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在近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一、明代澳門在近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澳門成為中國通往世界各國的海運中心

自明代鄭和結束七次遠航後，原來自中國起航，往來於南海和印度洋各國的海船，就被歐洲興起的海上強國葡萄牙船隊所取代。原來起源於中國自東向西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也轉而成爲逆方向，由西而東的近代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轉變不僅是它在航路方向上的改變，而且也是它在性質上的改變。以前中國通過這條航路是與亞非各國進行和平友好互利的朝貢貿易。自葡人達·伽馬開闢新航路後，就改變了這條航路的性質，轉而成爲以武力向海外擴展其殖民勢力的海上工具。他們先佔領印度半島的卡利卡達(Colicut 即古里)、柯欽(Cochin)、果阿；印尼的蘇門答臘海港，亦由此向爪哇、婆羅州和摩鹿加群島(1)發展其勢力。他們還佔據東西海上交通的要衝馬六甲等地建立其殖民勢力。上述這些國家大多與中國明朝有貢舶往來和貿易關係，葡人東來以後，原來的這種關係就被破壞了，代之而起的卻是以澳門葡人(以下簡稱“澳葡”)爲中心，把他們以前佔領的上述馬六甲、柯欽、果阿……等地連接在一起，形成一條聯繫歐、亞、非三大洲和促進東西方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動脈。因此，16-17世紀的澳門港是葡萄牙殖民者在東方海上稱霸時代的重要國際海港。

自葡人租居澳門港後，該港形勢就有了很大的轉變。這首先表現在: 葡人從此不必隱瞞其國籍，也不必混在南洋貢舶船隊中進出，不但能以合法身份進出港口，而且擁有使用和經營港口權。據《明史·佛郎機傳》記載，葡人此時到澳門的“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居。”可見葡人到澳門的人越來越多，連南洋各國來的商人見到他們反而“畏而避之”。澳葡得此機會，澳門港就被其獨佔。

1578年明朝平息了沿海的倭寇騷擾後，決定對各國貢舶重新開放廣州港。但東南亞各國的貢舶要先到廣州的外港澳門。葡人就包攬了中國經澳門與這些外國舶商間的轉手貿易和海運的大權。據記載這一大權肯定是當時中國官員給予的優待。葡人對這種優待曾報以厚禮“須帶價值四千兩白銀的禮物，去謁見受托經營這些商務機構的官員。在船舶裝好貨物啓航後，葡商再要奉獻幾乎是此數一倍的銀兩。”(2)因此，葡人還享有種種特權和豁免權。這是任何外商所不能享有的。例如: “一艘兩百噸級的葡船，經第一次丈量後，繳付白銀一千八百兩作爲泊稅，以後每次抵港只須繳納此數的三份之一。而其他任何外國商船無論是第一次，還是以後每次，都須繳納白銀五千四百兩。對葡商在廣州購買的所有商品，其徵稅額也要比其他外商所繳的低三份之二。”(3)

中國的海禁政策曾封閉了沿海各港的對外開放；也束縛了中國海商和東南亞各國商人與葡商的競爭，使澳葡得以壟斷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澳門曾一度成爲中國對外貿易唯一的國際市場。澳門又是中國南海的門戶，廣州的外港。澳葡租地建港後，發展很快不久就成爲國際貿易的航運中心。澳葡是中國與外國貿易的轉運者。他們經營貿易的主要對象是: 日本、馬尼拉、暹羅、馬六甲、印度的古里、柯欽、果阿和歐洲。於是澳葡就操縱了以澳門爲中心的以下幾條國際航線:

第一條是澳門→馬六甲→印度果阿→葡本國的歐亞航線。這條航線以澳門港爲樞紐，自葡殖民者佔領印度的果阿後，果阿設有葡總督，印度的古里、柯欽，乃至馬六甲和澳門都受它的管轄，因此這條航線就把葡國的殖民地海港連接在一起，從澳門起航，途經受它控制的馬六甲和蘇門答臘，然後經印度的葡屬海港柯欽、古里和果阿，最後抵達歐洲的里斯本。這是一條最重要的主航線，也是澳葡的生命線。

第二條是澳門→日本的航線。中日之間自秦徐福東渡起，經唐宋元各代一直就有航線，本來用不着澳葡來作媒介，從澳門中轉到日本。但在這歷史時期，日本的倭寇與中國海上的反政府力量結伙在中國沿海騷擾掠劫，隨後日本又發動對當時的中國保護國朝鮮的侵略戰爭，中日關係惡化，正常貿易中斷。澳葡就成爲中日貿易的中介人，並爲此成立了一個中日貿易船隊，承擔了這條航線的貿易。

第三條是澳門→馬尼拉(菲律賓)→阿卡普爾科(墨西哥)→秘魯等拉美各國的亞美航線。本來中菲兩國從宋元以來，就早有直接通航，也用不着澳葡作中轉。1565年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群島後，菲律賓的海外貿易運輸就掌握在西班牙佔領者的手中。當1581年西班牙第二次統治葡萄牙後，就開辟了澳門→馬尼拉航線，但艘次有限，並不發達。到了17世紀20年代左右，由於葡西兩國關係改善，因此兩地的海運、貿易都有了發展，而此時中國自己往來於馬尼拉航線上的商船，時常受到荷蘭艦隊的搶掠。如1617年一年就被劫11艘，於是葡人利用與荷蘭有休戰協定的條件，與西班牙協議，由他們向西班牙提供中國商品。從1619年以後的十餘年間，中菲航線的貿易幾乎全爲澳葡所壟斷。

第四條是澳門→東南亞巽他群島海域各島的航線。這條航線包括到爪哇、馬都拉、蘇門答臘、蘇拉威西、加里曼丹和文萊(古稱渤泥)以及帝汶、馬魯古、巴厘等各島嶼的航線。上述這些島嶼絕大多數自古和中國都有友好的朝貢貿易和貢舶往來，中國海禁後，就由澳葡取而代之了。

這樣，澳門港就成爲中國通往世界各國的海運中心。

澳門港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港口

由於中國不准外商來華貿易的海禁政策以及上述各條新航路的開辟，原來與中國沿海各港口進行貿易的外國商船就都集中到澳門，它就日益繁榮，不久發展成爲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海港。今將各條航線的貿易情况簡介如下:

(1)澳門→歐洲航線: 據記載從澳門通過印度果阿到歐洲里斯本的這條航線，每年從中國出口的絲織品達5000箱，每箱裝有一百匹天鵝絨或錦緞，還有150匹輕絲織品。(4)而馬丁·馬提尼(Martin Martini)只提到1300箱。此外，還有2200--2500根金條，每根重10兩；麝香800磅；還有小珍珠、寶石、瓷器、糖和其他各種物品。(5)這條航線由葡國王室組成的大帆船艦隊獨佔，從里斯本啓航時，主要載運水晶、毛織品、紅布、葡萄牙酒和英國時鍾……等商品。他們從沿途停泊各港口，以這些商品換取當地其他產品，駛離果阿後，前往柯欽購買寶石和香料。然後到馬六甲採購來自巽他的更多香料。這樣，到澳門時就可牟取厚利。如一百公斤胡椒，在馬六甲只值四達卡，而在中國卻能賣到十五達卡。(6)這些商品運到澳門後，用於交換中國的絲綢、然後再轉運到日本市場出倍，換取金條銀錠。王室艦隊在澳門停留數月後，將交換來的黃金、白銀、絲綢、珍珠、麝香、象牙和木雕刻的藝術珍品、瓷器、漆器等貨物運回葡國。不難想象，此類商品在里斯本這個當時歐洲最大的東方商品銷售中心出售時，可獲驚人的利潤。

另據70-80年代我國硏究明代國際貿易的作者稱: “當時從澳門運往印度果阿轉到歐洲的貨物中以生絲爲大宗，僅生絲一項自1580-1590年的十年間，每年運往果阿的生絲約3000多擔，價值白銀24萬兩。以生絲換得的白銀，從果阿運到澳門的白銀達九十萬兩之巨。”(7)

(2)澳門→日本航線: 實際上是歐洲至澳門航線的繼續向日本延伸。澳葡把從歐洲、印度運來的白銀、貨物在中國出售後，又以低價收購中國的生絲、綢缎、金屬(鉛、鍚、水銀)、中藥材(麝香、茯苓等)、紡織品等運往日本。初到達的港口爲平戶、橫瀨浦、福田浦等，自1570年起被指定爲長崎港。中國的生絲和絲綢是日本人最喜愛的商品，一斤生絲運到日本可賣到20倍的價錢，他們在日本高價脫手後，再換回日本的黃金和白銀、漆器和造船的木材等抵澳門。黃金和白銀的比價在日本要低於其他任何地方。日本黃金的儲藏量最豐富，被用於交換歐洲和印度的珍奇異物、香料、棉毛織品，特別是中國的生絲和其他商品。結果，黃金從日本輸往澳門的數量相當可觀，據說葡商與日本貿易的興旺時期，黃金的年輸出量高達三百噸。(8)但有學者認爲這個數字未免過大。據法倫廷(Valentijm)估計此項貿易的年成效額爲黃金60-70噸。(9)有的葡商還在日本的主要口岸娶了最富有的日本人女兒，由此與日本形成血緣和社會習俗的關係，大大鞏固了他們在日本的商業地位。(10)

(3)澳門→馬尼拉→美洲航線: 這條航線原由福建漳洲月港開闢通往馬尼拉，再中轉到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後因中國海禁，又自1581年西班牙統治葡國後，按西葡八項和平條款: “規定葡人有權與西屬馬尼拉自由通航，通商。”因此開闢了澳門→馬尼拉航線。中國重開海禁後，澳門和福建漳州月港航行至馬尼拉的商船，1588年爲46艘。此後1609-1612年每年平均爲37.2艘。(11)這些商船滿載中國的絲綢、瓷器和其他的日用品。從馬尼拉海關每年對中國貨物徵收的進口稅來看，每年平均佔該港進口稅總額的50%以上。到17世紀初，每年竟高達80%。最高年份竟達92.06%。(12)貿易總額超過百萬比索。(13)可見中國商品在菲律賓對外貿易中佔有絕對重要的地位。中國商品運到馬尼拉後，除在當地留銷一部份外，絕大部份裝上馬尼拉大帆船。船上裝載的貨物中，有90%以上是中國貨，其中主要是生絲和絲織品，有時多至1200箱。(14)所以被稱爲“絲綢之船”，又因其航行於太平洋上的新航線，人們就稱這條航路爲“太平洋上的絲綢之路”。中國絲綢等商品從澳門(包括從月港)航運到到馬尼拉，再由馬尼拉大帆船運至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從那裡到墨西哥的內地商路上，馱運中國貨物的騾子就達七萬五千頭。(15)據記載到18世紀末，在墨西哥進口總值中，中國絲綢等商品，就佔63%。(16)大帆船從墨西哥返航時，又運載白銀(銀元)和其他貨物返回馬尼拉。然後，再轉運到中國澳門和月港。據估計從1656-1820年之間，墨西哥向馬尼拉輸送的白銀達四億比索，絕大部份流入中國。(17)又據王士鶴先生估計從1619-1931年從馬尼拉運低澳門的白銀約135萬比索。(18)西班牙國王爲了急於想得到澳葡對他的效忠，還於1594年下令禁止菲律賓和墨西哥同中國進行直接的貿易，但澳門可不受這一禁令的約束。但這一禁令並未奏效，福建月港與馬尼拉的貿易往來並未中斷。澳葡始終沒有獲得與馬尾拉的貿易獨佔權。

澳門→馬尼拉→美洲的貿易往來是中、菲、美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一部份。它所產生的影響也很大，以茶葉爲例，美洲種植茶樹的技術就是從中國澳門傳入的。(19)(4)澳門→東南亞各國航線: 澳葡至巽他群島各地的航線上，他們把中國生絲、絲織品、瓷器……等商品運到那裡，收購那裡帝汶島產的檀香和馬魯古群島產的丁香、豆蔻、胡椒等香料以及熱帶產品，運回澳門再向中國内地或轉運到歐洲銷售。香料貿易獲利最豐。加速了他們對東方殖民地的侵略和資本的原始積累。澳葡對暹羅的關係一開始就很友好。1511年葡人控制馬六甲後，葡政府就建議在暹羅大城和北大年設立商館。1518年葡人首次訪問暹羅。這是歐人旅居暹羅的開始。商館建立後，有利通商，葡人來暹者日多，成爲在暹羅最受歡迎的外國人，並操縱了中暹之間的貿易。(20)

以上的各條航線除了從澳門通往世界各地的貨運外，還經營客運，特別是西方的傳教士、使節、商人；東方的日本、朝鮮、東南亞、印度、阿拉伯乃至非洲黑人，凡來往於中國的，都要通過或留居澳門。中國人由於海禁，其他港口被封閉，絕大多數人都從澳門出口，飄洋過海到世界各地。

就這樣，澳門不但成爲當時中國通往歐、亞、非、美四大洲的國際貿易中心，而且也成爲近代中國東西方文化、科學技術交流的橋樑(這將在下面詳細論述)。

明代澳門港的興衰

隨着海外運輸和貿易的發展，澳門的人口增長很快，1561-1580年的20年間，澳門人口由500人增至20,000人，商業欣欣向榮，出現了各種行業，向海港城市發展。營造的房子是“高棟飛甍、櫛比相望”。據明代廣東御史龐尚鵬給朝廷的報告《區畫濠境保安隅疏》中談到澳葡“近數年來始入濠境澳(澳門)築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夷衆(指葡人)殆萬人矣。”(21)

這是當時葡人來澳門後，社會發展的寫照。到1635年，澳門已經發展成爲“東方第一大商埠”。這裡不但有葡人和華人，而且還有來自西方各國的英、法、德、意、西班牙、瑞士和東方的日本、朝鮮、東南亞、印度和非洲的黑人。這裡旣有東方的建築雕樑飛檐的媽祖閣，又有西方的方、圓、多角式的西洋樓。還有最早出現在中國的西式醫院、學堂、教堂以及興建起來的造火炮、造船和製造鐘錶等早期手工業。澳門的異國情調和繁榮景象也反映到我國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詩中所描寫的: “不住田園不樹桑，珴珂衣錦下雲檣”的葡國商人和“花面蠻姬十五強，薔薇露水拂朝妝”的葡國少女。澳門的美麗風光也反映在他的名著《牡丹亭》中柳夢梅游香山岙的多寶寺中。(22)

這時的澳門港已成爲遠東的著名海港。在國際影響上，已經超過廣州，甚至超過日本的長崎、菲律賓的馬尼拉和馬來西亞的馬六甲。但好景不常，這個黃金時代只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從17世紀20年代起，因國際形勢的變化，澳門的海外貿易和航運開始衰落。其原因:1)是由於日本侵朝戰爭結束，中日關係改善，兩國商船恢復往來。澳葡與日本關係因1620年澳葡傳教士在日本受到迫害，兩國關係開始惡化，澳門→日本航線遂告結束；2)是澳門→馬尼拉航線，因爲澳葡支持本國擺脫西班牙的統治，受西班牙殖民者控制的馬尼拉→澳門航線也因而中斷；3)是澳葡與中國地方官吏的關係開始惡化，禁止葡商人廣州貿易，給澳葡帶來不利，加之明末，中國連年内戰，反明的農民起義和淸兵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爭，使澳葡與中國内地的貿易也出現了滑波；4)是這時荷蘭已成爲海上強國，不甘心讓葡人獨佔澳門，就派艦隊封鎖馬六甲海峽，切斷澳門與馬六甲、印度果阿至歐洲本國的這條生命線，澳葡只能借助美國船爲其運送貨物。

以上情况表明，海上航路對澳門港的興衰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澳葡眼看自己苦心經營的這個港口的經濟日益衰退，也力圖再次振興。如曾遣使赴日本請求重開貿易，結果不但被日本政府拒絕，連使團人員和船舶也被殺被燒。又如他們企圖以武器支持明末政權抗淸復明，以求與中國内地加強通商聯繫，也因明朝滅亡而落空。儘管如此，自葡人租地經營澳門到1650年淸兵攻佔廣東，其間將近一百年，澳門港的經營雖有盛衰起伏，但它始終是中國對外貿易和海運的一個特殊的海港和主要的門戶。

二、清代澳門港在近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清代澳門港的興衰

當滿淸入關後，對中國的統治已成定局時，澳葡就意識到若不投靠滿淸新政權就有被逐出澳門的危險。於是它從助明反淸一變而爲與淸朝新政採取親善合作的態度。因而，淸政府對澳葡也未採取排擠，只在邊境設防，仍按明代賦役標準收舶稅。淸初，對外貿易仍沿襲明代貿易制度。到了1647年(順治四年)下令禁止外商直接到廣州與中國貿易，但各國外商可將貨物堆存在澳門港，然後准中國商人到澳門採辦，然後轉運到廣州。這樣，澳門又成爲來華的外國商船唯一的外貿樞紐港。淸政府出於消滅以海島爲根據地的反淸勢力的政治需要，於1656年又下令海禁: “不許片帆入口”，也不准人民擅自出海，但不包括葡船。這一禁令再次斷絕了沿海人民一向靠外貿生活的生計，卻又一次給澳葡提供獨佔中國外貿市場和海上運輸的機會。澳葡雖從淸廷政策中獲得這些良好機會，由於葡國本身在國際關係中地位的下降，始終未恢復到鼎盛時期的國際航運。從17世紀50年代起，航線重點只局限於東南亞地區與越南、暹羅、巽他群島各地進行轉口貿易和海上運輸。這時中國正於明淸兩朝更迭之際，由於澳門的特殊地位，許多不服淸朝統治的明朝遺臣和反淸志士紛紛逃往澳門，有的流亡到國外，爲推翻滿淸政府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因此，澳門港成爲這些反淸志士的政治庇護所和到海外進行革命的轉運中心。

1660年，淸廷進一步下遷海令，強令沿海居民毀棄世代生活和生產基地，往大陸內遷30公里，更不准商船漁舟出海，違背處死。其目的在於徹底切斷沿海人民與海上抗淸力量的聯繫。遷海令的對象原來也包括在澳門的華人。1664年，澳葡一方面向中國官府行賄請免；另方面托傳教士湯若望在北京向淸廷疏通。淸廷就借口遷海令屬於内政，不是針對國際的，因而免葡人内遷。

淸代實施的海禁和遷海令，封閉了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切港口，中斷了中國和海外各國的交往和貿易。這一政策從1655-1680年延續了長達25年月久，使整整一代中國人喪失了走向世界的機會，喪失了海運人才，阻礙了船舶、港口、航道等設施的發展，也使近代中國在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各方面與西方新興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更加迅速地擴大了差距。

1683年淸兵統一台灣後，次年(1684)下令廢海禁，宣佈全國開放四個港口設立海關。廣州海關於1688年將海關徵稅總口設在澳門(今澳門市區的關前街)。粵海關旣設在澳門，中外商船到廣州，首先要到澳門接受監督納稅。這樣，澳門又成爲當時全國四口通商中第一大港廣州的外港。到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淸廷又下令禁止中國人民往東南亞航海經商，本來澳葡也不例外，但經耶穌會士和廣東官僚代澳葡的求情，竟然准許不受此禁。這樣，澳葡又再次壟斷了中國通往東南亞各國的貿易和海上運輸航線。

這條航線從澳門啓航的商船滿載中國傳統的特產生絲、絲綢、瓷器、茶葉，至東南亞各國貿易，途經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再轉口至印度的果阿。由於葡國王若奧五世的准許，然後再向西廷伸至歐洲葡國本土和葡屬美洲巴西等地，將絲、瓷、茶等等商品脫手後，換得墨西哥銀元，牟取厚利。然後，再自美洲經馬尼拉返回澳門。這樣，從東半球的中國澳門起航就開辟了一條航行到西半球的近代“海上絲綢之路”，它把亞洲→非洲→歐洲→美洲連接在一起，形成一條海上東西大循環的環球航線。從而使澳門港重新振興，再次繁榮。1719年一年之間，注冊的商船就從9艘增至25艘，在澳門的葡人也增加到3567人。(23)

1724年(雍正二年)，淸廷下令對澳葡航運提出限制，指令將澳門原有25艘商船編號登記，但不准再增新船，出入港口要經中國港務監督官驗查。就在這時，葡國王以前給澳葡通航葡國本土和葡屬巴西的航行權，也宣佈截止，中斷了直接通航歐美的環球航線。再過兩年，淸廷鑒於南洋禁令給沿海依靠海外貿易爲生的人民帶來的苦難，地方官紳也因此失去稅利，造成財政困難，不得不先後在粵、閩、浙等省開禁。這樣，中國商船重新獲得與東南亞各國的通航自由，在貨源上與葡商展開激烈的競爭，澳葡失去了航運壟斷權後，於是又進入了一個新的低潮。

澳門成為販賣鴉片、人口的轉口港

(1)販賣鴉片: 澳葡爲了挽救這一經濟蕭條的逆境，力圖開辟新的財源，竟與英商勾結進行販賣鴉片的罪惡活動。在明一代，澳葡經營的吞吐貨物中大多數還是促進各國經濟發展，互通有無，有利於人民生活的，還沒有毒害中國人民身心的有害貨物。但是到了淸朝中後期，情况就發生了變化。明末淸初，鴉片只是作爲一種藥材，由葡人從澳門合法進口轉入内地，每年不超過200箱，直至1767(乾隆三十二年)也只有1000箱。但是到了1773年由於英商將印度鴉大量運進廣州出售，流入内地毒害人民，淸廷遂於1796年嚴令禁止。英商就將澳門作爲向内地販運鴉片的渠道。澳葡見利忘義，利用中國優待澳葡商船可免受中國海關檢查之機，與英商狼狽爲奸竟在中國禁煙之年，偷運2000箱鴉片經澳門轉入内地。1805年澳葡竟與英商議定，讓英國鴉片販子在澳門銷售，葡人收取佣金，充當其代理人，還包庇中國鴉片販子偷運入内地，甚至派武裝人員護航鴉片船。自1806年廣東巡撫下令嚴禁葡人利用澳門販毒後，淸廷又於1815年再次下令嚴禁在澳門販毒，並修訂海關章程: 載貨的葡船進出港口也要受檢查，才可放行。但葡人慣於向中國官吏行賄，風頭一過，故態復萌。至1818年，澳門又出現了販毒高潮。1822年淸廷下令兩廣總督阮元對此“認眞查拏”，他卻奏請: “暫事羈縻，徐圖驅逐”，這八個字後面，自然又是大批賄賂。1939年林則徐奉命到廣州嚴禁鴉片，英國鴉片販子見勢不佳，把存在澳門的鴉片轉移到距澳門港不遠的伶仃洋中的躉船上。(24)當時共有躉船22艘(每艘約存鴉片一千箱)，但被林則徐水師扣留，斷絕其與洋館往來，英國鴉片販頭子義律不得不交出全部鴉片二萬多箱，重三百餘萬磅，核銀八百萬兩。但澳葡仍採取陽奉陰違的手法，直到1839年力主禁煙的林則徐親自來澳門在蓮峰廟傳見澳門的英人頭領義律查禁其窩藏的鴉片後，才不敢輕舉妄動。(25)

各種中國船隻。中景右侧爲著名的船城之一

摘自哈爾德《支那帝國及中國韃靼人之記載》。

澳門港淪爲販賣鴉片的轉運中心後，鴉片流入內地毒害中國人民，對中國造成極大的禍害。這表現在: 一是吸煙者遍及全國“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道光十年黃爵滋奏摺》)；二是在財政經濟上，中國每年出口的絲、瓷、茶還不夠抵償鴉片的入口，還要補上白銀千萬兩以上，勞動人民“竭其於歲之操作，不足以償闇室之一燈(指吸鴉片煙燈)”(夏變: 《中西紀事》)。正如1838年黃爵滋說: “自1823-1831年(道光三至十年)歲漏銀一千八百萬兩，1831-1834年二千萬兩，1834年至今增至每年三千萬兩，再加上沿海各港，合之亦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用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26)他道出了鴉片對中國禍害之深。但是澳門港一直到兩次鴉片戰爭之後，香港已經興起，仍然與鴉片結下“不解之緣”。澳葡靠販賣鴉片發展澳門經濟的這段歷史是很不光彩的。

A. 當我們向廣州航行時，迎面碰上的大帆船。/B. 一種竹帆船，從頭至尾不用一塊木板。/C. 航行中的雙帆船，兩帆相對，兩桅杆分别在帆的外侧。/D. 一種用大塊石頭作錨停泊的船。/E. 窮人用來捕魚或運輸貨物的船。/F. 一種狹長，淺底的小長筏。/G. 葡萄牙人在這裡及果阿使用的娛樂小船。

(2)販賣人口:

澳門還是一個販賣人口的轉口港。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葡人早在明代佔據屯門港時，就有過販賣人口的不法行爲。到了淸代後期，爲了發展澳門經濟，增加其財政收入，在販賣鴉片的同時，又經營販賣中國“苦力”的勾當。1805年，澳葡接受了英屬印度總督制訂的，利用澳門港作爲販賣中國華工的計劃。在此後十餘年間，先後有數以萬計的華工被偷偷地集中到澳門港，再由葡國商船偷運到東南亞、西方各國的殖民地如: 新加坡、檳榔嶼、爪哇、蘇門答臘、馬尼拉、越南、暹羅等地，充當開採工礦、開墾農場的苦力。到1810-12年，他們也爲自己招募幾百名中國茶農，偷運到南美洲葡屬殖民地巴西里約熱内盧港近郊種植茶樹，後來又從巴西傳至墨西哥乃至南美各地。從澳門去的華工把種植茶樹的技術無私奉獻給美洲各國人民，而他們自己卻由於受不了南美的酷熱，後來竟全部死亡。(27)但澳葡對此並不從此收斂，反而將販賣華工更趨於公開化，甚至愈演愈烈，發展到1866年澳門販賣中國苦力的所謂“豬仔館”竟達40家之多，每年被販賣到海外的苦力達二萬四千人。(28)

但我們也要看到在這些苦力中，絕大多數是勞動人民，因爲在國内沒有活路，才無奈去海外謀生，他們在海外旅居從事工農業生產勞動和經營商業，在促進居住國的工農業生產、城鄉建設和商業繁榮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即使外國人也不得不承認。(29)

從澳門出國去海外的，當然也不全都是“苦力”，還有不少人則是因反淸失敗後，逃到澳門政治避難，然後經澳門出國。他們流亡海外，有的成爲追隨孫中山革命的信徒，也是後來擁護國内革命的積極支持者或直接參加者。他們在海外鼓吹革命，成爲反對滿淸政權的革命火種，點燃了海外各地的革命烈火；後來成爲國内歷次革命的一支主要力量；有的人旅居南洋各地勤儉奮鬥，自強不息，成爲華僑中的實業家和富商，對國内歷次革命或愛國運動，踊躍輸將，慷慨解囊。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 “華僑是革命之母”。從這一意義上說，澳門港又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爲振與中華而走向世界，他們不僅爲祖國的社會變革和經濟建設作出過重大貢獻，而且也爲居住國人民的民族獨立和解放，與當地人民一起，在反帝反殖鬥爭中並肩作戰，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鴉片戰爭後的澳門港

鴉片戰爭後，澳門走向歷史性的衰落，其原因: 一是中國被迫開放五口通商，中外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可以直接五口通航，不必再經澳門港；二是英國從中國割取香港，原來旅居澳門的英國和外籍人士紛紛移居香港；三是香港實行自由港政策後，各國商船可以自由進出香港，因而進出澳門港的外國商船急劇減少。

澳葡爲了不再使澳門港繼續衰落，1845年11月20日也仿傚香港擅自宣佈澳門爲自由港，允許外國商船都可來澳門自由貿易。澳葡先將自己的海關撤銷。1847年還摧毀了中國駐澳門南灣的海關稽查口，聲稱澳門已是自由港，不需要中國對走私活動的稽查，也不得向外國商船和中國來澳門的船舶徵稅。昏庸無能的廣東官員徐廣縉對此竟不敢提出抗議而一再忍讓，只是把澳門海關移到黃埔長洲，令在澳門的華商撤出。因此，澳葡的以上作法，不但未使澳門復興，反而迫使華商離開澳門，一度成爲空蕩蕭瑟的港口。

19世紀中葉，世界產業革命對航海事業產生了新的影響。現代的輪船取代了古代的大帆船。輪船吃水噸位越來越大，一直適合於帆船停泊的澳門港，就顯得水淺港窄，又由於西江的泥沙沉積於澳門水域，深度變淺，而隔海對峙的香港，由於江闊水深適於接納吃水噸位大的貨輪，香港的地理條件和位置都比澳門優越，實行自由港後，吸引了各國商船。從此香港取代了澳門港，其進出口貨運量迅速上升，形成了新的遠東海運和轉口貿易的中心，而澳門卻失去了昔日作爲國際海運商埠的重要地位。

【註】

(1)婆羅洲即今加里曼丹；摩鹿加(Molucca)群島即今馬魯古群島(Kepulauan Maluk)，亦稱香料群島。

(2)(3)引自《中葡早期通商史》第130頁注(52)和(54)

(4)《葡屬亞洲》引自第124頁。

(5)《歷史槪述》第124頁和注73

(6)杜瓦爾特·巴博薩: 《東非與馬拉巴爾》轉引同上第79頁注(65)

(7)轉引施存龍文載《中國水運史硏究》1991年第13期第88-89頁。

(8)肯普費爾: 《日本史》(E. Kaempfer，“The History of Japan”)第1卷第311頁。

(9)《日本槪述》(Beschrijving Von Japan)第24頁轉引上注(4)第130頁注(59)

(10)肯普費爾: 上揭書第313頁

(11)比里爾: 《16-17世紀西班牙美洲在亞洲的擴張》(Enesto de L. Villar，La Expansion Hispano-Americana en Asia(siglos xv1-xv11)，Mexico 1980)，第1155頁。

(12)蕭努: 《西班牙人的菲律賓與太平洋》(Pierre Chaunu，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eriques，Paris，1960)，第199-219頁。

(13)布萊爾與羅伯遜: 《菲律賓群島，1493-1898》(Emana H. Blair and James A.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第10卷第179頁。

(14)同上卷27第269-270頁。

(15)塞莫: 《墨西哥資本主義史》(Enrique Semo，Historicdel Capitalismo en Mexico，Mexico 1978)，第51頁。

(16)迭戈·G·洛佩斯·羅薩達: 《墨西哥經濟史教程》(Diego G. Lopez，Rosadn'Course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exico，Mexico 1963)，第99-100頁。

(17)布賽爾: 《東南亞華人》(Victor Purcell，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第614頁。

(18)轉引施存龍文同上注67第89頁。

(19)威廉、烏克爾斯: 《茶花》(William H. Ukers，All About Tea，1935)第1卷第215頁。

(20)陳棠花: 《泰國古今史》曼谷，1982年第19頁。

(21)淸·印光任、張汝霖: 《澳門紀略》。

(22)費成康: 《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6-67。

(23)引施存龍文同上注67第92頁。

(24)伶仃洋即零丁洋。

(25)范文瀾: 《中國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8頁。

(26)同上第13頁。

(27)同上注(79)

(28)埃貝爾: 《移民到大英帝國各領地的中國苦力》(O. C. Cambell，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to Countries with the British Empire)倫敦，1923年第153頁。

(29)如英人布魯克說: “苟無華人，吾人將一事無成”(Without Chinese we can do nothing)。

*陳炎，北京大舉教授，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