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一本漢語教科書反映的近代中德關係
薛葠、康慕羲《新式中文書面語入門練習冊》初探

李雪濤*

     本文對薛葠、康慕羲編寫的《新式中文書面語入門練習冊》(1912年柏林)的結構和內容進行了分析,認為這樣一本書面官話學習教材,不論是從其結構的處理、語法的講解、課件的選取,乃至中德學者的合作,都堪稱典範之作。書中對殖民的歌頌也給這本教材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同時這部教材無疑是當時“文明化”、“進步化”觀念下的產物。

     由薛葠、康慕羲編寫的《新式中文書面語入門練習冊》(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 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 Adolf Kammerich) 是作為柏林大學東方語言學院系列教材第二十二種(Lehrbücher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Herausgegeben von dem Director des Seminars.Band XXII) 於1912年由柏林的格奧爾格·萊默爾(Verlag von Georg Reimer) 出版社出版的。(1) [圖1]

     此書的內容所涉及的是書面官話,亦即從文言到白話過渡中產生的一種書面文體。當時的公薛葠、康慕羲《新式中文書面語入門練習冊》初探私信函往來,各類照會、報告都用這種文體,因此對於培養實用外交人員的“東方語言學院”來講,這些內容當然是至關重要的了,因為很多的學員去中國的目的就是在公使館或海關等機構任職,而這些文體是他們每天要處理的內容。從漢語的發展來講,這種文體的部分內容和格式實際上一直延續到今天。

     由於東方語言學院的實用目的,所有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以實際使用的語言教授為主而進行的。諸如中文的文言、印度的梵文等,在這套教材中是沒有的。

            [圖1] 《新式中文書面語入門練習冊》德文版扉頁

 

     東方語言學院的建立和發展

     以實用為目的的東方學,特別是把在主動和被動掌握現代語言以及對亞洲國家現實問題的認識方面作為重點,在德國並沒有傳統。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葉,當時的外交部將一些受過學術和軍事訓練的德國青年人送到亞洲各國的首都,以便於他們掌握這些國家的語言。1880年左右在外交和通商方面要求接受完全的東方語言訓練的專業人士的人數劇增。根據一則軼聞,由於缺乏翻譯的緣故,帝國總理俾斯麥1883年3月在柏林同中國公使的會談沒有如願以償地進行。鑒於此他表示應當訓練更多的德國年輕官員能夠在語言上與亞洲的一些大國進行溝通。在維也納的東方學院 (Orientalische Akademie) 和巴黎的東方語言學校 (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為德國建立類似的機構提供了現成的典範。

     有趣的是,第一位具體建議成立東方語言學院的是一位漢學兼滿族學研究家格羅貝 (Wilhelm Grube, 1855-1908),他當時是柏林大學教授中文的無薪講師 (Privatdozent)。格羅貝於1884年12月12日向教育部提出在柏林開設中文課程的申請,這也是他在教授中文時實際訓練之所需。其後由帝國總理府、教育部、稅務部以及財政部共同組成的委員會於1886年提交了一份呈文,建議在柏林大學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erlin)建立這樣一個學院。這在當時特別是作為外交上的考慮,目的是為了加強同亞洲世界的聯繫。基於這樣一份呈文於1887年頒佈了一項帝國法令,決定成立東方語言學院 (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簡稱:SOS),並於同年10月開始了它的工作。早在1887-1888年度的第一個學期就設立了六種語言:漢語、日語、印地語、阿拉伯語、波斯語以及斯瓦希里語。這個系從一開始建立就為當時的教學機構樹立了榜樣。除了語言方面的訓練外,東方語言學院更把如何理解亞洲國家的國情和風土作為重點,特別是其宗教、風俗、地理以及近代史的介紹。教學採取小班上課的形式,每個班限定在十二名學生以內。教師與學生的比例在1888年夏季學期為一比四,1913/1914年冬季學期為一比五點八。任課教師均是具有多年在國外生活經驗的專業人士:教授中文的阿恩德 (Carl Arendt, 1838-1902,他從1887年至1902年執教) 原本是德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接替他的佛爾克 (Alfred Forke, 1867-1944) 從1903年至1914年任教,以後他去了柏克萊 (Berkeley),並且於1923年在漢堡大學成為教授。

     學生人數持續增加,1887/1888年祇有九十八名學生,而到了1913/1914學年學生人數迅速增加到了三百零三人。而在1897年至1919年的二十二年間,僅學中文的畢業生就有一百一十三位獲得了文憑,佔東方語言學院所有畢業生的三分之一還要強。在前幾批的學生當中有一些後來成為了德國東方學的巨頭。在漢學方面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有福蘭格 (Otto Franke, 1862-1946)。他曾於1888-1901年間擔任德國公使館翻譯,後擔任中國駐柏林使館參贊,1907-1922年間任漢堡大學漢學教授,後轉為柏林大學教授。著作有後來幾乎成為漢學典範之作的五卷本巨著《中華帝國史》。(2)

     此外還有海尼士 (Ernst Haenisch, 1880-1966,其中1932-1945年間在柏林大學任教授) 和後來翻譯了為數眾多的中國古典小說而享有盛名的庫恩(Franz Kuhn, 1884-1961)。經教育部的許可,東方語言學院創辦了一份自己的雜誌《東方語言學院通訊》(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並於1898年開始出版發行。這是第一份在德國出版的有關東亞領域的漢學及日本學的專業雜誌,在以後的三十八個年頭中這份雜誌總共出版了八十五卷。除此之外,東方語言學院還出版了一系列語言教科書。

     東方語言學院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竟完好無損地得以倖存,並且在以後的幾十年中還培養了多位知名人士。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首先也意味着該學院在柏林將近六十年傳統的終結:許多學生和教員均喪生,位於多羅迪恩大街 (Dorotheenstraße) 上的校舍連同價值連城的圖書均在大轟炸中燬於一旦。

     1959年在波恩重建的東方語言學院繼續着它在柏林的工作。重新建立這樣一個學院的意義,在同年12月1日的慶祝活動中多次被強調。所不同於漢學系的是,東方語言學院的課程設置更注重實用性的目的。東方語言學院的中文專業頭幾年由羅織田 (Otto Ladstätter, 1933-)負責,之後由喬偉教授接替。1985年顧彬 (Wolfgang Kubin,1945-) 成為了學院的新負責人。2011年初顧彬教授退休後,廉亞明 (Ralph Kauz, 1961-) 接替漢學系主任教授的職位,同時也負責東方語言學院的漢語教學。

     兩位作者

     薛葠 (Hsüeh Shen) 在書上標註的是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講師 (Lektor des Chinesischen am Seminar)。此人似乎也沒有其他的著述。

Adolf  Kammerich 的中文名為“ 康慕羲”, 在中文的前言中可以看到。本書的扉頁上標註他為皇家海軍法院顧問( Kaiserl .Marinekriegsgerichtsrat),這也可能是為甚麼德文的前言 (Vorrede) 最後署名 Kiel/Berlin 的原因,因為 Kammerich 當時在海港城市基爾的緣故。可惜有關 Kammerich 的資料非常少,除了他的這本書外,基本上找不到其它的材料。

     德文和中文前言

     該書的前言有兩部分, 其一是德文的Vorrede,其二是中文的〈弁言〉,因為大部分德國人都看不懂,所以在下面註曰:“chinesische Vorrede” (中文前言)。這兩個前言並不是相互之間的翻譯,我估計是康慕羲和薛葠分別撰寫的,但在兩個前言中都署了兩個人的名字。[圖2]

     德文前言中,編者提到目前有關漢語的德文教材中,無疑都是教授漢語口語的。由於形勢所需,當務之急是選一些實際的中文文章,作為練習的材料來使用。這本書特別是為配合柏林的東方語言學院漢語教學而編寫的。正因為如此才使用了阿恩德 (Karl (Carl) Arendt, 1838-1902) 的拼音體系(Arendt’sche Umschreibung),這在當時東方語言學院的中文教學中一直被用到。同時,在翻譯的過程中儘量注意到新式中文的句子構造,所以避免了特別自由的翻譯,儘量使德文譯文與中文原句之間有一定的相似性。此外,編者還指出,句讀是為了德國讀者而特別加上的,一般而言中文是沒有句讀的。

     在語法解釋部分,編者提到首先應當讓讀者理解新式中文書面語的概念,從而讓他們更容易理解這一文體。他們認為,這一文體非常簡潔。更詳細的有關這一書面語的專門研究,需要另外開設課程教授。

     編者列舉了三部著作,分別是:1) Hirths Notes on the Documentary Style. 2) 小 Gabelentz的漢語語法 Georg von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1881。3)Wades Noten zu den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其中該書的 8-17, 53-67 的短文,直接是從 Wade 的書中選取的。

     兩位編者特別提出感謝佛爾克 (Alfred Forke,1867-1944) 教授。佛爾克於1911年剛剛出版了他的教材《衙門與新聞》(Yamen und Presse)一書 (3,跟該書可謂是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此外,在該書的出版方面,佛爾克教授也出了不少力。同時兩位編者也很禮貌地感謝了東方語言學院的院長、樞密顧問薩豪(Sachau)教授。

     薩豪 (Eduard Sachau, 1845-1930) 教授係德國著名的東方學家,自1872年起任維也納大學東方學教授,1876年轉到了柏林大學任教授,1887年任東方語言學院院長。他曾任維也納科學院和柏林科學院院士,皇家亞洲學會 (Royal Asiatic Society) 和美國東方學會的名譽會員。他曾遍遊東方各地,其主要成就在敍利亞和亞蘭 (aramäisch)方言方面。[圖3]

     〈弁言〉使用比較典型的“官話”體 (亦即兩位編者所謂的“新式中文書面體”)。編者首先提到儘管之前已經有了一些有關學習官話的書籍,但所教授的祇是口語而已:

                                         [圖2] 《新式中文書面語入門練習冊》中文〈弁言〉

 

     其穆臨福之五十章、阿恩德之華語編,及諸名家所著之官話等書,歷傳已久,皆為中西學官話者所賞識,奉為寶鑒。然此特士庶官商往來交談之便語,未嘗論及行文也。行文之書,祇有希爾特、嘉必烈二君所撰者最佳。奈其一是英文繙譯,非通達英文者不克窺其堂簾;一是古遠精微,非學問淵博者亦難望其鼎柱。(4)

     在官話口語方面,編者提到了兩位作者及其著作。這裡編者所謂“ 穆臨福之五十章”當指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或譯作穆麟德、穆麟多夫,1847-1901) 的《官話學習實用指南》(Praktische Anleitung zur Erlernung der hochchinesischen Sprache.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891) [圖4]。穆麟德係19世紀末的普魯士貴族,著名東亞語言學家,有一段時間曾受李鴻章 (1823-1901) 之託前往朝鮮,做了清朝的外交官。1901年在寧波去世時,年僅五十四歲。穆麟德1865年開始在哈勒大學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MLU)) 學習法學與東方學。他選擇了學習希伯來語,但並沒有學習任何東亞的語言。1869年他離開大學的時候也沒有畢業,因為那時受到家裡朋友的推薦可以到中國在由英國人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主持的中國海關任職 —— 赫德自1863年擔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掌權長達四十五年。穆麟德到上海後很快學會了漢語官話,在海關任職一段後,於1874年開始在德國領事館任翻譯,一直到1882年投靠李鴻章。1882年底穆麟德受李鴻章的推薦前往漢城,擔任高宗 [李熙 (1852-1919),朝鮮王朝第二十六代國王,大韓帝國開國皇帝 (1864-1907年在位) ] 的顧問,被任命為朝鮮外務協辦(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具體負責朝鮮海關的設立。1889年他重新回到中國,任職於中國海關。由於他對東亞特別是中國的豐富知識,他被任命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會主席 (Royal Asiatic Society,

          [圖3] 著名東方學家薩豪教授

China Branch)。鑒於穆麟德在東亞多年的工作和生活經驗,他有關官話口語學習的教材在德國當時也很流行。

     而“阿恩德之華語編”所指當是阿恩德兩部有關漢語官話的重要著作: 1891年出版的

               [圖4] 身着朝鮮官服的穆麟德

《中國北方官話手冊》(Carl Arendt, Handbuch zur nordchinesischen Umgangssprache, Stuttgart & Berlin: W. Spemann, 1891) 和1894年的《中國北方官話入門》(Carl Arendt, Einführung in die nordchinesische Umgangssprache. Stuttgart & Berlin: W. Spemann, 1894)。阿恩德曾於1856-1859年在柏林大學學習語言學,1865年到中國進行語言訓練,並於1866年主持天津德國領事館的工作。1868年至1887年間他在北京德國公使館和天津德國領事館任翻譯多年,因此積累了很多工作和語言方面的經驗。1887-1902年阿恩德任柏林大學新成立的東方語言學院講師,講授漢語北方官話。

                         [圖5] 1872年夏德與夫人合影

 

 

          [圖6] 著名語言學家漢學家賈柏蓮

 

    在書面官話方面(所謂“行文”),編者同樣提到兩個人物。其一是在德文的前言中提到的希爾特(亦即夏德 Friedrich Hirth, 1845-1927) 的名著《文件字句入門》(Wén-Chien Tzŭ-Chü Ju-Mén. Notes of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 by F. Hirth. Shanghai,Hongkong, Yokohama, and Singapore: Kelly & Walsh,Limited, 1888) [圖5]。夏德曾先後就學德國萊比錫大學、柏林大學等學校,並於1860年獲得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 (Ernst-Moritz-Arndt-Universität Greifswald) 博士學位。1870年到中國,在廈門海關任職。除了漢語之外,夏德在中外交通和中國古代歷史方面亦成就卓著。1902-1917年他出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東方研究院主任。英文本《文件字句入門》對當時學習書面官話的英語學生來講幫助頗大。

     另外一個重要的人物是著名漢學家嘉必烈(Hans Cono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也譯作賈柏蓮、甲柏連、甲柏連孜、甲柏冷慈、嘎伯冷茲、格伯萊茨、加布倫茨)[圖6],所指的重要著作當是《漢文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l,1881.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53.; 4., unveränd.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這部書是專門討論文言文法的,因此編者說它“古遠精微,非學問淵博者亦難望其鼎柱”,因為它對當時想要學習跟中國人打交道的書面官話的寫作,還是有很大的距離的 [圖7]。

     全書的結構與基本內容

    本書共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語法解釋(Grammatikalische Erläuterungen)、課文的拼音轉寫(Umschreibung)、詞彙和翻譯 (Vokabular und Übersetzung);第二部分是中文課文 (Chinesischer Text)。

     全書有德文目錄和中文目錄,不完全一致 (5)。

     德文目錄分為兩大部分A和B,其中A是對書面官話入門的介紹 (文法入門),而B則是八十篇實際的課文(學習課件),又包括:I私事信函,No.1-14為不同內容的短信 (總綱1-14號便函雜附);II官方或商業內容的信函,No.15-67 (15-16號官商信函文件);III報紙消息,No.68-80 (中文目錄中沒有專門列出)。

     在介紹書面官話之前,編者首先進行了定義:“書面語言 (文話) 與口語 (官話和俗話) 區別非常大,但是文話在整個中國都是通用的。”(6)在這裡,“文話”一詞也許晚清或民初使用過,但今天已經不再使用,因此在本文中使用了“書面官話”一詞。(7)

     之後分為ABC分別介紹了“書面官話”的詞法、三個句法特點和書信寫法的敬語。

                             [圖7 ] 1953年德國柏林德國科學出版社重印《漢文經緯》書影

 

    

     在A詞法中,介紹了如下內容:
     I 名詞 (S. XV)、量詞 (S. XVI)、多數 (S.XVI)、幾個重要字的使用 (“由”字、“把”字、“的”字、“與”字,S. XVII-S. XIX)。

     II 形容詞和副詞 (S. XIX-S.XX)。

     III 代詞 (分別解釋了第一人稱的“我/吾”,第二人稱的“你/爾”,第三人稱的“伊/其/之”,特指代詞“此/是/今/其/斯/彼”),關係代詞之“之”、“者”、“所”。

     IV 介詞和連詞 (S. XXII-S. XXIV)。

     V 否定詞 (S. XXIV-S. XXV)。

     VI 動詞 (S. XXV-XXVI)。

     在B三個句法特點中,編者說明了1) 雙字的節奏(相類似意義的疊加在一起),2) 雙字的節奏(語助詞的運用),3) 句末的虛字 (S. XXVI-S.XXVI)。

     在C“書信寫法的敬語”中,編者解釋了:1)信函開頭和結尾的一些慣用的寒暄短語;2) 開頭和結尾的慣用語,如“照得、啟者”等;3) 信函格式的要求 (如“抬兩頭”、“平抬”等)。

     實際上,這些解釋對於這本書的內容是遠遠不夠的,但因為這本書是作為學習公文、信函寫作的讀物和練習用書,所以其功用並不是過多地解釋其語法和習慣用法,而是多多進行練習。系列的教材之中,尚有專門用來解釋語法功用的專書。

     該書正文的編排很有特點,每一篇短文的結構都是相同的:
     1) 用阿恩德拼音體系轉寫的課文。

     2) 生 (字) 詞及德文解釋,除了標明註音和音調之外,尚有德文的釋義。

     3) 德文譯文。

     此外,對於詞彙的解釋,有參見 (vgl.),例如第2個課件的一開始“尊鑒”之後,就有:vgl.Erl. III. 1. (S. 3),意思是:參見C“書信寫法的敬語”中“3) 信函格式的要求”。這樣處理,既清楚明瞭,又避免了重複冗長。

     “課件”與中德關係

     一共八十篇的“課件”從內容上來看,不論是“便函雜附”、“官商信函文件”,還是“報紙消息”,大部分都是與中外商貿、外交相關的實際例子,其中8-17, 53-67的短文,直接是從Wade 的書中選取的,其內容涉及中英之間的交涉。而由該書編者所選取的,有一些是與德國相關的,如第一部分的第三篇,其中有“今日弟偕陳君往登俾士馬克樓遠眺”之句。(8) 第二十一篇是有關清政府發給德國公使館施姓學生護照的請求。(9) 可見編者在“本土化”方面還是動了一番腦筋的。

     一、課件之真實性舉隅

     所有的“課件”都是真實的。其中第二十三篇 〈參贊到津〉是天津辦理通商事務、直隸津海關道的官員發給時任德國領事穆臨福一紙頒發護照函。(10) 由於兩位編者對穆臨福完全不瞭解,所以在詞彙解釋和譯文中,僅僅採用了音譯“Mu Lin Fu”。(11)

     第三十一篇是當時任中國駐德公使呂海寰(1842-1927) 卸任後將回國之前,由德外交部設宴歡送的請柬。(12) 按1897年6月23日 (光緒廿三年五月廿四日) 呂海寰被任命為駐德公使,於1901年12月13日 (光緒廿七年十一月三日),同時兼任出使德國欽差大臣,我們大概可以知道這份宴會邀請信的時間是1901年底。

     第三十三篇“課件”是有關禮和洋行代辦德華銀行在廣州、香港、上海、天津各處生意的啟事。(13)

     第三十九篇“課件”是有關德國欽差入華調換駐廈門 (Amoy) 領事的照會。(14)在釋文中分別給出了兩個重要的領事的名字:馬上要離開廈門領事館回柏林的“愛伯格”(Aichberger)和當時尚任暹羅領事、馬上要到任廈門的“嘉必列”(Gabriel)。按,愛伯格 (Franz von Aichberger) 於1880-1886年任廈門德國領事館領事,(15) 此封照會當是在1886年愛伯格卸任前發出的。

     二、洪鈞出使四國的照會

     其中第四十一篇是有關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三大臣向德國、俄國、奧地利 (大奧國)、荷蘭(大和國) 以及英國、法國、意大利 (大義國)、比利時 (大比國) 派遣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洪鈞出任欽差大臣的照會。(16) 洪鈞 (1839-1893)1887年至1892年任清廷駐俄、德、奧、荷蘭四國大臣。照會中的日期為“光緒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為陽曆的1887年6月23日。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清政府與英、法等國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後,於1862年3月 (同治元年二月) 成立的政府機構,接管以往禮部和理藩院所執掌的對外事務。總理衙門由三大臣或軍機大臣兼領。初設時,奕訢(1833-1898)、桂良 (1785-1862)、文祥 (1818-1876) 三人為大臣,其中奕訢任職時間長達二十八年之久。在總理衙門的編制設置中,與德國交涉的事物以往歸在“美國股”當中。1900年之後,由於外交事務的重要性,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並被列為六部之首,分四司、一廳、五處,而“五處”之一便是“德國處”,可見當時德國事物對清廷的重要性。

     三、德國巡撫照會山東巡撫及山東巡撫照覆德國巡撫

     “課件”中第五十一篇和五十二篇分別為德國巡撫照會山東巡撫及山東巡撫照覆德國巡撫,起因是中國人凌辱德國人所引發的事端。從這一照會和另一照覆,可以清楚地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其中第51篇全文如下:


     德國駐劄膠州巡撫為華民凌辱德人照會山東巡撫

大德駐膠州巡撫張

照會事。前者中德堅定條約,不准華人擅辱歐人,且有劄飭各處地方官加意保護等語。不意德商現在膠州每受華人欺凌,兼作出許多無理背約之事,難以為情。本撫欲拿護此輩按照西律懲辦,奈其人非西人,與公法有礙。事處兩難,故請

貴撫臺派差彈壓,施以勸教,勿令其與西人作惡,則感荷無既。即本撫亦深囑我國商民,彼此取義求和,毋傷國體為要。倘仍坐視因循,置條約而不顧,恐與兩國修好之大局不便也。

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

大清欽加二品銜山東巡撫王

名另具  三月二十四日 (17)

     在第五十二篇的“照覆”中,王巡撫回答得非常巧妙,很得體地處理了這一危機:


覆駐劄膠州巡撫為華民凌辱德人照會山東巡撫大清欽差全權大臣山東巡撫王

照覆事。前者接到

貴衙門照會,內稱有德人在膠州地方常受華人凌辱,令本撫速派差役在彼隨時彈壓等語。聞命之下,自應按照

尊意妥實辦理。然

貴國軍商亦常在膠澳一帶動刀講武,傷害華民亦不乏人。此皆因兩國言語不通,風俗個別,致有彼此齷齪一節。有時德人欺辱華人,亦有時華人招辱德人,均當治以不法之罪。

貴撫臺何必過為偏執。現飭令屬縣派差前往彈壓,俾兩國商民無害。倘

貴撫臺亦能照行,互相觀望保護,本撫不勝感謝之至。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

大德駐劄膠州巡撫張 名另具 三月二十九日(18)

     在這裡,編者去掉了兩位德國駐膠澳總督和山東巡撫的姓名,代之以張和王 (這是兩個中國最常用的姓氏)。

     1897年11月1日,德國兩名傳教士在曹州巨野被殺,即有名的“巨野教案”,之後德國三艘軍艦以“演習”為名駛抵青島。清政府被迫於1898年3 月6 日 (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與德國簽訂〈膠澳租界條約〉。條約規定清政府將膠州灣租與德國, 租期九十九年, 在租期內膠州灣完全由德國管轄, 但“ 惟自主之權, 仍全歸中國” ( 1 9 )。在條約的第一端第五款同樣規定了“ 租地界內華民, 如能安分並不犯法, 仍可隨意居住, 德國自應一體保護”。( 2 0 ) 由於青島從理論上來講仍為中國的領土,所以那裡的華人理應由山東巡撫管轄。條約中的所謂“如能安分並不犯法”並不清楚,因為不知道所指是德國還是中國的法律。因此,青島總督就華人在青島的問題,與山東巡撫交涉,是很正常的事情。從山東巡撫的“照覆”中可以看到,他處理問題的能力是非常強的,也很靈活。在回答青島總督的“照會”中“不意德商現在膠州每受華人欺凌,兼作出許多無理背約之事”時,認為“貴國軍商亦常在膠澳一帶動刀講武,傷害華民亦不乏人”,並解釋其中的原因是“此皆因兩國言語不通,風俗個別,致有彼此齷齪一節”。最後提出了“有時德人欺辱華人,亦有時華人招辱德人,均當治以不法之罪”的解決方案。可見,山東巡撫並沒有攝於青島總督的壓力而屈服,而是有理有據地處理好了這件當時看來頗為棘手的事件。行文中,也表現出了不卑不亢的態度,實屬難能可貴。

     有關義和團的珍貴文獻

     兩位編者編寫這部教材的時候,義和團事件過去不久,此事又是針對西方人的“重大事件”,因此在所選取的“課件”中,有部分是與之相關的。如第三十五篇“告示”:


     步軍統領衙門為懸賞出示曉諭事,照得:

                                   [圖8a] 〈德人之在山東〉中文原文

     京城教堂燒燬殆盡,洋人無處隱藏,勢必紛紛逃匿。為此示仰爾士庶兵勇團民人等知悉,其有私匿洋人者,固為法所必誅。果能生擒洋人一名,男則賞銀五十両,女則四十両,幼則三十両,務須真正活口。驗明後立即照數領賞。其各懍遵勿違,特示。右仰知悉。(21)

     德文翻譯得非常詳細,同時分成了六個自然段,意思非常清楚。(22) “步軍統領衙門”亦即平時所說的“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領”,是清朝駐北京的武官,主要負責京師守備和治安,

                                                  [圖8b] 〈德人之在山東〉德文譯文

 

相當於今天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所謂“九門提督”統合北京內城九座城門(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安定門、德勝門、東直門、西直門、朝陽門、阜成門)內外的守衛和門禁,還負責巡夜、救火、編查保甲、禁令、緝捕、斷獄等,實際為清朝皇室禁軍的統領,品秩初為正二品,後於嘉慶年間 (1796-1820) 陞為從一品。這份由步軍統領衙門所發出的告示,應當是在義和團運動在京剛剛爆發之時。義和團運動剛剛興起的時候,慈禧太后 (1835-1908) 曾下令予以鎮壓,但並未能遏止其蔓延的勢頭,後來的發展遍及了津、京地區。1900年初,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出於借拳剿洋的政治需要,不得不改變對義和團的策略,改“剿”為“撫”,一度認可了拳民之神道,幻想利用其神術滅洋。從中也表明了當時清政府和當時傳統的官紳對待洋人和傳教士的仇教排外的盲目心理。

     此外,“課件”中還收錄了義和團在當時所散佈的民謠 ——“匪謠”:


我是天上生鐵牛,玉帝差我把災收。

不吃世間五穀草,要吃世間鬼子頭。

天師上表文玉帝,降神牛吃鬼子頭。(23)

     在詞彙表中, 編者將“ 匪” 解釋為“ 拳匪” ( B o x e r ) , 而“ 匪謠” 被譯成了“Boxerdrohungen” (拳匪之恐嚇)。(24) 這份民謠在中文的語境下,還具有一些文學性。一旦翻譯成德文,大都是不實之詞,虛妄荒誕,明顯地看出是當時義和團運動中所使用的巫術的一種,根本無法與洋槍洋炮相對。從中也可以看得出,這是拳民意識同中國民間信仰相結合的產物,希望借助於某種高於世俗政權的外在力量(玉帝)來獲得神聖的感覺,依靠神權來維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存在。這同時也是“預言型揭帖”,當時拳民所能運用的中國文化資源有限,基本上是通俗的神話人物,此揭帖中的玉帝、鐵牛等也紛紛登場,在文化心理層面反映出了中國民間的資源與西方文化的強烈的衝突。(25)

     作為意識形態的教科書

     最有意思的“課件”是報紙文章中的選自《萬國公報》中的一篇文章〈德人之在山東〉[圖8a] [圖8b]:


     德國衍生氏論德人之在山東於膠州一隅,其所經營頗有秩序,財政與教育,亦極發達而興盛。方德人之初至也,中國人頗有疑忌之心。今則自官吏以及人民,皆日形親密矣。

     由青島至濟南之鐵路,建築已成。又有醫院一所,專治眼疾,半年之內來就醫者至三千五百人。其膠州裡鎮兩處,亦各有醫院。而大同鎮之醫院,則中國所自造,衛生之事於是大盛,有益於中外之居此者也。

     教育一端亦甚注意,故教會所立學堂頗眾。又有德文學堂,且德人亦常以農務與森林等業勸引中國人。山東所出之菓品最佳,足為人民大利之源。至從前不知樹木有關係天雨,而斬伐過甚,今則漸知考求。故進出口貨之數,亦日以加增焉。

     嗚呼,膠州當數十年前,不過為漁人曬網之所,而今竟何如哉!(26)

     《萬國公報》(Chinese Globe Magazine) 週

                                [圖9] 《萬國公報》書影

 

刊,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 (Young J. Allen, 1836-1907) 所創刊並主編,是一份介紹時政和西學的刊物 [圖9]。1868年9月出版第一期,由上海林華書院刊發。一至三百卷名為“教會新報”,自三百零一卷其更名為“萬國公報”,成為以時事為主的綜合性刊物,每期都用很大的篇幅介紹西學。出至第七百五十卷停刊,至1889年2月《萬國公報》復刊,成為“廣學會”的機關報,同時改為月刊,仍由林樂知主編,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和丁韙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等外籍傳教士也參與過編撰工作。至1907年底停刊。

     〈德人之在山東〉刊登在《萬國公報》第二百零三冊 (1905年12月,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的“時局”欄目中,這一欄目由林樂知撰寫,東吳范褘述。(27)

     林樂知儘管是基督教美國監理會傳教士,但他自1860年來華後多在中國的教育機構任職,經馮桂芬(1809-1874) 介紹於1864年3月擔任上海廣方言館首任英文教習,之後參加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書工作,後又再次受聘擔任英文教習,直到1881年。兩位編者之所以選這篇文章,是因為文章是美國人整理又刊載在當時特別流行的《萬國公報》上。

     文中論及德國人在青島所做出的貢獻:其一是經營頗有秩序,財政與教育發達。其二是鐵路和醫院給當地人帶來了福祉。所以起初有人懷疑,現在也信服了。其三是教育使得當地人認識到了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最後是感歎德國人經營青島不過數十年,就使之從一個漁村變成了重要的城市。

     我想,作為編者之一的康慕羲為皇家海軍法院顧問,可能曾經有過在青島的經歷,因此對這樣的一段報導尤其感興趣。在當時的殖民者基本上不會認識到所謂的侵略性,他們的想法被進步、文明化等近代觀念所佔據,認為到了中國給中國人帶去了秩序、教育、衛生等這些中國人完全陌生的東西。柏林的東方語言學院以此作為教材,明顯可以看出他們對此也是認同的。

     結 論

     今天來看由薛葠、康慕羲編寫的《新式中文書面語入門練習冊》依然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學習公文寫作的教材。這部教材吸引人之處在於所選取“課件”的真實性,所涉及的方面又極廣,對於當時的學習者來講是非常難得的學習資料。

     當時大部分的教材都是由德國人自己編寫的,中國學者頂多會提供一些資料,德國漢學家會在前言中被提到。甚至會有像海尼士一樣的漢學家,認為與中國學者合作,祇能降低著作活教材的學術性。他曾指出:“此種利用中國助手之益處,能使著着工作加速,成績增高,糾正翻譯錯誤。其害處,則在阻礙其獨立工作之能力,妨害語言知識之進步以及字典事業之成就。(吾德字典事業之未有發展,此實為其重大原因之一)。而且漢學程度之真相不免為之掩蔽。因此之故,吾人若從高處着眼,此種工作手續,實有反對之必要。其最要條件為:第一,培養個人獨立工作能力,多多細閱中國書籍,常常用中國書籍作參考。第二,用自己研究結果,以促進字典事業。第三,因為自己錯誤,受人批評,而得進步。”(28) 因此,薛葠、康慕羲共同編寫的這本教材可謂樹立了一個典範。從教材所選取的官話課件來看的確非常“地道”,而德文的註音、詞語解釋以及翻譯對於以德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來講都是極為便利的。而在這之前,德國人如果想要學習中文“書面官話”的話,大都要使用英語的教科書。

     “ 課件” 中的內容由於是從當時的外交文書、時事報刊中選取的,大都反映了中德乃至中西之間的外交、商務的往來。其中部分內容的選取例如〈德人之在山東〉無疑是宣傳了殖民統治的優越。但我們無法讓歷史人物超越他們的時代來說話。

     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化”和“進步”的觀念同時也主宰着當時的漢學研究,漢語教學自然也不例外。此外,不僅僅是西方漢學家,很多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學者也確信有推廣“文明化”的使命。當然這個所謂文明化的觀念也包括了西方的宗教,各類的傳教士都認為應當讓迷信的異教徒皈依符合理性的、文明的基督教。從以上的介紹和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漢學研究和漢語教材的編寫並非一個簡單的客觀介紹和分析的過程,而是一位漢學家不斷進行選擇、分類、構思、判斷的過程,在其中他的傳統、立場、觀點、方法等,對他的研究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29)

     總的來說,《新式中文書面語入門練習冊》作為學習書面官話的練習冊,不論從語言教學的角度,還是從其內容來講,在當時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功。

【註】

(1) 此書2010年 (8月30日) 由 Nabu Press 的再版,這是一家按需出版影印書的出版社。

(2) Ott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5 Bde.Berlin, 1932-1952.

(3) Alfred Forke, Yamen und Presse. Handbuch der neuchinesischen Schriftsprache. Eine Sammlung von Schriftstücken des amtlichen Schriftverkehrs nebst Zeitungsausschnitten mit Erläuterungen und Übersetzungen. A Abteilung: Chinesischer Text; 2.Abteilung: Deutscher Text (= Lehrbücher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21; Berlin 1911).

(4)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 S. VII.

(5) 中文的相應目錄,見括弧內。

(6)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 S. VX.

(7) 《漢語大詞典》中對“文話”的解釋有兩個義項:【文話】1) 論述文章作法或評論作家作品的著作。朱自清《詩文評的發展》:“詩話、文話等,倒以論作家和作品為主,可是太零碎。”2)文雅的話。《紅樓夢》第十回:“人怎麽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孫中山《說知難行易》:“[錢] 就學術上的文話說,作百貨的‘中准’,就淺近的俗話說,作交易的‘媒介’。”這兩個義項跟本文中提到的“書面官話”都沒有關係。

(8) (9) (10)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 中文部分,頁2;頁16;頁18。

(11)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 S. 46.

(12) (13)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 中文部分,頁24;頁25。

(14)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 中文部分,頁29。

(15) Vgl.: Hans Steininger, Informatives und Amüsirliches aus den Aufzeichnungen des deutschen Konsuls Franz von Aichberger in Amoy, 1880-1886. In: Wolfgang Bauer(Hrsg.), Studia Sino-Mongolica (=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Wiesbaden: Steiner. 1979, S. 97 und 108.

(16) (17) (18)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 中文部分,參考〈洪鈞出使俄德奧和案,光緒十三年〉,國家圖書館文獻開發中心編《清末民初出使外洋外務密檔》,縮微中心2009年3月出版。頁31-32;頁40;頁41-42。

(19) (20) 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03;頁304。

(21)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中文部分,頁26-27。

(22)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 S. 67.

(23)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中文部分,頁27。

(24)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 S. 68.

(25) 有關此類的主題,請參考程歗〈拳民意識與民間信仰〉,《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3期,頁155-172。

(26) Einführung in die neuchinesische Schriftsprache.Übungsstücke. Gesammelt und bearbeitet von Hsüh Shen,Adolf Kammerich,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 中文部分,頁70。

(27) 請參考〈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1965年第1期,[上海]《萬國公報》,頁29-406。

(28) 海尼士〈近五十年來德國之漢學〉,王光祈著《王光祈旅德存稿》,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498-499。此文亦收入李雪濤編《民國時期的德國漢學:文獻與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3年;頁24-41,引文出處見頁32-33。

(29) 請參考羅梅君 (Mechthild Leutner)〈世界觀-科學-社會:對批判性漢學的思考〉,收入馬漢茂 (Helmut Martin) 等編,李雪濤等譯《德國漢學:歷史、人物、方法與視角》,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頁13-29。

* 李雪濤,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國際漢學》副主編。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主要從事德國漢學史、德國哲學以及中國佛教史的研究。2010-2013年擔任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文化海外傳播動態資料庫”首席專家。2009年獲得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材”稱號。主要著作有:《誤解的對話——德國漢學家的中國記憶》(專著,2013)、《民國時期的德國漢學:文獻與研究》(編著,2013)、Chinesische Traumsuche in Österreich (編著,2013)、Daojijing: Die Spuren des Daodejing in den Gesichtern unserer Zeit(編著,2013)、《海德格爾與雅斯貝爾斯往復書簡》(譯著,2012)、Dein Bild in meinem Auge.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er im 20. Jahrhundert(編著,2009)、《日爾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 —— 德國漢學之研究》(專著,2008)、《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編著,2005)、雅斯貝爾斯《大哲學家》(主譯,2004/2010)、《佛像解說》(譯著,2003)、A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編著,1999)等。發表〈論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觀念的中國思想來源〉等論文一百五十餘篇。

本冊第 37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37-5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