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禮安於1594年設立了澳門神學院。為了展開教學工作，大量來自歐洲的圖書被陸續運送到澳門聖保祿學院。但是，1835年1月25日，因澳門聖保祿學院及其鄰接的教堂發生大火，學院中的書籍被全部燒燬，僅留存下來了藏書目錄。雖然此目錄並非完整，且目錄中意義模糊不明之處也不在少數，但在回答“17世紀澳門聖保祿學院中所藏何書”一類問題時，它還是為我們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史料。由此，我們也能夠窺知當時的學院和圖書館中擺放書籍的大體輪廓。
藏書目錄
耶穌會於1594年在澳門建立的耶穌會學院，為前往日本、中國、印度支那等地活動的傳教士提供了學習語言及文化知識等初級課程的便利場所，同時也為遠東及歐洲候補神父們接受哲學、神學等高等教育課程提供了優越的學習環境。但是，對於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創建者范禮安來說，在一片遠離歐洲的土地上向異教徒傳教，並對天主教信徒及耶穌會士展開天主教信仰的相關教育，最為緊缺的是用於教學和學習的參考用書；而對於已在遠東傳教地區佔據主導地位的全體耶穌會成員來講，更加亟需的則是來自歐洲日漸成熟的耶穌會總部有關教育方針政策的指導。為此，澳門聖保祿學院建立後不久，在日本傳教環境動盪不安、由澳門深入中國內地的傳教前途未卜以及擔憂來往於歐洲與遠東船隻罹難的艱難處境下，范禮安及耶穌會的其他成員開始着手搜集歐洲典籍，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1598年10月19日，范禮安從長崎發往總會長的書信記錄了澳門聖保祿學院早期圖書收藏的坎坷與困難：
最初的書籍是根據總會議中各管區長的命令而製作完成的命令、指令和禮法文書。但是被整理印刷後，這些書簡未有一冊到達日本。像閣下您所知道的那樣，因為德．拉．馬達 (Gil de la Mata) 神父攜帶來東方的最初印刷書籍，在由意大利去往西班牙的途中，不幸遺失。而且，在此之後，印度管區代表曼努埃爾．德．維嘉 (Manuel de Vega) 神父所攜印刷物品，也都遺留在了葡萄牙。當我得知印度巡察員神父帶來了一冊書籍後，便親自手抄了一份留作複本。而後又將此複本帶到了澳門聖保祿學院，根據此學院的需求，將總會議中製作而成的命令、指令以及禮法文書非常完整而又準確地予以印刷，進而在學院中實施。複本便留存於澳門聖保祿學院。(1)
1616 年3月1日，哲羅姆．羅德里格斯 (Jeronimo Rodregues) 寫給總會長助理的書信中，關於書籍收藏又有這樣的描述：
我們耶穌會已經在羅馬編纂出版了多冊與《會憲》和其他諸規則相關的書籍，我請求總會長能夠為了我們的需求，命令駐紮在里斯本諸管區的管區代表配送這些書籍。(2)
同樣的事情，在1616年10月14日法蘭西斯科．維艾拉 (Francisco Vieyra) 由澳門寫給總會長助理的書信中也有提及。維艾拉在書信中抱怨，由於與羅馬相距甚遠，羅馬當地發佈的文書、大敕書以及總會長的命令很少能夠到達澳門。(3)澳門聖保祿學院在收藏書籍(尤其是在歐洲出版發行的書籍)過程中耗費了巨大的精力，也費了不少苦心。偶爾也會有一些幸運的恩惠，能夠接收到來自他人饋贈的藏書。例如1610年3月14日帕西歐 (Francisco Pasio) 由長崎發給總會長助理托姆．馬斯卡雷尼亞斯 (Thome Mascarenhas) 的書信中記載：
尊師為了我們在澳門聖保祿學院能夠使用一些書籍，將加入耶穌會的一名教區神父所擁有的文庫贈予了我們。(4)
雖然不知此教區神父為何人，但是這套舊藏書並非寥寥數冊，在它們被捐出後不久便經歐洲攜往澳門。
澳門聖保祿學院中晚期的一些文獻材料是由耶穌會士蒙塔涅神父及其繼承者阿爾瓦雷斯 (Alvares) 修士等謄寫的，並大致在18世紀中葉完成整個謄寫工作。由於此時歐洲對耶穌會採取鎮壓政策，果阿的耶穌會士也因此遭受了巨大創傷。得知此事後，阿爾瓦雷斯修士為了安全地保存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的文獻，便委託馬尼拉的耶穌會士暫時代為保管，1761年他將文獻的原文和手抄本封存為四箱運往馬尼拉。阿爾瓦雷斯原想這些圖書很快就能重新運回澳門，但1767年耶穌會被西班牙剝奪了活動自由，菲律賓當局在對居住在馬尼拉等地耶穌會住院中的耶穌會士及其持有物件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了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四箱圖書。1773年，這四箱書籍的原本和手抄本由馬尼拉運送至馬德里。
澳門聖保祿學院所藏文獻的原本和手抄本被運送到馬德里，如今其手抄本 (Jesuitas na Ásia) 被收藏在里斯本近郊的阿儒達圖書館，“而具有相同內容的原本中的一部分(6000-7000頁)則被分別收藏在三所機構之中：王家歷史研究院圖書館 (Bibliotec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ória)、國立文獻館 (Archivo Nacional) 和國立圖書館 (Biblioteca Nacional)。也就是說，這三所機構所藏文獻的原本與阿儒達圖書館中收藏的手抄本內容一致。”(5) 可見，原先澳門聖保祿學院中所藏文獻，經過諸多坎坷輾轉至如今西班牙和葡萄牙各個圖書收藏機構的書架上，為歷史研究學者提供了龐大而珍貴的史料庫，依舊散發着歷史魅力。
另一方面，留在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書籍，在1762年耶穌會被葡萄牙政府命令取締而從澳門撤離後，原封不動地保存在學院中。但是，1835年1月25日，因澳門聖保祿學院及其鄰接的教堂發生大火，學院中的書籍被全部燒燬。(6) 因此，學院原先的藏書無一倖存，僅留存下來了藏書目錄。雖然此目錄並非完整，且目錄中意義模糊不明之處也不在少數，但在回答“17世紀澳門聖保祿學院中所藏何書”一類問題時，它毫無疑問為我們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史料。由此，我們能夠窺知當時的學院和圖書館中擺放書籍的大體輪廓。
有關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圖書收藏目錄，留存下來的有兩個：一個是1616年目錄，另一個則是1633年目錄。前者指當時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藏書目錄，後者則是由1633年10月28日在澳門過世的日本主教迪亞戈．瓦倫特 (Diogo Correa Valente,1568-1633年) (7) 遺留物品目錄中的部分記錄。(8)鑒於考察的主題為藏書目錄，這裡僅介紹1616年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目錄中列出的書目。
首先來看一下由高瀨泓一郎全文摘錄翻譯而成的與1616年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目錄相關的史料：
[f.202]：日本管區管區代表事務所中所藏書籍如下：
1. João da Salas (1)；
2. Antonio Feo (1)；
3. Maldonato (1)；
4. João de Torrres (1)；
5. Comento de Virgilio (1)；
6. Vida de Christo em Castelhano (2)；
7. Molina de Justiça (1)；
8. Arte da língua de Japão (1)；
9. Comento de Jozue (1)；
10. Vocabularios da língua de Japão (1)；
11. Comentos sobre o P.Fonseca (2)；
12. Navarros (1)；
13. Martilogio [Martirologio 之誤] (1)；
14. Pontos Noquii (2)；
15. Mainofon (1)；
16. Seis livros da Vida Religioza (6)；
17. Seis livros da vida do P.Gaspar Barzeri (6)；
18. Meditações da Paixão de Christo (2)；
19. Cartilhas em Português (6)；
20. Regras da Coma. Em Portuguêz (1)；
21. Hu livro de todas as regras da Comp.Em latim (1)；
22. Vida do Samto P. Ignacio, em Castelhanos duas, [f.202v.] em latim tres (5)；
23. Vida do Martyr Gonsalo da Sylveira em latim (3)；
24. Manual de Meditações (1)；
25. Concilio Tridentino (1)；
26. Meditações de S. Agostinho em Castelhano (1)；
27. Posculi [Flosculi 之誤] (3)；
28. Expolicação da Cruzada (1)；
29. Constituições da Comp (1)；
30. Compendios de Navarro (53)；
31. Quatro livros pequenos da instituição, e privilegios da Comp (4)；
32. Hua Suma do P. Lopo de Abreo (1)；
33. Compendio do P. Pedro Gomes (1)；
34. Biblia Sacra (1)；
35. Breviarios (1)；
36. Questões de Santo Agostinho (1)；
37. Sylva locorum (1)；
38. Compendio espiritual (1)；
39. Ordenações, e instituições dos Geraes da Companhia (1)；
40. Cathecismo do P. Viztador (8)；
41. Bonifacios (11)；
42. Epistolas de Cicero (1)；
43. Segunda parte dos Adagios da Escritura Sagrada (無部數記錄)。
管區長神父命令，從日本運送而來的文獻材料由安東尼奧．費爾南德斯神父負責管理。如今則由曼努埃爾．羅德里格斯神父負責照看這些書籍。大抵三年前，我將許多書籍裝成兩大箱運回了日本。因為 (澳門) 當地氣候濕潤，書籍多有損毀，且遭蟲噬，以火祛除外別無它法，可想而知，日本將因此而遭受巨大損失。管區長神父卡瓦略將從日本運送至澳門的幾箱書籍，放置在自己的房間。而且原先已經存放在(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的來自日本的其它書籍，也有一部分被保存在管區長的房間。今年 (1616年) 從印度送來的書籍，除聖務日課書和日記之外，全部轉交給了曼努埃爾．羅德里格斯神父。
上述目錄中記載的書籍保存在日本管區代表事務所中，但是為了免遭蟲噬，除管區長認為有必要自己保存的書籍外，最好全部轉交曼努埃爾．羅德里格斯保管。(9)
由史料可知，1616年曼努埃爾．羅德里格斯神父 (Manuel Rodrigues) 擔任澳門聖保祿學院文庫的負責人。他是1614年11月被從日本放逐到澳門的。在1616年1月、1618年8月和1620年9月編製而成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神父和修士目錄中，還可以看到有關他“作為歌唱教師居住在學院”的記載。(10)
但是，從此史料的標題和末尾文字記載可以很明顯地判斷，上述目錄所載書籍並非構成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的全部，而祇是被保存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內管區長居所中的書籍目錄。因而，管區長居所中不僅保存有從日本運送而來的書籍，而且也包括從澳門聖保祿學院文庫中抽取出來的一部分書籍。澳門聖保祿學院中設有圖書室這一事實確定無疑，而且圖書室中定然藏有大量圖書，而這些圖書並不包含上述目錄中所載的書冊。總之，當時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的書籍分別保存在學院圖書室、管區長室和管區代表事務所三個機構內，而上述所列藏書目錄則是管區代表事務所中保存圖書之目錄。以上推測可以由日本主教塞爾凱拉所留遺書 (1606年7月19日寫於長崎)得到證實：
我曾將幾卷凱撒．巴羅尼厄斯 (Caesar Baronius) 的著作捐贈給了澳門聖保祿學院。但是我想起了艾維拉告知我的捐贈前三卷的條件，即如果是耶穌會士繼承了我現在所任主教之職，那麼此三卷便歸此耶穌會主教所有；如果並非如此，則歸耶穌會所有。捐贈給學院的還包括其它各卷。(11)
凱撒．巴羅尼厄斯 (1538-1607) 位居紅衣主教要職，同時也是一名教會史學家。他通過出版《基督教會編年史》(Ecclesiastical Annals) 反對路德宗派的觀點。“這部編年史從1588年開始出版，到1607年他去世時告終。他能夠出版的那十二卷，討論了直到1198年為止的教會歷史。”(12)
塞爾凱拉(13) 書寫遺書之時，他手中持有的凱撒．巴羅尼厄斯的著作已經全部捐贈給了澳門聖保祿學院。但是，由於凱撒．巴羅尼厄斯的全部著作完成於1607年，因而塞爾凱拉不可能保有完整的十二卷。在他所捐贈的幾卷著作中，因為艾維拉對於前三卷的捐贈賦予了一定條件，塞爾凱拉在考慮其去向問題時便遵循了艾維拉的指示，要麼將前三卷遺留給下任耶穌會主教，要麼歸於耶穌會保管 (也即歸於澳門聖保祿學院收藏)，而自第四卷之後的各卷在他死後則可以原封不動地繼續保管在澳門聖保祿學院中。
塞爾凱拉1614年2月16日在長崎死亡。過世之前他曾就日本主教繼承問題向教宗和總會長寫信，令人遺憾的是，在未接到來自歐洲的回信前他便與世長辭了。因而卡瓦略依據任命權自然轉移法條開始暫代主教職務。(14) 但是，卡瓦略的這一做法引起了方濟各會、多明我會以及七名教區司祭中五人的強烈反對，托缽修會甚至揚言要將日本主教區從果阿大主教區中分離出來，以便歸屬到菲律賓的馬尼拉大主教區之下(15)，從而引起教會分裂。由此，凱撒．巴羅尼厄斯的《基督教會編年史》的歸屬也就成了問題。但是，暫代主教職務的耶穌會神父卡瓦略在日本德川幕府頒佈禁教令後，於1614年11月被驅逐至澳門，即便在塞爾凱拉死後，這些書冊依照其遺言合乎情理地過渡給卡瓦略，也不可能在他來澳門前送至日本。
也就是說，塞爾凱拉所贈不完整卷冊之《基督教會編年史》，在他死後應該依舊保存在學院之中，而且，即便前三卷在卡瓦略來到澳門後轉交至其手中，其他幾卷也理應受到完好保存。但是上述目錄所載書籍並不包含凱撒．巴羅尼厄斯的《基督教會編年史》。因此，我們可以確信，此目錄並非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的全書目錄，而是其部分藏書。
版本考證
岡本良知最早介紹了1616年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目錄(16)，然而，他祇簡單地將史料中記載的一部分書名翻譯為日本語，並沒有對目錄中的書籍進行詳細考察。對目錄中書籍進行考證從而鎖定書本性質的學者是皮埃爾．胡波特勞迪(Pierre Humbertelaude)。他首先對1616年書目中的書名進行考證後發表了相關論文(17)，之後又對此論文進行了修補，繼而對1633年書目展開相同的考證研究，將考證的結果與先前有關1616年目錄研究結果合併在一起，以整書的方式出版發行。(18)而且，皮埃爾．胡波特勞迪在書本已經出版發行後，又一次對先前兩個目錄的研究予以修正，並再次以論文的形式發表。(19) 所以，皮埃爾．胡波特勞迪在對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目錄的研究上堪稱權威。
日本學者高瀨泓一郎在參考皮埃爾．胡波特勞迪的研究結果基礎上，還原文獻的全名，並給予一定的補充。而筆者則希望借鑒專門研究文獻所涉學科專家的成果，對文獻內容做進一步補充，故而整理出如下表格：
藏書特色
1616年在耶穌會傳教史上是較具特色的一個年份。這一年上承1614年日本德川幕府的伴天連逐放令，下啟南京禮部尚書沈主導而後經明朝皇帝頒佈的禁教敕令。截止1616年日本教會崩壞造成的日本至澳門的人口流動基本趨於停滯，且開始出現反方向的人口流動趨勢(39)，因而日本本土的傳教工作也僅由潛伏的傳教人員秘密展開，傳教工作的重點隨之轉移至澳門並進一步滲透至中國大陸。鋻於“西方傳教士散處中國，時有窺伺之舉；勸人崇奉天主，不祀祖宗，是教人不孝，有背名教；私習曆法，有乖律例私習天文之禁；聚男女於一室，抹聖油，灑聖水，易敗壞風俗，淆亂綱紀”(《南宮署牘·三參遠夷疏》) ，南京禮部侍郎沈於1616年5月、8月和12月三次向明神宗上疏，並最終說服神宗皇帝於1616年12月8日頒佈禁教令，開始全面打擊傳教活動。根據1617年1月的皇帝敕令，原北京耶穌會南堂住院及其附屬的南堂葡萄牙傳教區圖書館均被沒收，北京的神父們也被驅逐到了澳門，直到1623年龍華民和湯若望神父才得以返京重新佔據南堂住院。在此期間，即明萬曆四十七年 (1619) ，耶穌會神父金尼閣由歐洲攜七千部西書抵達澳門。鑒於北京的禁教局面，這批西書不能立刻被運往耶穌會在南堂葡萄牙教區的圖書館，在數年內被迫堆積在澳門。直到1623年重開南堂之後，人們才得以把它們送往北京。(40)
《北堂書目》收錄了金尼閣帶來中國的七千冊藏書，整理出版的《北堂書目》是按照不同的語言種類劃分的。按照書目所示，依次分為：法文部分，收書709種 (編號1-709, 頁1-194)；拉丁文部分，2426種 (編號710-3135, 頁197-918)；意大利文部分，409種 (編號3136-3544, 頁921-1028)；葡萄牙文部分，214種 (編號3545-3758, 頁1029-1084)；西班牙文部分，126種 (編號3759-3884, 頁1085-1122)；德文部分，112種 (編號3885-3996,頁1123-1164)；希臘文部分，55 種 (編號3997-4051, 頁1165-1188)；荷蘭文部分，23種 (編號4052-4074, 頁1189-1196)；英文部分，18種 (編號4075-4092, 頁1197-1202)；希伯來文部分，3種(編號4093-4095, 頁1023-1024)；波蘭文部分，3種編號4096-4098, 頁1204-1205)；斯拉夫文部分，1種及補遺2種(編號 4099-4101, 頁1205-1206)。(41)總匯上述各語種圖書，《北堂書目》共著錄外文圖書4101種15133冊。正是由於《北堂書目》不是按照書籍內容，而是按照不同語言種類劃分類別的，加之相關資料很少、北堂藏書遺存的秘藏和西方多種古老語言的障礙，要瞭解北堂藏書及《北堂書目》著錄圖書的大概內容，目前祇能參考狄仁吉神父 (Thrierry) 為北堂藏書第一次編目的成果。
狄仁吉神父的目錄 (Fr Thierry Catalogue)(以冊為單位) ：
1. 聖經205；
2. 教父學123；
3. a. 神學教義及倫理學637；
b. 辨證神學及神秘主義204；
4. 教規法及民法305；
5. 佈道及教義問答300；
6. 歷史531；
7. 禱告書173；
8. 禁慾主義700；
9. 哲學265；
10. 幾何學及水文學96；
11. 文學178；
12. 數學378；
13. 天文學及日晷測時學438；
14. 物理學及化學178；
15. 機械學及工藝學131；
16. 自然史148；
17. 醫藥學308；
18. 語言學120；
19. 傳記196；
20. 雜類316；
總數5,929 (實為5,930)。(42)
與《北堂書目》中數目眾多的語言種類相比，1616年藏書目錄中的藏書僅有五種語言：拉丁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和日語，而其中日語的應用僅在於編寫辭書上，不能稱之為正規意義上的西方典籍。1616年目錄中有所記載的書籍不過245冊，比起《北堂書目》中所錄之5,929冊，可謂微不足道。而且，《北堂書目》中與自然科學相關的書籍顯得較為引人注目，這明顯不同於1616年目錄中對於天主教普及類書籍的關注。總體來看，1616年目錄中的藏書具有以下兩個特徵：
首先，與耶穌會建立初期制定的《修會規章》、《耶穌會會憲》等文獻相關的耶穌會建立史以及創始人傳記的書籍。除此之外，目錄中還包括與耶穌會精神相關的書籍 (39、38、31) 以及各種人物傳記 (6、13、17、22、23)，這些都是構成耶穌會基本精神架構和獨有文化特色的重要元素。
其次，與耶穌會在歐洲所辦學校中施行之教育相關的教學書籍。目錄中明顯可見用於神學教育的各種典籍，不僅有聖經格言(43)、聖經(34)以及禱告書(35)之類的基督教原典書籍，還涵蓋了教父時代和經院時代的偉大著作(36、32)以及對於這些著作的註解(9、11)。而且，由於傳教海外的特殊情況，為了能夠為前來遠東地區的歐洲人以及當地的原始居民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耶穌會還特別編纂了一些用於學習語言的辭書(8、10)以及較為簡易的聖教要理書籍(40)，以方便他們理解天主教真義。同時，由於耶穌會的創建者們一直鍾情於具有人文主義精神的巴黎大學的辦學模式，因而較為看重古典藝術知識的修習，目錄中西塞羅書信集(42)便是最好的證據。
從上揭目錄所載書籍在東方傳播的時間先後來講，1616年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目錄標記的圖書，早於1619年金尼閣從歐洲帶來的七千部書籍，更早於收藏在北堂圖書館中的其它西方書籍。可以說，金尼閣分批將西方書籍引入中國大陸，標誌着原本以日本準管區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傳教策略開始偏向於中國大陸，尤其是北京。因為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如此規模的西書東傳現象，也從未有過如此迫切的將書籍由澳門輸入中國大陸的需求，慣常所見的僅是由歐洲經印度抵達澳門的書籍傳輸路線，澳門是其終點，是西書的最終歸宿。
而且，由於有關澳門聖保祿學院建立過程的最初討論是與日本準管區的形成緊密相關的，建立澳門神學院的想法難免被籠罩在日本準管區日漸昇騰的氛圍之中，致使其一開始便成為日本準管區的附屬物，所以早期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的藏書還有另外一條輸入路徑，即歐洲—印度—日本(編纂印刷)—澳門。日本天草和長崎的神學院成為這一時期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的中轉站和印刷中心，依靠陸續前往聖保祿學院中學習的日本和歐洲神學生攜往，從而豐富了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藏書內容。例如，1603-1604年在長崎編纂印刷的《日葡辭書》(10)、1604-1608年間於長崎出版發行的《日本大文典》(8)以及1610年同樣是在長崎付梓的用拉丁語書寫的《聖教精萃》(43) (27)，都收錄在1616年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目錄之中。這些在日本出版的用以在日本教區發展強盛時期歐洲人學習日本宗教社會文化知識的工具書，連同用於日本耶穌會學院中的教學用書《佩德羅．戈麥斯神父之綱要》(33)一起被帶到澳門聖保祿學院，供之後前來遠東地區的歐洲學生使用，從而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耶穌會傳教重心向中國地區的轉移。
小 結
總體看來，儘管1616年藏書目錄中所載書籍並未涵蓋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中的全部內容，但通過以上傳入管道及書籍種類的考察，已足以使我們對其在西學東漸史上的價值作出肯定的判斷。如果說明末清初由金尼閣完成的七千部書籍入華之重大事件是西學文獻傳入中國的第一次高潮，那麼在此之前於澳門完成的西方典籍的點滴收藏則更顯得彌足珍貴，可以稱此階段為西書入華的前奏，是西書入華的準備階段。
實際上，1616年藏書目錄在西學東漸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源自於其被發現的場所 —— 澳門，因而澳門在傳教歷史上地位的變遷也相應地牽引出對於此藏書目錄的不同反應。也可以這樣說，一紙尚未完整的藏書目錄，為我們展示出那個時期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的大體輪廓；記述了明末清初中日歐文化之間緣起、爭鬥、互補、融合的交流歷史；呈現出汲汲於傳教事務的歐洲耶穌會士們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傳教方略在印度、日本乃至中國澳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及其應對策略；最為重要的是，西方社會文化和自然科學的相關知識經由它們得以與東方有了更為深入的接觸，為歐洲人之後進行的漢語書寫提供了巨大的交流載體。通過對這些書籍中某些概念的不斷摸索，歐洲人才開始巧妙地通過適應主義政策調適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容易產生的衝突。
【註】
(1)(3) 高瀬弘一郎編《イエズス會と日本》，高瀬弘一郎註，見《大航海時代叢書》第I期，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頁183；頁437-438。
(2)(4)高瀬弘一郎編《イエズス會と日本》，高瀬弘一郎註，見《大航海時代叢書》第Ⅱ期，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頁218-219；頁6。
(5) 高瀬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頁511。
(6) J.M.Braga, “Os Tesouros do Colégio de São Paulo”,Arquivos de Macau, 2.a Serie, vol.1, no.6, 1941 ou 1942,Macau, p.357.
(7) 關於瓦倫特任主教一事，可參考戚印平著《遠東耶穌會史研究》之第十一章〈16至17世紀的遠東主教問題〉，中華書局，2007，頁535。
(8) (10) Josef Franz Schütte, Monumenta Historica Japoniae,I, Romae, 1975, p.1317; pp.637, 782, 847, 1282.
(9) (11) 高瀬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頁512-515；頁516。
(12) [美國] 胡斯都．L．岡察雷斯著《基督教思想史》(第三卷)，陳澤民等譯，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8，頁219-220。
(13) 在前教區司教莫萊斯死亡後，於1598年2月3日成為日本司教。1598年8月5日與第三次巡視日本教區的范禮安一起抵達日本。直至1614年在長崎死亡，在位約十六年。因為是教宗直接任命的日本司教，在名義上擁有管轄所有在日本的修會的權力 (耶穌會士和托缽修會)，這在一定程度上干預妨礙了以往耶穌會在日本擁有的權力，從而招致耶穌會的反對。參見高瀨弘一郎譯註《イエズス會と日本》，I，岩波書店，363。
(14) (15) 高瀬弘一郎編《イエズス會と日本》，Ⅱ，頁133-134；頁175。
(16) 岡本良知：〈媽港耶穌會藏書目錄〉，《歷史地理》，70，4，頁47-56。
(17) 此論文為：Pierre Humbertelaude, “Investigações sobre um Catálogo de livros pertencentes à Procura do Japão em Macau, em 1616”,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anno1941, num. 449, Agosto de 1941, pp. 147-161. 參見高瀬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頁538。
(18) 此書為：Pierre Humbertelaude, “Recherches sur deux Catalogues de Macao (1616&1632)”, Biblioteca Niponica, fasciculo terceiro, Toquio, 1942.以下註腳略寫為：“Recherches”。參見《基督教時代的文化與諸相》，頁538。
(19) 此論文為：Pierre Humbertelaude, “Supplements aux‘Recherches sur deux Catalogues de Macao (1616 et 1632)’”,Monumenta Nipponica, vol.4, no.1/2, 1943. 以下註腳略寫為：“Supplements”。參見高瀬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頁539。
(20) 若望．薩拉斯，1553年生於西班牙，1569年加入耶穌會。在塞哥維亞 (Segovia) 學習哲學，而後在薩拉曼卡大學教授神學。1612年死於薩拉曼卡。表格中以下關於作者的註釋均參考高瀬弘一郎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文化と諸相》，頁519-537的內容，故以下不再贅註。
(21) 安東尼奧．菲奧，1572年生於里斯本，1589年加入多明我會，1627年死於葡萄牙的巴塔里亞 (Batalha)。
(22) 若望．馬多納多，1534年生於西班牙，在薩拉曼卡教授希臘語、哲學、神學課程後，1562年進入羅馬的耶穌會修煉院，之後繼續教授哲學和神學，博取了不斐的聲名。1583年去世。他刊發過兩本書，其它多為手稿。他還參與修訂《博吉亞那學事章程》中有關神學的章節，最後以《神學教義章程》(Juan Maldonado’s De ratione theologise docendae) 的形式出版發行。Thomas M. McCoog, S.J., The Mercurian Project: Forming Jesuit Culture, 1573-1580.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04), p.614.
(23) 若望．托雷斯，1547年生於西班牙。1562年加入耶穌會，既是文法教師，又從事司牧工作。1599年死亡。
(24) 默里納，1535年生於西班牙，1553年進入耶穌會修煉院，之後在科英布拉大學和埃武拉大學教授哲學和神學。1600年死於馬德里。他總計有三卷著作 (De justitia et jure, t.I. Conchae, 1593; t.II. Conchae, 1597;t.III. Conchae, 1600)，澳門聖保祿學院祇保存有其中一卷。
(25) 1604-1608年間陸若漢 (João Rodriguez) 於長崎神學院中編纂而成。關於《日本大文典》的研究，可參考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語言學研究》，三省堂，1971。
(26) 塞拉利烏斯1555年生於法國，1573年進入耶穌會修煉院，專心學習語言。在維爾茨伯格和美因茨教授聖經解釋學。1609年死亡。他著作等身，多達四十三部，大部分是反對新教的論辯文章以及有關聖經解釋學的著作。
(27) 需提請注意的是，目錄標記的標題明顯是一種錯誤的簡略書寫，應簡寫為“Comento sobre Aristoteles do Pe.Fonseca”(《馮塞卡神父的亞里斯多德註解》)。
(28) 佩德羅．馮塞卡，1528年生於葡萄牙，1548年加入耶穌會。在科英布拉大學教授哲學。1572年作為管區代表被派遣參加總會議。曾經擔任過耶穌會總會長助理、管區巡察師、里斯本修院院長等職務。1599年逝世。
(29)阿茨皮爾庫艾塔，1491年出生於西班牙那巴拉 (Navarra) 王國，常被人稱為那巴拉博士。與沙勿略有血親關係。先是在阿爾卡拉大學修習哲學，而後又去圖盧茲大學研習法律。完成學業後，開始在圖盧茲大學和卡奧爾大學擔當法律學的教授工作，1524年前往薩拉曼卡大學，並於1537年成為這所大學第一教會法講座的主任教授。1538年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邀請來到科英布拉大學，在那裡待到1555年。1555-1567年間任菲力浦二世王室宮廷的法律顧問，同時兼任羅馬聖廳內赦院 (Sagrada Penitenciaria) 的顧問。1586年死於羅馬。他一生留給後人許多部著作，第 (30) 號書目還將看到他的作品。
(30) 洛侖索．鳩什提尼阿尼，1381年生於威尼斯，1451年任威尼斯首任大主教，1456年去世，1690年封聖。
(31) 此書是提供給孩童使用的初級讀本，其中大多涉及宗教內容，可以說是初級的天主教要理書。葡萄牙最初的初級教科書由歷史家若望．巴羅斯 (João de Barros) 編纂而成。傳教東方的沙勿略神父到達印度後，對巴羅斯的這些小冊子進行修改編寫而成《小公教要理書》(Catechismus Brevia)。1542年，此書在漁夫海岸被翻譯成泰米爾語，1545年又被帶到果阿，在那裡被翻譯成馬來語。1556年葡萄牙印刷技師若阿．古斯塔特抵達印度。同年，印刷機被運到果阿的聖信學院。1557年在果阿正式印刷《小公教要理書》。因而，可知曾經保存在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的初級教科書便是經沙勿略修改過的巴羅斯的《葡萄牙語文法及神聖的、如同母親的教會的教義》一書。河野純德：《聖フランシスコザビエル書簡》，平凡社，1985，頁71-79。
(32) 里巴德奈拉1526年生於西班牙托萊多，1540年加入耶穌會，1611年死於馬德里，是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最早的傳記作者。
(33)此書是一部關於傳教東非，並於今辛巴威地區殉教的葡萄牙人耶穌會士貢薩羅．席爾瓦 (Gonçalo da Silveira,1521?-1561) 的傳記。
(34) 湯瑪斯．拉卡斯汀，1570年生於西班牙，1590年加入耶穌會。教授文法從事聖務，1649年死亡。
(35) 洛玻．亞布琉神父 (Lopo de Abreu) 生於葡萄牙，1563年加入耶穌會，1578年乘船前往印度，1606年死於果阿，遺留下了名為 “Suma de Moral (倫理神學大全)”的未刊書稿，此書是為了應對傳教活動的現實處境而編篡完成的。
(36) 《佩德羅．戈麥斯神父之綱要》由西班牙的耶穌會士戈麥斯神父 (1533-1600) 於1593-1594年間編寫而成，並於1595年由另一位西班牙人耶穌會士佩德羅．拉蒙 (1550-1611) 在日本人的協助下譯成日文。拉丁語版《佩德羅．戈麥斯神父之綱要》現藏於羅馬梵蒂岡圖書館，日文手稿則於1995年被發現藏於英國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 (Magdalene 學院)圖書館。參考 Kirishitan Bunko Library of Sophia University, ed., Compendium catholicae veritatis:Commentaries, Ozorasya (大空社), 1997, p.12. 尾原悟編著《耶穌會日本神學院講義要綱》，I，基督教研究第34輯，教文館，1997；尾原悟編著《耶穌會日本神學院講義要綱》，II，基督教研究第35輯，教文館，1998；尾原悟編著《耶穌會日本神學院講義要綱》，III，基督教研究第36輯，教文館，1999。
(37) 范禮安編撰的《日本的教理問答》是一部入門公教要理書，分為上、下二卷，上卷八講，下講四講，上卷是重點。根據耶穌會蓋伊 (J.Lopez Gay) 神父的解釋，此書的大部分用於批駁日本宗教的解說。范禮安貫穿全書的方法論三原則是：1、日本諸宗派教義的謬誤；2、這些謬誤產生原因的究明；3、我們的任務在於為趨向真理，完成導致他們欠缺的東西。參考井手勝美著《キリシタン思想史研究序說》，ペリカン社，1995，頁182。
(38) 范禮安為了更夠提高日本神學校學生的德操和拉丁語水準，使用從歐洲帶來的印刷機刊印了意大利耶穌會士卜尼法斯的教育書籍。此書最早在1575年出版於薩拉曼卡，但是范禮安在澳門印刷的卻並非初版，而是1588年版。
(39) 五野井隆史：《德川初期キリシタン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3 年，頁308。
(40) [法] 惠澤林 (Hubert Verhaeren) 著〈北堂圖書館的歷史變遷〉，選自謝和耐、戴密微等著《明清間耶穌會士入華與中西匯通》，耿昇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151與153。
(41) 參見北京遣使會編《北堂圖書館西文善本目錄》(全二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
(42) 惠澤霖著《北堂圖書館史略》，選自北京遣使會編：《北堂圖書館西文善本目錄》(全二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頁26。
(43) 五野井隆史：《キリシタンの文化》，東京：吉川弘文館，2012年，頁184-185。
* 段世磊，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宗教學專業博士研究生。致力於明清時期耶穌會遠東教育思想史研究。近年刊发的學術成果：〈澳門學視角下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五期)、〈十六世紀耶穌會在日本的講議書寫與辭書編纂》(輔仁大學第十一届士林哲學教學講習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