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澳門的跨文化交往
兼談語言敎學中的文化因素

盛炎*

澳門是東西方文化的匯點,是中國通向八十多個拉丁語族國家和地區的重要橋樑。澳門和香港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體現了葡國和拉丁文化的特點,而後者體現了盎格魯-撤克遜文化的特點。澳門文化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對澳門的穩定、繁榮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大作用。保持澳門文化的特點,發揚澳門文化的優良傳統,對澳門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至關重要,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文化建設也有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果我們重視文化建設,澳門文化會進一步發展,顯示出更強大的生命力;如果我們忽視文化建設,澳門文化不但不會發展,而且它固有的特點和好傳統也會喪失。澳門文化雖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但它至今還不是一株參天的大樹,經不起急風暴雨的襲擊,所以我們必須十分愛護它,使它能茁壯成長。近年來,在國際上和內地都出現了一股強大的“文化熱”,澳門一些學者也以滿腔的熱情,來探索澳門文化的由來和發展,探討東西方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同葡國文化的接觸、交流、相互影響的過程和特點。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澳門的文化硏究是有希望的。可以預料,這種硏究必然會由分散趨向系統,由表層趨向深層。

本文主要從語言的角度來考察澳門社會中跨文化交往的現象、特點,多文化環境中的文化態度、多文化修養,語言敎學中的文化因素重點的確定以及對末來澳門文化發展的展望。

澳門是研究東西方文化對比的理想地區之一

澳門是一個多語言、多文化的社會,澳門文化是四百多年間、在一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所包含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一時難以說全。粗略地看起來,至少下面幾點是它的價値所在。

1、多姿多彩的東西方建築文物景觀: 受政府重點保護的文物景觀就有八、九十處,西式建築如澳督府、市政廳、大三巴牌坊等,其中大三巴牌坊第三層有童貞聖母雕像,數名天使和兩種花朵環繞兩旁,牡丹象徵中國,菊花象徵日本,體現了東方文化特點,中式建築如媽閣、觀音堂、盧廉若花園等,其中媽閣是澳門的象徵,澳門的葡文名字(MACAU)和日文名字(A-MAPORT)都同媽閣有關係。這些建築不但是豐富的旅遊資源,而且也是東西方建築藝術硏究的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2、多元化的宗敎文化: 澳門最主要的宗敎是佛敎、天主敎、還有基督敎、伊斯蘭敎、巴哈伊敎(巴海大同敎)、道敎等。澳門號稱“東方的梵蒂岡”,反映了天主敎在澳門的重要地位和影響。澳門一直是天主敎在東亞的傳敎中心,許多傳敎士都是在澳門訓練出來的,又由澳門派往東亞各地,如近代最早到中國傳敎後病逝在川島的聖方濟各,他的一根上臂骨仍保存在路環聖方濟各敎堂裡,又如用近代科學技術敞開古老中國大門的利瑪竇,就是在澳門學習官話、後到內地傳敎、最後病逝在北京的。大家知道,在有些國家和地區,宗敎派別之間的衝突是經常發生的,甚至引起慘無人道的仇殺,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這樣。但是在澳門,各種宗敎和平共處,沒有發生甚麼大的衝突。在人類歷史上,宗敎的文化資格最老,比哪個學派的歷史都長,並且將長期存在下去。如何制定宗敎政策,澳門的經驗値得硏究、借鑑。

3、獨特的博彩、旅遊文化: 澳門號稱“東方的蒙地卡羅”,又稱“賭埠”,博彩業吸引了遊客的八、九成,政府財政收入的三份之一,稅收的五成來自博彩業,博彩業解決了近萬人的就業問題。1847年立法,確立博彩業的合法地位。後來葡國立法禁下賭博,澳門的賭博就成爲一種“特殊的娛樂”。博彩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要有專門人員硏究。

4、種族博物館: 澳門雖是彈丸之地,但華洋雜處,種族俱全。各民族的現代生活方式、心理素質、思維特點以及在共同生活中的相互影響,都是文化硏究的重要課題。葡國人在殖民主義時代,在亞、非、美洲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所到之處,都同當地人結合,產生了一批土生葡人,在澳門也一樣。如何從人類學、文化學、語言學等角度來硏究這個特殊人類群體的特點,從而發現不同質文化結合的過程和結合後出現的新現象,是很有意義的。澳門這個微型種族博物館是硏究文化融合現象的理想地方。

5、語言中的文化現象: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反映了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澳門是一個多語社會,中文和葡語是官方語言,英語也很流行。在漢語內部又有民族共同語以及粵語和其他方言。因此,澳門是硏究語言接觸現象的理想地方。

6、文學藝術。

總之,澳門是一個語言、文化寶庫: 是硏究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少有的理想地方。澳門文化硏究與文化建設是時代的要求,是經濟發展的需要。在澳門硏究文化,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肯定會大有作爲的。

澳門不同社團之間的跨文化交往

據1991年統計,澳門總人口爲355,693人,其中95%是中國人,3%是葡國人,2%是英國、法國人、德國人、菲律賓人、泰國人、日本人、印度人和其他國家的人。澳門是一個國際城市,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其中最主要的是葡國文化和中國文化這兩種差別極大的不同質的東西方文化。中葡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互補的,當然也有“撞擊”和衝突。文化交融表現在多方面,最明顯的是雄偉壯麗的東西方文物景觀,最突出的是東西方文化結合的產兒--土生葡人的產生。

所謂土生葡人,主要指在澳門出生、具有葡國血統的葡籍居民,包括葡國人與華人或其他種族的人士結合而生的混血兒以及長期或數代在澳門生活的葡國人及其後代。其中最爲典型的是中葡混血兒。摒棄以傳統的單語、單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代之以雙語、雙文化的觀點和方法,全面分析土生葡人,可以淸楚地看出他們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1、從人種學上看: 土生葡人是歐亞混血兒。

2、從文化學上看,他們是東西方文化的產兒,具有兩種文化背景,主要是葡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由於他們的敎育環境多屬葡國文化性質,所以他們的葡國文化能力高於他們的中國文化能力。

3、從語言學上看,他們是操雙語者,旣操葡語(“父語”),又操粵語(“母語”)。由於他們多在葡語學校就讀,所以他們一般不會讀、寫中文,只會讀、寫葡文,靠葡文書刊獲取書面信息。從整體上看,他們的葡語能力高於他們的漢語能力。

總之,以雙語、多文化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土生葡人具有葡國人和中國人所沒有的優勢: 跟葡國人相比,他們會粵語,熟悉中國文化;跟中國人相比,他們會葡語,瞭解葡國文化。在澳門華人和葡人社團之間,他們的確起了橋樑作用。

有些葡國人以傳統的單語、單文化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土生葡人,認爲他們的葡語不地道,水平有限;而有些中國人以同樣的觀點和方法看他們,認爲他們的粤語不地道,水平有限,是中文文盲。這種看法,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很大的片面性。

聖堂晨光(中國畫) 嚴樹芬作

 

中葡文化經過四百多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各自從對方的文化中吸收了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作爲自己文化的補充,但都各自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獨立系統,並沒有爲對方的文化所同化。這說明兩種文化都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同時也說明,在不同質的文化交流中雙方受益。一種民族文化吸收了另一種文化的長處,無異如虎添翼。

爲了說明上面的觀點,我想說一點在跨文化交往中的實際感受。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接觸了較多葡國公務員中的專業人員和中層官員,他們大都有自己的專長,敎育水平較高。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比較善於在邊緣文化環境中工作、生活,對不同文化的差異具有較高的容忍性,較容易吸收當地文化的長處,來豐富自己,在當地生根,跟當地文化共存和發展。近年來,對漢語和中國文化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學習普通話人也逐漸多起來。未來的葡國漢學家,有些很可能就出在澳門,就出自我們的中文學生之中。瑪利婭·羅德里格斯敎授(Maria Idalina Resina Rodrigues”)在談到葡國文化的特點時說: “(在各國人民和民族中融匯交流的)葡國文化,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它吸收當地文化中的營養,兼收並蓄,又向世界傳播。”這裡很好地槪括了葡國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中、葡文化有許多共同之處,也有明顯的差別,只是我們以往硏究得很不夠。

在澳門社會中,葡人社團和華人社團,各自獨立,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由於語言不通,彼此很少來往。華人社團處處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特點。由於長期在西方社會制度下生活,自己身上也染上了一層西方文化的色彩,但他們的“中國心”始終沒有變。以往,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華人公務員都會葡語,跟葡國公務員溝通沒有問題。但是葡國公務員會漢語的只是鳳毛麟角。有些只會說幾個詞,不管早上或晚上見了中國人,都一槪說“早晨”,去市場買東西,頂多說一句“平一點啦”,實在溝通不了,就只好求救於英語了。近幾年來,情況有所改變。

葡國人和中國人各自保持了自己獨立的文化系統並且以自己的文化爲主,還表現在中國人和葡國人各有自己的一套地名系統。請看:

 

(葡名)

Macau

Taipa

Coloane

Ruinas de S.Paulo

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

(漢譯)

馬交

太白

古魯安那

聖保羅遺址

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

(俗稱)

澳門

氹仔

路環

大三巴(牌坊)

新馬路

 

現在,我們分析一下最後一個街名。這條街的路牌是這樣的:

AVENIDA DE ALMEIDA RIBEIRO

亞美打利比盧

大馬路(新馬路)

 

當地中國人稱這條貫通南北交通樞紐的主要馬路爲“新馬路”,它修建於1918年前後,當時並沒有名字,人們稱它爲“新馬路”。直到1925年,市政當局才正式命名Avenida爲Almeida Ribeiro,中文譯名爲“亞美打利比盧大馬路”。不但這個葡文名稱未被中國人接受,就連它的中文譯名也因用字偏僻、音節過長不上口(長達九個音節)不合乎中國人的語言習慣而未被接受。直到現在,也沒有幾個中國人知道它的中文譯名,他們仍然用自己起的“新馬路”(我曾經通過問路的方式證實過)。葡國人倒是常用它的葡文名字。不過近年來,他們也用它的中文名SANMALO 了。這是一種很說明問題的普遍的語言現象,澳門的路牌、商店的招牌,一般都是中、葡雙語的,有些還是三語(英語或其他外語)的,但是不同社團的人都認識其中的一種,另外一種則與他們的生活無關。中、葡兩個社團的確自成體系。

東西方文化交流對語言的影響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是隨着東西方文化之間交流的加強而加強、削弱而削弱。在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鼎盛時期,東西方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最大,反之則最小。港澳地區是中西方文化的交匯點,所以中英、中葡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較內地爲大。這種影響的主要特點是: 相互吸收,相互補充,取彼所長,補己所短,取彼所有,補己所無。這同東西方文化相互影響的特點是一致的。

在不同語言接觸的過程中,詞匯之間的相互吸收最爲活躍,彼此吸收反映不同文化特點、代表新槪念的詞語。西方語言多用拼音文字,使用拼音的方式直接從漢語中借用詞語。大家熟悉的例子有:

(中文)         (西文)
茶             Chá(葡)/tea(英)/thé(法)/Uaû(俄)/
               tee(德)/shai(阿拉伯文)/chay(波斯文)
炒麵           chow mein
雜碎           zasui
陰             yin
陽             yang
功夫           kungfu
風水           fongsui
颱風           typhoon
舢板           sampam
長衫           cheongsam
叩頭           koutow
大班           taipan
普通話         Putong hua(Mandarin)

跟港澳地區有關或近年來新出現的漢語借詞也不少。如: 利市(利是)laisi/恭喜發財kung hei fat choy/麻將majong(葡)/飲茶yamcha/鬼佬gweilo/關係guanxi/股民gumin等等。

同樣,漢語也吸收了大量的外來詞,最近出版的《漢語外來語詞典》收集了一萬多條,港澳地區吸收的外來詞比內地、甚至比台灣多得多。漢語吸收外來詞的方式主要有下列幾種:

1、意譯: 這是最常見的一種,如“民主”、“科學”、“口香糖”(香口膠),“電腦”(電子計算機等)。

2、半音半意,如“小巴”、“啤酒”、“梳化椅”、“摩托車”。

3、音譯: 這種方式在內地使用較少、在港澳使用極多,如“冰激凌”(冰淇淋)、“摩登”、“派對”、“杯葛”、“披頭四”、“菲林”、“梳巴”(sopa)、馬介休(bacalhau)等。

4、半音譯半原文,如“卡拉OK”、“Batik恤”(一種印尼恤衫)等。

5、原文略加漢化: 這種方式不常使用,例子也不多,如“阿Sir”(有時說“阿蛇”)。一個客氣的稱呼“Sir”加上一個親切的粵語詞“阿”地方風味十足。

6、直接用原文,加“cantina”、“walkman”、“morning call”等。

我個人認爲,在注意漢語規範化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考慮一下擴大外來詞的方式,以便快速地吸收外來詞。過去多用意譯的方式吸收外來詞,不但費時,而且不能還原,缺乏國際性。“可口可樂”這個外來詞,即是音譯,又語義雙關,自然是難得的上品。1884年Coca-Cala開始上市,過了很長時間還沒有中文名字。美國Coca-Cola公司於20世紀30年代在報上刊登廣告,徵求中文譯名,當時在英國留學的蔣彝先生所譯的“可口可樂”入選,得了一大筆獎金。說實在的,這種翻譯方式是頗費躊躇的,而且,用方言唸聽起來跟“苦口苦樂”差不多。“卡拉OK”這種娛樂方式最早於70年代末產生在日本,80年代傳入港澳台和大陸,如今遍及世界各地,正在衝擊着北歐的傳統酒巴。由於這種新出現的事物來勢凶猛,中文又沒有相對應的詞,所以它就拖着一條西文尾巴大踏步地擠進了中文,成爲一個十分活躍的常用詞。白天,在大街上,到處可以看到這個醒目的字眼,夜晚,在霓虹燈的襯托下,更加鮮艷奪目。翻開每天的報紙,可以處處發現它的存在。在英語裡,它(Karaok)是一個名詞,可是在漢語裡,它一詞多性,一詞多義。請看:

泰皇海洋火鍋城卡拉OK貴賓房又多了一種美食享受,是卡拉OK發燒友們嚮往的地方。

他們在的士高卡拉OK酒廊卡拉OK 一番。

你們要卡拉,也要周圍鄰居OK。

不少人得了卡拉OK症。

這個新名詞結報紙排版也帶來了新問題,有一家報紙使用傳統的由右往左的排字方法,把它排成了下面這個樣子:

KO拉卡唱大  口不離曲

有一家報紙,使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它排成了下面這個樣子:

12     犯
卡     規
拉     供
O      應
K      食
店     品
被     飲
查     料
封

曾幾何時,台灣有的學者說卡拉OK不合漢語習慣,內地有的學者說它不倫不類,可是不管你喜歡與不喜歡,它已經在漢語中站住腳了,而且“賴”着不走了。我們只能承認它的常用詞地位。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硏究所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補編》收了卡拉OK這個詞。卡拉OK拖着一條西方尾巴進入了漢語,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顯示了用拉丁字母直接引進一些國際通用詞語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現實性。現代科技日新月異,不同質文化的特殊槪念不斷出現,漢語中所無,又難翻譯的專門術語,可以考慮用拉丁字母拼寫,至少在科技文章中可以試行。

港澳地區受敎育的人,在交談中,常夾雜着外語詞,甚至成段地使用外語,不都是爲了賣弄自己的學問。有時候,遇到一些新名詞術語,找不到相應的漢語詞,只好用外語。如上面提到的“morning Call”很難用中文說淸楚“叫早”,也不太貼切。有一個香港人士到內地住旅館,旅館小姐把“morning call”說成“叫床”。她對那位房客說: “先生,您甚麼時候叫床? ”弄得他莫名其妙,面部表情不可言狀。

我這幾年比較注意港澳地區的人使用漢語的情况,發現他們受外語影響很大。槪括起來,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使用大量的外來詞。

2、經常進行語碼轉換,交替使用漢語和外語。

3、在文章中使用大量的“被”字句。有一條新聞報道,全文39句,“被”字句用了7個,佔總句數的17.9%。例如:

兩疑匪被捕。/她被批評有太多緋聞。(?)/兩男被控爆竊。/我們在一次宴會上被介紹認識。(?)/一名疑匪被發現死去。/今次這件事不會被拖延。(?)/他們被告知應如何處理那些導彈。(?)/梁發在一九二三年,被馬禮遜牧師封立他爲宣敎士。(?)/南柯夢醒已被褪蝦籠。(?)/昨天你被發現跟他在一起(?)/北京申辦奧運會被看好。(?)

4、大量使用譯句。如把“create jobs”翻譯成“創造職位”,不譯“創造就業機會”;又如把“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譯成“一石二鳥”不譯“一箭雙雕”。

5、經常改變漢語詞性。

我是很阿Q的。/這件毛衣合適你。(?)/離婚是極個人的問題。/他性騷擾我。(?)/男人有時比女人更女人。/看《Cinderella》是一種很西洋文化氛圍的經歷。(?)/他覺得很諷刺。他是非常前衛的。/(?)他工作十分投入。(?)/無論多無厘頭的話,也可以用作對白。(?)/他變得很野性。(?)/他很自我。(?)

6、動賓結構帶賓語。如:

挑戰娛樂圈(?)/貢獻社會(?)/移民加拿大/進軍大陸/走私金三角/搗亂店鋪(?)/出口美國/留學英國/走俏莫斯科

從規範的角度來看,上面許多例子都是不能接受的,這些例子出現的原因也不是單一的。我舉上述例子的目的在於說明,港澳的語言現象是多姿多態的: 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必然的;語言是約定俗成的;語言是發展的。語言學家的工作不是站在人們的後頭指責他們,而是不斷地總結新鮮經驗,引導人們正確地使用語言,促進語言的健康發展。

文化固定模式的局限性與雙文化修養的必要性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從整體上看,都是適合本民族需要的,只有發展階段的不同,沒有優劣之分。在澳門這樣一個多文化社會裡文化對每一個民族來說,都是神聖的。對待別的民族文化,儘量採取一種正面的、客觀的態度,尊重別的民族文化,學習別的民族文化的長處,補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

但是,人們常以自己文化社團的觀點來觀察不同文化社團的文化特點,並且認爲社團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這種假定的文化特點。用這種主觀的方法槪括出來的文化類型叫做文化固定模式(Stereotypes)。槪括別的民族文化時,常犯主觀、片面的錯誤,偏見是根深蒂固的。

文化固定模式有些來自有限的主觀經驗,有些來自有限的閱讀。不能說文化固定模式全不對,但是它有很大的主觀性、片面性,不能用它來套每一個人,不能以它來取代科學的文化硏究。

在一個多語多文化社會裡,要努力使自己成爲一個雙語、多語者,要有雙文化、多文化修養。單語、單文化者寸步難行,處處碰壁。在對外國學生的漢語敎學中,敎師和學生之間經常產生一些誤解,甚至發生衝突。例如: 如果你問學生: “你吃飯了嗎? ”學生會誤認爲你請他吃飯;如果你問”你去哪兒”學生會誤爲你是從警察局來的;如果你問“哪兒來的信? ”“你給誰寫信呀? ”學生會認爲你干涉別人的私事;如果你對學生說: “天冷了,多穿點衣服! ”學生會認爲你指他當傻瓜,天氣冷了,還不知道加衣服。這些例子都說明了單文化修養的局限性和跨文化交往中遇到的困難。

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因素

語言是文化的一部份,而文化又是語言敎學的重要內容。學習一種新語言實際上是學習一種新文化,只學語言,不學文化,是一種不完全的學習。這種人一旦到目的語文化環境中,肯定不適應,很容易得“文化休克症”。因此,語言敎學歷來注意文化因素的敎學,只是過去比較注意知識文化的敎學,而現在比較注意行爲文化的敎學。

知識文化是指政治、經濟、歷史學、地理學、文學藝術等,而行爲文化是指風俗習慣、思維方法、心理素質、行爲方式等。這種文化是內在的,不容易被人們覺察到,也很難從書本上學到。

語言敎學中的文化因素如何確定,要看學生對象。比如公務員的中文培訓,有三種敎學對象;一種是葡國人,另一種是土生葡人,還有一種是方言區的中國人。葡國人在漢語學習的初級階段,要以行爲文化爲主,注意暗含在語言、文字中的文化因素,土生葡人對中國人的行爲方式已有實際感受,不妨多學點中國的地理、歷史知識以及中國的政制和行政架構等;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比較熟悉,文化學習的任務相對輕一些,不過要注意方言區之間的文化差異。

六、結束語

有一位葡語老師在去年三月澳門過渡期語言路向國際硏討會上說: “帝國的大門已經關閉,讓我們開始文化交流。”我認爲他講得很好。在新的時代,我們應該盡全力,來保證澳門這座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橋的暢通,跟上時代的腳步。在雙語言、雙文化的架構內,吸收兩種文化的長處,建設澳門新文化,使它更加有活力,有魅力,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未來的澳門應該是一個經濟繁榮的城市,也應該是一個具有高度文明和自己文化特點的國際城市。

 

1993年2月21日

 

*盛炎,北京語言學院副教授,現任澳門政府行政暨公職司中文教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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