有許多較高階層的土生去檳城或新加坡學習英語、完成學業。

通過土生葡人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佩雷拉·達西爾維拉未發表的日記，我們獲悉，那時在神學院，人們注重學習拉丁文和葡文，也學法文而非英文。弗朗西斯科本人已察覺到這一漏洞，所以才派他的兒子們(均已上神學院，這一澳門精英男子的學校)去檳城學習英語，並與眾不同地預計到，英語會在不久的將來，正如所出現的情況那樣，成為一門重要的語言(12)。

今天，我們可證實，在土生葡人中依然沒有文盲，而且具有高等學歷的人數正在增加:

根據我們抽樣調查的資料，受調查人員中53.9%有中學學歷，16.4%受過基礎教育，12.2%受過高等高育，8.9%讀過小學，8.6%接受過技術培訓。

另一個奇特的現象是，當土生的特別是在澳門以外地方相遇交談時，均講廣州話，以表明其屬於土生群體。然而，正是這種廣州話，卻是從前名門之家的女人們傲慢地聽而不聞的語言而迫使她們收養的妹仔學習葡語。

幾年前，本人曾聽到一位歐洲的葡萄牙女士惱怒地説，澳門土生沒有教養，他們在里斯本的葡國人面前講廣州話。

我努力向她解釋説，這作為他們的溝通的方式是很自然的，不能被看作是不禮貌。我本人也曾犯過同樣的“過錯”有一次，當我見到一位從前的學生、土生群體中的“大地之女”時，便無一點惡意地對她説:

--Uá! Hou lói n'gó m'kin nei!(哇! 好耐我唔見你!)

有趣的是，幾天前一位記者問我是否認為土生葡人的葡語講得好或不好。難道我們可以説一個阿連特茹人、一個朱尼奧人、一個米蘭達人、一個巴西人或一位非洲葡語國家的人葡語講得不好嗎? 我不以為然。我喜歡聽土生葡人像在其故鄉從小就學會的那樣講葡語。一種富有生命力的語言必須具有地方特點: 請主張語言純正的人原諒我的觀點。

2-宗教

在澳門，從最初的年代起，皈依天主教的無論是華人還是其他異教徒，都會得到一個葡文教名，並開始像其他基督教徒們那樣穿戴和行事。教名均為教父或一位聖人的名字，當日的聖人名字或其它表示虔誠的名字，例如: 佩德羅(Pedro)、弗朗西斯科(Francisco)、安東尼奧(António)或伊納西奧(Inácio)〔取自聖人伊納西奧·德羅耀拉(Santo Inácio de Loiola)之名〕。許多姓氏也同樣受到聖人之名的啟發，如沙維爾(Xavier)、羅薩里奧(Rosário)、康塞桑(Conceição)，等等。然而，我們認為，新教徒(Cheng Kau)(13)的許多文化模式，如烹調、衣著方式和傳醫術，從未因新的信仰而出現深刻變化。

耶穌受難聖像遊行狀況-這是澳門

傳統中最有代表性的宗教遊行之一

 

但引人注目的是有關宗教活動，即使是那些忠實於世系門第、在血緣和文化方面更接近歐洲人的土生葡人，也將東方的神秘主義與基督教的思想相結合，這使得他們一直到很晚還保留著本世紀初在葡國城市早已消失的舊習俗和信仰，有時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阿爾明達·瑪莉亞·多斯·桑托

斯·菲雷拉攝於1933年的照片

 

如今她已78歲高齡仍健在於澳門。它記錄了古老傳統的澳門土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場面: 在澳門土生人社會最富特色的宗教遊行之一，耶穌受難遊行中展示耶穌受難像。

50年代澳門兩次極虔誠的天主

教遊行-聖母花地瑪和城市

守護神聖·若昂·巴波蒂斯塔

 

20世紀中葉，澳門所有或幾乎所有土生女人，無論其社會地位高低，每日都去參加彌撒行禮。土生男人中不參加主日彌撒、停工慶節和四旬齋彌撒的人也屈指可教。他們成群結隊地去參加聖周儀式和聖體出遊及大耶穌出遊。不過，那時，已非所有的土生葡人如過去般參加教友會和所有聖像遊行了。而19世紀末，大部份土生都參加聖像遊行，以及四十點鐘祈禱(14)。祈禱後，歐洲的“小丑們”便在街上舉行熱鬧的狂歡節，並鼓勵當地人與他們一起載歌載舞；過節時一幫親朋好友突然襲擊似地闖入某位朋友家舉行聚會的作法，在20世紀初葉極為時興。

如今，那些保守的舊觀念和土生男女的特有虔誠已不同於60年代。倘若有95%的女土們仍繼續虔誠地參加宗教活動，那麼男士則只有62%。

根據(1991年的)各種統計數字表明，“大地之子”土生葡人在有關宗教信仰方面的組成情況如下:94.9%為天主教徒，人數可觀；0.3%信仰其它宗教:1.0%自稱為不可知論者:2.6%未回答此問題；天主教徒中:32.7%每日參加彌撒:69.5%參加主日和停工慶節彌撒；84.4%領聖體；80.6%每年領聖體一次；92.1%(女)參加列次聖像遊行:52.7%(男)參加部份聖像遊行。

參加人數較多的聖像遊行依次為: 澳門主保日；聖屍出遊(聖周)；花地瑪聖母出遊；大耶穌出遊。

在聖誕節前夕被調查的土生葡人中:61.6%設置耶穌誕生的馬槽；66%設置聖誕樹；67.9%參加聖誕子時彌撒；47.9%在聖誕子時彌撒中吻耶穌聖嬰，這種作法在60年代仍普遍。

而今，在聖誕晚餐上，39.7%的土生吃鱈魚。但從前，他們喝魚湯: 被訪者中今天仍沿襲吃齋作法的人已減至8.6%。

至於配上番紅花的石斑魚餅和小碟子中的松子，仍受到53.3%的土生葡人的喜愛，同時，那些傳統甜食薄烤餅、杏仁餅和果仁餅(分別相應地象徵著嬰兒耶穌的絨被或被單、枕頭和墊褥)依然出現在聖誕前夜的家宴上，而人們最喜愛的是果仁餅(佔71.4%)，這是一種葡萄牙人接受後被帶到東方的阿拉伯傳統甜食，叫“alféloa”。

至於薄烤餅，喜歡食用的人佔被訪者的50.5%，而愛吃杏仁餅的佔31.7%。

此外，22.2%的“大地之子”會做油煎餅並像葡國上阿連特茹地區的扇形油煎餅那樣，在油煎餅周圍放著筷子。今天，聖誕節前，土生葡人裝飾房間用的紙星和紙製花環取代了他們上輩祖先放在傢俱上的必不可少的桔子，這清楚地表明已逐漸受到英國人的影響。

將來，教會將可享有自治權，並可保持其活動的自由。這一點已被規定於基本法(第25-43條)中，使其有可能促進各種文化間的對話。由於澳門居民五方雜處，以及牧師們缺乏計劃，我們認為，這種已經形成的脫離宗教活動的趨勢在1999年後將日益明顯。

然而，1999年後中國政府對土生葡人社會生活及顯然也會對教會運作的干預，也許將成為對傳教事業最大的威脅(15)。

土生葡人，特別是女性土生與華人通婚，這一從前不被土生群體所接受並予以拒絕的現象有增無減，這也會因無配偶的鼓勵而導致人們脱離宗教活動，並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對子女的宗教教育上，以及會或多或少地使許多葡萄牙人或有土生葡人特點的文化結晶慢慢解體。

然而，儘管該群體中歐亞血統的人還佔多數(61%)，但20世紀初開始向華人開放後出現的中國血統的土生已佔有相當大的比例:24.5%(縱觀家譜，上至第二代--祖父母。)

3-借助傳統醫學

1838年，總督阿德里昂·阿加西奧·達西爾維拉·平托(Adrião Acácio da Silveira Pinto)寄往葡王國的一份文件記載説，土生葡人喜歡找所謂“中醫”治病。

那時，西藥的效力還較差，在與以中草藥為主的傳統中醫的競爭中漸漸失去信譽。

耶穌教士們在聖保祿學院沒有一間著名的藥房，當地門第顯赫的家庭用當時最先進的西藥治病。此外，加上一些“阿媽”及其親屬，繼承了過去曾多年用自製藥劑治愈自家人的“巧婦們”的醫術，在家中行醫。連澳門那些富裕人家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在許多情況下，也去求助於赫赫有名的“中醫”。

正是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佩雷拉·達西爾維拉在前面提及的他的日記中向我們敍述了其兄弟貢薩羅(Gonçalo)醫治痔瘡的經過，貢薩羅的痔瘡後來轉成惡性腫瘤，最終命喪黃泉。只要當華人居住區最有名的“中醫”取得好療效時，人們就不去請葡萄牙醫生，葡醫生在病人生命垂危時才被請來開藥方……用水蛭治病，還伴隨一名女護士。

將來，一旦像我們所預料的、現已很明顯的血緣混雜式婚姻的趨勢日益增強，現正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府研究對象的中醫實踐活動自然會重新深入到繼續留居澳門的市民當中。

20世紀初仍盛行的依靠私家偏方和求助“中醫”(草藥商)的作法似乎正趨於消失。

60年代，40歲以上年齡組的土生婦女還保留著私家藥劑，用於治療不太嚴重的疾病，如發燒、流行性感冒、麻疹、水痘、腸蟲病、慢驚風、胸軟骨下垂或反胃。除解熱藥、發汗藥和治療其它疾病的特效藥外，對高血壓病人用“放血”藥，對低血壓病人和體弱者用“補血”藥。最有名的是使用“五加草”的根莖治療“陰虛”(不孕症)，也有精明能幹的婦女自製流產湯藥和春藥。

還有人三天兩頭地找問香婆，擔心中邪、中魔或受風(16)。

今天，儘管許多中國的或土生葡人的傳統發汗藥。解熱藥以及某些有效的忌食療法得以保留至今，但大部份私家偏方正趨於失傳。42.9%被訪者仍認為，母親分娩後應喝薑煮雞湯。26.7%偏愛於包括多種食物的煲雞湯，為上一種湯的另一形式。

澳門土生青年在一次於風順堂教堂(1937)舉行的婚禮上

在風順堂新街的盡頭仍可看到舊城牆的殘垣斷壁

 

然而，只有3.8%的人依舊給初生兒餵食由其母親嚼碎的米飯，作為小兒的第一餐飯。

接受調查的人員中:18.1%看“中醫”(草藥商)；17.1%找華人“醫生”看病；66.7%找歐洲醫生看病；17.5%繼續喝自製湯藥和草藥湯；12.4%使用針灸療法；10.2%使用按摩療法；只有7%的人(高年齡組婦女)繼續用pinchá和1.6%的人認為熱敷(用裝滿熱米飯和的布袋為風濕病和脫臼患者止痛)有效；3.8%用刮mordecing治惡心；5.4%用噴藥止咳和治聲音嘶啞。

如這些數字還不足以證明人們正無情地放棄這些在60年代幾乎所有婦女都了解的傳統療法的話，那麼下列比例數則是無懈可擊的:36.8%的被訪者聲稱知悉這些傳統療法但已不使用；26%的人對這些療法一無所知；然而，事實上，這些傳統療法正面臨失傳，但還不可認為已消失殆盡。

4-擇偶與婚禮

儘管偏重同配生殖的傾向仍佔上風，與華人通婚的趨勢卻日益明顯。

關於擇偶和婚禮，我們有以下的比例數字:31.7%偏愛歐--亞血統的配偶；19.7%偏愛華人配偶；16.5%偏愛歐洲人配偶。從而可證實，過去的偏重有改變的趨勢。

關於婚禮，從前有“豐盛的茶會”，而後舉辦盛大的晚宴直至深夜。60年代時，則成了人人清水一杯，當然也還算是真正的“豐盛茶會”；儘管已見不到古老的用紙剪製的裝飾品，但桌面上卻都經過精心裝飾，擺有穿著帶穗邊裙子的洋囡囡和擺成象徵吉祥之意的串串葡萄狀的糖果。今天，舉行茶會的作法正趨向於被一場在一家餐館舉行的中式晚宴所取代(佔42.2%)，其次，人們偏愛於自助餐(佔31.7%)，然後才是“豐盛茶會”(佔26.7%)。

關於新娘喜糕，我們抽樣調查的人員中，74%的人偏愛於英式蛋糕，33.7%的人喜愛葡式鬆糕。而喜歡蛋糕上帶有花的圖案者佔23%，其中，20.3%的人偏愛於帶玫瑰色花的蛋糕，喜愛帶白色花的僅佔15.6%。奇妙的是，人們相反的愛好是出於一些反義。白色對於中國人而言有送葬之意，因而有“不祥”之感，須先用紅色或玫瑰色來“沖喜”。

5-相信超自然的影響

60年代土生族群另一個十分獨特的特點是相信和害怕“鬼”(17)(即是西方含意上“受苦靈魂”的曲解)。

目前，45.1%的土生葡人仍相信有“鬼”。但其中只有38.2%的人相信鬼會作怪並對其有恐懼感；15.7%的人相信魔力(魔法，許多情況下是由某個鬼所為)；僅6.1%的人求教問香婆(man héong pó，中國女占卜人，會問訊神靈、做祈禱、召引或消除法術)，以驅趕鬼怪。

關於60-70年代澳門人普遍相信的邪氣(晦氣，符咒):41.5%的人稱聽説過邪氣會作崇，但並不相信:39.1%的人根本不知其為何物:19.4%的人仍舊相信這種邪惡勢力。

關於對付因受驚嚇而引起的疾病，過去多數澳門人婦女均相信煙燻的作用，特別是在居室消毒、驅趕病魔等方面的作用。但今天，在我們的抽樣調查中，只有17%的人相信煙燻的效力，主要用於治療小兒驚嚇症(11.4%)，消除詛咒(9.5%)，及制止呃逆(1.3%)。

為驅趕這種邪惡勢力，12.4%的人使用驅邪符，35.6%的人用驅邪肩衣，15.9%的被訪者偏愛耶穌的紫色飾帶。

調查中，通過觀察，我們還研究了可用於同60年代做比較的有關文化方面的其它成份和複合成份。

但為避免本文篇幅過長，我們決定只介紹這五個方面。這五方面的綜合內容似乎表明，土生葡人文化特性將會解體。土生們或許會決定留居澳門，生活在這個“大地之子們”曾出生於此的美麗城市，一顆葡-亞明珠，葡萄牙文化與東方文化相匯合的產物。

顯然，那些具澳門葡-亞混血人文化特徵的錯綜複雜的老模式將會被分解於新家園的模式之中。1999年後，土生葡人將在那裡尋求新生活。

對移居澳門的葡國人在崢嶸歲月中所經歷的一切進行分析後，我們可以證實，他們的子子孫孫已逐漸放棄以往偏重的同配婚姻，而與給予他們熱情款待的新家園的人喜結良緣，久而久之，他們將失去不僅在人體血統上而且在文化上的遺蹟，這些遺蹟將被溶合在接納他們的社會中。

1990年，卡洛斯·曼努埃爾·皮特拉(Carlos Manuel Piteira)博士在定居里斯本的土生葡人中開始對他們的特性展開調查。進行初步研究的有以下具有保留至今的土生特性明顯痕蹟的幾個方面: 烹調、消遣、語言詞匯、服裝、用祖傳的或在澳門收集的中國玩物裝飾居室，以及採用古老中國的某種傳統醫藥。

然而，在他們的第三代中，這些習俗開始被淡化了，並正趨於消失。

相反，留在澳門的土生葡人將努力在更長的時間裡保持其習俗，並吸取當地華人社會獨有的精華。即使1999年後土生葡人社會在其故土上仍可保持內聚力，但我們認為，他們在其文化特性方面將維持不到未來半個世紀。

原因是，鑒於打算1999年離開澳門的土生葡人的比例，那些掌握其混雜文化現存模式的土生人數將大大減少，而留下的可能大部份為與中國文化較接近的人們。

“沙利文咖啡廳”(Café Solmar)

 

門前一群7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澳門土生人。“沙利文”是澳門土生社會一個傳統的聚會中心，批評時事和發泄不滿的聚餐地點。今天仍存在一批“沙利文”編年史或歷史學者。從中間起(第一排)後右: 赫古拉諾·席爾瓦·達·羅沙，阿米卡爾·佩雷斯，赫伯特·羅德理格斯工程師，作家阿代·多斯·桑多斯·菲雷拉，戴芬·里貝路博士和胡果·席爾瓦。

關於此點，1990年至1991年我們所調查的土生表示了如下意向: 在考慮留澳的人中，只有29.5%的人猶豫不決，在去留問題上持觀望態度，13.3%的人想離去但無法實現，6.7%的人因堅信其故土未來的穩定而打算留在澳門。

然而，近70%的被訪者明確表示想離開澳門，其中63.5%的人想在葡萄牙找到依靠，5.1%的人打算去巴西，10.8%去加拿大，6%去美國，4.4%去其它地方，6.3%的被訪者未回答。

這些70%擬移居它鄉的人用以解釋其決定的理由如下:

不相信澳門地區將延續現有政治制度的佔51.8%，有保留地相信會延續的佔28.2%，15%的人未對其移居打算闡述理由。

我們相信，土生葡人無論是在其故鄉或其它移居地，都將保持對土生葡人社會強烈的感情，也許會留戀一種雖非心滿意足但還算平靜的平衡心理，留戀一段生活經歷，留戀曾屬於自己的土地、老阿媽臉上的微笑、當地五彩繽紛的節日中吉祥鮮艷的紅裝，以及點綴大街小巷並向他們敍説先輩們帶到澳門的血汗和期望的鳳凰樹。

然而，澳門土生葡人典型的文化特徵中，除了取決於其他居住國條件的烹調術外，除了在集體或個人盛會上穿棉襖或旗袍、津津有味地飲茶和玩一局得心應手的麻將外，我們估計不會有任何特點保留到中期。對此，我們深感憂慮。

1999年後，土生葡人將在自己的故土上成為外國人。今後50年，他們的民族特性將餘留下甚麼呢?

“必須有所作為，以保存文化的多元性。常言道，人類的一項基本權利就是可在文化上與眾不同的權利。”(約翰·雷克斯: 《種族與人種》，1988，頁186。)

 

源源譯

 

【參考書目】

●手稿資料來源

土生葡人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佩雷拉·達西爾維拉的日記，若奧·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的遺稿，里斯本地理協會圖書館藏書部。

●印刷資料來源

■安娜·瑪麗亞·阿馬羅(Amaro，AnaMaria):《大地之子》，澳門文化司署，1988。

■愛潑斯坦，A. L.(Epstein，A. L. ，):《氣質與特性-關於人種的三項研究》，倫敦，Tavistock出版社，Aldine出版公司，芝加哥，1978。

■彭慕治(Morbey，Jorge):《澳門1999年》，1990，由作者在澳門出版。

■雷克斯·約翰(Rex，John):《種族與人種》，社會學論題，Estampa出版社，里斯本，1988。

■湯金，E. 麥克唐納. M(Tonkin，E. Mc Donald，M.)和查普曼，馬爾科姆(Chapman，Malcom):《歷史與種族》，AsaMonographs27，Routledge，倫敦和紐約，1989。

【作者謝辭】

向我們的朋友施達時(Autónio Júlio Emerenciano Estácio)工程師先生，我們的朋友、從前的學生陳炳華(José Floriano Pereira Chan)則師先生和Áurea M. de MeloJorge則師女士，施爾道(Ernesto Basto da Silva)博士，Américo Léong Monteiro先生，林綺濤(Anabela S. Ritchie)女博士，Alfredo S. Ritchie博士，Cecília Jorge 女博士，Ana Maria Basto女博士和馬若龍(Carlos A. dos Santos Marreiros)則師先生，以及向其他與我們合作搞調查的諸多人士分別表示謝意是理所應當的。

特別是，如果沒有陳炳華則師和施爾道博士的幫助派發及寄給我310份填妥的調查問卷，並慷慨熱情地向我提出寶貴的建議，這一工作對於我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

我還應感謝Dr. Carlos Manuel Piteira博士和Dra. Paula Vieira女博士在對調查問卷進行資訊處理方面提供的合作。

在此，特表示我最真誠的谢意。

 

安·瑪·阿馬羅

1994年2月於Cascais

 

【註】

(1)湯金，E·麥克唐納·M(TonKin，E，Mc Donald，M.)和查普曼(Chapman，M):《歷史與種族》，Asa Monographs 27，Routledge，倫敦和紐約，1989。

(2)格拉澤，N，莫尼漢(Glazer，N，Moyniham，D. P):《種族--理論與經驗》，倫敦，哈佛大學出版社，1975。

(3)科恩，A.(ed)〔Cohen，A.(ed)〕: 《城市民族》，倫敦，Tavistock出版社，1947。

(4)愛潑斯坦，A. L.(Epstein，A. L. ，):《氣質與特性--關於人種的三項研究》，倫敦，Tavistock出版社，1978。

(5)雷克斯·約翰(Rex，John):《種族與人種》，社會學論題，Ed，Estampa出版社，第三期，里斯本，1988。

(6)巴思，F. ，(Barth，F. ，):《族群及其界限》，波士頓，Little Brown &Co. 出版社，1969。

(7)Ackoff. R. L.:《社會調查計劃》，“行為學”一欄，Erder，ed. 聖保羅大學出版社，1967。

(8)若奧·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Joã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的遺留手稿，里斯本地理協會收藏部。

(9)澳門統計司提供的有關1970和1980年的資料。

(10)彭慕治(Morbey，Jorge):《澳門1999年》，1990，由作者在澳門出版。

(11)參閲澳門省政府公報1897年第四十三卷(關於1896年人口普查資料)。

(12)參閲若奧·費利西亞諾·馬克斯·佩雷拉遺稿: 《澳門每日見聞》--弗朗西斯·安東尼奧·佩雷拉·達席爾維拉的兩個兒子開始發財了，大兒子在英軍中服役，二兒子在英國公司工作。他們青年時期曾去檳城學習英語，這使他們受益非淺。

(13)“入教”--新基督教徒，已皈依基督教的華人。

(14)教會規定的在狂歡節期間思考40小時。

(15)地方宗教當局部份人士表示的憂慮。

(16)“晦氣”一詞與(受中國影響的)“陰風”和(馬來語，意為邪惡之氣的)“邪氣”混用，被視為當時原因不明的突發病，如偏癱、中風等的起因。“中魔”是給魔法及由魔法引起的疾病或其他災禍所起的名稱。

(17)幽靈。中國人認為的三種靈魂之一，它可不隨身體而腐爛、回到人間，並會因親人未祭奠而折磨死人。

*Ana Maria Amaro，里斯本新大學人類社會學博士，社會政治科學學院人類學系教授，多個國際機構如國際人類學協會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