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泉集》是明中期嶺南大儒黃佐的詩文全集。該集內容十分豐富，涉及明代政治、人物、經濟、軍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地理、交通、理學思想、鄉村建設、海外貿易、風土人情等方方面面，尤其是關於嶺南歷史文化方面的材料更為集中、珍貴。該集對研究黃佐本人、嶺南歷史文化、明代理學思想以及明代歷史文化都具有比較重要的文獻價值，對研究明以前的社會歷史亦有相應意義。此外，《泰泉集》的文獻校勘價值亦不容忽視。
《泰泉集》是明代嶺南大儒黃佐的詩文全集，文獻中也稱《黃泰泉先生全集》(1)、《黃文裕公泰泉先生文集》(2)、《泰泉全書》(3)、《泰泉全集》(4)、《黃泰泉集》(5) 等。現存《泰泉集》有一卷本、十卷本、六十卷本三種本子(6)，其中六十卷本為足帙，包括賦、騷辭、樂章、琴操、樂府、詩、對策、符命、頌、敍錄、箴、贊、銘、誦、謠、祝辭、字辭、奏疏、書、對問、設論、策問、論、議、說、原、解、辯、考、述、禁諭、記、序、題跋、圖經、碑、神道碑、墓表、墓誌、誄、傳、行狀、祭文諸體，全書原稿近六十萬字。
六十卷本《泰泉集》的內容十分豐富，涉及明代政治、人物、經濟、軍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地理、交通、理學思想、鄉村建設、海外貿易、風土人情等方方面面，尤其是關於嶺南歷史文化方面的材料更為集中，也十分珍貴。不僅如此，文集“於陰陽律曆之變，山川輿地之廣，性命道德之原，帝王經綸之業，備於論著，遜志好古，日新富有”(7)。因此該集不但是研究黃佐本人的最為重要的資料，而且對研究嶺南文化以及明代歷史文化也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在明人別集和嶺南文獻史上，黃佐的《泰泉集》均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但因為六十卷本《泰泉集》沒有影印本出版，現存刻本又多為各收藏圖書館的善本古籍，流傳也不是很廣，所以該文集至今沒有引起學界的普遍關注，進而也影響到這部文獻的利用。至於《泰泉集》的專題研究，迄今為止，更是無人問津。鑒於此，筆者擬在點校整理《泰泉集》的基礎上，就文集的文獻價值做初步探討。
黃佐 (1490-1566)，字才伯，別號希齋，又號太霞子，晚號泰泉居士 (8)，又號泰泉山人 (9)，卒後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10)，廣東香山(今廣東中山市)人，主要生活在明正德、嘉靖年間。林子雄所著《黃佐》一書，稱黃佐為“明朝嶺南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11)，應該是名副其實的。
黃佐的思想學說主要繼承了程朱理學，但他能夠修正程朱，以“理氣之說，獨持一論”(12) 而聞名，同時對王陽明的心學也能予以批判繼承。黃佐的弟子、明代南海學者陳紹儒稱頌黃佐“振美瓊臺、江門二氏之後，粹然一出於正矣”(13)。丘瓊臺、陳江門無疑是嶺南理學的代表性人物，因故黃佐與丘濬、陳獻章一起，被譽為明代廣東三大學者。(14)
[圖1]《四庫提要著錄叢書》所收明嘉靖刻本《泰泉集》書影
一
《泰泉集》收錄了黃佐一生創作的主要詩文，較早的作品如〈志學銘〉，較晚的作品主要是黃佐病逝以前受人之邀而作的序、墓誌銘、神道碑等，可見詩文集收錄的作品貫穿黃佐一生。因此對於黃佐本人的研究來說，《泰泉集》無疑是最為重要的作品。關於《泰泉集》對研究黃佐的價值，筆者擬另撰文進行探討。
因為黃佐是香山人，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又是在廣州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因此《泰泉集》涉及嶺南歷史文化方面的材料就十分集中，為研究嶺南歷史文化保留了豐富而珍貴的史料。以嶺南歷史人物研究為例，《泰泉集》即保留了許多其他文獻闕載或者記載不夠詳細的文獻資料。
《廣州人物傳》是黃佐青年時撰寫的一部彰顯歷代嶺南先賢事蹟的著作，對於研究由漢至明嶺南歷史人物無疑具有重要文獻價值，也是學界經常引用的一部著作。而黃佐另撰《廣州先賢傳》(載《泰泉集》卷五六)，首高固，次鄧宓、楊孚、陳臨。此數人《廣州人物傳》皆不載，《廣州先賢傳》正可補《廣州人物傳》之闕。如傳載高固曾任楚威王相，向威王進呈鐸椒研究《左傳》的著作《鐸氏微》，對於楚地文教事業的興盛做出了貢獻，以故“五羊銜穀，萃於楚庭，南海人為畫圖以表著固功，故後世郡守猶繪諸廳事，廣州稱五羊城者，由是得名也”，“楚國所以長久者，高氏啟沃之功也”(15)。可見〈高固傳〉不僅是我們研究高固和戰國時期嶺南文化的重要資料，而且也告訴我們廣州別稱羊城的來龍去脈。時至今日，廣州市區還有五羊新村、五羊新城等以五羊命名的地名，而以五羊命名的產品就更多了。如廣州生產的“五羊-本田”摩托車，寓意“聚五羊靈氣，取本田精髓”，其“五羊”之名，正來源於此。再如五羊牌自行車、油漆、雪糕等等。清人羅惇衍亦指出，高固、鐸椒的事跡，也正是由《廣州先賢傳》的記載而流傳下來。(16) 屈大均在講述高固事跡時，也引用黃佐的話說：“自會稽以南，逾嶺皆粵地也。秦漢之先，蓋已有聞人者。”(17)清人史澄亦云：“高固見黃佐《廣州先賢傳》，阮通志辨之詳矣。[⋯⋯]自來言廣州人物，皆先高固。”(18)
陳獻章是明代著名理學家，黃佐對他很推崇，《泰泉集》就錄有七律〈暮春效白沙〉(卷一三)、七絕〈訪白沙宅四首〉(卷一四)及〈白沙先生傳〉等作品。其中〈白沙先生傳〉涉及陳獻章的生平事蹟、思想學說、教學理念、師承關係等，對陳獻章研究具有重要價值。黃佐吸收了白沙“自得”之學的合理成份，極力把白沙“養性”、“自得”之學融匯到自己的博約思想之中，在溝通程朱理學和白沙心學的同時，構造“讀書”、“內省”、“明理”、“養性”、“動靜得宜”的理論體系。(19)但他同時對陳獻章的“自然”、“超脫”也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說：“惟自然與超脫之說，與下學上達，若不相為謀爾。”(20) 可見該傳對研究嶺南理學和明代理學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中華書局1987年出版的點校本《陳獻章集》是研究陳獻章及白沙心學的重要著作，惜附錄中漏收黃佐的〈白沙先生傳〉。
黃佐所撰〈孤忠祠記〉(《泰泉集》卷三一)一文，記載了明初廣東惠州御史王度的事蹟，而王度的事蹟在當時即已湮沒無聞，即便黃佐的父親黃畿，也祇是知道此人為御史，甚至不知其姓名，連惠州本地人也“莫能道也”(21)。黃畿將彰顯王度事蹟的任務囑託給黃佐，黃佐謹記父託，且有感於“忠義逴行之臣，或幽焉弗聞，或聞焉弗遇，其人則亦終無所於闡”(22)，於是任職翰林期間，利用史館豐富的資料，終於發現了王度的相關記載，撰成〈孤忠祠記〉：
明興近二百年，人文蔚然盛矣，獨金匱石室之藏，雖博洽者罕知之，以故忠義逴行之臣，或幽焉弗聞，或聞焉弗遇，其人則亦終無所於闡。佐幼時侍先君，聞洪武末年事縷縷，且曰：“吾廣惠州有一人焉，官為御史，其姓名則遺之矣。”因潸然出涕曰：“嗚呼！忠義，人倫之正也。秉彝好德，天衷之公也。顧泯沒若此，為善者懼矣。小子識之，他日蘄有徵焉。”佐謹寘於懷，弗敢忘，每詢諸惠人，莫能道也。及待罪史館，得中秘書參互考之，始聞其槩云。
按御史王公，諱度，字子中，歸善人。嘗肆力經書，稽理修辭，為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道御史，繩紏務，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會高皇帝棄群臣，諸藩不靖，集群臣議兵事，公預僉謀。歲庚辰，會試天下士，俾公監之，肅憲度，恪位著，翕然謂得人焉。時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公密陳便宜，無不可制勝者，乃捷東昌。景隆征還，赦不誅，反當軸用事，忌庸等功掩己，讒間遂行，公亦被疏。辛巳夏六月，濟寧告急，師徒屢敗，將士皆巽避敵，公奏請募兵。壬午春，有小河之捷，公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孺等與公畫策，以死社稷為言。秋七月，坐黨禍，戍賀縣千戶。所出語得罪，闔門被繫寘於法。公死，年四十有七，天下哀之。冬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追戮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等，皆孝孺黨也。詔曰：“彼自盡其心爾，其勿問。”於是公等罪漸雪。永樂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昭皇帝語侍臣曰：“方孝孺等皆忠臣可閔。”因大赦諸家族之存者，俾為良民，給還田土，於是公等死事益章章於世。
嗟乎！五嶺之南，其地萬里也，振纓以求顯庸者，又亡慮千百，而公一人奮其間，豈非鮮哉？夫委質陳列，難進易退，義也；履阽危，當患難，謀國揆策，守死不變，忠也。公既受知於時矣，天步顛沛，忍其傾，無可退之，義矣。死忠徇國，固其所也。世之論者顧以天命不度誚公，又湮其蹟弗求，何哉？天地之化，風霆奮迅，而生意隨之；王者之師，有赫斯怒，而大眚隨之。公既宥諸身後，而德音隆指，復以忠歸焉。於乎！王道蕩蕩，真與天地同流矣。今提學副使歐陽君鐸、惠州府知府顧君遂始建祠祀公，顏曰“孤忠”，奉昭皇帝聖諭也。闡幽妥靈，其關於名教甚大，非特公之遇而已。故予不敏，樂記其成。
[圖2]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重刻本《泰泉集》書影
據此記文可知，王度字子中，歸善 (治今廣東惠州) 人。生於元至正十六年 (1356)，卒於建文四年 (1402)，卒年四十七歲，因與方孝孺一起反對朱棣而被滅族。其後明仁宗為方孝孺黨平反，稱讚王度為“孤忠”。嘉靖間，廣東提學副使歐陽鐸、惠州府知府顧遂為王度興建祠堂祭祀。《明史·王度傳》的史源可能就來自〈孤忠祠記〉，但《明史》本傳不足兩百字，對王度生卒年、朱高熾為王度平反、歐陽鐸和顧遂為王度建祠等事，均無記載。而黃佐記文近八百字，比《明史》本傳詳盡許多，這對我們瞭解王度的事蹟和明初方孝孺黨案，以及黃佐的史觀等，均有價值。
再如明代南海文人黃衷，《明史》無傳，《明實錄》所載主要是其履歷，郭棐的《粵大記》有傳，但全文不足九百字(23)，比較簡略。黃佐撰寫的〈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鐵橋黃公神道碑〉，全文二千二百餘字，所載黃衷生平事蹟最為詳細，尤其於黃衷仕宦陞遷的經過，具體政績，以及相關細節敍述，比《粵大記》傳文細緻、全面許多。讓我們截取二書關於黃衷任廣西督糧參政期間的政事作為進行一番對比：
(《粵大記》)巡撫胡世甯薦衷堪總糧政，遂晉廣西參政督糧。至則嚴繩恣為奸利者，境內肅然。(24)
(《泰泉集》)晉廣西督糧參政，巡察邊務。至則墨吏之陰結土酋、攬戶之恣為奸利者，悉嚴繩之，境內肅然，由是亦多與物忤。己卯，寧庶人反，公聞諸督府楊公旦請討，楊謂公不達時務，公憤曰：“大夫出境，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此而不討，何謂便宜行事？”楊色大沮。時柳、慶旱，且將議征古田，公患賑歉亡措，預發贖金市麥，令右江民種之。復奏發梧州鹽利銀四萬，轉鄰省粟八萬石分儲，各以此備賑。明年，公視師於柳，民多僵殍之遺，兵有脫巾之漸，發帑轉給。適郡儲至，又下令定價，頓減十之六七。民獲賑金以糴，軍獲贏糧以市，軍民兩利，咸目公為活命佛云。(25)
經過對比，可見《粵大記》祇是記載了黃衷任廣西督糧參政期間，嚴繩恣為奸利者而已，於其後請討寧庶人、救民備賑之事則隻字未提。《泰泉集》的記載顯然比《粵大記》豐富很多。
再如唐人李文孺、鄭愚，明人馮逾、崔權、黃褧、莫子麟等，相關的史書如《舊唐書》、《新唐書》、《明史》、《明實錄》、《粵大記》、《廣州人物傳》、《百越先賢志》等均無傳記，《泰泉集》卷五六〈廣州先賢傳〉、卷五五〈朝列大夫漳州府同知馮公墓誌〉、卷五二〈南所崔隱君墓誌〉、卷五三〈奉訓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樗亭黃公墓誌〉、卷五一〈承事郎廣州推官綺川莫君墓表〉於上述諸人，所載事蹟則最為翔實。其後清修地方志，如《雍正廣東通志》、《道光廣東通志》等，為李文孺、鄭愚、莫子麟等人所立傳記，所據史源即為《泰泉集》。《道光廣東通志》的〈李文孺傳〉、〈鄭愚傳〉、〈莫子麟傳〉，編纂者於傳後註明史料出處，即為黃佐《廣州先賢傳》、《泰泉集》。(26) 再如明代官員陳琳，《明史》卷一八八有〈陳琳傳〉，亦非常簡短，而黃佐〈惠德祠記〉(《泰泉集》卷三二) 對陳琳事蹟記載卻十分詳細。這類例子在《泰泉集》中比比皆是，限於篇幅，茲不一一列舉。
《泰泉集》所載《廣東圖經》、《廣西圖經》，分別對廣東、廣西的行政地理沿革做了詳盡敍述。兩卷名為圖經，實際上祇有經而無圖，但通過文字敍述，展現給讀者的正是兩廣的歷史地圖。其中《廣東圖經》於序後分廣州府、韶州府、南雄府、惠州府、潮州府、肇慶府、高州府、廉州府、雷州府、瓊州府共十府，終以羅浮山；《廣西圖經》於序後分桂林府、柳州府、慶遠府、梧州府、潯州府、南寧府、太平府、思恩軍民府、思明府、鎮安府十府，終以田州。各府之下，先敍建置沿革，再講各府的具體地理情況，旁及山水、關隘、交通、民風民俗等，這不僅對研究兩廣的歷史地理有益，而且對瞭解明代嶺南地區的社會生活、民情風俗等也頗具價值。試舉一例，《廣西圖經》“田州”條，所載當地少數民族瑤、僮、僚、蠻的具體習俗就很詳細：
猺則椎髻跣足，生深山重谿中，種禾、豆、山芋，雜以為糧。俗喜仇殺，履險若飛。兒始能行，則烙其跟蹠，使頑木不仁，故茨棘莫能傷焉。獞有生熟二種：性略馴者，編入版籍，謂之熟獞；而其生者，則兇狠梗化，不可制服。獠則以射生為活，依山林而居，俗呼山獠。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花面赤之屬，無酋長、版籍，一村中推有勇力者稱為郎火，蓋其侏儷語也。蠻以藥箭射生為活，取鳥獸盡，即他徙。多寧姓，其居邕南稍有名者。四種雖殊，其類一也。今種類日繁，而各郡皆有之，惟左、右兩江居多。人物獷悍，風俗荒怪，且有蠱毒之害，大率略同，不可以中國教法繩治。(27)
二
除了對明代嶺南地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之外，《泰泉集》對整個明代的人物、政治、思想、經濟、軍事、教育、宗教、對外關係乃至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以及明代以前的社會歷史，均有相應的研究價值。下面我們通過具體的例子來探討這一問題。
在黃佐的著作中，有一部《革除遺事》，原書十卷，今已不存，僅存節錄本六卷，各卷名稱為君紀、闔宮傳、列傳、列傳死難、列傳死事、外傳。(28) 但《泰泉集》中則保留了黃佐為《革除遺事》所作的序言，對原書各卷的具體內容，《革除遺事》編纂的原因和目的，以及主要參考的文獻等都做了交待，從而使我們對《革除遺事》一書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和瞭解。黃佐序文如下：
《革除遺事》何以錄，懼湮也。諸臣之死，嗚呼烈矣！大節揭揭，天日相為昭焉，何湮乎懼？懼史之逸之也。楊文懿公嘗請輯建文中事，謂史不可滅，則是既逸之矣。此其錄之也，何居？承二聖帝意也。文皇帝嘗謂諸臣之死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練子寧若在，固當用之。”昭皇帝又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乃肆青宥其子孫，還其田土。嗚呼仁哉！夫謂之忠，則宜有傳，不傳則曷以示勸？故茲錄之，凡以承二聖帝意也。
嗚呼！革除之禍，寔肇自君，海水載蜚，甲觀乃焚，赫赫有命，歸我聖文，稽齾簡，芟紏紛，述〈建文本紀〉第一。焚巢姤兇，奔走無所，慈宮長秋，搖山碧鏤，天潢玉葉，姬姜嬪御，孰逸孰死，于嗟一炬，述〈闔宮列傳〉第二。君存與存，君亡以亡，以身殉道，獻於先王，體受歸全，力鋸罔罹，含笑黃壚，成就厥是，述〈自盡諸臣列傳〉第三。爝抗太陽，自掇滅息，糜驅及族，逮繫孔棘。嗚呼！非《下武》明壽姬，非伯夷曷染時，闡幽發潛，傳信厥疑，述〈死難列傳〉第四。食人之祿，當死其事，臣無貳心，伊天之制，傍揭黨誅，既繁有徒，乃蒐群籍，爰錄其餘，述〈死事列傳〉第五。九族之外，蔓引株連，爰及友朋，就僇言駢，蟹以怒移，魚云殃及，哀彼人斯，啜爾其涖，述〈黨族列傳〉第六。敷展謨猶，式遏亂畧，必有君子，而後能國，革除之臣，遐福者希，廣裒集，包顯微，述〈先後考終列傳〉第七。首陽峩峩，周粟弗食，矢死不仕，或遯而匿，匪直章逢，執殳衣淄，其人雖微，義則可師，述〈義士列傳〉第八。梱儀穆穆，姆訓肅肅，視死如歸，禔身如玉，見義不易，民彝炳然，有靦降夫，不愧於天，述〈烈女列傳〉第九。保身者流，寇倫魁能，非木擇鳥，亦臣擇君，奮翔新朝，勒鼎持衡，楚材晉用，蹟弗可泯，述〈外傳〉第十。
是編也，本莆田宋公端儀《革除錄》、清江張公芹《備遺錄》，而弋陽姜公清又取諸卷宗，為編年以足之，然猶未免闕文也。疑其所既徵，白其所未瑩，則有俟於後獻君子。(29)
由黃佐的序文，我們可知《革除遺事》主要記載的是建文帝時期死節之士的事蹟。這些死節之臣，其“大節揭揭，天日相為昭”。黃佐擔心隨着時間的流逝，諸臣的事蹟會湮沒無聞，因此編纂了《革除遺事》這部史書。除了節本各卷之外，原書還有〈黨族列傳〉、〈先後考終列傳〉、〈義士列傳〉、〈烈女列傳〉等內容，而節本各卷與原書各卷的內容也不盡相同。黃佐在編纂《革除遺事》時，參考了宋端儀、張芹、林塾等人的著作。(30) 宋端儀，莆田人，成化十七年(1481)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僉事，曾搜輯建文時殉節諸臣遺事，編成《革除錄》一書。張芹(1466-1541)，字文林，號歉庵，江西人，著有《備遺錄》一卷，記載的亦是建文帝時期忠節事跡。林塾，莆田人，弘治十五年 (1502) 進士，官至浙江布政司參議，著有《拾遺書》一卷，“載建文諸臣事蹟，文甚簡畧”(31)。黃佐參考的三部著作中，《革除錄》今已不存，而《革除遺事》亦已亡佚，這就愈顯其〈革除遺事序〉價值之珍貴。
再如《泰泉集》關於明初宰相汪廣洋的記載。汪廣洋，字朝宗，高郵 (治今江蘇高郵) 人，洪武朝的宰相，“終明之世，惟善長、廣洋得稱丞相”(32)，可見其在明朝政治史上地位之重要。黃佐為汪廣洋撰有〈重建丞相汪公祠碑〉，內容比《明史·汪廣洋傳》要豐富得多。關於汪廣洋之死，《明史》記載是朱元璋“賜敕誅之”(33)，但實際上“比切責敕下”，汪廣洋已“沒於道矣”(34)，說明“誅之”的記載並不準確。此外，該碑對民間建祠祭祀汪廣洋的情況亦有記載。汪廣洋死後，“吏民思公，祠諸公署之左，歲時報焉”。但後來因“合祀土神，歲久傾圮”，於是嘉靖三十年 (1551)，在張鏊、劉采、項喬、徐禎、周鯤、趙承謙、尹祖懋等人的宣導下，又重建新祠於公署之右，進行祭祀。(35)
《泰泉集》對明朝與安南的關係也有記載。嘉靖年間，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卒，其子宏翼年幼。大臣阮敬謀立其婿莫敬典，范子儀謀立其党莫正中，互相仇殺，安南內亂。莫正中率眾逃往欽州 (治今廣西欽州東北)，范子儀“謀挾之以爭立”，於是剽掠欽、廉等州，“僇官掠地，奪貨圍城，恣厥矯虔，邊鄙其聳”(36)。兩廣總督歐陽必進等謀劃剿滅安南逆黨，於是派遣海道副使黃光昇從東莞、新會一帶購得戈船一百六十艘，命都指揮俞大猷率領船隊，派參政沈應龍、分守參議方民悅、廉守胡鼇協同作戰，擊敗范子儀。在明軍支援下，莫宏翼殺范子儀，繼立都統使，安南平定。黃佐〈歐陽公平安南逆黨碑〉一文，對這次明軍與安南之戰的前後經過有詳細記載。
黃佐曾代兩廣巡撫林富向朝廷寫了一份奏疏 ——〈代巡撫通市舶疏〉。黃佐寫這份奏疏的背景，是當時明朝政府“以除害為名，並一切之利禁絕之，使軍國無所於資，忘祖宗成憲，且失遠人之心”，如果朝廷把朝貢貿易“盡阻絕之，則是因噎而廢食”的做法，因此他請求朝廷重新開通廣東的海外貿易，以利國利民，使軍國有所資。(37) 奏疏中黃佐談到明朝和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荅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浡泥等國的貿易情況，並逐條分析了開通海外貿易的獲利所在，而佛朗機因素不通中國，可以“驅而絕之”，並請求朝廷於“洋澳(即今澳門 —— 引者) 要害去處，及東筦縣南頭等地面”，加強巡察。(38) 這份奏疏，無疑是研究明朝海外貿易的重要史料，對早期中葡關係史，也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圖3] 暨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重刻本《泰泉集》封面
《泰泉集》中的〈國子三賢傳〉和〈道學二先生傳〉，對研究明代學校教育和理學思想具有相應價值。〈國子三賢傳〉分別記載了師逵 (字九達，山東東阿人)、黃觀 (字瀾伯，池州貴池人)、楊鼎 (字宗器，陝西咸寧人) 三人的事蹟。此三人皆非嶺南歷史人物，黃佐為他們立傳的原因是：“洪武以來，貢入胄監為名臣可考者，稽諸國史郡志，得數十人焉。然不能盡書也，書其最可稱者三人而已，成材亦難矣哉！”(39)〈道學二先生傳〉所錄二人：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別號月川；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二人亦非嶺南人物，於明代理學思想多有建樹。
〈金陵徐氏西園記〉，是關於金陵西園的資料。西園是明朝開國將領徐達後人徐天賜的別墅，一名五府園，位於城西南杏花村之南，瓦官寺基，今飲虹橋西五福巷。(40) 黃佐對西園之宜人景色、亭臺館閣以及當時名公鉅卿交遊盛況等記載說：
巒樾靚深，堂構樸雅，雖不出城市，而景物娛人，若在世外。每燕飲鳳遊之堂，嘯歌詠遊之閣，眺望酣適，則返鳳西書屋而休焉。所與偕者，盡一時鉅公，車馬日夕駢集。[⋯⋯]凡其蒔花木以養風煙，紆丘壑以躋霄漢，鑿池沼以涵飛泳，疊崟岑以易蓬島，徇步迂徐，玄覽幽勝。為亭者七，曰摘鮮，曰嘉樹，曰滄浪，曰鶴巢，曰菉猗，曰翠微，曰山間明月。
[圖4]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泰泉集卷二十〈代巡撫通市舶疏 〉書影。
為館、室各一：館曰青霞，室曰凝霞。為居者二：曰保和，曰種玉。矗屏拳石，巧若天成，乘物遊心，境與神會，耳目所到，無一不可觴可詠者。蓋其徵奇萃美，甲於南國，寔前此所未有也，豈地蘊而天遺之，以待於今歟？(41)
《泰泉集》也保留了很多其他朝代歷史人物的相關資料，如《廣州先賢傳》所錄高固、鄧宓、楊孚、陳臨、董正、疏源、羅威、唐頌、王範、黃舒、姚成甫、黃恭、劉刪、李文孺、鄭愚等人，均為明以前歷史人物。再如〈重建宋太傅張公祠碑〉(42)，則是關於宋末太傅范陽 (治今河北涿州) 張世傑的一篇碑文。碑文不但記載了明代重修祠堂的經過，而且還記載說：“香山潮居里赤坎村有公墓焉，相傳公死時，諸將自海陵函骨葬於此。”這對研究張世傑的墓葬地來說，顯然是一條重要史料。黃佐“嘗讀宋、元二史，而深悲公之心事有當表白者，世固未之考也。”進而考辨指出，《宋史》記載張世傑曾從其叔父張柔戍杞有罪，其實張世傑“戍杞之時，必勸柔去夷歸夏，毋為元兵所敗，拳拳乃心宋室，柔實仇之，夫何罪焉？”因此他認為張世傑乃“貞純”之士，其 “忠義大節，昭於天地，真與日月相焜耀矣。(43) ”對張世傑的忠肝義膽大加褒揚。《泰泉集》卷三二〈重建南靖縣城記〉，則記載元朝至元三年 (1266) 福建畬族起義，南靖縣城祇好“徙小溪琯山之陽”。這是關於元初福建地區畬族起義的重要資料。此類例子，《泰泉集》所載也很多。
即便是黃佐的一些詩歌，也能體現出《泰泉集》的文獻價值不僅僅局限在嶺南地區和明代，如卷一四〈採蓮歌五首〉之第二首：
江南江北機杼多，誰家兒女不停梭？
笑渠不似蜘蛛巧，能向虛空織網羅。
說明當時長江兩岸一帶紡織業很發達。卷一四〈南歸途中雜詩二十二首〉之第四首：
傑架彩繩搖遠天，茜裙兒女競秋千。
夭桃灼灼短籬上，輕燕飛飛高岸邊。
註云：河間近水，一路盛有秋千之戲。
反映了秋千這種民間兒童娛樂習俗，在當時河間(今屬河北) 地區很流行。〈南歸途中雜詩二十二首〉之第三首：
瞳矓白日照河西，楊柳蕭蕭綠未齊。
回首九重猶咫尺，青天何處有雲霓？
註云：二月十八日，陸行至河西務，登舟時旱已太甚。
第八首：
黃河迢迢趨亳州，上洪下洪俱斷流。
漕船估客不可度，雲石風沙無那愁。
註云： 二洪斷流無水， 上下作壩，以待濬流。
第十一首：
清河舟楫達孟城，夾岸青青麥浪平。
聞說江南好風雨，絕憐江北望秋成。
註云：淮陽夾岸多秀麥，詢知江南不旱。
〈南歸途中雜詩〉作於嘉靖二十年。上述三首詩，說明嘉靖二十年時北方旱災十分嚴重，黃河下游已出現斷流，這和《明史》所載嘉靖二十年三月“久旱，親禱”(44) 正可相互印證，但比《明史》的記載要詳細、具體得多。
卷一四〈舟中漫興五首〉第二首中有云：
宋朝棧道接煙霞，今日荒蹊沒斷橋。
註云：宋時，自五羊至清遠有棧道。
說明宋代從廣州到清遠修有棧道，至明代已廢棄，這應為研究宋代從廣州到粵北地區交通之重要資料。
三
除了上述文獻價值之外，利用《泰泉集》，我們還可以訂正文獻中的相關訛誤之處。讓我們先來看看《萬姓統譜·黃璉傳》的一段記載：
〔黃璉〕字良器，南海人。[⋯⋯] 成化間，遣使暹羅，鄉人有徐幹者選軍捎行，以宅與璉為行資。比過洋，舟壞溺死。幹子桓欲歸其宅。璉曰：“而父死王事，而孤且貧，若是宅，吾尚忍言邪？”舉券付之，桓感泣而去。[⋯⋯]〔璉〕卒年六十餘。(45)
我們再看看黃佐為黃璉所撰神道碑的相關記載：
南海有邃學之儒，曰一蘭黃公。[⋯⋯] 公諱璉，字良器。[⋯⋯]〔成化〕乙巳，命使如占城。里人徐幹者，以尺伍當從，貸公六十金以行。比渡洋，命使胥溺，幹漂流得歸。公唁之，匿，乃呼其子謂曰：“汝疑吾責所負邪？汝父間關萬死得生，吾忍言負邪？”幹乃來謝，舉券付之，感泣而去。[⋯⋯] 弘治壬戌，受封南京戶部主事。[⋯⋯] 逾月卒，壽七十有六。(46)
文中黃璉是上文提到的黃衷之父，也是明代南海的一位邃學之士。此人“博綜經史”，“通朱氏《詩》”，“好學，雖老不倦，遇異書不吝費購之。談經必究旨歸”，人稱“河汾之風，今在茲矣”。卒後明廷加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黃佐稱讚其“嘉遁不可以闡道也，故篤義以振俗；守道不可以拒人也，故勤誨以求志；明志不可以苦節也，故乘物以遊心；冥心不可以昧終也，故毀文以返素。卷懷應遇，以順性命，殆高世之逸民乎。”(47) 關於此人事蹟，除了《泰泉集》和《萬姓統譜》，筆者尚未發現有其他記載，但《萬姓統譜》的記載是有問題的。
據黃佐所撰黃璉之子黃衷的神道碑，黃衷於弘治壬戌 (1502)“考最得貤恩”，正與黃璉神道碑載黃璉於弘治壬戌受封南京戶部主事相脗合。丁卯(1507)，“部查福建侵負，舉公 [指黃衷 —— 引者] 往詰，途次聞外艱，即日南奔。”(48)《粵大記·黃衷傳》亦載：“正德 (1506-1521)初 [⋯⋯] 罹外艱奔喪。”(49) 則黃璉卒年應為1507年。結合黃璉、黃衷父子神道碑和《粵大記》，黃璉的生卒年應是1432-1507年。黃璉卒時，黃佐十八歲，並且黃佐和黃璉同是南海人。《萬姓統譜》的作者凌迪知 (1529-1600)，字稚哲，浙江烏程(治今浙江湖州)人。二者相較，黃佐所撰黃璉神道碑的記載比《萬姓統譜》不但詳細， 而且可靠， 所述黃璉的事蹟應該是準確的；則《萬姓統譜·黃璉傳》的記載至少有兩處錯誤：一是將黃璉的年齡(七十六歲) 誤作“六十餘”歲，二是誤以為黃璉的同鄉徐幹隨使渡海，舟壞溺死。至於成化間徐幹隨行出使的是暹羅還是占城，抑或是二者皆在出使對象之列，則不得而知。
在現存六部明清《廣東通志》中，阮元主修的《道光廣東通志》成書最晚、內容也最為豐富(共334卷)，加上四位總纂官中陳昌齊、劉彬華、謝蘭生三人均為粵人，各有專長，又均有修志經驗，因此歷來學者對《道光廣東通志》的評價頗高。加籍華人、地方史家林天蔚稱之為“史家之志”(50)。阮元在《道光廣東通志·序》中指出該志的優點是：“今志閱書頗博，考古較舊加詳，
[圖5] 日本宮內廳藏明萬曆刻本《泰泉集》書影
而沿革、選舉、人物、前事、藝文、金石各門，亦皆詳核。”(51) 儘管阮志頗負盛譽，但問題也不少，林天蔚在其《地方文獻論集》中已有論述，茲據《泰泉集》僅列舉其一處訛誤。阮志卷二六八〈鄭愚傳〉，於傳後註明史料出處為《廣州人物傳》。(52) 查《廣州人物傳》實無〈鄭愚傳〉，而《廣州先賢傳》中有〈鄭愚傳〉，阮志〈鄭愚傳〉後的按語，正是編纂者錄自《廣州先賢傳》黃佐的讚語，由此說明阮志所註《廣州人物傳》，實乃《泰泉集》中《廣州先賢傳》之誤。
四
因為《泰泉集》有一卷本、十卷本、六十卷本等不同刻本，而相同卷數的刻本中又有不同刻本，尤其是六十卷的清初重刻本，這就為各版本之間的對校提供了很大空間。利用不同版本的對校，可以訂正各版本的訛、脫、倒、衍、錯簡、墨釘、殘缺等情況，對《泰泉集》版本研究，以及提高該書的文獻價值具有重要意義。如康熙二十一年重刻本 (中山大學圖書館有收藏，以下簡稱中大本)，版刻精緻，沒有殘缺，版面乾淨整潔，甚至有些地方還校改了萬曆元年刻本的一些錯誤，應該是用萬曆元年刻本和其他相關文獻校對後重刻的，如卷二〈魚洲賦〉第八頁第二面倒數第五行“辭”字，萬曆元年刻本、暨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重刻本 (以下簡稱暨大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重刻本 (以下簡稱北大本。北大本、中大本、暨大本均為清初重刻本，但又不是同一個刻本) 均作“辭”，中大本作“亂”，作“亂”是；再如干支紀年中的“戌”字，萬曆本往往刻成“戍”字，中大本均已改正。中大本也改正了暨大本的一些誤刻，如黃佐的行狀第十七頁第二面第三行“廱”字，暨大本作“癰”，朱筆批校改為“廱”，萬曆本即作“廱”，作“廱”是；卷一〈粵會賦〉第二頁第一面首行“閭”字，暨大本作“間”，該本朱筆校改“閭”，萬曆本作“閭”，作“閭”是；倒數第四行“鋹”字，暨大本作“鋒”，校改“鋹”，萬曆本作“鋹”，作“鋹”是。此類例子比比皆是。
作為明代廣東三大學者之一的黃佐，其作品常常被明清嶺南文獻及相關著作選錄，如黃宗羲《明儒學案》、屈大均《廣東文選》、吳道鎔和張學華《廣東文徵》等等。這些選錄黃佐作品的文獻，其中的訛誤、脫文等現象，亦可根據《泰泉集》進行校勘。如《明儒學案》所錄黃佐〈性習說〉一文，於“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則是妻子未具之先，嘗有孝矣”一句之後，脫“曰‘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則是嗜欲未得之先，嘗有信矣”一句 (53)；〈與林北泉士元〉一文，題名誤作“林兆泉上元”(54)。《廣東文選》卷六所錄〈郊社議〉一文，“往即齊宮”一句，“宮”訛為“官”(55)；〈周憲使傳〉中“及至，洗其冤”一句，“及”訛為“乃”(56)。《廣東文徵》所錄〈北京賦〉“建旄幹以標望”一句，“幹”
[圖6]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重刻本《泰泉集》書影
訛為“於”，“以”字原脫 (57)；所錄〈醫原〉“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一句，“故”誤作“致”(58)。
此外，利用《泰泉集》亦可校勘相關文獻中的訛誤，如《粵大記》卷一七〈獻徵類·黃衷傳〉“輸榷銀九千三百餘両，前此即一歲之入也”。據《泰泉集》卷四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鐵橋黃公神道碑〉，“入”訛為“人”。(59)前引《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三《集部·總集類》於《明詩類選》下，註該書作者為“明泰山山人黃佐鑒定”。據《泰泉集》，顯然“泰山”乃“泰泉”之訛。這類例子，亦不勝枚舉。
上述《泰泉集》各方面的文獻價值，祇不過是筆者的一孔之見而已，整部文集的文獻價值，值得我們挖掘的地方還非常豐富。筆者期盼通過以上所述，能引起學界對《泰泉集》的更多關注和深入研究。
【註】
(1) 暨南大學圖書館所藏該集，首頁即題為“黃泰泉先生全集”。該本為清代黃逵卿重刻本，但具體刊刻時間不清楚。首頁鈐“翰苑流芳”朱印，則此本很可能是清代翰林院的收藏本。
(2) 陳紹儒為《泰泉集》所寫序文，即稱書名為“黃文裕公泰泉先生文集”。見屈大均輯，陳廣恩點校《廣東文選》卷九〈黃文裕公泰泉先生文集序〉，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385；丁丙輯：《善本書藏書志》卷三七，清光緒刻本。
(3) 田明曜修，陳澧纂《光緒香山縣志》卷二十一〈藝文〉，《續修四庫全書》第713冊《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480。
(4)阮元修，陳昌齊、劉彬華等纂《道光廣東通志》卷一九五〈藝文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頁3566。作者按：“《泰泉集》凡二，其十卷之本，乃佐手定詩集，門人李時行序而梓之。《四庫》所著錄。其六十卷詩文全集，則門人黎民表編次，其子在素等刊行。”
(5) 王圻纂輯《續文獻通考》卷一八二〈經籍考〉，《續修四庫全書》第765冊《史部·政書類》，頁486。
(6) 關於《泰泉集》的版本，請參見陳廣恩〈《泰泉集》版本初探〉，《暨南學報》2014年第2期。
(7) 歐大任：〈泰泉集後序〉，載黃佐《泰泉集》卷末，清初重刻本。
(8) 黎民表：〈泰泉先生黃公行狀〉，《泰泉集》卷首。
(9) 范欽藏，范邦甸撰：《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三《集部·總集類》，《續修四庫全書》第920冊《史部·目錄類》，頁266。原書於《明詩類選》下註為“明泰山山人黃佐鑒定”，黃佐號“泰泉”，顯然“泰山”乃“泰泉”之訛，故徑改為泰泉。
(10) 《泰泉集》卷首〈明穆宗賜諡制誥〉。
(11) 林子雄：《黃佐》“引子”，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
(12)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八七〈文苑傳〉，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頁7366。
(13) 《廣東文選》卷九〈黃文裕公泰泉先生文集序〉，頁385。
(14) 溫汝能纂輯，呂永光等整理，李曲齋、陳永正審定《粵東詩海》(上)，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58。
(15) 《泰泉集》卷五六〈廣州先賢傳〉。
(16) 羅惇衍《集義軒詠史詩鈔》(清光緒元年刻本) 卷四〈七言律〉云：“遠從南越向瀟湘，故國河山悵渺茫。智略疆開休士馬，畫圖郡應兆仙羊。奇才幸有威王用，微旨能令鐸氏彰。霸業流風文教啟，立賢自昔貴無方。”詩末於鐸椒、高固等人事蹟說：“俱見黃佐《廣州先賢傳》”。
(17)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人語〉，中華書局，1985年，頁220。
(18) 史澄：《光緒廣州府志》卷一一二〈列傳·周·高固〉，清光緒五年刊本。
(19) 陳憲猷：〈黃佐論稿〉，《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4期。
(20) 《泰泉集》卷五七〈白沙先生傳〉。
(21) 《泰泉集》卷三一〈孤忠祠記〉。
(22) 《泰泉集》卷三一〈孤忠祠記〉。
(23) 郭棐撰，黃國聲、鄧貴忠點校《粵大記》，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77-478。
(24) 《粵大記》，頁477。
(25) 《泰泉集》卷四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鐵橋黃公神道碑〉。
(26) 《道光廣東通志》卷二六八〈列傳〉、卷二四六〈宦績錄〉，頁4654、頁4655、頁4297。其中〈鄭愚傳〉的出處，《道光廣東通志》誤為《廣州人物傳》，詳見下文。
(27) 《泰泉集》卷四六〈廣西圖經〉。
(28) 黃佐：《革除遺事節本》目錄，《嶺南遺書》本。
(29) 《泰泉集》卷三四〈革除遺事序〉。
(30) 在《革除遺事節本序引》中，黃佐指出：“是編也，本莆田宋公端儀《革除錄》，并收張芹、林塾二家。”
(31)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一，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頁551。
(32) 《明史》卷一二七《汪廣洋傳》，頁3775。
(33) 《明史》卷一二七《汪廣洋傳》，頁3774。
(34) 《泰泉集》卷四七〈重建丞相汪公祠碑〉。
(35) 《泰泉集》卷四七〈重建丞相汪公祠碑〉。
(36) 《泰泉集》卷四七〈歐陽公平安南逆黨碑〉。
(37) 《泰泉集》卷二十〈代巡撫通市舶疏〉。
(38) 《泰泉集》卷二十〈代巡撫通市舶疏〉。
(39) 《泰泉集》卷五六〈國子三賢傳〉。
(40) 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京園林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頁88。
(41) 《泰泉集》卷三二〈金陵徐氏西園記〉。
(42) 據《道光肇慶府志》卷七〈建置四·壇廟〉(清光緒重刻道光本)，黃佐記文作於“嘉靖乙卯仲春日”。
(43) 《泰泉集》卷四七〈重建宋太傅張公祠碑〉。
(44) 《明史》卷三〇〈五行志〉，頁484。
(45) 凌迪知：《萬姓統譜》卷四七〈黃璉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6) 《泰泉集》卷四八〈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黃公神道碑〉。
(47) 《泰泉集》卷四八〈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黃公神道碑〉。
(48) 《泰泉集》卷四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鐵橋黃公神道碑〉。
(49) 《粵大記》，頁477。
(50) 林天蔚：《地方文獻論集》，南方出版社，2002年，頁509。
(51) 《道光廣東通志》卷首〈序〉，頁3。
(52) 《道光廣東通志》卷二六八〈列傳〉，頁4655。
(53) 黃宗羲編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五一，中華書局，1985年，頁1215。
(54) 《明儒學案》卷五一，頁1205。
(55) 屈大均輯：《廣東文選》卷六〈郊祀議〉，《北圖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清康熙二十六年三閭書院刻本。
(56) 《廣東文選》卷十四〈周憲使傳〉，《北圖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清康熙二十六年三閭書院刻本。
(57) 吳道鎔原稿，張學華增補，李棪改編《廣東文徵》編印委員會校刊《廣東文徵》，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1973年，頁444。
(58) 《廣東文徵》，頁542。
(59) 《粵大記》，頁477。
* 陳廣恩，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副所長，日本早稻田大學訪問學者(2014-2015)。主要從事元史、西夏史及嶺南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