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澳門的文化視野: 世界與中國

黃曉峰

吳衛鳴速寫: 澳門玫瑰堂 37×29cm·1993

為何要提“澳門文化”?

1991初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組團到葡萄牙交流考察,回澳門後有這樣的報導:

……由於我們在介紹本澳文藝事業概况時,提到過在本澳文化司署任職的黃曉峰先生去年在一次學術硏討會上提出“要深入硏究澳門文化——即既非全部中國化又非全部葡國化,而是融合中葡兩國文化,具有中葡兩國文化特點的一種澳門特有的文化”的觀點,引起了多位學者的興趣和關注,建議中葡雙方都把此作為硏究課題,為澳門文藝事業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起推波助瀾的作用。(1)

以上所引本人的提法顯然有不盡準確之處。我對“澳門文化”這一槪念的提法絕非僅僅是一個“旣非全部中國化又非全部葡國化”的簡單化問題。這三、兩年來,我一直在思考“澳門文化”這個東西。這種對“澳門文化”的思考是由我近年來一直接觸“澳門文化”所引起的。一方面是擔任澳門《文化雜誌》的編輯工作,使我不得不面對連篇累牘的論述澳門的文化傳承與衍變或更大量的有關葡中文化交融的文章;另一方面是我在撰寫有關澳門現代藝術和現代詩的評論文章時必須面對澳門特有的美學現象也促使我不得不引起對“澳門文化”獨特景觀這方面的思考。

原來,我是這樣解釋“澳門文化”這個槪念的:

……甚麼東西能夠在澳門這塊彈丸之地永存下去呢?幾百年已往的澳門歷史將變為過眼雲煙,而“澳門文化”則要永存下去,因為“澳門文化”不是人類的不幸的棄嬰,而是東西方文明遺下的寧馨兒,它早經歷史的陣痛呱呱墜地,終於要在新世紀人類文化的廣闊區域佔一席之地。

我想,“澳門文化”這個概念是值得注意的,儘管現在還難以給它下一個準確的定義。然而,它似乎可以被看作出自以東西方兩種異質文化之歷史性撞擊所引致逆向交流而生成的一種區域文化。對所謂的“澳門文化”之客觀價值的充份認識,恐怕要推遲到未來的幾個世紀才逐漸顯示出其重要性來。(……)由於衆所週知的歷史因緣而形成的今日的澳門文化的獨特景觀,對於東西方兩種異質文明之交往前景,都具有某種特殊意義的重要性。

如果說,在文化人類學的巨帙篇章裡將不會缺失“澳門文化”這特殊的一頁,那未,世世代代的澳門人,尤其是二十世紀末仍然想坦蕩蕩地以澳門為家的澳門人,就值得留戀這塊美麗的彈丸之地了。

爲此,澳門人應該關注的是,“澳門文化”的存在價值以及如何豐富它?(2)

提出“澳門文化”問題絕非美文學修飾的需要,也不是單純爲開展一場“澳門文化熱”的小規模學術討論而“小題大作”的書生文章。由於澳門1999年回歸的問題難免引起某種“人心浮動”的隱憂,澳門人必須重新評估自身的價值取向。因此,對於“澳門文化”的確認,不僅是澳門人自身“穩定大局”與“自強開放”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中葡雙方爲共同繁榮澳門所必須達致的有益且具有建設性的一種可取的共識。

我曾在一篇論及澳門文學的文章裡提出這樣的看法:

澳門的回歸,還是二十世紀最後一年的事兒。即使到1999年,最後一批在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者撤走了,他們也沒有辦法帶走所有的東西,這就像他們在澳門軟硬兼施統治了四百年,卻不能征服澳門的中國人那樣,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雙方都變成上帝(讀作歷史)手中的工具。上帝借助於手中的工具為東西方的長期糾葛創造了“澳門文化”這個畸形的私生子,並且要把它無私地奉獻給新世紀。澳門文化作為文化人類學的一個獨特單元,必將在遠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徹底終結的時刻更加惹目地引起東西方人類良知的深刻反思,而作為人類以痛苦的經歷為代價而換取的一種精神財富將備受走向未來的人類新一代的關懷。無論人類過去的歷史多麼可笑,但澳門曾經作為東西方文化溝通的一條曲橋幽徑存在着,它不僅為中國社會的近代化和現代化引進了誘發的因子和催化劑,也曾為西方偉大的啟蒙運動時代轉輸去東方文明的薈萃精華。這種許多世代從未間斷的東西方多元文化的逆向交流也給澳門這塊彈丸之地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從而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然而,直到目前為止,“澳門文化”這一個如此重要的現實課題卻被人們忽略了,或者根本視而不見。許多人祇知道澳門是一個聞名世界的“東方蒙地卡羅”,澳門有輪盤賭、百家樂、角子機、跑狗、跑馬、夜總會、舞女、暗娼、馬介休、葡國雞、魚蝦蟹……,他們壓根兒沒有想到,在這些使摩登遊客沉迷的勞什子之外,澳門的榮耀和迷人之處是與利瑪竇、南懷仁、湯若望、鄭觀應、容閎、孫逸仙……等從事傳播科學文明和具有改造社會理想的偉大人物的名字分不開的。

澳門歷史的複雜性亦表現為現實的豐富性,這也相對地深化了澳門文化的內涵。然而,並非有多少澳門文化人(如果可以這樣稱謂的話,而一般總稱為“知識份子”)對澳門文化具有深刻的歷史感的,而澳門知識靑年一代(新世紀澳門社會的中堅份子)對澳門的過去與未來的認同,似乎仍處於兩難的游離狀態。最現實的一件事,即澳門的回歸問題,並不是所有的澳門人(當然包括靑年一代)都一廂情願的,因為這種歷史的飛躍關係到澳門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東西方長期的逆向交往而形成的澳門的獨特的文化色彩是否能保存下的問題。(3)

對澳門文化的評估與確認,不僅是澳門人當前的迫切課題,它對澳門今後的繁榮發展具有頭等重要的深遠意義;而目前更重要的是,無論是葡萄牙方面還是中國方面,對澳門文化的評估和確認取得共識是解決澳門回歸問題之一項最具建設性的策略目標。衆所周知,從目前一些葡國人過份強調葡萄牙文化在東方的影響力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而在中國方面有些人祇把轉型時期的澳門看作“經濟特區”之外的另一種“經濟特區”而無視澳門文化對於豐富與發展中華文化所具有的獨特功能,毋疑是與“一國兩制”的政策方針背道而馳的,亦大大不利於1999年後澳門社會的繁榮走向。如果中葡雙方跟澳門人一樣都把“澳門文化”看作是一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有的精神財富,恐怕對今後發揮澳門的優勢或最優化治理澳門將具有全方位的指導意義。

澳門文化的宏觀視野

澳門文化是迄今四百年東西方兩種異質文化逆向交流的獨特產物。倘從新世紀人類文明整體發展的視角來審察澳門,這塊彈丸之地引人注目之處不僅僅在於它相當豐富地提供了一座兼具東西方文化特色和中葡文物景觀的人類文化博物城可讓人騁懷遐想以便於作嚴肅的反思觀照;澳門的精彩之處恐怕乃在於它經由長時期東西文化交融所產生的客觀的人文價值方面。它確確實實已成爲人類兩大文明——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到了近代進而直接發生糾葛和交融而形成的一泓文化綠洲。祇有出於無知或患上自閉症的人才把澳門看成是一個乏善可陳的“文化沙漠”。

所謂“澳門文化”,不應被簡單化地定義爲某種歷史積澱的靜態的槪念。“澳門文化”應被理解爲一個由差異而交結並趨向整合的動態系統,它具有相當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我們從客觀的歷史向度審視澳門文化多元的價值取向就不難發覺,中華文化與歐西文化相互激盪互相影響乃至滲透融合絕非僅僅以澳門的自然地域爲交叉邊界的,但澳門作爲溝通中西文化的一個窗口與渠道,尤其是人類在近代發生的具有全球性意義的第二浪潮的衝激交匯打通了中國與整個世界的封閉隔絕,澳門在中西文化溝通方面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是至關緊要的。近代中西文化的相互激盪特別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表現乃在於啓蒙思潮和理性運動的互相影響方面,幾個世紀以來,澳門一直起着不可或缺的觸媒和催化作用。

在“西學東漸”之風興起之前已經出現了“中學西漸”的熱潮。人們不難發現,由異質文化圈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干涉現象,往往造成相當大範圍的歷史反饋,由此直接改變了雙方的社會發展進程甚至引起質變。首先,我們看到中華傳統文化對西方近代文明發生的一定影響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而這種影響顯然直接跟曾經居留澳門的傳教士有關。從利瑪竇以來,在澳門從事宗教活動的耶穌會教士從不間斷主動擔當中西文化雙向交流的傳薪人角色(4)。大約在十六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末葉這一段歷史時期,通過澳門作爲中西交往的一座橋樑,才出現具有近代意義的中西文化交匯。早年傳教士的譯述曾經對歐洲啓蒙思想家和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都有過深刻的影響,這已不是一般意義的“文化對話”了。

澳大利亞著名學者約·梅遜在這方面的見解很能說明問題。他說:

耶穌會傳教士身在中國,而其影響或許在歐洲倒更大些。因為他們寫往歐洲的信件,以及他們翻譯過去的中國文學作品,給伏爾泰和其他許多反對教會的歐洲啟蒙思想家提供了一些世俗文化的範例;這個範例說明一種世俗文化,無須成為基督徒也可以達到高度的文明,也可以實施高尚的倫理道理。通過耶穌會傳教士的譯著和函件在歐洲流傳的這種中國觀念,真夠諷刺性被用來攻擊歐洲教會的權力和影響。而那些中國哲學著作和科學著作的譯本,一經流傳,必然會對歐洲的思想產生更為廣泛、更為深刻的影響。哲學家萊布尼茨就尤其深受中國哲學思想的影響。一些學者由此認為,萊布尼茨提出的數學計算法的思想,以及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著作中佔重要地位的辯證法思想,都是在與中國思想接觸後在歐洲產生的直接結果(5)

把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來源追溯到由澳門傳教士西傳的中國理學的影響並非是奇談怪論,在這方面著名的硏究中國科技史的學術權威李約瑟亦有相同的看法,其高見亦發人深省:

馬克思主義,正如我們知道,在某種意義上是黑格爾的派生物。實際上,據說,很可能馬克思自己也說過: 早先,黑格爾是一個兩腳朝天的人,是他使黑格爾腳踏地的。我記不清其確切的語句。但這句話包含着辯證思想,把辯證法用於自然本身而已,如同恩格斯的名著《自然辩證法》告訴我們的那樣。你必然會問: 歐洲的辯證唯物主義來源於何處?循着黑格爾的蹤跡,我們可以追溯到萊布尼茨,可是之後卻難以在歐洲找到辯證唯物主義的源頭了。不過我們知道,萊布尼茨曾對中國的哲學抱有極其濃厚的興趣。在中國的(如果說得正確一點兒,應該是“在澳門的”——筆者註)耶穌會傳教士中,很多人是萊布尼茨朋友,他們向他提供過有關中國的資料和信息,尤其是有關十一、十二、十三世紀新儒學的情况,其中涉及到中國人的進化思想,宇宙結構層的思想以及“理”的構成原則。(……)從總體來說,新儒學對世界的看法同辩證唯物主義是一致的,我認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如此容易在中國流傳的原因。為甚麼那麼多的中國知識份子會輕易地靠攏馬克思主義?因為這似乎就是他們自己的基本思想重返故里,不過是穿了件新外套而已。(6)

澳門的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舉足輕重的中介角色,利瑪竇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奠基人。他於1582年從澳門啓程而到1601年才抵達北京,幾近花費了二十年的光陰,這說明文化傳播之路的漫長與曲折。差不多就在這段時間裡澳門出現了一所“東方最早的西方大學”——聖保祿大學(創建於1602年),它一時成爲展開中西“對話”的文化傳播中心。(7)像利瑪竇以後由聖保祿大學培養出來的傳教士“大都聰明特達之士”(8),“他們帶來的科學知識不僅爲中國所無,而且在西方也還是很新穎的”(9),耶穌會教士爲東方傳來了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文明之光,並使“一個不以耶穌會士主觀意志爲轉移的客觀效果和社會功能得以實現”(10)。即使時至今日,葡萄牙傳教士中仍然有人在做重新把儒學經典翻譯成葡文的艱難工作(11),而在澳門就有一位學貫中西的神父(12)費了畢生精力迄今仍在埋頭著述論證中西文化交融的深遠意義。

這位宣揚中西文化“殊途同歸”的傳教士回首往事時這麼說:

大明帝國以複雜及心態迎接來自“四海”之兄弟,並與他們分享着土地、食物、文化財富和血液。它吸收了我們的一切,諸如基督教和其它歐洲的文化和技術成就。既沒有屈尊,也沒有失去本身的特色,真是恰到好處。

我們不僅共存,而且還和睦相處,共同富裕,不論是軀體上還是精神上,結合兩種不同的文化而創造了第三文化。

澳門的兩位上帝——葡萄牙和中國,他們善於調和生性之不同並都以中庸之道為處世哲學,這並不違背福音。這是基督教義和中國人智慧的結合。(13)

昔日的澳門雖然曾被賜予“上帝聖名之城”的美譽,但西方殖民主義與中國封建主義兩者絕不可能在澳門這塊彈丸之地共渡田園牧歌的寧靜日子,中西方文化交融而終必呈現殊途同歸的大同世界,恐怕還要經歷一大段苦難的歷程。傳教士的善良願望即使在“大明帝國”時代亦付諸東流。似乎中國人多半與基督教精神無緣,而西方資本主義的形成和文化復興卻與宗教革命有關,尤其是西方的現代化社會(即使是“美國式”的)仍然不得不以基督教精神作爲一根現代“精神文明”的有力支柱。昔日澳門“東方梵蒂岡”的聖名已被今日澳門“東方蒙地卡羅”的俗號所取代。從這一點可以看到澳門在二十世紀逐漸發生的驚人變化。這種社會蛻變與其說是喜劇性的,毋寧看作是一種歷史的悲劇。昔日宏偉的聖保祿教堂早已付之一炬,如今祇剩下一堵頹圯的門牆供遊人憑吊。雖然澳門現在仍存在着好幾座古老宏偉的教堂,但到教堂虔誠祈禱的華人實已屈指可數了。

神學作爲一門人文科學(Wissenschaft)在西方有悠久的傳統和豐厚的基礎,可是它始終不能作爲一門人文科學的“最高學科”在中國的文化學術領域中建立起來。這種“特殊國情”很值得文化心理學者作深入的硏究。中國文化近百年來一直爲自身面臨的重重矛盾所困擾,直至現在仍陷於傳統主義與現代主義、相對主義與絕對主義、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啓蒙主義與蒙味主義的困境。如何走出這矛盾重重的困境?最近有一位靑年華人學者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個非常尖銳的看法。他是這樣寫的:

當今正在改塑之中的中國文化形態,絕非是把自然科學納入自身就算完成,也絕非建立起合格的人文科學就算完成。(……)對當代中國文化來說,首要的要求是接受來自於十字架上的普世挑戰,這乃是我們的文化重建的根本出發點。(14)

當我們必須超越傳統與反傳統之爭以及必須超越東西方文化之爭的時刻卻大談基督教文化似乎是不合時宜的。但我們在追溯澳門文化的源流時卻不能迴避這個明顯的事實,即由傳教士傳播的基督教文化之中的確含有可以稱之爲“民主之精華”的“合理內核”。它一旦被中國文化的前驅銳進份子所吸收,就有可能轉化爲反封建主義的精神武器。

近代化(或現代化)和傳統之間的糾葛或衝突形成一種歷史張力,我們正可從澳門的文化影響去追尋這種歷史張力達到何等驚人的強度。祇要對中國近代、現代史稍微熟悉的人都不難發現,中國封建社會逐漸解體的整個過程跟來自澳門的文化影響有着或隱或顯的微妙關係。大凡中國近代史上與社會變革有直接關連的風雲人物或先驅知識份子,他們幾乎多半跟澳門結下了很深的緣份。如果說,把澳門看作是近代孕育中國社會偉大變革的一條輸精管,似乎並無任何誇張之處。

不妨在這裡列舉幾個例子說一說,希望有更多專家學者在這方面作全面深入的探討。在中國近代化的自強運動時期,出現了像容閎和鄭觀應這樣的人物。容閎原來是澳門鄰近鄉村的一個農家孩子,自小被澳門傳教士收養,終於被造就成爲第一個在耶魯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他後來對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洋務運動都有一定的影響。(15)鄭觀應中年在澳門定居,他的名著《盛世危言》就是在澳門寫的。這本強烈要求改變封建專制制度的憂患之作不僅對孫中山有過深刻的影響,(16)甚至後來還影響了少年毛澤東的救國思想。(17)魏源和林則徐也都到過澳門。魏源到澳門有“如遊海外”之感,賦詩說“天風吹我大西洋,誰知西洋即在澳門之島南海旁”,(18)他受到傳教士一定的影響,反而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他來澳門蒐集資料編著的《海國圖志》,後來傳到日本促進了日本變法維新的思潮。而林則徐於鴉片戰爭前夕巡視澳門促使他更加看淸楚了滿淸政府的腐敗無能,增強了力挽狂瀾的決心。(19)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爲和梁啓超曾於1897年在澳門創辦鼓吹改革社會的《知新報》,以澳門爲鼓吹維新變法的輿論陣地,影響甚大。(20)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洪秀全等人早年也受到澳門基督教義很大的啓示,後來到香港加入拜上帝會,隨之發動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起義運動,希圖採納外來思想去改變中國的面貌,幾乎取得了成功。太平天國運動向儒教發起了眞正的挑戰,主張急進的土地改革,要求改革婦女的不平等地位,打出平均主義的革命旗號,這些行動顯然是依據基督教教義。由此可見,西方基督教義的“合理內核”包涵有“民主精神”的因素並非難以與“中國式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其中奧妙頗耐人尋味,值得反省。

孫中山先生就是一位基督教徒。這位革命先行者其一生跟澳門幾乎有密不可分的親緣關係。他跟無數關心祖國命運呼喚社會覺醒的仁人志士一樣,早年一踏足澳門就放眼世界,由此愈益激起改造中國的決心。孫中山先生十二歲隨母親離鄉去國之時,他親眼看到的第一個城市便是澳門,他平生第一次接觸到西方文化也是在澳門,正如他後來自述的那樣,這使他“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孫中山先生後來爲國民革命奔波不息,澳門不僅成爲孫中山先生的一個落腳點,甚至還可以說,澳門實際上已成爲孫中山先生的一個小小的“革命根據地”了。(21)

中西文化通過澳門進行的雙向交流算起來也祇不過三四百年而已,但這種文化交流卻誘發對方引起了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其影響到底有多麼巨大多麼深遠,恐怕還不是目前所能完全估量得到的。然而。這種雙向的文化交流實際上形成了中西兩種異質文化的融合,而這種無遠弗屆的文化融合最終將擴大爲全人類文化的大融合,而受益者亦爲全人類,而不會祇局限於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上述的觀點在澳門出版的一本論述葡中文化交融問題的專著(即《殊途同歸》中譯本)裡有深刻的表述,不妨就把它的結論摘引如下:

澳門四百年的歷史極為雄辩地證明,祇要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像其摹仿者那樣做人,永為朋友和兄弟,始終不渝,那麼人與人之間即使來自天涯海角都不存在互相對抗或者不可調和的兩極分立,而必定殊途同歸。在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關係中,任何一個國家如同任何一個人一樣,都不會窮到拿不出任何東西給予他人,也不會有任何一個國家富到不能再接受任何東西。世上並無“文化太監”。

在同一土壤和環境中,伴隨着深入的相互滲透和自然的接觸與共存而發生的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演變的現象稱為文化轉移。其變化過程比文化適應過程更為完整。事實上,文化轉移不僅包括吸收新成份(新文化)的思想,而且還包括了對先前的和舊的成份的改善,因此這意味着持續不斷的更新和合乎時宜。另一方面,文化適應過程與社會化有關,即某一群體,向不同的世代傳播文化特徵。這種情况在“文化轉移”過程中並不發生。

如果說全部文化是在內外成份(嚴格地說,不存在完全土生土長的文化,因為所有各種文化,即使古代文化也罷,都標誌着一種內與外,新與舊的綜合)相融合的過程中,經持續不斷地接受、吸收和改造而形成的話,那麼,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一富有生氣的過程就會在永恆的跨進中不斷地超越現狀。(22)

最後,我們還想借這位學貫中西的澳門傳教士的眞知灼見爲“澳門文化”做一個比較概括的詮釋——

由於精神上的完全開放,在我們人類的軀體和靈魂上潛移默化的文化滲透要比其它任何文化存在形式好得多。從無限的時空觀來看,這段葡中歷史為此提供了活生生的總結。因此,我們有着兩種古老而不同的文化——葡萄牙文化(應該讀作“西方文化”——筆者注)和中國文化(應該讀作“中華文化”——筆者注)。這兩種文化在創造性的交融中相撞,共同打下基礎。這就是澳門(文化)的現狀。(23)

遲做總比不做好

“澳門文化”不單是澳門人的精神財富,它是中葡文化交融的碩果;不僅將成爲一個寧馨的私生子進入中華文化的大家庭,它終究還是一份爲全人類所有的文化珍寶。

澳門正在迎接一個徹底消除殘餘的殖民主義和殘餘的封建主義的新世紀。澳門這塊彈丸之地雖然小之又小,但它的文化價值絕不是微乎其微的。在未來人類的大同世界裡作爲東西文化交融的一座人類文化博物城,它必定獲得所有地球居民的靑睞。澳門文化一旦經過重新評估與一致認同之後,必將像一座光芒四射的燈塔屹立在南中國的珠江口一角大放異彩。無論是作爲一種歷史象徵還是一種精神標記,澳門文化應該受到眞正的關注與保護,並使之不斷豐富與發展。

然而,目前就澳門社會各有關方面而言,對澳門文化的認識、發掘、保存、硏究、促進、發展等工作仍然沒有放到議事日程上,不是由於缺乏長遠的眼光就是缺乏整體性的發展規劃,致使澳門的文化景觀屢遭破壞,澳門的文化資源益顯枯竭,澳門的文化氣息逐漸消失,似乎澳門在商業競爭的時代裡無法逃避淪爲一個祇知角逐利潤的“經濟特區”的厄運,而沒有意識到澳門在這個世紀末的倒數時間裡,如果積極把它建設爲一個獨特的“文化特區”將會帶來更大得多的甚至是無法估量的利益。因爲澳門一旦以其獨特的人文景觀和誘人的文化氣息向整個世界開放的時候,它必將以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成爲一個迷人的人文旅遊勝地,其“經濟效益”亦必將隨其“文化價值”而猛然攀升。“澳門文化”本身就是一個聚寶盆,到處都有搖錢樹,而大可不必把這個美麗島弄成市儈狗販之地。

爲此,請關心澳門文化現狀與未來的專家學者想一想,大伙兒該先做些甚麼好?怎樣做好?然而無論如何,早做總比遲做好! 遲做總比不做好! 這首先必須爭取中國和葡萄牙雙方的關注和支持,進而吸引世界各地有興趣的專家學者一道兒來硏究澳門,攜手開發澳門的文化寶庫。

〔注〕

(1)莫名: 《一個澳門人眼中的葡國》。

(2)黃曉峰: 《澳門現代藝術與現代詩評論》1991。

(3)黃曉峰: 《澳門文學的預產期和現代詩的妊娠反應》,見《澳門現代詩刊》(創刊號)。

(4)第一位到達澳門的耶穌會士(Societas Jesus,The Society of Jesus)是貢薩勒斯(Gregorio Gonzales),其時爲嘉靖三十五年(1556)。稍後有多位神父來澳門傳教,他們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建立會所,後來改稱聖保祿學院,到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擴充爲聖保祿大學,成爲耶穌會在澳門(也是在遠東)建立的第一所大學。據說,這間“位於1602年建造的聖母教堂一側的聖保祿大學曾在東方發揮了非凡的作用,特別是在中國同西方的文化交流方面”(引自由澳門基金1991年會舉辦的澳門文化硏討會的論文;《聖保祿大學: 傳統與啓示》)。據統計,從1594年至1779年的一百八十多年間,由里斯本來澳門傳教的耶穌會士430人中有200人在聖保祿大學學習中文,其後有130人被派往中國內地傳教(見王治心: 《中國基督教史綱》)。又: 萬曆十三年(1585)全國有天主教徒20人,萬曆三十三年(1605)猛增到1000人,萬曆四十三年(1615)5000人,崇禎九年(1636)38000人,順治七年(1650)150000人,康熙三年(1664)250000人,雍正十三年(1735)高達30萬人(參閱沈福偉: 《中西文化交流史》P.373-374)。

(5)約·梅遜: 《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見《中國傳統文化再檢討》下篇,商務印書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P. 267-268。)

(6)同上,P. 284-285。

(7)關於“聖保祿大學”的具體情况,據澳門的一位神父介紹: “根據1591年在羅馬由Cláudio Acquai viva大主教首次出版的“Ratio Studiorum”,人文學、藝術(哲學)和神學(1507)學科的重新學習也歸功於Alexandre Valignano。有一份文件介紹了耶穌會已形成學歷結構的教育的特點。但是在教學實踐中,Valignano同樣借鑒科英布拉藝術學校的規章制度,並進行充分的摸索,使其適應在中國而不是在歐洲的人的需要”“隨着正式組織藝術(哲學)和神學高級課程,同樣開始授予與其相應的學位”“經過多年的努力,大學建成了一座藏書豐富的圖書館,有四千多冊書。後來還建立一個印刷所,開辦了繪畫和音樂學校,語言課程,一家有個小診所的藥舖。Alexandre Rhodes在寫給法國的信中這樣說: ‘On Yapprend toutes les sciences que nous enseignons dans toutes nos grandes académies. ’——Domingos. M. 《澳門,遠東的第一所大學》,里斯本,1968。”(引自澳門基金會1991年主辦的澳門文化硏究會論文之一: 《聖保祿大學——傳統與啓示》)

(8)《明史·外國傳》

(9)周揚: 《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載《光明日報》

1979.5.8。

(10)黃啓臣: 《澳門是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西文化交匯的橋樑》(論文稿)。

(11)指戈振東神父,他曾在中國傳教逾半個世紀,現在居住葡國,高齡已近九旬,仍在翻譯中國文化經典,近年澳門文化司署已出版了他的葡譯《詩經》、《易經》、《尚書》、《孟子》、《孝經/中庸/大學/論語》以及《禮記》等。

(12)指潘日明神父,澳門文化司署已出版他的重要著作《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

(13)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序言。

(14)劉小楓: 《走向十字架上的眞理》P. 370,香港三聯書局出版。

(15)容閎(1828-1912),廣東香山南屏鄉人,小時入澳門馬 禮遜學堂,道光二十七年被傳教士送去美國,於耶魯大學名列前茅畢業,咸豐五年(1855)回中國投身洋務運動,曾親赴太平天國天京向洪仁玕提出新政建議,甲午戰爭時舉荐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商議國是,爲中國近代改良主義的先驅。

(16)鄭觀應(1842-1921),他在澳門定居的“鄭家大屋”迄今猶在(澳門龍頭左巷十號)。鄭在澳門撰寫《盛世危言》期間,與孫中山過從甚密,成爲忘年交。1895年,孫中山於香港西醫學院畢業後二年,鄭觀應曾函請洋務官員盛宣懷向李鴻章推荐孫中山。

(17)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接受埃德加·斯諾訪問時談及他靑少年時代的事說: “我常常夜裡很晚,把我房子裡的窗戶掩蓋上,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用這樣的方法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書我非常喜歡。”美國著名學者R·特里爾在他寫的《毛澤東傳》中也明確指出: “一本倡導改良呼籲技術進步的書——《盛世危言》,使毛澤東形成了這樣的思想: 爲了拯救自己的文明,中國必須借鑒西方的東西。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買辦。他使毛澤東產生了這樣的考慮: 爲了中國的命運,他應該走出韶山,去學習更多的知識。”

(18)引自魏源在澳門寫的《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魏源在鴉片戰爭時參與浙東抗英戰役,後來曾將林則徐主持翻譯的西方史地資料《四海志》增補爲《海國圖志》。

(19)林則徐巡視澳門的情形,波爾傑當年目擊描述甚爲精采,見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的《中國和中國人》(波爾傑著)。

(20)《知新報》1897年2月22日在澳門創辦,康有爲直接籌劃,由康廣仁、何廷光、徐勤主持,梁啓超積極撰稿,鼓吹變法維新思想,其政論往往爲“《時務報》所不敢言者”(見梁啓超《致汪康年函》)。該報初爲五日刊,後改旬刊,至1901年1月20日停刊,共出一百三十三冊。

(21)澳門現在有一座“國父紀念館”,原來即爲孫中山的原配夫人盧慕貞的故居。孫中山在澳門鏡湖醫院行醫,

(22)進行革命活動時曾受到澳門多位葡籍友人的支持,至今在澳門猶傳爲美談。澳門人對孫中山有很深的、很特殊的感情。這種感情,往往在澳門人的言談或文字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來。在澳門的學術活動中也可以看到硏究孫中山已成爲最熱門的課題。

(23)潘日明;《殊途同歸》後記。

同上書的序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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