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

近代港澳雙城記 –– 葡人移居史的視角
.《渡海重生:19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評介.

陳煥強

 

《渡海重生》書影

葉農博士所著《渡海重生》,生動敍說經受近代港澳滄桑變遷的澳門葡萄牙人族群的歷史境遇。他們在香港艱辛謀生,重建社區。在香港地區的開發建設過程中,他們堅守文化緊密聯結的精神家園。而他們的遷居,亦為近代澳門經濟和社會政治結構轉型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

進入19世紀,香港與澳門兩地社會發展關係日益緊密,此間不斷遷居香港的澳門葡萄牙人亦見證了兩個城市的近代歷史滄桑變遷。在港澳歷史研究領域,葉農博士另闢蹊徑,所著《渡海重生:19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1) 可謂拓荒之作,貢獻良多。著者往來於穗、港、澳之間,查閱圖書館藏書、報刊、政府檔案,收集居港的澳門葡人家族圖文統計資料,力圖描摹出他們在歷史時局之下的生活境遇,透過澳門葡萄牙人族群敍說港澳雙城故事。

研究對象的概念梳理

澳門土生葡人(Macaense) ,又稱“ 土生仔” ( 葡語稱為“ Filhos da Terra”) 、“ 馬交仔”(Macaio)、“澳门人”(2),乃澳門多個民族雜居相處、通婚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現時,學術界對於澳門土生葡人尚未有一個公認的定義。顧名思義,澳門土生葡人指出生並定居於澳門、具有葡萄牙血統的澳門葡籍居民或“東方葡人”(3)。“澳門土生葡人”概念的提出,既是為了在空間範圍內區分於生活在澳門的純種葡萄牙人、華人和諸如英國、日本等國籍、文化背景的族群 (4),也利於區別在歷史過程中形成該族群的先民。

為便於“雙城記”的行文,著者仔細梳理了族群構成,重新界定研究對象。該書論說的社會族群歷史兼及澳門和香港兩地,文化背景上保留有濃厚的葡萄牙特色。此外,結合港英政府檔案、香港報刊、香港歷史研究著述,該族群在香港仍被稱作“葡萄牙人”,其後裔自稱“澳門之子”。因之,著者提出了更為適切的概念名詞,即“澳門葡萄牙人”。有別於現時學界一般意義上的“澳門土生葡人”,“澳門葡萄牙人”具體指三類群體:一、從澳門遷居香港的土生葡人;二、從澳門遷居香港的非土生的葡萄牙人;三、具葡萄牙國籍又採用葡萄牙人生活方式的有其他國籍的人士。(5) 故而“澳門葡萄牙人”涵蓋的族群範圍較之於“澳門土生葡人”更廣,亦是地區多元文化融合的代表。

渡海謀生之路的考究

本書亦可視為一部族群的傳記,反映了他們所處的某一個時代、經受的那一段歷程。第二章“重生之道:經濟生活與社會地位觀察”、第三章“家族聚居:社會生活新探”及第四章“精神慰藉:宗教、慈善與教育”結構明晰,向讀者展示了澳門葡萄牙居港生活的諸多面相,詮釋他們的生存哲學。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的風潮迭興,著者對個中動因分析較為全面。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廣東沿海地區海盜活動猖獗,在澳門的葡萄牙軍士出於防禦目的,協助內地政府清軍官兵剿滅海寇。(6) 雖然張保仔海盜集團最終向清政府投誠,海盜襲擾劫掠仍然不斷,致使澳門地區社會動亂。(7)

澳門葡萄牙人民主運動失敗,其後奪取了澳門管治權。澳葡當局擴充地界,中葡兩國關係惡化,廣東和澳門兩地之間形勢日趨緊張。1849年澳葡總督亞馬留向居住澳門的華籍居民徵稅,激起民憤後遇刺身亡,葡萄牙人與華人矛盾白熱化。粵省的清朝官員則以封閉關閘、斷絕糧食及食水供應相脅迫。澳葡政府的統治卻節節失利,無論社會治安亦或是海上航運安全都陷入失控局面。近海泥沙淤積,港口淤塞,航運業逐漸沒落,商業貿易走向衰弱。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等政治軍事動亂中,內地有大量鄉民紛紛前往澳門避難。

除了人禍,還有天災。颱風登陸澳門的頻率較高,民眾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財產損失慘重。人口流動性大,且居民總數高企。邊境檢驗檢疫制度尚未建立,醫療設備及服務匱乏,公共衛生狀況堪憂。1842-1843年的一場天花傳染疫情中,約有千名葡萄牙人喪生,澳門葡人人口銳減至約四千人。(8) 19世紀中葉,仁慈堂醫院 (後被稱為“白馬行醫院”,別名“醫人廟”)、瘋堂醫院和軍人紀登努醫院 (José Caetano Soares) 三間西式醫院祇接收葡萄牙人病患。藥房數量少,分佈不均。(9) 熱帶流行病、霍亂、鼠疫等時疫一旦爆發,則會奪走數十人的性命。(10) 澳葡當局偶有疫病流行情況的通報,難以有效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澳門葡萄牙人牽涉政治權力鬥爭,受到迫害與鎮壓,與澳葡政府的積怨日深。(11)

香港開埠後,部分澳門葡萄牙人開始舉家遷居香港。著者研究認為澳門葡萄牙人的“移居潮”具有謀生性、融合性、長期性、家族性和無歸屬感的特性。他們定居後融入香港社會,營生範圍廣泛。著者透過調查移居香港的澳門葡萄牙人的職業性質,試圖掌握他們的實際生活境遇。最早來港的澳門葡萄牙人有着熟諳東方語言、文化的絕對優勢;他們具有歐洲血統和亮麗的外表;經受過顛沛流離的生活,卻又能隨遇而安 ——“迅速找到其謀生方法與職業定位”(12)。其中一部分人成為港英政府初期運轉的急需人材,法院、醫院、進出口署、總書信館、天文臺、造幣廠、港務局、船政司等關鍵部門均有澳門葡萄牙人的身影。(13) 需要指出的是,開埠初期的香港住房資源緊張,居住環境侷促,難以容納龐大的家庭成員,室內照明全賴油燈。夜晚,街面上盜匪橫行,海盜、海員、軍士都可能為非作惡,《港英政府憲報》對他們參與的劫掠事件亦有披露。(14)除了苦難耶穌聖像遊行日、復活節、聖母無原罪日、顯靈日、聖誕節、追思節等宗教民俗節日外,絕少有娛樂活動。(15) 街道和商店寥寥無幾。

英國在19世紀上半葉兩度嘗試佔領澳門,未獲成功。英國商人在澳門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日益顯赫,對待葡人群體的態度傲慢起來。(16) 此時,香港成了英國的殖民地,社會等級分明,澳門葡萄牙人其後在港英政府機關擔任要職的可能性極低。商會、立法會亦竭力維護英國人的地位和利益。(17) 然而,大部分澳門葡萄牙人在香港擔任商業機構的職員,工作任務繁重,處境艱難。貧苦的澳門葡萄牙人群居過活,不再具有純種葡萄牙人血統,歐洲人的偏見令他們孤立於香港上層社會之外,事業前景黯淡。華人擁入,勞工市場充盈,競爭加劇,將葡人工薪階層薪金水平拉低。以印字館為例,技藝嫻熟的葡人充任排印工人,從澳門圣若瑟修院習得這門技藝,而書報編輯則由英國人擔任。類似情形見諸船運航線、電報公司乃至駐港軍隊之中。他們備受英國僱主的歧視、欺壓,遑論爭取休息、薪酬保障、疾病津貼等僱員權益和福利,直到19世紀末才有葡人著書為族群權利抗爭。少數葡人自主投資創業,創辦了醫療機構、保險公司、印刷館、工廠、船運公司等,在競爭日益激烈的香港營商環境下佔得一席之地。(18) 澳門葡萄牙人當中從事醫藥行業者亦不少,湧現出一批名醫,有的開立診所免費為病患療治。他們為改善開埠初期公共衛生環境和醫療條件發揮了重要作用。葡人羅郎乜 (Delfino Noronha) 開設香港第一間商業印字館,承攬了《香港政府憲報》的印刷業務。多種語言的出版品吸引了教會領袖、外交官、政府官員、富商等讀者。

英國與清廷簽訂〈江寧條約〉(1842年)、〈北京條約〉(1860年)等數個外交條約後,港英政府管治地域範圍由香港島向北擴闊。儘管香港華洋雜處、中西文化交融匯合,澳門葡萄牙人對港英當局給他們在上昇渠道中設置的那層“天花板”心知肚明。他們安守本份,藉由俱樂部、家庭聚會、婚喪儀式、赴澳門遊玩、海灘活動等,有意維持着自己的生活社交圈和社會價值觀。(19) 女性作為妻子和母親,全職照料家人飲食起居、包攬家務活。她們經常參加天主教會活動,與其他社群之間存在一道文化阻隔。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生活模式形成於葡人居於果阿和澳門時期。起初,他們主要居住在港島些利街、皇后大道、皇后街、荷李活道等處。為避開集聚中環地區的華人以及免於承受由此引致的高昂房屋租金,澳門葡萄牙人由港島轉移至九龍地區的油麻地、何文田和九龍塘等地。澳門葡萄牙人的遷居開發,使得九龍地區更加適宜居住。羅朗乜在尖沙咀闢有一塊農地,種植熱帶作物和果樹。他還經營一個客運船隊,往返於港島和九龍之間。在香港立法局首位葡籍議員布力架 (José Pedro Braga) 帶領下,九龍塘發展成為一處環境清幽的花園洋房社區。

族群特性反映在他們的血緣與體質特徵、語言、宗教信仰、飲食習慣、節日文化上。聚族而居的社區活動令澳門葡萄牙人社會文化生活優雅而豐富多彩。他們熱衷於體育活動、業餘康樂活動和戲劇演出。珍視語言文化,間有各類葡文報刊發行。(20) 澳門葡萄牙人堅持在學校中採用葡萄牙語為教學語言。澳門葡萄牙人操土生葡語(Patuá),亦即澳門語 (Macaense),基本詞彙來自於葡萄牙語,飽含着東來葡人歷史經歷的種種印痕。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之下,澳門語融匯了印度語、馬來語、日語、粵語等東亞語言的特色 (21),增加了英語語彙的來源。同樣地,澳門葡萄牙人採用歐洲、南美、印度、東南亞及中國等地豐富的食材物料和食譜,糅合各地烹調技藝所長,製作獨具特色風味的食品,令人垂涎,馬介休球、免治牛肉和肥茶即為代表。

澳門教區乃羅馬教廷於1576年在遠東設置的第一個主教區,而澳門被譽為“東方梵蒂岡”,葡萄牙國王唐‧若奧四世 (D. João Ⅳ) 稱之為“天主圣名之城”。東來天主教傳教士在澳門創辦學校、醫院、育嬰堂、圖書館等公益福利機構,與澳門社會深度聯結。澳門葡萄牙人篤信天主教,秉承傳統,在港捐資籌建學校、天主教教堂、醫館、娛樂休閒會所,扶危濟困,創立慈善機構。1841年4月22日,羅馬教廷傳信部頒布法令宣佈設立香港宗座監牧區(the Prefecture Apostolic of HongKong),首任宗座監牧 (Prefect Apostolic) 瑞士人若瑟 (Rev. Joset Theodore, 1841-1842年在任)即為居於澳門的傳信部總務長。歷時約半個世紀,香港天主教徒人數由1842年的925人增至1895年的8,315人,(22) 其中澳門葡萄牙人佔比較高。葡人為貧苦人士提供免費的宗教葬禮服務,組織了聖辣斐會和聖雲仙會,成為香港傑出的天主教慈善機構。

上述努力對於維繫近代澳門葡萄牙人族群的發展多有助益,而這一整套成熟完備的社區運營機制與葡人們在澳門長期的族群文明積澱密切相關。社會公益機構管理水準得到歐洲籍香港市民的褒揚。於澳門葡萄牙人而言,天主教教會教育和葡萄牙語的學習有着天然的聯繫。1875年創辦的圣若瑟書院在香港的第一間天主教男校,前身係葡人資助的私立學校圣救世主書院 (St.Saviour’s College)。書院教學質量優異,為香港發展培育了政商界人材。嘉諾撒姐妹會組織的女校辦學質量亦高於同期採用英文教學的女校。經濟困難階層的葡人則會安排子女入讀指導園藝、書籍裝訂等職業技術學校,冀望子女們投身社會後更易於謀生。

葡萄牙人在香港定居人士參與公共服務,融入社會。此類服務與香港的法律體制和司法實踐以及社會安保、軍事防務相關。發生命案後,作為目擊者或參與者的葡萄牙人協助查辦案件、到法庭上參與死因研訊而應詢作證,即著者所稱“死亡證明人”(23)。香港於1845年通過法例引進了陪審團制度,港英當局一般委任居港的歐洲人擔任陪審員,葡萄牙人亦有出任法庭陪審員的。(24) 居港葡萄牙人有的負責從澳門招募警察;有的組織葡人警察協會,向澳門警察請求支援;有的為居港的澳門葡萄牙人提供領事服務。(25) 葡萄牙較早向香港派駐領事館,首位領事由澳門葡商出任,此舉本身也加強了葡人群體在香港各項社會經濟事務的影響力。(26)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駐港英軍撤回。葡人市民加入到輔助警察隊伍等防衛力量中,和英國人以及其他歐籍人士共同維護香港社會秩序。中國內亂時,海盜猖獗,葡人亦挺身驅逐。(27)在由世界各地移民構成的香港社會裡,澳門葡萄牙人作為少數族裔亦未能免於被“歸化”的命運,葡語地位式微 (28),族群內部之間的聯結日漸鬆散。

回望澳門:社會經濟的曲折發展

該書末尾一章“機會來臨:葡萄牙人移居香港對澳門的影響”,重點評述了葡人遷居香港對近世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居住在澳門的歐洲人深知香港自然環境惡劣,熱帶瘟疫和瘧疾流行。英國佔領香港後,歐洲富貴顯達人士並不急於前往香港定居。(29) 即便後來遷居香港,亦對澳門留有深切的情懷。(30) 歐洲洋行撤離時以轉贈地產物業等方式回饋澳門社會。

香港開埠後,地區發展競爭日趨激烈,而澳門外貿地位相對衰落。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上海,澳門人口銳減。從事商品轉口貿易的專門人材隨之大量流失,資本被抽離。經濟蕭條,行商經營慘淡,商號、零售店、倉庫、作坊、工廠大量空置。社會財富急劇貶值,貧困人口日增。1841年英軍上校義律 (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 1801-1875) 宣佈香港為自由港,面向世界各國商船開房,轉口貿易興盛。1845年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亦宣佈澳門為自由港,香港海港的競爭令澳葡政府斷絕主要財源,無以應對財政赤字問題。罪案增多,葡人駐軍嘩變,社會管治危機加劇。歐洲商人和文化人士仍繼續駐留澳門。後來洋行搬離時,辦公營業大樓交由教區接收,妥為安置。

經過一段陣痛期後,澳門經濟結構實現了初次轉型。廣東和港英當局都施行禁賭政策,澳葡當局招商承投賭餉、徵繳鴉片煙稅增加財政收入。賭博業、鴉片貿易、販賣苦力等特種行業關係盤根錯節,經澳葡政府默許、培植成為支柱產業。新的資本注入,包括美國商人在內的外商來此獵富逐利,這類特種行業逐步發展壯大起來。(31) 交通、旅遊、娛樂行業興盛,醫院、戲院、燈塔、市政廳等建設令澳門演變為一個繁榮的商業城市。華商嶄露頭角,在澳門本地新興服務業中崛起。他們還在金融、工業、房地產領域投資,利於澳門經濟和城市的近代化。華商佔據了澳門經濟活動的主導地位,大興公益慈善事業,多有義舉,政治和社會地位躍陞。(32) 作者以一種歷史辯證的分析方法,認識澳門土生葡人外遷與澳門本土經濟的被動影響,其中亦有葡商的身影,或回返澳門投資興業,或與華商展開合作。(33)

著者關於近代澳門經濟政治轉型的介紹詳略得當,有利於讀者從深層次把握澳門社會的發展脈絡。值得商榷的是,澳門經濟歷經多次轉型,路徑特殊(34),澳門葡萄牙人陸續外遷對此的作用不宜誇大。或許在經濟領域可資研究的直接史料難以尋覓,而諸如宗教、新聞傳媒業等方面應該仍保持着互通聯繫。該書局限於經濟方面的直接負面作用,尚可兼顧澳門葡萄牙人對兩地人文交流作出的貢獻。澳門葡人在文學、繪畫、建築、史學、漢學、演藝等文化領域卓有成就。知名記者澳門葡萄牙人布力架本人透過文字向世人介紹澳門歷史以及葡人在其發展中的角色,為後人研究澳門歷史留下了大量珍稀書籍、手稿、地圖、相片、報刊文獻資料,分別為澳門公共圖書館和澳大利亞國立圖書館收藏。(35) 著者在書中提及1898年發生的一宗居港葡人兇殺案,港英當局處置牽動了葡萄牙人社區、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等多方對案犯的關切 (36),亦為近半個世紀裡葡人作為港澳關係中一條紐帶的例證。

理論視野與研究方法

族群研究早已不是人類學家的專利。葉農博士敏銳地注意到了澳門土生葡人在港澳歷史變遷和東西文化交流中的影響。以移居族群為對象,介紹澳門土生葡人與香港開發及與社會的各種互動聯繫,為區域研究創設了新的研究理念。著者披沙揀金,靈活運用政治宗教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史學等研究方法,分析遷居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經濟生活和社會地位,乃至他們家庭、宗教、精神文化生活以及社區、公共服務。《渡海重生》是第一部全景展示居港澳門土生葡人群像的學術專著。著者研究費心費力、涉獵廣泛,既涵蓋港澳政治經濟史、城市史、自然環境史、宗教史、新聞史、教育史,也包括學術界鮮有關注的地區公共衛生史、少數族裔社群史、民族語言文化史、殖民醫學等組成部分,多有創見。

總而言之,19世紀中葉起,澳門葡萄牙人遷居鄰埠香港安身立命,為港澳關係增添了一重族群文化紐帶。澳門葡萄牙人族群遷居香港,主要集中居住在中環、尖沙咀和油麻地,在推動近代港澳社會面貌的變遷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香港,他們廣泛參與經濟生活和各層級的公共服務。著者辨明了澳門葡萄牙人的生存之道,即聚族而居、守望相助,業餘文化生活充實,族群家庭觀念、語言、飲食、休閒文化穩固傳承。華商助推澳門經濟轉型,登上政治舞臺,社會風尚巨變,延續至今。

書作中部分引文標註缺漏,若配上地圖、歷史遺跡、街區影像圖片,閱讀體驗或會更佳。近世港澳社會,環球移民雲集,必要的比較研究有助於深刻認識澳門葡萄牙人族群的特性。瑕不掩瑜,該書可謂著者多年從事澳門歷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結晶,以澳門葡萄牙人遷居史的獨特視角敍說近代港澳雙城記,對個體、族群、社會層面角色的剖析和見解,令歷史實景畫面呈現得具體而生動。

【註】

(1) 葉農著《渡海重生:19世紀澳門葡萄牙人移居香港研究》,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下文中書名簡稱《渡海重生》。

(2) 阿馬羅 (Dra. Ana Maria Amaro) 著、金國平譯《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引言部分),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

(3) 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澳門基金會,2005年,頁25。

(4) 陳文源、李琴:〈明清時期澳門人口、族群與階層分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廣州),2011年3期,頁183-184。

(5) 葉農:《渡海重生》,頁22。

(6)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 (9)》,臺北:中央研究院,1990年, 頁117。

(7) Dian H.Murray,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Robert J. Antony, Like Froth Floating on the Sea: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Se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China Monograph Series, 2003.

(8) Stuart Braga, Making Impressions: The Adaptation of a Portuguese family to Hong Kong, 1700-1950, PhD thesi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2, p.489.

(9) José da Conceição Afonso,〈澳門衛生史試編〉,澳門《行政》第十八卷,總第七十期, 2005年第4期,頁1269-1302。

(10) 葉農:《渡海重生》,頁50。

(11)霍志釗:《澳門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從“單一”到“多元混融”的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66。

(12) (13) 葉農:《渡海重生》,頁60-61;頁103-111。

(14)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56-1859, http://sunzi.lib.hku.hk/hkgro/index.jsp .

(15) J. P. Braga, The Portuguese in Hong Kong and China: Their Beginning, Settlement and Progress during One Hundred Years, Hong Kong: Noronha & Co., 1895, p.135.

(16) Austin Coates, 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Prelud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p.125.

(17) Tak-Wing Ngo (ed.), Hong Kong’s Societ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London: Routledge, 1999, p.128.

(18) 葉農:《渡海重生》,頁142。

(19) Alfredo Gomes Dias, “The Origins of Macao’s Community in Shanghai, Hong Kong’s Emigration (1850-1909)”,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Vol.17, 2008,pp.197-224.

(20) 葉農:《渡海重生》,頁173-177。

(21) 丁新豹、盧淑櫻合著《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2014年,頁42;葉農:《渡海重生》,頁186-187。

(22) 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統計資料 http://archives.catholic.org.hk/Statistic/CAAB.htm

(23) (24) (25) (26) (27) (28) 葉農:《渡海重生》,頁207;頁207-208;頁208-209;頁209;頁210-211;頁233。

(29) Cindy Yik-yi Chu, ed., Foreign Communities in HongKong, 1840-1950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 pp.39-60.

(30) 葉農:《渡海重生》,頁238-240。

(31) 郝雨凡:〈十九世紀中葉美國駐澳門領事的“設”與“撤”〉,《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頁76。

(32) Geoffrey C.Gunn, 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 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6, pp.71-81.

(33) 葉農:《渡海重生》,頁250-251,頁257。

(34) 林廣志:《澳門晚清華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年。

(35) Pauline Haldane, The Portuguese in Asia and the Far East:the Braga Collection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Canberr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1984.

(36) 葉農:《渡海重生》,頁149-150。

* 陳煥強,歷史學碩士,研究方向為港澳臺及海外歷史文獻、中國基督宗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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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於本冊的 161-166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