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人畫家R. C. 巴士度的拼貼畫:60年代土生
澳門悠久的歷史上出現過無數次危機。在這種時期，澳門人表現出了高度的創造性、拚搏和對這塊土地的獻身的精神。本文內容所包括的區間從17世紀40年代初期到後期。圍繞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變數錯綜複雜，極為重要。
它們是: 日本以武力驅逐澳門商人: 荷蘭人佔領馬六甲和隨之切斷與葡萄牙在亞洲統治的大本營果阿的聯繫；因獲悉葡萄牙本國國王即位、恢復獨立而與馬尼拉中斷貿易往來: 荷蘭人在澳門人貿易勢力範圍內加緊爭奪和中國朝廷的危機。
由於澳門使團使節慘遭處死，與日本海上貿易往來在1640年正式結束，與廣州貿易的主要支柱受到嚴重威脅。當時，長崎是這種貿易交往的一端，另一端則是廣州的市場。澳門商人擁有的白銀——其中大部份來自日本——都流向廣州。對於中國人來説，一旦不在廣州市場上購買商品，上帝聖名之城的應用價值就危在旦夕。
因此，為取得或發展能允許他們繼續購買物品的市場的努力立即開始了。
馬尼拉是當時的另一個重要商業中心。它以低於官方價格的美洲白銀購買吸收了大量的中國商品，尤其是絲綢。當然，也出現了諸多的困難。
馬六甲落入荷蘭人之手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從16世紀初期向遠東擴張開始以來，馬六甲就是東方貿易航線上胡椒和其它香料生產市場的樞紐。芥子、丁香、肉桂，尤其是著名的胡椒等商品主要來自印度尼西亞和巽他群島(Sonda)。馬六甲成為貿易的集散地，大量的商品通過來往於中國和日本的船隻從馬尼拉運往澳門，再由澳門用於與廣州的商品交易。喪失了馬六甲之後，澳門商人必須尋找不同於一個多世紀來使用的航線，加強與這類商品來源地的聯繫。
香料供應中轉港口的喪失給澳門帶來了另一個嚴重後果: 中斷了與果阿的聯繫，而果阿是亞洲葡萄牙的政治、外交和行政中心。
這時，澳門主要依靠的港口位於印度尼西亞群島。而在這些島嶼中，澳門有傳統航運聯繫的只有帝汶和巽他諸島。這條航線長期以來被稱之為“窮人航線”。在通往日本的航線和與馬尼拉正常貿易的黃金時代，與其它島嶼的航運聯繫很少。儘管如此，澳門人還是急於恢復和發展原有的這點關係。
失去了與果阿和馬六甲的聯繫之後，總督在那些地區的作用也就無法繼續下去，這就大大限制了澳門議事會在該地區君主們當中的地位。於是，荷蘭人、英國、西班牙人、中國人及日本人開始和澳門人競爭。
1640年光復後的兩年中，葡萄牙政變的消息還未傳到東方，澳門插手馬尼拉的航運以圖生存，並把部份1640年還能運往日本的商品運到那裡。
同時，議事會設法與“鄰區君主”建立關係，向他們表示澳門之友情，力求為擴張與他們通商的規模創造條件。
危機也猛烈地衝擊了澳門的經濟結構。中國朝廷的危機和連年內戰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的生產、資金和貿易，使澳門的危機雪上加霜。戰爭的後果使傳統經濟交往中的信譽喪失，出口商品市場的地位受到嚴重影響，這自然給資金和貸款方面造成不利後果。澳門不得不為這一切痛心疾首。
第一個嚴重後果是逼使澳門離開了國際貿易航道，而這些航道對它至關重要。當時祗剩下了南中國海這個有限的貿易地區，因而澳門力圖保持在廣州這個大買主眼中的地位。
在這些不利因素和競爭者雲集造成的颱風中，澳門商人必須為維持自己的生存開闢新的道路。這一掙扎一直延續到17世紀末。
早在1640年11月，澳門就改變了其海上貿易體系。他們通過公司，即由議事會負責租用的船隻進行海上貿易。每個商人將自己的貨物裝上船，支付商定的運輸費用，而船主必須帶回銷售全部貨物後換取的白銀，不得收取任何附加費用: 然後，議事會根據交付貨物的記錄向商人支付白銀。(參閲澳門檔案館第一組，第3冊，第61頁，1640年11月21日之規定)。
對於專門供應日本市場的昂貴貨物，也有一項制度，將其裝上中國帆船，並根據協定運至日本銷售，然後再把收入交給澳門人。這些協定之所以從未引起爭議，議事會和夷船海盜達成的協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1644年起的幾年中，這種制度頗有成效，歷史上有這樣的記載: “感謝上帝，他使大黑船順利啟航，滿載而歸，給澳門帶來了繁榮。”(參閲博克塞: 《中國亞洲》頁1-18，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1642年又出現了新的不利因素。葡萄牙1640年革命導致葡萄牙王室復國的消息傳到馬尼拉，葡萄牙人自然被視為西班牙菲利普王朝的叛逆。這樣，特別是在澳門人決定繼續忠於葡萄牙王室之後，與馬尼拉的直接貿易便無法進行。馬尼拉總督試圖扭轉這種局面，他在澳門製造種種衝突，對市民施以恩惠，其至動員西班牙的追隨者鬧事，但鬧事者遭到兵頭的嚴厲鎮壓。澳門市民所表現出來的令人震驚的堅定和忠於亞洲葡萄牙的決心使澳門斷絕了與馬尼拉的一切直接聯繫。這樣，一度是澳葡市民的天然盟友的西班牙人也成為了其他“歐洲對手”一邊。於是，指望馬尼拉可以幫助澳門解決日益加劇的困難的希望成為泡影。
面對這種形勢，許多以澳門為基地、擁有船隻並且其財富與澳門息息相關的商人和市民紛紛出走，遷移到危險不大收益豐富的地區。於是，澳門船隊縮小了。特別是載重量大、有較大航行自主權的船隻減得更多。隨著船隻的遷移，船主的白銀也就流向了別的地方。
然而，澳門的葡萄牙人沒有絕望，他們立足於這座城市，努力尋求使其能繼續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下去的新市場。
印度尼西亞－望加錫、爪哇和勃尼
澳門葡人注意到的第一個市場就是有名的望加錫，它位於塞萊貝斯(Celebes，現稱蘇拉威西)西南部。
“那裡有一個果阿王國，其蘇丹對這個托洛王國有著強大的影響。”
該國與葡萄牙之關係始於佔領馬六甲的1511年，並於1558年後更加發展，但直至當時同澳門人的聯繫不太頻繁。
望加錫一直採取自由港的通商政策，對外國商品完全免徵税收。因此，它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
望加錫對貨幣，黃金或白銀的出口不加限制。
他們的官吏與馬來西亞和歐洲的商人合伙經商，並以自己的船隻自費在他們和馬六甲或印度尼西亞群島西部其它港口城市的商人中間貿易。
利用合適的季風，望加錫的船隻滿載大米、布匹和各種昂貴的金屬材料和首飾駛往馬魯古群島的市場(當時望加錫是當地的貿易中心)。在馬魯古群島的各個港口，他們用這些貨物換取當地的產品，主要是帝汶島和蘇祿島的丁香、芥子和檀香。
回到望加錫以後，他們用帶回的貨物換取大米和布匹後，再往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和勃尼的胡椒市場，在這些地方換取整個印度尼西亞群島都需要的、葡萄牙和印度商人從印度運來的布匹。於是，他們又裝載著胡椒: 從望加錫前往中國。
由於荷蘭人的武力阻止，無法與馬魯古群島直接通商，葡萄牙人祇得和望加錫建立聯繫。為了維護其勢力，他們鼓勵政府官員和私人與馬六甲通商。這樣，葡萄牙人在那個港口的商貿額上升至每年五百萬兩白銀，這一事實引起了荷蘭競爭者的擔心。
上述貿易政策使蘇丹得以進行政治擴張。從1635年開始，蘇丹一直支持著馬魯古對荷蘭人的抵抗，甚至給土著抵抗者提供了強大的軍事援助。
馬六甲於1641年陷落，南中國海的澳門商人和印度國的商人便和土著國一起努力尋求新的道路。
從馬六甲向中國供應胡椒遇到了困難，於是改為由望加錫供應。那裡集中了爪哇、勃尼和整個印度尼西亞群島的產品。
澳門葡人不斷加強上述商貿往來。從1621年至1642年，平均每年祇有兩艘船隻來往，而從1644年至1660年，來往的船隻數增至平均每年1至5艘。
這一貿易航線的重要性使得王室在1634年便確定了對其進行壟斷的政策。利尼亞雷斯伯爵規定澳門商人每年有兩艘船隻駛往望加錫，並且對絲綢的數量加以限制，以保護馬六甲海關。
另一方面，澳門葡人通過聯合望加錫官吏在1642年前後也成功地嘲弄了對馬尼拉的禁令。他們扮作當地君主的代理人，把自己的貨物裝上望加錫的船隻，這些船隻以君主的名義來往航行。同樣，他們也以這種辦法得到了帝汶和蘇祿的檀香木。
澳門和馬尼拉之間的商貿往來就以上述方式維持下來，將大量中國和印度的布匹運往馬尼拉，從那兒換取主要用於廣州市場的白銀。
在這種商品流通中，兩位葡萄牙人起了巨大作用。他們是望加錫蘇丹的行政官員弗朗西斯科·維埃依拉·達·薩(Francisco Vieira da Sá)和秘書弗朗西斯科·門德斯(Francisco Mendes)。
澳門商人則給蘇丹的軍事活動提供大炮和軍火。
從1647年開始，由西班牙王室官員彼得羅·德·馬達(Pedro de la Mata)和葡萄牙商人若奧·戈麥斯德·帕依瓦(João Gomes de Paiva)在菲律賓成立的商社在馬尼拉進一步發展了這種貿易體系。
由於荷蘭人前往中國的航線改為以臺灣和廈門為目的地，菲律賓市場急需大量的中國貨物。對菲律賓的出口越來越少，影響了當地和西班牙及美洲的需要。因此，馬尼拉的商船祗得經過仍然開放的馬魯古航線前往望加錫，在馬魯古用黃金、白銀和糖換取丁香，再在望加錫出售，換取澳葡商人帶到那裡的生絲、絲綢、棉布、鐵器及其它中國商品。
然而，澳門不僅關心在整個印度尼西亞的直接商貿往來。由於馬六甲的陷落，葡萄牙在該地區的整個政策都因荷蘭人封鎖與果阿的聯繫而受到了影響。從這一年開始，澳門議事會和其主要商人承擔起與南中國海地區保持外交關係的任務，包括支持望加錫、蘇丹的軍事行動。在這一方面，他採取的行動是首先在檀香木產地的巽他群島掀起了抵抗荷蘭公司的運動。
1644年，澳門派費利西安諾·卡埃達諾(Feliciano Caetanode Sousa)為代表去蘇門答臘與巨港和干冬噓的君主簽訂協議，重新恢復原有的往來，以保障其胡椒市場。澳門議事會的代表帶著中國絲綢和布匹到達目的地時，發現君主的代表原來是一位望加錫的葡萄牙混血兒。
於是，澳門代表與他談妥了條件，建立了聯盟。根據協議，葡萄牙王室的船隻可以自由地進出該港；除胡椒以外，葡萄牙商人可享受對所有商品的減税待遇，不過，荷蘭人卻扣押了他的船和貨物，其借口是根據同葡萄牙的停戰規定，巨港地處荷蘭人的統治區域。
這樣，澳門人祗得不再出入該港。不過，他們改用同蘇丹管轄下的爪哇的扎帕拉港，並且繼續進出望加錫。
鑑於葡荷之間停戰，上述交往在扎帕拉港有了很大發展。因為該港處在印度和科羅曼德爾與望加錫的商業航道上。
1647年，印度總督又一次為葡萄牙與印度尼西亞諸蘇丹王國開展外交活動。
為此，他任命原為望加錫君主的行政官員弗朗西斯科·維埃依拉·德·費格雷多(Francisco Vieira de Figeiredo)為駐該地代表。在給他的指示中説，他應當使澳門議事會經常瞭解與巨港、占碑、邦旦和馬塔蘭的統治者們談判的消息。這樣，澳門發展了同扎帕拉的關係，從而使該港成為來自印度的商船的基地。澳門擁有一支商船隊，其船隻可以從印度通過印度尼西亞到達澳門。
與支持馬魯古群島的抵抗運動一樣，葡萄牙人與望加錫和馬塔蘭之間的聯盟引起了荷蘭人的不安。
從五十年代起，荷蘭人開始搶劫商船，給望加錫的蘇丹和政府官吏造成巨大的財產損失。他們對這些官吏的抗議不予理會，於是蘇丹更加支持反抗荷蘭公司的人們。從1653-1655年，戰爭逐步加劇，其中葡萄牙人悄悄地給予配合。然而，荷蘭人還是成功地阻止了望加錫得到其換貨貿易體系中必不可少的印度布匹，因為葡萄牙人印度國沒有支持其盟友，使其成功地對付荷蘭勢力的必要手段。
由於上述的種種原因和一些親葡萄牙官員相繼去世，望加錫的統治者不得不在1655年與荷蘭公司達成和平協議，從而把除荷蘭人以外的所有外國人都排擠出去。
儘管如此，澳門的商人和帝汶、蘇祿群島及佛羅勒斯的葡萄牙團體繼續獨自進行鬥爭，抵抗荷蘭公司，在諸島維護澳門的影響，這在後來對澳門具有重要意義。
巽他群島一帝汶、蘇祿和佛羅勒斯
這些島嶼的主要商品是中國需求量甚大的檀香木，它是中國宗教儀式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每趟貿易的利潤高達150-200%。除檀香木外，商人們還帶回蜂蜜和奴隸。在很多年裡，它被稱為“窮人航線”，直到1630年才有了一定的發展。
這些島嶼由托洛蘇丹統治，他是望加錫蘇丹的岳父。即使在與其女婿的關係疏遠之後，望加錫蘇丹仍能阻止任何對葡萄牙人的襲擊。然而，在他去世後不久，葡萄牙人被趕出拉蘭屠卡的本部，在當地忠貞的土著人護送下逃到佛羅勒斯的深山裡。隨後，在土著人中的天主教徒支持下，他們進行反擊，佔領了貝洛地區。這一系列事件絲毫沒有動搖葡萄牙人與望加錫蘇丹的關係。
在蘇祿島，葡萄牙人保持其抗擊荷蘭人的立場。當時，荷蘭人已經放棄了亨利城堡，但在1644年，又重新利用該城堡，以開發島上的木材。
澳門葡人直接從土著人那裡購買檀香木運往望加錫，把其中大部份供應中國市場，剩下的則用來與荷蘭人、英國人和丹麥人競爭出售。
1652年，儘管正與荷蘭人停戰，葡萄牙人還是在荷蘭人先前佔領的古邦襲擊他們。這一局勢延續到1656年，直至荷蘭公司放棄了從當地購買檀香木的貿易，並徹底放棄了古邦。1658年，荷蘭人企圖與葡萄牙人停止衝突，但遭到拒絕。
荷蘭人與望加錫統治者達成的不與任何其他外國人通商的協議實際上未能得到完全履行，這是因為一些葡萄牙人留在蘇丹國，他們與以前的商業伙伴合作，在很短時期內穩住了已經開始的貿易下跌。
祗是在1669年以武力佔領望加錫港以後，荷蘭人才徹底把葡萄牙人趕出那裡。
東京
在我們所研究的這個時代，東京對澳門來説重新具有重要意義。它曾是提供絲綢的第二市場。這些絲綢雖然質量僅次於中國絲綢，但也銷往日本。早期的耶穌會士曾在該地區(現在為越南的一部份)站住腳。通往東京的航道上危險重重，因而在許多年裡沒有多少商業價值。然而，到了40年代，它成了一個可利用的鄰近區域。
產絲區位於內地。中間商們從每一位絲農手中買得盡量多的產品。然而，因為當時的鄭氏王朝壟斷該產品出口的權利，這些中間商不能隨意出口所購得的貨物。這是荷蘭人控制這一市場的措施之一。
四十年代末，廣東連年戰事造成饑荒，大米的價格暴漲，使得經營大米的利潤大於絲綢，而東京正是糧食產地。
1648年，糧食的價格在中國超過了白銀的價格。另外，也是由於糧食的奇缺，中國商品的出口量大大減少。於是，澳門的貿易條件更加惡化。
儘管來往於東京的澳葡商人和鄭氏王朝官員發生過種種磨擦，但是經濟關係並沒有中斷，因為他們給那裡的市場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商品: 中間帶孔的銅錢，它們可以用線串起來，便於運輸。澳門鑄造這些銅錢，這是他們用來從事小宗賣買，即從絲農手中購買生絲不可缺少的貨幣。白銀和黃金祗是在大宗貿易中才使用，而獲得白銀的也遠不是蚕絲的生產者們。
澳門人原來用從日本換得的銅料在澳門鑄造銅錢。在與日本的通商中斷後，他們便從中國商人手中購買材料。這些銅錢作為壓舵貨物運往東京。荷蘭人和澳門以外地區的中國人也提供日本鑄造的銅錢。
從1650年開始，東京對銅錢的需求量大增。這意味著交趾支那對澳門人開放。東京成了澳門貿易的重要市埸。
在東京，銅錢的需求使得50年代的價格上升。為了扭轉這一趨勢，荷蘭公司引進了以他們從日本得到的白銀和黃金支付的制度。然而，由於市場上銅錢的緊缺，荷蘭人反而造成通貨膨脹。在向絲農購買生絲以前的幾個月裡，白銀和銅錢的匯兑率是10兩白銀換20,000銅錢。在購買生絲期間，10兩白銀只能換6,000或7,000銅錢。絲綢的價格急劇上升引起了其他所有原材料商品的價格上升。由於奇高的生絲價格和絲綢價格失調，紡織商人感到無利可圖，於1654年停止生產。因為他們必須用銅錢購買生絲原材料，卻不得不用匯率不利的白銀出賣成品。
這樣，銅錢市場對於澳門人贏利豐厚，不過也面臨著海上航行的巨大危險。在1656——1660年間，雖然耶穌會會員們定期航行，但在前往東京的六艘船隻中祗有一艘安全無恙地回到澳門，三艘沉沒，其餘兩艘被海盜掠走。
1660年，荷蘭人在日本試製銅錢，然而利潤僅為40%。因此，他們將生產限制在用來穩定匯率所需的數量。由於利潤下降，大量進口銅錢不再是有吸引力的生意。
不祗是荷蘭人限制了銅錢的產量，澳門人的興趣也漸漸減少，於是，前往東京的船隻日益稀少。從1669年開始，便實際上全部停止了。
其它市場
1667年，根據中國朝廷的指令，澳門船隊一半以上的船隻被摧毀，澳門葡人不得不更加謹慎地根據獲得利潤的大小選擇他們可開發的市場，他們轉向南中國海和印度洋沿岸的市埸: 暹邏、巴達維亞、巽他群島、邦旦和果阿。而其餘如馬尼拉和馬辰則偶爾進行貿易。
不過他們在各地遇到了政策上的限制。在暹邏，債務的償還方式問題造成許多不快，因為兩地相距遙遠，款項拖欠無期。
在巴達維亞，與荷蘭人的衝突頻繁發生。他們授權不屬於荷蘭公司的商船和中國人在澳門談判，然而卻遭到澳門市的反對。另外，他們對在馬六甲的葡萄牙人徵税高得驚人。
在下巽他群島(帝汶、蘇祿佛羅勒斯)澳門葡人還要對付本國王室及其他利用通商與其競爭的葡萄牙人。在整個七十年代，他們才得以使果阿不再進行以其海上貿易壟斷這一地區的檀香木貿易的種種努力。當地官吏和果阿以及整個印度的商人紛紛指責澳門商人，對澳門葡人在西方港口的出現忿忿不平，這迫使印度國政府對澳門商船航行和通商建立種種限制。
澳門葡人眼看著失去一個個市埸，而海上貿易是這座上帝聖名之城賴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他們克服種種阻力，求助於王室，頑強地保持自己的地位。
邦旦
七十年代以後，這個位於爪哇島上巴達維亞以西的市埸成為重要市場之一。它對貿易不施加政治限制，貿易活動極為自由。這樣，通過這些港口的出口買賣遠比把巽他島的檀香木和果阿的食鹽運往中國更能贏利。在那裡，中國和歐洲的商品可以迅速售出。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能找到對這種貿易的投資者。
在十二年中，澳門葡人在這一市場展開了商貿活動，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他們重新安排生活。
在那裡，他們與歐洲商人交往，同他們簽訂出售中國商品的協議。與他們簽訂租船協議，把貨物從澳門運往那些歐洲商人有興趣的地方，這在當時具有重要意義。1671-1672年間，澳門每年派往邦旦的船隻為一、兩艘。駛往那裡的還有帝汶、暹邏、科羅曼德爾及其它港口城市的葡萄牙人的船隻。
在英國人東印度公司派出的一位兵頭的幫助下，蘇丹制定了發展海上貿易的政策。因此，從1666年開始，英國人的利益與被荷蘭人從望加錫趕出來的人的利益在邦旦結合起來，從此英國人有了一支不大的船隊。
從1667-1672年，在邦旦積存的胡椒改由蘇丹經營。另外，有一些上層官吏也開始從事與澳門、馬尼拉和東京的貿易活動。
澳門葡人運往中國銷售的胡椒數量可觀，因此，廣州的商人和官員與他們聯合起來，甚至違反法律與荷蘭人合伙經商。
從此，澳門葡人經營的澳門諸島由於對中國人的優惠價格又出現了往日的繁榮。
然而，與廣州的商業來往恢復之後，澳門卻不具備保障全部貿易所需的足夠的資金和船隻。這不僅影響了澳門貿易的數量，也影響了澳門開始生產的產品的質量。
澳門的商船帶著一批壓倉貨物，也帶著小部份珍貴的利潤豐厚的商品前往邦旦，如生絲、絲綢服裝、麝香和黃金，其餘則是中國木料、日用品甚至鐵鍋等。不過，向邦旦出口的主要貨物是鋅和瓷器(壓倉貨物)以及大量的茶葉。從1676-1678年，前往邦旦的四艘商船中，兩艘船裝載的茶葉達12,644磅之多，即為東印度公司在1669-1682年間運往英國茶葉總量的兩倍。印度所需求的鋅和瓷器也由澳門葡人大量出售。除部份金屬是用來直接消費外，其餘的則用於鑄造商製造葡屬印度國發行的貨幣。
質量一般的瓷器在各港口的民眾中銷售，而少量的精緻高級的瓷器則直至1670年由澳門向東方、葡萄牙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貴族家庭提供。中國國內危機影響了這一產品的生產量。從這一年開始，大量普通瓷器和精緻的瓷器開始經印度銷往歐洲。經邦旦出口的主要是當地中國、歐洲和土著人家庭日用瓷器。
澳門葡人從邦旦購進的是胡椒、白銀、鹽和檳榔。
鹽是中國朝廷的專賣商品，祗要與中國官府達成了某種協議，澳門葡人就能向中國出口鹽。
前面提到的租用船隻，主要是用於歐洲人從邦旦駛出的船隻。這一行業後來得以發展，也包括了歐洲的貿易公司和整個印度洋各國的商人。
澳門和其他地區葡人在邦旦的貿易一直延續到1680年。這一年，荷蘭公司逼使蘇丹禁止任何歐洲人出入該港，壟斷了印度尼西亞群島胡椒和其他香料的來源地。從此，與荷蘭公司的地區間貿易改由中國帆船控制，而被排除在外的澳門的海上貿易則改道巴達維亞、勃尼和馬拉巴爾海岸，他們在廣州市場上的商品種類也就隨之改變了。
勃尼-馬辰
位於勃尼西南的這個蘇丹國是胡椒產地，胡椒是該國經濟基礎。1637-1659年，這個蘇丹國和鄰近國家的來往，由蘇丹承認的爪哇國王馬丹(Matam)控制，並向蘇丹晉貢。最後一年，馬丹企圖擺脱蘇丹的控制，然而沒有成功。到了1670年，他的勢力衰落到對馬辰的主權沒有任何的影響的地步。
早在1638年，荷蘭人曾企圖壟斷該國的胡椒市場，但未獲成功。1660年，他們又一次捲土重來，終因巨港和蘇門答臘西部胡椒產量的減少而難以滿足日益增加的需求。
該國的經濟結構是產地的兩個種族合作生產。國內市場和出口銷售貿易完全由統治該島下區的班加爾(Banjar)族控制，而該島高原地地區的生產則由比阿尤斯(Biajus)民族從事，並將收獲之胡椒交給前者。
荷蘭人和蘇丹達成的壟斷的協議遭到了比阿尤斯人的反對。他們拒絕把胡椒交給班加爾族，除非這些人預付貨款。
壟斷制度建立以後，獲得蘇丹信任的產區統治者中的長官、親王便開始走私胡椒，將產品賣給望加錫商人和葡萄牙人。於是，所謂的壟斷協議就失去意義。荷蘭人不得不在1667年放棄這方面的努力。
從50年代末起，葡萄牙人就從望加錫或直接從馬爾塔普拉港購買胡椒。1662年，澳門葡人聯合起來派遣一位議事會代表乘一艘小船前去會見馬辰蘇丹，但未能取得成果。直到1670年，澳門又對這一市場的表現出直接的興趣和他們必須克服荷蘭公司和中國帆船造成的重重困難，保證向廣州供應大量的胡椒。於是，來往於馬辰和澳門的海上航行又開始了，但是，荷蘭人從1677年開始對他們進行登記。
廣州市場對胡椒的需求量達每年近五百噸。而整個蘇丹國的胡椒產量為三百噸。於是，荷蘭人再次企圖和蘇丹談判，以便壟斷其出口。不過為時已晚，澳門葡人已捷足先登。為達到其目的，他們又一次參與了該國的內部爭鬥，妄圖推翻在位蘇丹的統治。而這一次是由蘇利亞·安克塞(Suria Angse)和蘇利亞·內卡拉(Suria Negara)兩位侄子發起的。作為獲得前往中國銷售胡椒壟斷權的第一步，澳門葡人決定支持他們。蘇利亞們終於推翻了叔叔的統治，登上了寶座。他雖然沒把全部的壟斷權賜予澳門葡人，但給予他們巨大的好處。面對這種局勢，荷蘭人終於在1681年放棄了長期以來的願望，把這個自由市場讓給了澳門人。然而，這一形勢祗維持到1690年。荷蘭公司又一次試圖佔領夢寐以求的地盤，在蘇丹國建立了一個管轄機構。他們吞併了這一地區，並建立了一座城堡。
1692年，澳門葡人的四艘船隻在該港向滿載著胡椒的中國帆船和由安東尼奧·尼埃托將軍(António Nieto)指揮的幾艘西班牙船開火。
忠於原則的親王們始終主張自由貿易，對澳門葡人的暴力行為強烈不滿，並且從此以後拒絕向他們出售任何商品。英國人也曾企圖使用同樣的武力手段，也遭到了一樣的結局。
至此，澳門與馬辰的貿易結束了，這是它在印度尼西亞群島擁有的最後一個市場。
綜上所述，從中斷同日本的貿易以來，為了維持在葡萄牙統治下的澳門生存，為了履行對廣州市場的義務，澳門葡人頂著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各種不利因素，開闢了南中國海沿岸的市場。同時，在同他們的長期對手-荷蘭人的鬥爭中，終於在17世紀末打開了新的航線，開拓了新的市場，發展了原有的地盤。隨著荷蘭人勢力的堵截而失去一個個市場，他們一直努力建立其它的市場起而代之。然而，付出的努力艱苦卓絕。上帝聖名之城的內部在下一個世紀初又一次出現困難局面。若熱·德·熱蘇斯·瑪利亞(José de Jesus Maria)在1704年所寫的關於必須挽救澳門與帝汶和蘇祿群島的貿易活動的報告是對當時的困難處境最好的描述。議事會承認這一援助的必要性。“然而，既然市民垂頭喪氣，連吃的都沒有，本市沒有了船隻，危在旦夕，又如何進行貿易呢? ”
果阿總督説: “賜予這些可憐的居民一艘皇家軍艦，讓他們去做買賣吧。”(參閲澳門官印局出版: 《中國亞洲》，第2卷，頁29-30。)
巨大的危難又一次降臨澳門。然而，它將用戰勝歷史上無數次艱難險阻的頑強不屈和忠貞不渝精神再一次去度過難關。
【參考書目】
■《大發現和世界經濟》——維托里諾·馬加良埃斯·戈迪尼奧(Vic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Arcádia出版社出版，里斯本，1963。
■《中國和日本的亞洲》——若熱·德·熱祖斯(José de Jesus，Maria)，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88。
■《The Survival of Empire》——George Bryan Souza，劍橋出版社，1986。
■《澳門檔案》——澳門。
喻慧娟譯
*Gonçalo Mesquitela，法律學學士，歷史研究員，若干與他人合著在澳門和葡萄牙雜誌發表，澳門史問題專家，一部即將由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的兩卷本澳門歷史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