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聖珊澤總督官邸
(澳門歷史資料館存照)
本文是我們請六位澳門前總督撰寫或口述的六篇系列回憶文章中的第一篇。爲使回憶有一個廣闊的天地，我們試圖以《憑欄聖珊澤》這個統一的题目，通過文章的作者們對在澳門的特殊生活經歷和與澳門聯繫的回憶，收集到能夠反映澳門當代歷史的發展與曲折的資料。根據編年史的順序，本期刊登1962年4月就職澳門總督並於1966年卸任的羅必信准將的文章。
Ⅰ
1、作爲澳門的前總督，我以最大的熱情接受澳門文化司署司長先生的邀請，對我在聖珊澤宮的那段歷史時期“交待”一些回憶，談一談印象和若干片斷。
說來很奇怪，我曾在夜晚長時間地坐在聖珊澤宮的“陽台”上凝視着散佈在澳門半島周圍那幽暗動蕩的各方面上的小島，陷入沉思和“內”省之中。
2、我將從我那一屆政府最關心的方面開始回憶。
我是唯一健在的“四·二五”以前時期的總督，因此，我還將談到那個時期的一些特別的事情作爲補充。
最後，我還將就澳門的前途這個人們關心的問題談一些想法。
Ⅱ
3、澳門緊緊與中國大陸相連，周圍是中國的水域，幾乎沒有自然資源。這樣的地理位置使澳門的總督希望與中國大陸保持友好的睦鄰關係。
與今天一樣，那時澳門的人口組成以中國人為主，而中國人中又有數量可觀的流動人口和難民，是一個多種遺傳基因混血的社會。然而，在兩個如此不同種族的人民之間，兩個相距如此遙遠的文明之間，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間，始終存在着友好相處與理解的傳統關係，四百多年間，理解與尊重不同習慣，以及在種族融合中的無與倫比的和睦終於導致了遠東獨一無二的具有歷史傳統的多種族社會的形成。
實際上，土生是一個非常與衆不同的葡萄牙人群體，在其工作過的世界各地，他們都以其智慧、文化修養和葡國精神而出衆。
但是，澳門政府並不因此而不再感到困難，其中許多困難來自地方政府的錯誤，或內部的紛爭，也有的来自鄰居們的要求或壓力。
4、當然，我無意現在在這裡為當時總督的所為辯護，或為本應當做而沒有做的事情申辯理由。我僅希望強調一下政府在六十年代所遇到的困難。資金嚴重不足，1966年的預算約為五千萬澳門幣，不過八百多萬美元。當時的發展計劃預算，即政府和自治機構全年的可用資金只有約五十萬康托(Conto)。這些數字無法與現在的預算相比。除此之外，當時的公共組織機構和民間企業包括其生產和工作能力也都無法與今天的相比。
只要回憶一下就不難理解:1966年，澳門政府是由總督組成的，有一位辦公室主任，一位秘書和一位侍應官，以及幾個由政務司領導的公共機構。
5、在我這一屆政府期間，對待問題的解決方法，特別是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的政治問題上，或者是影響到與它有關的組織或個人的問題時，必須經過再三斟酌。這些問题的出現是因為當時葡萄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以及福摩薩外交部在澳門至1965年4月設有特別代表處。關於後一個問题將在後面談到。
其實，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四百多年中，澳門雖小，卻從來就是一個很難管理的地區，幾乎總是讓將軍和後來的總督們頭痛。縱然如此，葡萄牙的旗幟始終飄揚在這個“忠誠可嘉，僅此天主聖名之城”的旗桿上。
6、我們一貫認為，增加政府重要部門中的澳門當地專業人員是重要的，同樣，地方名流，葡萄牙人、澳門人，以及中國社團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應當指出，我們始終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良好合作。
這樣，我們對於那些明顯的政治紛爭、或已釀成問題才送到總督這裡來的事情，在一些看似可笑實則對中國利益構成實際問題的事情上，都經常聽取他們的意見。
在這些問題中，遠的不說，青洲菜地和外港的填地問題就是例子，這裡的建设和修路問題上就常常發生利益糾紛。還要經常在專門會議上，聽取由總督領導的政務委員會的意見。這裡我不提人名以免惹出不愉快。
7、對於政府來說，澳門的穩定是其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事實上，政府勢力支持以增加和改善工業活動的方式來促進澳門的進步，因為，不能主要依靠當時收入最大的黃金業和搏彩業。除此之外，當時政府活動最突出的特點也許可以說是明顯的與中華人民和國相關的政治因素。由於這個原因，加強同一些澳門的中國社團的關係，對於政府來說，就有了特別的利益。
何賢，作為中華總商會會長、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澳門中國人的代表，是澳門中國社團最著名的領導人、葡萄牙人可信賴的朋友和立法會委員。
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傑出而睿智的人士，總是願意並隨時與總督合作，解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的當地或對外關係上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棘手”事件。需要指出，這裡所說的“棘手”在澳門具有非同尋常的含義。有的時候，一些涉及葡國管理公共機構、軍事部門或市政廳的小問題，捲入中國居民的利益之後，特別是工人協會為保護會員利益介入的時候，小問題就釀成了大問題。不止何賢，華人社團的其他重要人物，如馬萬棋，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崔德棋，市政廳行政委員會委員和崔樂棋，都曾在與政府的接觸中盡力保護過澳門的利益。
8. 我來到澳門不久，發生了在我們水域，一艘水警稽察隊的巡通艇收容了被一艘中國巡邏艇追捕的幾名中華人民共和國逃跑者的事件。通過與何賢的交談，我認為最好開始與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澳門的實際代表、南光公司董事長柯平(Ho Ping)先生接觸。聯繫就這樣建立了，不過，是以私人方式，會面地點就在聖珊澤住所。
我一直認為這些接觸非常有用。在大約三年當中，我們保持了非常好的個人關係，當然，我們的接觸是非官方性質的，而且，海外部長薩拉查博士對此完全瞭解。
不過，只有當發生了嚴重事件時，這主要是指有關福摩薩代表處活動的事件，或者，當收到廣東政府用中文寫來的信、受廣東政府外事部門負責人的委托將已經譯成葡文的信轉交“羅必信先生”時，柯平才與總督聯繫。
9、在我任職期間，對方政府的來信一般都是通過柯平先生或何賢先生轉交給我，並且，崔樂棋總是在場用葡文對來信作解釋。來信中經當提到的問題主要有三個:
經常提到的問题主要有三個:
--要求將我在前面談到的七名逃跑者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指出他們在逃跑之前犯有間諜罪。澳門政府以政治避難權利為理由，從未接受中國的要求，但是，為了避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更大的糾紛，政府把他們關押了起來。
--對方當局指出，澳門官方廣播電合向以在澳門建立公司為幌子的美國人出租這件事。
澳門政府深入地研究了這件事和以合同向電合租用時間的美國公司的性質。總督在聽取了法律顧問的意見之後，決定考慮宣佈該合同作廢並無效，同時終止租賃，這使那家公司到海外事務最高委員會去告狀，但是遭到拒絕，至此，這件事才告結束。
--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福摩薩政府在澳門的代表處的活動侵犯了它的主權，是犯罪行為。事實上，他們是指該代表處若非領導、也是在幫助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敵的秘密活動，說它與其說是一間外效機構，不如說是一個秘密活動和間諜中心。這樣，通過海外部，中央政府決定批准澳門政府的建議，於1965年4月，關閉了該代表處，雖然福摩薩政府一再反對，也無濟於事。
來信還提起美國駐香港的外交使團有不多不少七位派駐澳門的領事，每一位都帶有専門“任務”。在美中關係的困難時期，澳門是一個很好的入口。
Ⅲ
10、1961年10月，當我在南布拉(任當時莫桑比克該省省長)受阿德里亞諾·莫雷拉(Adriano Moreira)博士邀請接受任職時，提出同時兼任澳門武裝部隊司令為先決條件。在當時來講，這樣做出於兩個基本原因:
--不希望退出軍界，當時，我已離開軍界幾乎三年了；
--希望減少當時突出存在的陸軍司令部與政府之間的摩擦，將陸軍司令置於武裝部隊司令和總督領導之下。
只是當時的陸罩司令是具有上校軍銜的顯赫軍人埃杜阿爾多·貝薩(Eduardo Bessa)炮兵上校，而總督只是一個中校，這樣，在葡萄牙武裝部隊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由薩拉查政府以特別權力和委任書任命一位中校澳門司令官，領導一位上校陸軍司令和一位具有海軍中校軍銜的海軍司令。以後，再未發生任何摩擦，總督與兩位司令保持着良好的私人關係。這在軍級等級森嚴的制度下，不能不說是一個獨特的情形。其實，只要晉升一級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無須增加任何開支，因為，武装部隊司令是個不拿薪水的職務。但不知甚麼原因，他們不願意這樣做。
11、1962年4月，我就任總督不久，第一次在聖本多的部長議會主席當時來說非常簡樸的住所受到薩拉查博士的接見。當時，我們看見市政建設用的泥製模型，這是準備建造供澳門大約幾千難民住的。主意是國際天主教慈善會(Caritas)駐葡萄牙的代表D·費爾南多·加爾丁提出的，據說是較容易接近薩拉查博士的人。
從模型旁經過時，他問我說: “你看見這個了嗎? ”我答看見了。他接著問道: “怎麼樣? ”我認為不會被接受，從中國難民特別的生活方式和低生活水平考慮，對他們也不合適。”他以其特有的沉默聽著，正像人們說的那樣，他不大多言，更喜歡聽別人講話。
顯然，這些模型雖然在以後送去了澳門，但並沒有像那位女士所說的那樣經薩拉查博士批准而建造。
12、我想起1962年，為了保證澳門的城市發展計劃能夠繼承建築傳統，保留優秀的原有建築，並且，遵守建築學和城市建設常規哋，我們曾促成一個青年建築設計師小組訪問澳門。
這個包括有前途的著名建築設計師馬納拉斯和維森特的小組在發展計劃處(Departamento do Plano de Fomento)的框架內工作。
面對中國政治組織和本地建築者的多重壓力和利益，工作遇到多很大的困難。
小組完成和指導了許多研究工作，製作了模型，特別是制定了當時幾乎沒有任何建築的外港一帶的城市規劃，絲研究選址在雞頸山建一個機場。這項研究是在我的要求下，經有名的機場專家若奧·托馬斯·修(João Tomas Siu)工程師的指導，由民航總署來完成的。後來，應我的邀請，若奧·托馬斯·修出任工務運輸司司長。
實際上，早在1985年，澳門總督白覺理少校在澳門期間就曾向海外部建議在外港修建一個飛機場；在他的要求下，經陸軍司令的同意，身為工程師的當時衛戍部隊參谋長起草的方案甚至已包括在1959-62年的補充發展計劃之內。那個機場可滿足當地的飛行需要，並可起降DC-3式飛機。
如人們現在所見，澳門機場正在興建中，然而，建機場的想法絕對不是近年才提出的，只是由於在那個時候，必須考慮當時飛機和機場的特點、建設機場所需技術手段的實際可能性和澳門公共財力的許可，並且，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面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這個現實，這在許多問題的包圍中是一個決定性因素。
13、一天，具體日期我已無法指出，一個政府重要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來到總督辦公室，帶來一些建議請求批示。
讀完其中一份文件，總督面有慍色地把文件還了回去，說道“這不是我範圍的事，是你範圍的事博士先生”。“我範圍的，總督先生? 我承認這件事相當令人不愉快，但一切都是按程序辦的，”他說。“道理很簡單，” 我說，“宰雞焉用牛刀，這種‘小問題’，屬於你的工作範圍，親愛的博士。”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14、1966年，因在橋樑方面的革新性設計而馳名葡萄牙和國外、並享有很高聲譽的埃德加·卡爾多索(Edgar Cardoso)教授在一次結束公務從帝汶回國時路經澳門。
午餐時，人們談起澳門--氹仔島和氹仔島一路環島之間的交通問題。當時，正在氹仔和路環之間進行對於澳門的發展至關重要的填海工程，因為當時的澳門人滿為患，而離島又明顯落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船隻不足造成的困難和由於日益嚴重的海底淤積，特別是氹仔與路環西面之間的淤積造成的船運不暢。
雖然我解釋說海底是流質的爛泥，但教授仍嚴厲地批評靠填海連接離島的做法，指出應建造一座矮橋；不過，當我介紹了在西面海上填海造地的巨大好處和根據著名水文地理學家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時，他就不再那麼嚴厲了。
他問政府是否有將澳門與氹仔相連的計劃。答覆是現成和肯定的，只是由於沒有資金，還不能列入正在實施的發展計劃中，然而，在氹仔一路環連通之後，這個計劃將立即納入日程。
立刻，他主動請纓，要對澳門一氹仔大橋做初步研究，並且提出只象徵性地收取研究工作實際消耗費用作為報酬。
第二天，一個需三百康托的研究計劃交到了總督那裡，總督又將計劃轉呈海外部。
就這樣，事關澳門和離島進步與發展的著名工程的第一步终於邁出了。
然而，只有在嘉樂庇總督的偉大獻身精神和不懈努力之下，大橋才有可能建成。在克服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和經歷了多種曲折之後，大橋终於在他的任職期間於1974年底建成通車了，從而使他的工作達到了頂峰。
15、1974年底，我們在陸軍參謀部瞭解到把與強大的中國相比微不足道的澳門武裝部隊改為保安部隊，其職責與現在的保安部隊很相近，即是一支在不同領域為大衆服務、保護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部隊。當時這樣做是有道理的。
早在1963年，作為總督和武裝部隊司令，在最高軍事委員會考慮裁減士兵數量時，我們就認為，澳門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而不是軍事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的外交部長弗朗科·諾蓋拉博士卻具有奇特的、超越我們的理解。對於他來說--一次，我返回里斯本見到他時，他對我說--葡萄牙在澳門應只限於葡國的管理，總督和旗幟即是其象徵，為此，只需一支小部隊--他認為便是那裡唯一需要的軍事力量--滿足在重要場合下應有的儀仗需要。當然，這支部隊不會影響警察性質的保安部隊維護公共秩序和安定。但是，在一個葡萄牙政府中，在對澳門管理上，中國有生力量佔居主要位置，這個觀點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我們認為，一個是應始终尊重中國利益，接受他們在地方行政中的參與，另一個也許就是葡萄牙在那裡僅以一個象徵的形象保持其最低的尊嚴，關於這一點，如果說並非不可，然則亦實難辦到。
Ⅳ
距葡萄牙在澳門管理結束、澳門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時間還有八年多，到那時，正在討論中的基本法將指導以後五十多年的公共與民間活動。人們會問: 澳門前途如何?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充滿疑問的題目。
現在，經過韋奇立將軍謹慎而明確調整之後的葡國行政管理將與時間展開一場巨大的鬥爭，不斷尋求全面實現過渡期的主要目標。
另一個重要問題涉及由澳門預算支付薪金的公職人員，不論其地位和職務，必須保證他們在1999年之後在澳門所獲得的權利。
人們關心的不僅是葡萄牙的聲譽和名望，還關心那些在澳門出生、不想離開那裡的一小部份葡萄牙人的情况，這一部份人希望到那時，除允許他們做好適當準備加入未來公共和民間機構中當地幹部的隊伍外，還享有保證他們的地位的條件。
1999年之後，哪些是可以保留在中國管理和主權內的、保護希望留下的葡國公民和澳門當地人利益的呢? 基本法將規定至2050年澳門的生活，但是，只有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批准或修改它。
1999年以後，哪些葡萄牙政府的法律機構能夠為中國主權接受繼續發揮作用?
在文化和建築遺產方面，澳門政府將會盡全力加以保護。
在語言和文化方面，建立可以留下來傳播葡萄牙語言和文化的有效方式，這件工作永遠也不會為時過晚。
準確地說，誰也不會懷疑葡萄牙過渡時期小組的最高核心利益就是維護1999年以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葡萄牙人的前途。在未來幾年內，為在澳門保留葡萄牙形象，並且，保護留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生活條件而進行的努力中，韋奇立總督將是最忠誠的捍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