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山僑商會成立於1911年，是香港歷史上最悠久、規模最大的中山同鄉社團。百年來，該會秉承愛國愛港愛鄉的優良傳統，以團結互助、敦睦鄉誼、興教育材、造福桑梓為宗旨，在創會俊彥和歷屆會董的帶領下，建樹良多，成績斐然。本文以該會1946年出版的特刊為依據，重點闡述該會在抗日戰爭及光復初期團結港澳及海外僑胞，在救助香港和本邑貧民、資助澳門難民，乃至支援家鄉戰後重建等方面所作的巨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後，該會一如既往，傾力支持家鄉的教育、醫療、救災、扶貧等公益事業，堪為旅外社團楷模。
《香港中山僑商會特刊》(其下簡稱《特刊》)(1)是香港中山僑商會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9月出版的。主編程志高在〈發刊詞〉中將該刊編輯宗旨闡明如下：
勝利以還，業一週歲矣。回溯七七盧溝事起，國難洊至。我英勇健兒，浴 血抗戰，得獲此最後勝利。[⋯⋯] 鑒於會員分散各地，經此大時代之轉變，物換星移，情況不無變遷，不有文字之寄意，何能休戚之相聞？同時本會在戰時對於桑梓之救災恤貧各項工作，與乎歷年會務措施，經濟概況，亟應乘時報告。爰於本年第七次董事會決議，編印特刊。[⋯⋯] 本刊除將會員題名錄列入，俾互知梗概外，並將本會會務報告，本會年報，暨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歷年徵信錄，一併刊入，以昭大信。
容耀棠撰寫的〈序〉，進一步闡明該特刊所涵蓋的時間範圍及內容提要：“爰由民國二十八年份(1939)起至本年八月份止。根據議案，成一段落之編輯，作一有系統之報告，其中包括慈善事業，人事部門，及日常經辦工作，縻不列舉以報。”亦即是說，該特刊從中山軍民仍在浴血苦戰的1939年說起，一直說到編刊時的1946年8月，其間的重要會務以及址設該會的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的主要文件等，均一一記錄在冊，尤以與慈善事業相關的事務所佔篇幅最多。
中山僑商會的組織機構如圖所示：
《中山旅外僑團》(2) 是如此介紹這個社團的：
遠在前清光緒末年(1911)，僑港鄉彥徐仲芬、劉子衡、李供林等前輩，以中山人士僑港眾多，為聯絡鄉誼，共謀團結，因此發動組織石岐同鄉會，這是該會註冊最初組織。因為僅限於石岐一區，範圍不廣，於是聯同唐溢川、王國璿、程名譽、卓堯峰等各區人士，合組全縣性之香山同鄉會。[⋯⋯] 至1912年(民國元年)，會員漸增，遂議將香山同鄉會名稱，改為香邑僑商會所，重新組織，並得華民政務司批准立案，是為該會正式成立之始。1925年 (民國十四年)，為紀念國父，該會易名為旅港中山僑商會所。1939年 (民國廿七年)，該會又易名為香港中山僑商會，並沿用至今。
〈記香港中山僑商會〉關於該會的介紹大抵與此相同：
中山華僑歷史悠久，旅外社團眾多。在分佈於世界各地的一百五十多個旅外中山社團中，香港中山僑商會就是其中歷史悠久、實力雄厚、影響深遠的一個。
1911年，僑港鄉彥徐仲芬、劉子衡、李供林等發起成立了石岐同鄉會，這就是香港中山僑商會的前身，也是香港地區最早成立的中山同鄉會。石岐同鄉會的成立，在鄉親中引起熱烈反響，旋即成為旅港中山鄉親的堅實後盾。每當旅港中山鄉親去世，因家境貧苦無以為殮，同鄉會都會主動伸出援手，為其妥善辦理身後事。該會幾經艱辛，於1961年在沙嶺地區，建立佔地一萬平方尺的中山墓園，使去世的旅港中山鄉親在這裡得以長眠。民國初年，香山縣(現中山)連年失收，米價暴漲，當地居民生活困難。該會於1919年向海內外的鄉親籌集善款，及時購進大批麥米，以優惠的價格配售給家鄉的鄉親。此活動歷時三個月，穩定了人心，幫助鄉親們度過了難關。隨着香港經濟不斷發展，“施棺”、“平糶”已成為歷史，但每每想起僑商會當初所作出的特殊貢獻，受惠的鄉親仍歷歷在目，難以忘懷。(3)
程志遠撰〈本會會史簡紀〉(載《特刊》) 的介紹更為詳盡：
清光緒末年，吾邑僑港人士為聯絡鄉誼起見，曾發動籌組同鄉會。初假中環附近之達昌辦館二樓為臨時會址，旋在宣統年間遷往西營盤金和棧金山莊四樓為辦事處。主其事者為卓堯峰君，辦事員為程名譽、李供林、劉子衡君等數人，而策動、籌設同鄉會最力者為鄭詠虞君。[⋯⋯] 至民國元年將中山同鄉會改名為香邑僑商會所，從新組織，其發起人為程名譽、唐溢川、卓堯峰、徐仲芬、歐彬、鄭肇春、李供林、鄭詠虞、陳佩芝、鄭則苗、王國璿、楊舟廷、劉子衡等十三人共同負責，並向香港華民政務司呈請立案。其組織宗旨以團結邑僑，研究商務，襄辦善舉，維持公益為立場。[⋯⋯] 至民國十四年(1925)間，以本邑易名為中山縣，故本會亦隨之改名為中山僑商會所，俾資適應。[⋯⋯] 到民國廿七年(1938)間，本會同人成 [似應為“咸”字] 以旅港中
山僑商會所之旅字應易為香字，又會所之所應刪，故協議改正為香港中山僑商會，再呈本港華民政務司備案。[⋯⋯] 現統計人數[按：指1946年]，旅海外及在本港與居邑者共達六千四百餘眾，近年主席如郭泉、楊少泉、古卓侖、蔡昌、余達莊、董仲偉、郭劍英、唐大爵及現年主席陳仲池、陳友耀等均為老成達練社會碩彥，精明能幹，邑事尤具熱心，此種繼往開來之精神，洵足無愧於前賢矣。
中山僑商會在鄉親中頗具凝聚力，是因為它雖以“僑商會”為名，實非純以商界為對象，而是囊括商業、政界、文化界、工界各界，凡有正當職業的鄉親均可自由參加，性質與同鄉會無異。曾任民國政府行政院長的孫中山長子孫科是該會的名譽會員，四大百貨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的創辦人，如郭泉、郭劍英、蔡興、蔡昌，乃至民國元老古卓侖等，均為出錢出力的前後任主席，號召力自是非凡。那些在政商兩界縱橫捭闔的先輩，獨具卓越的眼光，意識到欲求昌盛發展，必須有穩定的、自給自足的經濟來源，因而早在1927年便開始為商會置業。有了雄厚的經濟實力，辦起事來自然順暢得多。
誠如1926年曾任中山縣縣長的老興中會會員許翥所言，中山邑民素有“輕財厚義”的傳統。他在〈答中山僑商會書〉中指出：“追溯在昔元朝，今日第二區 [即今沙溪鎮] 之申明亭，楊公昺常(仲玉)，人傑也，當國事蜩螗，生靈塗炭，毀家紓難。闔邑沾恩，及大局平定，凡有借券，付之一炬。[⋯⋯] 後之人，立亭以垂型範。奉旨入祀鄉賢，口碑載道，非無故也。”接着話題一轉，許翥說到僑商會：“今貴會於抗戰時期，[⋯⋯] 目擊時艱。攘臂振衣，運籌決策，東馳西驟，廢寢忘餐，見義勇為，亦同一例。”〈答中山僑商會書〉的文字雖然簡約，但已把僑商會在抗戰時期所作奉獻扼要地勾畫出來了。
實際上，自立會之年起，僑商會即把“襄辦善舉，維持公益”確立為主要會務，上文提及的“平糶”就是一例。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民抗戰序幕拉開，在日軍的咄咄進逼下，大片河山淪於敵手。同年12月，日軍為建立侵佔華南的橋頭堡，攻佔中山三灶島。僅此一役，遭殘殺害的中山居民已達六、七千人，隨後，從淇澳島登陸的日軍，姦淫焚殺，無惡不作。1938年10月廣州失陷後，從三灶起飛的日機，對縣城石岐實施狂轟濫炸，雖被以張惠長為首的軍民一度擊退，但中山已成敵後孤島，不容樂觀。在此慘痛形勢下，僑商會深感必須與分散各地的海外僑胞廣泛團結，“速謀救濟”，經協商，決定在香港成立海外同鄉濟難總會，與中山僑商會合署辦公。海外同鄉濟難總會的成立宣言如下(摘要)：
我們覺得，中山縣當國防之要衝，處華南之前線，所以遭難的人民為數較多。政府方面當然統籌兼顧，不能單純地着重於一縣之設施；因此中山縣民眾，不能不需要自動起來，以補助政府之不逮。目前我們中山縣民眾，在張縣長領導之下，早已共喻斯旨，所以縣府方面，日前曾派遣代表袁帶等蒞港，向僑商會各同鄉磋商，大家亦深信非團結我邑旅外僑胞起而自救無以收效，因是而有“濟難總會”的組織。[⋯⋯] 總之，我們設立這個“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的意義，乃是集中全縣民眾的精神物質，做我們政府的後盾，使我們這神聖的抗戰，能利用這分工合作的辦法，而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
濟難總會成立於民國廿七年(1938)5月16日，由僑商會負責人陳仲池、郭劍英、唐大爵出任會長。
從《特刊》發佈的各年度〈中山僑商會暨海外同鄉濟難總會會務報告書〉可知，在此特殊時期，中山僑商會與海外同鄉濟難總會實為兩位一體。
海外同鄉濟難總會成立後，包括香港在內的海外鄉親立刻行動。當時英日關係尚未破裂，因而可以利用香港這一“濟難”基地，“密助我邑守土政府之餉械”，“供給士兵之藥物和用品”，“運送防禦工事之水泥鋼鐵”，“更復組織募捐小組委員會，向美國紅十字會籌得麥米約四百噸，回邑施濟”。
1940年3月中山淪陷後，救助鄉親的方式不能不有所改變，即從支援抗戰改為接濟難民。據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十月十日發佈的帶總結性的〈報告書〉，是時，該會主要採取“分區散賑”方式，“始而計日授糧，繼而按戶助款。先後兩次辦理完竣”。鑒於大批難民業已逃難到澳門，濟難總會特“於澳門資助收容所十多處，收容數萬之流亡邑眾，供給食糧，辦理半年有奇，然後次第結束”。
資料表明，抗日戰爭前夕，旅居香港的中山人有六萬多人。以此區區六萬人，加上旅居海外的中山鄉親，承擔如此之重的“濟難”義務，實在極不容易，所以〈報告書〉撰稿人寫到這裡時，不由得慨歎說：“我邑之慘禍既以此時為最甚，而本會工作亦以此時為最苦矣。”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在日軍鐵蹄下，香港民眾頓處水深火熱之中。然而，僑商會對家鄉的關注依然未減。家道殷實的會員和暫未被戰火波及的海外僑胞，仍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救濟香港和邑中的鄉親。〈報告書〉指出：
在此三年零八個月之間，除向本港僑邑勸捐外，計先後函電滬澳省岐分頭勸募。旅滬同鄉首先回應，匯返賑款五百萬元。本會並選派幹員耑返石岐，設立駐岐施賑委員會，舉出邑中殷商，為該分會委員，立刻分區散賑，復於澳門成立募捐委員會，公推當地社會名流，助籌賑款，復得鉅款六百餘萬元。而廣州同鄉，亦共捐得款項數十萬元，均已直接匯交岐委會辦理。
〈報告書〉還指出：
至於本港僑胞，備受日人之殘暴而受黑市勾當(即以米價而論，每斤竟高至一百餘元。其餘物價，無一不比平時漲致千倍或數百倍者。查邑中米價，每擔亦高達壹十萬元，數量驚人，亙古未有)，生活困難。當不可以一朝居也。以是港中邑僑歸鄉日眾。本會資助貧僑旅費，為數不貲，計共資助回邑者不下萬餘人。同時，香港中山僑商會，兼辦施棺施糧，以盡養生送死之責。
這裡所說的“邑中米價，每擔亦高壹十萬元”，應指民國三十二年(1943)時的邑中狀況。民諺云：“千記萬記，記住民國三十二，一元錢買米三錢二。”事緣1943年春，由於連續三四個月不見滴雨，農業失收，米價暴漲，祇有五六萬居民的石岐，餓死了近萬人。岐關公路旁一個名為蒲魚洋的土丘，就是當年的埋屍之所。(4)
為了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中山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據1945年12月中山縣政府的統計，在淪陷期間，僅饑餓致死一項，中山縣民的死亡人數就高達十二萬四千人。中山僑商會和海外同鄉濟難總會的幾次救助，雖屬鉅款，但對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的家鄉而言，無異於杯水車薪。對本身處於極端困難境地的香港僑商會而言，已是傾盡全力，而且確實拯救了相當部分瀕臨餓死邊緣的受難者。這份厚重的民族大義，理應在青史上留下濃重一筆。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中山僑商會和海外同鄉濟難總會的會員們在欣喜之餘，清醒地意識到，“國難雖除，河山依舊，環顧邑境，滿目瘡痍。虎口餘生，亟需善後”。為此，他們立即行動，“一面發動邑僑獻金，用以勞恤榮譽抗戰之家屬，一面應用凍結本會之存款(查日軍入境曾凍結本會之銀行存款)救濟邑中罹難之貧民”。 (以上摘自〈濟難總會報告書〉)
許翥在回憶錄中寫道：
憶民三十四年春季，正當日寇據境，百業停頓，物價奇昂，生活痛苦之時，本會以當年經費無着，辦理救濟，在在需財，發動義捐，竟得一十七萬元之譜。民國三十五年，大局甫定，商務未盡復元，本會在澳門募捐亦得港幣一萬元以上，可見邑中僑眾，對於本會，備極信賴。
僑商會捐贈邑民的第一批物資，是在1946年3月運抵中山的。中山縣商會受香港僑商會委託，代辦施粥；商會捐出的款項及大米十餘萬包，另衣服、膠鞋、醫院鐵床等，也於此時分派貧民作救濟之用。
《特刊》刊出的郭漢廷〈從消極救濟說到積極救濟〉一文，可稱戰後救災總綱，可圈可點。郭漢廷認為：“消極救濟所以應變，積極救濟將圖永恆。”為戰後家鄉重建，他提出了不少相當進取而又切實可行的建議，包括救濟失學 (廣設義學，捐助免費學額；舉辦工藝學校收容失業青年)、救濟貧病 (施醫賠藥、免費接生)，農業貸款，填築沙坦和造林等。
陳仲池的〈旅外邑僑與邑事之密切關係〉也提出復興農村、創設僑立銀行、發展工商事業與交通等多項建議。他在結論中指出：“眾擎易舉，一木難支。”“望官民合作，[⋯⋯] 真實達到模範縣之名。”
僑胞們渴望家鄉復興、光大之心，可謂殷切！
《特刊》還刊出了〈僑外者姓名及家屬人等現況調查表〉，附圖是其中一頁。那是在抗戰勝利後，僑商會於1946年8月調查所得的沙溪崗背鄉華僑家屬實況。內設僑外者姓名、僑居埠名、家屬姓名、全家人數、現在生活狀況、戰時所受損害情況、附記等多欄。如表中名列頭位的能庇埠華僑陳楨祥，戰後留在家鄉的親人祇剩陳阮氏一人，生活非常困難，僱工求食，難以支持敷給兩餐；列第二位、墨西哥華僑陳桂清則情況稍好，家鄉仍存陳天祥等家屬二人，現在省城僱工尚可求生計。對因抗戰八年、消息隔絕的華僑而言，這封來自家鄉的書訊不啻福音。環顧全省，抗戰勝利後報導僑眷近況的僑刊甚多，但調查結果竟至如此縝密、翔實者，似乎祇此一家，足見相關人員的認真、細緻。
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對家鄉的全力支持，其實是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淪陷期間，日寇“以戰
養戰”，大肆掠奪，迪光電廠的發電機組也被搬走。但到光復翌年，電廠即已恢復供電。同年10月，思豪酒店開張，帶動了中山建築業的復蘇。由於廣東海關撤銷出口稅，行商紛紛搜集蠶絲、桐油、茶葉、桂皮、雞鴨毛、紙張、竹器等運往美、英，出口數額大幅度增加二成。隨着貨暢其流和僑匯的恢復，居民生活明顯改善。1948年11月，廣東省政府按政治、生產、財政、教育等方面的施政標準，並經省務會議通過，定中山縣為全省的示範縣。(5)
不過，旅港鄉親建設美好家鄉的心願，還須等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才能全面實現。
以下是市僑務局提供的相關資料：
多年來，香港中山僑商會始終高揚愛國愛鄉的旗幟，尤其對家鄉的建設事業和社會公益
事業傾注了滿腔熱情。早在80年代初，該會已把慈善博愛的種子撒向家鄉：向石岐長洲煙洲學校捐資三萬港元，向市華僑中學捐資五萬港元，向中山市頤老院捐資百萬港元等。進入90年代，該會支援家鄉公益慈善事業的熱情更是與時俱進：1992年向西區小學捐資十五萬元，1993年向東區醫院捐資三十萬元，1994和1997年分別向坦背醫院手術大樓和門診大樓捐資三十萬港元和二十五萬港元，1994年向古鎮圖書館捐資三十六萬元，1994年向沙溪理工附屬小學捐資三十萬元，1994年向市博愛醫院捐資百萬元，1995年向小欖陳星海醫院捐資五十萬元，1997年向東區中學捐資30萬港元，1998向南區醫院捐資三十萬港元，1999年向港口鎮中南中學捐資二十萬元等。跨進21世紀，該會愛鄉戀祖之情熾熱依然：2000年向長洲、後山村敬老院捐資二萬元，2001年向南區醫院捐資十五萬元 [⋯⋯]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中山僑商會共向中山捐資一千五百多萬元，在城鄉各處皆可看到該會慈善博愛的足跡。[按：該文刊發於2003年。]
而據香港《文匯報》〈香港中山僑商會喜迎102週年〉(6) 專版報導：
從第20屆會董就職以來，為了平衡中山市二十四個鎮區的利益，加強決策透明度，他們增強會董的地區代表性：將中山各個鄉鎮劃分
為不同的選區，每個選區選出代表成為該會的會董，會董再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會長、副會長及常務會董等職位。不但如此，他們還選擇以集體領導制的方式處理會務，以求集思廣益，齊心協力，共同為商會的未來出謀劃策，使商會步入規範化的階段。
商會現時與中山市政府、市統戰部、外事僑務局等部門，已建立非常良好的關係，並有多項合作項目。凡中山市有大型活動或發展需要鄉親集資支援，商會均會起牽頭作用，帶領會員一同為家鄉的發展出錢出力。
為了進一步支持社會慈善事業的善舉，惠及中山二十四個鎮區，商會更在2013年1月5日啟動“關愛基金”，向中山慈善總會捐贈五百萬元作為原始基金，大力地支持中山教育、醫療、救災、扶貧等公益事業。
作為香港商會、社團的一分子，商會亦樂意肩負社會責任。他們充分運用物業租金和各類型資產帶來的收益，每年捐出約十萬元予各慈善機構。
該會在發展會務之時，亦十分注重中國傳統文化，除了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粵劇的發展，為迎合年長會員的需要，正積極考慮運用會址的場地和設施，提供粵曲興趣班、訓練班等。
在會員福利方面，他們又擴大會員醫療津貼範圍，將每位會員每年醫療津貼額提高至五千元。該會轄下的教育及青年發展小組，每年頒發約二十萬元獎學金予成績優異的會員子弟，藉此培育新一代對商會的歸屬感，又吸納青年才俊，充實會務發展。
《香港中山僑商會特刊》所總結的，其實祇是中山僑商會的前期會史，約佔該會全部歷程的三分之一。更輝煌的三分之二，是在改革開放之年以濃墨重彩寫成的。一部香港中山僑商會會史，正是中山籍港澳、海外鄉親的愛國愛港愛鄉的歷史，熱心慈善的歷史！
【註】
(1) 《香港中山僑商會特刊》，1946年由該會編輯出版。本文所有不註明出處的引文，均引自該刊。
(2) 中山市華僑歷史學會、中山市歸國華僑聯合會編，《中山旅外僑團》，國際港澳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3) 趙錫雄：〈記香港中山僑商會〉，2003年8月5日廣東僑網訊。
(4) 參看拙著《中山舊事》。珠海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5) 參看拙著《中山舊事》。
(6) 香港《文匯報》2013年5月4日〈香港中山僑商會喜迎102週年〉專版。
【本文全部圖片均來自《香港中山僑商會特刊》(1946年9月版)。 】
* 劉居上，1941年生於澳門，長期在中山生活，歷任教師、廠長、報社負責人和公務員，退休後定居澳門；現為廣東省作家協會理事、中山市非物質文化保護中心顧問；已出版文學、歷史、民俗研究類著作共二十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