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是近代來華傳教士創辦的第一所教會學校，1818年11月在麻六甲奠基，1820年建成招生。在麻六甲經歷25年的辦學後，由於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規定將香港割讓給英國，倫敦傳教會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決定於1843年將英華書院遷往香港，直至1873年停辦，因此英華書院的發展經歷了麻六甲時期 (1818-1843) 和香港時期 (1843-1873) 兩個階段。但是，無論麻六甲還是香港時期，印刷出版均為英華書院的主要工作。尤其是1856年以後，英華書院不再授課，“主要以一間出版社的功能存在於香港”(1)，更藉印刷出版得以延續。英華書院遷港後的印刷出版活動促進了香港報業的發展與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而中文鉛活字的鑄造及廣銷各地，對中國乃至世界其它地區印刷技術的提高和現代出版機構的建立亦極具意義。
英華書院遷港之原因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和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 之所以建立麻六甲傳教站，並在此創建英華書院，根本原因是在廣州、澳門無法合法居留及開展傳教活動。
第一、馬禮遜來華時，滿清政府正厲行海禁政策，唯一獲准進入廣州的外商，也僅限於貿易季節：“每年於七八月間，(公司商船) 陸續來粵，兌換貨物，至十二月至次年正二月間，該國貨船出口回國。該大班夷商人等，於公司夷船出口完竣之後，請牌前往澳門居住，俟七八月間，該國貨船至粵，該大班人等，復請牌赴省料理。”(2) 馬禮遜因被聘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中文秘書兼翻譯，才得以合法居留，但他並不能開展傳教活動，因為滿清政府明令禁止傳教士出版宗教書籍與傳教。1805年4月，嘉慶帝頒諭：“嗣後着管理西洋堂務大臣留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書籍，即行查出銷毀，並隨時諭知在京之西洋人，務當安分學藝，不得與內地民人往來交結。仍着提督衙門五城順天府，將坊肆私刊書籍一體查銷，不得任聽胥役藉端滋擾。”(3) 同年11月，嘉慶帝再次頒諭，嚴申廣東省禁止傳教，除商人外，外國人一律不准在澳門停留，“嗣後着該督撫等飭知地方官，於澳門地方嚴查西洋人等，除貿易外如有私行逗留，講經傳教等事，即隨時飭禁，勿任潛赴他省，致滋煽誘。其有內地民人暗為接引者，即當訪拿懲辦，庶知儆懼。並當曉諭民人等，以西洋邪教例禁綦嚴，不可受其愚惑，致蹈法網，俾無知愚民各知遷善遠罪，則西洋人等自無所肆其簧鼓，即舊設有天主堂之處亦不禁自絕”，並把這看成是“整風飭俗之要務”(4)。合法居留如此之難，更遑論開展傳教活動。
第二、澳葡當局及羅馬天主教的反對。新教和羅馬天主教雖同屬一源，但二者實際上勢不兩立。天主教很早就傳到遠東，印度、中國等早已被天主教視為自己當然的教區，對於新教的染指，自然極力加以阻撓。(5)英國人湯森 (William John Townsend, 1835-1915) 即指出：“在澳門的羅馬天主教主教對任何與馬禮遜交往的人，或者接收了馬禮遜小冊子的人，以及向馬禮遜提供中文書的人，都予以強烈的譴責。”(6) 澳門主教唆使澳葡當局，對馬禮遜在澳門的傳教活動極力阻撓。米憐抵達澳門的第二天，澳葡當局即勒令他必須立即離開。(7)
第三、英國東印度公司對傳教士的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作為一家商業壟斷公司，一向對前往他們利益範圍內的傳教士持敵視態度，禁止公司船隻搭載傳教士，禁止在其貿易區域開展傳教活動。他們認為：“使用我們的船隊載送傳教士駛往我國在東方的殖民地是最愚蠢的、最過分的、代價最高的和不可原諒的方案。這樣的一種方案乃是有害的、冒失的、無價值的、危險的、賠錢的和異想天開的。它衝擊了公司的所有的理性和政策，把我國殖民地的平靜和安穩置於極為危險的境地。”(8) 正因如此，到遠東的英國傳教士，浸信會的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1761-1834) 乘坐丹麥商船，馬士曼 (Joshua Marshman,1768-1837) 和馬禮遜是乘坐美國商船。即使馬禮遜任職廣州商館後，公司對其傳教活動仍然嚴格限制。(9)
在這種情況下，馬禮遜與米憐經過認真討論，決定在“某個歐洲新教國家的政府管轄下並靠近中國的地方”建立一個對華傳教根據地。麻六甲、爪哇、檳榔嶼起初均被認為是合適的傳教基地，(10) 最後他們選中麻六甲。它靠近中國本土，扼馬來群島上中國人居住的各部分間的交通要道，且位於安南、暹羅、檳榔嶼之間，交通便利，氣候宜於健康，環境安靜，可以作為因病離職的傳教士的療養地。尤其是，該地已在英國人統治下，傳教士可以獲得政治保障。(11) 這樣，米憐一行於1815年8月抵達麻六甲，在那裡建立傳教站，作為對華傳教的根據地。一旦中國國門打開，即可迅速轉入中國內地傳教。
傳教士們的等待並沒有歷時太久。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除被迫開放上海等五港口為通商口岸外，更將香港割讓給英國，成為英國殖民地。倫敦會董事會瞅準這一時機，決定大量籌集資金，擴大對華傳教活動。(12) 實際上，早在1840年英國與滿清政府談判開放口岸時，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就向倫敦會建議，將英華書院從麻六甲遷往香港。1842年3月在致倫敦會的信中指出，英華書院在麻六甲的發展前途有限，“當地人十分愚妄，拒絕開化啟示，繼續崇拜偶像，滿足於自己的可悲狀態”，“即使派出有希望的當地青年到中國，他們也根本得不到重用，因為他們畢竟是外國人”，“香港與中國本身都是比麻六甲有希望的地方”，尤其“傳教士的目的不是馬來人，而是中國人”(13)。他還致信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 詳述英華書院遷港計劃，馬儒翰極力贊同並建議理雅各儘快實施這一計劃。(14) 馬儒翰也為此積極與港英當局疏通。洛維特 (Richard Lovett, 1851-1904) 也指出香港作為對華新傳教基地具有的特殊優勢：
香港與在教會推動下展開傳教活動的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 居民可以感受到濃厚的歐化氣氛。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人的生活比其他地方更為自由，由於受歐洲人的影響，他們的思想也更為開放。加上在英國的統治下，生命與職業的安全得到保障，[⋯⋯]然而，香港佈道會存在的重大意義，並不局限於其活動的區域，或對活動對象人數的多寡。香港恐怕是西洋社會在東方最重要的中心地。(15)
不祇英國傳教士注意到香港的優勢，美國傳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在給美部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的報告中亦預見到香港的諸多優點：
香港正式割讓給大英帝國後，這裡會成為外國與大清國各地往來的中心 [⋯⋯] 這樣，這裡就將成為一個長遠的重要交通樞紐，人口密集——我是這麼認為的——這樣說來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擴大這個總部。(16)
因此，在鴉片戰爭尚未結束的1842年7月，裨治文將他和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 籌集的經費拼湊起來，在香港置買了一塊地皮，並為美國傳教團建造了一座簡便的房子。(17) 美國傳教士的捷足先登無疑對英國傳教士是一個巨大的刺激。1842年12月，從屬於“恒河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們在香港開會，商討創辦學院及在香港和其它口岸建立傳教基地事宜。(18)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理雅各、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1873)、台約爾 (Samuel Dyer, 1804-1843)等齊聚香港開會，正式決定將英華書院遷往香港，並創辦英華書院神學系。(19)
1843年11月，時任英華書院校長理雅各帶着三名中國印工屈昂、梁發、何亞新 (何進善之父) 及學生何進善 (福堂，Ho Tsun-sheen)、吳文秀 (Ung Mun-sou)、宋佛檢 (Song Hoot-Kiem)、李金麟 (Lee Kim-lin) 等四人遷往香港。(20) 因港英政府拒絕給予資助，理雅各及其他傳教士決議籌集資金，在鴨巴甸 (Aberdeen) 街與史丹唐 (John Staunton) 街交界處新建起差會大樓，英華書院即設於此，翌年更是將書院宗旨改為以支持基督教為主，易名為“倫敦會在華神學院”(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人 (21)，簡稱英華神學院。這樣，1844年以後的英華書院實際上由三部分組成，即印刷所、神學院和小學(Preparatory School)，小學實為專門招收當地中國青少年入學的教會學校。三者之中，神學院和小學的發展乏善可陳，祇有印刷所，儘管出版業績遠不如麻六甲時期，但為數不多的出版物，其影響卻不可小覷。尤其英華書院遷港後，頗注重中文鉛活字鑄造，英華書院鑄造的中文鉛活字廣銷各地，對中國乃至世界其他地區印刷技術的提高和現代出版機構的建立均產生過深遠影響。
英華書院遷港後的印刷出版活動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以及接踵簽訂的中法〈黃埔條約〉和中美〈望廈條約〉，終使外國人獲得在通商口岸傳播宗教、開設學堂、開辦醫院的權利。在這種情勢下，傳教士們紛紛把原設於南洋的傳教基地遷到通商口岸，由此開始了“19世紀新教在華傳播的第二個階段”(22)。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成為新教傳教士對華傳教的首選之地。倫敦傳教會將原建於麻六甲的英華書院在1843年遷至香港，隨遷的印刷所仍設於英華書院內，印刷出版繼續成為英華書院的一項主要工作。1862年王韜初到香港，即注意到英華書院不僅“教以西國語言文字，造就人材，以供國家用”，還“兼有機器活字版排印書籍”(23)，印刷所擁有印工七至八人。(24) 尤其1856年後英華書院停止教學活動，更藉印刷出版得以延續。據統計，至1873年印刷所停辦，共有出版品超過70餘種。(25) 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宗教類書刊。作為教會出版機構，出版宗教類書刊自然為印刷所的首要職責所在。遷港後英華書院印刷所的出版品中，宗教類書刊仍佔相當比重。這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聖經》的第四個中譯本，即“委辦本”(Delegates’Version)。眾所周知，近代中國第一部《聖經》中文全譯本是“馬禮遜譯本”(Morrison’s Version)，但該譯本存在許多缺陷，馬禮遜本人亦有所覺察，並有意對舊版進行修訂。然而未及完成，馬禮遜就於1834年8月在廣州溘然長逝。1835年初，由麥都思、裨治文、郭實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及馬禮遜之子馬儒翰組成四人修訂委員會，對“馬禮遜譯本”進行修訂和重譯，並最終於1840年在香港出版了被稱為“郭實獵譯本”(Gützlaff’s Version) 的修訂本，但仍然難以讓人滿意。為適應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在華傳教的新局面，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英美傳教士裨治文、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1839-1891)、施敦力 (John Stronach, 1810-?)、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 1819-1862)、理雅各、麥都思及米憐之子美魏茶 (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1863) 等十二人在香港開會，組成“委辦譯本委員會”，決定翻譯出版新的《聖經》中譯本。但是在翻譯過程中，發生了譯名爭執：一是對宇宙主宰God究竟應該譯為“神”或“上帝”，在英美傳教士之間無法達成一致；二是浸禮會和其他差會對 Baptism 如何漢譯也存在不同意見。面對爭執不休的局面，浸禮會傳教士首先退出翻譯委員會，旋即美部會傳教士也退出。留下的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和理雅各，在王韜 (1828-1897) 等中國學者的協助下，1852年出版《新約全書》，1853年《舊約全書》亦告完成，1854年由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這個中譯本史稱“委辦本”或“代表本”。由於有中國學者協助，翻譯文筆比以前都“大見進步”，其出色的譯文風格贏得了高度讚譽。(26) 但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委辦本”《聖經》譯本“犧牲了許多準確的地方，所用的名辭近乎中國哲學上的說法，而少合基督教義的見解”(27)。儘管如此，該譯本後來還是多次再版重印，直到20世紀20年代依然流行。
除“委辦本”《聖經》外，印刷所還印行大量與傳教有關的宗教小冊子。英華書院遷港後，理雅各除主持英華書院教務外，還積極用中文撰寫佈道書籍，共有十八種，其中包括《勸崇聖書》、《新約全書註釋》與《耶穌門徒信經》等，絕大多數都是由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發行。《耶穌門徒信經》1854年由英華書院以活字版印刷出版，包括耶穌門徒信經十二條、十誡等內容。1869年，英華書院以活字版出版《性理略論》一冊，共分為三卷，首卷論人性，包括五章：第一章論善惡併發，第二章論人之品，第三章論自主之意，第四章論罪，第五章論性壞；中卷論人道，包括三章，第一章論立教，第二章論釋道，第三章論儒教；下卷論天道，包括六章：第一章論耶穌教，第二章論萬國一家，第三章論猶太教，第四章論耶穌教之來歷，第五章論耶穌教改惡正性，第六章總結全篇大意。
英華書院還出版了對傳教極有裨益的《伊索寓言》中譯本。從晚明天主教傳教士來華開始，《聖經》和《伊索寓言》就成為傳教士必帶的西方書籍，無論天主教還是新教，無論是印度、日本還是中國，均是如此。英華書院在麻六甲時期出版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卷五中，已收錄《伊索寓言》五則。遷港後的英華書院更是刻印過漢譯《伊索寓言》的單行本。現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諸橋轍次文庫藏有同治七年(1868)香港英華書院印行的《伊索寓言》譯本——《伊娑菩喻言》。據日本學者內田慶市研究，《伊娑菩喻言》乃由英國人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意拾喻言》改名而來，並認為《意拾喻言》在《遐邇貫珍》刊出時已改名《伊娑菩喻言》。(28) 翻檢《遐邇貫珍》，確可發現從第一號起，就設有“喻言一則”欄目，前後共有十多則寓言刊出，但未註明《伊娑菩喻言》為《意拾喻言》的改名版。羅伯聃是鴉片戰爭期間英軍翻譯，為寧波開埠時英國駐甬首任領事，《意拾喻言》為羅伯聃和他的老師“蒙昧先生”共同完成，1840年出版，收錄寓言八十二則。1876年，由阿部弘國訓點的伊索寓言——《漢譯伊蘇普譚》在東京出版，扉頁標明“香港英華書院原刻”，收錄寓言七十三則。如果確如內田慶市所言，《伊娑菩喻言》由《意拾喻言》改名而來，那麼，英華書院1868年的《伊娑菩喻言》與《漢譯伊蘇普譚》之間是甚麼關係，也就是說阿部弘國訓點《漢譯伊蘇普譚》所據的“香港英華書院原刻”，是否就是《伊娑菩喻言》呢？《伊娑菩喻言》序言開篇為：“伊娑菩者，二千五百年前，記厘士國一奴僕也。背佗而貌醜，惟具天資。”(29)《漢譯伊蘇普譚．伊蘇普小傳》云：“伊蘇普者，二千五百年前，生於小亞西亞比利社，為人天資頗高，惟背佗而面醜，命又數奇，鬻身雅典之市，為奴。”(30)《伊娑菩喻言》的〈豺烹羊〉為：“盤古初，鳥獸皆能言。一日，豺與羊同澗飲水，豺欲烹其羊，自念無以措辭，乃強責之曰：‘汝渾濁此水，使老夫不能飲，該殺！’羊對曰：‘大王在上流，羊在下流，雖濁無礙。’豺復責曰：‘汝去年某日出言，得罪於我，亦該殺！’羊曰：‘大王誤矣。去年某日羊未出世，安能得罪大王？’豺則變兇為怒，責之曰：‘汝之父母得罪於我，亦汝之罪也。’遂烹之。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31)《漢譯伊蘇普譚》該篇則譯為〈豺害羊〉：“盤古初，鳥獸皆能言。一日，豺與羊同澗飲水。豺欲害其羊，自念無以措辭，乃強誣之曰：‘汝混濁此水，使老夫不能飲，該殺！’羊對曰：‘大王在上流，羊在下流，雖濁無礙。’豺復誣曰：‘汝去年某日出言得罪於我，亦該殺！’羊曰：‘大王誤矣！去年某日，羊未出世，安能得罪大王？’豺乃變羞為怒，責之曰：‘汝之父母得罪於我，汝亦有罪焉。’遂殺之。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二者相比，《漢譯伊蘇普譚》介紹伊索(即伊蘇普)的內容更為詳細，且“害”、“誣”二字的使用，比“烹”、“責”二字更符合文中的情景。藉此我們似可斷定，《漢譯伊蘇普譚》是根據《伊娑菩喻言》訓點而來，至於阿部弘國為何將《伊娑菩喻言》的八十二則寓言刪減為七十三則，尚需進一步探討。(32)總之，英華書院印刷所對《伊索寓言》在東亞的傳播起到了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二、世俗類書籍。除宗教書刊外，英華書院印刷所還印行許多世俗類書籍，其中以理雅各翻譯的《中國經籍》(The Chinese Classics) 篇幅最長、影響亦堪稱最大，該書首版就是由香港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發行。理雅各致力於中國經典翻譯，除希冀藉此增加西方人對中國瞭解外，更看重的是它們能夠襄助傳教。理雅各認為：“此項工作是必要的，因為這樣才能使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的人們瞭解這個偉大的帝國，我們的傳教士才能有充分的智慧獲得長久可靠的結果。我認為將孔子的著作譯文與註釋全部出版會大大促進未來的傳教工作。”(33) 據理雅各本人講，他在1841年獲准1842年前後，已感覺到“把被稱為中國人的福音書以及中國的摩西五經的‘四書五經’翻譯成英文，是值得傾力去做的，譯本包括正文翻譯和註釋，這將成為外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學的標準規範讀本，還可以供那些需要瞭解中國哲學、宗教和道德的普通讀者閱讀”(34)。倫敦傳教會的董事們亦認為，異教徒的經典文本“可以作為皈化異教徒的‘間接’工具”(35)。因此，理雅各從事中國經典翻譯，也契合了倫敦傳教會董事們的要求。
既然理雅各頗為看重中國經典翻譯，為何直到其來華近二十年才着手進行？這一方面是因為他要主持英華書院教務、傳教及印刷所的出版印刷，另一方面是提高中文水準。儘管理雅各在來華前已在倫敦大學隨吉德(Samuel Kidd,1799-1843) 學習過中文，但因時間不長，其中文水準顯然有限，所以抵達麻六甲英華書院後，理雅各繼續學習中文。經過近二十年的提高後，理雅各自感其中文修養已可開展中國經典翻譯，這才着手進行。從1861年至1872年，理雅各翻譯的《中國經典》第一版陸續由香港英華書院出版。1861年出版《中國經典》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包括《論語》(The Confucian Analects) 和《大學》(The Great Learning)，第二卷包括《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an)和《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第三卷於1865年出版，包括《書經》(The Shoo King) 和《竹書紀年》(Chu-Shu Chi-Nien) ；1871年出版《中國經典》第四卷，為《詩經》；1872年出版《中國經典》第五卷，包括《春秋》與《左傳》。自16世紀西方來華傳教士莆抵中國，即開始對中國經典的譯介。然而，他們往往祇譯片斷，且或因漢語不精，或因對於儒學經義鑽研不透，或因所請華人助譯者學養淺陋，致使譯文或辭句粗劣，或語義欠通，或謬誤百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除其本人對中文已十分精通外，特別是在翻譯《中國經典》過程中，得到多位中西學者的協助。華人學者即有王韜、何進善、黃勝、吳文秀、李金麟、宋佛檢，西人中有著名漢學家湛約翰 (John Chalmers, 1825-1899)、麥高溫(John MacGowan, 1835-1922)、史釗活 (Frederick Stewart, 1836-1889)、合信、謝扶利 (Gelfery)等。尤其是王韜對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更是功不可沒。王韜原在上海倫敦會開辦的墨海書館工作，1863年為躲避清政府迫害來到香港，他不僅帶來大量的中國古典詮釋本供理雅各參考，而且作為助手，隨時幫理雅各解釋翻譯過程中的難懂之處，幫助撰寫註釋，大大保證了《中國經典》的翻譯品質。
理雅各的《中國經典》陸續出版後，在西方引起了轟動，歐美人士藉此得以深入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及中國民族倫理道德，理雅各也因在翻譯上的成就與漢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於1870年被亞伯丁大學 (Aberdeen University) 授予法學博士學位。1876年，法蘭西學院授予理雅各“儒蓮漢籍國際翻譯首獎”(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tanislas Julie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於1884年，愛丁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亦授予理雅各法學博士學位。時至今日，理雅各的 《中國經典》仍被公認為標準譯本。
理雅各所以在漢學研究方面有這樣的成就，恰如卓南生所說，“與他長期主持英華書院的事業是密切相關的。可以這麼說，理雅各在中國文學方面的學術成就，是他從1840年接任英華書院院長開始，到該書院關閉為止主持該書院院政的同時，發奮研究的結果”(36)。
三、中文期刊。香港時期英華書院出版的最重要的中文期刊是《遐邇貫珍》(The Chinese Serial)，創刊於1853年9月3日(咸豐三年八月初一)，為鴉片戰爭後香港出版的第一個中文期刊，它由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出資。第一任主編是麥都思，次年就轉交給香港殖民政府官員、也是麥都思的女婿奚禮爾 (Charles Batten Hiller, -1856) 負責，1855年起由理雅各主持，直至翌年5月停刊為止。《遐邇貫珍》雖由傳教士主辦，但實際上是新聞性刊物。《遐邇貫珍》以傳播西方文明為重點，目的是在贏得中國人對外國人及西方文明尤其是英國好感的同時，不失時機地進行宗教滲透。因此，《遐邇貫珍》在內容上以西方近代文明及時政要聞為主，其次才是宗教。《遐邇貫珍》對西方近代文明的宣傳和介紹，涉獵極其廣泛，囊括政治學、歷史學、文學、地質及地理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醫學、生物學等領域，可謂19世紀中葉介紹西學最集中、最有影響的中文刊物。反映時事政治的新聞報導和評論，是《遐邇貫珍》的另一重要內容。該刊設有新聞專欄“近日雜報”，並發表新聞評論。其刊載的新聞信息量大，內容豐富，覆蓋西方各國、中國大陸以及香港，涉及政治、經濟、外交、宗教、軍事、教育文化等。該刊發表的一些有關中國內政的報導，敢說敢言，保留了歷史真相。如對太平天國、小刀會以及其他會黨起義的報導，公正客觀，至今為史學界所重視。以研究中國新聞史而享譽海內外的新加坡著名學者卓南生亦指出：“《遐邇貫珍》所載內容，前半部分主要是介紹西洋文明的長篇文章，後半部分是新聞。所謂西洋文明的介紹，從傾向看，最初是以政治、歷史為中心，後來則把重點轉為西洋醫學、地理與化學等知識性文章。”(37)
在新聞業務上，《遐邇貫珍》也做出不少開創性的貢獻，成為我國近代第一個以時事政治為主的刊物。在新聞編輯上，它以新聞標題簡明扼要來反映新聞內容，是我國近代報刊在新聞編輯業務上的一個飛躍。《遐邇貫珍》也是我國最早刊載新聞圖片的中文報刊，有科普插圖及為配合新聞報導而繪製的插圖。(38) 總之，不論在編輯內容、版式設計、商業經營，還是在新聞報導方面，《遐邇貫珍》對後來的華文報刊均產生過重要影響。
正因為《遐邇貫珍》刊登了當時中國以及周圍國家的消息和世界新聞，所以它亦成為一些國家海外情報的來源，特別是幕府末期的日本對其尤為關注。據日本學者川路聖謨〈下田日記〉記錄，《遐邇貫珍》是由美國人帶入日本的：
抄錄美人帶來的遐邇貫珍，此書係中國所謂香港地方的英國人所著，一冊十五文，按月內出售。類似於世界禦沙汏書(傳報世界消息的一種文書——譯者)，西洋新聞紙，也成為荷蘭鳳說書。不以洋文書寫，為(讀者)理解計，用漢文書寫，橫濱的條約、其時之情節、帆牆處用望遠鏡遠望各處等，在此難加詳述。遠比日本人的傳聞詳細。(39)
吉田松陰也注意到《遐邇貫珍》。他於安政四年 (1857) 九月二日致江戶長原武信中提到“遐邇貫珍拜受不勝感激”，可見吉田松陰曾閱讀過《遐邇貫珍》。(40) 開明派人士橋本左內對《遐邇貫珍》極其關心，且有收藏。在安政五年 (1858)四月二十一日致岩瀨肥後守的信中說：“《遐邇貫珍》在下有搜藏，如欲披覽，請示下尊意即可奉上，何時間為妥敬請賜覆。”(41)
日人增田涉曾論及《遐邇貫珍》在日本的流傳情況：“這本雜誌也傳到了日本，現在特殊的圖書館中還有幾冊收藏。[⋯⋯] 作為瞭解海外情況的消息來源，非常受當時幕府官員、知識分子的重視。吉田松陰就在他的《幽重文稿》裡寫過自己在這本雜誌上讀過伊索寓言”、“幕府的重臣岩瀨肥後守在給橋本左內的信函中也說自己藏有《遐邇貫珍》。傳入日本的途徑尚不明了(荷蘭船，亦或中國船帶來的)，但是可以知道日本當時有少量流入。”(42)
卓南生也提及當時日本人抄寫《遐邇貫珍》的情況：“在日本文久年間官方大量翻刻官版漢字報紙之前，當時精通漢文的日本知識分子為了獲取海外的消息和知識，已在輾轉抄寫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城市的漢字報刊。其中流傳最廣、版本最多的寫本，莫過於香港發行的《遐邇貫珍》。推究其因，一是因為《遐邇貫珍》對1853年6月佩里(M.C. Perry, 1794-1858) 到日本及第二年3月締結美日友好條約的經過及其內容有詳細的記錄，並曾連載與佩里同行的中國人羅森的《日本日記》。這些報導和日記，引發了當時日本知識界的廣泛興趣而被輾轉抄錄；另一個原因，也許是由於《遐邇貫珍》流傳入日本較早，當時尚未有官方翻刻版。”(43)
除日本外，《遐邇貫珍》亦受到世界其他報紙的關注。美國加州三藩市的《東涯新錄》(The Oriental or Tung-Ngai San-Luk) 1855年1月25日出版的第十一號中登載了《遐邇貫珍》1854年9月1日第9號“近日雜報”所載的“六月十七日琉球國地方有花旗國總憲卑厘赴彼、與該國王及大吏等議立和約”一文。藉此可知，《遐邇貫珍》刊載的消息，147天後就被轉登在三藩市出版的《東涯新錄》上。(44) 這中間要經歷從香港經太平洋到三藩市的海上傳送。以當時的通訊條件看，不可謂不迅速。此亦印證了《遐邇貫珍》影響之廣泛。
四、教科書的出版。英華書院一向重視教科書的出版，它們要麼由傳教士撰寫，要麼是對西書的編譯。麻六甲時期，馬禮遜為教文法，曾編寫《英國文語凡例傳》(A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r the Us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這是第一部為中國人編寫的英文文法，並將19世紀在英國大受歡迎的喬伊絲 (Jeremiah Joyce) 所著《科學對話》(Scientific Dialogues,intended for the Instruction and Entertainment of Young People) 的部分譯為中文，作為教授近代科學知識的教材。理雅各則編寫了一本110頁的《英語、馬來語與漢語詞典》(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s;Comprehending The Vernacular Idioms of The Hok-Keen and Canton Dialects) 於1841年由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成為英華書院的教材。
英華書院遷港後出版的教科書中，影響最大的就是《智環啟蒙塾課初步》。該書係由理雅各根據英國約克郡聾啞學校校長查理斯．貝克 (Charles Baker, 1803-1874) 的 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 一書編譯而成。其實查理斯．貝克還編有一部該書配套的《智環教師手冊》(The Teacher’s Handbook to the Circle of Knowledge)。《智環啟蒙塾課初步》由24篇200課構成，凡55頁，分為人類、身體、飲食、服飾、貿易、國政等，涉及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和西方的基礎知識。中英文對照，每頁的上面為英文，下面為中文，1856年由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1859年被列為香港公辦學校所採用的教科書。(45) 1859年刪削英文，祇留中文，在廣州重版。1864年理雅各在香港再次修訂出版。1873年，上海也出版刪除英文對照部分的中文版。(46)
該書在漢語新語詞的創製方面也有一定貢獻。理雅各在翻譯該書時，除借自其他傳教士的漢譯西書的語詞外，還創製一些新語詞。像“公侯院”(house of lords)、“百姓院”(house ofcommons)、“煤炭穴”(Coal-mines)、“煤炭氣”(gas)、“水蒸”(steam)、“陪審”(jury)、“習讀教師”(teachers)、“濟病院”(infirmary)、“老人院”(almshouse)、“支給”(paidout)、“機勢”(engines)、“事論”(agriculture)、“福音教師”(Preachers of the gospel) 等。雖然這些新語詞“有些被後來的新譯詞所替代，有些在原詞形的基礎上發生了變化，在現代漢語中已看不到了。但這些新詞語的研究，對於理清現代漢語辭彙的源流演變，揭示近代中日間辭彙交流的過程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47)
此書不僅在香港影響極大，在日本也流播甚廣。據日本學者尾佐竹蒙研究，《智環啟蒙塾課》於1860年經長崎傳入日本，1862年就開始出現了刪除英文部分的漢文翻刻版。(48) 從1862年起到明治初期，日本出版的《智環啟蒙塾課》各種版本多達十餘種。(49) 從用途來看，可分為英語教科用書和啟蒙用書兩類。作為英語教科書用的《智環啟蒙塾課》，主要有1862年江戶開物社翻刻的中英對譯版和1870年由廣島洋學所翻刻的刪除了中文對譯部分的英文版。而作為啟蒙書用的《智環啟蒙塾課》，分為漢文版和日文版，兩者均將英文部分刪除。總之，《智環啟蒙塾課》在日本各地被翻譯或翻刻，被許多小學採用為教科書，對日本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日本學者小澤三朗即指出：《智環啟蒙塾課》作為“西洋新知識的入門書”及“小百科辭典”，對引進西學具有啟導的作用。(50)增田涉也指出：“此書作為西洋知識入門的啟蒙書，或作為英語教科書，對明治初年為我國開發新文化立下的媒介之功，必須給予高度評價。”(51)
除《智環啟蒙塾課》外，英華神書院的其他出版品也極為日本學界重視。陳湛頤指出：“英華書院所出版的部分書籍和報刊，在幕末時曾為專門負責翻譯的機構‘蕃書調所’所重印，在日本知識界中廣泛流傳，因此，歷次使節團：包括1860年、1862年、1867年以至1872年的使節團訪港時，不少團員都慕名前赴這所學校參觀。”(52)而採購英華書院出版品，應是他們接踵而至香港的主要目的。
英華書院與中文鉛活字的研製與推廣
出於本身印刷出版需要，英華書院無論在麻六甲時期還是遷至香港後，均十分重視中文鉛活字的研製。馬禮遜初抵中國時，對中國的木刻板印極為欣賞，認為活字絕對無法與中國人的木刻板印相提並論。(53)馬禮遜的這種識見，導致麻六甲站初期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及其他中文出版品均採用木刻板印。但從1820年代中期，馬禮遜改變了對木刻板印的態度，轉而認為鑄造活字才是根本之道。(54) 1824年，馬禮遜利用回國休假的機會，呼籲為增進歐洲對中國的瞭解，必須改善中文印刷，英國應成為第一個鑄造出中文活字的國家。(55) 他的呼籲雖未使英國造字工廠從事鑄造中文活字，但卻吸引一位英國青年畢生從事中文鉛活字的研製，他就是台約爾(Samuel Dyer,1804-1843)。
台約爾出生在倫敦附近的格林威治，1820年全家遷往帕丁頓 (Paddington)。1822年他萌生成為律師的念頭，進入內殿 (the Inner Temple)，接着又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 (Trinity Hall) 學習法律、數學等課程。但在1823年7月，他突然致信其父，表達了要成為海外傳教士的強烈願望。1824年6月23日，台約爾向倫敦傳教會提出請求，獲得允准，同年夏進入高斯坡神學院 (the Seminary at Gosport) 學習神學和中文，後又進入馬禮遜創辦於倫敦的語言傳習所 (Language Institute) 研習中文。在此期間，受馬禮遜呼籲之影響，台約爾開始注意中文活字問題。1827年，台約爾被按立為牧師後東來。他到達的第一站是檳榔嶼，在那裡除繼續學習中文、傳教佈道外，從1828年初開始，致力於完善中文金屬活字，“先由他的中文教師在檳榔嶼寫好字樣，再送到麻六甲由那裡的刻工上版照刻，送回檳榔嶼檢查後，再運到倫敦鑄版鋸字，然後送回檳榔嶼”。台約爾的這次試驗共刻了55塊版片，一直到1831年3月這批鉛活字才回到他的手中。(56) 但具體多少字，現今已無法得知。
1831年初，台約爾抵達麻六甲，一邊從事中文書籍的印刷工作，一邊為印刷所鑄字。當時麻六甲普遍採用木刻雕版，來澆鑄鉛版，再鋸成小方塊，成為單個活字。但因為木材柔軟，活字不能耐久，使用五、六年後，又得重新鑄造，反而費時且增加了成本。台約爾建議先雕鋼沖模，再製漢字。他因此成為首次採用鋼沖模鑄造漢文活字的人。台約爾與兩位對漢語有同好的同學合作，計算出馬禮遜的中文《聖經》譯本包含3,600個不同的字，其中《新約》大約2,600個。(57) 但據此尚不能確定一副中文活字究竟要包括多少個字。台約爾擴大了計算範圍，既包括《聖書人名合地號禮記》、《勸世文》、《靈魂篇》、《新增聖書節解》等宗教類書籍，也包括《三國》、《朱子》、《國語》、《西遊》等世俗類書籍，共計13種。通過兩年多的逐日計算，台約爾得出這13種中文著作所使用的漢字，其中的常用字約1,200個，其他的漢字祇是偶爾使用，而一副完備的中文活字的數目是13,000-14,000個。(58) 1834年，他在麻六甲英華書院印刷所出版《重校作印集字》(A Selection of Three Thousand Characters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or the Purpose of Facilitating the Cutting of Punches and Casting Metal Type in Chinese)，介紹了活字研製的經過。
同時，台約爾經過前揭鑄版造字的試驗，認為祇有按照歐洲的傳統方法，即“字範-字模-活字”，才可視需要隨時鑄出活字，他說：“字範是永久性的基礎，祇要一副字範便可以供應麻六甲、廣州、英國或任何地方的活字需要。”(59)1833年6、7月間，台約爾以1827年麻六甲木刻印刷的中文聖經宋體大字為藍本，僱用數名中國工匠開始打造字範。但最初進度很慢，導致成本很高，台約爾難以承擔，他遂發傳單向南洋、印度和廣州的外國人募捐到100鎊，並致信倫敦傳教會總部對其計劃予以資助，保證用400鎊便能刻鑄3,000個鋼模。倫敦傳教會總部被其計劃打動，不僅資助100鎊，而且把台約爾的鑄字計劃向英國民眾公佈，致使台約爾兩年間收到英國各地寄來的捐款達200餘鎊。(60) 在經費問題得以解決後，台約爾便開始刻制鋼模。(61) 1834年9月間，台約爾排印一部名為“耶穌登山寶訓”的小冊子，這是以台約爾的中文活字印刷的第一部出版品。1835年初，台約爾報導說他正生產四副活字，除一副自用，其中兩副分別為倫敦傳教會的巴達維亞佈道站和美部會的新加坡佈道站訂購。(62)
1835年，倫敦傳教會總部再度要求台約爾轉往麻六甲，負責英華書院印刷出版，繼續進行活字的研製。鑒於法國人勒格朗 (Marcellin Legrand)打造中文字範的成就，為與其競爭，倫敦傳教會要求台約爾打造大小各一副活字。收到總部要求後，台約爾嘗試性地打造出一些小的字範。1839年，台約爾陪同生病的妻子回英國，順道巴黎參觀了勒格朗用鋼模刻製的中文字範與字模。1841年，台約爾夫婦再度離英東來，1842年3月被派往新加坡佈道站，與施敦力兄弟 (Alexander and John Stronach) 等一起從事鑄字印刷，且以鑄造小字模為主。1843年7月，台約爾與施敦力兄弟被派往香港。此時已完成大字1,540個，小字卻祇有300餘字。台約爾於1843年10月24日病逝後，施敦力兄弟決定繼承台約爾的遺志，三年後完成的大小字範已累積到3891個。(63) 施敦力兄弟離開香港前往廈門後，1847年香港佈道站僱用美國人柯理 (Richard Cole) 繼續台約爾的工作。他是一位熟練的印工兼活字雕工，因而鑄字的速度加快，1851年時大小兩副活字都已完成約4,700字，既可印教會用書，又可印普通中文書刊。由於字體清晰文雅，社會需求量很大，小字尤為報紙及出版家所歡迎。因其製售於香港，又稱為“香港字”。
台約爾研製的這套中文鉛活字，從1850年代初起成為中文印刷市場上最主要的活字。各傳教會、俄國、法國、新加坡政府、太平天國、兩廣總督、上海道臺、清廷總理衙門等，都先後購買過英華書院鑄造的中文鉛活字，或全套活字銅模，華花聖經書房和墨海書館的中文活字，有些也是從香港英華書院購進的。因此，“他奮鬥十餘年的中文活字志業，確已深深影響此後一百五十年間中文印刷出版傳播的方式”(64)。1873年，英華書院遷到新地址——中西區半山般含道。同年，理雅各返回英國。王韜和黃勝買下英華書院舊址的印刷廠及部排印設備和活字，在荷李道29號創立中華印務總局，1874年創辦世界上第一家華資中文日報《廻圈日報》。至此，鉛印技術在中國迅速發展。“顯然，英華書院出售活字及代購印刷機械於中國印刷技術的提昇，以至西方印刷中文技術的改進皆有重要的意義。”(65)
【註】
(1) 黃文江：〈英華書院 (1843-1873) 與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意義〉，載氏著《跨文化視野下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頁119-120。
(2) [清] 文慶等纂修，齊思和等整理《 (道光朝)》，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6。
(3) [清] 王之春著，趙春晨點校《清朝柔遠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49。
(4) [清] 王之春撰，趙春晨點校《清朝柔遠記》，頁152。
(5) 詳參拙著《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頁143。
(6) [英] 湯森著，王振華譯《馬禮遜 —— 在華傳教士的先驅》，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頁68。
(7) 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1924, pp. 78-79.
(8) 顧長聲： 《馬禮遜評傳》，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頁23。
(9) 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Hong K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13.
(10)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The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p. 136.
(11)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929, pp. 339-340.
(12) Richard M.A.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London: Henry Frowde, 1899, Vol.1,p. 477.
(13) A Letter written by James Legge to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n 15 March 1842, LMS Archives, China General,Personal Box 9. 轉引自岳峰《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42。
(14) Helen Edith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pp. 25-26.
(15) Richard M. A.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Vol. 2, pp. 453-454.中譯文見[新加坡]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增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68。
(16) (17) 裨治文致安德森，香港，1842年11月23日，美部會檔案，卷257。轉引自 [美] 雷孜智 (Michael C.Lazich) 著，尹文涓譯《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新教傳教士禆治文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87。
(18) Richard M.A.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Vol. 2, p. 449.
(19)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p. 26; Richard M.A.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Vol. 2, p. 449.
(20)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1818-1843,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24-125.
(21) 劉紹麟、梁宏福：《古樹英華：英華書院校史》，香港：英華書院校友會有限公司，2001年，頁32-33、214-216。
(22) S. W. Barnett & J. K. Fairbank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0.
(23) [清] 王韜著，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34。
(24) [清] 王韜：《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97。
(25) Ching Su, “The Printing Press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mong the Chinese,”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6, pp. 418-421.
(26)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香港：新亞書院中國文化研究所，1963年，頁43-45。
(27) 趙維本：《聖經溯源：現代五大中文聖經翻譯史》，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3年，頁21。
(28) [日] 內田慶市：《傳教士的文化政策與伊索寓言在東亞的傳播》，北京：故宮博物院“宮廷典籍與東亞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頁179。
(29) (31) [日] 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編著《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頁711 (8)。
(30) 香港英華書院原刻，東京阿部弘國訓點《漢譯伊蘇普譚．伊蘇普小傳》，1876年。
(32)經過對勘發現，除了將《意拾喻言》中的〈大山懷孕〉改為〈大山怪異〉、〈意拾勸世〉改為〈伊蘇普勸世〉，阿部弘國刪掉的九篇為〈蛤求北帝〉、〈車夫求佛〉、〈驢不自量〉、〈人獅論理〉、〈鰍鱸皆亡〉、〈真神見像〉、〈愚夫癡愛〉、〈愚夫求財〉、〈老人悔死〉。
(33)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p. 32. 轉引自岳峰《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53。
(34) (35) [美] 吉瑞德著，段懷清、周俐玲譯《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7-28；頁28。
(36) (37) [新加坡] 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 (1815-1874)》(增訂版)，頁71；頁71-76。
(38) 徐霞輝：〈香港的早期中文期刊《遐邇貫珍》〉，載《文史知識》2008年第3期。
(39) (40) (44) [日] 松浦章：〈《遐邇貫珍》所描述的近代東亞世界〉，見 [日] 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編著《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頁16。
(41) 《橋本景嶽全集》下卷，畝傍書房，1943年6月，頁874。轉引自[日] 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編著：《遐邇貫珍：附解題·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頁16。
(42) [日] 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8、304-305。
(43) 卓南生：《〈中外新報〉(1854-1861) 原件及其日本版之考究》，載程曼麗主編：《北大新聞與傳播評論》第三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71。
(45) E. J. Eitel,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China Review, Vol. 19 (1890), p. 335.
(46) (47) 樊慧穎、劉凡夫：〈從漢譯《智環啟蒙塾課初步》看近代中日間新詞語的傳播〉，《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
(48)但據日人增田涉的研究，日本翻刻的《智環啟蒙塾課》是根據1864年再版本，1867年由“江戶開物社”推出首版。見 [日] 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2。
(49)樊慧穎、劉凡夫：《從漢譯〈智環啟蒙塾課初步〉看近代中日間新詞語的傳播》，《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劉正中列出的版本有以下幾種：1866年由柳河春三訓點，江戶開物社“翻刻智環啟蒙”；1870年有沼津學校出版的“智環啟蒙”；1873年由廣瀨度與長田知儀譯述的“智環啟蒙和解”三卷兩冊；1875年有三宅少太郎的“智環啟蒙和解附錄”；1876年爪生寅譯述“上等小學啟蒙知惠乃環”等幾種，見劉正中：〈銀行詞考〉，載傅才武等《中國文化史探究集 —— 馮天瑜先生七十壽辰學術研討會文集》(585-59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592。
(50) [日] 小澤三朗：《幕末明治耶穌教史研究》，東京：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73年，頁123-139。
(51) [日] 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頁16。
(52) 陳湛頤：《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年，頁243。
(53) Robert Morrison, 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7, pp. 6, 21.
(54)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頁16。
(55) Robert Morrison, Chinese Miscellany; Consisting of Original Extracts from Chinese Authors, London: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25, p. 52.
(56)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194。
(57) Samuel Dyer, A Selection of Three Thousand Charters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or the Purpose of Facilitating the Cutting of Punches and Casting Metal Type in Chinese, Malacca: 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1834, “preface”, p. 1.
(58) Samuel Dyer, A Selection of Three Thousand Charters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orthe Purpose of Facilitating the Cutting of Punches and Casting Metal Type in Chinese, “preface”, p.5.
(59) Evan Davies, Memoir of the Rev. Samuel Dyer, Sixteen Years Missionary to the Chinese, London: John Snow,1846, p. 89.
(60)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 Vol.13, pp. 469-472.
(61) W. H. Medhurst, China :It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John Snow, 26, Paternoster Row., 1838, pp. 555-556.
(62)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197。
(63) Alexander Stronach to Tideman & Treeman, Hong Kong,June 22, 1846. 轉引自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201。
(64)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202。
(65) 黃文江：〈英華書院 (1843-1873) 與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意義〉，載氏著《跨文化視野下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論文集》，頁126。
* 譚樹林，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英華書院研究 (1818-1843)》(項目批准號：13BZJ026) 階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