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同根生》是1981年在美國出版的一部中國作家短篇小說集，描寫對象爲中國20世紀的婦女。作者都是尙未譯介給西方的現代男女作家。他們有的曾在國民黨嚴格的出版檢查制度下寫作；有的則屬於共產黨掌權的時代；還有的是台灣的新潮流作家和移居美國的知識分子。
這些作家有兩個特點: 一是關注社會中存在的不公正現象；二是特別關心婦女的境况。
小說集共收集了18篇以婦女爲題材的作品，描寫了中國兩代婦女如何以“養女不如養雞”的時代走向了頂起“半邊天”的過程。
這些作品讓我們了解到中國婦女近百年以來的遭遇: 她們飽經磨難，但不屈不撓，英勇反抗，直至取得勝利。當然，我們也看到了她們身上的宿命主義。不管怎麼說，這是一部比歷史本身更加生動的文獻。正如此書的出版者Viviain Ling Hsu所說，這部書之所以生動，因爲它是“歷史的呼吸和血肉”。
作爲書名的小說《本是同根生》爲台灣作家楊晴楚(Yang Ching Chu，生於1931年)所作。他是人權的積極捍衛者並爲此被蔣介石的兒子抓進了監獄。他的這篇小說向我們講述了一個三姐妹的故事。大姐呱呱墜地時正趕上家無隔夜糧的時候，因此她小小年紀就開始從事繁重的勞動，和哥哥們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負。“我八歲時就開始自己養活自己”。她的兩個妹妹來到這個世界時，家境已經大爲好轉(她們的父親時來運轉，成了兩家蒸蒸日上的工廠的老闆)，因此她們的命運和大姐截然不同: 她們有機會接受正規的敎育，有豐富的嫁妝和美滿的婚姻。而大姐呢，嫁給了一個新婚之夜才認識的男人；一個三輪車夫。“他不是一個瘦弱的男人，但是他粗魯無禮，愚頭笨腦”。大姐婚後這樣評價她的男人。
楊晴楚的這篇小說並非小說集中的拔萃之作，但以它作爲書名是取其“本是同根生”的象徵意義。通過全書中的18篇小說，我們看到婦女總是被社會所排斥，成爲偏見和大男子主義傳統的犧牲品。一個窮人家的長女，竟會被自己的家庭所唾棄，最後死於父權的專橫之下。這是女作家林淑華(Lin Sha Hua，生於1900年)的小說《魯姑娘》中女主人公的遭遇。魯生於富貴人家，從小在富家子弟的學校受敎育；早在中學時代，她就對封建的婚姻制度深惡痛絕並飽吸了自由思想的乳汁。然而她35歲時卻已經滄桑歷盡，意冷心灰。她有一個自私而平庸的丈夫，一大群女兒和一個長大以後也是暴君的混蛋兒子。同樣受過政治迫害的台灣作家秦英深(Chin Yin Chen，生於1936年)的小說《六月的玫瑰》是小說集中的優秀之作。小說描寫的是越戰期間的故事: 一個美國黑人士兵愛上了多愁善感的酒吧女郎Emmy，但有情人難成眷屬，因爲黑人在美國社會地位低下，而Emmy被別人賣到酒吧，根本不能自訂終身。“我是一个奴隸，我是不能結婚的，因爲他們要用我來賺錢。”Emmy的母親和外祖母也是被人賣掉的。這就是《本是同根生》所描寫的女性，她們全部遭受看不公正社會的壓迫，她們的命運無非是侍候男人，爲他們當牛作馬，生兒育女。這樣的命運代代相傳，世世相襲。
《本是同根生》所纪錄的是中國婦女40年前的情况，作品都是在20年代至40年代期間創作的，當時婦女的悲慘狀况引起了知識份子的關注。由於某種原因，這部小說的作者後來都移居到了台灣、香港和美國。
20年代初期，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鼻祖、偉大的小說家魯迅發表了影響深遠的短篇小說《祝福》。小說講述了一位名叫祥林嫂的婦女所經歴的悲慘遭遇：祥林嫂(她是一個能幹的傭人，一個人可以頂三個人用)兩次喪夫，兒子也被野狼叼進深山，因此主人禁止她觸摸新年用的祭品，唯恐她會帶來不祥之兆，她要擺放置放祭品的桌子，女主人便河東狮吼，而男主人則馬上焚香驅邪。按民間迷信的說法，祥林嫂在陰間地府將被劈成兩半，讓其兩個丈夫的鬼魂分享。最後，她成爲愚昧勢利的人們任意欺辱的對像。有錢人和體面的君子紳士也對她唯恐避之不及。她四處流浪，最後在貧困中死去。《祝福》後來被搬上銀幕。魯迅還創作了其他女性題材的作品，如《傷逝》。魯迅曾說過：“只是愚弱的國民，……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他棄醫習文，因爲“治癒靈魂比治癒肉體更爲需要。”
20年代另一位名嗓文壇的作家是丁玲。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她有着榮辱浮沉的經歴。在《沙菲女士的日記》這篇小說中，丁玲塑造了一個叛逆女性的形象；一個不僅關心心靈，也關心性問題的女性。作者爲女主人公冠以外國名字，這是否是一種掩飾像作者本人一樣的中國新一代女性的內心情感？丁玲於30年代還寫過一篇題爲《我在霞村的時候》的小說，小說講述了一位靑年女子的不幸遭遇：日本侵華期間，她被日本兵蹧蹋，之後聽命於中國政府，在敵人當中充當間諜；戰爭結束了，她返回故里，卻倍受岐視，而恰恰是那些“淸白”的女同胞首先向她身上投擲石塊。歴史有着驚人的相似。在30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小孩們一看見談情說愛的女子或未婚媽媽，就會朝她們吐唾沫。
巴金(生於1904年)成名於20年代，現依然健在。他和魯迅一樣，曾去國外求學，目睹了封建的文權制度壓迫靑年的現實，他反抗了。他創作了大量抨擊搖搖欲墜的封建社會的作品，其中許多作品已被介紹到國外，如《家》、《春》、《秋》、《憩園》、《寒夜》等、上述幾位都是中國解放之前引人注目的優秀作家。
電影《神女》之劇照
1949年，中國發生了決定性的事件，隨之而來的可以稱之爲奇跡；婦女可以有自己的名字了。以前，她們通常只被稱爲“大閨女”、“二閨女”、“三閨女”(就像兵營裡的士兵或監牢裡的犯人)或被稱爲“大姐”、“小妹”、“李太太”、“朱家姑娘”。而現在，每個婦女都會有自己的名字了。游擊戰爭中，女戰士喜歡爲自己生下的女孩兒起一個浪漫而女性化的名字，或用充滿英雄主義和美好世界充滿憧憬的字眼爲其命名。婦女們在社會上獲得了一席之地。新頒佈的婚姻法不僅禁止童婚，婚姻包辦和納妾，而且還規定婦女可以有自己的名字並鼓勵寡婦再嫁。對婦女們來說，自由已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她們把共產黨視爲父母，滿懷熱情地投入到生活之中。
她們從黑夜走進了黎明，她們進中學，上大學，當工人，坐辦公室，甚至從軍參政。在1958年的大躍進熱潮中，毛主席說過，新一代婦女再不會遭人欺凌了。在歷史上，她們曾是最受人歧視欺辱的一群；新娘在婚禮前夕或在洞房花獨之夜自殺的故事屢聞不鮮；倘若她們死了丈夫，則要和丈夫的家人廝守在一起，不須再嫁，其地位如傭人一樣，倍受虐待，因爲她們被視爲婚姻的剋星；而窮人家的女子，常被有錢人娶爲妻妾，成爲傳宗接代的工具。1931年被國民黨殺害的作家柔石，在題爲《爲奴隸的母親》的短篇小說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有錢人家的太太久婚不育，於是一個年靑母親與這家的先生簽訂了賣身三年的合同。三年之後，年靑母親爲這家生下一子，但她不得不含淚告別哭喊着不讓她離開的親骨肉；回到自己的家中，她與丈夫生下的孩子把她當作陌生人。在我們西方的想像中，中國人，或者說中國女人總是冷酷無情、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其實遠不是這樣，她們傷痕累累，心在淌着血；她們孤立無援，看不到希望的光芒，只能聽憑無情命運的擺佈和捉弄。她們會被蒙住頭抬進花轎，在顛簸中越過一道道山梁，去委身於一個素昧平生的暴戾的男人，或許還忍受公公婆婆的專橫跋扈。她們告別了父母，或像“爲奴隸的母親”一樣告別自己的親生兒女甚至也告別了自己，賣身於毫無心性的男人。她們的命運無異於被典當的物品或監獄裡的犯人。30年代的中國，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因此革命爆發了並獲得了成功。正是這樣的社會現實，澆育了文學之花。
1949年後，革命所帶來的弊端尙未見端倪，作家們在翻天覆地的變改中追潮逐浪，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才被打倒在地。不過，文化大革命也可自圓其說: 民族精神經過災難的淨化之後，獲得了更強大的生命力。至於婦女打破全部或部份封建觀念，開始和男人們一比高低。在各個領域，包括在文學領域，她們的恆心和所達到的深度完全可以比肩於男同志。1982年，我在北京見過中國當代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諶容女士，她轟動文壇的中篇佳作《人到中年》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她對我說，目前中國最優秀的小說家是女性。中國的廣大讀者也持這種觀點。這是否意味着，“中央之國”正在進行的激烈的政治改革已使婦女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獨立? 當然不是。建成羅馬和巴比倫絕非一日之功。諶容說，雖然毛主席肯定了婦女能頂半邊天，但實際上她們頂起來的只不過是一角而已。
不過，讀一下《1978-1979年獲獎小說選》，我們就會知道爲數不多的女作家已令人刮目相看。這裡應提及一下以揭露“四人幫”政府製造的傷痕爲主旨的“傷痕文學”。作家們走出了監獄的高牆，重又狂熱地執筆創作，其中一些作家經過數載鐵窗生涯之後，手中的筆已顯得生澀了。而丁玲女士，因長期被關在終年不見陽光的斗室裡，竟患了夜盲症。文革時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平淡的一頁，作家們被封住了嘴巴，只能寫人們在臭名昭著的政府掌權期間所經歷的事情。因此，這一時期的作品，文獻性多於文學性，報導性多於創造性。
但《1980-1981年獲獎小說選》證明中國的小說創作已經進步了；作家的想像力更加豐富結構更加嚴謹，風格也臻於成熟。爲甚麼作家在這個時候能以悠然平靜的心境來寫作呢? 不管怎麼說，這標誌着新的文學時期開始了。寫作題材也更加廣闊了；愛情題材，幽默題材，甚至內心世界的鬥爭和心理問題也可以寫。而女作家們，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已不滿足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開始運用現代寫作手法，以求風格的創新和語言的簡潔。
1982年，七位女作家最優秀的作品得以薈萃出版。
中國女作家的人數遠遠低於男作家，3010名專業作家中只有279名是女性。儘管如此，在一個傳統上始終是男人佔統治地位的國家裡，這一數字已頗具代表性了。女作家涉獵的題材極廣，婦女問題尤其備受靑睞。由於篇幅所限，我只能介紹八位突出的女作家。
楊沫，在長篇小說《靑春之歌》中描寫了中國婦女非理性的處境: 男人們評判女人的標準僅僅是“女人無才便是德”。小說叙述的是一個女靑年不滿意自己的封建婚姻，愛上了一位心懷遠大理想的現代靑年；她堅決離婚，最後竟鋃鐺入獄。作者濃墨重彩地描繪了這位女靑年的婚姻、她在家中的卑微地位和她的離異。
蕭紅，一位死於風華正茂之年的女作家，以其女性特有的敏感創作了小說《生死場》，講述了她追尋眞情摯愛的歷程。
張潔是一位中國當代最關注婦女命運的女作家，著名作品有《沉重的翅膀》、《愛，是不能忘記的》。她有一句名言: “如果你比別人更加不幸，那因爲你是女人。”
張辛欣，也擅長寫作女性題材。
張抗抗，著有愛情短篇小說集《北極星》。
不應遺漏的是謝冰心(生於1890年，現仍健在)，她是中國婦女文學的先驅，是她把象徵主義引進了中國的詩歌。
鐵凝，十分年輕，現已離開大學專事創作，其作品在國內外備受注目。她擅長以平靜的筆觸描寫人的內心世界的衝突，而且故事性很強。她成功地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在《麥垛》這篇小說中我們就可以看到苦命的女性、反判的女性、失意的女性、堅定不移的女性等一系列形象。
不僅僅是女怍家涉足女性題材，男作家也不甘做旁觀者，張絃就是這樣，他的中篇小說《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描寫了中國窮山僻壤的一戶農民的生活: 大女兒生於豐收之年，取名爲“存妮”，而二女兒生於災害之年，則取名爲“荒妹”。
兩姐妹的命運截然不同。存妮偷偷戀愛並生下一子，因而成爲衆矢之的。荒妹雖然喜歡鄰居的一個窮靑年，但父命難違，最後嫁給了一個富裕的男人。
一個艷陽天裡，村民們乖順地聚在一起，開會批判孔夫子的理論。他們聚精會神、饒有興趣地聽着發言。荒妹期待着有人挺身而出，替她姐姐說句公道話並把她也救出火坑；期待着有人會談起神聖的愛情。但“愛情”這個字眼同愛情歌曲和男女間的親吻擁抱一樣，在當時是被禁止的。
這就是農村婦女的生活寫照。她們被剝奪了愛情，或因追求愛情而被視爲蕩婦淫娃。後來，村裡實行一條法律(一切都來得很遲)。人們蓋起了一座石灰房，稱之爲婚姻登記處。男女靑年可經人牽線搭橋結識自己的伴侶，最後面對毛主席的畫像，在婚姻登記處的證明書上簽字完婚。但對存妮和荒妹來說，這個時候來得太晚了。
另一位男作家古華，在中篇小說《爬滿靑藤的木屋》中描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嫁給了一個性情粗暴的守林員爲妻，她與世隔絕，即從未照過鏡子，也沒有一杷梳子；一個文革中被遣送到深山老林接受再敎育的大學生與她邂逅相識，產生了愛情，最後，大學生把她救出了魔掌，而守林員卻妒火中燒，縱火焚燒了森林。
短篇小說是本世紀中國作家最喜愛的體裁。中篇小說也是。每年都有一次優秀短篇小說的評獎活動。短篇小說最能體現中國文學的特點: 語言簡潔，擅用比喩，字裡行間蘊含着詩意。
我簡單回顧了中國二十世紀文學中的女性--作爲人和作家。這裡的“文學”僅指小說。在此，我想借用Viviam Ling Shu的一段話: “歷史僅局限於記錄事件，而小說反映的卻是社會的靈魂和思想。”
寫到此，我不禁捫心自問: 如果說中國這個泱泱大國在歷盡艱辛之後走到今天，那麼它的將來將會是甚麼樣呢? 新中國不是在40年前就解放了婦女並賦予她們擁有自己名字的權利了嗎?
北風譯
*Maria Ondina Braga，英國語言專業畢業(英國)，後人法國聯合大學學習(巴黎)；曾在澳門教授英文和葡文，1982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著有大量中、短篇和自傳體的小說，法國、波蘭、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德國和中國都翻譯出版過她的短篇小說。1968年發表中國題材的短篇小說集《神州在望》，1968年發表了敘事集《北京愁緒》，衆多文學報刊雜誌的特約撰稿人，亦從事世界名著的翻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