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李問漁護教思想探析:以《理窟》與《續理窟》為中心

陳煥強

     自晚明天主教入華以來,明清中國天主教徒智識分子積極撰寫漢語護教著述。晚清公教作家、耶穌會士李問漁(1840-1911)生於華籍天主教徒世家,創辦天主教會報刊,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其中,護教著述以《理窟》和《續理窟》為代表。兩部著述充份反映了李氏的護教策略和思想,即寓宣揚天主教神學教義和道德倫理於引介西學、闢斥儒釋道並呼籲移風易俗。這兩部護教著作豐富了漢語神學護教著作的言說風格,既是李問漁在江南傳教實踐見聞的寫照,也反映了晚清公教作家溝通中西、革新社會風貌的人文情懷。

     中國基督信徒直接接觸西學,對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近二十年間,隨着一大批漢文手稿、檔案文獻的整理,17-18世紀中國天主教徒及其護教著述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1)值得注意的是,步入晚清,中國天主教徒積極參與《聖經》漢譯和教義宣揚的文字事工。上海地區天主教會出版事業尤為繁榮,天主教徒智識分子在譯介和宗教傳媒業界逐步嶄露頭角。其中,李問漁 (1840-1911) 即為一典型人物。作為近代著名華籍天主教神哲學家、教育家和報業先驅,他在宣揚天主教教義和護教方面建樹頗多。迄今為止,學界關於李問漁與西學研究主要關注其與天主教會報刊出版、西方政治和神哲學等西學知識的譯介。(2) 繼明清之際天主教徒張星曜之後,李問漁的著述亦較為系統地反映出其護教思想。本文通過對李問漁之《理窟》和《續理窟》及其它相關著作的分析,或可窺豹一斑。

     李問漁生平

     李問漁生於江蘇川沙縣(今屬上海)唐墓橋鎮之西李家,是一個天主教徒家庭。世居南匯縣之沙圖村,自二世祖李天培始遷居上海縣東四牌坊。二世祖之子李永錫入贅居於南邑張江柵龔氏,育有四子,其中一子名如濱,承繼家業,遷居上海。(3) 龔氏為教友之家,李永錫入贅後亦“進教”。李問漁著《理窟》自序中云:“自先祖奉教以來,業已八世。”(4)《李氏家乘》關於家族信教記述甚為詳細:

     我族素奉天主教,其原始已不可考,迨康熙、雍正間,因時局關係,四世二房如濱公因居在申改奉佛教,其大房如渭公、三房如淵公、四房如源公原居張江柵,至今仍奉天主教。(5)

經此訪問,徐宗澤斷定,李問漁一族信奉天主教“當在清初”。《川沙縣誌》載:“本邑人民,除多數於習慣上信仰佛教外,以天主教為最盛。”(6) 李氏家中聖堂名曰“聖瑪穀堂”。建堂一百週年紀念典禮上,李問漁主禮,並撰有〈聖瑪穀堂記〉掛於堂內,是為堂史。

     1852年,李問漁入徐家匯聖伊納爵公學(今徐匯公學),與馬相伯 (1840-1939) 為同學,都在晁德蒞 (Zottoli Ange, 1826-1902) (7) 門下學習。1853年至1874年間,晁德蒞出任徐匯公學校長。(8) 李問漁原名浩然,至1872年校閱其導師《真教自證》時仍用該名(9),其後改名為“杕”。李氏號大木齋主,字問漁,聖名勞楞佐(Laurentius)。畢業後的1862年,李問漁“棄家修道,入耶穌會”(10),和馬相伯同為從上海耶穌會大修院招募的見習耶穌會士。1872年,李問漁晉司鐸,成為上海傳教使團的神父。1876年,馬相伯離開耶穌會,但仍與耶穌會保持密切聯繫。之後,李問漁接替他擔任徐匯公學校長,先後創辦《益聞錄》(1878)、《聖心報》(1887),並兼任兩報主編。《益聞錄》由土山灣印書館承印,是中國天主教史上最早出版發行的報刊。初為半月刊,自第11期改為週刊。1898年與《格致新報》合併為《格致益聞彙報》,即後來的“土山灣《彙報》”。李問漁去世後旋即停刊,次年推出《教務雜誌》代之。《聖心報》為教徒善會“祈禱宗會”機關報,宗旨是“禮敬耶穌聖心”,每月一期,面向全國發行。該報刊載宗教性文章和通訊,編排有“恭錄上諭”、“教皇諭旨”、“西報摘錄”、“申新兩報摘錄”等欄。他一度擔任震旦學院總教席兼哲學教授、南洋公學教師。李問漁傾注相當的心血推廣西方近代教育和科學。震旦學院乃教會學校,在學部管制之外,李氏得以開設哲學課程,編譯西書《哲學提綱》作為教材。(11)

     李問漁以創辦報刊、翻譯書作、力行傳教聞名清末江南天主教會。《善導報》1914年刊載悼辭,稱李氏“鐸德傳遐邇,循循善誘人;精修不知老,著作先等身。所學堪希聖,斯文總人神;平身得意處,天國證前因。”(12) 由土山灣《經書總目》和《上海慈母堂印書館經書價目表》可知,1871年至1911年間,李氏編撰、翻譯的各類書冊達七十冊 (13),而非原先統計的“所著十八種,所譯三十九種,所編四種”(14)。這些著述中,大部分是譯自拉丁文和法文的天主教神學書刊。翻譯《聖經》,李問漁因之被譽為“偉大的公教作家”。《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還輯錄有〈李公問漁書劄〉。(15) 李氏終其一生,曾往上海松江、南匯、青浦和安徽陰山、建平、水東、潁州、寧國等地傳教。(16) 李問漁身兼耶穌會教職,且為在上海天主教會機構服務的民間智識分子,興辦報業、翻譯西方人文學科著作、管理學校、兼任教職,以期實現“西學救國”之理想。

     護教著作《理窟》與《續理窟》簡介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在近代教會出版業享負盛名,在出版書目的種類和數量上都獨佔鰲頭。和李問漁的其它著述一樣,護教著作《理窟》和《續理窟》均在慈母堂印書館刊印。《理窟》初刻於1886年,1901、1909、1916、1920、1930和1936年一再翻印。而《續理窟》則為李問漁遺著,友人為之搜集編次整理而成 (17),至1915年方才問世,1926年和1936年再版。(18)

     李氏所著《理窟》,蓋取名自北宋理學家張載 (1020-1077) 之《經學理窟》一書。“理窟”,意指義理之淵藪。(19) 李問漁解釋取名“理窟”原因曰:“蓋自信不文,詞鋒莫競,而理則出自正教,千古不磨也。”(20) 李氏將其在1879年《益聞錄》登載的“歷年論說增刪潤色匯積”約百篇而成此書。關於《理窟》梗概,時任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安盧滁和道丁峻所作之序有云:“上溯主宰奇功,下述格致要理,以及彰善惡,易俗移風 [⋯⋯] 並引證教中軼事,以明傳教之意。”(21)而其大旨意在“以黜邪崇正原始返終為主,與《聖經》所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

                                              [圖1] 聖心報土山灣博物館

為本,大義一以貫通,並無二致”(22)。是故,該書為護教之作無疑。

     晚清教案頻仍,各類反教謠言四佈。揭帖、謠言中不乏以儒釋道三教為正教,指天主教為外來邪教。民教緊張情勢之下,李問漁所著《理窟》似乎繼承了明末清初中國天主教徒排擊佛老的護教策略。李問漁在自序中抨擊“佛氏尚空無,說多荒誕”,“道家尚仙真,事皆穿鑿”;又指儒家有不足之處云:
“儒士誠意正心,學問中正。而昭事之典,修省之功,身後之報,皆略而不明。平心衡量,每歎厥如!”(23)

     明清中國基督神學內涵有其一貫性,即護教著作的對象主要是佛道二教及中國社會的迷信風俗觀念。明清之際,中國天主教徒排擊佛老的護教代表作應為杭州張星曜所著《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這部手稿反對儒釋道“三教同源”之說, 徵引先儒闢佛道之說,以保衛道統。(24) 此一時期,中國天主教徒 (Chinese Christian converts) 肯定儒家經典的同時,努力尋求儒家與天主教的契合之處。(25)張星曜尊崇古儒, 斥“ 今儒”為“ 俗儒” , 提出天主教與儒家之關係為“ 天學合儒” 、“天學補儒”與“天學超儒”。(26)然而,李問漁成長於天主教信徒世家,“耳濡目染,所知確切,夙欲著一闡道之書,刊行問世”。可見,李氏已然沒有天儒之間身份認同的困惑,因而尋求另一種信仰自覺,即獨尊“天學”:

     惟我天主正教,創自乾元,垂自太始。炎漢時大造降凡,重仲旨令,修激淑人之學,至於此而大成,較三教昉於古人,相懸不啻天壤。(27)

     因之,李問漁著《理窟》,分九卷:“一、主宰論;二、耶穌傳;三、天主教論;四、道教論;五、佛教論;六、儒教論;七、異端論;

                                [圖2] 〈理窟序〉副本 澳門聖若瑟修院 1886

八、魂歸論;九、敦俗說。”《續理窟》雖未分章論說,然則大旨與《理窟》一脈相承。

     李問漁於《理窟》自序末尾提示讀者“會其理而略其詞,則崇正絕邪,肇端乎此”,即把握寓意,不必拘泥於字句。護教著述因文辭被曲解在所難免。筆者認為,明清間天主教、儒家和佛教之間的多次辯難,各方都有誤解對方經典的因素在內。現今一批學者宣導“亞洲神學”,提出跨文本閱讀和經典詮釋的研究進路 (28),關照這一段歷史,必將有助於提高比較宗教研究和宗教間對話的水準。

     獨尊天學的文本實踐

     李問漁之《理窟》共九卷,兼及天主教、儒家、佛教、道教和中國民間信仰風俗習慣。從分章結構看,作者欲立天主教之論說,破中國儒釋道及民間信仰風俗。言說風格主要採用“論”“辯”、書信答問與“考”等文體,格物以求 “真知”。

     李問漁的護教著述有着鮮明的時代烙印。咸同以後,全國各省間有教案發生。因中外條約的規制,清廷官方惟有消弭民教紛爭,而反教話語權逐步落入地方士紳手中。士紳興起教難,主要手段即大造謠言,煽惑民人起來打教。士紳作為地方菁英,組織迎神賽會、祭祀祖先的儀式等,熟稔於宗族群居下庶民之民風與信仰觀念,而貧民借此維護宗族和聲望獲得救濟。利用佛道和民間信仰與天主教對壘,張貼匿名(或化名)揭帖、散發反教版畫書冊,製造恐慌,煽動仇恨情緒。縉紳老練地使用此一手法,成功激起暴力衝突,以至打砸搶燒、教民致命。1891年周漢反教案中,〈謹遵聖諭闢邪全圖〉被外國在華外交官、教士和商人視作暴力反教的禍端。(29) 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中,相當數量的無辜教民被殺害。李問漁對此尤為關切,專門著有《拳禍記》和《增補拳匪禍教記》。李氏《拳禍記》中云:“從未聞起朝臣。初無二志,以忠義為美名,以宗社為孤注,直至大難不可收拾。”(30) 這裡指的就是鼓動

                                          [圖3] 《理窟》書影

民人鬧教的縉紳,打着“謹遵聖諭”、“扶清滅洋”的旗號以示忠義,利用地方宗族民團力量暴力反教,終釀成流血衝突。總起來看,李問漁除了推理論述天主教教義、鼓動民人崇奉天主教外,假借宣揚西學、闢斥儒釋道和移風易俗的手法護教。

     一、寓護教於宣揚西學

     李問漁之學識會通中西,並以西學新知闡揚其獨尊耶穌為萬物主宰的神學觀點。論及“萬物必有主宰”,李杕引“天象”(天文)、“輿地”(地質)、“鳥獸”(生物) 和“輿論”(歷史人文)以為證。李氏將天文景觀歸因於“極大主宰”:

     日生於東,月生於西,雙丸之運行未嘗紊,四時遞嬗未少差,三辰不以常照而失明,列宿不以久懸而或墮,靜言思之,豈不奇哉!

                      [圖4] 《續理窟》書影

夫一椽之屋,非匠不成;一燈之光,非膏不繼。況青冥九野,碧落三霄,其所以覆我者如此其高,其所以臨我者如此其大。苟無有宰制之神,安能致此?(31)

而“輿地”、“鳥獸”和“輿論”亦莫不如此。

     然於赫胥黎、達爾文之“進化論”以及嚴復所譯《天演論》,李問漁多次撰文駁斥。除《續理窟》收錄之〈萬物初生不能漸自變類說〉、〈達氏變類之說絕無憑證說〉、〈萬物變類之說不合哲學說〉等多篇外,〈天演論駁議〉為學界熟知。李問漁多次反對和批駁嚴復之天主教禍國論。(32)嚴復所謂《天演論》有兩個層面,一即生物界,一即社會政治。李問漁持天主教萬物由上帝所造之論和倫理觀,雜糅當時西方科學知識和中國史事加以附會。達爾文“進化論”謂宏觀而漫長的演變歷程,嚴復轉而用以論證於社會演進。李問漁卻往往以個案駁之,似有意曲解,不免牽強。李氏辯說雖不十分縝密,但彰顯了其竭力維護天主教教理的立場。

     二、寓護教於闢斥儒釋道

     耶穌乃天主教最重要之神學人物,李杕專闢一卷敍說耶穌生平之故事,並撰四字讚文。該卷將三位一體、耶穌降生、人間神跡、十字架受難、天主無形無聲等教義融匯其中。繼前文打破中國傳統太極為主宰之說,樹立起天主教之主宰的神學形象。接着闢斥佛道二教,涉及釋道源流、科儀法術、神祇、典籍、寺觀等,列舉數十條,夾敍夾議,逐條申辯。各條論說獨立成文,與張星曜之《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頗為相似,此不贅述。需要指出的是,李氏獨尊天主教,並未絕對排斥儒學經典,更援儒證教。近代中國基督宗教將《聖經》中的“God”譯為“上帝”。“上帝”一詞,多見於古代典籍,意即“一切之主宰”。“上帝”在《聖經》漢譯和接受的過程中,逐步顛覆性地異化為基督宗教的專有名詞。(33) 李問漁亦引四書六經及註疏為證:

     上帝之名,出自六經。其義言造化之大元,至尊無偶。雖堯舜湯武之仁,不得僭其號。故《易·說卦》云:“帝出於震。”朱註曰:“帝者,天之主宰也。禮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是上帝為士人所當祈者。”(34)

     援儒證教又見於〈萬物一體辨〉、〈天地元質考〉、〈形天無靈論〉等篇。儒家所謂“五常”,天主教亦從之,且為普遍之倫常真理:

     從來上下之分,最嚴且重。父母生我,君吏治我,師傅教我,皆我長也。上主立法,忠孝為本。不忠其君,不孝其親,不敬其師,皆我教之罪人。故善信之士,守法奉公,承歡繼志,遠勝於凡輩,否則名在教,而實不守教,大逆主宰之本心。(35)

     然而,李杕批判性地比附儒學,自然不乏辨析之論。李杕簡述《周易》“太極”概念之衍變,又推理得出“太極不能生物”:

     天地萬物皆太極所生,別無元宰。殊不知先靜而後動者,其必自欲動而動,或為他物所動,而不得不動耳。顧自欲動者,必先有意;能有意者,必先有知。太極為二氣之理,依附於物,未嘗自立。欲其志意從心,主持動靜,我知其不可。則生物之原,別有所屬,非太極也。(36)

因而指太極生萬物之說為“扞格之論,欲索解人而不可得者”(37)。官紳民“報本”,祭祀祖先之儀禮,深受儒釋道文化之浸染。追溯儒釋道之史,李氏認為三教皆不及耶教:“古人如先儒佛老之徒,俱生開闢之後,無歸天之真憑,不得與主宰同欽,亦不得享我供奉,祀之即為犯誡。”(38) 於民間信仰習俗,他又言:“世俗所尚算命測字擇日相面諸事,荒誕不經。”(39)

     科舉制度下,官紳廣建惜字塔,供奉倉頡、文昌、孔聖等神位,宣揚“敬字惜紙”、重視文教的觀念。鄉間敬字亭等建築乃儒士企圖維護自身的社會政治地位、渲染自我認同而為之(40),此即文字的不公正性 (41)。李問漁專闢“惜字之妄”:“緹緗蒲竹,無非日用所資,而何足惜”;“夫紙墨之資,生成美材也;字畫之跡,後起人力也,不以暴殄為不敬。”“惜字之說,不見經傳”;“前代聖賢,並無惜字之說。”李氏又闢斥儒士供奉文昌、孔聖,反詰道:“孔子文昌俱非造字之人也,祭非其鬼,猶以為諂,況奪人之功,以為己力,豈孔子文昌之所為哉”,故後世文人“背棄芳型,偏崇謬論”。文士追逐功名,在於 “氣質之精粗”、“致功之勤怠”,否則“終身埋沒於破紙堆中”(42)。

           [圖5] 《聖心報》之〈本館李問漁司鐸逝世〉文

     三、寓護教於移風易俗

     清末民初,民眾普遍關注政治變局,而漠視“道德風紀之改良”。李氏友人在整理其遺著後云:“立言本旨要在正風俗、破迷信,貫穿科學,歸本真銓,卓然成一家。”(43) 諸如病家捨醫求神、挖眼剖心之謠言以及風水測字等,也祇有在基層傳教,才有如此細膩的感觸,並在護教著述中充份展現。

     李問漁將天主教關於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的思想觀念匯於護教著述,以期改良社會風俗,是為本書的一個面相。晚清政局劇變,社會風俗隨之改易。《東方雜誌》曾發表社評,提出“改良”的內容,即“上之所操者政,下之所習者俗”(44)。智識分子透過報刊“鼓吹破除迷信、陋俗,暗示地主張科學理性的精神,並且強調‘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連結、建立富強國家,以擺脫當前民族困境”(45)。西方教會在華興辦醫院、學校、出版社、孤兒院等社會福利機構,思想學說活躍,社會風尚趨新。民眾的認知空間空前擴大,新知潛意識下轉變為“常識”。報業發達的大城市,人口流動頻率高。報刊走出口岸城市租界,深入內陸腹地 (46),成為獲取資訊的直接來源,陌生人構成的新社會需要傳媒來重新凝結。作為報人的李問漁加入其中,積極撰寫啟蒙文章,責無旁貸。李氏著《拳禍記》首言“拳匪偽術愚人禍國”,再論“拳匪禍教”。

     中國天主教信徒摒棄傳統祭禮,“鄉曲小民”常以此誣衊教民“不敬祖宗”,李問漁稱“其言謬甚”。借抨擊厚葬祭祖之“陋俗”,宣揚天主教的敬祖思想觀念,推崇天主教的喪葬儀式。李氏認為:“敬祖之誠,當在實行,不在虛文。[⋯⋯] 以故陳衣薦食,燒楮焚香,皆無用之虛舉。”(47) 而天主教“孝親,遠出其右:生則養之,終則哀之。自父母瀕危伊始,積月累年,誦經行禱,立善功,勤施捨,祈大造拯拔其魂,早享上天之福,較之世俗之妄,不亦愈歟”(48)。李氏注意到有喪家停棺數月,遍地尋求風水寶地,“為術士所欺”,靡費不堪。華人身體“不潔”、居處環境“污穢”、“不衛生”的形象常常見諸報端。(49) 長期停靈在屋內,尤其是“窮戶小家,人稠室陋”,如此“在家者染瘟生死同居”,“累年積歲,棺益毀、人益貧”(50),因故提倡薄葬。

     事死如生,慎終追遠,厚葬、祭祀除了盡孝道、感念祖先恩德之外,還有鬼魂信仰的因素在內。《理窟》和《續理窟》於闢斥鬼魂信仰着墨甚多。佛教關於人之身後世界與其因果輪廻說密切關聯。善惡報應,六道輪廻。人死後會因身前作為入三善道(天道、人道、阿修羅道)或三惡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李杕在《理窟》第五卷中一一申斥。然儒學《易經》、《左氏春秋》亦言魂,“死亡曰埋魂”,“人各一魂”,“陽氣為魂”,“人死魂散”。(51) 人死又為鬼,鬼乃邪神。民間喪儀上道人寫鬼字畫鬼像、鬼符(如破血湖儀式中的地獄厲鬼像),行通鬼之術(如,關亡)、禳鬼之儀。借由符術“非常”之力,溝通、剋治仙界或精鬼界,維持世間或身體的平衡。(52)供奉、祭拜祖先的靈位,族人認同祖先已化為庇護家族之神。庶民“稍受風寒感冒,不思就正於醫,輒欲求祐於鬼”,或延請道人畫符治病、僧人作法招魂驅鬼,“乞鬼陰助”,或投錢給“某寺之佛”,或備菜供奉“某廟之神”。世人既懼怕邪鬼,又期求得到鬼神和祖先鬼魂的庇祐。“蘇俗治病不事醫藥,妄用師巫,有‘看香’‘畫水’‘叫喜’‘宣卷’等事,惟師公師巫之命是聽”。(53)“吳俗尚鬼,病必延巫,謂之‘看香頭’。”(54) 然而,此種包含迷信思想的“中醫”療法亦為當時的醫學傳教士所詬病。(55) 民人還會把罹患疑難雜症歸因於品行不端 (56),不願與鄰人知曉,求助於僧道,延誤病情。

     晚清報界亦有宣導“文明結婚”的新式婚禮。《女子世界》曾登載復旦公學學生張鞠存之妻王忍之擬入務本女學堂讀書的消息 (57),且婚禮儀式簡化為奏唱新婚專用樂歌、介紹人宣讀證書、來賓演講等 (58)。關於家庭婚姻,李氏提倡一夫一妻,反對休妻。天主教視婚姻契約為聖事,神聖不可拆散,彼此信實,絕對單一。孔孟

 [圖6] 《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封面

休妻,後人列舉七種情形可出妻。李問漁不以為然,謂伉儷之間,“五者為重”,即情義、蓄養、儀表、教子、貞靜。(59)又提倡男女平等,反對買賣奴婢、溺死女嬰。(60) 婚姻自主,女性可守貞不嫁。創立女學,提高女性受教育水準。(61)

     結 語

     李問漁的護教論說以《理窟》和《續理窟》為代表。與明末清初純宗教對話式的天主教漢語神學著作比較,李著有着鮮明的時代特性和濃厚的鄉土氣息。李氏獨尊天學,雖引儒學經典為證,亦以順應和服務於論證天主教神學思想和道德倫理的合理性。李著豐富了漢語神學護教著作的言說風格,雜以西方新學,闢斥儒釋道,宣導移風易俗。雖不乏牽強附會之說,然於宣揚天主教教理、開啟民智、改良社會風尚有着積極效用。兩部護教著作既是李問漁江南傳教實踐見聞的寫照,也反映了晚清公教作家溝通中西、革新社會風貌的博大情懷。

【附錄1】:《理窟》目錄

卷一〈主宰論〉:
     萬物有主宰論﹣主宰無形論﹣六經上帝與天即言主宰﹣萬物一體辯﹣太極不能生物論﹣天地元質考﹣形天無靈論﹣地輿無靈論﹣地中異石考﹣地震解

卷二〈耶穌論〉:
     耶穌傳﹣耶穌讚

卷三〈天主教論〉:
     耶穌為主宰降凡論﹣耶穌推廣天主教說﹣答張仁山問教律書﹣天主教非西洋教說﹣讀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書後﹣天主教為主宰真教說﹣天主教化俗論﹣天主教被誣辯﹣教士不娶論﹣天主教禁娶妾論﹣天主教禁出妻論

卷四〈道教論〉:
     老子譜系考﹣道教本旨考﹣道教起源於黃老辯﹣書張道陵傳後﹣仙人辯﹣八仙考﹣屍解考﹣論養生﹣論道家理所﹣論道士﹣齋戒論﹣符篆論﹣道場論﹣道家上帝辯﹣城隍神論﹣西王母考﹣三清辯﹣關壯繆論﹣張仙考﹣王靈官考﹣書三茅君傳後

卷五〈佛教論〉:
     佛考﹣千佛論﹣論佛性﹣劫數辯﹣佛法入中國考﹣論闢佛﹣觀世音論﹣僧考﹣方丈說﹣尼說﹣僧衣考﹣參禪辯﹣梵書考﹣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書後﹣誦佛經論﹣佛經須彌山辯﹣塔考﹣釋家道場說﹣因果無憑論﹣天道辯﹣人道辯﹣阿修羅道辯﹣畜生道辯﹣餓鬼道辯﹣地獄道辯﹣地獄問答﹣戒殺生論﹣放生論

卷六〈儒教論〉:
     儒教論﹣古儒真訓多失傳說﹣歷朝遺書考﹣大學中庸考﹣孟子考﹣毛詩論﹣小戴禮考﹣今儒論﹣文昌主科第辯﹣三教堂論

卷七〈異端辯〉:
     風水論﹣論測字﹣相術論﹣論推命﹣擇日論﹣祀竈說﹣回煞辯﹣雷齋辯﹣鳥鵲吉凶辯﹣燒衣燒紙論

卷八〈魂鬼論〉:
     原魂﹣人各一魂說﹣陽氣為魂辯﹣人死魄散辯﹣說鬼﹣病家捨醫求神說

卷九〈敦俗說〉:
     論女子守貞不嫁﹣創立女學論﹣溺女論﹣保嬰說﹣購買奴婢說

【註】

(1) 中國基督宗教歷史文獻整理主要有: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彙編》,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0年;鐘鳴旦與杜鼎克合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年。華人天主教徒及其著述研究代表作有:孟德衛:《被遺忘的杭州天主教徒:張星曜》(The Forgotten Christian of Hangzhou),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1994;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李熾昌、李天綱、孫尚揚編《文本實踐與身份辨識:中國基督徒智識分子的中文著述 (1583-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李天綱編《基督教文化評論 —— 明清時期的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7年。

(2)學界關於李問漁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方豪〈李杕〉,《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84-288;雷立柏 (Leopold Leeb):《論基督之大小:1900-1950年華人智識分子眼中的基督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82-196;Joach Kurtz,“The Works of Li Wenyu (1840-1911): Bibliography of a Chinese-Jesuit Publicist”,《或問》,2006年,總第11期,頁149-158;徐華博:《李問漁與近代西學傳播》,杭州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3) 李曾燿編《李氏家乘》,轉引自徐宗澤:〈李問漁司鐸家屬訪問記〉,《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頁730。

(4) 李問漁:《理窟.序》,上海:上海慈母堂,1886年,頁1。

(5) 李曾燿編《李氏家乘》,徐宗澤:〈李問漁司鐸家屬訪問記〉,頁731。

(6) 方鴻鎧等修、黃炎培纂《川沙縣誌》第13卷,上海:上海國光書局,1937年,頁2。

(7) 晁德蒞,字敬莊,意大利那不勒斯耶穌會士,後轉入法國耶穌會。1848年來華,居於徐家匯,在江南地區傳教。

(8) 馬學強:〈“素為滬地教會中學之冠”—— 近代上海徐匯公學研究〉,《史林》,2010年第6期,頁2。

(9) 方豪:〈李杕〉,《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84。

(10) 徐宗澤:〈李問漁司鐸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頁724。

(11) 熊月之,〈從晚清“哲學”譯名確立過程看東亞人文特色〉,《社會科學》,2011年第7期,頁145。

(12) 〈追悼李問漁司鐸〉,《善導報》,1914年,第11期。

(13) Joachim Kurtz: “The Works of Li Wenyu (1840-1911):Bibliography of a Chinese-Jesuit Publicist”,《或問》(日本),2006年,總第11期,頁149

(14) 徐宗澤:〈李問漁司鐸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天津益世主日報》,1936年第25期,頁591。

(15) 李問漁:〈李公問漁書劄〉,《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五冊),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

(16) 徐宗澤:〈李問漁司鐸年譜〉,《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頁729。

(17) 《續理窟》吳馨序,頁1。

(18) 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有《理窟》和《續理窟》,均為1936年版; 本文徵引《東傳福音》( 合肥: 黃山書社,2005年) 收錄之《理窟》1920年版、《續理窟》1926年版。

(19) 周萍萍:〈從新發現的資料解讀英斂之的早期思想〉,《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頁128。

(20) (23) 李問漁:《理窟》自序,頁3;頁7。

(21) (22) 李問漁:《理窟》丁峻序,頁2;頁3。

(24) 吳青、陳煥強:〈一部澳門所藏清初天主教史籍珍本——張星曜與《歷代通鑒紀事本末補後編》〉,《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局,2011年冬季刊,頁139。

(25) 李熾昌:〈跨文本閱讀策略:明末清初中國基督徒著作研究〉,《文本實踐與身份辨識》,頁36。

(26) 肖清和:〈張星曜與《天儒同異考》—— 清楚中國天主教徒的群體交往及其身份辨識〉,載《天主教研究論輯》第4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166-220。關於“合儒”“補儒”“超儒”的護教思想與策略研究另可參見朱昌榮:〈晚明社會變遷與思想領域幾個重大問題的檢討〉,《中國史研究》(韓國),2011年第4期,頁255-263。

(27) 李問漁:《理窟》自序,頁7-8。

(28) 參見 Sebastian C.H.Kim, ed., Christian Theology in As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9) 關於〈謹遵聖諭闢邪全圖〉與1891年長江教案風潮參見:The cause of the Riots in the Yangtse Valley: a“Complete Picture Gallery”, Hankow: Hankou Mission Press, 1891; North China Herald, “The Anti-Fo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 With an Appendix”, Shanghai: North China Herald, 1892.

(30) 李問漁:《拳禍記.序》,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05年,頁1。

(31) 李問漁:《理窟》卷一之〈以天象徵〉,頁1下。

(32) 王天根:〈《天演論駁議》:科學與宗教視野中的進化論批判〉,《史學月刊》,2007年第7期,頁93-94。

(33) 趙曉陽:〈譯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異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漢語譯名為視角〉,《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頁81。

(34) 李問漁:《理窟》卷一之〈六經上帝與天即言主宰說〉,頁5下。

(35) 李問漁:《理窟》卷二之〈答張仁山問教律書〉,頁5下。

(36) (37) 李問漁:《理窟》卷一之〈太極不能生物論〉,頁7上;頁8上。

(38) (39) (47) (48) 李問漁:《理窟》卷三之〈答張仁山問教律書〉,頁5下;頁5下;頁6上;頁6上。

(40) 費孝通、吳晗等:《皇權與紳權》,上海:上海觀察社,1948年,頁16-19。

(41) 王銘銘:〈文字的魔力:關於書寫的人類學〉,《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2期,頁48-49。

(42) 李問漁:《續理窟》之〈惜字論〉(上、下),頁295-301。

(43) 李問漁:《續理窟》吳馨序,頁3。

(44) 孟晉:〈社說·論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難易〉,《東方雜誌》,1950年,第1期,頁1。

(45)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智識分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頁252。

(46) 孫燕京:《晚清社會風尚研究》,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4年,頁191。

(49) 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不同的講述 ——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 (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頁1-43。

(50) 李問漁:《續理窟》之〈停棺不如薄葬說〉,頁195-196。

(51) 李問漁:《理窟》卷八,第1上至第9頁上。

(52) 李豐楙、張智雄:〈書符與符號:正一符法的圖像及其象徵〉,(臺灣)《清華學報》,2010年9月,新40卷第3期,頁331。

(53) 曹允源等編《吳縣志》第52卷下〈“風俗”(二)〉,蘇州:文新公司,1933年,頁14上。

(54) 《筆記小說大觀》( 第21冊) , 揚州: 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頁361下。

(55) 陶飛亞:〈傳教士中醫觀的變遷〉,《歷史研究》,2010年第5期,頁66。

(56)梁其姿:《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77-178。

(57) 〈文明結婚〉,載《女子世界》,1905年8月17日。

(58) 夏曉虹,〈晚清女報中的樂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頁24-25。

(59) 李問漁:《理窟》卷三之〈天主教禁娶妾論〉、〈天主教禁出妻論〉,頁31下至頁34下。

(60) 李問漁:《理窟》卷九之〈溺女論〉,頁8下至頁12上。

(61) 李問漁:《理窟》卷九之〈創立女學論〉,頁2下至頁8下。

* 陳煥強,歷史學碩士,主要從事港澳臺及海外歷史文獻、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本冊第 169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169-17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