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港在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東方中國和西方歐洲自古就有友好往來和貿易聯繫，但在文化上中國受西方近代科學的影響，則始自明代耶穌會士的東來。在16-17世紀時，歐洲的科學技術已凌駕於中國之上，而中國的固有水平，尤其是理學所倡行的心性之學，禁錮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明淸交替時，學人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這些思想家，就痛惡於心性之學，講求經世致用，就有採納西方科學的主張。而當時國家的施政，如交食失測，曆法急待修訂；邊患方熾，軍需急待改良，均有賴於西方科學的傳入。而澳門則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是近代西方耶穌會士最早進入中國的港口；也幾乎是當時東西方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唯一渠道。
西學最先是由利瑪竇等人通過澳門傳入中國的。就敎會事業來說，他是在中國奠立天主敎的創始人，就學術思想來說，他是介紹西學至中國的功臣，這兩者對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都至關重要。
自利瑪竇至鴉片戰爭約二百餘年間，西方書籍傳入中國不計其數。光是1610年抵達澳門的傳敎士金尼閣帶入中國的西方書籍，一次就達七千冊之多。據李之藻的《譯寰有詮序》中說: “時有利公瑪竇浮槎間幾萬里之程，旣又有金公尼閣載書踰萬部之富。”可見明末，已有西書萬部傳入中國，淸初，康雍間傳敎士來中國的更多，攜帶西書來華倍增，可惜亡佚者多，難於估計。
翻譯西方書籍的中國學者當以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等爲始。他們知識淵博又有科學精神，與傳敎士交往甚深，且信仰天主敎，故譯著甚豐，堪稱我國最早科技翻譯中的三傑。明淸之際，西學傳入中國的著述，有晚淸王轁所輯的《西學輯存六種》，其中有《泰西新述考》詳列西來耶穌會士姓名及其著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當時傳入中國的西方學術著作中除了敎義書籍以外，按學科分類就有: 天文、數學、輿地(地理)、物理、醫療、音樂、美術、倫理、語言等類。
澳門港曾是西方傳教士西學東漸的媒介
値得一提的是，中國固有文化，一向偏重於形而上學，初期來華的耶穌會士除宣揚基督敎義外，還把西方的科學技術介紹到中國，成爲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媒介。他們爲東方傳來了西方的文藝復興時代的文明之光。通過他們的介紹使中西兩種不同文化接觸之後，不但使中國固有的倫理思想發生了變化，同時也使當時有識之士也深感到物質文明的落後，中國必須迎頭趕上，於是安常習素的中國，而一變爲革命進取的中國。不管後來的中國變化如何，追本溯源，早期耶穌會士給中國帶來西學的科技知識，是功不可沒的。正如李約瑟博士指出，“在文化交流史上，看來沒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紀時耶穌會傳敎士那樣一批歐洲人的入華相比，因爲他們充滿了宗敎熱情，同時又精通那些隨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科學”。“即使說他們把歐洲的科學和數學帶到中國只是爲了達到傳敎的目的，但由於當時東西兩大文明仍互相隔絕，這種交流作爲兩大文明文化聯繫的最高範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1)
開耶穌會著述之先的，當推羅明堅。他與利瑪竇、巴范濟(Francois Pasio)於1578年同來澳門，他精通漢文，於1584年寫成的《聖敎實錄》，是歐洲人以漢文寫成的第一部叙述基督敎義的著作，使天主敎得以在中國廣泛傳播。利瑪竇是繼羅明堅之後，著作最多，影響最大的傳敎士之一。他的二十多種著作中大半都是用漢文寫成的。如《天主實義》、《交友論》、《西國記法》、《疇人十篇》、《西琴八曲》、《秦疏》(爲1601年他入敎進貢物品請許留居北京的奏章)。此外，尙有: 《幾何原本》(徐啟光筆述)、《同文指算》(李之藻筆述)、《測量法義》、《測量異同》(李之藻筆述)、《渾蓋通憲圖說》、《萬國輿圖》、《西字奇跡》、《乾坤體義》，還與郭居靜合撰《音韻字典》等等許多科技學術著作。
其他耶穌會士如龍華民的《急救事宜》、《地震解》等，龐迪我的《七克大全》等，高一志的《斐錄匯答》(文中斐錄即哲學philosophy的音譯)等，熊三拔的《泰西水法》、金尼閣的《推曆年瞻禮法》、艾儒略的《職方外紀》、鄧玉函的《奇器圖說》並與湯若望兩人合編的《崇楨曆書》一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改名爲《新法算書》(全書分三編: 首爲西洋天文學理: 次爲行星，恆星，日月蝕諸說及測算方法；二爲便利測算諸表)，湯若望著有《渾天儀說》五卷，《西洋測日曆》(1645年淸廷得之喜甚，乃頒行全國)；南懷仁有: 《儀象志》、《坤輿全圖》、《康熙永年曆法》三十二卷、《赤道南北星圖》和《簡平規總星圖》等書。他的《進品窮理學》康熙廿二年八月進呈，共六十卷書佚，唯北京大學圖書館仍藏有舊抄本。
以上列舉的作者和書名只是根據韓霖、張賡所輯《聖敎信證附錄》和費賴之的《耶穌會士列傳》的記載中錄其犖犖大者，許多人名和著作因限於篇幅都未列入，只就這些簡略介紹也足以證明，初期耶穌會敎士確實努力於著述。他們編撰的這些書籍，一方面固然是爲傳敎而闡發敎義，但另一方面也確實爲傳播科技知識給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生活習慣思想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最顯著的，如破除迷信，排近偶像，引起中國人民生活習慣上的不安，也間接影響到固有的倫理思想，尤其是科技方面，開闊了中國人民面對世界的眼界。他們看到了利瑪竇的《萬國輿圖》才知世界之大與其想象的不同。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天文、曆算，如利瑪竇的《幾何原本》、《同文指算》、《勾股義》等等，以及後來的龍華民、熊三拔、艾儒略、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等人，他們的貢獻尤爲顯著。他們的著作甚至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影響到康熙皇帝也撰著有格致地震等接近於科技的著作(《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御制文》)。隨着淸代康雍乾盛世的到來，統治階級日益追求奢華優裕的生活，並著意於裝點自己的“太平盛世”。因此，他們更多地注意吸收西方的藝術。1715年來華的意大利傳敎士朗世寧，就是這方面的傑出代表。他在中國半個世紀，成爲皇帝寵信的宮廷畫家，傳授了西方的焦點透視法。朗世寧還在蔣友仁等的協助下，設計了圓明園的歐式建築--西洋樓，爲這座世界名園增添了光彩。可見西方文化經傳敎士東來的傳播，對古老中華文化影響之大。而這些傳敎士最先都是通過這條新開闢的歐亞海上絲綢之路進入被稱爲“東方梵蒂岡”的澳門，而後才深入中國內地的。因此，澳門在溝通東西海上交通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出色的媒介作用。
澳門西灣(中國晝) 謝舸作
澳門港是西方傳教士中學西漸的橋樑
這些西方傳敎士除了把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外，還把中華文化介紹到西方各國，使西方人士得以瞭解和認識中國，使中華文化得以走向世界，爲世界文明史增添了光輝的一頁。爲了說明西方傳敎士通過澳門將中華文化具體介紹到西方各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今簡述如下:
1. 語言: 傳敎士初到中國要與中國人接觸，首先要解決語言障礙，學會中國的語言文字，而中西的語言文字，兩者完全不同，他們就總結了親自學習硏究的經驗，把兩者不同之處，編著成字典，在漢字旁注上西文解說，並加上西文字母拼音，這種中西字典，雖在當時還很簡略，但傳入歐洲後，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如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就是溝通中西文字的傑作，開創了中西字典的先河。其他如柏應里的《拉丁漢文小辭匯》、《漢語初步》、《中國辭匯》；馬若瑟的《漢語札紀》是西方學者硏究中國文學的最早專著，其中有一萬二千條漢文例句。此外，尙有白晉的《中法辭典》；錢德明的《滿洲語文典》等等。這些學習中國語文的工具書影響所及，不只是傳敎士本身，而且遠傳歐洲各國，成爲西方探索中國文字奧秘的法寶。
2. 經書: 傳敎士掌握了中國文字之後，便開始硏究中國的經書。而最早硏究中國經書的，首推利瑪竇，他不但學有專長，而且能糾正經書注疏中的錯誤，對原文能加上正確的注釋，對淸代的考證學家很有啟發。他還將中國的《尙書》譯成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後，才知中國經書的眞諦。此外，殷鐸澤也擅長中文，曾以拉丁文翻譯《大學》、《中庸》和《論語》等書；馬若瑟、白晉和傅聖澤共同翻譯了《易經》、《老子》、《淮南子》等等。經書是中國文化的結晶，所有文物制度，風化習尙，無不涵蘊其中，他們的翻譯，使中國文化得以流傳到歐洲，使西方人士進一步瞭解和認識中國。古代的中華文化得以有機會在歐洲弘揚，都與傳敎士的介紹有關。
3. 輿地: 最早傳入歐洲的中國地圖是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Novus Atlas Sinersis)，1655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版，共17圖，171張地圖說明，其中有一張是中國全國地圖，有15張是明代15省分圖，另附日本地圖。經考證，此圖系用陸應陽的《廣輿論》爲其底本。出版後，西方各國爭先譯印，爲當時硏究中國地圖的傑作。後來，康熙時的白晉、雷孝思等所測製的《皇輿全覽圖》，它不僅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歐洲所有的地圖都更好，更準確；敎士蔣友仁的《坤輿全圖》寄法國僱藝術家刻於精銅之上，共一百幅，都在法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歐洲在17-18世紀時，大地測量尙未開始，而中國的全圖已經製成，西人見此贊嘆不已。這也不能不歸功於耶穌會士。
4. 歷史: 中國是東方文明古國，有燦爛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歐洲各國硏究古代文化的歷史學家都想瞭解中國的歷史，1658年衛匡國著的《中國史初編》十卷在德國發行，1692年被譯成法文，爲當時西方硏究中國史唯一的史書，後來馮秉正的《中國歷史》一書出版後，才有更詳細的專著。衛匡國的《韃靼戰記》記中國明亡淸興和統一中國後的史料，引起歐人的極大興趣，該書一年之內竟連續再版十幾次。其次，曾德昭著有葡文《中華帝國志》(1642年馬德里出版)，也深受西方社會的歡迎。
澳門東望洋山燈塔(中國畫) 謝舸作
此外，由馮秉正譯成法文的朱子《通鑒綱目》，後又翻譯明商輅的《通鑒綱目》以彌補宋元明三朝的史實。他所編譯的《中國通史》1737年脫稿，1783年才在巴黎出版，1777-1783年在意大利發行，分36冊，此書至今仍有很大影響。利瑪竇的《回想記》和金尼閣據此編寫的《傳敎士長征中國記》叙述明末天主敎在中國的傳敎史，爲西方最受歡迎的書，有英、法、德各國的譯本。金尼閣的《中國歷史編年》四大冊，在西方也有很大影響。硏究中國文物的柏應理將自己硏究中國歷史、語言、文學所得撰寫成《中國哲人孔子》一書，1687年在巴黎出版，書末附有中國年表，他在西方漢學史上作出了不少貢獻。後來，法國耶穌會士宋君榮熟諳中文和中國文獻，於1770年在巴黎出版法譯本《書經》、《蒙古史》、《大唐史綱》。巴多明的法譯《資治通鑒綱目前編》；張誠的《韃靼紀行》；白晉的《康熙帝傳》、《中國現狀論》；劉應的《韃靼史》；錢德明的法譯本《乾隆御製盛京賦》、附在《中國雜纂》中的《中國兵法考》、《中國古今音樂記》和《孔子傳》；哈爾特主編的《中華帝國》，1735年在巴黎出版，由北京傳敎士合寫的《中國論叢》詳細記載了中國歷史、美術、風俗、習慣等共十六冊以及《耶利會士書信簡集》。(2)此外，許多傳敎士還將大批中國書籍通過澳門帶回歐洲，例如1694年，白晉一個人經澳門回國時，隨身攜帶了三千冊精印的中國圖書。在北京的傳敎士也通過澳門，將《本草綱目》等書寄往歐洲。18世紀初，一些到澳門行醫的法國醫生對中醫學與《本草綱目》進行了認眞硏究。其中，凡得孟德(Jacques-Francois Vandermonde)在1732年返回巴黎時還帶去了他的《本草》礦物部份的譯稿。後來，這部譯稿對法國科學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3)
在澳門的耶穌會士還於1565年建立會所，後改稱聖保祿學院，1602年擴充爲聖保祿大學，成爲耶穌會在澳門(也是在遠東)建立的第一所大學，曾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同西方的文化交流方面發揮了非凡的作用。(4)據統計從1594-1779年的180多年間，由里斯本來澳門傳敎的耶穌會士四百三十人中，有二百人在聖保祿大學學習中文，其後有一百三十人被派往中國內地傳敎(王治心: 《中國基督敎史綱》)。這些傳敎士都是中西文化的傳播者。
綜上所述，以利瑪竇爲首的澳門傳敎士在明淸之間，利用澳門這一特殊地位，在中西文化逆向交流中，如上所述起過兩大作用: 一方面，輸入西方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學術界增加了許多新的經世致用的科學知識；另一方面，又將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介紹給西方，使西方瞭解到中國古代文明的眞締，從而引起他們的崇敬和欽佩，也使中華文化走向了世界。
我們還應該指出，澳門還不僅僅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簡單地爲中國吸收外來的西方文化和向西方傳播中華文化，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異質文化通過長期在澳門的接觸、交融和互相滲透、融合，而創造出第三文化，即所謂“澳門文化”。“澳門文化”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四百多年來東西方兩種異質文化逆向交流中的獨特產物，在澳門這塊彈丸之地不僅爲我們提供了相當豐富，兼有東西文化特色和中葡文物景觀的一座人類文化博物城，而且還可供人們騁懷遐想，以便對此出嚴肅的反思和觀照。“澳門作爲溝通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渠道，打通了中國與整個世界的封閉隔絕，並且一直起着不可或缺的觸媒和催化作用。”(5)
澳門作爲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還不僅表現在上述的精神文化方面，而且還表現在物質文化方面。例如火藥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但是傳入歐洲經過再創造，成爲西方先進的火炮之後，卻是通過澳門最先傳入中國的。(6)1620年和1628年，明廷向澳葡兩次購賣火炮，第一批四門火炮，就是由傳敎士陸若漢(Jean Rodriguez)充任翻譯伴隨葡炮手入京的。1626年這些火炮對滿軍作戰中，發揮過威力，使袁崇煥能鎭守住寧遠，獲取寧遠大捷。反之，在淸軍對明朝作戰中，也極重視火炮，利用仿製西洋火炮對明作戰，而取得了勝利。這些是中國歷史上國內民族之間的鬥爭。値得提出的，從澳門傳入的西方火炮及其製造技術，一度縮短了中國與西方軍備和軍事技術上的差距。在17世紀上半葉，鄭成功驅逐了盤踞我國台灣的荷蘭殖民者；下半葉淸朝康熙皇帝下令抗擊入侵黑龍江地區的沙俄軍隊，在這兩場戰鬥中，西式火炮都開上了民族自衛的戰場，在中華民族反對外來的侵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7)這類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舉，至於西方人士對於中國所創造的物質文化，通過澳門港運往歐洲的大批中國絲綢、瓷器、漆器和其他工藝品，更使他們贊不絕口，嘆爲觀止。他們將這些視爲罕世珍貴，收藏在各國王宮和貴族府邸，並引起歐洲匠師們紛紛仿製，形成了中國物質文明對西方的一次衝擊。
澳門是近代中國進步人士受外來影響萌發革命思想的發軔地
澳門的特殊地位還爲許多中華民族的偉大的優秀兒女接觸外來影響，萌發革命思想和進行革命活動的發軔地。如領導太平天國革命的洪秀全早年受到來自澳門的西方基督敎義的啟示，後在香港參加了拜上帝會，遂發動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起義運動。魏源和林則除都曾到過澳門。林則除在鴉片戰爭前夕，巡視澳門時，目睹滿淸腐敗無能，更加增強他力挽狂瀾的決心。他吸收西學翻譯成《四洲志》，托其摯友魏源增補編寫成著名巨著《海國圖志》。主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師夷長技以制夷”，不僅對當時國內思想界有很大影響，而且還促進了日本的變法維新。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容閎就是在澳門成長的。他自幼受澳門馬禮遜學堂的敎育，後來主張維新變法，還推薦孫中山去見李鴻章，成爲近代中國著名的改良主義派領導人之一。他的《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在當時也風靡一時，影響至深。(8)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民爲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援救中華民族的危亡，不斷掀起要求推翻舊的封建專制政權的革命浪潮。由於當時中國的滿淸政府已不能在澳門地區行使國家主權，澳門遂成爲中國一部份先進份子進行革命活動的場所。如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討袁革命期間，資產階級改良派，中國同盟會會員，中華革命黨人都曾利用這一特殊地區，在澳門進行活動。最早在澳門活動的，就是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領導人之一的鄭觀應，他在澳門撰寫的名著《盛世危言》，提出富強救國的改良思想，對維新變法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對孫中山有過深刻的影響，而且還影響過少年時代毛澤東的愛國思想。(9)
改良派的領袖康有爲曾於1896年11月到澳門活動，鼓吹維新變法思想，大受當地何廷光等愛國人士的支持，並讓其弟康廣仁留在澳門與何廷光一起在澳門創辦《知新報》，由梁啟超等人任主編。該報於1897年2月2日出版，行銷國外調內外，成爲當時在海內外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最重要的報紙之一。澳門又是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最早形成革命思想的發軔地。他在童年時，隨母從澳門出國第一次接觸到西方文化後，始有: “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萌發出革命思想。後來，他於1892年剛從香港雅麗氏醫學院畢業，就應聘爲澳門鏡湖醫院的醫生，成爲澳門第一位華人西醫。他一面行醫，一面在澳門傳播革命火種，他創辦的《鏡海叢報》是近代中國第一份與資產階級革命派有密切關係的報紙。在以後的革命歲月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於1906年和1909年兩次在澳門成立同盟會分會，除在當地進行革命活動外，還利用澳門作爲秘密運送武器和掩護革命志士出入內地的孔道。後來他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朱執信等人還將澳門作爲討袁革命戰爭的前哨防地。討袁勝利後，孫中山還命其子孫科以特派員身份在澳門設立辦事處，策動廣東的陸海軍起義。總之，澳門對近代中國的革命，影響之大，筆不勝書，功不可沒。
結束語
澳門即將於1999年12月20日回歸祖國，澳門同胞也將成爲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新的一員；“澳門文化”也將爲中華傳統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澳門的這一彈丸之地，雖然小之又小，但它的文化價值絕不是微乎其微的。”(10)它將使中華文化更加發揚光大，燦爛奪目。
當世界即將跨入21世紀，澳門也將投向祖國懷抱之際，澳門正在迎接一個徹底清除殘餘的殖民主義和殘餘的封建主義的新世紀，而步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長期盼望的這一天終於即將到來。對此，我們感到無比的興奮與激動。當今有越來越多的著名學者和政治家都在展望未來的世紀將是太平洋的世紀的時候，重溫澳門港在近代海上絲綢之路、東西海上交通和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地位和那段舉世矚目的歲月，是很有意義的。今天，中葡兩國之間已經建立了新的平等互利的友好關係，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也已得到妥善的解決。我們相信以後的澳門港在中西和中葡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方面，必將發揮它的應有作用，作出新的貢獻。
【註】
(1)李約瑟: 《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二分冊，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640、693頁。
(2)以上資料參考張力、劉鑒唐著: 《中國教案奴》第二章第66-89頁。
(3)何芳川: 《澳門與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載《北大亞太研究》第一輯，北大出版社1991年第225頁。
(4)關於聖保祿大學可參閱: 黃曉峰《澳門的文化視野: 世界與中國》第4頁和注。
(5)黃曉峰: 上揭文第3頁。
(6)何芳川: 上揭文第222頁。
(8)容閎的《西學東漸記》已譯成中文，1981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9)(10)黃曉峰: 上揭文第6頁。
*陳炎，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