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澳門土生人起源的傳說

澳門土生青年(19世紀油畫)

(賈梅士博物院收藏)

弗朗西斯科·德卡爾瓦略·雷戈於1950年出版了一本書，他在書中堅持澳門土生人並非由葡萄牙人與中國人通婚而來的論點。而我們則持相反的論點。在證明這一論點之前，我們將該書的有關章節抄錄如下(1):

寫了一本關於澳門的書，所以認為很有必要談一談那些構成澳門葡萄牙人之大部份的澳門土生人。

不瞭解澳門的大主教們十分錯誤地推斷，澳門土生人是歐洲人與中國人通婚的產物，或是經洗禮獲得葡萄牙籍的中國人。

嚴格來講，澳門土生人是出生在澳門的人。儘管我們必須承認存在著歐洲人在澳門出生的子女；歐洲人與其它東方人種通婚產生的澳門人和澳門出生的中國人。

然而，當我們談及澳門土生人時，是指在此定居的葡萄牙先驅者和後來在此建立家庭並與東方人通婚的其它人的後裔，在命名時不包括雙親均為歐洲人的那些人，亦不包括中國人的後代。

一般來講，澳門土生人在所有特徵上都有別於在澳門出生並以葡國人名洗禮的中國人，以為大家所熟悉的Chon(進)Kao (教)為例，其含義是: 進一進入；教-宗教；即進入天主教堂的人: 新教徒。

為了使我們真正瞭解澳門土生人的起源，我們必須回顧過去並從澳門殖民地建立的歷史中發現的東西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

當葡萄牙帆船出發找尋印度(發生在15世紀末)時，由於種種我們認為無須贅述的理由，我們的有妻子相伴的水手未隨船隻同行。

這種情況顯然是發生在發現通往印度的海路後不久到達中國的那些人身上。

16世紀中葉，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其《東游記》中告訴我們，繁榮的寧波村有300個與葡萄牙婦女和混血婦女通婚的男子。

我們認為這種斷言不是事實，村內的葡萄牙(歐洲)婦女未超過一位數字，這絲毫沒有貶低上述斷言的意思。

皮特·芒迪證實了當時我們恰如其份的看法，他在他的編年史中斷定，1632年在澳門一個歐洲婦女也沒有，都是混血女人。

不能想象，澳門開埠後近一個世紀，市內的歐洲婦女比葡萄牙人全然不知隨時等待著他們的命運的時期還少。

但是，我們必須從雜種這個詞中找尋這些敢冒如此巨大之風險的婦女的來源。

似乎費爾南·門德斯·平托並非有意使用這個字眼兒，而在於從皮特·芒迪的斷言中接受更多的通性。

依吾等之見，最早跟隨葡萄牙人來到中國的是印度、馬來亞婦女，也可能有一、兩個葡萄牙(歐洲)婦女。

按皮特·芒迪的説法，即在澳門開埠後近一個世紀時斷言就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些婦女是最早通婚的產物。

葡萄牙人與中國人通婚不被接納，並非個別情況，因為中國婦女的膽小和她們甚至在幾十年後仍對葡萄牙人懷有的畏怯使通婚沒有可能。

此外，葡萄牙在城市建立初期，由於情有可原的畏避，過著與中國人十分隔離的生活。

毫無疑問，澳門-俟開埠就擁有真正的生活，而許多人都是受到有利可圖的好生意的鼓舞來此創業的。

弗朗西斯科·德·索薩神父對1564年進行的一次天主教聖像遊行的描述清楚地表明在大約7年之中城市人口有了相當的增長。

讓我們看看他的描述:

“街道被裝飾得非常華美。主教堂就像天堂一般。應牧師的請求，路易斯·弗羅埃斯神父帶來了聖體。許多風笛、長笛、六弦琴、橫笛與鼓一起吹奏起來，手持古劍的俠士劍客與其它各種舞蹈及嬉樂和著樂曲聲歡快、優美地動作著。除伴隨聖體的無數燭光外，600支火炬在聖像遊行中井然有序地行走著。”

“頭戴花冠，手持盛滿玫瑰花的銀托盤和裝有玫瑰色水的玻璃瓶的少女們從窗口將花兒與水撒向聖體帳和過往的路人。”

“像出生在廣州堅實的土地上一樣出生在島上的中國人尾隨壯觀的遊行隊伍直到教堂門口，十分驚異地看到那麼多人極其肅靜地傾聽宣道者的講話，看到他們進入教堂觀看合唱與聖像時，雙膝下跪，親吻土地並把雙手舉向天空。”

是貿易市場的誕生，使許多人奔赴可能發財的地方。

幾年以後與日本的貿易變成現實，而印度-中國一日本這個三角地帶似乎成為取之不盡的泉源。

後來，與菲律賓、暹邏、交趾支那和其它東方國家的貿易關係使與這些地區婦女新的通婚成為可能。

卡爾丁1622年6月24日對《荷蘭人的失敗》所做的描述中提到“葡萄牙士兵，印度黑人，有奴隸跟隨的紳士們……”。

因而並未排除與上述下等階層黑種人後裔通婚的可能性。

後來，從18世紀中葉起，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從城裡遷到了標誌著葡萄牙人與中國人嚴格分界的界牆以外。

另有從本世紀初才有葡萄牙人與中國人通婚的情況，但並不多，這使我們更加確信在我們所説的澳門土生人的血管中流淌中國人的血液是罕見的事。

而且澳門土生人以輕蔑的口吻談論中國人，認為説他是中國人的後代是對他的侮辱，這一事實恰恰確證了這一斷言。

像我們一樣遊歷過很多東方國家的人輕而易舉就能得出澳門土生人一般來説不是中國人後裔的結論。

在印度、日本、暹邏、交趾支那、馬六甲、帝汶、菲律賓，甚至在檀香山(火努魯魯)我們都遇到與我們所熟悉的許多澳門土生人十分相似的人種。

而這種斷言的根據是如此真實可信，甚至表現在過去(我們也活著的)時代的休閑服裝方面: 男人穿著摩爾式褲子和“巴內阿涅”，而婦女穿著白裙子和“沙沙”旗袍。

中國人的後裔至少在內心傾向於穿著中國服裝是十分自然的。

除太平洋戰爭後許多女士和姑娘或因經濟問題或因書生氣十足按中國方式穿著打扮上街以外，是決不會發生這種情況的。

摩爾式褲子和“巴內阿涅”絕對是印度服裝，而白裙子和“沙沙”旗袍則是在大洋洲，尤其是在菲律賓和夏威夷島成年婦女穿著的服裝。

令人奇怪的是還説到澳門土生人儘管出生在澳門，即出生在華南，然而，在總體上他們的風俗習慣卻未顯露出中國的影響。

澳門土生人按照葡萄牙城裡人生活的方式生活，以至追求一種較大的舒適，至於其它則是天生與特有的。

顯然，一般來説很容易辨認出因進教(Chon Kao)，取葡萄牙人姓名(應被判罪和在某些情況下被法律禁止的做法)並以澳門土生人，即葡萄牙人後裔出現的人。如果我們深入他們的私生活，就會發現暴露其來源的中國習慣。

我們認為，在澳門土生方言中，除某些情況下在語言的和諧性或在自造句子中外，沒有漢語的影響。這種情況是由小孩從出生起與之共處的傭人的影響所造成的斷言是非常真實的。

在澳門土生方言中遇到印度和馬來亞單詞是很普通的事，而使用漢語詞匯或由漢語詞匯得來的其它詞匯卻很少。

即使在方言中，除某些調味品之外在未受中國廚藝影響的澳門土生人廚房中有這種情況，也肯定是出於需要。

還在上個世紀末澳門就有一些與印度、日本、菲律賓、暹邏、帝汶及大洋洲數個港口做生意的富有船東，這種情況更加有利於與這些地區的人通婚。

在對日本的天主教徒即與葡萄牙人一起在那裡進行傳教活動的日本人進行大迫害的時期，許多日本人流亡到澳門。

本世紀初在我們到達澳門的時候，我們還瞭解到這裡有一小塊日本人的移居地。

上述關於澳門土生人的一切不説明在某些情況下不曾有過與中國人的通婚，祇不過這種通婚被相繼發生的各種通婚所沖淡。

最近數年，無論在澳門還是在香港和上海，葡萄牙團體較多的地方，與中國人通婚已是很平常的事了。

在上海，與在這個外貿中心市場尋找生活手段的亞洲俄國人結婚的也不少。

因此，我們認為對澳門土生人的起源已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即出生在澳門，既非歐洲人的後代，也非中國人後代的那些人。

引述弗朗西斯科·德·卡爾瓦略·雷戈的章節到此為止。

本托·達·弗朗薩寫道:

澳門土生人是非常純正的人種，可以説他們一點兒也不漂亮: 在他們身上，某些整體線條以蒙古人種的線條為主，但也摻雜了歐洲人、馬來人、加那利人等人種的體型。是因偶然所為之反復雜交造成的人種與亞人種大混雜的產物(2)。

而奧瓦洛·德·梅洛·馬沙度認為:

葡萄牙人在澳門這個彈丸之地幾百年的生活很自然地成為來自與日本和馬六甲婦女，而近期至少還與中國婦女通婚的一個葡萄牙人群體的起因(3)。

弗朗西斯科·雷戈斷言，澳門土生人是與印度和馬來亞人通婚的產物。

相反，埃杜阿爾多·布拉枌則認為與印度人種的雜交應該較少:

無疑，根據現在的特點，大部分澳門土生人應是與馬來人種和少量印度人種通婚的後代，在一個相當大的數量上證實有中國人種的明顯特徵(4)。

在為弗朗西斯科·雷戈的論點辯護時，卡洛斯·埃斯多利諾在關於《澳門與澳門土生人》的一個註釋中對我們説:

難道中國婦女也沒有將她們自己貢獻到或更好地參加到使富有與人數眾多的澳門土生葡人社會形成的雜交中去嗎?

回答是否定的--一種幾乎必然與絕對的否定。三個世紀以來，並非由於我們沒有貪欲，而恰恰是因為中國極其專制、閉關自守與排外的特點--其百姓與外國人自由合法的接觸實際是不可能的，更何況親密關係與同居--葡萄牙人未與中國人通婚。

只有在《協議港口》(1842-1844)開放以後，特別是幾千年的封建帝制垮臺和1911年孫中山先生宣告文明與進步的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人的生活才獲得自由並摧毀了根深蒂固與不合時宜的偏見，從此中國婦女與“西方鬼佬”，即“番鬼”通婚才成為可能。

因此，直到近代，澳門土生人實際是沒有任何中國血統的。大約從50年前到現在，才開始形成第一代葡-中混血人，從那時起，葡萄牙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婚姻與同居才變得越來越多，儘管葡中之間的聯繫仍然十分稀少(5)。

看法不是歷史

現在我們來分析《澳門》一書中的“澳門土生人”這一章。書中斷然肯定澳門土生人不是中國人的後裔。弗朗西斯科·雷戈説: “不瞭解澳門的大主教們十分錯誤地推斷，澳門土生人是歐洲人與中國人通婚的產物，或是經洗禮獲得葡萄牙籍的中國人。”

何以證明?

引用門德斯·平托的話，他斷言在寧波有300名與葡萄牙婦女和混血婦女結婚的男子: 但否認這一斷言的真實性。為甚麼呢?

因為這是他的看法。他補充説:

皮特·芒迪證實了當時我們恰如其份的看法。他在他的編年史中斷言，1632年時澳門一個歐洲婦女也沒有，都是混血女人。

不能想象，澳門開埠後近一個世紀，市內的歐洲婦女比葡萄牙人全然不知隨時等待著他們的命運的時期還少。

關於皮特·芒迪，我們在適當的地方再評論。

現在我們祇問: “如果澳門土生人不是來自葡國人與中國人的通婚，那麼他們從何而來呢? ”

我們來聽聽同一作者的回答:

卡爾丁1622年6月24日對《荷蘭人的失敗》所做的描述中提到“葡萄牙士兵、印度黑人、有奴隸跟隨的紳士們”因而並未排除與上述下等階層黑種人之後裔通婚的可能性。

可以這樣推理: 澳門有黑種人；因此……

很明顯，每個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然而歷史是以事實為根據而不是以看法為根據的。

那麼為甚麼不承認澳門土生人出自葡萄牙人與中國人的通婚呢?

作者解釋為，: “從18世紀中葉起，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從城裡遷到了標誌著葡萄牙人與中國人嚴格分界的界牆以外。只有從本世紀(20世紀)初才有葡萄牙人與中國人通婚的情況，但並不多，這使我們更加確信我們所説的澳門土生人的血管裡流淌中國人血液的事是罕見的。而且，澳門土生人以輕蔑的口吻談論中國人，認為説他是中國人的後代是對他的侮辱這一事實恰恰確證了這一斷言。”

根據這種邏輯，如果説一個葡一印混血兒是印度人種的後代被看做是侮辱，於是他就不是印度的後裔，而是黑種人的後裔了；如果一個葡一非混血兒認為侮辱了他的非洲血統，那麼他就應該是印度人後裔……

至於肯定祇有從20世紀起才出現與中國人通婚的情況是不確實的。祇要查閲一下本教區檔案就足以證明相反的情況。我們馬上要做的就是這件事。

關於從18世紀中葉起出現“葡萄牙人與中國人隔離”的説法也不是事實。引述本世紀曾在澳門並恰恰説出如下相反情況的中國歷史學家張汝霖的話就足夠了，他説:

在澳門的所有地方，中國人都是與蠻夷混雜而居(6)……有皈依天主教的中國人(7)。

因而這種受到批駁的看法沒有任何事實根據，讓我們看看有關澳門土生人起源的歷史資料説些甚麼。我們先傾聽當代見證人的述説，然後查閲澳門教區記錄。

在寧波、青洲和浪白滘

門德斯·平托在《東遊記》的第221章中談到:

這裡有300個與葡萄牙婦女與混血婦女結婚的男子，有兩間醫院和一間年耗30,000多克羅扎多的慈善堂，市政委員會擁有6,000租金。

在同一章裡，他還肯定:

這個居民點有3,000居民，其中1,200人是葡萄牙人，大多數人都是不同種族的基督教徒。

葡萄牙人來到青洲經商-

並且很快就形成了一個足以使600個有漂亮房子、有家室與奴隸的男子居住的優良居住點(8)。

他們又從那裡遷往上川經商，在那裡只住在臨時茅屋裡，而浪白澳則發展成一個重要的居住點，葡萄牙人增加到500多人。

佩里奧特寫道:

還有，1560年貿易主要在浪白澳進行，如果按照M. Tch(田澤琤)在莫里遜之後所説的和我經當代一篇論文確證認為可信的情況，1560年確實存在一個有500-600葡萄牙人的居住點(9)。

據這些當代證人所説，葡萄牙居民情況如下: 寧波，2,000人；青洲，約600人: 浪白滘，500-600人。斷言“葡萄牙人全然不知隨時等待他們的命運”是毫無根據的。根據當代資料來源，他們在那裡生活如同在葡萄牙任何一座城市生活一樣非常安全，因為當立契官做契時，在契約中説到寧波城對國王陛下非常慷慨與忠誠(10)。

M·平托於1557年也談到澳門:

在他們的關照下在這座城市裡相當自信與安全，因為它處於葡萄牙最安全的地方(11)。

混合式婚姻:16世紀

1561年，巴爾塔澤·加戈·S. J神父帶來了有500-600葡萄牙商人在澳門定居的好消息。

若昂·巴波蒂斯塔·德蒙特神父於1562年記述澳門:

目前大約有800葡萄牙人在陸上(13)。

第二年，已上升到900人，據弗朗西斯科·德索薩神父説:

除大量大陸基督教徒，即中國人外，這時澳門城內有900葡萄牙人(14)。

曼努埃爾·特謝拉·S. J. 神父在1564年12月1日的信中談到了中國這個陸續匯聚了500葡萄牙人的港口(澳門)(15)。

這些葡萄牙人的妻子都是些甚麼人呢?

這個時期的耶穌會教士詳細地描繪了社會狀況:

8天或15天做一次聖事；有上千個奴隸出席主日教義問答；使失去雙親者或當地(中國)基督教徒的婚姻符合規定；改善了移居地的衛生條件；首次將450多名女奴運往果阿，接著又將另外200名運往馬六甲，“將她們拋置在外是危險和相當難辦的事”。

因此我們認為，第一代澳門土生人是由500名葡萄牙人與這500名印度和馬來亞婦女通婚而來。但是，這些被驅逐的婦女是他們結合的對象嗎?

讓我們來聽聽證人是怎麼説的:

由於缺少葡萄牙婦女，歐洲人很快放棄了來自馬六甲或印度的女伴而與日本，主要是與中國婦女結合在一起，他們非常欣賞她們莊重的品格(17)。

現在我們可以看出，從葡萄牙人與日本，尤其是與中國婦女通婚起，就產生了第二代澳門土生人。應該注意到，我們所説的是1563年。所有這些中國婦女和日本婦女為了能與葡萄牙人結婚都改變了信仰。

中國人還有其它的信仰變化嗎? 弗朗西斯科·德·索薩在《征服東方》中回答説:

多數偶象崇拜者通過許多傳教者令人信服的説教與解釋改變了信仰，往往是這樣: 澳門的初期如同今天一樣，基督與葡萄牙人的仁愛使中國人產生了許多變化。

曼努埃爾·特謝拉·S. J. 神父在1568年1月30日的信中説: 澳門有5,000-6,000基督教徒(18)，因而，除葡萄牙人外，還有幾千中國基督教徒。

阿隆索·桑切斯·S. J. 神父在其應一位宮廷貴族之懇求為菲利佩二世所做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專著》中説:

與跟葡萄牙婦女結婚相比，澳門的葡萄牙人更願意與她們(中國婦女)結婚，因為在她們身上集中了許多美德(19)。

應該注意的是，桑切斯非常熟悉澳門，從1582年5月底直到1583年2月13日他一直在那裡。

17世紀

在菲利佩(1580-1640)將葡萄牙和西班牙兩頂王冠合二為一的時期，澳門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加強了，而且葡萄牙人在馬尼拉，西班牙人在澳門都建立了貿易商行，這種情況的結果使新的通婚產生了。

當對日本的教堂進行迫害時，許多日本基督教徒都逃到了澳門。正是他們修建了三巴廟或聖保祿教堂。其遺蹟至今仍令我們讚嘆不已。

1614年11月7、8兩日，有5艘載滿被驅逐出日本的傳教士和日本基督教徒從長崎出發，其中兩艘到達馬尼拉，三艘來到澳門和暹邏。其中一艘船是“生之聖母”號商船，其餘幾艘是破舊不堪的日本小船。除傳教士外，還有耶穌會的省會長，瓦倫廷·德·卡爾瓦略，還有許多有名的日本男女，其中突出的儒斯托Justo/Takayama Ukon和納伊托Naito·Todatoshi和他們的家人，他們去了馬尼拉；而儒莉亞·納伊托和他的姊妹則來到了澳門(20)。

1623年，有一些被驅逐的日本人乘坐1640年8月3日在長崎罹難的路易斯·帕伊斯·巴謝古大尉的船來到澳門(21)。1636年，又有287名婦女和歐洲混血種兒童從長崎逃到澳門(22)。

這裡有相當多的日本人，以至於委派一名耶穌會教士，馬蒂亞斯·達·馬伊亞神父做這些逃難者的代理人。

由於日本對外國人封閉其港口，這些日本人和歐州混血人就再也沒有回到他們的祖國。這樣，他們在澳門組成了家庭。倫斯泰特(Ljungstedt)由此斷言的實際情況就是葡萄牙人娶日本女子為妻。

1623年11月27日，市政委員會書記員迪奧古·卡爾德拉·多·雷戈説:

從這個東方城市建立初到今天，澳門居民中已有400多葡萄牙已婚男子，其中有一些非常富有的貴族。他們幾乎所有人都在這個國家的艦隊與戰爭中為王室盡忠效力多年。除了許多已婚的當地或外地人以外，還有許多因大量的協議與貿易活動往來於許多東方國家並在那裡居住了許多年的其它國家的人。(23)

這400名葡萄牙人和另外許多出生於澳門的人，他們和甚麼人結婚了呢? 澳門沒有城裡姑娘，理所當然是與當時居住在澳門的東方姑娘--中國姑娘和其它種族的姑娘結婚。

安東尼奧·博卡羅在其撰寫於1635年的《澳門描述》中寫道:

這座城市的已婚者是850名葡萄牙人和他們的在東方從未有過的生性快樂與體格強壯的後代，幾乎所有的人都擁有差不多六名印度奴隸，這些奴隸多數是黑種人和其它種族的人……

除了這些葡萄牙已婚者外，該城還有許多在當地土生人之間通婚的人，多數是被稱為“儒魯巴薩斯”的中國基督教徒，其它種族的也都是基督徒……

此外，該城還有許多單身的葡萄牙引水員和水手長，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在本土結過婚，另一些往返於日本、馬尼拉、索洛爾、馬卡薩、交趾支那航程之間的單身漢有150多人，還有一些擁有50,000歇勒分資財的人，由於未能施展拳腳或蒙受國王陛下的恩惠，不擇手段地要求去果阿，許多懷有同樣目的非常富有的單身商賈也是如此。(24)

皮特·芒迪於1637年7月5日來到澳門，並在此地停留了六個月，他無疑是住在船上，但卻經常走訪澳門並參與澳門的社會生活。他在1629年日本之行的大船長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阿拉尼亞家作過客，他説:

安東尼奧先生的家與其它人的家差不多，有傢俬，開交誼會等等。所不同的是由他買來的中國少女為我們服務；這裡的每位家長都擁有許多被計入他家用具或產業的中國少女；而且他們對我説: 全城僅有一名婦女是出生在葡萄牙的；妻子們都是中國人或以前與葡萄牙人通婚的同種族混血人(25)。

如同所看到的那樣，皮特·芒迪的證詞與耶穌會教士和門德斯·平托的一致: 如同16世紀一樣，17世紀時葡萄牙人仍然與中國婦女及同種族混血婦女通婚。而且1637年時澳門僅有一名在葡萄牙本土出生的婦女。皮特·芒迪還説，在馬六甲有一名與葡萄牙人結婚的英國婦女: “Here is also an English woman Married to a Portugal Mestizo of some quality…She was called Judith and now Julia de La Garcia”(26)也就是説: 還有一位英國女人與一名有其它種族血統的葡萄牙人結婚。她叫朱迪斯，現在叫朱莉亞·德·嘉爾西亞。

這位英國婦女怎麼會呆在馬六甲呢?1620年她乘坐Union Corn. do Cap. Carter號船前往日本；朱迪斯是作為帶著妻子同行的木匠弗羅比舍的傭人去的。船在交趾支那海岸遇難，而朱迪斯獲救並被慈善堂收留直到一位馬六甲葡萄牙人與她結婚並把她帶到澳門。

皮特·芒迪還説，1637年12月5日，他出席了為紀念聖·芳濟各在聖保祿教堂舉行的戲劇表演，“由城裡的孩子們表演，演員有100多個”。受耶穌會教士教導的“孩子很多，而且極其美麗”。他們致力於培養該市的，尤其是上等階級的青年與兒童(27)。

這些把聖·芳濟各的一生表現得栩栩如生的極其漂亮的孩子們屬於上等階級，是葡萄牙與中國人的後代。

意大利人馬爾科·德·阿瓦洛在其於1638年撰寫的《澳門描述》中寫道:

表現澳門內港的油畫，/與澳門市政廳同一作者的另一作品一樣

(里斯本地理學會人種史博物館藏)

本世紀初(1917)望廈莊園澳門土生人家庭: 桑托斯·菲雷拉一家。中間下方是弗朗西斯科·多斯·桑托斯·菲雷拉(葡萄牙本土出生)和弗洛倫蒂娜·瑪莉亞·多斯·巴索斯·波拉塞(澳門土生)，著名澳門方言傳播者阿代·多斯·桑托斯·菲雷拉的父母，右邊是外祖母(澳門土生)澤莉娜·多斯·巴索斯·波拉塞。後排是弗洛倫蒂娜·瑪莉亞與利馬·努內斯第一次婚姻的子女。

表現澳門南灣的油畫/與澳門市政廳同一作者的另一作品一樣

(里斯本地理學會人種史博物館收藏)

唐·瑪莉亞·達·納蒂維達德·卡洛斯·德·塞納·費爾南德斯和她的13個子女

(19世紀，昂迪納·M. J. S. F維奧蘭特·卡拉多收藏)

在這座城市初建時期，由於這塊地方不是用武力而僅僅是由清朝官員許可(如上註釋與解釋)而獲得的，它以共和體制的方式，即在沒有任何司令官或總督的情況下，由最年長的顧問治理。葡萄牙人與中國婦女通婚並以此方式使人煙逐漸稠密起來(28)。

因此當肯定澳門土生人是葡萄牙人與馬來亞、中國、日本及其他婦女通婚的產物時，倫斯泰特是有道理的:

馬來亞、中國、日本及其它婦女成為他們的婚姻配偶和生育可能仍是那個社會之成員的後代的母親。他們的後代則被歸為“混血”或“雜種”一類。緊接著這個等級排列的祖先不是葡萄牙人，而是葡萄牙人與馬來亞、中國或日本皈依者的那些人，但是作為葡萄牙人的後裔，他們都是自由公民。

若澤·佩德羅·布拉加評論説: 將“雜種”這個詞用到澳門土生人身上既不符合實際也不文雅…，倫斯泰特選用這個詞是沒道理的，至少可以説，他的語言產生了令人不快的不好效果。懷有惡意地使用“混血”--或“雜種”這樣的詞--並濫用諸如“不潔的血統”和“沾污世襲的等級制度”這樣一些句子暴露了倫斯泰特似乎無法超越的內心世界(29)。

從我們方面來講，在上述倫斯泰特所説的兩個時期，我們未看到有何侮辱。他將澳門土生人稱為“混血人”和“雜種”，因為他們是葡萄牙人與成為“他們婚姻配偶”的馬來亞、日本及其它人種的婦女，即他們的婚姻伴侶結婚，侮辱何在?

前面提到的門德斯·平托恰好使用了同一個字眼兒: “300名與葡萄牙婦女和混血婦女結婚的男子”。

在談到“美麗的混血小姑娘埃斯科拉斯蒂加和卡塔莉娜”及她們十分漂亮的姊妹，美麗得除了她們完美的外形與體格外，恐怕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像她們那樣漂亮的人時，皮特·芒迪甚至包含了這個單詞某種親切的含義。

倫斯泰特沒有再重複其它歷史學家在他之前説過的東西。

阿爾納茲神父斷言:

1640年葡萄牙人、印度人、馬來亞人、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的總人口已達到40,000，其中8,000是不同種族人組成的軍隊或陸-海軍(30)。

1644年滿族佔領了北京，並從那裡向南推進，於1652年佔領了廣州。由於戰爭，中國出現了大饑荒，逃難者來澳門避難使人口猛增。

1644年11月7日，市政委員洛倫索·門德斯·科爾德羅在由市政委員會書記員拉法埃爾·阿利亞斯·德·莫拉萊斯署名的給唐·若昂四世國王的信中向君主請示是否可以與襲擊澳門船隻的荷蘭人修好: 否則，“那裡將會再失去四萬生靈”(31)。

1640年的外交使節

澳門於1640年向日本派出了一名外交使節，他於同年8月3日殉難。為了説明澳門當時存在的不同人種，我們將從《中、日亞洲，第Ⅰ卷，頁240-244》中節選的殉難者名單轉錄如下:

■葡萄牙人

1. 路易斯·巴埃斯·巴謝古生於交趾城，鰥夫，68歲。

2. 羅德理·拉·桑切斯·德巴利德斯，生於里斯本，索馬爾·阿爾塞區，在澳門結婚，55歲；

3. 西蒙·瓦茲·德·巴伊娃，生於里斯本市，在澳門結婚，53歲；

4. 貢薩羅·蒙特羅·德·卡爾瓦略·鰥夫，生於波爾圖，門讓弗利奧教區，51歲。

以上為四名外交使節。

5. 多明哥斯·弗朗哥，生於里斯本，在澳門結婚，50歲。

6. 弗朗西斯科·迪亞斯·博托，生於里斯本，在果阿結婚，55歲。

7. 曼努埃爾·奧瓦雷斯，生於里斯本，在澳門結婚，33歲。

8. 迪奧戈·迪亞斯·米良，生於布拉加的巴爾塞洛斯教區，在澳門結婚，40歲。

9. 本托·德利馬·卡爾多索，生於波爾圖市，未婚，19歲。

10. 迪奧戈·費爾南德斯，未婚，生於科英布拉的本波斯塔教區，28歲。

11. 路易斯·巴雷托·費亞略，生於奧爾木茲，在澳門結婚，25歲。

12. 曼努埃爾·諾格伊拉，生於里斯本，在澳門結婚，25歲。

13. 迪奧戈·多斯·桑托斯，生於卡斯卡伊斯鎮，未婚，35歲。

14. 若昂·巴謝古·德西格拉，生於里斯本，在澳門結婚，30歲。

15. 賈思巴爾·馬爾丁斯，未婚，生於維亞納·德卡米尼亞，35歲。

16. 達未昂·弗朗西斯科，生於布拉卡·雷加拉多·多斯·阿爾塞教區附近的S. 奧拉伊亞，在澳門結婚，50歲。

■西班牙人

17. 阿隆索·加萊戈斯，生於安達魯西亞的拉扎鎮，鰥夫，45歲。

18. 佩羅·佩雷斯，生於奧雷內亞市的雷伊諾·德加利扎，未婚，45歲。

19. 若昂·恩里克斯·德卡利昂，生於卡加揚主教轄區的馬尼拉島，在澳門結婚，30歲。

■澳門的中國人後代

20. 佩德羅·瓦茲在納加巴當結婚，39歲。

21. 米格爾·德·阿勞熱，在澳門結婚，27歲。

22. 多明戈斯·達·古尼亞，在澳門結婚，30歲。

23. 多明戈斯·費·爾南德斯，在馬尼拉結婚，50歲。

■生於澳門基督教區內主權地的中國人

24. 弗朗西斯科·萊當，在澳門結婚，35歲。

25. 塞巴斯蒂昂·達·羅莎，在澳門結婚，34歲。

26. 若澤·達·瓦雷斯，在澳門結婚，35歲。

27. 安東尼奧·德·莫拉斯·在澳門結婚，28歲。

28. 安東尼奧·卡爾內羅，在澳門結婚，30歲。

29. 安東尼奧，8歲。

30. 若澤，19歲。

31. 弗朗西斯科，23歲。

32. 尼科勞，11歲。

33. 拉扎洛，17歲。

34. 多明戈斯，27歲。

35. 亞馬羅，馬林，30歲。

36. 馬諾斯，35歲。

■本加拉斯人種

37. 巴斯紹阿爾，36歲。

38. 若昂，約50歲。

39. 塞巴斯蒂昂，約23歲。

40. 曼努埃爾，約30歲。

41. 馬特烏斯，約34歲。

42. 貢薩羅，約34歲。

43. 阿古斯蒂諾·科雷西，在澳門結婚，40歲。

44. 迪奧戈，約35歲。

■馬拉瓦雷斯人種

45. 尼科勞·巴拉拉族，約16歲。

46. 安東尼奧·巴拉拉族，19歲。

47. 安東尼奧，約20歲。

48. 貢薩羅，20歲。

49. 托梅，25歲。

50. 若昂，約27歲。

51. 熱羅尼姆，約18歲。

■黑種人

52. 弗朗西斯科，在澳門結婚，50歲。

53. 奧瓦羅，約40歲。

54. 安東尼奧，約25歲。

■其它人種

55. 迪奧戈·德·門多薩，生於紹爾，30歲。父親是葡萄牙人，母親是印度人，在澳門結婚。

56. 多明戈·馬來亞人，28歲。

57. 安東尼奧·索洛爾群島人，約40歲。

58. 賈思巴爾·蒙特羅·索洛爾群島人，35歲。

59. 若昂·達格拉·德馬尼拉，潘帕科人，30歲。

60. 奧貝爾托·帝汶人，17歲。

61. 曼努埃爾·雅奧人，40歲。

所有人的年齡都不是準確的。

18世紀

弗朗西斯科·德·索薩神父在18世紀寫作時對該時期澳門人口提供了下述統計數字:

現在有150個葡萄牙人家庭，基督教徒的總人數為19,500，其中16,000人為婦女。城內居住著1,000異教徒、官員和商人(32)。

請注意，中國人，即異教徒住在城裡。這就是香山的清官員於1743年所斷言的: “在澳門這個地方中國人與歐洲人混雜居住”(33)。

《澳門記略》的作者在1743年寫書時這樣講述澳門的初期:

後來，同意每年租借土地給他們，從那時起，他們開始在澳門建造房屋與住宅，還允許他們帶妻子在那裡居住，除了吸引將其房屋之地下層租給要居住的人之外，每年還收取他們的租金和利息。如今，澳門的男男女女中有3,500個蕃夷和2,000從大陸招募來的佣人、工匠及手藝人，老實説，大家都工作得開心，生活得安寧(34)。

同書第83-84頁説:

最近幾年，當他們開始進入濠江灣(澳門)時，他們建造了自己居住的房屋，不到一年的功夫，就有幾百間，目前已達到近千間房屋。

如同過去年代一樣他們與中國人保持了聯繫，在每個停泊處他們都獲得了數不盡的巨額利潤。因此，他們舉國上下扶老攜幼越來越多，而且很快就獲得了成功……

目前蕃夷人數大約在10,000左右。

18世紀下半葉有葡萄牙人之間的婚姻嗎? 肯定有，而且在教區檔案中有這方面無可置疑的證據。這些婚姻並未抹煞這位中國歷史學家的觀點: 在澳門皈依基督教的是那些通過學習(外來者的)語言與習慣而逐漸放棄根深蒂固的影響，從而轉變成蕃夷的永久居民。

從這個意義上講存在著幾種情況，一些人改變裝束加入了他們的宗教；另一些人與他們的外國妻子(鬼妹，即蕃鬼的女兒)一起加入他們的宗教並生兒育女傳宗接代: “還有些人則將他們的資本用於生意；有的成為工匠，有的當了士兵與衛兵。也有一些經常出入蕃夷的家庭，按外國人的式樣梳妝打扮的人，他們自稱是天主教徒，為的是與蕃夷保持良好的關係”。(35)在同書第114頁説:

我們曾私下調查過，在澳門這個地方蕃夷在那裡居住與做生意，從明朝起到現在已經過了200多年，那裡聚集的人數不少於3,000或4,000，他們一直由他們的國王委派的民政長官(36)統管著。

這裡説葡萄牙人有3,000或4,000人，而前面説為10,000人，我們相信，這後一個數字也包括中國人在內。假設1746年人口總數約為10,000人，葡萄牙人有3,000-4,000人。1777年8月8日唐·亞歷山大達·席爾瓦·佩德羅薩·吉馬良斯主教説: “澳門所有的基督教徒，不管是老人還是抱在懷裡的孩子，也不論是黑人、白人與是男是女，還不到6,000人”。從這個數字中除掉中國基督教徒的人數，就得到3,000-4,000這個數。18世紀最後25年中，由於台山(Toyson)暴亂和隨之而來的對教堂的迫害，交趾支那的一些基督教徒逃到了澳門。

1790年4月14日隆熱爾神父寫道:

在摧毀我們所有的禮拜堂後，交趾支那的叛亂者爆發的全面戰爭幾乎接連不斷，使我們可憐的基督徒飽受災難，因而人數有所減少。一半以上的男人死亡，活著的則遭受了更可怕的迫害。

還補充説:

惡疫也造成了慘重的損失。從去年起，這次災難造成基督教界100多人死亡(37)。

在1785-1793年的教區檔案中有數例交趾支那姑娘與澳門葡萄牙人結婚的情況。顯然，只有那些有錢旅行或比較富足的家庭才能逃往澳門。其他的人則留在原地或逃往鄰近國家。

喬治·斯道頓爵士説:

“1793年澳門人口如下: 總人口增加到11,000左右，一大半是中國人”。據同一作者所説，葡萄牙天主教徒有4,000多一點(38)。

18世紀末，德·金戈內斯計算過，澳門的中國人增加到8,000，全城人口有12,000；但是過了四份之一世紀中國人翻了一倍，所以，據安德拉德説，澳門有22,500居民，其中中國人有18,000人(39)。

19-20世紀

19世紀上半葉，有許多外國商人住在澳門。英國、荷蘭和法國公司在那裡建立了他們的商業中心地。

另外，廣州不允許外國婦女居住。許多外國人包括西班牙人、英國人、美國人、荷蘭人、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都曾與澳門人有過婚姻關係。正如從教區記錄中所能看到的那樣。而且，到處都有這些外國人的私生子。由於英國人於1841年在香港定居，外國貿易就轉移到了這塊屬地上。

市政委員會民政長官佩德羅·費利西亞諾·德·奧利維拉·費格雷多在1829年5月23日的一份公函中説:

從20年前到現在，中國人從800增加到了40,000(40)。

在這40,000人中有6,090名基督教徒，據倫斯泰特説，他當時住在澳門並為我們提供了下述統計數字:

1830年澳門教區的中國基督教徒共計6,090人。

中国基督教徒
1. Chanti	             1,250
2. 海南	                   855
3. 青洲	                   750
4. 肇慶	                   730
5. Nam Kai	             1,850
6. Nam Chu	               655
合计	                 6,090

1833年，澳門沙梨頭
望廈	                 7,000
灣仔	                13,000

關於葡萄牙人，倫斯泰特説:

寫於1821年呈交立憲國王唐·若昂的一份報告中説:1583年，除了婦女、奴隸和好幾百買來的中國女孩以及很多來自亞洲葡屬港口的人以外，澳門有900葡萄牙人；還説，17世紀末澳門人口上升到19,300人；但1821年這一人口減少到由自由人、奴隸和所有各國人，包括皈依基督教穿著歐洲服裝的中國人構成的4,600人；上述15歲以上的自由人604人；15歲以下的473人；奴隸537人和2,692名婦女，總共4,307人。在這個數字中不包括186名屬於軍營的男人，19名修道士和45名修女也不包括在內。1830年計算的澳門人口，除去軍人和神職人員外，有4,682人，即1,202名白種男人和2,146名不同種族的婦女。1834年在澳門居住的出生於葡萄牙的葡萄牙人及其隨從人員不超過90人。在未經政府預先同意的情況下，不論他們還是上述任何其他人均不能離開澳門。

根據1856年有關區教長的敍述，澳門基督教徒人數及家庭戶數的表格如下:

教區	戶	25嵗的成年男子	25嵗的成年女子	男性兒童	女性女童
花王堂區	144	182	423	104	105
大堂區	560	379	650	413	413
瘋堂區	608	371	775	536	686
總計	1,312	932	1,847	1,043	1,204

根據馬克西米亞諾·費利克斯·達羅扎的敍述，此表於1857年1月2日製於澳門。

1910年澳門有74,866個居民；1939年上升到245,194人。1910年，葡萄牙人為3,526人: 中國人為67,732人；1939年，葡萄牙人為4,174人，而中國人為227,030人。

澳門的基督教人口(41)

時間	基督教徒	説明
1553     1557     1561     1562     1582     1600     1621     1635     1644     1777     1818     1845	400      500-600          800      1,000(?)     3,500(?)     1,000(?)    25,000(?)    19,500        6,000(?)     5,000(?)     4,000(?)	首批偶然在澳門登陸 建立上帝聖名之城     祇有葡萄牙人並已出現改變信仰的中國人 非常近似的計算     非常近似的計算或許還低 不信教的人爲22,000(?) 這個數字肯定比實際低 在葡萄牙人與中國人中在大概有少量基督教徒(42)

為了更豐富更有説服力地闡明這個問題，應再介紹一些與上述時間與數字有直接關係的歷史資料。

1553年: “在1553年，一些葡萄牙人首次在被稱為阿媽交(Amagau)的地方靠岸停船，目的是在沙灘上晾曬被一次暴風雨弄濕的貨物。隨後即又上路了。”

1557年: 歷史年代，因為是正式開埠的一年。新市民來自浪白滘(Lampacau)附近的移居地，也許其數目更大。

1561年基督教徒的數目是見證人，耶穌會傳教士巴爾塔扎爾·加戈神父提供給我們的。

1562年: 葡萄牙殖民地日益發展。基督教徒的人數是耶穌會教士團另一位到過日本並在澳門住過一段時間的傳教士提供給我們的。但是，中國人的第一位宣導師是在俗牧師，葡萄牙人格雷戈里奧·貢薩爾維斯，他一直住在浪白滘(Lampacau)。

“這個時期，除本土基督教徒的人數外，澳門市內有900個葡萄牙人……”(《征服東方》，第一部份，征服IV，分裂、第Ⅱ部份，頁38)。

1582年: 這個數字在某種程度上未經確證，但卻作為準確數提供給我。

我沒有太在意就接受了它，而且僅作為從海上到來的葡萄牙人和混血人以及比較西化的亞洲人。魯吉埃利神父於1579年就提出了永久性新教徒入會條件，入教的中國人一年比一年多。

1600年: 由於缺少明晰的資料，3,500名基督教徒這個數字是用間接方法推斷出來的，可能還更多。因為隨著中國移民和一些海員及商人在城內定居，他們逐漸與基督教徒混雜，慢慢也都開始信奉基督教了。

另一方面，迅速發展的殖民地借助於幾乎是耶穌會教士團神父的專利權，將新成員吸納進基督教。從殖民地初現曙光直到18世紀初期，即在一個半世紀中這個過程與規模一直未變。

1621年: 荷蘭人J. P. 科因在1621年寫道: 澳門有10,000居民，其中700-800是葡萄牙人和混血人(1938，澳門政府公報，頁97)。英國人理查德在同年斷言，四份之三的人是中國人。很明顯，逃亡到這裡的“西班牙人”和日本人也算在內。上述外國海員(荷蘭人)，據他們的資料所説，在視為不比萊潘托在遠東反對新教勢力的凱旋遜色的葡萄牙人的勝利之後，準備於1622年在澳門登陸。

1635年: 勇敢卓絕的冒險家，葡萄牙人安東尼奧·卡羅於1635年為我們提供了下述關於澳門的資料:850名葡萄牙公民，用他們自己的話説都是“已婚男人”，而其他那些中國人都是基督教徒，他們像葡萄牙人一樣居住在城裡。這兩份資料正如作者用古葡語所描述的那樣，告訴我們有1,700個信仰基督教的家庭。而每個家庭包括其家中的武士與奴隸，都有15名信仰基督教的人，這樣就差不多有25,000個信徒。卡爾J. S. 神父在其關於澳門的珍貴資料中證明這些計算沒有錯誤。

1644年: 此處是按卡爾J. 神父按照見證人的説法講的，有40,000多名天主教徒，分別來自1,000多個葡萄牙家庭和另外一些中國家庭，他們都信仰基督教。這位歷史學家説每個家庭或家族平均都有20名基督教徒，包括在上述家庭內生活的士兵、槍手和奴隸。

那時澳門約有8,000水手和槍手，達到了其軍事與經濟實力的巔峰時期。沒過多久即由於日本天皇開始殺害澳門的傳教士和外交使節而喪失對日貿易，又因為得到澳門葡萄牙軍隊援助的明王朝崩潰，取而代之的是敵視葡萄牙貿易的滿清政府，澳門開始逐漸衰落。

另有傳教的榮耀在一個多世紀中依然如故而且繼續發揚光大，直到1760年莫納加斯·菲德利西姆斯統治時期取締耶穌會教士團時。其它宗教領域和團體通過澳門為其它傳教地區不斷輸送了無數批羅馬教皇的使徒，為輝煌的傳教事業做出了諸多貢獻。

1700年: 確切地説，這個時間可能是1708年，因為耶穌會教士F. 索薩神父在其《征服東方》中的證據應與其1708年著作的目的相符合。他説: 基督教徒達到19,500人，而異教徒另有1,000。結果總人口增加到20,500人。

1777年: 是澳門主教亞歷山大·達·席爾瓦·佩德羅薩·吉馬良斯本人在文件中向市政委員會肯定，基督教徒，無論其血源與膚色，均未超過6,000人，而異教徒達到了22,000人。在上述文件中他還試圖免去某些民事方面的行政職務。結果是縮小了天主教徒的人數而誇大了異教徒的人數。有這種看法的不僅是我。那時，異教徒在澳門已不是大多數，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基督教徒，這是不容置疑的。由於廢除和不斷取締其傳教士以中國人信服的英勇姿態和為使聖名之城基督教化而努力工作的耶穌會教士團，皇家傳教會實際上遭受了巨大的災難和無法估量的損失。

1818年:1818年澳門有5,000基督教徒這個數字似乎比實際少。僅所謂的瘋堂區城牆外就有98家或98個信仰基督教的中國家庭，城外約有1,000名信徒。

1845年: 上個世紀中期，澳門人有兩條反對滿清官員及兩廣總督一個世紀以來欲以經濟封鎖摧毀葡萄牙殖民地的途徑。大不列顛實際上於1841年在香港建立了一個殖民地，很快便在其海灣出現了一個易稱為維多利亞的英屬城市: 香港。這個港口不僅接受中國資本和廣東貿易，而且也接受澳門的天主教徒，無論他們是葡萄牙人還是中國人。在英國國旗的庇護下，他們在這個貿易中心地無憂無慮地銷售和賺錢。

在葡萄牙人中以同樣的方式開始了一個移民廣州的新潮流，他們欲在那裡經商並尋找一種牟取暴利的生活。19世紀中期，上海與中國的其它港口和東方帝國的某些港口一樣，也迎來了另一股葡萄牙移民的潮流，儘管規模不大。

女性的弱點

在澳門有中國人、黑種人和帝汶人女奴。這樣，一些富裕人家就成了並非謹慎小心潔身自好的貞女而是夏娃可憐女兒的修道院，她們成為給所有人提供方便的人。主教們力圖斬斷這種邪惡，或將這些迷途羔羊放逐，或將她們集中在桑塔·瑪莉亞·馬塔萊娜收容所，或宣佈基督教會對頑固不化者的懲罰，然而奏效甚微。1667年，修道士米格爾·多斯·安若斯，澳門總督O. E. S. A. 將30名或40名帝汶人驅趕回他們的家鄉。據路易斯·達嘉馬神父在其日記中説:

“……因為實際上是1667年1月11日出發，(船長熱羅尼姆·德·阿拜烏和馬蒂亞斯·達·瑪莉亞神父在同一條前往帝汶的船上，而且馬上就從我在馬加薩爾居住的地方前往拉藍杜拉去捕捉(?)；在同一條船上還有30或40名被總督閣下放遂到帝汶的婦女)而且這天必須很早動身，比估計的更快”(45)。

原因是由於一些滿清官員已於1月10日從廣州到達澳門強迫這座因清政府的封鎖已十分荒涼的城市嚴禁所有的對葡貿易。若澤·蒂薩尼埃爾神父在1667年10月30日寄往暹邏的信中敘述了瑪莉亞神父遇難時乘坐的熱羅尼姆·德·阿拜烏號船的悲慘結局:

儘管禁止他們(葡萄牙人)進行貿易，但澳門的一艘船仔於1月秘密出發前往帝汶島，船上載著一些從鬧饑荒的地方逃出來的婦女；但是船在到達交趾支那前破裂了，這次航行約有200人，僅半數人有幸從海難中逃脱。如果不是上蒼用他的手臂撐住，東方的傳教事業就將處於徹底毀滅的極端危險境地。

亞歷山大·哈尼爾頓船長説，澳門的葡萄牙人因與帝汶的戰爭減少了許多:

這次(帝汶)與澳門之戰持續了大約15年。1688年左右開始，1703年尚未完全結束。最後澳門因戰事而遭到破壞，因為無論人材還是錢財，它均已消耗殆盡，以至於達到戰前城市擁有的1,000市民最後連50人也難於保留下來的程度。這樣算來，在全城及各個城堡內約有200名俗人、600名神父(46)和大約500名婦女，她們中許多人都生育了很多，因為都是在丈夫尚來不及給孩子取名的情況下生的(47)。

C. R. 博克塞評論説:

關於這次殘暴的罪行，在1681年巴達維亞的達古(Dagu)記錄中，一份荷蘭人關於澳門的報告告訴我們: 當時有一支150名士兵的衛戍隊和二、二千市民，“加上約12,000名優良婦女”(48)。

19世紀，一位美國女作家向我們談到一名目光輕佻的澳門女人。這位女作家是一名年輕的美國姑娘名叫哈利埃特·勞，她1809年5月18日生於薩蘭·馬斯，1877年去世。1829-1833年她住在澳門並在一本日記中記下了當時澳門發生的事情，這部由按時間順序排列的7本書組成的日記後來由她的女兒卡特莉娜·希拉德出版。

這位美國女作家的肖像是由當時在澳門生活並謝世於此的著名畫家錢納利(Chinnery)畫的。

哈利埃特·勞在她的日記中記下了她所在的那個時代澳門的社會生活。她談到了船隻到港的情況和安放詩人半身雕像的賈梅士洞。她説，這個洞是一個充滿野趣的美妙地方。去看名為《意大利人在阿爾及爾》的歌劇，劇中的服裝非常華麗，許多服裝都很有特點，也非常有趣: “沙龍十分熱鬧，澳門所有的美女和時裝都盡現其中。當她以其特有的高雅目光看到一名頭上、脖子上和耳朵上戴滿各種鑽石，渾身珠光寶氣、目光極其輕佻、身後跟著一名男傭的澳門女人，即一名英國寡婦走進來時，感到非常憤怒”(49)。

除男奴外，葡萄牙人還擁有女奴；男奴是年輕的黑人，女奴是中國的“婢女”；這些女奴過著安逸和兒女成群的生活，因而給她們取了“受撫養人”這個名字，她們在洗禮時接受了其主人的姓名而實際上哺育了很多自己和別人的孩子。

是否有些言過其實呢?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

艦隊司令尼科勞·弗爾南德斯·達·豐塞加從里斯本來到澳門，並於1776年1月寫了一份有關其航程的報告，其中寫到澳門的婦女:

關於婦女，那些最著名的都相當莊重，當她們出外時是坐在轎子裡的。除有些人按歐洲風格穿著裙子和斗篷外，她們的服裝是傳統式的。她們生性傲慢與懶惰，因為除了生孩子以外她們甚麼也不會做。……被贖回的中國女人或奴隸的女兒是一些粗人，因為沒有自尊心而且也很懶惰，出於可以得到金錢和衣物的目的，她們隨時準備好提供方便，尤其是給外國人……(1776年的報紙，殖民地歷史檔案)。

引述這些情況的蘇亞雷斯博士繼續説: 家庭的特質實際上不能成為社會地位低下的條件。

與幹粗活、重活的男奴--“黑小子”，非洲人的同義詞相比較，家門內總是有不計其數的女傭--一些是印度或主要是馬來亞的女奴--她們非常聰明能幹，身材匀稱而且大部份都很俊俏--迪奧古·多·科烏托(《數十年》的作者)已將她們如此分類；另外一些“婢女”是中國姑娘，由於是被贖回的，先讓她們進行洗禮，所有這些隨婚生子的出世而增加的人都被歸入“受撫養人”這一類。

耶穌會教士弗朗西斯科·德·索薩神父(《征服東方》-引述者註)也針對這些奴發表了評論:

葡萄牙人以使她們加入基督教為藉口，從東方各省買來這種“藥材”，然後把她們帶回我們的港口，對其主人的錢袋沒有多大用處的地方，而且我也不知道對她們的心靈是否有較大危害。然而，今天她們有一隻麵包吃而且每一隻麵包都能以音樂演奏者和其它不需要的手藝的名義在他家裡支撐一個女修道院……最好是在她們的國家娶她們，而不使這種改變氣氛多於為此而改變行為的惡疫蔓延到印度……

結婚後，新娘隨身帶著她們這些“阿伊亞”或“阿媽”，在她們之中關係最密切的不乏同齡者，和她的心腹或平素與外界聯繫的代理人；有深居簡出習慣的“住家女”不是非常想出去或至少要顯示出非常通曉天下事的樣子。

唐·亞歷山大·佩德羅薩神父就有可能或許就是這種女主人較少施加的然而不可避免的影響，尤其是由此產生的複雜問題對總督説:

我的前輩唐·弗雷伊·希拉里奧曾猛烈抨擊過這裡婦女的不雅服裝，這種服裝通常是將她們包在一塊“細棉布”中，並把另一塊雙層的“細棉布”從頭頂垂下，在最適當的地方分開，還要遮住整個臉，為的是不被認出，這樣才更有勇氣出入單身男人的家做不道德的事。

這實在是一件不體面的事，而且他們也很少用心機改變這種方式，因為“細棉布”很有用。還有一些人，就算比較少，卻很重要，她們穿斗篷，但更多的人不喜歡穿，因為總是需要很多女奴跟在左右。

陛下曾制止過使用超過兩匹馬拉的豪華車，他對這種事提出警告，並命令在其左右不能使用兩名以上按波爾圖式樣穿著裙子、斗篷或短披風的女傭，否則將對這種胡作非為給以懲罰。

除此之外，她們講一種混雜了所有方言的市井語言，對於不在國內長大的人來説無法明白的語言，這是做丈夫的和家族父母之過，他們不注意傳入正確的葡萄牙方言已有兩個世紀了，關於這種情況我正在採取措施，因為這是關係到您統治下的整個民族的事情。

……最後，我不得不向陛下説明……後來外國人來到澳門定居，許多奢華的服装與飲食隨之而入，因為他們從耶穌會教士團抽去了大量資金恣意揮霍。更有甚者，不能不斷揮霍資金的人，就把錢花到婚禮、過生日和給他們子女的洗禮上，而且欠債直到不能再欠的時候，因為祇有將錢花費在各種各樣的酒中方是一種特別的支出，而這也促使許多居民紛紛破產。他們很清楚這種情況，也希望避免之，但是又考慮到習俗和遵守如1762年4月2日和5月5日這樣一些法令的問題。

只有陛下才能重新考慮這些危害，同時按上帝的意旨，避免人與嗜酒的許多罪惡……若陛下認為對這些危害的補救辦法合適，就請您吩咐……

在1755和1758年的法規中已試圖對這樣一些事做出規定，特別是在“婢女”的問題上，將她們從最終沒有改變的被假象掩蓋的奴隸制度中解放出來，但沒有得到任何令人鼓舞的結果。還根據同一主教對總督所説的:

“婢女”們馬上離開了主人家，而且因為沒有維生的手段而表現出一種無法解釋和難以置信的懶散，她們的惡習和罪行暴露出來了，結果這種婦女的人數達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

她們利用外國人的揮霍無度去引誘本土出生的另外一些人，使他們犯錯誤。以討飯為藉口，經常到他們家去並在那裡呆上幾天、幾個月，有時甚至恬不知恥地住在那裡好像是結了婚似的……。

我曾給澳門總督寫過信，以根據法令公佈除(盲人、殘廢、或失去工作能力的人)之外，任何人不准乞討的命令。

他頒佈了一道法令，禁止小於25歲大到40歲的婦女挨門挨户行乞，否則將為此而判罪。

我還給慈善堂主席團寫過信，請求連哪怕一次，一角錢的施捨都不要給，因為我聽説有人通過“婢女”和女傭的親戚、教母、熟人、朋友施主，借用她們，把她們帶在身邊，利用她們佔有這些施捨。

除此之外，將中國女孩借給那些人，或抱在懷裡來接受所説的施捨。更有甚者，他們經過一番化裝，將本來面目掩飾起來，並在“細棉布”或黑布下面藏隻動物，説那是小孩，為他們討些施物。在這些人中還包括“阿大”，他們是中國人，但是一些與法律相悖穿著女人衣服的男性。他們利用帶在身邊的陪伴者的作用接受施捨物，因為他們無論何時都將臉孔遮蓋得嚴嚴實實，如不留心所發生的一切，就發現不了這些事情……

 

(殖民地歷史檔案)

 

當慈善堂主席以同樣的方式到市政議會傾訴不滿時，總督安東尼奧·卡爾內羅·德·奧加索瓦説:

現在貧窮與懶惰使這座城市的女性在道德上處於病態。不擴散欺騙這種毒素是瀰補損失最適合的方法。我們沒有理由用帶血的眼淚為使我們如此憤怒的許多事哭泣……

另一位總督，總兵頭迪奧古·費爾南德斯·薩萊馬·德·薩爾達尼爾在就這些被認為“尚可補救”的“醜事”答覆唐·亞歷山大主教時寫道:

我以極大的悲哀與惋惜得知在本市女青年中發生的大部份令人震驚的放蕩行為……

為了在某種程度上用恐嚇與處罰來避免這種醜行，我曾連續兩次把一些或因他們極糟糕的習慣而墮落，或因是所有醜行的公開典型，或由於為了他們自己的私利極盡惡劣之勸説使那些清清白白生活的女孩墮落的男男女女們送往帝汶島。

用這種方法得到一些糾正，然而由於貧窮婦女的人數太多，磨難她們的苦難與貧窮也就越大，因而仍然可以看到同樣的放蕩行為。

……第二年，因為確實知道生活貧困的婦女或在其丈夫不在時，或由於守寡，生活無依無靠，抵押她的破舊家雜與首飾祗能令人痛心地獲利36%。專橫的壓價使她們失去了一切，還不能按期還清債務，似乎這些多年纏身的煩惱使她們對人出言不遜，和玷污我們神聖宗教的名譽。我曾在市政議會以4,000中國銀圓的5%為兩名居民擔保，以使他們被迫僅以4,000中國銀圓之5%的利益以物擔保，並禁止用法律通告的監禁懲罰將擔保物拿到上述人家和中國去。

這些就是千方百計使邪惡不是太多所能找到的唯一方法……

 

(澳門教會行政委員會檔案)

 

“妹仔”

皮特·芒迪寫道:

中國人最窮困的階層把孩子賣掉去還債或養活他們自已(據説，這種情況在這裡多少有些被寬容)，但也有以把孩子給人或留下做女傭直到30、40或50歲，然後再恢復她們的自由為條件的。有時甚麼條件也沒有就被賣掉了，夜裡用一塊布將她裹起來秘密帶走，另扔下三、兩個銀圓(51)。

這些姑娘就是妹仔。

教父是中國基督教徒的保護者，他於1715年干涉了“妹仔”這種事，並釋放了一些“妹仔”。市政議會向印度總督投訴，而印度總督又責備了神父。

C. R. 博克塞述説:

因為醜事仍然猖獗，唐·若昂五世國王於1715年命令印度總督，禁止各船隊船長將“妹仔”從澳門裝船運往其它港口，不管是果阿還是其它港口，否則以重罰懲處。總督回答説，他執行了命令。但是他斗膽提醒，這些女孩有兩類。出生在澳門那些姑娘肯定是不准離開那裡的；但是關於在廣東省出生的那些女孩就無法準確地按照命令去做。在她們還祇有1歲或8個月的時候，身無分文的父母就把她們當做不受歡迎的孩子來打。他還補充説: “從理論上講，同意這些孩子不應被視為女奴或作為女奴出賣，但應看到，如果不准許這種利益因素存在，就沒有人購買被如此毀減的這些生靈。他最後承認，他認為這個問題過於複雜，並向國王陛下請求，是否讓問題成熟一些再做決定”(52)。

瓦斯科·費爾南多斯·塞扎爾·德·梅內塞斯總督命令不能把中國女孩或少女運往澳門以外的地方。他的繼任者唐·埃利塞伊拉公爵D·路易斯·德·梅內塞斯更新了這道禁令，“不能牽連不超過7到8歲的女孩”。所以，未禁止將8歲以下的女孩帶出澳門。

除了這些中國女孩外，還有帝汶和印度女孩，她們被從家鄉買來，又被帶到澳門，然後在這裡把她們送去做妓女。澳門主教D·弗雷伊·希拉里奧·德·桑塔·羅薩(1739-1752)於1747年給國王的一份報告中抱怨(53):

……我在那個教區擔任教長已有6年了，我認為這裡是個未開化的地方，因而為了能夠制服沒有馴化的和減少通往天主之路上缺少教養的女人而熱情奉獻的所有活動都是以行善為目的的……在每年的出訪中，當看到澳門充滿極其放蕩和墮落的女人時，就明白，這是因為帝汶和印度等其它種族的女人進入那塊地方的緣故，這種惡疫同樣也傳染給信仰基督教的人和異教徒。由於首先採納了年長者和當地舉足輕重人物的意見，通過虔誠地祈禱上帝並在全體公眾中宣佈對某些未經批准和允許將帝汶或其它女人從外邊帶進已被這些女人充斥的澳門的人給予驅逐出教會的懲罰的教會禁令，使問題得到了解決。這種情況在第一年得到了緩解，但到了第二年，她們就開始對抗。市政委員會為了使她們稱心，就寫了一封信為她們詢問是否陛下有過某個要執行的命令；對此的答覆是，陛下在選舉主教和教皇時確認，曾根據法律給予他們二者許可和執行法律與改造其國民的權力，認為，如同上述禁令中所説，輸入健康的精神，不僅是為了在某種程度上避免如此之多罪惡的災難，而且也是為了阻止，因與賠償損失有關的可怕結果: 把偷來的、騙來的、買來的和用商品換來的帝汶人帶來，讓他們做奴隸並私自許可他們的後代也終生為奴；對抗法律在公開場合出賣他們；作為陛下天性誠實的自由民，不考慮法律是否允許蓄奴等等。澳門人與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幾乎有著一樣的命運，以低價付給的一筆數量很少的錢把她們買來(據説是讓她們入教)，為她們洗禮，等她們長大成人後，就把她們關起來，且不經法律許可就把她們當做其為期40年的女奴。買了她們，又賣掉她們，(還像對待奴隸一樣用鐵棍)野蠻地懲罰她們，迫使她們逃到異教徒那裡去。作為苦難人之父與牧師或保護者正在設法拯救她們，把她送到其它人家或寄托給能夠管教她們的人。由於在上述兩份材料中已向陛下介紹了她們的情況並提出兩個十分坦誠的建議。現請求對此二建議給予審查。請陛下批准。

1758年3月20日皇室公函聲明，澳門主教沒有禁止帝汶婦女進入該市的權限。

接替D·弗雷伊·希拉里奧·德·桑塔·羅薩的澳門主教(1752-1772)D·巴爾多洛梅烏·曼努埃爾·門德斯·多斯·雷伊斯也向國王陛下遞交了一份關於中國與帝汶女孩的報告。國王於1757年3月30日答覆如下:

澳門市政委員會的法官、委員們，我僅向你們致以崇高的敬意。貴教區主教已向我報告了中國與帝汶女子受到的不公正囚禁。與此相反，你們打算借助於一份主教文告禁令停止將中國和帝汶婦女引進澳門；某些人蓄養女奴，阻止她們自由享用教堂的聖餐，衹允許她們有幾天的自由活動時間。我希望避免極其有害的後果，為此你們可以採取這些步驟解決之；我命令，澳門主教可以在聖上的幫助下懲罰頑固地阻止女奴遵奉神與基督的旨意和到教堂享用聖餐的人，並在她們需要時給予一切幫助。至於奴隸制和引進中國與帝汶女子的問題，我將另有命令。在我未給予適當解決的辦法時，維持澳門主教文告公佈前的狀態。必須如此領會並嚴格執行。

 

國王1758年3月30日於貝倫

 

澳門主教D·巴爾多洛梅烏·多斯·雷伊斯(1772-1789)的繼任者D·馬爾塞利諾·若譯·達·席爾瓦繼續了反對放蕩的鬥爭，如同他在1793年1月向印度總督遞交的一份公文中所説的:

我向閣下承認我一直對那些沒有知覺的人充滿恐懼，就是這些粗野的人，他們不顧天主的規定與人類的法律，與他們自己的妻子接觸，又將她們借給住在那裡的幾個外國人和欲蹂躝與糟踏她們的另外一些人。許多做父母的用自己的女兒和義養的孩子(這樣稱呼在饑荒與物價飛漲時受到憐憫或被買來的女孩)做這種事；叔、伯、兄弟與他們的姊妹、甥女之間亂倫；而這種厚顏無恥和不要臉的行徑竟然達到當某個外國人不願接受一向以來向他提供的女人時，做丈夫的竟激怒到拔劍欲與那個外國人決鬥的程度。……我力圖以與人為善與溫和的方式避免所有這些醜行和亂倫行為，宣講和派人宣講教義反對如此可憎的惡習與混亂，進行一般性與特殊性的規勸與糾正。在對上帝的榮譽虔誠與熱心的人和葡萄牙人的幫助下，我租到一些房子(桑塔·瑪莉亞·馬達萊娜收容所)，我讓一些最出名的和引起公眾反感的女人住到裡面，在那裡規勸糾正她們並教給她們基督教義，有時由我親自做這些事……。雖然未獲得我所期望和所能達到的那些結果，但如果沒有在上述收容所隔離時一直使我尷尬的困難，那些婦女都應該能按法律和我們的命令規定的方式反對助長與庇護類似的混亂與賣淫的家伙們……

然後主教列舉了他面臨的困難，並説，因為外國人的家被視為享有豁免權和不可侵犯，因而是不能進入的真正妓院；他們的姘婦星期六下午從那裡出來去聽星期天上午舉行的彌撒，下午又潛回那些妓院。但是，可以看出，當主教把她們抓住送進桑塔·瑪莉亞·馬達萊娜收容所時，這些姘婦就不敢再出來了。在士兵中也有一些人相當放蕩，以若澤·索里亞諾和若阿金·馬查多為例，他們分別是兩個城堡的指揮官和司令官，賣淫生意中聲名狼藉的拉皮條者。除中尉若澤·安東尼奧·羅爾當和卡里斯多旺·若澤·莫拉斯外，這兩個人和衛戍隊所有其它軍官，因為是外國人而享有豁免權。如果教會司法官員要逮捕他們，允許他們毆打甚至打死這些官員。這種情況曾發生在上士若昂·多斯·雷梅吉奧斯身上。當教會官員去抓他的姊妹和他的一名姘婦，二者都是公開的賣淫婦時，他抵抗了這些官員；再看看這種情況，已婚的聖·弗朗西斯科城堡司令，若昂·達科斯塔·博利托在他家接納另一名也是已婚的女人，與她放肆地住在一起，並置修道院院長的威脅於不顧。因此，主教請求採取措施。

如同所看到的，熱心的修道院院長的投訴僅被接納了-部份，還命令他放棄桑塔·瑪莉亞·馬達萊娜的收容所。主教還拜訪了里斯本政府，但是他的上訴沒有結果。在向澳門市的王家法官拉扎羅·達·席爾瓦·費雷拉説明原因時，他説，主教不能把未將之作為罪犯處理的人藏在收容所內。面對這種情況，主教衹有一條路可走: 撒退，因為市政當局反對他為改革習俗而創立的事業。

這種道德的墮落持續了很多年。原因之一是澳門的一些居民過著游手好閑的生活。為了活命，他們使自己的女兒和老婆，專門向富有的外國商人出賣節操。為此，王儲雷仁特於1803年3月26日頒佈了如下特許令:

……然而由於在上述城裡有許多無所事事的流浪漢和游手好閑的人，他們輕視正派的維生手段，為了能夠生存，毫無節制地投入已被禁止的賭博之中，輸得血本無歸，他們與人姘居還從事拉皮條，敗壞自家女兒與老婆等其它一些令人憎惡的醜行。現命令: 王室法官對此等人實行監禁和證人預審，或根據對他們的檢舉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於議會宣佈對被告的判決，且在上述判決之後立即執行。

但如果由於被告是屬於澳門管轄因而在該市享有某種特權的居民，在上述議會宣判之後將准許他們以常規方式贖身。作為一種權力，該王室法官在包括英國與荷蘭公司某些外國人的案件中必須以正常方式考慮赦免其與被告的法律程序，即不牽涉政府，亦不危及該殖民地所規定之法律的公正性與尊奉其應有的尊嚴。

 

--攝政王(被委派)

1893年3月26日於里斯本頒佈

 

桑塔·瑪莉亞·馬達萊娜收容所

讓我們來看看新教徒倫斯泰特在《Historical Sketch》中是如何以惡毒的語言描述桑塔·瑪莉亞·馬達萊娜收容所的:

根據以前的資料，維加里奧·熱拉爾·安東尼奧·若澤·諾格伊拉認為有權監禁所有他認為其行為淫亂的婦女。這種想法是聽從了D·馬爾塞利諾·若澤·達·席爾瓦主教的勸告。

由於嫉妒或告發，貪吝之敵人的誹謗饞言得逞，以桑塔·瑪莉亞·馬達萊娜收容所為名的主教管轄監獄關了許多罪行從未經確證的女人。收容所的財物管理相當糟糕，一般沒有財產清單；無人負責制定避免邪惡和管理交還給要出獄的人的財產的規章。這種不可原諒的疏忽給因悔改而獲釋的人留下悔恨，或缺乏生活手段與熱誠，迫使許多貧苦人在生活中學會仇恨。被關進去的婦女在聖·洛倫索牧師的道德監督下生活，而在家中則由一位教她們紡織和烹飪的女人領導。

由於她們工作的產品不夠維持收容所的生活，就用其他市民的免費捐贈來填補不足。

這種感化統治一直持續到1800年3月12日，攝政王以一道命令解除之時為止。

1793年訪問過澳門的英國大使喬治·斯道頓爵士以下述方式描述與他私交不錯的D·馬爾塞利諾主教:

可尊敬但卻有偏見的主教在政府中很有影響。他以他的措施和典範作用成為衹關心物質利益的絕大多數人的獻身與尊奉宗教的模範。

有三座修道院和一個約有40名修女的女修道院。大約有同樣數目生活困難的婦女在裡面生活(57)，而且衹有在結婚時才能離開那裡。從晨禱休息時起沿議事亭前地散步直到夜晚，可以看到中國人匆忙與無休止的勞作和葡萄牙人懶散之間的鮮明對照(58)。

教父

(59)

負責皈依基督教的華人傳教士擁有這個名稱；他對這些皈依者有著父親般的慈愛。所有中國基督教徒都在這位保護他們精神乃至物質利益的神父的管轄與監視之下。因為耶穌會教士負責中國人的入教問題，所以“教父”的名字就送給了一位耶穌會教士。教父的工作主要是反對從澳門一開埠就開始實行的奴隸制度。

從澳門向馬尼拉、馬六甲和果阿輸出日本與中國男奴；中國女奴則以“妹仔”(60)的名字為人熟知。

弗朗西斯科·德·索薩神父在講述1562年澳門宗教工作時，寫道: “400多廉價女奴運往印度；最後裝船的還有200多，但不是去馬尼拉”(61)。

科烏托在談到從澳門前往馬尼拉和果阿的商人胡做非為時説: “他們把純潔美麗的少女裝上船，和她們姘居多年”。

1520年D·曼努埃爾禁止將任何性別的奴隸帶往歐洲。

並為葡萄牙在東方的三個教區(果阿、交趾和馬六甲)立法，於1567年召開首次果阿省議會，在“第二次決議”中命令“任何異教徒不能擁有效忠於他的奴隸，如果任何一個異教徒的某個奴隸加入了基督教，則這個奴隸即以此方式獲得解放。本議會不再確認1533年的一道王室法令。”

該議會還在《第四次決議》中命令:

有消息説一些不敬畏神靈的人為了獲取利益出賣已脱離奴隸身份的當地青年，議會命令，教父必須備有一本記載這些青年姓名和買主姓名以及被賣時間的小册子，以便隨時瞭解他們的情況；並命令所有知道誰違反了本法令的人向主教檢舉之，以使防患於未然，而且主教保留對此類罪行的赦免權。

1571年3月，D·塞巴斯蒂昂禁止購買日本奴隸，否則對犯罪者給以將財產充公的懲處。果阿總督馬蒂亞斯·德·奧布格爾格，根據1595年3月的特許令説，中國人投訴澳門的葡萄牙人劫掠或購買中國人，或將他們當傭人使喚或把他們做為奴隸輸出，現禁止這種做法，否則，給以罰款1,000克魯扎多的懲罰；除罰款外，犯罪人將在達芒城堡中囚禁2年。這道命令應在果阿、馬六甲和澳門頒行。1599年1月的另一特許令禁止對奴隸施酷刑否則給以嚴厲懲處。

於1606年召開的第5次果阿議會在D·弗雷伊·阿萊紹·德·門德斯主持下，在“第四次決議”中制定法律:

任何人不能用籐條、生皮革縫制物或用火或燒紅的鐵，或用任何材料製成的液體鞭笞奴隸。

1725年，果阿大主教D·伊納修·德·桑塔·特雷莎難過地控訴主人對其奴隸的殘酷……

澳門王室法官曼努埃爾·路易斯·科埃略向國王抱怨: 由於禁止作為商品向馬尼拉輸出從廣州偷來的男女青年，澳門道明會主教D·弗雷伊·若昂·平托·達·比埃達德的出言不遜與非難使他不快，並説，由於阻止他出賣這些人，他就禁止入教的聖禮(63)。

如果王室法官説的是真的，這位主教則是一個例外，因為澳門所有的主教都反對奴隸制。在這場鬥爭中，耶穌會教士特別突出，他們對禁止以任何藉口把中國人當奴隸的1624年2月的法律看得極其認真。1715年，教父干預了這件事，並頒佈法令:

從現在起任何人不能購買中國奴隸。否則教父將採取嚴厲措施。該市的王室法官於1716年1月22日寫信給國王反對這種干涉；D·若昂五世國王寫信給印度總督説: “教父不宜干涉解放中國人的問題(64)。”

儘管給以教父這樣的斥責，但D·若昂五世國王於1715年命令總督:

禁止艦隊船長將“妹仔”從澳門運往果阿或其它任何地方，否則嚴懲不貸。

C. R. 博克塞理智地説:

妹仔最稱職的捍衛者當屬耶穌會教士。一位長期住在中國叫卡埃塔諾·洛佩斯的葡萄牙傳教士，是1730年羅馬傳教團在那裡的代理人，他為妹仔起草了份公正的呼籲書，似乎產生了一定的作用。這並非説祇有耶穌會教士在從事這項人道主義的工作，因為從根基和其各個分枝批判這種不道德的體系最傑出者之一就是於1742-1750年管理本教區的澳門方濟會主教D·弗雷伊·希拉里奧·德·桑塔·羅薩(65)。

1747年，該主教對國王説: “他禁止某些人未經他批准和允許將帝汶婦女或其它婦女帶進澳門，否則給予逐出教會之懲罰。市政議會反對這種辦法: 王室1758年3月20日的信函聲明説: “澳門主教沒有禁止帝汶婦女進入澳門的權限”(66)。但是，在同一日，D·若昂一世國王的一道命令取消了奴隸制和教父的職務: 將其權力轉給了市政當局，所有的“妹仔”均應於24小時內釋放。

負責這道真正解放奴隸之命令的大臣是龐巴爾侯爵，不久他就將桑托·伊納修有功的後代從葡萄牙和其所有領地驅趕出去了。

澳門的中國人

在查閲市政廳的檔案資料時，經常從中找到有關中國人在澳門的參考資料。

1690年6月3日，民政長官説:

香山的滿清官員送來廣東省官員的一道命令，説: “甲長要提交居住在本市木屋、店舖和居民點內所有中國人的名單，每10人中委派一名甲長……”。

為避免產生問題，市政委員會官員決定: 對店舖內的中國人造表，並且葡萄牙人要從其家中將住在那裡的中國人趕走(67)。

1692年2月6日，決定:

市政廳敲鐘後在沒有路燈的街上閑逛的任何中國人或奴隸都將被抓起來。在1691年設立之登記簿內未登姓名的任何在城裡的中國人也將被抓起來送交滿清官員……

任何澳門居民都不能將其店舖租給在上述登記簿上未登記姓名的中國人。至於苦力，只能有30人在城內幹活(68)。

1798年6月21日，行政官菲利佩·弗羅伊斯·德·夸德羅斯買了一個中國小男孩並為他進行了洗禮；但滿清官員要求把這孩子交還他的父母，於是如此照辨了(69)。

1703年4月1日，為了避免與滿清官員發生衝突，決定以21澳門圓賣掉1名因其主人迪奧戈·德·梅洛去逝而留在澳門的中國女傭(70)。

1703年7月14日，對欲將中國女傭或男傭賣到澳門以外的人實行罰款100銀圓。

1703年5月21日，關於瞭解如何避免分散於本市許多人家、棚屋和中藥店，生活在我們中間的中國人群所造成的危害問題，授權給市政委員會以根據情況驅趕他們(71)。

印度總督曾給市政委員會多封關於澳門中國人問題的信函:

1711年4月29日總督的信: 為避免澳門城內有中國人，不允許將他們買回家。

1714年5月6日: 注意留在本市的中國人的動向。

1718年12月: 命令不准把房屋賣給中國人，並要求立即執行。但已賣出去的房屋很難贖回。市政委員會建議由他們自已將之贖回(72)。

1717年6月17日: 市政委員會建議向廣東總督投訴，滿清官員干涉澳門政府，“因為禁止將中國人趕出城去，我們推測本市將因他們所犯的偷盜罪行而遭受損失”(73)。

市政廳多次收到同一命令，但無力實行。1713年，市政廳答覆總督説，無法避免本市出現的中國人群，原因出自整個中國遭受的大饑荒。

1734年: 香山的滿清官員寫道: “在澳門這塊地方生活著與歐洲人混雜的中國人……”。

“我想，他們在那裡居住已有200年了，經歷了幾個朝代，男男女女有三、四千人，都在澳門民政長官政府的管轄之下。根據歐洲法律，民政長官政府對罪行嚴重者將實行懲罰，把他縛在一根長桿上，然後點燃一門大炮，將他拋入海中”(74)。

1752年，就在這一年，逃難者如山洪暴發一般擁入澳門，以致為了供養這麼多人使市政廳達到了極其危急的境地，正如從1752年5月6日總委員會的下述情況中所看到的:

市政廳在某種程度上急需救濟和幫助幾千名在本市遭受痛苦的生靈，他們中的許多人還過著悲慘的生活；然而正如所見到的不可能性和眾所周知的情況，由於已欠債20,000多銀圓，而且能夠償還的希望十分渺茫，如果天主不安撫他的女神去減輕這座城市的災難，大家都明白，就不會有最可行的辦法和非常值得贊揚的成績。感謝主拯救了這些窮苦人，以至使他們未因缺乏日常所需而喪命……

……總督閣下和教士團若昂·曼努埃爾·德·梅洛捐30銀圓，市政廳50銀圓，Rd. 路易斯·德·塞格伊拉神父不到50銀圓，還有一些，Rd. 主教答覆説可以給，西蒙·維森特·羅扎100銀圓，市政委員(貝爾納多·諾格伊拉·卡爾瓦略·達·豐塞加)20銀圓，再沒有人給過甚麼東西了。

1733年10月1日: 澳門總兵頭迪奧古·費爾南德斯·塞萊馬·德·薩萊拉尼亞為使市政廳執行上級關於收回一些市民抵押給中國人的房屋以及通知各修道院院長不要繼續借地給中國人在那裡造房子的命令而寫信(75)。

1773年9月12日: 上述總兵頭給市政廳的信，通知把房子抵押給中國人的房主在指定時間內將房屋收回。

1773年11月20日: 上述總兵頭的信，要將土地出租給中國人的基督教教士和非教會人員名單以及與他們約定的收回由中國人為他們建造的房屋的期限。

1774年1月7日: 上述總兵頭的信。仍然要將土地租給中國人的基督教教士和非教會人員名單。

1774年9月14日: 上述總兵頭關於同一事由的信。

在1773年1月9日市政廳全體會議上説:

香山的一名清官員來澳門尋找一名殺害了中國人的英國人，市政廳允許他尋找……

再次表明: 中國人死在城裡。

1777年8月9日: 同意執行印度總督關於“命令收回葡萄牙人轉讓給中國人的房子”的命令。

1777年8月8日: 澳門主教、總督D·亞歷山大·達·席爾瓦·佩德羅拉·吉馬良斯寫道:

第三、我們不能用武力捍衛任何一道遭受抵制的命令，因為本市的中國人大約有22,000人，而所有的基督教徒，無論男女老幼，也無論皮膚黑白，還不到6,000人，力量非常微弱。

皇帝在一瞬間將如此之多的中國人放到這座城市，以至於每個人往這條河裡拋一隻鞋就能將港口堵塞(76)。

1778年8月21日: 總督關於在適當範圍內禁止將房屋賣給中國人和不同意他們再造新屋等的信(77)。

在1847年於里斯本第二次出版的《印度與中國書信集》中，若澤·伊納修·德·安德拉德説，澳門沒有石匠、木工等，但不是中國人填補了這些行業，這座城市裡都是中國人的麵飽店、雜貨店和酒館，無論主人還是師傅都是中國人。當看到以皇帝名義張貼的佈告時，為了讓他們離開城市，祇要24小時就可以讓18,000中國人在澳門一個不留。

“在這種情況下總兵頭將做甚麼呢? 到哪裡去為4,500個人找吃的呢? ”

我們引證這個段落僅僅是為了説明，70多年之後(1777-1847)澳門人與D·亞歷山大時期的人已有些不同了(78)。

華人血統的神父

由於教會檔案衹到18世紀為止，使我們的工作無法有很大進展。但是可以看出這些神父中有好幾個都出生於18世紀上半葉，他們的祖父輩是中國人，這説明17世紀時葡中之間已有通婚。我們從一些神父的授聖職記錄中抽出這些資料。

1. 尚特列，弗朗西斯科·瓦茲，生於1690年與1700年左右，若澤·瓦茲與伊納西婭的兒子，果阿人安德列·瓦茲和中國人瑪麗婭·多羅薩里奧的孫子。

2. 弗朗西斯科·達羅薩神父生於1698年10月3日，父親帕斯庫亞爾·達羅薩，是皮科人，母親瑪麗婭·蘇亞雷斯是澳門人；曼努埃爾·德馬多斯和伊莎貝爾·達羅薩的孫子，外祖父母姓名不詳，但應是中國異教徒。

3. 伊納西奧·佩雷拉神父生於1701年3月31日，烏爾巴諾·佩雷拉和納塔利婭·努內斯的兒子，若熱·努內斯和蘇珊娜·羅德理格斯的孫子，二者均為中國人，外祖父母為中國異教徒。

4. 若澤·德阿爾梅達神父生於1702年7月10日，安東尼奧·阿爾梅達和安娜·佩雷拉的兒子，祖父是馬特烏斯·德索薩，中國人，外祖父母是卡米洛·平托和雷日娜·佩雷拉，中國人。

5. 安東尼奧·弗羅伊斯神父生於1711年7月7日，費利修·弗羅伊斯和伊納修·卡爾德拉的兒子，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均為中國異教徒。

6. 伊納修，德馬塞多神父生於1724年1月9日，中國人米格爾·德馬塞多和弗洛蘭濟娜·德索薩的兒子。

7. 維森特·費雷拉神父生於1726年5月11日，中國人卡洛斯·德阿布雷和澳門人馬蒂尼奧·德巴洛斯的兒子，祖父母為中國異教徒，外祖父母分別為澳門人菲利佩·德阿勞和弗爾西婭·德阿勞若。

8. 弗朗西斯科·達·塞拉神父生於1727年9月24日，佩德羅·達塞拉和托馬西婭·達羅薩的兒子，弗朗西斯科·達塞拉和路易莎·德瓦爾戈納拉的孫子，賈思巴爾·蒙特羅和卡塔麗娜·塔維拉的外孫，他們均為中國人。

9. 路易斯·維林特·巴普蒂斯塔伯爵生於1729年6月23日，若昂·巴普蒂斯塔·德阿維多和若阿娜·科雷婭的兒子，巴爾塔扎爾·德阿澤維多和瑪麗婭·費雷拉的孫子，外祖父母為中國異教徒。他的中國父母將他留在若安娜·維埃拉慈善堂，由伊納斯·科雷婭撫養，並姓她的姓。1749年11月6日，3歲時在主教堂進行了洗禮。

10. 若昂·西蒙·德卡爾瓦略公爵生於1731年12月22日，塞巴斯蒂昂·西蒙·德卡爾瓦略和埃斯佩蘭薩·雷貝拉兒子，若昂·西蒙·德卡爾瓦略和安東尼亞·達羅莎的孫子，其外祖父母若澤·雷貝洛和路易莎·德亞吉阿爾都是中國人。

若昂·西蒙·德卡爾瓦略神父有一兄弟是耶穌會教士，他於1759年之前去世。

11. 若澤·平托神父生於1733年1月2日，父親若昂·平托生於1695年5月22日，母親瑪麗婭·科埃略(他們於1724年2月8日結婚)，祖父母均是中國異教徒，外祖父母分別是儒利奧·達西爾瓦和路易莎·平托。

12. 尚特列·若阿金·蘇亞雷斯生於1755年5月26日，父親馬蒂亞斯·蘇亞雷斯，母親費利西亞先去世(曾是阿博里納里奧·里卡多的遺孀)，祖父母分別是若昂·蘇亞雷斯和多明加斯·安布爾戈，外祖父母均是中國異教徒。費利西亞娜是中國人，納塔麗婭·戈雷亞的養女，姓她的姓。1727年2月9日，四歲時在花王堂區進行了洗禮並於1753年1月31日在同一教堂與馬蒂亞斯·蘇亞雷斯結婚，他是馬六甲人，若昂·蘇亞雷斯和多明加斯·安布爾戈的兒子，弗朗西斯科·安布爾戈和一馬來亞女人的外孫。

弗朗西斯科·安布爾戈是一荷蘭人的馬來亞女奴的兒子，是弗朗西斯科·安布爾戈將班加·拉亞的土地贈送給葡萄牙人在馬六甲地區的傳教團並於1710年以前在那裡建起了聖佩德羅教堂，這座教堂是馬六甲區葡萄牙傳教活動的教區教堂，已有250多年的歷史。

有趣的是葡萄牙傳教團的這位施主的一位後代成了澳門主教堂的領唱人。

13. 洛倫索·多羅薩里奧·達庫尼亞神父生於1735年8月9日，是埃斯特旺·多羅薩里奧·達庫尼亞和約瑟法·達庫尼亞的兒子，尼科勞·多羅薩里奧和特列莎·瑪莉亞的孫子·若昂·戈雷亞和弗朗西斯卡·達庫尼亞的外孫，他們都是中國人。

14. 弗朗西斯科·德利馬神父生於1737年2月12日，安東尼奧·德利馬和烏爾素拉·里貝路的兒子，祖父母是異教徒，外祖父母分別是西爾維斯特列，德卡爾瓦略和馬塔萊娜·里貝路。

15. 若阿金·洛佩斯神父生於1740年8月17日，是多明戈斯·洛佩斯和保拉·洛佩斯(於1744年11月28日結婚)的兒子，阿連特茹人若昂·安德烈和澳門人烏爾素拉·洛佩斯的孫子，外祖父母都是中國異教徒。

16. 若澤·德莫拉伊斯生於1740年11月6日，是曼努埃爾·德莫拉伊斯和特列莎·貢薩爾維斯的兒子，貝爾納爾多·德莫拉伊斯和安東尼亞·羅德里格斯的孫子，外祖父母是中國異教徒。

17. 曼努埃爾·多羅薩里奧神父生於1742年12月7日，父親西蒙·多羅薩里奧生於1706年3月3日，母親叫費莉西亞娜·德薩，中國人多明戈斯·多羅薩里奧和安東尼亞·德阿豐賽加的孫子，外祖父母是中國異教徒。費莉西亞娜·德薩是中國人，她於1717年12月26日，大約6、7歲時在聖母安巴魯教堂由曼努埃爾·金唐神父為她進行了洗禮，並接受了費莉西亞娜·嘉西娜·德貝特莉娜·巴坡莎的名字，佩德羅·萊唐和約瑟法·巴坡莎分別是她的教父和教母。由此可以看到，中國人用的是其教父和教母的姓。

18. 納爾西索·菲爾米亞諾公爵生於1746年9月26日，若昂·莫里諾烏和加埃塔納·德·阿布雷烏的兒子，二者均為中國異教徒。“納爾西索神父街”就是以這位紅衣神父的名字命名的。

19. 曼努埃爾·達戈拉薩公爵是納爾西索·菲爾米亞諾公爵的兄弟。

20. 若昂·沙維爾神父生於1747年7月1日，父親是路易斯·沙維爾，母親瑪莉亞·達加馬生於1726年8月24日，祖父母均是中國異教徒，外祖父母分別是路易斯·達加馬和卡塔莉娜·薩爾門多。

21. 弗朗西斯科·埃斯特維斯神父生於1751年10月4日，馬特烏斯·埃斯特維斯和烏爾素拉·多羅薩里奧的兒子，中國人埃斯特旺·拉伊蒙多和澳門人戈拉西亞·埃斯特維斯的孫子，中國人多明戈斯·多羅薩里奧和澳門人羅薩豐賽加的外孫。

22. 若阿金·德莫拉伊斯公爵生於1754年9月8日，父親曼努埃爾·德莫拉伊斯生於1713年7月16日，母親特列莎·貢薩爾維斯，父母都是澳門人，祖父貝爾納爾多·德莫拉伊斯是聖佩德羅教區弗洛爾鎮人，祖母安東尼婭·羅德理格斯生於澳門，外祖父母均是中國異教徒。

23. 若澤·尼科勞·菲雷拉·拜加多神父生於1754年9月9日，父親弗朗西斯科·若澤·菲雷拉·達科斯塔是新托雷斯人，母親瑪莉亞·德莫拉伊斯·拜加多是澳門人(他們於1754年10月13日在主教堂結婚)，托雷斯·維特拉斯人曼努埃爾·洛佩斯·費雷拉和安娜·瑪莉亞·達席爾瓦分別是他的祖父母，外祖父佩德羅·德戈維亞·拜加多是里斯本人，外祖母加塔莉娜·德莫拉伊斯·科蒂諾是澳門人。

加塔莉娜·德莫拉伊斯·科蒂諾，即加塔莉娜·科雷亞是迪奧戈·科雷亞·德阿爾梅達和阿塔納西婭·德莫拉伊斯的女兒，保羅·德坎波斯和阿塔納西婭的外孫女。後面這個阿塔納西婭是日本人或中國人，1640年之前在澳門生活，這説明在17世紀就已出現兩個種族通婚的現象。

24. 弗朗西斯科·若澤·安東尼奧公爵生於1756年5月14日，中國人，若澤·德聖·安東尼奧和安東尼亞·多羅薩里奧的兒子，祖父母姓名不詳，外祖母是中國異教徒。安東尼亞·多羅薩里奧，中國人，是多明戈斯·洛佩斯的養女；若澤·德聖安東尼奧是雷日娜·多羅薩里奧的養子；他們於1751年11月23日結婚。

25. 若昂·維埃拉·里貝路神父生於1758年6月24日，中國人伊納修，里貝路和加埃塔娜·西蒙斯的兒子，中國人托馬斯·維埃拉和克拉拉·德拉塞爾達的孫子，多明戈斯·西蒙斯和科萊塔·德阿布雷烏的孫子，多明戈斯·西蒙斯和科萊塔·德阿布雷烏的外孫，他們都是中國人。托馬斯·維埃拉街就是以這個托馬斯·維埃拉·里貝路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中國人，生於1704年4月17日，他是在家中冒生命危險由瘋堂區副本堂神父若昂·達加馬神父進行洗禮的。

科萊塔·德阿布雷烏·尼科勞·菲烏梅斯的養女，也是中國人，1733年2月2日在瘋堂與若昂·西蒙斯的養子，中國人多明戈斯，西蒙斯結婚。

26. 伊納修·塔維拉·德萊莫斯公爵出生於1759年2月3日，父親維多利諾·塔維拉·德萊莫斯，母親伊莎貝爾·奧瓦雷斯生於1728年6月27日(他們於1741年10月1日結婚)，祖父母分別是曼努埃爾·塔維拉·德萊莫斯和卡塔利娜·德賽克拉，外祖父母是弗朗西斯科·奧瓦雷斯和瑪麗亞·若熱。這個瑪麗亞·若熱是中國異教徒的女兒，1715年3月5日在瘋堂與弗朗西斯科·奧瓦雷斯結婚。

27. 安東尼奧·巴雷多神父生於1764年3月14日，路易斯·巴雷多和安娜·瑪麗亞的兒子，二者都是中國人，祖父母是若昂·巴雷多和瑪莉亞娜·多羅薩里奧，外祖父母是曼努埃爾·德戈利洛埃斯佩蘭薩·德薩。

28. 安東尼奧·多斯安若斯·沙維爾神父生於1766年8月1日，西坡里亞諾·沙維爾和福斯蒂娜·瓦雷拉(於1765年10月16日結婚)的兒子，祖父母是弗朗西斯科·沙維爾和多明戈斯·德阿布雷烏，外祖父母是中國異教徒。

29. 菲利佩·耐利·德薩，於1767年在花王堂接受洗禮，是若澤·德薩和埃斯佩蘭薩·西蒙斯(於1752年9月27日結婚)的兒子，若澤·德薩和薩比娜·達康塞桑的孫子，若昂，西蒙斯和若塞法·西蒙斯的外孫，他們都是中國人。

31. 弗朗西斯科·沙維爾·卡拉多神父生於1770年左右，若澤·達科斯塔·卡拉多和瑪麗婭·羅薩的兒子，里斯本人蒂莫特奧·沙維爾卡拉多和羅薩·弗朗西斯科·德維特博的孫子，中國人路易斯·德莫拉和佩特羅尼拉·貢薩維斯的外孫。

32. 尚特列·維多爾·羅德里格斯生於1827年7月18日，曼努埃爾·若阿金·羅德里格斯和安娜·瑪莉亞·羅德里格斯(於1810年10月5日結婚)的兒子，祖父母與外祖父母都是中國異教徒。

澳門教區檔案

由於花王堂教區的檔案在1874年的颱風中被燒毀，留給我們的僅有大堂區和瘋堂區的檔案了。

敘述記錄在這些檔案中的所有葡萄牙人與中國人的婚姻不僅毫無意義而且也太冗長，但是，鑒於最近有人斷定這些婚姻的締結是從20世紀初才開始的，那就讓我們用記錄本身來説明這種斷言的不真實性吧。

1802-1831年大堂區洗禮登記

【參攷書目】

1. 手寫文件。a)市政廳檔案。b)教務行政院檔案。c)大堂教區檔案。d)瘋堂教區檔案。

2. 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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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納多(亨利):《中國的輔助港口》，天津，1933。

博卡羅(安東尼奧):《對澳門的描述》，由C. R. 博克塞編入《復興時代的澳門》，澳門，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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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泉(曼努埃爾神父):《耶穌會傳教士在越南》，澳門，1965。

夏瑩譯

 

【論文來源】

本論文是1965年澳門信息與旅遊中心、澳門官印局出版的文德泉神父同名著作《澳門土生人》經修改編排的新版本。

【註】

(1)《澳門》，作者，弗朗西斯科·德卡爾瓦略與雷戈，澳門官印局，1950，頁31-38。

(2)《澳門與它的居民》，頁197。

(3)《澳門趣事》，頁65。

(4)《澳門，中國的上帝聖名之城--最效忠的城市》，里斯本，海外總代理，1957，頁71，註50。

(5)《澳門消息》，1952年4月6日。

(6)蠻夷指葡萄牙人或外國人。

(7)《澳門記略》(關於澳門專题論文)，作者: 印光任和張汝霖，由路易斯·G·高美士翻譯成葡文，澳門，官印局，1950，頁103。

(8)《中、日亞洲》，作者: 若澤·德熱蘇斯·瑪利亞，由C. R. 博克塞編輯，第Ⅰ卷，頁68。

(9)引自《賈梅士在澳門》，作者，M. 文德泉神父，頁21。

(10)《東遊記》，第221章。

(11)出自同處。

亨利·貝爾納德: 《中國的輔助港口》，天津，1933，頁75。

(13)《澳門和它的教區》，Ⅲ，頁136。

(14)出自同處，頁137，註1。

(15)由潘日明神父在1964年12月澳門教區公報E，頁766中複製的信。弗朗西斯科·佩雷茲神父在同月的信中談到6600或700問题，但維德拉神父認為“第一個”6是誤寫的，應讀做“600或700”。

出自同處，頁137: H. 貝爾納德，註引自頁76-77: 《征服東方》，第一部份，征服Ⅳ，第Ⅱ分冊: 有關菲律賓島資料的目錄，巴塞羅納，1925，t.3LIX。

(17)H. 貝爾納德，頁77，引自Ramúsio第Ⅰ卷，頁108，和Pastells t.3，LLX。

(18)《澳門教區公報》，E，10-11月號，1964，頁801。

(19)Pastells，Ⅲ，LIX。

(20)若亞納斯·勞雷斯，S. J. 《天主教堂在日本》，東京，1954，頁166。

(21)C. R. 博克塞，《來自阿媽角的大船》，里斯本，1959，頁113。

(22)Kirishito-Ki und Sayo-Yoroku東京，1940年。

(23)參閲弗朗西斯科·保羅·門德斯·達盧茲的作品《印度議會》，里斯本，1952，頁606及其後一頁。市政廰秘書迪奧古·卡爾德拉·多雷戈是在澳門結婚者之一，在那裡留有後代。1700年，他的一個後代若澤·卡爾德拉·多雷戈曾是市政廰的監秤員，他與安東尼亞·戈梅斯結婚，生下路易莎·卡爾德拉·多雷戈·路易莎又於1717年11月30日在瘋堂與克里斯多旺·達席爾瓦·菲蘭和卡塔莉納·德瓦爾卡斯的兒子馬蒂亞斯·德瓦爾卡斯結婚。卡塔莉納·德瓦爾卡斯在灣仔有一所住宅，如同在1760年7月19日市政廰的登記中所看到的，她要付50個銀圓的地租(見《澳門和它的教區》，Ⅲ，頁545)。

(24)《復興時代的澳門》，C. R. 博克塞，頁28-29.1635年由博卡洛提供的850名已婚葡萄牙人的數字可能有些誇張: 理由是澳門市政廳書記官迪奧戈·卡爾德拉·多雷戈在1623年只提供了這個數字的一半: 《在那裡有400多名已婚葡萄牙男子》。

(25)《復興時代的澳門》，C. R. 博克塞，澳門，官印局，1942，頁64。上述譯文是我們自己執筆，因為博克塞這本書英文原文的葡語譯文有不能原諒的錯誤。僅舉兩例説明: 頁70“List of all an Anticke. Wherin one of them”，即“Por último representou-se uma farsa，onde um deles”，etc(最終表演了一齣有他們中的一個參加的鬧劇)，而書的譯文説，“最終是他們中的一個，而遺忘了騙局”。在第74頁中: “The general of Macao…revileth us in most base terms”，即“O”(Capitão)Geral de Macau insultou-nos nos mais baixos termos》。而書的譯文説: “O general de Macau…revelou-se nos mais ásperos termos…”即“澳門的總情況……在最惡劣的時期顯露出來了……”

(26)《澳門和它的教區》，Ⅲ，228，註1。

(27)C. R. 博克塞，《歷史的挖掘》，澳門教區公報E，9-10月號，1937，頁185。

(28)C. R. 博克塞，《復興時代的澳門》，頁84。

(29)J. P. 布拉加，《葡萄牙人在香港和中國》頁70-71。

(30)埃烏塞比奧·阿爾耐斯神父《澳門，遠東傳教之母》，澳門，1956，頁34。

(31)C. R. 博克塞，《歷史的挖掘》，《澳門教區公報》E，9-10月號，1937，頁185。

(32)《征服遠東》，第二部份，征服Ⅳ，第Ⅱ分冊。

(33)《澳門檔案》，1930年，第2卷，第2期。

(34)《澳門記略》，頁93。

(35)出自同處，頁103。

(36)不叫民政長官而稱為王家法官，由國王任命的人。民政長官是市政議會議員: 參議員由家族首領每三年選舉一次: 中國歷史學家應該説的是市政議會民政長官。

(37)勞納伊，外國傳教團體概論，第2卷，頁253。

(38)《大不列顛皇帝派往中國之大使的真實故事》，第2卷，頁9。

(39)蒙塔托·德熱蘇斯: 《澳門歷史》，頁261。

(40)羅沙·馬爾丁斯: 《葡萄牙殖民史》，頁371。

(41)關於基督教人口這章是根據埃烏塞比奧·亞爾耐茲神父的書《澳門，遠東傳教之母》，頁36-41再加工的。

(42)如果1830年只有6090個中國天主教徒，1856年信仰基督教的人口計為5026,1845年肯定就是4000多人。

可以看出·格雷戈里·貢扎萊斯神父不是葡萄牙人，而如這個阿爾耐茲所説的，是西班牙人。

可以看出這位編年史者的名字是安東尼奧·博卡羅而不是卡羅。

(45)參見文德泉神父的《耶穌會傳教士在越南》，頁25-26。

(46)這個數字被誇大了；我們認為應去掉一個零。

(47)亞歷山大·哈米爾頓的《東印度的新價值》(艾丁伯格，1727)，由C. R. 博克塞引述，《遠東貴族》，頁187和203。

(48)C. R. 博克塞，註，引用，頁203。

(49)見《哈里埃特·勞眼中的澳門》，J. M. 布拉加發表於1965年4月15日《宗教與祖國》中。

雷斯博士: 《澳門與救濟》，里斯本，1950，頁232-236。

(51)芒迪寫道: “2 or 4 Rialls of eightt a piece. 這rial-of-eight是遠東在7和9個月之間浮動的銀的重量，在印度值2個盧比。”

(52)C. R. 博克塞，《遠東貴族》，頁237。

(53)澳門主教的這份文件和其後的文件不是根據我們的著作《澳門和它的教區》第Ⅱ卷加工的。

《澳門和它的教區》，Ⅱ，頁267。

若昂·阿古斯蒂諾·維拉，C. M.(參閲《澳門和它的教區，Ⅲ，頁668及後數頁)。

聖·多明戈斯·桑托·阿古斯蒂諾，聖弗朗西斯科·聖保祿和桑塔·克拉拉耶穌會教士學院。

(57)聖·瑪莉亞·馬達萊納收容所。

(58)《大布列顛皇帝派往中國之大使的真實故事》，喬治·斯道頓，倫敦，1797年，Ⅲ卷，頁437。

(59)根據《澳門和它的教區》第Ⅲ卷，頁237-240加工。

(60)“妹仔”指男女家奴，但主要是女孩: 男孩叫“阿大”。

(61)《征服東方》，征服Ⅲ，頁447。

《數十年》XII，第十四章頁364。

(63)《澳門和它的教區》，第2卷，頁92。

(64)出自同處，頁172-173。

(65)《遠東貴族》，頁238。

(66)《澳門和它的教區》，第2卷，頁232。

(67)《澳門檔案》，1964年2月，頁39-40。

(68)《澳門檔案》，1964年3月，頁83。

(69)出自同處，1964年，頁213。

(70)《澳門檔案》，1964年6月，頁43。

(71)出自同處，頁44。

(72)所有這些信件都在市政廳檔案內: 從1711年12月26日至1731年12月23日所處理之公文的複製者，頁53及其後數頁。

(73)《澳門檔案》，1964年11月，頁266。

(74)《澳門檔案》，1930年，第Ⅱ卷，第2號説到，滿清官員按照澳門總督安東尼奧·西克拉德諾羅尼亞的方法，在1712年將若昂·索亞雷斯·德奧梅達的一名奴隸因殺了一名中國人而判處死刑: 他被放在炮口上，然後被射向空中。

(75)這五封信是在: 《1768年10月7日至1791年8月25日總督及其它特殊人物信件登記簿》上發現的，頁42；頁42背面: 頁48背面: 頁51背面；頁53。

(76)《澳門檔案》，由蘇亞雷斯博士引自《澳門與救濟》頁272。

(77)總督信件登記簿，頁124。

(78)如果1847年澳門除18,000名中國人外還有4.500人，1845年信仰基督教的人口包括中國人肯定超過阿爾耐茲神父後面經我們提供的4,000這個數字。

*Manuel Teixeira，澳門、葡萄牙及教會在東方之歷史學家·有上百個學術社會頭銜，多個國際機構如國際亞洲歷史學家聯合會成員，葡萄牙歷史研究院傑出榮銜獲得者和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