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鄭觀應故居遺物
《崇德厚施》橫匾考

澳門下環龍頭左巷十二號是鄭觀應的故居，俗稱“鄭家大屋”。這是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瑞所建的大夫府第。鄭文瑞先生是沒有考到功名的文人，榮祿大夫的名銜是封賜的。鄭家大屋二道門“榮祿第”的橫匾後面，至今還掛着一塊橫匾，上書“崇德厚施”四個大字，上款是誥封榮祿大夫鄭文瑞……，落款是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撫一等威毅伯曾國荃。

曾國荃，字沅甫。河南湘鄉人，是淸末湘軍首領曾國藩的胞弟。也是湘軍的悍將，1862年(同治元年)5月包圍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南京)1863年擢浙江巡撫，1864年7月曾國荃率都攻陷天京，淸廷予曾國荃“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1866年調湖北巡撫，1876年後任山西巡撫，曾經是淸末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曾國荃和鄭文瑞、鄭觀應父子素不相識，1859年鄭觀應在上海寶順洋行做雜務工時，曾國荃已經是著名的湘軍將領了。爲甚麼戰功顯赫，身居山西巡撫高位的曾國荃不惜紆尊降貴向地處嶺南澳門鄭氏父子送來一塊“崇德厚施”的橫匾？

一、天災人禍的背景

1877年(光緒三年)是丁丑年，1878年(光緒四年)爲戊寅年。這兩年間，以山西、河南爲中心，旁及直隸、陝西、甘肅全省及山東、江蘇、安徽、四川省部分地區，形成了一個遍及華北、華東、西南、西北的大旱荒區。這些地區大部分已經亢旱兩年，所以更是災上加災，造成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由於災情的嚴重程度超過了中國近代史上任何一次旱災，史稱“丁戊奇荒”。

其實早在三年前即光緒元年，淸政府就出現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慈禧太后第二次垂簾聽政--中英滇案--海防經營--左崇棠西征--晉豫大旱--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天災人禍接踵而來。

窮兵黷武的淸政府派左宗棠西征，好大喜功的統治集團旣征糧餉又借洋款，使得國庫更加空虛，同治末年左宗督辦西征糧餉轉運一切事宜，光緒元年又命左宗棠實力籌辦西征糧運事宜。淸政府上層不乏頭腦淸醒的官員，地處災區的山西巡撫鮑源深奏: “內地空虛，暫停西征，固守開塞，俟邊外夷糧旣足，內地財用稍立，再飭師西進”。李鴻章奏: “新疆各域界俄英波斯等國，非中國目前力量所能兼顧，請諭西路各統領，但嚴守現有邊界，不必急圖進取，其已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酌量撤停，即以撤停之餉，匀作海防之用。”

昏庸的統治集團並不接納這些建議，一意孤行，1875年9月24日，“命各省將久解西征協餉於一年內先行各提解一半，其餘一半仍隨每月應解協餉陸續分解。各省關應解協餉，自本年始，月淸月款，不準絲毫再有蒂欠。”於是反對西征的山西巡撫鮑源深和不解西征餉糧的山西布政司林壽圖先後被解除職務。1876年9月20日調曾國荃爲山西巡撫(代鮑源深)，曾國荃臨危授命，深知前景艱險，危機四伏，硬着頭皮走馬上任，於1877年6月4日正式接任山西巡撫。

二、山西奇荒人相食

1877年初，正是前任山西巡撫鮑源深和新任山西巡撫曾國荃，新舊交接之時，山西滴雨未下，加上1876年一冬無雪，故春荒即很嚴重，一些貧民祇能“挖食草根樹皮”勉強度日。由春至夏，雖偶有微雨，但從無深透，麥收無望。農民們祇能改種蕎麥雜糧，希望稍有補救。“無如自夏徂秋，天乾地燥，烈日如焚，補種之苗出土仍復黃萎，收成觖望。”(1)旱情發展到此，不但沒有糧食，連草根樹皮也無處可覓了。

晉豫大旱驚動了皇帝，1877年7月18日光緒皇帝冒着酷暑一再祈雨，但仍無濟於事，旱情繼續發展。1877年8月19日命李鴻章借撥海防經費，祇能動用國庫中的國防經費，以應山西賑恤急需，9月14日李鴻章奏覆借撥十萬兩。9月27日又以山西河南旱災嚴重，命於部存關稅及天津海防經費項下撥銀賑恤。9月29日李鴻章奏覆勉強從海防經費項下續撥二十萬兩，其中十四萬兩給山西，六萬兩給河南。同時李鴻章也在奏覆中大嘆苦經，希望以後不要再將海防經費抽分他撥，因爲當時海軍經費每年號稱四百萬兩，而三年來，實際祇有二百萬兩，平均每年僅得六十餘萬兩。淸政府國庫空虛，捉襟見肘的局面暴露無遺。

前任山西巡撫鮑源深向朝廷上疏奏報災情: “……原冀春雨依時，可接麥熟，詎意亢旱日久，官民捐賑，力均不支，到處災黎，哀鴻遍野。始則賣兒鬻女以延活，繼則挖草根樹皮以廋歲。樹皮旣盡，亢久野草亦不復生、甚至硏石成粉，和土爲丸，饑餓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斃，無日無之，慘目傷心，興言欲涕。”(2)

新任山西巡撫曾國荃也在奏議中稱: “各屬亢旱太甚，大麥業已無望，節序已過，不能補種；秋禾其業經播種者，近亦日就枯搞。莫不飯茹殆盡。且多掘觀音白泥以充饑者，苟延一息之殘喘，不數日間，泥性發漲，腹破腸摧，同歸於盡。隰州(今隰縣)及附近各縣約計，每村莊三百人中，餓死者近六、七十人。村村如此，數目大略相同。甚至有一家種千畝而不得一餐者。詢之父老，咸謂爲二百餘年未有之災……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多，大祲奇災，古所未見。”(3)

前後兩位山西巡撫向朝廷報告災情，震動了紫禁城，淸政府專門派工部侍郎閻敬銘前往山西，實地考察災情，稽查賑務。閻敬銘親眼目睹這場災難之後，向朝廷報告: “臣敬銘奉命周歷災區，往來二、三千里，目之所見皆系鵠面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風怒號，林谷冰凍，一日再食，尚不能御寒，徹旦久饑，更復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繞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僵。統計一省之內，每日餓斃何止千人! 目睹慘狀，夙夜憂惶，寢不成眠，食不甘味已累月。”(4)

一篇題爲《丁丑大荒記》的碑文眞實的記錄了山西災民吃草根樹皮，乃至人吃人的慘劇: “……人食樹皮草根及山中沙土、石花，將樹皮皆剝去，遍地剜成荒墟。貓犬食盡，何論雞豚；羅雀灌鼠，無所不至。房屋器用，凡屬木器每件買錢一文，餘物雖至賤無售；每地一畝，換麵幾兩、饃幾個，家產盡費，即懸罄之室亦無，尚莫能保其殘生。人死或食其肉，又有貨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食，較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爲尤酷。自九、十月至四年五、六月，強壯者搶奪亡命，老弱者溝壑喪生；到處道殣相望，行來餓殍盈途。一家十餘口，存命僅二、三；一處十餘家，絕嗣恆八、九。少留微息者，莫不目睹心傷，涕灑啼泣而已。此誠我朝二百三十餘年來未見之慘凄，未聞之悲痛也。”(5)

朝廷特派大員工部侍郎閻敬銘和山西巡撫曾國荃在聯名上折的奏疏中驚呼: “古稱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今日晉省災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豈非人倫之大變哉! ”

從以上的文字資料反映出山西省已陷入了人間地獄的悲慘境地，由於災情奇重，山西省於1877年8月(光緒三年七月)開辦官賑，但以後仍長期亢旱，情况不斷惡化，經山西巡撫曾國荃奏請，賑期一再展延，直至1879年夏賑務才基本停止。

三、鄭觀應熱心賑災

由於淸朝政府錢糧匱乏，除了“官賑”就要依靠民間的“義賑”，於是具有資本主義經濟背景的紳商文人自發地組織起來，籌集資金，從事救災活動，鄭觀應是其中傑出的代表人物。

鄭氏父子素有熱心公益，樂善好施的傳統。

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瑞是一名布衣塾師，先後在香山和澳門設私塾授徒，他不僅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旣在家鄉香山三鄉雍陌村捐資修築石板長街，(6)還早在1871年就參與倡建澳門鏡湖慈善會，成爲倡建值理之一，1876年江南旱災，消息傳到澳門，鄭文瑞即“捐資爲倡，並諭伊子鄭觀應等在上海籌捐。”

自1877年(光緒三年)山西大旱開始，鄭觀應就與上海知名人士經元善、謝家福、嚴作霖等辦籌賑公所，賑濟山西災荒，1878年鄭觀應又“與徐潤、盛宣懷等人辦義賑公所。此外，復捐賑濟河南、直隸、陝西等省災荒”工作，宵衣旰食不遺餘力、至1879年2月(光緒五年)籌得善款銀六萬七千兩八錢四分二厘。光緒五年四月間，鄭觀應又邀同葛繩孝、李麟策、胡培基、沈善經等設立公所，先後共經捐募銀十四萬二千八百二十兩六錢九分七厘一毫。爲山西救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鄭觀應全力投入救災工作，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鄭觀應運用他在商界的關係和影響，使救災籌款的活動做得有聲有色，充分激發了各界人士愛國愛鄉的熱情。“捐戶旣極繁及遠近，匯收之處亦復不少，如上海除卑所外，尚有果育堂、輔文堂、保嬰局、保安堂，外省則澳門、廣州、福州、紹興、安徽、湖州、香港、漢口、煙台、湖北、寧波、牛莊、汕頭等處，均有募收紳士，隨時匯交起解。各該紳士心切拯災，大都不求獎叙。”

救災籌款的組織工作是十分煩瑣的工作，其中涉及大筆款項、現金。鄭觀應爲籌賬工作人員制定了工作規則，力求淸廉，防止貪污挪用，保證善款能全部用於救災。鄭觀應在管理上非常嚴格，他在《致危埠同人經勸義賑淸賬書》中強調善款賑目要限期及時核淸避免賬目混亂，他說: “滬上同人現與蘇、揚兩處商定，先將協賑收解各款截至十五日止，核淸結。如遠近勸捐款承交來滬者共有幾路，某路共捐若干，一路中分任籌募者幾人，某人共勸若干，逐層開列，以便匯具淸折，稟報江蘇撫院，聽候分別奏咨，昭示大信。”

鄭觀應對參加救災募捐的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他在《致揚鎭籌賑公局論收捐款及散賑人誓文四條》中嚴格規定: “一、收捐款者及散賑人均無薪水、夫馬費。如系寒士，家費無酌者，由籌賑同人另籌，按月酌送，不許在捐款開支。二、收捐款者與散賑款人舟車、伙食等費及所用筆墨、紙張、賬簿，所雇差役等費用工銀，皆由同人另籌，不許用賑款分文，以期涓滴歸公，俾杜浮支而收實效。三、所收捐款不準移獎，以符義賑之名。如各爲籌款起見，所得之款當開列淸賑登報，並刊征信錄，俾人人皆知均歸賑濟之用，而籌賑與散賑者不許因此得受朝廷職銜，庶上不愧天，俯不怍人。四、以上三條，凡籌款者及散賑款人必須自己親筆繕寫一份，對神誦一遍以自警。‘如有陽奉陰違，侵蝕賑款，當受天誅，雷殛火焚’字樣。以表無私，天日共鑒。”

鄭觀應在救災籌款的工作中再三告誡屬下的工作人員“任大事者不避嫌疑，然尤不可假公濟世”。他預見到工作繁忙，人員衆多，良莠不齊，“必有冒充局中招誘拐騙、偷漏厘稅之事。必先預爲之防。”

善款和救災物資畢竟有限，爲了有效的使用這些錢糧，儘量送到災民手中，鄭觀應在救災工作中認眞、細緻、管理嚴謹，他在查賑工作中提出: “設立總局以備支應。刻就兩聯賑票，內載某縣、某莊、某戶大小口，刷成送縣用印後，即分四鄉查戶。每鄉董事極少三人，書差亦如之。再分兩路，按莊邀同莊董，地保挨戶淸查。除富室外，點口填給賑票。”防止錯漏。

災區的情况複雜，秩序混亂，災民中貧富參差。有些刁民窮凶極惡，冒領僞裝，混水摸魚現象時有發生，而善良老實災民則得不到應有救濟。鄭觀應實事求是，結合災區的實際情况，採取有效的措施: “極貧酌加者注明加給幾次，臨給同發。若災民遷徒守候，僞飾貧困，圖冒領者，宜示莊董: 一戶舞弊，合莊停賑。”鄭觀應用“停賑”重罰以儆效尤，制止舞弊和混亂局面的漫延。

鄭觀應制訂的這類嚴格的規則，保證了救災籌款的順利進行使大筆善款能很快的集中使用，一定程度的減輕了山西災民的苦難，拯救了啼饑號寒的千千萬萬山西同胞的生命。

四、樂善好施功德無量

鄭氏家族自1871年起就從事慈善事業，被朝野上下交口稱譽，聞名遐邇。鄭氏家族的義舉不斷受到淸政府的表彰。鄭觀應不僅在“丁戌奇荒”期間大聲疾呼，爲募捐籌賑到處奔走，而且身體力行按照他母親的遺願，將存銀一千兩捐給災區。

1878年(光緒四年)李鴻章奏準奉旨旌表:

“據稟: 一品封職鄭文瑞，並妻陳氏，平日散則殖善，見義必爲。其子道員官應等，仰承先志、救災恤鄰、迭襄義舉，洵屬積善貽謀，一門薰德，自應將其生平篤行采入廣東香山縣原籍志乘，以彰風化。候咨廣東督撫院飭遵繳。

爲札飭事之光緒四年十二月初四日，準禮部諮開: 儀制司案呈內閣抄出直隸總督李附片，奏稱: 廣東香山縣人候選道鄭官應之故母一品命婦陳氏病歿時，積存千金，遺命遇災助賑。鄭官應克承先志，已將存銀一千兩匯寄來直，除飭局兌收撥用外，應請旨准其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等因。光緒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年機大臣奉旨: ‘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1879年(淸光緒五年)9月，直隸總督李鴻章又以“歷辦晉賑捐輸出力”保奏。11月上諭: “鄭官應着隨帶加三級。”12月，山西巡撫衛榮光“以道員鄭官應等募捐晉省義賑出力，不邀議叙保奏，請將在事各紳姓名載入各原籍志乘。”淸廷“着照所請。”

1881年(光緒七年)2月李鴻章又以鄭觀應及其家屬在捐賑晉、豫、直等省災荒有功，奏請將捐賑事迹和有關人員姓名，載入原籍廣東省志和香山懸志。淸廷批准所請。

1883年(光緒九年)8月，山東巡撫陳士傑稱鄭觀應前在上海勸捐協助山東賑款有功，上諭傳旨嘉獎: “心存利濟，見義勇爲。”

鄭官應在所有的慈善活動中，對山西旱災出力最多，送到山西的賑銀額也最高。他不僅拯救了千萬山西災民，也幫助當時的山西巡撫曾國荃渡過了難關。因爲曾國荃自1875年復出之後，在官場上面臨着新的考驗，山西省百年不遇的旱災，直接影響曾國荃的仕途前程，搞不好他會重蹈覆轍，像他的前任鮑源深那樣灰溜溜的下台。在一籌莫展之際，鄭觀應從民間籌集了大筆賑銀，救濟災民，防止山西社會出現大規模的動亂，保持了相對穩定，也保全了曾國荃的山西巡撫地位。對此，曾國荃是感同身受、心領神會的。所以在鄭氏家族澳門新居落成之際，曾國荃欣然命筆，鄭重其事的送了“崇德厚施”的匾額，表達了他對以鄭觀應爲代表的鄭氏家族高度評價和感激之情。

澳門鄭家大屋二道門內的橫匾“崇德厚施”是十分重要的歷史之物，它是淸末中國社會多災多難歷史的產物，是鄭觀應家族的榮譽，也是鄭觀應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愛國愛民的形象寫照。

【注】

(1)《荒政記》，《山西通志》，卷82。

(2)《光緒朝東華錄》第一冊，總第409頁。

(3)《曾忠襄公奏議》，卷五，卷八。

(4)《光緒朝東華錄》第一冊，總第514,515頁。

(5)《荒政記》，《山西通志》，卷82。

(6)《重修石街碑誌》，澳門日報特稿，1992年8月7日第14版。

*徐新，澳門文化司署高級技術員，《澳門社會科學學報--濠鏡》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