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在澳門建立馬禮遜學堂的布朗 (Samuel Robbins Brown)，對近代中國留學教育有著非常深遠而且關鍵的影響。縱觀整個晚清留學史，除了福州船政學堂留歐教育及清末留日教育外，其他各個方面及領域的啟動暨發展，均有布朗的痕跡和作用。如果說容閎是“近代中國留學生之父”，布朗則堪稱“中國留學生之祖”。
在港澳執掌馬禮遜學堂
1835年，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在中國的私人朋友們為了紀念他在華傳教方面的貢獻，捐助2000英鎊，着手籌備組織馬禮遜教育會。(1) 同年，在郭實獵夫人(Mrs. Gutzlaff) 主持建立的女校中附設男塾，每年給該校資助312元。(2) 1836年9月28日，馬禮遜教育會在廣州舉辦成立大會。成立之初，該會確定“以學校或其它方法促進或改善在中國之教育為目的”(3)，隨即思考籌建馬禮遜學堂；考慮到中國師資力量極度缺乏的現實，決定聘請“一位年青、有經驗的並且願意為教育事業獻身的美國教師”(4)。
1837年初，馬禮遜教育會陸續致函英國海外學校協會 (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及耶魯大學，請他們幫忙物色能來華任教的老師人選。1838年10月3日，馬禮遜教育會的奧立芬 (David Washington Cincinnatus Olyphant) 前往耶魯大學拜訪了斯利曼 (Silliman)、古德列支(Goodrich) 和吉布斯 (Gibbs) 等三位教授。他們向他推薦了剛在紐約協和神學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完成學業正在紐約聾啞人學校任教的布朗 (Samuel Robbins Brown)，並於次日確定聘用布朗 (5)。時任耶魯大學校長的耶利米．戴(Jeremiah Day) 在其開具的介紹信中說：
布朗先生在我們學校完成了四年的正規學習課程，1832年獲得文科學士學位。在校期間，他的聰慧敏捷、多方面的才能和文雅的舉止都是出類拔萃的。對學校開設的每一門課程，他都保持優良的水準。他平易近人，令人可愛，那種高尚情操和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的堅朝的生活性格為人所尊重。 (6)
1838年11月17日，布朗和夫人一道離開美國 (7)；次年3月18日到達澳門 (8)，一開始住在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家裡。他們的到來，得到了以顛地 (Lancelot Dent) 為首的馬禮遜教育會同人的熱烈歡迎。他們把他的到來看成教育活動啟動和開展的保證，並當即在澳門布朗的住所召開會議。在衛三畏家裡居住的八個月間，布朗一方面學習中國語言 (9)；同時積極籌備建立馬禮遜學堂 (Morrison School)，並於當年秋季正式開學，布朗兼任校長及教師。實際上，馬禮遜學堂一開始的師資力量祇有布朗夫婦二人。1841年，布朗夫婦前往新加坡等地，度假七周，考察觀摩那裡的中文學校。(10) 1842年11月1日，馬禮遜學堂遷往香港。(11) 1847年1月4日因夫人身體健康問題，攜帶黃寬、黃勝及容閎三人回國。(12) 當時，布朗原本計劃兩年後回到中國，但因布朗夫人的疾病及健康長期沒能好轉，最終沒有再回中國執教 (14)。
帶領容閎、黃寬、黃勝留學美國
容閎 (1828-1912)，字達萌，號純甫。1828年11月17日，容閎出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村，即今珠海市南屏鎮。1835年，郭實獵夫人在澳門開辦的女校開始附設馬禮遜預備學校 —— 男塾，招收男童，不收學費且提供住宿。容閎父親容丙炎的一個朋友碰巧在女校做傭工，回鄉省親時談及此事，並極力勸他送容閎前往就讀。容丙炎再三思考後，“欲先着人鞭，翼兒子能出人頭地，得一翻譯或洋務委員之優缺”(14)，下定決心，最1839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前夕，郭實獵夫人關閉了所辦女校及附屬男塾，容閎一時輟學回家。
1839年11月，布朗牧師正式開辦馬禮遜學堂。次年11月，霍白生醫生應郭士立夫人叮囑，將容閎引介到馬禮遜學堂 (15)，“勃朗先生認為他是一名有前途的學生，把他收下”(16)。1842年11月，馬禮遜學堂由澳門遷到香港，繼續開辦，容閎隨之赴港。在馬禮遜學堂讀書期間，容閎的表現比較突出。威廉·埃里奧特·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 在《新東方的締造者——中國、美國、日本教育的先驅布朗》(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中特意提到容閎：“還有一個學生，阿閎，在布朗於1842年6月7日寫信給布朗夫人的時候，他已經十四歲了，來到這個學校一年半了。”(17) 一天半夜，馬禮遜學堂遭遇竊賊，在幾十名中國學生中，少年容閎面對竊賊，表現出了出眾的勇氣和智慧。 (18)
黃勝 (1827-1902)，字平甫，香山(今屬珠海)唐家東岸村人。十二歲時，入讀馬禮遜學堂。黃寬，字綽卿，號傑臣，1829年出生於廣東香山東岸村 (今珠海市香洲區唐家灣鎮東岸村)。黃寬童年時代的生活相當悲慘，幼年父母早亡，由祖母撫養長大，過着“野蔬充膳，落葉添薪”(19) 的日子。所幸他天賦敏慧，初進鄉村私塾讀書，一經塾師指點教導，即能領悟背誦，可惜終因家境貧寒，中途輟學。1840年3月13日，十二歲的黃寬赴澳門就讀馬禮遜學堂，成為該校第一批六名學生之一。與容閎一樣，黃勝、黃寬在馬禮遜學堂受到了與傳統私塾教育完全不同的新式教育。他們不僅學會了讀、寫、聽、說英語，還接觸到地理、歷史、算術、代數、幾何、物理，甚至聲樂等新式知識，成為率先逸出中國古老大地的新型華人。
1847年，布朗因夫人身體欠佳，他們兩人打算暫時回國。在馬禮遜學堂任職期間，布朗深感中國教育和美國教育之間的差距，雖然認同馬禮遜學堂學生的學業進步成果，但依舊和他理想中的“完全之教育”有較大差距，所以想帶幾個學生到美國繼續學習。經他聯繫，香港《中國日報》(China Mail) 主筆蓄德魯特 (Andrew Shortrede) 等教會人士願意提供兩年的留學經費。當布朗向學生們提出這個心願的時候，黃寬、黃勝和容閎三人表示願意隨之前往。對此，容閎後來回憶說：
1846年冬，布朗先生回國。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佈告生徒，略謂已與家屬均身體羸弱，擬暫時離華，庶幾遷地為良。並謂對於本校，感情甚深，此次歸國，極願攜三五舊徒，同赴新大陸，俾受完全之教育，諸生中如有願意同行者，可即起立。全堂學生耿聽其言，爽然如有所失，莫不發聲。其後數日間，聚談及此，每為之愀然不樂。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願與赴美之數人耳，即黃勝、黃寬與予是也。當勃朗先生佈告遊美方針時，予首先起立，次黃勝，次黃寬。(20)
1848年4月，容閎、黃寬和黃勝三人隨布朗到達美國。布朗把他們三人安置在他的母親——虔誠的基督教徒 Phoebe 那裡，有她做他們三人的監護人。後來，布朗的妹夫去世後住在娘家，容閎等三人遷居 Phoebe 家對門的租房中 (21)。當時，布朗的校友——同為耶魯大學畢業的海門時任孟松學校 (Monson Academy) 校長，“其為人富自立性，生平主張儉德，提倡戒酒”，“夙好古文藝，尤嗜英國文。故胸懷超逸，其餘寬宏”(22)。海門校長對中國“素抱好感”，不僅打破先例，招收他們三個中國學生，而且對他們禮遇有加，關懷備至。在海門校長的幫助和影響下，他們三人學習了數學、文法、生理、心理和哲學等現代新式課程，而非近代以前宗教留學生的宗教課程。布朗的妹妹Miss Rebekah Brown —— 也就是容閎筆下的“勃朗女師”，對他們也非常誠摯，每到放假的時候總是邀請這三個中國少年去家裡做客。(23)
1848年，黃勝因病提前回國。1849年，容閎、黃寬兩人按計劃讀完二年畢業。他們雖然稱不上近代中國最早的留學人，甚至稱不上近代中國最早的一批留學人，但卻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早期留學生的代表，因為就後來容閎及黃寬二人的地位及事功而言，他們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早期留學人中影響最大的一批。
促動黃寬成為近代中國留學歐洲第一人
1848年秋，黃勝因病回國之後，祇剩下容閎和黃寬二人，他們在談話中達成了繼續求學的共識。隨後，求助布朗和海門校長，布朗等二人把容閎、黃寬的意願傳達給香港的資助者。對方很快給出回覆說：“ 如予二人願至英國蘇格蘭省愛丁堡大學學習專門科者，則彼等仍可繼續資助。”(24)在布朗和海門校長的引導下，黃寬答應了蓄德魯特 (Andrew Shortrede) 等香港教會人士的繼續資助條件，並於1849年的學年結束後，開始學習標準課程的基礎知識，積極為留學大不列顛做準備。
1850年夏天，黃寬前赴愛丁堡大學，參加新生入學考試，“試而入選，乃為大學正科生”，開始了他歷時近六年的留英生涯，也開啟了近代中國人留學歐的教育歷程。
據張娟考證，黃寬在愛丁堡大學就讀的實際上是一個1+4+1學制。1850年11月4日，他進入愛丁堡大學，先入讀文學系，入學編號是113；1851年10月30日，轉入該校醫學院。(25) 11月3日，黃寬參加醫學院的拉丁文考試，成績優良，其中寫作練習和口語均得AB。(26) 在醫學院，入學記錄號碼為23。(27) 對於當時英國醫科，石霓考證說：
醫科視別科為繁，故其學期亦較別科為久，大率自始期以至畢業，至少須五年。較之美國各校園，加意詳慎。故美國醫士不能執業於英境，其執業於英境者，必考取英國醫學試方可。英國醫士，則為各國所公認。其程度之高如此。愛丁堡大學醫科詳善，必為全英冠 。(28)
也就是說，英國的醫科教育是全球最強的，其醫科學歷和資格世界公認，這在近代教育體系尚未完全成熟的當時是很難得的。而愛丁堡大學的醫科“則為全英首屈一指”，實際上也是當時世界上實力最強的醫科。故謂“欲習醫科，舍愛丁堡大學，莫能或勝矣”(29)。進入愛丁堡大學醫科除了在本校註冊外，還須到倫敦醫學公會註冊。黃寬進入愛丁堡大學，實際上享受了當時世界上最好的醫學教育。
在這裡，黃寬接受了系統的西方醫學教育，除了病理學等課程延遲到1856年外，其他課程均在1855年或前修完 (30)。1855年8月，黃寬以第三 (31)(一說第五名 (32) ) 的優異成績畢業，且獲金牌等獎狀及醫學士學位。當時的愛丁堡大學校長辛普森教授 (James Yong Simpson) 在對畢業生的演講中專門用很大的篇幅盛讚這位中國留學歐洲第一人：
在你們中間，黃寬是一個最值得稱讚的謙虛好學的學生。在學業競爭中他所獲得的眾多獎勵與榮譽，讓我們可以懷有這樣的期許，這位中國留學歐洲第一人，一定會成為他的同胞中西方醫學的最好代表。我堅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教授和畢業生，對他今後的事業與幸福懷着格外的興趣。我相信，他不僅會成為一名醫師，更會成為一名基督的醫藥宣教士。(33)
畢業後，黃寬以醫生主力的身份在當地醫院服務，並繼續相關學習。1856年接受倫敦傳教會的派遣啟程回國。1857年，回國前，黃寬被授予Medicine Doctor 稱號。(34)
支持容閎成為第一個畢業於西方大學的東方人
1848年秋，面對蓄德魯特等香港教會人士的繼續資助條件，容閎因為非常想就讀耶魯大學，委婉拒絕了。
1850年，容閎在“孟松學校”畢業。當時，香港《中國日報》(China Mail) 主筆蓄德魯特(Andrew Shortrede) 等教會人士的資助期限已到，容閎繼續求學遭遇到了經費問題。這時，他再次向布朗和海門校長求助。校方表示：“孟松學校定制，固有學額資助送大學，蓋為勤學寒士設。汝誠有意於此，不妨姑試之。第此權操諸校董，且願受其資助者，須先具志願書，畢業後願充教士以傳教，乃克享此利益。”(35) 不過，容閎並無意答應傳教條件，而且感覺機會不大，也沒有正式向校董提出專門申請。不過，布朗和海門校長誤認為容閎有意於此，促動校董很快和容閎商談入學事宜，談及出具志願書問題。這時，容閎明確表示：
予雖貧，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學，無論何業，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為之，縱政府不錄用，不必遂大有為，要亦不難造一新時勢，以竟吾志。若限於一業，則範圍甚狹，有用之身，必致無用。且傳道固佳，未必即為造福中國獨一無二之事業 [⋯⋯] 況志願書一經簽字，即動受拘束，將來雖有良好機會，可為中國謀利者，亦必形格勢禁，坐視失之乎。(36)
所以，容閎委婉地拒絕了校董，並對布朗和海門校長傳達深深的歉意。
容閎的選擇，對致力於域外傳教事業的布朗來說，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過，布朗並沒有因此疏遠冷落容閎，“接受自由的教育”或“完全之教育”的理念讓他並沒有對容閎絕望，沒有放棄容閎。容閎在經費方面的境遇，和布朗進入耶魯大學前的情況異曲同工，非常容易引起布朗內心的共鳴，對容閎的選擇“深以為然”(37)，繼續為容閎尋找機會及支持力量。功夫不負有心人。1850年夏，布朗在探訪他姐姐的時候，順道拜訪喬治亞州薩伐那婦女會 (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Ca.)，恰逢對方開會商討階段性事宜，布朗趁此向該會提到容閎的事情，引起該會的同情，決定把資助容閎列入該會的規劃中。(38)
經費問題基本解決後，容閎“遂束裝東行，赴紐海紋，逕趨耶魯大學投考”。(39) 是年秋，容閎進入了他夢寐以求的耶魯大學。在耶魯大學讀書期間，布朗的妹妹 Miss Rebekah Brown 及其夫君 Dr. A. S. McClean“資助之力尤多”(40)。
進耶魯大學之初，容閎面臨着極其艱難的困境：“一方面須籌畫經費，使無缺乏之虞；一方面又須致力學業，以冀不落人後也。”(41) 面對困難，容閎一方面打工助學，“在校中學舍擔任幹事，而得免費食住，又負責採購庶務，並在飯廳中工作”(42)。到第四學年“客囊乃覺稍裕，不復以舉債為生”(43)。一方面努力學習拉丁文、希臘文、算術、天文、心理、哲學等新課程，有時“讀書恒至半夜，日間亦無餘晷為遊戲運動”(44)，到三年級時，學習逐漸進入常規，英文成績連獲首獎，“校中師生異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45)。
1854年，容閎順利完成學業，獲得文學士學位，成為第一個畢業於西方大學的東方人，同時也是最早享受系統西方新式教育並獲得正式學位的東方人。八年以後，日本才派出津田正通、西周等留學歐洲。至於留學美國，則是1866年的事情，此時容閎已經從耶魯大學畢業十餘年了。(46)
關懷晚清最早官派留學生——留美幼童
布朗不僅給容閎留學美國以持續的極大幫助，對容閎後來宣導的晚清幼留美幼童也給予了很多關懷，是近代中國最早官派留學活動得以順利推進的重要支持力量。
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即將出洋赴美之前，容閎在思考幼童的生活及學習安排思路的時候，借鑒了當年布朗安置容閎及黃寬、黃勝等人的模式，即把幼童分為若干人一組，先安置在歡迎中國幼童的美國家庭中，把他們的家庭教育、初等教育及適應美國環境三個事項融為一體，以便他們更好更快地成長。從具體安置辦法及思路角度上來說，容閎安置留美幼童和布朗攜帶容閎等人留學美國，是一脈相承的。
1872年，第一批三十名留美幼童到達美國之後，最早接納幼童的三家美國家庭中的兩家均是布朗的親屬，一是一直傾力支持容閎的“勃朗女師”—— 布朗的妹妹 Miss Rebekah Brown 及其夫君 Dr. A. S. McClean，當時他們在春田 (47)，留美幼童、容尚謙、鍾文耀、蔡廷幹、唐元湛等留美幼童曾寄居在他們家 (48)。半個多世紀以後，容尚謙在給吳仰增的信中曾回憶當時寄居在 McClean 夫婦家的一件逸事時說：“蔡廷幹、唐元湛鍾文耀及我同住在麻州春田城的美國老師麥克琳 (Mc Clean) 太太家，但蔡、唐及我三人太頑皮，麥太太認為我們不可救藥，她建議遣送我們回國。但是我們的漢文教習‘肥豬’出面替他們說情 [⋯⋯]”(49)
二是布朗的妻弟 David E.Bartlett，當時在哈特福德 (50)，蔡紹基、吳仰曾、梁敦彥、黃開甲等留美幼童先後寄居在他家 (51)。與容尚謙等人和布朗妹妹相處較為緊張的情況不同，Bartlett 的夫人 Fannic Bartlett 和黃開甲等人的關係更為融洽，他們回國後長期和 Fannic Bartlett 保持着書信聯繫。1882年1月28日，剛回國不久的黃開甲致函 Fannic Bartlett，非常詳細地彙報了回國後的情況，並袒露其對 Fannic Bartlett 的想念：“對於正想合上眼皮的人，我想我們一定再度回味到太平洋彼岸愉快的時光。曾在親切的監護和指導下，引導他們走向正義之路，明白做人之道⋯⋯”(52) 1887年2月23日，幼童回國近五年的時候，吳仰曾寫信給 Fannic Bartlett，彙報他自己及梁敦彥、黃開甲、蔡紹基及鄺其照等人的情況，從信中可以看出吳仰曾和 Bartlett 的聯繫是相對頻繁的 (53)。1894年3月24日，Fannic Bartlett 的次女，也就是布朗的內侄女 Margaret W. Bartlett 致函吳仰曾，提及另外一個留美幼童鍾文耀，說常和鍾文耀保持聯絡，最後提到她的母親 Fannic Bartlett 發自內心的一句話“即使有朝一日你滿頭白髮，我們仍然叫你們是‘幼童’”(54)。
1879年，布朗因患病回到美國。回國後不久，在上電車的時候走路過快而跌倒，身體狀況更加衰弱。(55) 在這種情況下，布朗卻依舊心掛在美國的中國學生。1880年5月，即布朗去世的前一個月，他接受他的老朋友、當年馬禮遜學堂的中國弟子唐景星的委託，特地到康州的 Clinton conn看望唐的兒子 —— 留美幼童唐榮浩，他們在一個車站相見，古稀布朗淳淳教導孫輩少年唐榮浩，不要亂談戀愛。在二人交談的過程中，布朗突然無意識地暈倒。(56) 次月，布朗溘然長逝 (57)。
結 語
對近代中國早期留學教育的啟動及發展而言，布朗的影響是深遠而關鍵的。1847年，他帶領容閎、黃寬、黃勝留學孟松學校，推動了萌芽階段之早期留美教育的發展。1848年，聯繫、運作確定黃寬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的基調，直接促成了近代中國留歐教育的啟動。1850年，幫助容閎進入耶魯大學，支持其成為第一個畢業於西方大學的東方人。容閎主持啟動晚清幼童留美教育的時候，布朗施用於容閎等人身上的寄宿教育模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布朗及其親屬還非常關心留美幼童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布朗甚至拖著老邁之軀和少年唐榮浩面談教導，讓近代中國最早官派留學生在異國感受到了難得的溫暖。清末民初，在留美幼童中，唐國安主持遊美學務和清華工作，促成庚款留美教育的啟動，“復活和延續”了容閎留美教育計劃 (58)。實際上，黃岳川、曾蘭生等早期宗教留學活動背後，也有布朗及其所屬基督新教教徒群體的作用，祇是目前尚未發現具體材料印證。總而言之，除了船政學堂留歐教育及清末留日教育外，整個晚清留學教育史的各個方面及領域的啟動暨發展，均有布朗的痕跡和作用。如果說容閎是“近代中國留學生之父”，布朗則是“近代中國留學生之祖”。
【註】
(1) 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廣西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08。
(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6, p. 232.
(3) (4) 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下冊) 之〈馬禮遜:教育會章程 (1836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頁85。
(5) 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 Company,1902, p. 61.
(6)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568.
(7) (8) (9) (10) (11) 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1 Company, 1902, p. 62; p. 69; p. 69; p. 87; p. 85.
(12) 容閎原著，徐鳳石、惲鐵樵原譯，張叔方補譯《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1。
(13) 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 Company,1902, p. 138.
(14) (15) 容閎原著，徐鳳石、惲鐵樵原譯，張叔方補譯《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4。
(16) 鍾叔河：《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中華書局，2010年，頁115。
(17) (18) 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 Company, 1902, p. 80; p. 98.
(19) 劉澤生：〈首位留學美英的醫生黃寬〉，《中華醫史雜誌》，2006年第3期。
(20) (21) (22) (23) (24) 容閎原著，徐鳳石、惲鐵樵原譯，張叔方補譯《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9；頁16；頁15；頁16；頁17。
(25) 張娟：〈黃寬留學英國期間所受之教育〉，《第二屆珠澳文化論壇會議資料集》，2010年8月，頁42。
(26) 珠海市博物館館藏黃寬拉丁語考試成績檔案，資03183。
(27) (28) (29) 石霓：〈黃寬小傳〉，《珠海文史》第15輯，頁171-172。
(30) (34) 張娟：〈黃寬留學英國期間所受之教育〉，《第二屆珠澳文化論壇會議資料集》，2010年8月，頁42。
(31) 容閎原著，徐鳳石、惲鐵樵原譯，張叔方補譯《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8。
(32)余學玲：〈中國人始留學歐洲習醫術者黃公綽卿行述〉，廣州《醫學衛生報》第5期，1908年11月5日，頁30。
(33) 陳小卡：〈中國到西方學習西醫與留學歐洲的第一人——黃寬〉，《傳記文學》，2009年第1期。
(35) (36) (37) (38) (39) (40) (41) 容閎原著，徐鳳石、惲鐵樵原譯，張叔方補譯《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9；頁19-20；頁20；頁20；頁20；頁16；頁20。
(42) [美] 勒法吉原著、高宗魯譯註《中國幼童留美史》，珠海出版社，2006年，頁16。
(43) (44) (45) 容閎原著，徐鳳石、惲鐵樵原譯，張叔方補譯《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2；頁21；頁21。
(46) 容應萸：〈19世紀美國的中國和日本留學生〉，李喜所、周棉主編《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28。
(47) 唐紹明：《清華校長唐國安》，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77。
(48) (51) 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附錄：120名留美幼童名錄。
(49) 高宗魯搜集譯註《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頁85。
(50) 唐紹明：《清華校長唐國安》，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77。
(52) (53) (54) 高宗魯搜集譯註《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頁16；頁28；頁31-32。
(55) (57) 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America, 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 Company, 1902, p. 307; p. 317.
(56) 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America,and Japa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 Company,1902, p. 307；容應萸：〈19世紀美國的中國和日本留學生〉，李喜所、周棉主編《留學生與中外文化》，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23。
(58) 臺灣學者林子勳語，轉見於唐紹明：〈悠悠清華情——雞山唐氏三代服務清華事略〉，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0輯，1991年12月頁39。
* 沈榮國，容閎紀念館暨珠海容閎與留美幼童研究會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容閎與留美幼童研究、留學生與近代中國研究、民國職業教育史、珠澳地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