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至三國所謂已抵琉球的記載不能證明中國人已發現了釣魚島前身
某些模糊記載當作原始發現的依據均不宜作為國際交涉中應用的歷史說辭。
1. 梁嘉彬先生對中國海疆的沿革，做了很多研究考證工作，有不少貢獻，但也有些我認為不成熟或可定為錯誤之論。他認定《禹貢》中的“鳥夷”，秦漢著述中“三神山”的瀛洲，《後漢書． 倭傳》的“ 東鯷” ， 三國時吳國所稱的“夷洲”，魏國所稱的侏儒國，晉代所稱“綜嶼、“紵嶼”，隋唐的“流求”，來唐日本貢使所稱的“留仇”“流虯”，都應是今琉球，而不允許指今臺灣或包括有臺灣，並認為“臺灣島被國人一般知曉，應在南宋淳熙間”。梁認為戰國秦漢時的傳說性的海外仙島“瀛洲”就是琉球，其根據之一是：“以島上多綜紵樹為特徵，在晉時亦名綜嶼。晉葛洪《抱樸子．金丹篇》云：[⋯⋯]可證晉之綜嶼即漢前之‘瀛洲’。”根據之二是晉代王嘉《拾遺記》對“瀛洲”提到的“淵”，就是琉球海溝；所稱的能噴水為千丈大魚指鯨魚，符合琉球有鯨魚情況。提到有樹名“隱木”，就是鐵樹，為今日琉球島名產，有相當詳細的描述。並且認為戰國時中國方士已有在琉球居住的：“琉球在徐福東渡前，亦早有我國方士集團遁其間。”(1) 若按梁認為戰國秦漢時的傳說性的海外仙島“瀛洲”即為古代的琉球群島之邏輯，豈不是說中國人早在戰國時就已發現了琉球群島。中國大陸的人們去琉球群島途中，大都會遭遇隋代稱為高華嶼的島嶼，那麼也就意味着會發現該島嶼。其實，連最初記載徐福求神山事的《史記．秦始皇本紀》，都認為“瀛洲”祇是傳說中的“神山”，並與山東半島海濱的海市蜃樓幻覺相聯繫。唐代、宋代人就質疑不信，如連富於想像的唐李白詩中都說“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2) 宋代務實政治家王介甫 (安石) 詩云“瀛洲、方丈、蓬萊不可求”，肯定那些神山虛妄。 所以我認為此論判斷欠科學基礎，不能作為中國人發現琉球從而發現高華嶼之始的證據。梁先生又考定三國東吳孫權派衛溫、諸葛直率兵征討的夷洲和沈瑩所寫的《臨海水土誌》中的夷洲，就是“瀛洲”, 也是指琉球。梁稱“日本、琉球俱為徐福所開闢”。(3) 梁先生又定三國時所說的“裸國”是今臺灣。理由是古琉求多倭小人。這從臺灣原住民到清初還不穿衣服的情況反推，不無道理。但在太平洋南部開化滯後的島民也不穿衣服，可見這種情況豈祇臺灣原住民有？所以很難認定這一見解是準繩。故我認為《中國歷史大辭典》對該國的釋文是適當的：“裸國，古族名。《呂氏春秋．貴因》：禹之裸國，裸入衣出。《淮南子．墜形訓》〉：諸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南至東南方，有‘裸國民’。《三國誌．魏誌．東夷傳》中亦有‘裸國’。據諸書所述，此族蓋為東南夷也。”(4) 此釋文雖有含糊其辭未予落實的遺憾，但在沒把握的情況下，謹慎一點還是可取的。
2. 把東溟、大壑、東鯷壑等詞指為中琉海漕，不妥。鞠德源先生編著的《日本國竊土源流釣漁島主權辨》一書，和在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之“釣魚臺列嶼 —— 中國固有主權領土大展”網頁文，無論為民間保釣還是為政府衛釣，都是添加正能量而做出貢獻的。但文中也有可商榷之處。在大展網頁上的第十四章“中國東海大陸架及釣魚列嶼資源篇”內稱：“中琉海溝(古稱東溟、大壑、東鯷壑、黑水溝，今稱中琉海槽、日本竊名“沖繩海槽”)。”(5) 把東溟 、大壑、東鯷壑等古地名指為中琉海漕，也不妥。按戰國時，《莊子．逍遙遊》開頭第一個地名就是“北溟”，是指北海，或北極之海。(6) 那麼相對的“東溟”當然是指東海了。事實上歷代也都是當“東海”。《文選 顏延之〈車駕幸京口待遊蒜山作〉》詩曰“日觀臨東溟”(7)。按蒜山在今江蘇的鎮江市長江邊，筆者調查港口時曾登臨，這個小山頭現在遠離上海市長江口，當然不可能望見東海。然而在南朝時，海岸線並不像今天那樣遠伸上海市，而是在今揚州市、鎮江市一帶，所以說他是指東海無疑。又唐代李白詩《古風》：“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也是指東海。按唐代東海概念是包括今黃海的，所以可謂當時黃河入東海是不錯的。這些都涉及不到太平洋的中琉海漕。又，所謂“大壑”乃是先秦時《列子》記有個叫革的人答辯湯的問話中一個地名：“勃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8) 這是一種傳說性的地名，《山海經．大荒經》亦有提及，但不能也不應確指中琉海漕，從而也無助於證明戰國時中國已發現琉球、發現釣魚島。至於鞠先生主張《山海經．海內北經》列姑射山就是釣魚島，本人已在《文化雜誌》八十九期上刊文論過了，茲不重覆。
二、《玄中記》的“蛇丘”不應作為晉代已發現釣魚島列嶼的證據
在復旦大學出版社工作的韓結根教授，於2014年7月出版了《釣魚島歷史真相》一書。該書在 “是誰發現了釣魚島”一章中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人最早發現並予以命名的。”此話當然是對的。但接着說：“其中南小島，在晉代郭璞《玄中記》中便有文字記述。郭璞在《玄中記》中說：‘東海裡有個蛇丘，地勢險惡，大都很低濕。很多蛇居住在那裡，沒有人類居住。有的蛇長着人的頭、蛇的身子。’《玄中記》所說的東海‘蛇丘’就指的是南小島。[⋯⋯][施按：以下講唐宋筆記和小說也曾傳述此事，還講了清朝萬正色乘船經臺灣島附島去日本途中被漂到南小島，因與本文主題無密切關係，從略] 雖然關於南小島的這些記載充滿着傳奇的色彩，但它絲毫不妨礙這座島嶼是中國人發現、命名並曾在島上活動過的歷史事實。”(9)該書在第九章頁173和十一章大事編年頁213，也都重覆提到此主張。但該書沒有說此島就是郭璞發現或郭璞認為誰發現的，不言的含意就是至遲在西晉時發現了南小島，也就等於發現了旁邊的釣魚島本島。韓先生以上寫的是白話譯文。查原文是：“東海有蛇丘，地險，多漸洳，眾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首而蛇身。”《玄中記》原書沒有完整傳世，祇有被各書徵引的輯本。本文引自唐代歐陽詢《藝文類聚》。(10) 韓書認為《玄中記》是中國人最早發現釣魚島列嶼的記載，此說是否是真相呢？我們有必要先對《玄中記》及其作者作一簡要分析，然後對立說該島作一評估。
郭璞生活在兩晉時期(晉武帝咸寧二年至晉明帝太寧二年，西元276-324年)，字景純，河東郡聞喜縣 (今山西省聞喜縣)人，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他兩晉時期都任官，西晉末為宣城太守殷佑參軍，晉元帝拜著作佐郎，與王隱共撰《晉史》，後為王敦記室參軍。他也是著名學者，短促一生(四十九歲) 中，個人著述甚豐，詩文著作多達百卷以上，數十萬言。他曾為《爾雅》、《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葬經》作註，傳於世，明人有輯本《郭弘農集》。然而，他又是個方士 (正統的正一道道士)，喜歡從事風水、天文、曆算、卜筮。他的喪命，就因用卜筮不吉為由，阻止駐守荊州的王敦謀反，被王敦所殺。為此，晉明帝特意在南京玄武湖邊建了郭璞的衣冠塚，名“郭公墩”。他還是位文學家，擅詩賦，被稱為遊仙詩的祖師。《詩品》稱其“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文心雕龍》也說他“景純仙篇，挺拔而俊矣”。豈止詩賦，尤是創作誌怪小說帶頭人。(11)《玄中記》就是他這方面的代表作。
《玄中記》被視為我國較早的誌怪小說，上承遠古傳說，從《山海經》所載的殊方絕域、飛禽走獸、奇花異木、山川地理的神話演化而來，廣羅天下奇聞異事；它下啟六朝誌怪，書中內容所載多為後代誌怪小說所借鑒。由於它在撰述體例上的特殊形式，被劃歸為地理博物類誌怪小說。
論證日本竊佔釣魚島歪理和賣國份子媚日送土謬說，是一件嚴肅的學術著述，也是一項國際政治鬥爭。被《釣魚島歷史真相》一書奉為最早發現釣魚島列嶼的南小島前身的這則“證據”，居然是出於這樣一本誌怪小說中一則荒唐誌怪故事，實在令人遺憾。更遺憾的是，作者在正文第二章中強調聲稱：“雖然關於南小島的這些記載充滿着傳奇的色彩，但它絲毫不妨礙這座島嶼是中國人發現、命名並曾在島上活動過的歷史事實。”而且在書末〈後記〉中設防地說：“也許有人說，晉代郭璞的以及唐宋文獻中所記敍的‘東海蛇丘’，不一定就是指南小島。我們認為，在東海中，南小島一直以多蛇著聞，被稱為蛇島，據我們所知，再無其它島嶼在文獻中如此以多蛇見稱；如果說者不能舉出反證，那麼‘東海蛇丘’指的就是南小島，而且以地形看，南小島西北與東南地勢險峻，中間大部分平坦低濕，很適合蛇類生存，與文獻中‘東海有蛇丘，地險，多漸洳’頗脗合。我們自認為在書中對文獻的利用還是比較審慎的。”(12)
其實，中國境內以蛇島為地名的地方有多處，其中在海中的蛇島，最著名的且蛇最多的，當推在大連市旅順口附近的一座。大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所編的《大連市情》，其扉頁政區圖繪出蛇島，在照片中也有蛇島彩色圖。(13)有本《海岸萬里行》的書介紹：“從大連港出發，繞過遼東半島尖端的老鐵山，向西約二十海里，有一個西北—東南向的小島，橫臥在海面上。這個無人居住的小島，面積約一平方公里。島上的樹枝上、草叢中、巖石縫內、開闊地上遍佈毒蛇，人們便把它稱為蛇島。蛇島是我國的一個重要自然保護區。蛇島上巖石嶙峋，它的西面和北面都是光禿禿的懸崖和峭壁，而在島的東南部，分佈着四條溝，它們把這一部分地面分隔成五道小的山嶺。這裡漫山遍野長滿了各種樹木。在那些低矮的小樹上，時常可以看到一些蛇一動也不動地盤繞在樹枝上，頭部靠近樹梢，微微仰起，繞在枝條上，這是蛇捕食小鳥時經常保持的一種姿態。有的樹上竟同時盤繞了十五、六條大小不等的蛇。島上的蛇都是清一色含有劇毒的蝮蛇。根據地質學家和生物學家的實地考察，發現蛇島的形成與地質變遷有着密切的關係。大約在幾萬萬年以前，現今的蛇島是與大陸連在一起的，不過那時的遼東半島與蛇島都被海水淹沒在海底。後來到了大約四萬萬年以前，這一地區開始成陸。蛇在‘滄海桑田’的變遷中被保存下來。蛇島是生物學家、地理學家嚮往的地方，也是富於探索精神的旅遊者嚮往的目標。”(14) 另一書說：“蛇島又名小龍山島，位於旅順口西北二十五海里的海中，[⋯⋯] 島上究竟有多少條蛇，還沒有確切數字，據估計有五六萬條，隨地可見，觸目皆是。”“島上地形 [⋯⋯] 為蝮蛇穴居提供了良好場所。島上氣候溫和，陰涼潮濕，便於蝮蛇活動。島上動物繁多，為蝮蛇帶來豐盛的美餐。”(15)
由於早在西漢武帝元封初年 (約在元前109年) 就開通了山東半島－遼東半島航線，旅順口港(當時名遝津) 是往來船舶停泊的重要港口，(16)距其西邊僅二十五海里的蛇島應為附近漁民和過往運輸船、兵船船員獲知，尤其在其後的西晉時期，應有更多的人所知。作為晉代博物地理學者的郭璞，是否借此實有蛇島見聞而創作“東海蛇丘”奇談，也很難說不可能。如果逐條實對實比證，則大連蛇島與釣魚島列島中的南小島情況不都合，不可輕率附會。
返觀南小島的蛇島，要把它當作釣魚島原始發現依據，更難接受。第一，它不是出於科學著述或正史，而是出於誌怪的文學作品。我再引一則《玄中記》，也是講東海的故事：“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廣記》引作：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其產則三百里為血。[ ⋯⋯ ] 成玄英：莊子《遙逍遊》疏引‘作產三日，碧海為之變紅。’”這種魚生產魚仔所污染的產血，比現在萬噸級運石油船溢油污染海面面積還大。誇張想像力真是驚人。虛構故事不可信。第二，它說該島的蛇長得人面蛇身。這是不可能有的事物。第三，即使退一步去掉神話色彩，假設就指南小島，那麼它是在何年何月，由甚麼人在甚麼情況下被發現的？蛇丘又是何時改為南小島的？南小島又是怎樣亦稱蛇島的？將這樣無頭無腦的誌怪奇談用作外交交涉的論據，近乎開玩笑，既不符科學論證，更無助於國際宣傳。他的說法客觀上會起事與願違的副作用。
三、所謂清錢泳手抄沈復《浮生六記》的《海國記》是比日本人早了七十六年發現釣魚島之鼓吹有害無益。
2010年，我國媒體忽然沸沸揚揚傳出一個發現釣魚島屬於中國的新鐵證，刊發不少報導文章。據說山西一名高中畢業生彭令，以販賣舊書為業。2005年在南京朝天宮 [施按：那裡為一雜貨市場，其中有舊書店攤] 發現認為是清代沈復著作的文學作品《浮生六記》卷五佚文的錢泳抄件。[《浮生六記》是清代文學家沈復(1763-1825，長洲即今江蘇蘇州人) 的自傳體長篇作品，被文學界稱為“小紅樓夢”。該《記》在流傳中佚失最後兩卷。] 次年，他找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確認為錢泳手跡。2008年6月，他在香港《文匯報》副刊發表〈《浮生六記》佚文的發現及初步研究〉一文。據彭令自稱：2009年10月下旬，臺灣保釣協會的專家、學者提醒彭令關注文獻中琉球資料部分，發現釣魚島屬於中國的證據。2009年12月3日香港《文匯報》刊發報導〈(清著佚文手跡面世比日本文獻早七十六年) 鐵證釣魚島屬中國〉。2010年9月，太平洋學會專家審閱評估，明確為錢泳手跡。據稱2010年12月20日，文獻在北京以一千三百餘萬元被拍賣。對於這件被稱為“鐵證”的抄件，有的學者和官員大加捧場，但也有學者強烈反對並尖銳批駁。(17)
此後幾年，此事餘波未息，影響仍在起作用。如李子遲先生於2012年1月4日在新浪網發表博文〈近年發現的《浮生六記．海國記》鐵證釣魚島是中國領土〉，附帶同意隋代發現了釣魚島：“中國關於釣魚島的最早記載可追溯到千餘年前的隋朝，那時中國的臺灣和釣魚島鄰近着另一個獨立的國家叫琉球，隋煬帝曾派使臣朱寬召其歸順，又曾派陳棱、周鎮州等率軍攻打，行軍途中便經過了釣魚島。”但是該博文主題所大力宣傳的內容，卻是大吹此件具有中國比日本人發現釣魚島早七十六年鐵證的功能，其價值如同古代和氏璧。他聲稱：“經國內權威專家認定，書中記錄的清代使者出使琉球途中的所見所聞中，有六千二百多字出自《浮生六記》中第五記初稿《海國記》。專家在鑒定中一致認為，文中對釣魚島附近海域的描寫，清晰地勾勒出文稿成形時期我國國界的釣魚島段，內容真實可信，可作為我國自古即擁有釣魚島主權的又一鐵證。手稿也因為其獨特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被譽為‘當代和氏璧’。《海國記》中記敍了沈復出使硫球的見聞。當船至中硫邊境時，他以五十五個字簡潔、生動地記載下釣魚島領域祭海的場景：‘十三日辰刻見釣魚臺，形如筆架。遙祭黑水溝，遂叩禱於天后。忽見白燕大如鷗，繞檣而飛。是日即轉風。十四日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文中錯別字“硫”為原文所有，不便代改。
該文稱當時“香港《文匯報》北京新聞中心記者彭凱雷、江鑫嫻12月2日電報導，再次讓《浮生六記》佚文裡挾主權明證震驚海內外。第二天，國內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參考消息》頭版刊出黑體字〈釣魚島屬於中國再獲文獻證明〉的港報摘要轉載報導。隨後，國內《國際先驅導報》等紛紛跟進。一時間，海內外轉載報導有近百家媒體。”(18)
我認為，該件不僅客觀上極不利於確立我國早於隋代就原始發現釣魚島，而且並不具有能證明是我國領土的價值。坦白說，筆者過去未曾讀過《浮生六記》，這次也暫時不想參與佚文本身的辨偽，我祇就其中涉及釣魚島的五十五個字本身作研究。第一，假定這段佚文手抄本是真的，其情節僅僅是說在船上望見了釣魚臺即釣魚島，見識了一下航海迷信(向傳說中的宋代湄洲島上民女林默變成的海神祈求平安)，一椿平常小事，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比這描述得更為詳細的、時代早得多且可信性無可指責的明代及明以前的書籍有的是，該抄件沒有甚麼稀罕的。第二，說是可證比日本人發現早七十六年，這又有何價值？明初的琉球學者寫的航路指南、我國人寫的《順風相送》不是已證明代初比日本人發現早五百多年了嗎？筆者拙著提出隋陳棱船隊海員發現釣魚島前身高華嶼，不是己證明比日本人發現早一千三百多年了嗎？如果按所證早七十六年為準，豈不是在作踐自己，大加壓低中國嗎？！幹着有害無益的事，還要興奮不止，豈非咄咄怪事？！第三，論證釣魚島本是十分嚴肅、冷靜的，要對世界對歷史和現實負責的事。這種起哄令人懷疑是否有推銷假古董之嫌？這個年頭，各種假冒偽劣多多，在這個領域裡，不能保證沒有個別投機者。我對此點不下結論，讓有關專家去定。第四，釣魚島主權歸屬這樣嚴肅的問題，採用文藝小說類作品中的內容，我一向就不贊成。記起在此事件發生前若干年，在國家圖書館港臺室曾讀過1984年臺灣出版的《清代琉球紀錄集輯》一書，其〈弁言〉中就對《浮生六記》佚文問題有質疑。當時並不關心，現在重新翻出，覺得對理解現在新發生的事件有啟發，不妨引錄如下：
嘉慶中沈復(三白)《浮生六記》足本所見〈中山記歷〉一篇，疑係後人剿襲附會之作，並無參考價值。《沈文》云以趙文楷(字介山)從客身分，記隨使琉球見聞；而按其語句，幾均出自《李錄》。其中斷章截句，前後不相呼應，所在多有；此處限於篇幅，不擬歷數。茲僅舉證一事：封舟回國，於嘉慶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溫州南、北杞山洋面遇“賊船”襲擊後，“北風大至，浪飛過船”(引原文)；《李錄》續記云：“余倦極思臥，[⋯⋯] 遂解衣熟睡，付之不見不聞”。次日，《李錄》云：夢中聞舟人譁曰：“到官塘矣”！驚起。介山、從客皆一夜不眠，語余曰：“險至此，服汝能睡；設葬魚腹，亦為糊塗鬼矣”！余曰：“險奈何”？介山曰：“[⋯⋯] 每側，則篷皆臥水。一浪蓋船，則船身入水，惟聞瀑布聲垂流不息。其不覆者，幸耳”！余曰：“脫覆，君等能免之乎？余樂拾得一覺，又忘其險，幸矣”！介山乃大笑”。而《沈文》於“浪飛過船”下即云：“夢中聞舟人譁”曰：“到官塘矣”！驚起。從客 (此已非沈氏口氣) 皆一夜不眠，語余曰：“險至此，汝尚能睡耶”？余問其狀；曰：“每側，則篷皆臥水。一浪蓋船，則船身入水，惟聞瀑布聲垂流不息。其不覆者，幸耶”！余笑應之曰：“設覆，君等能免乎？余入黑甜鄉，未曾目擊其險，豈非幸乎”！彼此所記——除《沈文》略避介山以外，如出一轍。試想：凡屬記述身歷其境的動態文字，能有此巧合嗎？《沈文》顯為剿襲之作。但沈擅於文，決不為此。考《中山記歷》與同書〈養生記逍〉篇同為《六記》原缺而據稱係屬後來發現之文，自為後人附會之作。而況近人已有指出《養生記逍》篇與曾國藩文雷同，亦疑後人偽作(見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一、十二兩日《中央日報副刊》江文進〈浮生六記的一些問題〉)；以彼例此，亦足為一證。茲有以‘該文係沈作抑為後人依李記改寫’(？) 為言，因不憚辭費，連帶附及之。 (吳幅員)。(19)
這裡再介紹事件高潮中一位學者有代表性的反對主張。為了不掠人之美和避免斷章取義，特將原文主要部分照錄如下：
近日，網上流行一篇“釣魚島屬中國又添鐵證”的相關文章(此文還見於今博展館《釣魚島屬中國又添新證：古書顯示中國發現釣魚島比日本早七十六年》)一本淘自南京朝天宮古玩市場的古書，竟藏有震驚兩岸四地及日本學界的史料——中國人發現釣魚島，比日本人早了七十六年！這就是清代名著《浮生六記》的佚文。這本古書，就是清代學者錢泳的手寫筆記《記事珠》。正是他的親手抄錄，得以保留下沈復所著的《浮生六記》的第五記〈海國記〉。日本主張對釣魚島擁有主權的理由之一，是日本人古賀辰四郎在1884年‘發現’該島，而沈復發現釣魚島的時間為1808年，比日本人早七十六年。由此，文章得出結論：釣魚島屬中國又添鐵證。筆者認為，文章既沒有嚴密的邏輯推理，也沒有嚴謹的學術考證，純粹是一場拙劣的商業炒作。說〈記事珠〉是《浮生六記》的佚文不靠譜，據此證明釣魚島屬中國更是荒唐。試舉例證明如下： 該文的幾處謬誤，一、邏輯上的謬誤：1)沈復坐船經過釣魚島，‘十三日辰刻見釣魚臺，形如筆架。’說明沈復早就知道了釣魚島——前人早把名字起好了，並非沈復的新發現，怎麼能說這是中國人發現釣魚島的時間呢？概念上就大錯特錯。2) 沈復祇是在船上看見了釣魚島，他也不能證明島上有沒有別人在。萬一有個把非洲朋友在釣魚呢？3) 那位香港人為甚麼不在拍賣會上買下此書，而要在幾天後高價求購呢？彭令又為甚麼不賣呢？當時他自己都不知道此書有甚麼玄妙，那香港人又能知道甚麼呢。4) 如果一個日本人要收購‘中國發現釣魚島比日本早七十六年’的證據，他會從日本打電話來嗎？他會讓人知道他是日本人嗎？二、學術上的謬誤：1)《浮生六記》中的〈中山記歷〉是怎麼變成〈海國記〉的？抄文章有把文章標題都改掉的嗎？(略去更多待考證的事實) 2)‘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對抄本進行了鑒定，但鑒定結果出人預料，提出該文獻不能列入珍貴古籍，理由是錢泳真跡‘尚存很大疑點’，《浮生六記》卷五證據不足，最後提出限制這本古籍出境。這一結果應該說是很合理的。僅靠幾個外行的主觀臆測，就斷定一本書稿是某古人抄另一古人的某本書裡的某個章節，又是某人的真跡，實在荒謬。(‘文學所所長’、‘國文研究所教授’於文物考古學而言就是外行！) 3)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的專家祇是存疑，並未否定，某些人就惱羞成怒，指責七位專家的鑒定‘不負責任’，其陰暗的心理昭然若揭。4)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浮生六記 (新增補)》一書，據出版說明稱是“為了讓更多的讀者瞭解真相，參與討論’，而並非在學術上認可〈海國記〉的出身。而且該書還把已被證明是偽作的五六兩卷也附上‘供讀者比較參考’。千萬不要以為這是甚麼國家機構下了某種定論！綜上所述，此文既沒有嚴密的邏輯推理，也沒有嚴謹的學術考證，純粹是一場拙劣的商業炒作。而淺薄的媒體，祇能說是喪家的炒作者的乏走狗。(20)
我認為此一事件是瞎捧場，無益於爭取公正合理的應有權益。希望類似的事不再發生。
四、近年承認隋發現高華嶼就是釣魚島的著述中一些可商榷的問題
前述韓結根先生所編著的《釣魚島歷史真相》一書雖然一再強調最早發現釣魚島列嶼的是《玄中記》所述的晉代無名氏，但對釣魚島本島還是承認是隋代發現的：
據文獻記載， 釣魚島本身的發現及最初命名是在隋朝大業六年， 即西元610年。但他對有關發現過程的描述卻存在可商榷的問題。他說： “ 隋煬帝楊廣在位期間，曾先後多次派遣水軍招諭琉球，廣泛考察了海中諸山島嶼和航海程次。第一次遣使是在大業三年(607) 。那一年， 隋煬帝令羽林軍騎兵校尉朱寬入海“訪求異俗”。當時福建有一位熟悉海上航道、名字叫做何蠻的“海師”向朱寬報告，說是自己常年在海上航行，自大業元年(605)以來，經常於春秋二季天清風靜時向東眺望，依稀見海中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其幾千里。於是朱寬便以何蠻為嚮導，帶領船隊前往該地。琉球當時還是一個生番部落，沒有國名，朱寬等遠遠望見其地界於波濤間蟠旋蜿蜒，形狀如同一條無角的龍在水中游動，而無角之龍在中國古代稱之為“虯”，所以朱寬將它命名叫“流虯”。後來又根據“流虯”二字的諧音，相繼改名為“流求”、“瑠求”，最終定名為“琉球”。按，關於“琉球”二字的來歷及演變過程，參見拙作〈從現存琉球王國漢文文獻看中國文化的影響〉，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年第3期。而就在大業六年二月第三次遣使時，當時隋軍統帥武賁中郎將陳棱和朝請大夫張鎮州(一作張鎮周)在率領船隊前往琉球途中，正式命名了“高華嶼”。有關專家根據《隋書》所載陳棱等此行水行日程並參考明代鄭若曾所作《萬里海防圖》考定，高華嶼即是釣魚島的古名。(21)
這段描述存在問題。第一，把隋代地名“流求”改為等同後世才產生的“琉球”，這是不可以的。因為這兩者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承襲關係，卻在內涵上存在重大差別，因而兩者絕不能劃等號，按：隋代那個王國並不稱“琉球”，而稱“流求”。流求的實際範圍廣，包含今臺灣，而“琉球”是明代才流行的地名，明初分大琉球和小琉球。稱為大琉球的即指琉球王國，簡稱琉球。而臺灣在鄭成功建立政權前，從未建立過全島統一的王國。兩者不可混淆。第二，誇張失實，如說“廣泛考察了海中諸山島嶼和航海程次”，從《隋書》有關記載，看不出有廣泛考察諸山島嶼。第三，脫離《隋書》，隨意編造歷史情節：“叫做何蠻的‘海師’向朱寬報告，說是自己常年在海上航行，自大業元年(605)以來[⋯⋯]”哪有向朱寬報告這回事？按照原文邏輯，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發現東方海上有人煙，因而向有關當局報告他的發現，不言的意思是提議當局去考察發現新土地，有的文章引證還載有“奏言”兩字，如果有版本可證實，則顯然是何蠻向朝廷報告。即使不是，也不至於向一個低級武官去報告要辦這樣的大事。過了一年多，朝廷才按何蠻的提議，決定派朱寬率艦船去尋訪，因為何蠻是倡議者，又是識路者，當然帶上他作響導。該書還擅自編造情節：“朱寬等遠遠望見其地界於波濤間蟠旋蜿蜒，形狀如同一條無角的龍在水中游動，而無角之龍在中國古代稱之為‘虯’，所以朱寬將它命名叫‘流虯’。後來又根據‘流虯’二字的諧音，相繼改名為‘流求’[⋯⋯]”。哪有“朱寬將它命名叫‘流虯’”這回事？！按雖有“明代陳仁鍚在其《皇明世法錄》中認為：其地界萬濤，蜿蜒若浮水中，因名流虯，後轉謂琉球；清代徐葆光在其《中山傳信錄》也稱琉球始名流虯，《中山世鑒》也說：隋使羽騎尉朱寬至國，於萬濤間見地形如虯龍浮水中，故名。但《隋書》始見，則書流求。
可見主張因地形而稱“流虯”的，都是後世明代的人，且都沒拿出初名是流虯的原始根據。而書面記載最早的《隋書》則稱“流求”，並不記為“流虯”。何況，流求地名的淵源，有學者肯定是由古代當地原住民的土語而得，中國人是按音譯的辦法錄成漢字的，不應再按漢字義去解說其起源。該學者還說：
《外國地名語源詞典》稱：“中國史書最早稱流虯，意指該群島漂浮於大海之上，有如虯龍。隋唐時借音寫作流求。1264年改作瑠球。1372年再改作琉球，沿用至今。按漢語琉的意思是石之有光者，而球的意思是磨圓的美玉。琉球的名稱即指這一串島嶼有如發光的美玉。”此說不能成立。“琉球”亦作“流求”、“琉求”、“留仇”等，顯而易見，這是漢語對當地土著語言的音譯，不可用漢語解釋。“琉球”日語作Ryukyu，即倭國使者所說的‘邪久國’。高山族排灣語稱山洞為livu，布嫩語稱山洞為 ak，阿眉斯語稱山洞為 ihif，與‘琉球’的日語讀音Ryukyu極為接近。所以‘琉球’者，當地土著語‘山洞’也。”(22)
此論可作一家之言。但該學者所謂“‘琉球’亦作‘流求’”，則是不夠確切的。
還應指出，朱寬兩次赴流求尋訪，祇到今臺灣島北部，並未到過今琉球，把他說成最先到琉球群島者，那是不符合實際的。祇有陳棱那次才到達真正的琉球，才與高華嶼即釣魚島發現有關。
五、清代中日甲午(1894)戰爭前日本人所繪的地圖也證實高華嶼就是明清兩代釣魚島且屬於中國的鐵證
筆者從2011年開始至2014年，先後在《文化雜誌》發表過三篇有關研究釣魚島的論文。最後一篇為〈釣魚島自北宋起即歸屬中國新證〉，已論述到元代圖籍仍有釣魚島前名高華嶼。這次接着發表有關明、清兩代的證據。明初，雖然釣魚嶼之名己盛行而成為主流，但隋代發現的高華嶼之名仍有並行延用，這進一步證明了隋之高華嶼就是明之釣魚嶼，清之釣魚臺，今之釣魚島：
1、明代成化八年(1472)官榮、韓文奉命出使琉球冊封其國王尚圓。當時福建學者何喬新為韓文送行，所寫贈詩〈送韓行人使琉球〉云：
“星槎五月泛滄溟，路指扶桑霽景清。諭粵才華
日本寬政元年版《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地圖》封面 (左) 及〈古今沿革地圖序〉(右)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日本寬政元年版《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地圖》的〈古今沿革地圖序〉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日本寬政元年版《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地圖》的〈大明一統二京十三省圖〉的高華嶼放大圖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推陸賈，乘風氣概羨宗生。彭湖浪靜牙檣穩，高嶼煙消畫鷁明。遙想番王承寵命，幾回膜拜望神京。”(23) 詩中的“高嶼”，就是用隋名高華嶼代指明之釣魚嶼。他們一行航路從福州往琉球國途經之高華嶼，與《隋書．流求國》所記載從義安郡起航往流求國途中所遇之高華嶼完全一致。但是到明代中後期，有的地方誌文獻出現錯誤，不足為據，必須嚴肅指正。例如：明景泰五年編修的《寰宇通誌》，將高華嶼、彭湖島誤入“琉球國”部分，又將句鼊嶼誤為“黿鼊嶼”。(24) 而高華嶼、彭湖列島歷來不屬於琉球國所轄。《大明一統誌》對明代琉球國山川概述中，雖也仍提到“高華嶼在國西，水行三日”，但前面既誤寫“黿鼊嶼”，後面又誤將“彭湖島”即澎湖列島放到琉球國中去。如果在隋代把高華嶼和彭湖島誤放到“流求國”中，尚是事出有因(因當時把臺灣島情況混寫在“流求”名下)，而到了已把臺灣與琉球界線分得一清二楚的的明代，還放到琉球國去，則是不可原諒的錯誤，我們要警覺。
日本寬政元年版《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地圖》的〈大清國道程圖〉日本國會圖書館藏
明嘉靖時，鄭若曾《鄭開陽雜著》仍標註“高華嶼，東離琉球，水程三日”，但將句鼊嶼誤註為“黿鼉嶼”；同時期鄭舜功《日本一鑒．桴海圖經》敍述前往琉球國的海道時註稱“自彭湖，自高華，次黿鼉，次大琉球，亦使程也”，也將句鼊嶼誤註為“黿鼉嶼”。此外，他在圖中將黿鼉嶼誤標在熱壁山一側。熱壁山，今稱伊平屋島，位於琉球國最北端，距本島三百里。《文化雜誌》所刊拙文中已附有此圖 (25)，但當時我對此點未指出，是一種疏忽，今補上。
明萬曆三十五年 (1607年版王圻《三才圖繪》將“高華嶼”註為“高英嶼”，有人為其辯解為蓋“英”、 “華”同義，我認為地名用字不能利用通借，改字仍屬一種錯誤。
隋代原始發現並命名的高華嶼，唐、五代、宋、元、明，本來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到了明嘉靖年間，在赴琉球使者筆下走失。嘉靖十三年(1534)五月出使琉球國的陳侃是從福州出發，到琉球國中山的那霸港，與成化八年官榮、韓文奉命出使琉球的啟航月份和所經的航路是同樣的，途中遇到主要島嶼應同為高華嶼，但何喬新所寫的地名與陳侃所寫的卻不一樣，陳改稱為釣魚嶼，而何繼承稱“高嶼”即高華嶼，可能陳已不知原名高華嶼而僅知當時已改稱的釣魚嶼。到了清前期的康熙五十八年派出使琉球國中山的徐葆光(徐亮直)，在其著作中則明顯不懂釣魚臺就是高華嶼，以致指責說古籍中記載的高華嶼和句鼊嶼都不存在，他要糾誤考正。殊不知是他自已歷史功底不足，以自已無知去批判古籍中所記為無中生有(其實是客觀存在)。此後人們往往祇知釣魚嶼或釣魚臺，而不明它就是高華嶼。當代一些研究釣魚島主權的學者，祇知和祇認明代開始的釣魚島，還在盲目排斥高華嶼，真可謂大水沖了龍王廟。
2、日本學者直至清代後期，還在其所繪中國沿革地圖中將隋名高華嶼一脈相承至明清的實例我查到清代中期，最早有日本人水戶長久保子玉繪製了《大清廣輿圖》，時間是日本光格天皇天明三年，癸卯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圖中，在彭湖列島左旁註有“自是琉球舟行五日，東北”。在彭湖列島東方，今釣魚島位置上畫了一組島嶼，標地名 “高華島”；圖下註明“自是琉球舟行四日，道程東北”。這正符合明清兩代出使琉球的使臣留下的自釣魚島至琉球的紀錄，一般也是四日舟程，更證明其所指實為今釣魚島。(26) 特別要指出的是：此圖中還將澎湖列島、高華嶼列嶼以及臺灣島均與中國福建省大陸和島嶼一樣，塗以紅色。在臺灣島紅色區自北向南，註曰：“雞籠城、小雞籠、大武郡、去廈門南千里。中古紅毛人篡此地構城而居。地為日本通路旅館。沙門機。國姓爺乂此島，更名東寧國。康熙乂乂乂乂。番語塔加沙古。”島圖內白色圈內分別標地名“諸羅、大寃、鳳山”，白色框內標“臺灣府”。臺灣島西南海中對一紅色小嶼標地名“小琉球”。這符合清代糾正明初誤將琉球群島稱為大琉球，臺灣島反而稱為小琉球後，顛倒過來，稱為臺灣島，將“小琉球”之名移用於臺灣島的西南的一個小嶼上的結果。“國姓爺”就是指明末鄭成功，下同。
六年後，又有日本繪圖家長久保赤水所繪《唐土歷代郡州沿革地圖》冊問世。時間是日本寬政元年 [清乾隆五十四年 (1789)]。
按圖冊名中的“唐”，並非表示專指唐代或唐帝國，而是日本人對中國的習慣沿稱。事實上，圖冊內容包括中國歷代，上起禹貢，下至清代。“唐土”者，指中國領土也。十三幅圖名為：〈禹貢九州圖〉、〈周職方氏圖〉、〈春秋列國圖〉、〈戰國七雄圖〉、〈秦三十六郡〉、〈西漢州郡圖〉、〈東漢州郡圖〉、〈三國州郡圖〉、〈兩晉南北朝圖〉、〈唐十五道圖〉、〈大明一統志圖〉和〈大清國(海陸)道程圖〉、〈亞細亞小東洋圖〉等。(27) 但此後屢有續版。改版中，有五、六幅圖名略改動如下：〈東漢郡國圖〉、〈三國鼎峙圖〉、〈兩晉南北朝州郡圖〉、〈唐十道圖〉、〈大明一統二京十三省圖〉和〈大清國道程圖〉等幅。如2010年秋季北京歌德拍賣會, 拍賣的《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地圖》，為“日本天保六年(清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春洗板訂正”版。最後還有日本安政四年(清咸豐七年，1857年)大阪出版了由長赤水著、二宮彝補編的《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地圖 》(我還見到安政二年寫的序言照片)。(28) 即至少六十八年後仍有改翻版。該圖冊中標繪有高華嶼圖及地名的，為〈大明一統二京十三省圖〉〈大清國道程圖〉〈亞細亞小東洋圖〉三幅，本文采附明清各幅。
本文有關日本《唐土歷代郡州沿革地圖》各插圖，原定採用現存國家國書館的圖冊，但多次交涉、等待，無奈該圖冊被打包裝箱收入戰備庫為由，終未提供，不得已採用日本國會國圖書館藏下載截取，好在核對兩者各大指標均相同。
本文所引錄的〈大明一統二京十三省圖〉，在泉州以東北海面上在今釣魚島列嶼位置上，標註“高華嶼”，其具體位置在大寃島即今臺灣島東北較遠處，且繪出島嶼不祇一個，而是多個，表明是列嶼，正與今稱釣魚島列嶼相符。此圖早期版將福建省大陸及湄洲島、廈門島與澎湖列島、高華嶼均繪成粉紅色，表明在這位日本製圖家心目中，高華嶼、泉州、廈門一樣同屬中國明朝管轄。此圖後改版，則連大冤島也改為與大陸、高華嶼一樣的紅色，旁註有“番名塔曷沙古，國姓爺名東寧國，一名臺灣”(參見放大圖)。另一幅〈大清道程圖〉中，同樣在今釣魚島列嶼位置上繪着相同的列嶼島形和標着高華嶼地名，且標明承認是大清帝國管轄地方。在高華嶼旁還註明“舟行四日路”可至琉球國。至於〈亞細亞小東洋圖〉這張地圖中用紅色和黃色將日本和中國分開，而高華嶼與整個大清中國領土一樣同用黃色標明。此圖也將有“國姓爺在此”的大寃島、彭胡列島繪為黃色，而將琉球群島繪成紅色。據說這張地圖還被收錄於日本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出版的《幕末維新古地圖大圖鑒》中倒數第二頁。編者為岩田豊樹。(29)限於篇幅，對於《唐土歷代郡州沿革地圖》的天保版、安政版改動圖，未一一附出。
從以上兩位日本繪圖家所繪製的中國一地圖一圖冊，從日本天明三年以前，到日本安政四年年間，即1783年以前到1857年間，當時日本當局尚未萌發竊取釣魚島之心計，中國也不在乎釣魚島會有人要竊取，也就是兩國尚無利害衝突之前，學者們較能以客觀理智求實心態論領土，所出成果也就符合真實。足以證明從中國明朝到清朝晚期，一直到鄰近中日甲午戰爭前，日本明確認知高華嶼即今釣魚島列嶼屬於中國管轄，而與日本領土無關，也與琉球國領土無關。紙彩圖，鐵證俱在，既有他們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也有流傳到中國為徐州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所藏，更有北京中國書店、孔夫子舊書店、上海舊書店、山東舊書店有出售或拍賣。現日本政府口口聲聲所謂是他們的商民古賀辰四郎於1884年發現了釣魚島，後經日本政府悄悄批准，從而是日本固有領土，乃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順便指出，上述晨報記者這則報導中有這樣一句話：“據中國史書記載，隋代，我國開始正式給包括釣魚島在內的《山海經》記載的各個島嶼更名或命名，當時，釣魚島得名為高華嶼。”，對此，筆者在澳門《文化雜誌》第八十九期所刊〈釣魚島歸屬論證〉一文中已批駁過了。
【註】
(1) (3) 梁嘉彬：〈古琉球確即瀛洲考釋〉，《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臺北市東海大學1965年版，頁161-162、167、180。
(2)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喻守真編註《唐詩三百首詳析》，中華書局1957年版頁，六三。
(4) 鄭天挺，譚其驤領銜：《中國歷史大辭典》裸國條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5) 鞠德源：《釣魚臺大展》，第二章“釣魚臺列嶼發現篇”，頁35。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網站。
(6) 《莊子》，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頁6頁註1。
(7) 《文選顏延之〈車駕幸京口待遊蒜山作〉》。
(8) 叢書集成：《列子》，中華書局1985年，頁61。
(9) (12) 韓結根：《釣魚島歷史真相》，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9-20；頁291。
(10) 載汪紹楹校：唐代歐陽詢《藝文類聚》九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666。
(11) 《晉書》卷七十二，〈郭璞傳〉等。
(13) (16) 大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所編《大連市情》，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4。
(14) 孫大元等編著《海岸萬里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頁26-28。
(15) 鄭平等編《海疆的裡風光美》，海洋出版社，1983年，頁15﹣16。
(17) 官腐敗國不強：《中國釣魚島的鐵證被拍賣》， 發表於2010年12用21日中華網論壇。
(18) 李子遲：2012年1月4日在新浪網發表博文〈近年發現的《浮生六記．海國記》鐵證釣魚島是中國領土〉。
(19)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292種，《清代琉球紀錄集輯》(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頁4-5。
(20) 紙上周老虎：《偽作〈海國記〉之研究》，其一：〈《記事珠》是《浮生六記》的佚文不靠譜據此證明釣魚島屬中國更荒唐〉，載和訊網路版2010年8月6日。
(21) 韓結根《釣魚島歷史真相》，頁21。
(22) 唐善純：〈琉球與山越：琉球=流求=留仇=流虯〉， 新浪網，山川唐博客，2016年。
(23) (明)何喬新 ：《椒邱文集》卷二十四。 “椒丘”，是作者的號。
(24) 《寰宇通誌》卷一一六，〈外夷琉球國〉，明景泰七年原版，1947年﹐鄭振鐸將其收入《玄覽堂叢書續集》印行。
(25) 拙作〈釣魚島歸屬論證(兩題)〉，澳門《文化雜誌》2013年，總第89期，頁4。
(26) 查日本國會圖書館無供圖，此為核對新浪網譚軼博客轉發的龍空網的〈(還歷史本來面目)釣魚島問題的由來〉附圖，空愁士的博客：〈1785大清廣輿圖〉；據新浪網鄭嚴〈元明清輿圖上長城〉轉三虎博客原圖截取。
(27) 日本國會國圖書館藏《唐土歷代郡州沿革圖》冊。
(28) 藍勇：〈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的歷史軌跡和理論思考〉,《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2期，亦載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網。
(29) 晨報記者賈麗娜：〈太原海歸收集百年前日本地圖證實釣魚島屬於中國〉，2014年4月28日。
* 施存龍，原國家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