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

卅載低眉裁嫁衣 百期爬格奠筆塚
《文化雜誌》工作室隨記

黃曉峰

     楔 子

     《文化雜誌》像一小片隱藏於天涯海岬的原生態荒地,三十年來不乏拓荒者堅持守望着這一未被開墾的處女地,他們恍如獃若木雞的哨兵,或者挺身成稻草人,或者緘默似仙人掌。令守望者們時不時定格於驚呆狀態的原因在於他們眼前浮動的海市蜃樓不斷地被證實乃五百年歷史空間遙遠場景片斷的投影。這一角天涯海岬原來是人類搬演東方文明戲的一個世界舞臺。

     一彈指間三十年光陰隨風而逝,歷經百期辛勞工作猶在堅持守望的拓荒者們恍然有所省悟了,五百年來人類在這兒搬演的東方文明戲迄今才剛剛揭開序幕。

     一

     1988年某個春晚,有個自稱“鳴仔”(吳衛鳴) 的年輕人到《華僑報》副刊課打聽評論“繆鵬飛個展”的稿子是誰寫的,想請作者出來與“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的藝術家們會晤一下。我記得翌日與繆鵬飛、袁之欽和郭桓、琥茹兩對賢伉麗約會時竟然一見如故言談甚歡。沒多久,郭桓就帶我到遊艇俱樂部玩海上風帆去了。我想請他們去麥積山和莫高窟開開眼界,繆鵬飛較真馬上跟我飛去了。此行收穫之大似乎可從他創作的巨幅油畫及其“新東方主義”的藝術宣言中窺見一斑。繆鵬飛說馬若龍會長將接替澳門文化學會主席的職務,有一份《文化雜誌》已出版五、六期,有意思請我接任中文版主編。我尚未認識馬若龍,先借了前幾期葡、英、中三個版本的《文化雜誌》對照瀏覽了半天,覺得有點像在里斯本觀看澳門文化景象的獨家報導似的。那些“馬交故事”令我頓生了一種異域的陌生感。我意識到那是澳門街由來已久積澱深厚而有待發掘的“文化富礦”。於是,我作了嚴肅的抉擇,辭掉了夜以繼日幹了十年的教書匠和副刊編輯工作。

     二

     1986年5月, 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Mário Soares) 在里斯本貝寧宮主持新任澳督馬俊賢(Pinto Machado)博士的就職典禮上宣告:“我們將推行一條符合澳門實際、重視澳門獨特價值的文化政策。”那位澳門史上罕見的醫學教授到埠履職之後,馬上籌建“澳門文化學會”(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文化雜誌》創刊號於1987年3月26日中、葡兩國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北京簽訂之後的4月間出版。《文化雜誌》見證了澳門回歸祖國進程即將啟動的歷史那一刻。

     自1974年“鮮花革命”推翻薩拉查獨裁政權之後,葡萄牙民族邁向現代化建設新時代,新老殖民主義在澳門亦被拋進歷史垃圾堆。80年代中國開放崛起也影響着澳門萌動面向未來發展的強烈願望。

     《文化雜誌》就是在澳門開埠四百年來產生歷史質變的這一關鍵時刻面世的,因其“史無前例”,故而“不同凡響”。《文化雜誌》注重刊載含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澳門史料之整理發現和比較研究,以及對澳門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歷史作用的評價。《文化雜誌》創刊三十年來的編輯理路亦與時俱進地反映了近現代史領域對“歐洲中心論”影響的清理和對各種形式的極“左”或極“右”思潮及市儈掮客文化取消主義干擾的警覺。

     中國厚重的東方文明一直引起歷史學家的關注,而澳門則是自16世紀以降可供直接透視中國近現代社會演進的一個特殊觀察點。自16世紀以來,澳門自始至終擔當着東西方交往的觸媒角色,相當清晰地為歷史學家們觀察中國社會內部演變的壯濶全景提供了一個真實生動的視窗;21世紀新生的澳門,由於它直接介入“一國兩制”的實驗場而獲得舉世矚目的獨特地位,因而它亦必然地成為可供檢測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敏感而準確的特殊觀察點。

     三

     1990年8月6日8點半,澳門文化司署的四位代表驅車趕到北京大學南校門,北大東語系和東方文化研究所的領導們已在校門口迎候了。當澳門四位與會者登上電教大樓的開幕式會場時,陳舊的階梯式大課堂已坐滿了專家學者,許多人在夾道加椅子或乾脆靠牆站者。主人們太客氣了,居然一早騰出了四個軟皮座位讓我們坐下。北京八月的高溫效應使開幕式顯得熱氣騰騰。在主辦單位代表和北大校長致辭之後,會場上忽然爆出一陣陣掌聲,原來是這次國際研討會的主角出場了——季羡林教授安祥地坐在講壇上開始講話。

     8月6日這天是季羨林先生80壽辰,選這個日子召開“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全場中外學人屏息諦聽季先生意味深長的講話,此時此刻顯得何等珍貴!

     季先生說,他近年來經常考慮東西方文化的國際問題,主要是“從宏觀上看中國文化”。季先生總的看法是:從人類全部歷史上看,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並非從來如此,也決不能永遠如此。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論斷,說:“到了21世紀,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將逐步讓位給三十年河東的東方文化,人類文化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新時期。”

     季先生作風謙遜,說話幽默。他說:“我對自己這個看法,雖然幾經考慮,慎思明辨,深信不疑;但自知不是此道專家,提出這樣的意見,似乎有點冒昧;說不好聽吧,就是有點近乎狂妄。因此,口頭上雖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這樣講,心裡未免有點打鼓,有點信心不足。”然而他又很自信地提出了到21世紀西方文化將讓位給東方文化的論據。他從一個基本上已為大家接受的看法出發,那就是:東方的思維方式、東方文化的特點是“綜合”;西方的思維方式、西方文化的特點是“分析”。“我認為這個看法是實事求是的。在西方,從伽利略之後的四百年中,西方人的自然科學走的是一條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細,現在已經分析到層子(夸克) [⋯⋯]”—— 為此在自然科學和哲學界發生了一場爭論。祇有極少數的人反對這種物質無限性的觀點。季先生介紹一位中國學者金吾倫的新著《物質可分析新論》,作者認為無限可分論玩的是一種“套層玩偶”,而 “當代物理學和自然科學的新進展表明,宇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無限分割的方法與整體論是相悖的。無限可分論是機械論的一種表現。”

     他又舉混沌學為例說明這一個深刻的大道理,馬上轉引一篇介紹美國學者格萊克《混沌:開創新學科》的書評讓我們明白其中奧義 ——

     混沌學是關於系統的整體性質的科學。它扭轉了科學中簡化論的傾向,即祇從系統的組成零件夸克、染色體或神經元來作分析的傾向,而努力尋求整體、尋求複雜系統的普遍行為。它把相距甚遠的各方面的科學家帶到了一起,使以往的那種分工過細的研究方法發生了戲劇性的倒轉,亦使整個數理科學開始改變自己的航向。它揭示了有序與無序的統一,確定性與隨機性的統一,是過程的科學而不是狀態的科學,是演化的科學而不是存在的科學。它覆蓋面之廣,幾乎涉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它不僅改變了天文學家看待太陽系的方式,而且開始改變企業保險決策的方法,改變政治家分析緊張局勢導致武裝衝突的方式。難怪有的學者竟然這樣斷言,20世紀的科學祇有三件事將被記住:相對論、量子力學和混沌學。他們認為,混沌學是本世紀物理科學的第三次大革命。

     季先生九歲開始學英語,跟過桐城派古文家讀書,十七歲學寫小說。在寫作方面,深得名師董秋芳先生贊賞,他在十九歲時曾翻譯屠格涅夫的散文發表。高中畢業同時考取清華和北大,入清華西洋文學系專修德語,曾選修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旁聽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1935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主修印度學,先後從師瓦爾德施米特和西克兩位名教授,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才三十五歲即受聘為北大教授兼東方語言學系主任,著作等身。

     我們在開幕式之後即去北大圖書館參觀大會特別舉辦的“季羨林教授學術成就展覽”,先生及其學生的著作和科研成果琳瑯滿目,足足擺滿了一個大廳,令人頓覺神旺無限敬仰!儘管如此,季老還說自己對哲學“幾乎是一個門外漢”。他說他最近幾年感覺到西方哲學思維祇見樹木不見森林,祇從個別細節上窮極分析,而對這些細節之間的聯繫缺乏客觀概括:而“中國的東方的思維方式從整體着眼,從事物之間聯繫着眼,更合乎辯證法的精神。”季老很風趣地舉例說:“連中醫在這方面也勝過西醫。西醫是頭痛治頭,腳痛治腳;而中醫則是全面考慮,多方照顧,一服中藥,藥分君臣,症治關鍵,醫頭痛從腳上下手,較西醫更合乎辯證法。我還認為,現在世界上流行的模糊數學,也表現了相同的精神。”

     因此,他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分析已經快到窮途末路了,它的對立面東方的尋求整體的綜合,必將取而代之;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將隨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並且預告,“這種取代在21世紀中將看出分曉”。季羨林教授認為21世紀人類文化將出現“三十年河東”的局面,東方文化必將“取代”西方文化。這裡說的“取代”,並不是“消滅”,而是繼承西方文化之精華,在這個基礎上再把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向一個更高階段。

     季先生拿申小龍寫的〈關於中西語言句型文化差異的討論〉為例來引證自己的看法。申文引用中西繪畫理論的一對範疇“焦點視和散點視”來解釋語言現象。季先生說:“把漢語句子格局概括為‘散點透視’,我以為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是漢語句子格局是有流動性。它以句讀為單位,多點舖排,如中國山水畫的格局,可以步步走,面面觀,‘景內走動’。二是漢語句子格局具有整體性。它不欣賞個體語言單位 (如單個句法結構) 的自足性,而着意使之為完成一個表達意圖而組織起來的句讀群在語義、邏輯、韻律上互為映襯,渾然一體。這時單個句讀 (詞組) 的語義和語法結構的‘價值’須在整個句子格局中才能肯定。這在中國山水畫格局來說就是‘景外鳥瞰’,從整體上把握平遠、深遠與高遠。”此外還提到李約瑟、普利高津等著名學者、科學家所理解和欣賞的漢民族有機整體的思維方式。這種將中國山水畫和漢語句型相提並論的對綜合型思維的比較研究方法,很能說明中華民族典型的傳統思維方式。

     我如此詳盡地記錄下季老在1990年8月6日“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演辭,是想對未諳季老關於“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論斷之深刻內涵的年輕的讀者們提供一個我們在場親聆教誨的真實情境,或有助於當下的讀者們領會《文化雜誌》(當然這兒強調的是中文版)自90年代伊始就看準的學術路向:推動東西方學術交往,探討澳門的獨特個性及中外文化互補的歷史,藉以促進澳門與海內外的學術交流。

     四

     以《文化雜誌》的工作人員而言,與北京方面進行文化交流正是一個向內地專家學者約稿討教的好機會,亦非常符合這份以研究澳門文化、促進葡中文化交流和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多語種刊物的發展需求。馬若龍曾對《文化雜誌》編輯人員作過指示,認為這份刊物面臨澳門歷史轉型時期,有必要充實中文版的內容,以利於面向澳門的華人社會,適當增加研究澳門文化的文章和介紹中華文化精華的稿件。

     澳門雖然是個彈丸之地,文化資源卻不是人們所漠視的那麼貧瘠的。當我們擬編一套《澳門文化叢書》時,手頭沉甸甸的書稿就有十來部,如《雪廬詩稿》、《澳門紀略》、《殊途同歸》、《大地之子》等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重要著作。

     馬若龍是澳門傑出的前衛畫家,曾創立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繼而在文化司署屬下開辦澳門視覺藝術學院,為澳門藝術家走向國際開風氣之先;他還是一位文物保護與建築美學方面的專家,具有很豐富的學識和經驗。他到北京除了參加學術研討會之外,還想為澳門的文物保護工作尋找國內專家指教,希望有助於對澳門文物建築的長遠保護。澳門有座高層大廈就是他設計的,大膽糅合古典與現代樣式,頗講究獨標一格的視覺美學效果。馬若龍作為一名優秀的澳門土生葡萄牙藝術家、詩人、建築師和文化官員, 一時成為澳門過渡時期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很值得讓我在此追記一筆的。

     當時在北大的國際研討會上,澳門學者劉月蓮提交的論文〈澳門土生葡人的來源和現狀〉引起重視,確實是因為它是擺在中國學者眼前的一個新課題。從人類生物學的角度去看,澳門土生葡人是一個遺傳本底十分豐富的歐﹣亞族群,葡﹣中混血兒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從文化的角度去看,作為不同文化交融的典型範例,澳門土生葡人社團仍保持着具有東西合璧之完全別具一格的文化模式。無論從人種來源或文化來源看澳門土生葡人,其複雜性恰恰是其豐富性的表現。自20世紀初以降,土生葡人跟中國人通婚雜居的趨勢愈益擴大,他們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維方式亦呈現不同程度受中華文化“涵化”的現象。這種中西文化的融合是一個歷史過程的結果。研究澳門土生葡人不能忽視澳門的中國文化背景,澳門土生葡人這個“小族群”卻是大文化的融合體,它是人類東西文明交融的結果,其人種基因或文化基因都具有一定的特質和優勢,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多元化結合的一個遺存於東方中國海岸的生動樣版。無論從人類文化學、人類精神史、人種學、民族學、民俗學、遺傳學、優生學、宗教史、神學、歷史學、語言學乃至道德觀、倫理學、服裝史、飲食文化⋯⋯總而言之,應有盡有,都可以把澳門作為多學科(尤其是邊緣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科研對象,澳門自身亦適宜作為一個探討中西文化融合的科研基地。

黃曉峰在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 ——〈澳門的文化視野:世界與中國〉

    

      北大的學術會議結束之後,我跟劉月蓮往中國社科院訪問了幾天才回澳門。真快,我的信箱已塞滿大陸各地學者的賜函,其中最厚的一封是北大陳炎教授的。他說他是研究中國和東南亞關係史的, 近幾年來, 特別是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特別感興趣, [ ⋯ ⋯ ] 今年二月參加在菲律賓馬尼拉和在中國泉州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發起召開的“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和各國學者交流時都涉及中國和外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情況,也親自體會到東方的中華文化通過這條海上大動脈如何走向世界以及西方文化又如何傳播到中國 [⋯⋯]”陳教授特別提到研究澳門文化的重要性。他在信中寫道 ——

     澳門在明、清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中,操縱了中國通向海外的幾條主要國際航線,它在中轉東西方貿易和在傳播東西方文明中,佔有十分重要的特殊地位。我聽了閣下那天在大會上的發言,給了我新的啟發。因而,我也想寫一篇研究澳門港的過去和對未來的瞻望。[⋯⋯] 會議期間,因我不住在皇苑大酒店,祇是聽了您在大會發言後,才與您接觸,限於時間未能詳談,第二天想再找你們詳談,已經不見你們了,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陳教授希望能將他的《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論文集》交給澳門文化司署列入《澳門文化叢書》出版,使我們感到不勝榮幸之至。

     陳教授年輕時滿腔熱血,曾為抗日救亡冒死考入空軍,在陳納德領導的美國志願大隊 (即赫赫有名的飛虎隊) 服務。1957年風華正茂的陳先生卻被“錯劃右派”,蒙受了二十多年的屈辱和折磨;1979年才獲“落實政策”,抹掉二十多年的陰影,重新發揮威力。1980年他初步完成了在中國首次提出以絲綢外傳來論證“西南絲綢之路”,論證了它與“西北絲綢之路”及“海上絲綢之路”的聯繫;1981年之後又提出南海絲綢之路、東海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即經由黃海至日本、朝鮮,從福建經南海、菲律賓馬尼拉到美洲的各條“海上絲綢之路”,成為連接亞、非、歐、美各洲的海上交通大動脈,填補了中國乃至世界文明史研究上的一大空白。

     1993年2月19日凌晨,季羨林先生為《澳門港與海上絲綢之路》一書作序,認為陳炎教授對澳門港的研究具有十分深刻的意義。季老隨即對澳門的歷史地位作出了經典性的極具指導意義的高度評價 ——

     大家都承認,中國的西化給中國帶來了好處。弊端當然也有,這裡暫不談,好處畢竟是主要的。溯源追本,西方文化是怎樣進入中國的呢?這就不能不提到澳門。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歴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說,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說,就是澳門。整個清代將近三百年的期間,這種傳入時斷時續,時強時弱,但一直沒有斷過(中國文化當然也傳入西方,這不是我在這裡要談的問題,五四運動不管聲勢多麼大,祇是這次文化交流的餘緒。可惜的是,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這一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意之者甚尠。我說這話,完全是根據歷史事實。明末最初傳入西方文化者實為葡人,而據點則在澳門。方豪先生說:“然近四百年來,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國天主教基礎之奠定,實始於利瑪竇之來華。”而利瑪竇之活動則實始於澳門,他是在明代萬曆十年(1582)到澳門的。到今天,時間已經過了四百年。中外人士對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之重要意義,越來越加以肯定,研究之風越來越盛。在這樣一個時機,在澳門這樣一個地方,出版陳炎教授研究文化交流的專著,其意義不是非常耐人尋思的嗎?

    

     20世紀80年代末伊始,葡、中、英三語分別出版的《文化雜誌》亦由葡、中、英三方面專業人士組成編輯部。我有幸置身其中,宛若遊學於南歐和英倫,獲益良多。《文化雜誌》作為澳門政府文化司署 (現稱文化局) 轄下的出版物,正因為它是一份標榜“純學術”的“研究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編輯工作的主體意識和職業尊嚴頗能受到尊重。我在崗位上,從來沒有發生過行政干預或非學術性過問之類節外生枝的事件。陳寅恪先生在20世紀初宣言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毋疑地也成為《文化雜誌》工作室同仁的座右銘。我一直恪守“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考、獨立的工作”這項原則,而不屑於去逢迎討好任何玩弄權勢假公濟私的偽君子。中國古代哲人把“極高明而中庸”視為君子融洽相處的道德典範,迄今編輯部同仁仍視之為相互信賴相互尊重的自覺信條。

     藉此公開憶述《文化雜誌》編輯部若干少為人知的往事時,我先想到了由蘇亞雷斯總統推薦來澳門創辦《文化雜誌》的總編輯官龍耀(Luis  SáCunha)先生。我在他“無言之教”的指導影響下開始中文版的獨立主編工作。他習慣於使用歐洲沙龍的社交語言法語跟同行交流。他為了能更貼近瞭解我組稿的中國學者的論文細節及所引用的“文言”的內涵意蘊,先後聘請了兩位曾留學法國、加拿大的法語文學碩士擔任翻譯工作,大大提高了葡﹣中兩個版本之間互補交流的協作功能。

     然而,官龍耀令我敬佩甚至折服的,不僅僅是作為編輯工作上的“導師”,而重中之重的是他對澳門文化的透徹感悟和對中華文化的衷心讚賞。迄今他年事漸高,卻仍在澳門歷史檔案館堅持做研究工作,晚間則踽踽獨行過拱北關到珠海住宿。看來他並不孤獨,因為這位里斯本的知名文人已把昔日的香山鄉土視為他值得投入深情的安身所在。

     官龍耀早在1994年一期《文化雜誌》“澳門土生人”特輯的〈前言〉中寫道:

     他們一直像在兩個鐵製托盤中央顫動的天平指針,但是軟弱是種族雜交帶給他們的特徵之一,今天我們親歷了他們那種被沒有祖國這一烙印深深折磨着的悸痛。

—— 如此嘔心瀝血的肺腑之言,觸及澳門土生葡人的靈魂,讀之令人震憾!然而,像馬若龍那樣的一大批土生葡人精英都跟官龍耀這位澳門葡僑朋友一樣,出於對澳門“鄉愁”之深情和對中國崛起的美好憧憬,他們自覺地選擇了一條永駐澳門的不歸之路:熱愛澳門,服務澳門,扎根澳門!

     在1996年《文化雜誌》夏﹣秋季合刊上,我極盡所能推出了“梁披雲詩文品評特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以梁披雲先生文格之高尚、修辭之豐贍、典故之奧妙,稍後竟然都在葡文版和英文版上轉譯刊出了。在官龍耀撰寫的〈前言〉之中,我拜讀到了如此刻骨銘心重中之重的崇高評語:
     本雜誌能為文化學術界人士作出突出而公正的評價深感榮幸,因為即使集所有讚美之辭,也不可能反映學術界精英的全貌。我們在此尤有所指,那就是關於梁披雲大師。作為華人文化傳統所塑造的一位當代文化界著名人物,他具有文學和藝術的超凡魅力和無私美德。梁披雲先生是人材匱乏的今天從未受到過度讚美的一位謙謙君子。

     他具有超人般的精力。他曾經擔任過記者、編輯、多種知名刊物的主筆和創始人,並且,作為研究員、作家、獻身社會公益事業的積極分子和致力於歷史政治問題研究的觀察家,以及為教育事業作出不懈努力的社會活動家而展示了一位文化人的高大形象。

     我們亦從三個方面凸顯了梁老先生在文化圈的突出作用 ——

     首先,梁披雲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就人性常理與哲學觀點而言,梁披雲先生深知一個民族的財富之最大源泉在乎教育。所以,他以方向始終如一的、猶如北極星那樣明亮地倡導教育事業。在上一個世紀,斯圖亞特.米爾 (Stuart Mill) 曾經竭盡全力喚醒美國,因此,被西方和當今新工業時代所重申的真理使社會認識了:一整代人的教育錯誤,往往有可能疾變而釀成下一代人的政治悲劇。[⋯⋯] 我們可以說,在最近幾十年間,全世界似乎並沒有注重於致力從事人類理想的崇高事業。

     在第二和第三個方面,作為藝術家,梁披雲的書法藝術令人傾倒,風格遒勁,表現強烈。他的抒情詩文亦令人折服,格調純正,簡樸古雅。為此,他贏得了全世界關心與景仰他的有識之士的敬佩。

     這真是生花之筆!高屋建翎,全情投入,雄辯大氣,超越豪邁!—— 猶如矗立的紀念碑式的精闢警句,竟然出自於一位不諳漢語的南歐文人的肺腑!從官龍耀用他那種深刻睿智、熱情奔放、天馬行空、全景透視的神來之筆對梁老的高度評價之中,可以觸摸到一位極力推崇中國文教和中國良知的葡萄牙智識分子的高尚情懷及其響往的人類理想。—— 這也是我一直尊敬官龍耀先生並視之為激勵着我“卅載低眉裁嫁衣、百期爬格奠筆塚”而始終堅持在《文化雜誌》認真工作的“恩師”的緣由。

     尾 聲

     我為《文化雜誌》工作近三十年,前後共事的編輯部同仁少說也有數十位,倘一一回憶記錄下來至少需用數百頁篇幅,那將會有多少飽含喜悅和傷感的故事啊。再說,我所認識接觸的與本刊有過來往而不吝賜稿的海內外學人師友實難以指數,然而他們的音容笑貌都有可能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因為我熟悉他們所有的慷慨賜稿,拜讀過每一篇論文、每一段話語、每一格字詞。但願在我有生之年感謝神祐還有可能磨磨蹭蹭為《文化雜誌》寫出一大串有趣的回憶錄,聊以答謝“繼絕開往”的諸多師友們和熱心的讀者們。

* 黃曉峰,原名黃移典,祖籍福建莆田,曾肄業於仙遊高中;青少年時段浪跡嶺南自謀苦力生計凡二十年;70年代末移居澳門,曾任文史教員兼報刊編輯凡十年;先後自費進修於厦門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武漢大學(中國寫作學碩士課程)、暨南大學 (中外關係史專業獲博士學位) ;自1989年迄今受聘任澳門政府《文化雜誌》中文版主編,其間曾兼任《澳門文化叢書》和《澳門藝術節報》主編;有詩集《夢回情天》(筆名高戈)、 《澳門現代藝術和現代詩評論》等專著出版;曾獲香港大學頒給“文藝復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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