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高等教育的第一章
聖保祿學院歷史價值初探

遠東第一所高等學府在澳門創辦

聖保祿學院(Colégio de. St Paulo 1594——1835)是澳門最早也是遠東最早的歐洲中世紀式的高等教育機構，世紀聖保祿學院在澳門的誕生，不但是澳門高等教育的肇始，同時是澳門西式教育的肇始，而且還是中國土地上的第一個西式教育的樣本。

經過了四百多年的歷史，聖保祿學院殘存的前壁，仍傲立於本澳衆多的中、西文化古迹之中，而且還擁有一個十分漢化而十分通行的名字——牌坊。它的宗教色彩，建築藝術被廣泛注意，成爲天主教遠東傳教史的見證，成爲世界遊客心中澳門古迹的象徵。但是，聖保祿書院在澳門教育史，在中國教育史，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價值，其實是遠遠超過它作爲歷史文物的價值。在兩個半世紀的歲月裡，它不但是東方傳教士的搖籃，還是雙語精英的搖籃；它培養的傳教士不但向東方傳播西方的宗教，還架起東西文化交匯的橋樑，向東方傳播了西方的文明，向西方又推介了東方悠久的文化，同時又爲歐洲漢學奠基，催化了世界兩大文明的融合。

耶穌會教育進人澳門

隨着15世紀航海事業的發展，在“地理大發現”的勝利歡呼聲中，歐洲多國，特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爲擴展殖民主義而激烈角逐。1493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爲此而裁定了兩國的勢力範圍，以佛得角和亞速爾群島以西處爲界，界以東屬葡，以西屬西，中國剛好被劃進葡的保教權內。於是，耶穌會傳教士就與葡萄牙商旅互相依靠，一道東來，前者以傳教爲職志，後者以追逐商業利益爲目標。他們背後則有教皇和國王的支持。自1553年，葡人獲准在澳門停泊，1557年逐漸築室居留，澳門的外籍人口不斷增加。由於葡萄牙以天主教爲國敎，葡王葡商均支持教會在澳門的工作。1576年澳門天主教敎區成立，第一任主教卡內羅(Melchior Carneiro)即獲准以葡萄牙海關千分之五的關稅，來作教會的慈善經費，(1)教友去世，也有自願捐出產業支持教會的。因此，教會就先後在澳門開設教堂、仁慈堂、醫院、痲瘋院、孤兒院。因爲天主教的神職人員，要負責爲當時在澳門居住的葡國商人、水手及家眷、家僕進行宗教儀式，除了聖洗聖事之外，還要發揮教化的作用，約束葡人的“不良行爲”，使他們遵守教規。因此，按傳統天主教的堂區和修會會院都設要理班，兼授語文和文法，開啓民智，掃除文盲，其中有教育葡童的，也有教華童教友的。當時就在本澳大炮台山麓教堂旁邊，天主教耶穌會開辦了一所聖保祿公學。

聖保祿公學升格為高等學府

從多份零散的史料來看，至遲於1565年，聖保祿公學已經存在。自1574年起，葡王每年從馬六甲的稅收中，抽出1000Cruzados補助聖保祿公學的經費。聖保祿學院從一開始就是政府支持的天主教學校。1578年起，葡商每年從獲自中國的、約1600擔生絲中分出50擔，讓教土們販運到日本，穩賺好幾千塊金幣，作爲辦學的經費。1577年，院長高斯達(Cristóvão da Costa)的報告中說: “150個孩童來上學。”1584年底，Lourenco Mexia神父的報告中說，會院內有12位會士，“學校裡有200學生，大家學讀、寫、算和唱歌。”此外，還有一些教士在這裡學拉丁文、學漢語、利馬竇入中國之前，也在這裡學漢語。1584年以後，由於利馬竇成功進入中國的經驗，影響到以後凡準備進入中國、日本、越南傳教的，必須先到澳門學漢語，這差不多成爲習慣。另一方面，耶穌會遠東教務視察員范禮安漸漸意識到澳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它不但是葡人遠東貿易的中心，而且是歐洲商人和教士前往日本的歇息地；更重要的是進入人口衆多、幅員廣大的中國的“候客室”。他決意讓澳門成爲培養精通漢語、熟悉中國禮儀的培訓基地，使澳門成爲天主教的傳播中心。爲了適應這些主觀和客觀的需要，范禮安即向耶穌總會長提出建議: 要在澳門建立一所高等學校，培訓東方傳教士。1594年，果阿耶穌會會長魯德拉斯(Antonius de Luadros)批准了范禮安的計劃，准許聖保祿公學升格，並且特別派了三位教士來澳主理其事。1594年12月1日，聖保祿學院(Colégio São Paulo)正式註冊成立。一所高等學校正式在澳門誕生，它爲澳門教育史揭開西式教育的第一頁。

歐洲中世紀大學教育模式移植澳門

11世紀中期，由於商業城市的出現和發展，歐洲出現了適應客觀需要的高等教育機構。意大利的波倫尼亞大學(Bologna)、沙利諾大學(Salerno)的成立，先後提供了法律和醫療的高級課程，培養高級專業人才；接着法國巴黎大學(Paris)成立，設神學、法學、醫學和文學四個系。三所大學出現以後，歐洲興起辦大學的風氣，英國的牛津大學(Oxford)、劍橋大學(Cambridge)和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學(Coimbra)等紛紛出現。1200年，全歐只有六所大學，一百年後則有將近30所，到了十六世紀初，西式的大學已達80所，遍佈西歐、南歐，北非的摩洛哥、埃及也辦了大學。

歐洲中世紀的大學，是具有重大影響的社會力量，它是自由與理性的象徵。在大學裡，教授和學生可以大膽、獨立、自由地討論國家和教會的大事。他們常被諮詢，以裁決敎義和異端的問題。爲了保障其自由硏究眞理的權利，大學生有不受逮捕不受審問的特權，當他們的自由受到干涉時，可以罷課。(2)這些大學是以當時先進的知識和最新的科技成就來培訓社會精英的。許多畢業生後來都成爲國家和教會的領袖。其中不少後來成爲文藝復興的先驅。

16世紀中，澳門還是一個荒涼的小漁村，從1557年後，人口才逐漸增加，固定人口以原居民和葡商家眷家僕爲主，流動人口以商旅、教士和海員爲多。商業的迅速發展和商人獲利不菲爲澳門的教育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經濟條件，但城市的發展，社會的結構，則並未具有發展高等教育的客觀需求。1594年，一所歐洲中世紀式的大學能在澳門出現，除了商業發展之外，它與歐洲大學出現的歷史條件、社會條件都有所不同。它是天主教士要進入東方傳教的動機所促成的，是傳教事業與葡國外交事務和商業事務的拓展，急需懂漢語人才而把大學搬到澳門辦的。聖保祿學院比日本東京大學成立(1877年)早了283年，比中國大陸最早設立的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年)更早了285年，因它是特殊需求的產物。

聖保祿學院經費得到葡商的支持，一直維持到1835年被焚毀爲止。1601年它曾被火燒毁，得葡商捐款而能重建。學院擁有一個庫藏豐富的圖書館，藏書一度有4000多冊，當年很有可能是遠東西方書籍最多的圖書館。後來又成立了一個印刷所，一個小診所和藥房，(3)和一個供天文學科實習的觀象台。

聖保祿學院的首任院長孟三德神父(Eduardo de Sande)任期爲1594——1596兩年。第二任院長李瑪諾(Manuel Diaz Senior)1596——1601，和1609——1615兩度擔任，期間的幾年學院被焚停辦。第三任院長陸安德(Andreas Lobelli)任期爲1671——1673年。

不少著名的學者曾在此任教。例如被譽爲“西來孔子”的艾儒略(Julius Aleni)，翻譯文字最艱深的《輕世金書》的葡籍神父陽瑪諾(Manuel Diaz Junior)，曾任院長並教授哲學的孟儒望(Joannes Monteiro)，是《天學略義》的作者，(4)以及中文造詣好、著書很多、第一個把西方幼兒教育理論介紹到中國的王豐肅，即高一志神父(Afonso Vagnonl)等，師資素質是優良的。

聖保祿學院課程特色與漢語法定必修科的地位

范禮安在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課程設計上是花了不少心血的。他旣保留了耶穌會已經形成的課程結構，又借鑑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的規章制度，還進行了充份的探索，務使聖保祿學院的課程適應中國傳教的需要。中世紀歐洲的大學，和現代的大學是不盡相同的，實際上是中等教育和專業教育結合爲一體的學校，(5)但無論如何，它確實屬於高等教育。它的課程，開始時也是單科獨系的。直到巴黎大學的成立，才同時設了神學、醫學、法學和文學四科，是當時科目最齊備的大學，但仍以神學爲主。巴黎大學1309年的課程，阿里士多德的學說就佔了很大的比重。(6)聖保祿學院的課程實質是培養教士的“神修課程”。其傳統的課程，是以拉丁文爲基礎、以西方古典學術知識爲主體，以神學爲皇冠的結構。以培養“人性上傑出”和“學術上傑出”的傳教士。(7)毫無疑問，這也正是聖保祿學院課程設置上的指導思想與基本模式。聖保祿學院的課程，分爲三個大類別:

一、人文科: 漢語、拉丁語、修辭學、音樂等；

二、哲學科: 哲學、神學；

三、自然科: 數學、天文曆學、物理學、醫藥學等。

從上列的課程結構來看，它具有以下的三個特色: 首先，它是耶穌會神學院培養神職人員的高級課程；其次，它又是中世紀歐洲大學的類型。拿它與巴黎大學以七藝爲教學內容的課程對比，它還較大學早年的課程豐富和充實，是高等通才教育的課程；第三，課程有漢語一科，是它最大的特色。在聖保祿學院裡，漢語是必修科，人人要學，因爲它是東方傳教必需的溝通工具，不但每位學生要學，教授也要學。艾儒略在學院裡是著名的數學教授，但他的名字卻列在學院畢業生的名單中，就是這麼一個道理。據說，在課程中，課時最多的也是漢語。(8)由於不少東來的教士，本身在歐洲已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知識和宗教教育，他們到了澳門，才開始學漢語，可以說最主要的學習任務就是要學習一種完全陌生、而又十分艱深、被公認爲全世界最難學的語言。《利馬竇全集》中的許多紀錄，都說明耶穌會神父們除了應酬客人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硏究中國語文和中國的風俗習慣上。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給羅馬總會卡阿桂瓦神父的信上說: “在中國傳教的‘基督士兵’要費多少心血，才能把這些漢字記在腦海裡! ”

教士們不但在聖保祿學院攻讀時學漢語，進入中國大陸傳教時還繼續學漢語，他們不但能應對日常的交際，還能以漢語著書立說，介紹西方文化，不少成爲精通漢語的專家。艾儒略就被稱爲“西來孔子”，漢語著作“凡數萬言”。對中國學術有較大的影響。

教士們掌握漢語有利於傳教。在中國官方也感到西方傳教士懂得漢語，他們的專業知識可以爲朝廷效力。順治、康熙兩朝索性作出了規定，要求凡準備入華的傳教士必須先“赴廣東澳門天主堂住二年餘…學習中國語言”。(9)這一來，在聖保祿書院學漢語，已不單是語言能力的培訓，同時是進入中國大陸的入境的許可條件了。於是聖保祿學院的漢語課，變成法定的必修科了。此後，不僅是耶穌會的教士，其他會院的教士如方濟各會、多明我會、遣使會等傳教士都必須在此修讀漢語至少兩年，才能進入中國大陸傳教，這又增強了聖保祿學院以及其漢語課程的權威性。因此，漢語科不但是聖保祿學院課程的特色，還是學院培訓目標的體現和學院歷史貢獻的所在。

聖保祿學院也仿歐洲大學的考試制度，考試及格將頒授學位，中國官方任用擁有該學院頒授學位的教士時，也按學位授官，其中不少人直接在明、淸政府中任職，可以說是當年的學歷認可。

雙語精英的搖籃

聖保祿學院的拉丁語課程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供東方學生——即準備修道的中國、日本等亞洲靑年學習的，它的語言課程是爲培養雙語精英的。日籍傳教士安治郎(Yajiro)曾被送來進修拉丁文和葡文: 徐光啓入教後，也曾到此硏修天主教義。畫家吳歷，即吳漁山(1632-1718)也在聖保祿學院逗留進修，還留有詩百多首，包括《嶴中雜詠》30首和聖學詩82首，都是在澳門所作的，對聖保祿學院的生活作了珍貴的紀錄。(10)

吳自小入教，40歲才經常和天主教教友往還。1680年他隨柏應理神父赴歐，未能成行，於是從1680年底到1683年間就留在澳門。他的詩旣描寫了澳門的風物、中葡人士共處的情況，更描寫了聖保祿學院的生活。其中有天主教盛會、聖像遊行的描寫: “捧蠟高燒迎聖來，旗幢風滿砲成雷。四街鋪草靑如錦，未許遊人踏作埃。”有華、洋教士同窗，一同在學院學習的情景，不同語言和文字間的對比和溝通的描述: “燈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我寫蠅頭君寫爪，橫看直觀更難窮。”

聖保祿學院的國際性，在吳漁山的詩中，也看到一點痕迹。王漪《明淸之際，東學之西漸》說: “利馬竇帶給歐洲的震驚可謂不下於馬可波羅，而中國恰如美洲之發現、在精神領域上，對歐洲人而言，也是一塊新大陸。”這塊古老而文明的“新大陸”就成爲新的硏究對象，形成一個新的學科——漢學。西方的漢學是在東方萌芽的，澳門的聖保祿學院就是教士漢學家的搖籃。

教士漢學家隊伍的形成

教士漢學譯作的湧現

根據黃啓臣的統計，從1594年到1807年的211年間，曾在聖保祿學院畢業而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共有109人。(見附表一)在此攻讀過的，達200人左右。此表原刊於《行政》第13-14期，本人對照方豪教授《中國天主教人物傳》(三四)、《中西交通史》(五四)、及《中國天主教史論叢》等作了一些修正。

〔附表一〕1594-1805年在聖保祿學院畢業人華傳教的耶穌會士修正列表〔附表一〕1594-1805年在聖保祿學院畢業入華傳敎的耶穌會士修正列表

 

〔黄啟臣原注資料來源：根據Aloy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Missions deL'Ancienne de Chine)名人傳略編製。又1594年前聖保祿學院(小學規格)學習的10多個會士，未列入此表。1805年的三人是根據《淸季外交史料》(嘉慶朝一)。〕

這200個教士之中，差不多包括了早期教士漢學家所有的骨幹，其中許多是硏究中國的學者，都有不少硏究成果。

一、在中國經典方面:

16世紀末利瑪竇奉范禮安之命譯《四書》爲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接着1626年，金尼閣又用拉丁文譯了《五經》。殷鐸澤和郭納爵二人以拉丁文譯了《大學》和《中庸》，分別以《中國之智慧》和《中國之政治道德學》爲名刻印，他們還譯了《論語》，是最早的譯本。柏應理消化了中國經典的含義，寫了一本《西文四書直解》，拉丁文書名爲《中國哲學家孔子》，1687年在巴黎出版。白乃心用意大利文寫了一本《中國雜記》，也是1687年出版的，書末附了孔子傳及《中庸》的譯文。衛方濟曾以拉丁文翻譯了《四書》、《孝經》和《幼學》；他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發表他個人硏究的心得。宋君榮也翻譯了《道德經》，《書經》，並在《書經》譯本後附了劉應的《易經概說》。劉應又以拉丁文譯了《禮記》部份內容。巴羅明作了《六經註釋》。馬若瑟節譯《書經》、《詩經》，著《中國神話》。雷孝思也曾以拉丁文譯了《易經》。中國傳統的經典古籍，像磁石一樣，吸引着西方的學者，他們如飢似渴地硏究，翻譯並熱情地給予傳播。

二、在語言文字方面:

西方教士一直以“通語讀書”作爲“當務之急”。聖保祿書院的漢語課程，實際上是他們進入中國大陸的敲門磚，後來更成爲他們進入中華文化寶庫的敲門磚。語言文字方面，教士們繼利瑪竇之後，硏究成果也很可觀。除利瑪竇《西字奇迹》，利與羅明堅合編《葡華字典》及上述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等，爲硏究漢語方面，打下一個科學的基礎。衛匡國撰寫了《中國文法》，錢德明譯《梵、藏、滿、蒙、漢字典》，馬若瑟列13000餘例，分析漢字的構造與性質，著《中文概說》……等都是漢學的最早的、實用性強的工具書。

三、在其他方面的譯作:

衛匡國寫《中國上古史》、《韃靼戰記》、《中國新圖》，其中《中國新圖》附譯文171頁，圖17；宋君榮寫《中國天文學簡史》、《成吉思汗與蒙古史》、《大唐史綱》、《西遼史》、《中國紀年論》、《中國的猶大人》、《長城及滿洲地區》；錢德明寫《中國古史證實》、《孔門弟子傳略》、《中國兵法考》、《中國古今樂記》；韓國英寫《中國古史》，此外，許多中國的文藝科學著作都引起傳教士們的注意，他們利用自己掌握的雙語能力，在讀懂了原作之後，《古文觀止》、《趙氏孤兒》、《好逑傳》、《本草綱目》、《中國脈訣》、《神農本草經》……等都被他們翻譯成歐洲文字出版。1652年，柏應理回羅馬，把西方敎士所翻譯出的中文聖經，包括彌撒經、禮儀書、倫理神學綱要的中譯本，以及他們在中國分別翻譯的中國書籍一千多部呈獻給教皇。(11)這實在是翻譯史上的壯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壯舉。

從1552年到1687年，從沙勿略到達上川島至天主教宗路易十四遣使來中國，禮儀之爭白熱化，導致天主教在華活動銷聲匿迹的135年間，史學家稱之爲教士漢學的時期。王漪按《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其作者爲L. Pfister)的資料作了統計，該時期敎士的著作共644件，其中與中國報導而與往後漢學硏究有關的69件，佔10.9%(見附表二)。

 

〔附表二〕1552-1687敎士漢學家著作之量化分析《明淸之際東學之西漸》：

我們可以看到，在敎士們前赴後繼的努力下，硏究中國的成果在不斷積累，作爲學科，漢學在逐步形成。作爲硏究人員，一支敎士漢學的硏究隊伍也在逐步成長壯大。

今天，中、外史學家一致肯定，明未淸初百多年間，由利馬竇爲代表的天主教傳教士，開拓了東西兩大文明首次的、有一定規模的、有一定深度的雙向交流，對人類的文明和進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從歷史的軌迹裡，我們可以尋找到許多動因，包括: 教士們學識淵博、態度主動；中國人待客寬厚熱誠、中華文化具有包容兼蓄的傳統。這些都是異源文化得以交匯，異體排斥的現象得以消減，互相吸納的速度得以加強的原因。而發揮語言溝通的功能，是一個先行的環節；我們進而要求異源文化有深層的接觸，在深刻而持久的狀態下互相融和，則必須充分發揮雙語精英的功能。雙語精英隊伍的培養，離不開教育。本澳聖保祿學院從十六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承擔了培養雙語精英隊伍的歷史任務，作出了富有世界歷史價值的貢獻，寫下了澳門教育史上光輝的一章。

【註】

(1)斐化行: 《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

(2)柏克萊(E. P. Cubberley):《西洋教育史》

(3)(葡)呂碩基: 《聖保祿大學傳統與啓示》

(4)方豪: 《中西交通史》

(5)吳式穎、趙榮昌等: 《外國教育史簡編》

(6)L. Cole，《A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rates of Montessori》轉引自林玉體: 《西洋教育史專題論文集》

(7)于士諍譯: 《耶穌會敎育的特徵》

(8)黃啓臣: 《澳門是十六至十八世紀中西文化交匯的橋樑》

(9)陳垣: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

(10)章文欽: 《澳門詩詞箋注》

(11)羅光: 《天主教在華傳教文集》

*劉羡冰，澳門中華教育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