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一幅送給雍正皇帝的里貝拉宮壁畫

若昂·德烏斯·拉莫斯*

里斯本如今商業廣場的位置在1755年地震前曾經是里貝拉宮所在地。該所由唐·曼·努埃爾一世命令修建的華麗皇宮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裡收藏了數目可觀的名畫、傢俱、壁毯和兵器,並且有一個當時最大的藏書庫。然而所有這一切都被那場地震所摧毀。這對葡萄牙乃至全人類的文化藝術遺產來說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最近,馬托斯·塞蓋依拉的著作《逝去的時間》(1)中有一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爲它提到里貝拉宮的壁毯,指出其中一幅壁毯作爲精美禮品的一部份由唐·若昂五世委托亞歷山德列·梅德路·索薩·梅內賽斯大使贈送給中國皇帝。這樣就出現了這幅壁毯在東方到哪裡去了的問題。

馬托斯·塞蓋依拉在其作品中並未對里貝拉宮的藏品及裝飾物做太多描述,只是說他從舊書商手裡買到一本1670年由安東尼奥出版社在里斯本出版的由D·迪埃格、恩里克、維萊加斯(2)著的一本名叫《聖洗及誕辰金字塔》的書。那本書描繪了當時唐·佩德羅二世國王和瑪麗婭·弗郎西斯卡·薩波婭王后於1669年4月9日爲其長女出世而舉行慶典活動,以及在里貝拉王宮皇家敎堂舉行洗禮的盛况。D·迪埃格·恩里克·維萊加斯利用時舉行的最後一項活動--由此便產生了書中最有趣的事--描繪了宮殿的大廳、樓梯、走廊和房間以及爲慶典活動而準備的各種華貴裝飾品。根據D·迪埃格的這篇文章,馬托斯·塞蓋依拉用了十二頁的篇幅描寫了洗禮行列經過的所有地方及身居高位的外國嘉賓和王室貴人。

壁毯不計其數,美侖美煥。宮中第九個大廳通向一個走廊,那裡有一幅名叫“弄奧瓦列斯”或者“御前大臣”,用絲、毛和金線並且由“華貴”及“上等”絲綢做爲襯裡(3)而製作的掛毯尤其醒目。馬托斯·塞蓋依拉寫道: “在王宮牆壁上飾掛的其他壁毯中大多數都不會有和這幅掛毯相同的命運。1725年,唐·若昂五世任命亞歷山德列·梅德路·索薩·梅內塞斯博士爲赴中國使者(4)並由他將這幅珍貴掛毯和其他禮品一起送給中國皇帝。正如亞歷山德列、梅德路博士所做的《使團關係錄》(5)及弗雷·曼努雷·曼努埃爾·多斯安若斯所著《世界通史》封面中所印的一件注釋手稿證實的那樣。

《使團關係錄》由比科爾發表並包括索薩·梅內塞斯帶往北京的禮品淸單,但是該淸單卻載於若干收藏檔案的原件手稿中:

--里斯本國家圖書館,藏書編號8025,“關係錄禮品……”無頁碼: “(……)兩隻”相同的木箱裝有一幅壁毯由九塊組成,畫面爲土地和房屋,由深紅色絲綢做襯裡”。

--里斯本科學家,“紅色系列”,第355號,《禮品記錄》,第267頁及其一級……兩隻相同(本箱),有一分爲二之壁毯(6),畫面爲土地、房屋,深紅色襯裡”。

--埃烏拉市檔案館,編號 CXVI 禮品記錄……”(未標出頁碼):“兩隻相同木箱裝有一幅由九塊拼成之壁毯,分別代表土地及房屋,由深紅色絲綢做襯裡。”

毫無疑問,在由唐·若昂五世送給中國皇帝的禮品中有一幅由九塊布拼成並分兩箱裝運的壁毯。但是,這裡對馬托斯·塞蓋依拉所說的壁毯名稱是《御前大臣》的結論產生了疑問。第一,似乎不符合“土地與房屋”的描述。第二,如果是“弄奧瓦列斯”,這是我國歷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若將這樣的說明遺漏是令人奇怪的。不過,這點可留給藝術史的專家們去硏究。

北京雍和宮之牌坊

雍正皇帝曾在此居住

索薩·梅內塞斯及其隨從一起於1725年4月12日登上了停泊在里斯本港口的《奧利維拉聖母》號三桅船(7)。由於等待風向,直到這個月17日才啟航。索薩·梅內塞斯作爲唐·若昂五世的使者此行去中國是爲了感謝康熙皇帝數年前向葡萄牙王室贈送禮品一事並且祝賀雍正皇帝登基即位,以及希望由於新皇帝在對外關係中推行了強硬政策(8)而陷於危險之中的澳門利益及中國的傳敎士活動提供保護。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度過冬天後,他們於1716年3月25日抵達巴塔利亞並在那裡停留一個月。於1776年6月10日終於在海上望到澳門。13日,大使及隨員舉行登陸儀式。裝有禮品的木箱由澳門總督(9)根據索薩、梅內塞斯的命令派人看守。在《使團關係錄》中這樣寫道: “總督迎接我們事畢後,即進入船艙小心檢查物件。所有東西都完好無損,唯獨兩塊後來送到宮中時已被蠹蟲蛀蝕的拉斯掛毯(10)受到損壞。”

上述記錄正好與埃烏拉檔案館保存的一份未公開的手稿所載內容相符合。它應該是路阿神父(Padre Francisco Xavier da Rua)《使團關係錄》的草稿。

和里貝拉宮其他許多藏品一樣,由索薩·梅內塞斯帶往中國的壁毯到1725年時可能已經很陳舊,如果確實是《御前大臣》的話,到當時已差不多有兩個世紀了。馬托斯·塞蓋依拉寫道: “由絲和金線製作的壁毯(我們這樣稱呼它,儘管這一定義並不確切)如果是(D·迪埃格·維萊加斯)描述中所說的《御前大臣》,那末就一定是亞歷山德里諾大主敎所說的敎皇於1521年在維索查鎭杜卡宮留下的那幅壁毯。

從1725年4月至1726年6月的海上航行毫無疑問有助於加速一件相當陳舊且糟爛物品的損壞。從閱讀資料况看,大致可以肯定只有布製品在航行中遭受影響……“所有東西都完無捐,唯獨兩塊拉斯掛毯……”。儘管如此,“掛毯還是送到了北京,然而郤已被囊蟲蛀蝕”了。

毫無疑問,從歷史浪漫主義的觀點出發,可以想象一幅描繪摩爾人英雄的壁毯在北京城保護天子的皇宮。但是人類及囊蟲極平常的現實卻不允許這樣做。

 

李長森譯

 

【附錄】雍正皇帝

由唐·若昂五世國王給送去那幅命運坎坷綉有“御前大臣”畫面壁毯的雍正皇帝統治國家並非一帆風順並且一直未擺脫政局混亂的局面。但事實上他是一個鐵腕改革人物。他渴望權力同時又對國家的發展與穩定憂心忡忡。

雍正眞正的名字叫胤禛,同時也被稱做“淸世宗”,是康熙皇帝第四個兒子。他登上皇位並非順利。其合法地位由於其父親在世時宣佈廢黜長子胤禵即雍正長兄的當然即位資格而實現。康熙於1722年駕崩後兩兄第爲爭奪皇位而展開了一場激烈爭鬥。

還在老皇帝去世以前,兩人便實施影響以取得朝中強勢者的友持。在政治舞台的鬥爭藝術方面,雍正比他哥哥要計高一籌。他想方設法將大淸帝國強人隆科多和川陝總督及全國裝備最爲精良軍隊的指揮官年羹堯培植爲自已的親信。但是,剛剛接過康熙帝的龍椅,他便立即以殘忍的“文字獄”手段羅罪狀陰謀設置狡詐機關除掉那兩個曾保證他登上皇位的人。他先是對年羹堯宣佈了七十二條罪狀逼其自殺,然後指控其叔父隆科多犯有四十二條罪狀,將其打入大牢永不得自由。這或許是由於這兩個人後來逐漸變得自傲不羈的緣故,使得雍正皇帝不毫遲疑地將其除掉。其他幾位同樣是皇位繼承人的太子或者被秘密處決或者被關進了與世隔絕的牢獄之中。

雍正即位後所採取的第一批措施即是爲了一味地擴大及鞏固皇權。他開始大力限制各旗軍隊將領的權勢,同時組織秘密御林軍以監視諸臣並禁止其組織派別。這支類似警察的軍事部隊有權在任何時間進入官員住宅以檢查其財產和搜查串聯文件。因此,雍正還被贈以古怪的綽號: “篦子搜查皇帝”。

作爲一個出身滿族的皇帝,雍正念念不忘結束宣揚漢人至上的傳統。在這方面採取行動的例子之一是他發動了一場累及陸六良(音譯)的迫害運動。1727年一位名叫曾京(音譯)的文人企圖說服川陝總督岳忠奇(音譯,據說是宋朝名將岳飛的後代)認同漢人對中國其他民族的優越。爲此他引用了曾書寫宣傳反對滿人的己故思想家陸六良的理論。曾京的目的是搧動總督造反,但該總督並未使其計劃得逞並立即將其關入監牢。

當時雍正非常關注此事並以鐵腕手段進行處理。他甚至親自提審曾京以便能供出有關政敵的全部情况。接着,他命令掘開陸六良的墳墓當衆碎屍。然後命令將兩人直至下一代的全部家屬和親戚處死。這種斬草除根的殘酷迫害極大地震動了當時整個中華帝國。最後,雍正還親自選寫了一本名叫《眞理反對謬誤》(意譯)的書並在全國刊行,批判了陸六良的理論,宣佈全中國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該書在發行問世後要求所有人都必須仔細閱讀認眞學習。

1726年雍正命令他的軍隊佔領了貴州、雲南兩省,終於以武力廢除了當時在地方部落中實行的酋長頭人制度,代之以皇帝直接批選和任命的官員這一行動在某種程度上摧毀了這些部落存在的奴隸制並且加強了不同民族人民之間的聯繫。這被認爲是一種對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完整做出的積極貢獻。

無論如何,雍正將淸王朝的權力推向頂峰是一個事實,尤其是親自率領軍隊在中國西部遠征以後。他藉口有利於發揮軍隊最高統師部的機能和運作以及更好地保守軍事機密而設立了“軍機處”。這個機構在戰爭以後變成了常設最高軍事指揮機關,直接置於皇帝領導之下而凌駕於貴族和政府官員各種機構之上。

在其統治期間,農業和其他經濟領域顯示出明顯的全面的發展,這種情况部份應歸功於他大膽的稅收改革。在他剛剛即位以後,接受了河北巡撫李衛君(音譯)“攤丁入畝”,廢除人頭稅的建議,這就減輕了農民的賦稅負擔並且在調查家庭人口數字時消除了虛報人口的現象。雍正皇帝在經歷了十三年的動蕩統治後於1735年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李長森譯

 

【註】

(1)古斯塔夫·馬托斯·塞蓋依拉(Gustavo de Matos Sequeira)《逝去的時間》(葡京散文),里斯本Portualia出版社1923年出版,從43頁起。

(2)即巴坡沙·馬沙杜(Barbosa Machado)盧濟亞圖書館,I.659,按葡語方式取名爲D·迪埃格·恩里克·維萊加斯。《誕辰金字塔》一書由西班牙文寫成。

(3)“華貴”是修飾一種絲織物。“上等”亦指一種裝飾各色花卉的絲織物(見安東尼·莫拉依斯·席爾瓦著《葡萄牙語精編新詞典》)。

(4)馬托斯·塞蓋依拉的原文中這樣寫道: “……作爲使者,亞歷山德列·梅德路·索薩·梅內塞斯和耶穌會修士約瑟·馬加良斯(José de Magalhōes)神父……。”本人在轉摘中沒有引用是由於有兩處不明確: 第一,上述耶穌會士不應是約瑟·馬加良斯(José de Magalhōes)而應當是安東尼·馬加良斯(António de Magalhōes);第二、馬加良斯神父是把康熙皇帝的禮物轉給D·若昂五世的使者,他只是陪同索薩·梅內塞斯博士出使中國。

(5)索薩·梅內塞斯曾爲他的外交使命寫了一份報告,但一般認爲有關文件是《使團關係錄》。作者是弗郎西斯科·沙維爾·路阿神父,當時其身份是使團秘書。這部《使團關係錄》由比科爾(Júlio Firmino Júdice Biker)在其《條約集》第6卷公佈。1885由里斯本國家印製所印刷。無論是使節的報告還是秘書寫的《使團關係錄》都未包括上文有關手稿中所載的禮品淸單。一份表格式禮品淸單於上個世紀中葉公佈於《Archivo Pittorsco》(卷Ⅳ第254頁)。文德泉神父從中引用了該淸單並刊載在他的著作《十八世紀的澳門》中,該書1984年由澳門官印局印製。

(6)本人猜測布塊數目和木箱數目之間出現了混亂。裝箱的物品是兩件。科學院的文件是最新引用的文件,上面有“第三級聖公會執事維森特·紹加(Vicete Sakgado)”的文件說明。

(7)在十八世紀確有數艘用此名稱命名的三桅船,但沒有任何一艘存在於索薩·梅內塞斯出使期間。因此應該是一艘兵船而不是三桅船。裝備有五十門砲的“奧利拉聖母”號兵船於1721年在里斯本下水。據《Gazeta da Lisboa》報介紹: “國王陛下和親王殿們在他們夫人和皇家官員的陪同下出席了下水儀式。在裝飾着鑲金花緞和絲絨掛毯戰船如的林的河邊專門建起一座氣勢雄偉的木制築。國王陛下及皇族殿下們登上皇家雙桅船來到該建築物,然後再通過搭船的棧橋返回。在木制建築物中擺滿了在類似場合食用的豐盛甜食和飲料。”該船曾數次遠航巴西和東方,從1737年起則不再有該船資料。(見安東尼·馬貴斯·埃斯巴特羅編撰的《海上三世纪(1644-1910)》一書,該書藏於海軍中心圖書館,1972年版,第五卷第99頁及其後)。

(8)D·若昂五世曾通過馬加良斯(António de Magalhōes)神父於1722年12月接受康熙皇帝的一部份厚禮(除一個“珍珠盒”外,其餘全部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船上被焚毀。雍正是康熙第四子,於1722年12月27日登基統治國家直至1735年10月8日駕崩。

(9)當時的總督是阿爾卡索瓦(António Carneiro de Alcaçova)。於1724年4月6日上任。但於次年索薩·梅內塞斯完成其在北京的使命返回澳門時,總督已是巴雷托(António Moniz Barreto)(見文德泉神父著作《十八世紀的澳門》)。

(10)法國北部城市阿拉斯(Arras)風格的壁毯。十當時歐洲頗具盛名,同時也傳入葡萄牙。後來法國、意大利或法蘭德斯的壁毯全都被統一稱做阿拉斯(Arras)掛毯或拉斯(Ras)掛毯。

*Joªo de Deus Ramos,法學碩士(里斯本大學)於1968年進入外交界任職東京及日內瓦,並曾於1979年擔任駐北京大使館臨時代辦。1982年任外交部政治事務局非、亞及大洋洲事務主任。1983年任駐莫桑比克大使;1982年任葡中關於澳門問題談判葡方代表團成員和澳門國際委員會代表及二等全權公使;1988年任葡中聯絡小組組長助理,葡中土地小組首席代表。榮獲西班牙天主教伊莎貝爾級爵士勛章,阿根廷五月功勳级政府勳章,日本神聖大藏級勲章,南欧國家金橙--拿騷騎士級勳章及巴西里約布朗庫騎士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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