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大量鮮見徵引的葡文原始文獻，考察了1836-1849年澳葡政府建制沿革的進程。澳葡政府部門的建制源於葡萄牙憲政進程中產生的海外省體制，而非議事會原有權力的分割和原有機構的轉化。歷經邊度和皮亞度兩任總督，葡萄牙海外屬地法令所確立的澳門省政府架構基本搭建起來，然而，中國官員對澳門的有效管轄，決定了上述變化不過是葡人內部權力結構的調整而已。在對澳門實施武力擴佔和殖民管治的所謂“亞馬留行動”產生實際效果、特別是中國官員撤離澳門之後，作為葡萄牙海外屬地管理者的海外省政府，才成為了一種現實存在。政府架構的搭建祇是政府體制的外在變化，而將政府權力置於地域管轄權基礎之上，才是體制變化的實質性內涵。
引言
治權的改變是鴉片戰爭後澳門歷史的最大變化所在。此前，葡萄牙人在中華帝國體制內以內部自治的方式生存了近三個世紀。鴉片戰爭後，在英國割佔香港的背景下，葡萄牙政府改變了對華政策，對澳門地區實施武力擴佔，實現了將澳門獨立於中華帝國體制、納入其殖民管治體系的政治目標。與此同時，澳葡當局逐步建立起了以澳門總督為首、具有完整部門體系的海外省政府，對整個澳門地區實施殖民管治。關於前一方面，葡中學者，特別是阿馬拉爾(Lia Arez Ferreira do Amaral) 、薩安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席爾瓦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黃慶華等人已經作出了相當精深的專門研究。(1) 相比之下，對澳葡當局政府機構建制的沿革及其具體施政方面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早在1888年，本多‧達‧佛蘭薩 (Bento da França) 在其選編的《澳門歷史資料》一書中，提到了1834年安德那總督解散議事會，1844年9月20日敕令組建澳門帝汶梭羅省，1845年11月20日敕令宣佈澳門為自由港，1849年3月亞馬留驅逐澳門的中國海關，接着從佔領並設防氹仔島、禁止中國官員對葡萄牙船發號施令、在牆界與關閘之間修建馬路、取消對葡萄牙商船的丈抽、廢除澳葡額船的規定、將澳城華人納入其管轄權，並向華人徵稅等方面歸納了所謂“亞馬留行動”的內容，最後強調了向華人徵收各種租稅對於實現葡萄牙在澳領土管轄權的重要性，稱讚亞馬留收回了葡萄牙人的自主權，但未對亞馬留政府時期的體制建設和施政措施進行闡述。兩年後，他在所著《澳門》一書中，簡要而靜態地描述了澳門政府的行政機構與軍事建制，但缺少對各部門源流的考述。(2)
1944年，阿馬拉爾 (Lia Arez Ferreira do Amaral) 出版了研究亞馬留總督的專著《亞馬留政府的意義》。整部書稿從鎮壓快艇暴動、擴張地界、司法改革、進佔氹仔島、對華人徵稅、驅逐關部行臺、剝奪華官管轄權等方面詳細研究了亞馬留政府實現澳門管治權的過程，但對其在澳門施政的體制建制和具體措施，缺少專門而具體的闡述。(3)
葡萄牙海外政治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所教授林安當 (António da Silveira Rego) 所著《19世紀的葡萄牙海外屬地 (1834-1910)》是整體研究葡萄牙海外省的專著。書中述及1844年9月20日澳門省的組建，議事公局向市政機構的演變，亞馬留開闢新稅源、鎮壓快艇暴動、勒令華人遷墳、終止華官在澳城的管轄權、軍事佔領氹仔島等活動，但對於澳葡當局政府機構的建制沿革沒有作出具體的考述。(4)
由葡萄牙著名史學家瑪爾克斯主編的《葡萄牙人在遠東的歷史》卷三設有“行政機構”專章。作者布拉格(Paulo Drumond Braga) 首先勾勒了葡萄牙憲政第一階段對海外屬地的規定，中央政府和海外省總督的特殊情況立法權。接着分析了1844年澳門帝汶梭羅省組建的緣起，描述了總督和判事官權力加強和議事會權力削弱的發展趨勢，提到了澳門省公物會和按察司衙門，注意到1847年敕令將理事官署從議事公局中分出而轉歸總督的決定。除此之外，對早期澳葡政府機構建制未做具體考察。(5)
席爾瓦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所著《澳門邁向現代：亞馬留與葡萄牙主權在澳門的建立(1841-1853)》一書，對1841-1853年間澳門歷史以及葡中關係史進行了頗為翔實的研究。書中對澳葡當局政府體系的建立有一定的涉及，如第二章討論了1844年敕令所規定的改變及其推行中所遇到的問題，第六章述及公鈔會公所的組成，第七章述及律政司、總督副官、輔政司、船政官等官職，第八章對議事公局的演變詳加討論，並對理事官署的建立有所考述。然而，正如其標題所表示的那樣，該書的重點仍然是闡述葡萄牙確立澳門管治權的過程和影響，對澳葡當局政府架構之建制沿革未作全面系統具體的考察。(6)
中國學者較早論述澳門殖民政府架構演變的是吳志良博士。其在博士論文《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中提到了1836年葡萄牙的司法改革，指出了議事會的衰落，考述了“華務檢察官署”和華政衙門的形成，概述了1844年9月20日敕令的主要內容。然後重點從“徵稅”、“佔地”和“逐關”三個方面論述了亞馬留在澳殖民政策的推行，但未具體考述亞馬留時期澳葡殖民政府架構的建制沿革。(7)
澳門回歸後，澳門史研究向縱深發展，澳葡殖民政府架構的建制與沿革受到較多關注。2003年，葉農博士發表〈澳葡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構的形成與演變〉一文，以吳志良博士的研究為基礎，探討了自葡人入居澳門迄1877年澳葡殖民政府機構的形成與演變。文中利用《中國叢報》中的有關記載，對邊度、皮亞度和亞馬留三位總督任內澳葡政府機構的設置情況進行了考述和分析。(8) 此文為我國學者較早以專文探討早期澳葡殖民政府建制沿革的研究成果，在學術選題的開拓方面具有積極意義。
上述所作梳理顯示，中外學者對澳葡當局早期政府架構的建制沿革雖多有涉及，但未見依照葡萄牙海外省法令的安排，對澳葡政府機構主要部門設置的具體進程加以研究，導致對政治架構沿革進程的描述流於模糊，甚至存在一些混亂。有鑑於此，本文擬從葡萄牙憲政進程出發，對照葡萄牙海外省法令的預設，依據葡語原始文獻，尤其是較多直接記載澳葡殖民管治實施進程的《澳門憲報》(9) 中的文獻，對各部門的設置和運作進行個案考察，確定部門設置的時序，澄清職銜與機構、古今名稱等方面的混淆，梳理新設部門的源流關係，揭示法律文本與實際進程的差異，分析澳葡政府架構演變的實質內涵。本文作者希望以下的論述有助於上述問題的澄清和相關研究的深化。
葡萄牙憲政進程與海外省體制
澳葡政府架構的早期演變，源自葡萄牙憲政進程中海外省司法行政體制建設的立法活動。因此，考察憲政進程與海外省體制的誕生，便成為本項研究的起點。
一、早期憲政的一體化原則
1820年8月4日，在法國革命影響下，葡萄牙爆發了自由派革命。作為革命勝利的結果，1822年9月23日誕生了葡萄牙歷史上的首部憲法 ——《1822年憲法》(A Constituição de 1822)。該憲法第二十條規定葡萄牙國家領土包括下列部分：
在歐洲，葡萄牙王國 [⋯⋯]、阿爾加維王國、近海島嶼馬德拉群島、聖港島和亞速爾群島；
在美洲，巴西王國 [⋯⋯] 及其附近島嶼；在西非，比索－卡謝烏；米納海岸的阿茹達堡、安哥拉、本格拉及其屬地、卡賓達－莫倫博、佛得角群島、聖托美－普林西比島及其屬地；在東非海岸，莫桑比克、塞納-馬恩省河、索法拉、伊尼揚巴內、克利馬內和德爾加杜角群島；
在亞洲，薩爾賽特、巴爾迪茲、果阿、達曼、第烏，以及澳門、帝汶島、梭羅島諸居留地(os estabelecimentos de Macau e das Ilhas de Solor e Timor)。(10)
這部憲法宣佈葡萄牙王室在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海外屬地為葡萄牙領土，但是，除了在巴西設立一個特別法庭和一個行政權力代表處、海外屬地議會代表選區設立及會議召開 (11) 等規定外，沒有對海外屬地的政治體制和管理制度作出專門的安排；而是堅持“宗主國與海外屬地之間的完全一致性”(12)，“將一個統一的憲法使用於整個葡萄牙領土”，“ 地區和市區的行政、經濟管理權，在本土和海外也是完全一致的”(13)。
1826年3月10日若昂六世 (D. João VI) 逝世後，其長子、巴西皇帝佩德羅 (Pedro) 被擁戴為葡萄牙國王。佩德羅在參考1824年巴西憲法、1814年法國憲法的基礎上， 制定了一部憲章 ——《1826年憲章》。從其中第二條對葡萄牙國家領土組成部分的規定來看，除了巴西於1822年9月宣佈獨立而不再列入外，《1826年憲章》完全承襲了《1822年憲法》的規定，明確地將海外屬地視為葡萄牙的領土。(14)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1826年憲章》完全遵循了《1822年憲法》的一體化體制 (sistema de integração)，其中找不到任何旨在確定海外省專門體制的規則。(15)
《1826年憲章》實施後，國內局勢依然動盪，但對國家機構的改革和公共管理的制度建設卻並未停滯。(16) 1832年5月16日，葡萄牙王室發佈敕令，將國家劃分為省 (províncias)、地區(comarcas) 和市政區 (concelhos) (第一條)。不論在宗主國還是在海外屬地，每個省都由一位名為“省長”(Prefeito) (第四條)、由國王任命(第六條) 的首領管理。與省長一道，每省設有一個省委員會 (Junta Geral de Província)，以維護人民的利益和進行財務檢查(第七條)。省長祇負責行政，不得參與司法、監察等權力機關 (第三十條) (17)。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敕令對葡萄牙領土管理體制的安排，依然延續了《1822年憲法》以來的內外一體化原則，所確立的體制在宗主國和海外屬地同樣適用。
從《1822年憲法》到《1826年憲章》，葡萄牙國家賦予了海外屬地作為葡萄牙領土組成部分的憲法地位，並且施行內外無異的一體化的管理體制，而1832年5月16日敕令決定推行宗主國與海外屬地一體化的政區劃分和政府體制。這些法律宣示，反映了葡萄牙對海外屬地加強統治的政治意圖。然而，海外屬地不僅地域分散，而且歷史類型各異，如此高度一體化的制度難以實現有效的管理。於是，1833年6月28日頒佈了規範行政和司法管理的敕令，其第十一條規定：“將頒佈一道特別的敕令對海外屬地省份的劃分作出規範，以取代現存的劃分。”(18) 因此，按照憲法原則，參照本土政體，制定適合於海外屬地的專門體制和管理制度，成為實現對海外屬地管理的必由之路。
二、海外省的組建
1836年9月，九月黨人推翻政府，宣佈廢除《1826年憲章》，主張恢復《1822年憲法》。在此背景下，1836年12月7日，海事暨海外事務國務秘書卡斯特羅 (António Manoel Lopes Vieirade Castro) 提交報告，闡述了以法令確定海外各省 (As Provincias Ultramarinas) 管理體制的必要性，並提呈了建立“省政府”的法令草案。(19) 瑪麗女王採納了他的草案，頒佈王室敕令，決定在非洲和亞洲的葡萄牙屬地建立海外省，並對各個海外省政府的基本建制做了安排。
該敕令決定，葡萄牙在非洲的屬地組建三個省政府 (Governos geraes) 和一個特別政府 (um particular)：佛得角 (Cabo Verde) 省政府，由佛得角群島 (Archipelago deste nome) 和位於幾內亞海岸 (Costa de Guiné) 的地方及其附屬地構成；安哥拉省政府 (Angola)，由安哥拉王國 (Reino deste nome)、本蓋拉 (Bengiella) 以及葡萄牙王室在南部西非 (Africa Occidental Austral) 擁有的所有地方構成；莫桑比克 (Moçambique) 省政府，包括葡萄牙王室在非洲東部 (Africa Oriental)的屬地；聖托美島和普林西比島 (As Ilhas de S.Tomé e Principe) 聯合組成一個特別政府 (Governo particular)，包括聖若昂‧巴布蒂斯達‧德‧阿茹達要塞 (o Forte de S. João Baptista de Ajudá) (第一條)。葡萄牙在亞洲的屬地組成一個省政府，名為“印度邦”(Estado da India) (第二條)。帝汶和梭洛 (o Governo de Timor e Solor) 暫時從屬於澳門總督 (o Governador de Macáu) (第十八條)。
每個省政府設一個總督 (Governador geral)，領導所有在此設立的以任何名稱命名的政府部門(Authoridades)。總督應始終從有從政經驗的人中挑選出。總督享有授予省長 (Capitaes Generaes)的榮譽，其薪水將在本敕令的附表中加以規定，並獲得一份額外津貼以供往返開銷之用(第四條)。總督同時具備行政和軍事上的管轄權(as attribuições administrativas e militares)，但絕對不得直接或間接干預司法事務 (os negosios judiciaes)。總督的管理職責及其與 Juntas Districto 的關係遵行1835年7月18日敕令的規定；省政府的軍事權力遵行對王國各省省長通行之法令的規定 (第五條)。
與總督一起，設一個政府委員會 (Conselho do Governo)，組成人員包括司法、軍事、財稅、教會等部門的首領，以及由總督從省委員會 (Juntas Provinciaes) 得票最多的四名成員中挑選的兩名委員(第六條)。當總督因故不能到場時，將由政府委員會代替其履行職責，由任命最早的成員主持工作(第七條)。總督對任何重要事務作出裁決都必須聽取政府委員的意見，但是，總督並非必須遵循或者採納它的表決 (voto) 或決定 (deliberação)；如果命令與多數人意見一致，即按照下列格式加以公佈：“本總督經政府委員會同意現做出如下決定”(O Governador geral em Conselho determina o seguinte) (第八條)。如果提交政府委員會討論的事務涉及其中的某位成員，則該成員不得出席會議(第九條)。政府委員會的每位成員，應在同樣的時間寄送他們對於國家現狀的觀察，提出可以改進的建議，尤其是認為應該提請海外部 (Secretario d’Estado da Repartição do Ultramar) 注意的事項(第十五條)。總督可召集任何辦事公正、聰明的市民到公會，討論最新的法律，下令部分或全部實施可實行的法律(Lei)和法令(Decreto)，並立刻向政府報告針對各省情況所採取的措施的理由 (第十六條)。
每個省政府設立一個秘書長 (Secretario geral)，此外，還應給他添加別的官員以便處理相關秘書的公文。預算中應該包括這筆不可缺少的開銷。秘書長每年獲得一筆由附表所規定的薪水(第十條) (20)。
同日頒佈的司法敕令規定，在果阿設立中級法院 (Relação)，由三名中級法院法官、一名書記員、一名會計、二名低級職員、二名衙役、一名王室任命的中級檢察官 (Procurador da Corôa e Fazenda) 組成；下轄三個法區 (Comarca)，每個法區設一名法區法官 (Juiz de Direito)、三名書記員、一名會計、數名衙役、一名初級檢察官(Delegado do Procurador da Corôa e Fazenda)；最高軍事法庭由一名高級軍官、五名其它級別的軍官和一名中級法院法官組成(第條)。
在達曼和第烏要塞，各設一名由中級法院任命的法官，審定價值不過100歇勒芬的案件並行使法區法官的其它職責；在澳門，設一名法區法官 (Juiz de Direito de Macáo，澳葡當局漢譯為“按察使司”)，行使原判事官的職權，在民事案件中公開進行一切審理活動，在刑事案件中，起訴之後的活動也應予以公開(第二十條)；澳門的司法委員會(Junta de Justiça，澳葡當局漢譯為“讞局”) 繼續存在，公開進行證人質詢和訴訟的所有其它活動 (第二十一條)；在帝汶和梭羅，繼續實行迄今為止的有關司法事務的做法(第二十二條)；在莫桑比克，設一名地區法官，行使原王室法官 (Ouvidor) 的職責。法區法官和司法委員會須遵循本敕令第二十條和二十一條的規定。(21)
1837年1月16日敕令決定，每個海外省重新設立一度被取消的財政委員會 (Juntas de Fazendas)，由各省總督充任主席，其他委員包括：(在印度)果阿中級法院主席，(在其它省) 省會法院法官，王室代表或其代理人(充當檢察官的角色)，本會司庫和書吏。(22)
至此我們看到，在九月黨人的推動下，葡萄牙王室利用憲法所賦予的緊急情況立法權，頒佈了一批專門針對海外屬地的法令，基本確立了基於宗主國的地方管理體制但又並非完全照搬的海外省政府體制。以此為開端，隨着君主立憲政體在葡萄牙的鞏固，葡萄牙憲政進程由根本法邁向普通立法 (Legislação Ordinária)，與領土管理體制有關的普通立法相繼出臺，海外省立法亦隨之不斷獲得豐富和發展，構成葡萄牙法律體系內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三、1838年憲法與1852年憲法補充規定隨着形勢的發展，考慮到貫徹《1822年憲法》面臨的實際困難，九月黨人控制的立憲議會着手制定並通過一部以憲法和憲章綜合為基礎的新的憲法。1838年3月20日，新的憲法獲得通過，是為《1838年憲法》(A Constituição de 1838)。動盪中頻繁發生的改憲運動，似乎並未阻止葡萄牙憲政進程的發展。其重要表現之一即是，《1838年憲法》增設“海外省”(Das Provincias Ultramarinas)專篇，對海外省的立法事項作出專門規定。其第十篇 (獨章) 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
各海外省可採用適合自身情況要求的專門法律進行管理。
第一款，議會 (as Côrtes) 休會期間，中央政府 (O Governo) 可在徵得部長會議 (Conselhode Ministros) 同意後頒佈應對任何一個海外省的緊急情況所必需的法令。
第二款， 同樣， 某海外省的總督(Governador Geral) 在徵得總督公會 (Conselho do Governo) 同意後，可採取應對來不及等到議會和行政機關 (o poder executivo) 作出決定之緊急情況所必需的措施。
第三款，在上述兩種情況下，議會一旦開會，政府應即刻將所採取的決定呈報給議會。(23)
首先，這條規定肯定了自1836年以來由海事海外部提交草案、由王室發佈敕令對海外省的政體作出專門規定的立法活動，意味着宗主國與海外屬地高度一體化的立憲原則發生了部分的改變。其次，該憲法以“緊急情況立法權”的形式，賦予了中央政府對海外省的部分立法權，甚至給予海外省總督頒佈立法性法規的權力，由此形成了海外省立法的三條途徑：議會、王室和總督。總之，《1838年憲法》增設“海外省”標誌着葡萄牙憲政進程的一個重要變化。
《1838年憲法》的頒佈實施，並沒有結束國內局勢的動盪局面。1842年1月，憲章派發起暴動，並於同年2月10日宣佈廢除憲法，恢復實施《1826年憲章》。1842-1846年間，新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計劃，涉及國家體制的多個領域，卻並不含有為海外省專門立法的規定，但是，王室仍然制定了一些針對海外省的法令，繼續推進海外省政治體制和司法管理的改革 (24)。由此可見，雖然《1838憲法》被廢除了，但是，其第一百三十七條對海外省緊急情況立法權的規定，卻並未隨着憲法的廢除而失效。歷史進程顯示，以專門的法令體系構建和改善海外省的政治體制，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正因為如此，《1838年憲法》的這條規定，被作為十六條補充條款之一寫進了《1852年對憲章的補充規定》(Acto Addicional à Carta Constitucional da Monarchiade 5 de Julho de 1852，澳葡當局漢譯為“大西洋國新增國政律典”)。(25)
在葡萄牙早期憲政進程中先後誕生的三部憲法，均賦予海外屬地以葡萄牙領土的憲法地位，並制定一體化的體制加以管理。隨着葡萄牙憲政進程由根本法 (憲法) 向普通立法 (Legislação Ordinária) 的演進，自1836年起陸續制定了專門針對海外省行政司法改革的法令，《1838年憲章》和《1852年對憲章的補充規定》確認了政府與海外省總督的“緊急情況立法權”並肯定了1836年敕令以來各項法令所建立的海外省管理體制的合法性。葡萄牙憲政進程中產生的海外省體制，構成了本文所論澳葡政府機構沿革的邏輯前提和法理依據。
澳葡政府機構之初建
1836年12月7日敕令尚未單獨提到澳門，而是將澳門包括在葡屬印度省內，同時規定帝汶和梭羅暫時從屬於澳門總督；而同日頒佈的司法敕令則確認了法區法官 (澳葡當局後來漢譯為“按察司”) 和司法委員會 (澳葡當局漢譯為“讞局”)在澳門的設立。
一、1836-1844年間澳葡權力機構的演變
當1836年12月7日兩道敕令頒佈時，晏德那(Bernardo José de Sousa Soares de Andrea) 總督的任期幾近結束，因此，我們主要看在接下來的邊度 (Adrião Acácio da Silveira Pinto) 總督時期(1837年3月22日至1843年10月3日) 和皮亞度 (José Gregório Pegado) 總督任期的第一年 (1843年10月3日至1844年9月20日) 間澳門葡人權力結構所發生的變化。
第一，遵照1836年12月7日敕令的規定，自1838年9月5日起，在澳門以葡文出版《澳門憲報》(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e Macao)。澳門總督開始以“澳門市及其屬地總督”(Governador de Macao e as suas dependentes) 的頭銜在該報簽發決定和通告。(26) 1838年10月3日， 邊度總督制定了一個〈澳門市及澳門港治安章程〉(Regulamento da Policia para a Cidadde, e Porto de Macao)，10月24日簽署的 “訓令”(Portaria)，對其加以補充，後該章程全文連載於《澳門憲報》。(27) 1841年3月3日王室敕令核准了這個章程。 (28) 章程中設立了城市員警 (Policia da Cidade) 和港口員警 (Policia do Porto)，即是後來的巡捕兵營 (Corpo da policia) 和水師巡捕所(Policia do Porto)。代理副官開始以“政府軍事指揮部”(Quartel do Governo) 的名義在《澳門憲報》發佈有關軍事方面的命令和決定。(29) 1838年9月30日，西蒙斯 (Miguel Pereira Simoens) 以政府秘書 (O Secretario) 名義發佈公函，落款為：“Secretariado Governo de Macao” (30)。“Secretaria do Governo de Macao” 和 “O Secretario” 即後來的輔政司署和輔政司。
第二，議事會演變為市政機構。1837年，澳門總督邊度將一直以來“ 權力巨大的議事會”(todo poderoso Leal Senado) 等同為純粹的市政機構 (equipara a mera camara municipal) (31)。1838年7月13日，按照葡印總督指示，代理按察司戈梅斯 (João Baptista Gomes) 召集被解散的原議事會成員，選舉產生了1839-1840年度議事會成員：普通法官貝爾納多‧戈梅斯‧德‧萊莫斯 (Bernardo Gomes de Lemos)、安東尼奧‧若阿金‧科特拉(António Joaquim Cortella)；委嚟哆若昂‧若澤‧維艾拉 (João Jozé Vieira)、菲力浦‧若澤‧德‧佛雷達斯 (Felippe Jozé de Freitas)、若澤‧維森特‧若熱 (Jozé Vicente Jorge)；理事官佛朗西斯科‧若澤‧德‧派瓦 (Francisco Jozé de Paiva)，司庫安東尼奧‧維森特‧科特拉 (António Vicente Cortella)。(32) 顯然，議事會仍然保持原有的組織結構。值得注意的是，總督和按察司經常出席會議，與議事會成員一起討論有關職位任免、財政開支等事務，會議所形成的決定由全體與會者共同簽署確認，甚至總督制定的〈澳門城市及港口章程〉也要在該會議通過 (33)。
第三，按察司取代判事官。1838年5月4日，葡印總督函告澳門議事會，重申了1836年12月7日敕令關於澳門按察司行使原判事官職權和澳門讞局繼續運作的決定。(34) 5月11日果阿中級法院 (Relação) 來函，確認由戈梅斯 (João Baptista Gomes) 繼續代行該職。(35) 1838年8月18日、21日和10月1日，戈梅斯以“受陛下政府之命在天主聖名之城澳門行使原判事官職權之代理按察司”之銜在《澳門憲報》發佈公告，行使澳葡海關監督職責。(36) 1839年9月23日，巴斯托斯 (Dr. José Maria Rodrigues de Bastos) 就職 (37)，成為澳門首任按察司，行使原判事官的職權。(38)
1840年5月14日，葡萄牙國王頒佈敕令，重新肯定了1836年12月7日敕令第二十條規定的合理性，決定終止1838年7月16日訓令的效力，宣佈澳門按察司繼續行使原判事官的職權，並着海事暨海外部秘書處通知澳門按察司照此辦理。同日的另一道敕令宣佈，鑒於1836年12月7日敕令在將原判事官的職權授予按察司時沒有明確規定他應得的薪金，現根據《1838年憲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宣佈原判事官享有的薪金和津貼與其職權一併歸屬該按察司，着部長會議主席、軍事部和海事暨海外部遵照執行。(39) 至此，按察司取代判事官的過程告於完成。
第四，讞局和按察司衙門常規化。1838年9月26日，《澳門憲報》刊登了澳門地方法院(Juizo de Direito，澳葡當局稍後漢譯為“按察司衙門”) 書吏 (Escrivam) 席爾維拉 (Francisco António Pereira da Silveira) 於1838年9月10日簽發的文件。(40) 後又於10月5日、9日和15日在《澳門憲報》刊登了三份拍賣公告 (Avizo de Leilam)，落款均為“澳門按察司衙門書吏席爾維拉”(Francisco António Pereira da Silveira,Escrivam do Juizo de Direito)。(41)
根據海事暨海外部1848年6月21日一件公文中的記載，澳門讞局曾於1840年10月13日對軍人案犯的訴訟程序作出決定，拒絕在二審中聽取軍人案犯的辯護。(42) 可見，澳門讞局實際參與了澳門葡人的司法過程，扮演了二審法庭的角色。及至亞馬留接任時，澳門葡人罪犯通常均由澳門讞局審判。(43)
在1836年頒行的葡萄牙外省政府體制框架的法令中，雖然沒有單獨安排澳門，但在此法頒行之後的七年多時間裡，澳葡居民的權力結構卻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澳門總督改換了新的頭銜，開始以政府名義發佈公告、決定和訓令 (Portaria)，甚至頒佈港口章程；按察司取代判事官並兼行海關監督職權，按察司衙門和讞局已實現常規化，在澳葡社區司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等。然而，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澳門憲報》旋即於1838年年底停止出版，儘管內中原因尚待探討，但其實際效果至少顯示了原有發展趨勢的中斷；按察司衙門和讞局的常態運作，延續了1803年攝政王敕令以來的改革進程，並未超出葡人內部司法管理改革的界限；在中國海關繼續設於澳門、而葡方的政治要求屢遭拒絕 (44) 的情況下，港口章程的頒佈也難以收到使澳葡成為澳門城市和港口管理者的實際效果。
總之，1836年葡萄牙對海外屬地的政治和司法改革法令，對居澳葡人的政治地位並無顯著改變，上述的變化仍然不過是葡人內部權力結構的調整而已，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葡人在澳們的政治存在的性質。徐薩斯等人所謂葡萄牙的改革“使澳門有了一種新的殖民政權”(45) 的說法，不過言過其實而已。
二、澳門地捫梭羅省政府的法律框架如前所述，憲章派於1842年2月10日宣佈廢除《1838年憲法》、恢復實施《1826年憲章》後，推行了一系列涉及國家行政和司法領域的改革計劃，制定了一些針對海外省的法令，繼續推進海外省政治體制和司法管理的改革。與此同時，鴉片戰爭之後英國政府割佔香港，更刺激了葡萄牙政府改變澳門政治地位的野心。於是，1844年9月20日，葡萄牙女王聽取了部長會議 (Conselho de Ministros) 及國務會議 (Conselho de Estado)的意見，並根據1843年5月2日法令，透過海事暨海外事務國務秘書處(Secretaria d’Estado dos Negócios da Marinha e Ultramar) 頒佈敕令 (46)，決定將“葡萄牙王室擁有的澳門市、帝汶、梭羅以及它們的所屬之地”(A Cidade de Macao; e os Estabelicimentos de Timor, e Solor, com todas as suas Dependencias, e territorios a que tem Direito a Corôa Portuguesa) 合併組成一個“澳門地捫梭羅省”(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並獨立於印度省政府 (Estado da India) (第一條)。該敕令是我們據以研究近代澳葡殖民政府機構建制沿革歷史的第一個文件，也是最為重要的文獻。它按照葡萄牙海外省的體制，為澳門葡人預設了一個省政府的政治結構藍圖。
總督與副總督 澳門地捫梭羅省總督與1836年12月7日敕令所規定之聖托美－普林西比省總督屬同一級別 (第二條)。該總督將常駐澳門，並在地捫和梭羅設一位副總督(Governador Subalterno)(第三條)。按照1836年12月7日敕令及1838年9月28日敕令的規定，該省總督和副總督必須執行現行法令的規定，並在不違反該敕令的前提下執行有權限部門對他們下達的命令和指示。目前的澳門總督和帝汶總督繼續履行其職責，前者的地位等同於該獨立省的總督，後者按照1836年12月7日敕令第十八條的規定執行 (第五條)。
總督公會 與該總督一道，設立一個政府委員會 (Conselho de Governo，澳葡當局漢譯為“總督公會”(47) )。該公會由司法、軍事、財稅、教會等部門的首領以及議事公局主席 (Presidente do Leal Senado) 和城市理事官 (Procurador da Cidade) 組成，擁有 (1836年) 12月 (7日) 敕令授予總督委員會 (Concelhos dos Governadores Geraes) 的權限 (第四條)。
公物會 為管理公共財物，將按照1837年1月16日敕令在澳門設立一個財政委員會 (Junta da Fazenda，澳葡當局漢譯為“公物會”)，並由該省總督任該委員會主席，其他委員包括按察司 (Juiz de Direito)、書記官 (o Escrivão，澳葡當局漢譯為“書吏”)、司庫 (o Thesoureiro，澳葡當局漢譯為“管庫官”) 和會計 (o Contador，澳葡當局漢譯為“管數官”)。將制定一項法規來確定該公共機構 (Corpo Collectivo) 的權限和其它特性(第六條)。公物會一經建立，澳門議事公局 (O Leal Senado de Macao) 即將其所掌握的所有公共資金，所有賬冊、票證、賬單、債務說明，以及有關公共財產的任何其它文件，轉交給該公物會 (第六條附款二)。
議事公局澳門議事公局繼續享有本敕令未加改變的屬於它的一切特權，並擁有《行政法典》(Codigo Administrativo) 授予市政機構的所有權限，城市理事官(Procurador da Cidade) 繼續享有維繫與中國當局的關係所必需的權限 (第七條)。
按察司 澳門按察司 ( Juiz de Direito de Macáo) 享有原判事官 (Antigos Ouvidores) 的權限 (與海關監督有關者除外)，對包括帝汶和梭羅在內的整個法區 (toda a Comarca) 的一切判決有決定權，而在帝汶和梭羅則設有普通法官 (Juizes Ordinario)。澳門按察司繼續擔任孤仔 (Orfãons)法官，參與孤仔銀庫的管理，掌握該銀庫的一把鎖匙，另一位管理者是管庫官，此人必須始終是可靠可信之人，第三位是法庭書吏，即來自孤仔中的專門書吏 (第八條)。
讞局 按照1836年12月7日敕令對好望角以東各海外省 (Provincias Ultramarinas) 司法管理的規定，澳門地捫梭羅省繼續屬於果阿的中級法院(Relação)，在澳門繼續設有讞局 (Junta de Justiça)( 第九條)。
該敕令被一些葡萄牙學者視為“澳門組織章程之最古老而直接的前身”(48)。它在澳葡當局殖民政府建制沿革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李志高(Francisco Gonçalves Pereira) 認為，它與1845年的“自由港令”一起，“為實現有效的主權創造了條件”(49)。皮亞度總督任期不足一年，葡萄牙政府便出臺了組建澳門省政府的敕令。那麼，在他於1846年4月21日被亞馬留接任之前的大約一年半時間裡，敕令所確定的政府構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實了呢？
三、1844年法令框架的初步落實
1846年1月8日，停頓了數年的《澳門憲報》開始重新出版。作為澳葡當局的官方出版物，它為我們提供了認識澳葡殖民政府機構建制情況的重要資料，構成了研究此一課題的核心史料。
總督衙門 1845年2月28日，澳門總督皮亞度發佈第50號總督訓令 (Portaria)，撤銷澳門市港口總管 (Patrão-mor do Porto desta Cidade )一職，將其職責轉歸船政官 (Capitão do Porto)。訓令落款為：“Palacio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emMacao” (50)。“Palacio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em Macao” 即是後來刊佈的〈澳葡政府機構葡漢名稱對照表〉中的總督衙門。
澳門省司令部 1845年11月13日敕令作出決定， 前線炮兵營 ( Batalhão d’Artilharia de Primeira Linha) 取代攝政王子營 (Batalhão Príncipe Regente) (51)；其建制包括參謀部 (Estado-Maior)、管理委員會 (Estado -Menor) 和四個中隊(Baterias) (52)。1846年1月8日，《澳門憲報》刊登了由傳令士官 (Capitão Ajudante d’Ordens，即總督副官) 高斯達‧卡米尼亞上尉 (João Rodrigues da Costa Caminha) 簽署的第67號令，奉澳門總督之令公佈了海事海外部發來的若干訓令，其標題為 “Quartel General no Palacio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em Macao 30 de Dezembro de 1845”。 (53)同樣的欄目標題此後多次刊載於《澳門憲報》。(54)此即為澳門省軍事指揮機關。
總督公會 根據海事暨海外部1847年8月20日第526號令的內容，澳門總督公會 (Conselho de Governo) 曾於1845年6月20日作出一項決定，賦予議事公局在處理華政事務方面的決策權，包括召集非總督公會成員的議事公局委員參與處理華人事務，並在議事公局會議上作出決定等 (55)。1845年8月，皮亞度向里斯本報告，總督公會已於4月20日建立起來 (56)。由此可見，總督公會已按照1844年敕令的規定組建起來，並開始行使該敕令所賦予它的職權。
公物會 1844年9月20日敕令第六條要求澳葡當局組建一個獨立於議事公局而隸屬於省政府的財政部門。1845年4月28日，公物會代理書吏西蒙斯 (Miguel Pereira Simões) 簽署提交了〈1845年澳門收入預算方案〉(57)。1846年2月26日，《澳門憲報》刊佈了由公物會發佈的〈1845年4-12月收支結算表〉，其表題文字在“4月”後面有插入語稱“此月公物會開始運作”(58)。另據公物會發佈的〈1845年4月2日以來澳門銀庫收支統計表〉表題文字稱：“4月2日係根據1844年9月20日敕令在該市建立的公物會首次開會的日期。”(59) 1845年8月，皮亞度總督向里斯本報告，公物會已於4月20日建立起來。(60) 這些資料顯示，澳門公物會自1845年4月起已經開始運作，全面接管居澳葡人社區的公共財政事務。
自由港令 英國割佔香港後立即宣佈實行“自由港政策”。作為對港英當局此項政策的回應，葡萄牙女王於1845年11月20日擅自宣佈澳門為“自由港”：“澳門這個城市的各港口，包括以內河 (Rio) 命名的內港及包括氹仔 (Taipa) 和沙瀝 (Rada) 在內的外港區域 (os externos)，向所有國家宣佈為自由港，允許他們在那裡消耗、存放及再出口各種貨物和經營任何性質的貿易。本法令在澳門城市公佈三十天以後，進口到上述口岸的所有物品及貨物，不論是哪個國家的，完全免徵進口稅。”(61) 然而，由於當時中國設在澳門的粵海關分部仍然存在，行使着管理澳門進出口貿易的權力，所以，葡萄牙官方擅自宣佈的“自由港”令僅是一紙空文，並未得到實施。
按察司衙門 按照1844年敕令的規定，按察司衙門繼續行使司法權力並兼任孤仔法庭職責。《澳門憲報》復刊後，頻繁刊登按察司衙門或孤仔法庭的拍賣公告和傳票。例如，1846年1月15日，《澳門憲報》刊登了一份按察司的傳訊公告和兩份孤仔法庭的拍賣公告，開頭用語分別為 “Pela Repartição do Juizo de Direito”、“Pela Repartição do Juizo dos Orfãos” (52)。此後，《澳門憲報》幾乎每期都刊載這樣的拍賣公告和傳訊公告。
船政廳 據文德泉神父 (Padre Manuel Teixeira)的研究，第一位知其姓名的船政官是布拉茲‧若阿金‧布特略 (Braz Joaquim Botelho)，任職於1839-1847年間。(63) 前引1845年2月28日澳門總督發佈第50號總督訓令再次提到船政官。1846年3月31日，皮亞度總督頒佈第56號訓令，決定臨時性實施〈澳門港口章程〉，其第一條規定：“船政廳 (A Estação da Capitania do Porto) 將設於海關(Repartição d’Alfandega) 旁邊。”(64) 隨着這個章程的實施，此前僅有船政官而無船政廳的現象不復存在。
議事公局 1844年敕令明確規定了議事公局作為“市政機構”的地位，享有《1842年行政法典》等法律賦予市政機構的權力。據《中國叢報》1845年1月號報導，澳門議事公局由兩名法官、三名委嚟哆、一名理事官、一名司庫、一名公局職員和一名海關稅務員 (Collector of Customs)組成。(65)
小 結
在1844年9月20日敕令頒佈後的一年半中，該令所確定的澳葡政府架構的法律安排已基本落實，各部門均已開始運作，但並不意味對着澳葡當局已經完成了殖民政府的組建。蕭偉華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曾指出：“總督在當地政治－行政領域中至高權威的增強，並沒有影響到現行的混合司法制度 (o sistema de jurisdição mista)。宗主國的政治動盪對這種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與內戰相聯繫的憲法的頻繁廢除，不僅不能使葡萄牙加強它在東方屬地的主權，反而被中國官員用來強化他們對澳門的影響力。在憲法上將澳門列入葡萄牙領土的要求，在一系列事實中一再地被中國官員對當地行政管理的持久的干預所否定。”(66) 蕭氏此論雖是針對1844年敕令頒佈之前的情況而發，但對本節所論時期同樣適用。改變澳門原有政治地位的要求一再被拒絕 (67) 這一事實表明，葡萄牙人不僅缺乏管治澳門的許可，甚至連管治澳門的事實都沒有。澳門仍然是葡萄牙海外省體系中的另類。海外省體制要真正“落戶”澳門，還缺少最根本的條件，即澳門尚未成為葡萄牙的屬地 (dominio portugues)。在中國官員繼續在澳門行使權力的根本條件之下，上述的變化仍然不過是葡人內部權力結構的調整而已；符合葡萄牙海外省立法要旨，即作為葡萄牙海外領土的澳門海外省，仍然僅存在於法律文本之中。
“亞馬留行動”與殖民政府的組建
1846年4月21日，亞馬留代替皮亞度就任澳門總督。他上任不久便開始採取實際行動篡奪澳門的管轄權。(68) 他在澳門的活動被現代葡萄牙學者稱為“亞馬留行動”。隨着亞馬留行動的展開及其效果的生成，居澳葡人權力結構的演變顯現了一些與前迥異的特點。
一、1847年4月12日訓令所見政府構架
1847年4月12日，在其任期將近一年時，亞馬留發佈了第10號總督訓令，制定了澳葡當局公職人員薪水發放及其它公共開支規則的清單(Relação)，令輔政司米蘭達 (Antonio Jozé de Miranda) 簽署後刊佈於《澳門憲報》。這份新發現的文件，是目前所見直接反映澳葡殖民當局機構設置和政府架構的第一篇文獻，現擇其與本文研究主旨直接有關者譯錄於下 ——
民政 (Civil)
總督衙門 (Repartiçam do Governo)
總督 (Governador)：政務委員若昂‧瑪利亞‧費雷拉‧多‧亞馬留 (O Conselheiro 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
總督副官 (Ajudante d’Ordens)：貝爾納多‧曼努埃爾‧達勞若‧羅沙上尉 (Capitão Bernardo Manoel d’Araujo Roza)
輔政司 (Secretario)：安東尼奧‧若澤‧德‧米蘭達 (Antonio Jozé de Miranda)
輔政司署文書 (Amanuense da Secretaria)：
若澤‧卡洛斯‧巴羅斯 (Jozé Carlos Barros)
按察司衙門 (Repartiçam Judicial)
按察司(Juiz de Direito)：政務委員若阿金‧ 安東尼奧‧ 德‧ 莫萊斯‧ 卡內羅 (Conselheiro Joaquim Antonio de Moraes Carneiro)
律政司(Delegado do Procurador da Corôae Fazenda)：法學學士若昂‧達馬賽諾‧科埃略‧多斯‧桑托斯 (Bachaerl João Dmasceno Coelho dos Santos)
書吏兼公證人(Escrivães do Juizo e Notarios) 二名：佛朗西斯科‧安東尼奧‧佩雷拉‧達‧席爾維拉 (Francisco Antonio Pereira da Silveira)、托瑪斯‧達基諾‧米蓋斯 (Tomaz d’Aquino Migueis)
管數官(Contador)：安東尼奧‧蘭熱爾(Antonio Rangel)
衙役(Officiaes de Deligencias) 三名：路易士若澤科爾代羅 (Luiz Jozé Cordeiro)、安東尼奧‧若澤‧西里亞科‧馬里姆 (Antonio Jozé Ciriaco Marim)、巴特羅梅烏‧安東尼奧‧維艾拉 (Bartholomeu Antonio Vieira)
門衛(Porteiro)：德爾非諾‧佩雷拉‧達‧盧斯‧沙維爾 (Delfino Pereira da Luz Xavier)
獄卒 (Carcereiro)：佛朗西斯科‧沙維爾‧德‧馬托斯 (Francisco Xavier de Mattos)
公物會 (Junta da Fazenda)
代理書吏兼軍需官 (Escrivão Deputado eIntendente Militar)：米蓋爾‧佩雷拉‧西蒙斯(Miguel Pereira Simões)
管庫官 (Thesoureiro)：佛朗西斯科‧若昂‧馬克斯 (Francisco João Marques)
管數官(Contados)：若昂‧維多利諾‧達‧席爾瓦 (João Victorino da Silva)
一等記賬人 (1.o Escripturario)：若澤‧若阿金‧德‧阿澤維多(Jozé Joaquim de Azevedo)
二等記賬人(2.o Escripturario)：盧多維諾‧佩雷拉‧西蒙斯(Ludovino Pereira Simões)
門衛(Porteiro)：若澤‧德‧熱蘇斯‧多斯‧桑托斯‧奧利維拉 (Jozé de Jesus dos Santos Oliveira)
辦事員 (Continuo)：伊格納西奧‧巴布蒂士達‧戈梅斯 (Ignaçio Baptista Gomes)
已撤銷之海關(Caza da Extincta Alfandega)
海關監督 (Administrador)：德梅特里奧‧達勞若‧伊‧席爾瓦 (Demetrio d’Araujoe Silva)
監督助理 (Ajudanta do Administrador)：佛朗西斯科‧多明戈斯‧貢薩維斯‧諾蓋拉(Francisco Domingos Gonsalves Nogueira)
門衛 (Porteiro)：伊格納西奧‧拉耀拉‧達‧克魯斯 (Ignacio Layola da Cruz)
小艇船主 (Patrão do Escaler)：若澤·貢薩維斯(Jozé Gonsalves)
理事官署 (Procuratura)
理事官(Procurador)：洛倫索‧馬忌士(Lourenço Marques)
翻譯官 (Interprete)：若昂‧羅德里格斯‧貢薩維斯 (João Rodrigues Gonsalves)，負有教授華語之責
一等普通翻譯官 (1.o Lingua Ordinario)：若澤‧若昂‧羅薩里奧 (Jozé João Rozario)
二等普通翻譯官 (2.o Lingua Ordinario)：佛洛倫蒂諾‧安東尼奧‧多斯‧雷梅迪奧斯(Florentino Antonio dos Remedios)
衙役(Officiaes de Deligencias)：曼努埃爾‧安東尼奧‧佩雷拉 (Manoel Antonio Pereira)、熱羅尼莫‧安東尼奧‧達‧盧斯(Jeronimo Antonio da Luz)
寫唐字先生 (Letrado China)：Hoi -Tam華文公告繕寫員(China Copiador de Editaes) : Choi-Iun Koc
教會 (Ecceleziastica)
教區主教 (Bispo Diocesano)：唐‧熱羅尼莫‧若澤‧德‧馬塔 (Dom Jeronimo Jozé de Matta)
教堂司庫兼主教代表 (Provisor e Vigario Geral)：議事司鐸安東尼奧‧若澤‧維克托‧迪亞斯‧德‧利馬 (O Conego Antonio Jozé Victor Dias de Lima)
議事司鐸(Conego)二名：安東尼奧‧若澤‧維克托‧迪亞斯‧德‧利馬、羅倫索‧塔維拉‧德‧萊莫斯 (O Conego Lourenço Taveira de Lemos)
兼職司鐸 (Meio Conego)：佩德羅‧保羅‧德‧索薩 (O Meio Conego Pedro Paulo de Souza)
大堂區教區長 (o Parocho da Freguezia da Sé)：法沃里諾‧若阿金‧德‧諾羅尼亞神父(Padre Favorino Joaquim de Noronha)
風順堂區教區長 (o Parocho da Freguezia de Sm. Lourenço)：維克托里諾‧若澤‧德‧索薩神父 (Padre Victorino Jozé de Souza)
花王堂區教區長 (o Parocho da Freguezia de Sto. Antonio)：佛朗西斯科‧沙維爾‧達‧席爾瓦神父 (Padre Francisco Xavier da Silva)
聖若澤修院 (Collegio de Sm. Jozé)，院長若阿金‧若澤‧賴特神父 (Superior o Padre Joaquim Jozé Leite)
軍事 (Militar)
澳門炮兵營(Batalhao d’Artilheria de Macao) 士兵的工資由據以組建該支部隊的1845年11月13日敕令作出規定
軍需士官 (O Sargento Caserneiro)：軍士長佩德羅‧保羅‧洛佩斯 (1.o Sargento Pedro Paulo Lopes)
大炮臺守衛士官(O Sargento Fiel da Fortaleza do Monte)：軍士長恩里克‧席爾維斯特‧迪尼斯 (1.O Sargento Henrique Silvest.Diniz)
竹仔室炮臺守衛士官 (O Sargento Fiel da Fortaleza do Bomparto)：軍士長若昂‧德‧索薩 (1.o Sargento João de Souza)
聖若昂炮臺代理小隊長(O Cabo encarregado do Forte Sm. João)：帕斯庫亞爾‧德‧瓦斯 (O Cabo Pascoal de Vaz)
三巴門衛隊代理準尉(O Aspirante encarregado da guarda das Porta de Sto. Antonio)：若阿金‧卡內羅準尉 (O Aspirante Joaquim Carneiro)
媽閣炮臺指揮官(Commandante da Fortaleza da Barra)：盧傑羅‧若阿金‧德‧法利亞·內維斯少校 (O Major Ludjero Joaquim de Faria Neves)。(69)
這份新發現的珍貴文獻，分“職務”、“姓名”和“薪水”三列，按領薪職員的部門分類，詳細開列了當時領取政府薪俸的政府機關在編職員，從而為我們提供了瞭解亞馬留時期澳葡當局機構設置和部門結構的第一手資料。
這份清單明確地將當時領受政府薪俸的政府職員劃分“民政”、“宗教”、“軍事”和“特別”四大類。按照亞馬留訓令中的說法，這些人員雖然還不是最終的法定編制，但是已被葡萄牙中央政府批准實施。值得注意的是，在亞馬留之後相當長的時期，澳葡政府財政開支的預算與決算，均按照“民政”、“宗教”、“軍事”和“特別”四大部分編制。在這個塊狀劃分中，早期澳葡政府的“民政”、“宗教”、“軍事”三大體系已經清晰可見。這與自治時期的權力結構已有天壤之別。此後，澳葡殖民政府架構一直在這樣的格局中擴增發展。
這個名冊還提供了三大體系內的部門結構圖。在“民政”系統，已經清楚地列出了五個部門：總督府、按察司衙門、公物會、海關公所和理事官署，加上沒有列出的“總督公會”和“讞局”(70)，政府部門已達七個，涵蓋了行政、司法、財稅、海關和華政五個領域，從而成為三大體系中建制最完備的系統。
進一步的觀察發現，其中最值的注意的是總督府與理事官署。1846年4月22日，亞馬留總督上任次日，即在《澳門憲報》開闢“政府訓令”(Portaria do Governo)欄目，以“澳門地捫梭羅省總督現決定”為開頭語發佈政令。自第三號訓令開始，按照1836年12月7日敕令中的規定，在開頭語中加上了“em Conselho”短語，表示該決定已經徵得總督公會的同意。(71) 1844年敕令頒佈之前已出現的輔政司繼續奉總督之命簽發有關決定和命令。1846年6月27日，署理輔政司 (Secretario Interino do Governo) 米蘭達(Antonio Joze de Miranda) 簽發的兩項決定，落款均為：“Secretaria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em Macao” (72)。1847年2月4日，輔政司署奉督憲之命發佈公告(Edital)，公佈實施〈澳門公鈔抽收章程〉。公告落款為“澳門政府輔政司署署理輔政司米蘭達”(73)。及至這份名冊，總督府已作為一個由總督、總督副官、輔政司以及輔政司署文書 (Amanuense da Secretaria) 組成的政府部門而位居民政系列的首位。由此，總督府成為了以亞馬留為首的澳葡殖民政府的首要部門和推行殖民管治的權力中樞。
至於“ 理事官署” ， 更是一個全新的部門。1847年3月12日，亞馬留總督發佈命令，要求無力完成遷墳任務的貧困華人，在通事的陪同下前往理事官署 (Procuratura，澳葡當局稍後漢譯為“理事官署”)，申請按照每座墳墓一元的標準領取遷墳補貼款。(74)此令說明理事官署已經開始運作。3月27日，亞馬留發佈一道訓令，決定將理事官署 (Procuratura) 從議事公局中獨立出來，變成輔政司署 (Secretaria do Governo)的一個部門。(75)所以，在這份由總督訓令所確定的政府部門公職人員薪俸名冊中，理事官署便被單列一組，成為一個由八人組成的部門。亞馬留任職尚不滿一年，而理事官署已經成為一個僅次於按察司衙門的第二大政府部門，可見，奪取對澳門華人的管轄權在“亞馬留行動”中佔有核心地位。
在“教會”系統，根據文件中所開列的有關職銜判斷，澳門設有主教府；還有一個教士委員會，三個教區和一間聖若瑟修院。
在“軍事”系統，主要是澳門炮兵營和炮臺守軍。在鎮壓快艇暴動後，亞馬留於1846年10月17日下令 (76) 組建的臨時營尚未得到葡萄牙中央政府核准，故暫未列入該名冊。
由於這份名冊產生時亞馬留任期尚不滿一年，亞馬留行動尚未全面展開。所以，要全面瞭解亞馬留時期澳葡當局殖民政府結構的沿革，我們需要求助於此後形成的其它史料，特別是亞馬留任職時期的《澳門憲報》。
二、政府部門的確立與增設
澳門省指揮部 1846年5月3日，澳門省政府營部 (Quarte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em Macao)發佈第三、第四號命令，內有“Secretaria do Governo”，落款為：“Antonio Jozé de Miranda.Secretario Interino do Governo”，意為署理輔政司安東尼奧‧若澤‧德‧米蘭達代表輔政司署簽發。(77) 1846年10月8日鎮壓澳門快艇暴動之後，亞馬留於1846年10月17日發佈第35號訓令，決定組建澳門臨時營(Batalhão Provizório)。(78)1847年12月10日，海事暨海外部發來第551號公文，通知澳葡當局，建立澳門臨時營的決定已獲12月10日第10號敕令核准。(79) 其指揮部包括一個參謀部和四個連隊。(80) 於是，澳門省指揮部擁有炮兵營和臨時營兩個營級建制的軍事單位。
船政廳 1846年5月7日，澳門總督亞馬留發佈訓令，決定正式實施皮亞度總督曾於3月31日臨時頒佈的〈澳門港口章程〉，其中第一條仍規定“船政廳設於海關公所旁邊”(81)。1846年10月9日，輔政司署發佈告示，宣佈了亞馬留總督的決定：在本市居留的所有水手，不論國籍，立刻前往船政廳，接受有關命令；該命令公佈後他們須持有該部門負責人發出的居住證明，否則將予以拘捕，並處以不低於20元的罰款。(82)由此，隨着該訓令的頒佈和港口章程的實施，船政廳成為了亞馬留增設的澳葡政府的一個部門。1848年9月15日，亞馬留總督發佈第15號訓令，制定了對進出澳門港口的小火船 (Lorchas) 的管理規定，其中進一步明確了船政廳對進出澳門港口船隻的管理責任。(83)
公鈔會公所 1846年7月17日，亞馬留頒佈第22號訓令，核准〈澳門公鈔估議抽收章程〉。其中第二章規定了編制公鈔抽收計劃的機構及其運作方式：公鈔徵收計劃之編制工作由議事公局負責(第十一條 )；為完成公鈔估議任務議事公局應任命一個由六名殷實市民組成的委員會，該六名成員的名額分配為：聖老楞左堂區三名，大堂區二名，花王堂區一名，由議事公局的一位成員擔任該會主席(第十二條 )；現任國家律政司(Delegado do Procurador da Corôa e Fazenda) 將作為公物會的監察員出席該委員會(第十三條)。(84)7月28日，議事公局致函澳門總督稱：已按照本月17日第22號訓令於昨日任命組成了公鈔編制委員會 (Junta para o lançamento de Decima, e impostos annexos，澳葡當局漢譯為“公鈔會公所”)，並確定每週的週二和週五在本局會所開會，以便在60日內完成公鈔計劃的編制。澳督回函予以核准。(85) 9月2日，公鈔會公所發佈了它的第一份公告。(86)
1847年11月11日，亞馬留總督頒佈第46號訓令，任命組成公鈔會公所，以編制1847-1848年度公鈔徵收方案，其成員除了去年11月20日第40號訓令所任命之審核委員會成員外，增補奧佐里奧(Ozorio)作為花王堂區 (Bairro de S.to Antonio)的代表 (87)。同日頒佈了加以修改的章程，其中重要的變化是，將公鈔徵收計劃的編制工作與議事公局分離，授權由政府任命組成的委員會獨立進行：“將由政府任命五名成員和一名秘書組成公鈔會公所。秘書同時兼任寫字，但沒有表決權；五名成員包括：三位辦事公道的市民(每個堂區一位)、律政司和一位政府官員；在他們中間推選一位主席。”(88) 如此，則公鈔會公所成為一個獨立於議事公局而隸屬於總督的獨立部門。
監房的改造 1846年12月17日，亞馬留總督發佈第43號訓令，頒行〈澳門監房臨時章程〉，對澳門監房進行改造和規範，以適應新形勢的要求。(89)
公鈔房 1847年2月4日，署理輔政司米蘭達於《澳門憲報》發佈公告，公佈了由澳門總督亞馬留核准的〈公鈔徵收章程〉。其第一條規定：稅務所 (Recebedoria，澳葡當局漢譯為“收公鈔房”) 設在已撤銷的海關公所(Caza da extincta Alfandega)，收稅人 (Recebedor) 由公物會司庫(Thezoureiro da Fazenda) 擔任，秘書 (Escrivãao，澳葡當局漢譯為“寫字”) 由前海關秘書阿勞若－席爾瓦 (Demetrio d’Araujo e Silva) 擔任 (90)。
理事官署 1847年8月20日，海事暨海外部頒佈第526號令，決定廢止澳門總督公會於1845年6月20日所作的由議事會裁決華人事務的決定，“將議事會的理事官署歸屬於輔政司署，除了在純粹的市政事務方面，理事官不再向議事會負責”(91)。由此，理事官署已成為一個獨立於議事會而隸屬於總督的常設部門。1848年1月9日，《澳門憲報》在官方版面刊佈了華人治安案件處理記錄，標題位置寫有“Cartorio da Procuratura”(92)字樣，意為“理事官的辦公處所”，即理事官署。記錄顯示，理事官署已開始審理華人之間的案件，對澳門華人行使司法管轄權。
議事公局按照1845年12月30日敕令所規定的選舉規則，1846年12月13日經選舉產生了1847年議事公局當職委員：二名普通法官 (Juizes Ordinarios)：維森特‧德‧保拉‧薩拉塔維奇‧皮特 (Vicente de Paula Salatawich Piter)、若阿金‧皮雷斯‧達‧席爾瓦 (Joaquim Peres da Silva)。三名委嚟哆 (Vereadores)：若澤‧米格爾‧桑切斯‧德‧阿吉拉 (Joze Miguel Sanches de Aguila)、菲利克斯‧伊拉裡奧‧達澤維多 (Felix Hilario d’Azevedo)、卡洛斯‧達內柏格 (Carlos Danemberg)。理事官：老棱索‧馬忌士 (Lourenço Marques)。(93) 1847年12月22日，亞馬留以議事公局防礙本居留地的獨立、懷疑葡萄牙當局對華人徵稅的權力為由下令將其解散。1848年12月29日王室敕令決定舉行新的議事公局選舉。(94) 雖有澳督解散議事公局，但卻不能取消議事會的存在和運作。
讞局 1848年3月13日，澳門讞局 (Junta de Justiça) 對軍人法庭 (Conselho de Guerra) 的兩項判決作出裁定，將對費爾南德斯 (Roque Aleixo Ferenandes) 的死刑判決改判為十五年苦役，確認了一審對曼努埃爾 (Joaquim Manoel) 和巴布蒂士達 (Antonio João Baptista) 的無罪判決，而將對佛雷勒 (Francisco Jozé Freire)、德薩 (Manoel Jozé de Sá) 和若澤 (Antonio Jozé) 的死刑改判為十年苦役，裁定書落款處由總督亞馬留、按察司卡內羅 (Carneiro)、總督副官羅沙 (B. M. de A.Roza)、顧辣特 (Goularte)、按察司衙門書吏阿吉諾 (Aquino)、席爾瓦 (Silva)、按察司衙門書吏佩雷拉 (Pereira) 等七人簽署。(95) 可見，澳門讞局已經在行使二審和上訴法庭的職能。
太醫局1848年9月30日，亞馬留發佈第17號訓令：為了公共服務機構的效益，有必要組織一個常設的衛生委員會 (Junta de Saúde，澳葡當局先後漢譯為“太醫局”和“醫局公會”)，以即時滿足該公共部門的一切要求，現任命下列人員組成該醫局：主治外科醫生特來斯 (Circurgião-mor Jozé Severo Vicente da Silva Telles)、外科醫生皮特 (Vicente de Paulo Salatwich Pitter) 和佛雷達斯(Thomaz Jozé de Freitas)。該醫局公會自此履行原軍人醫療委員會 (Junta de Saude Militar) 的職責，並按照相關規則和命令檢查炮兵營 (Batalhão de Artilheria) 和臨時營 (Batalhão Provizório) 的病員，本督去年5月26日任命組織臨時營特別醫療會 (Junta especial para o Batalhão Provizório) 的第15號訓令廢止。(96)
三、亞馬留政府的地位
亞馬留政府在奪取澳門管制權、改變澳門政治地位方面的作為，受到葡萄牙學者的着力研究和高度評價。例如，“亞馬留在澳門歷史上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97) 亞馬留是“葡萄牙在澳門進行殖民統治的第一個顯著的象徵”(98)。各種讚語不一而足。
對於本文所討論的澳葡當局殖民政府早期建制沿革而言，亞馬留政府無疑也是最重要的。亞馬留在其任期內增設了理事官署、公鈔會公所、公鈔房、太醫局，改造了監房，確認了船政廳等，使得澳葡當局的政府架構進一步完善。然而，亞馬留政府的重要性主要並不在於政府部門的創設方面。《中國叢報》第11-17卷的有關報導雖以“澳葡政府”(Portuguese Government in Macao) 為題，但實際上僅列舉了一些職務及其任者的名單，缺乏所屬部門的資訊，直到第19-20卷才開列了政府部門的名稱。 (99) 因此，有引者便誤認為這些部門都是在亞馬留時期新設的。其實，這些部門中的大部分在亞馬留之前就已經存在並開始運作。本文的研究表明，就澳葡政府結構的沿革而言，亞馬留政府的變革主要在於，它改變了澳葡權力結構演變的進程，使得澳葡當局政府架構的內涵符合了葡萄牙海外省立法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具體而言表現在如下諸方面：
第一，澳門總督府並非亞馬留首創，但正是他真正以地方政府的態勢發佈並實施管理章程，直接與中國政府官員形成事實上的對抗狀態，追求並行使一定地域範圍內的排他性管治權，擅奪駐澳官員的管轄權，在粵海關關部行臺和左堂撤離澳門後，澳門總督由葡人的“兵頭”變成了符合葡萄牙海外立法體系預設的“總督”，使總督府由澳葡人內部事務的權力中心真正成為澳門地區的地方權力中心。
第二，亞馬留通過其司法改革，將居澳葡人致死華人命案以及葡人在華土犯罪案件的審判權收歸澳門按察司和讞局，使得葡萄牙人擺脫了中國司法的制裁。更有甚者，通過華政理事官署的設立，將居澳華人納入了葡萄牙司法審判權之下。這兩個變化，顯著地改變了居澳葡人長期以來所處的被管理者的地位，也是葡萄牙官方所追求的“澳門新地位”的實質性內涵。
第三，亞馬留任內增加了物業稅、生意公鈔等新的稅種，開闢了專營承充、鴉片專賣等新的稅源，改變了財稅的構成，增設了公鈔會公所、公鈔房等稅收部門，建立起了作為海外省所必需的財稅體制。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開徵公鈔和設立專營制度，他將作為澳門人口主體的華人群體納入徵稅範圍，從而建立起了以地域為基礎而非僅針對特定族群的稅收體系，改變了澳葡當局稅收部門行使權力的性質，即行使了基於地域管轄權的稽查徵稅權力。
第四，亞馬留確立了港口管理部門船政廳，制定並實施了港口管理章程，真正落實了葡王的“自由港令”，改變了澳門港口的性質。特別是迫使中國海關和澳門縣丞 (左堂) 內遷前山，從而使澳葡政府及其船政部門成為了澳門港口的實際管理者，依照自己所制定的港口章程對進出澳門各口岸的所有船隻實施稽查、管制並徵收泊稅，行使了港口管理者的職能，從而改變了澳門港口管理權的歸屬。
第五，葡人居澳具有了軍事佔領性質。自首任澳門總督抵澳，澳門城就有葡萄牙的軍事存在，但是，澳城要塞駐軍祇是為了保護澳門城免受海盜和“歐洲之敵”的入侵，而非用來對抗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管轄。葡人居澳係屬租居，以繳稅納租和遵紀守法為前提，而非以武力為後盾。然而亞馬留不僅擴大了駐澳軍隊的構成，而且改變了它的職能。他所領導的軍隊被用於鎮壓澳門華人對殖民管治的反抗，成為了他奪取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管轄權、維持葡萄牙人在澳治權的政治工具。由此，澳門總督完成了由“兵頭”到“澳門地區最高軍事指揮官”的轉變，駐澳軍隊的職能亦由澳城防衛演變為領土佔領軍，葡人居澳也由租居變成了佔據。
小 結
亞馬留是“葡萄牙在澳門進行殖民統治的第一個顯著的象徵”(100)。他的政府自然地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即使在當地的葡人社群中也是如此，但它標誌着混合司法體制 (o sistema de jurisdiçãomista) 的結束，轉而成為了完全由葡萄牙人獨立行使的主權 (a soberania)。(101) 誠然，以上所歸納的變化在澳葡當局政府架構演變的歷史進程中僅具有標誌意義，並不意味亞馬留已將這些變化進行到底，歷史進程已不可逆轉。事實上，在亞馬留於1849年8月22日被刺殺之後，澳葡當局不得不面對重建和鞏固澳葡殖民管治秩序的艱巨任務。(102)
結 語
通過上文的具體考察，試對本文前言中所提出的問題作出結論性陳述。
第一，各部門設立的時間。經過對各部門的個案考察，本文基本理清了各主要部門設立的時序。總督衙門之設嘗試於1836年改革之後，經1844年敕令確認，及至亞馬留到任時已具雛形，亞馬留任內將其完善，使之成為澳門地區的權力中心。按照1844年敕令的規定，“總督公會”代替臨時性的“Conselho Governativo”而成為常設機構，行使敕令所賦予的職能。司法領域的改革肇始於1803年攝政王子令，經1836年改革和1844年敕令，至亞馬留到任前，按察司衙門和讞局已經成為澳葡常規機構。按照1844年敕令對澳門政府架構的安排，澳門公物會於1845年4月開始運作，全面接管澳門葡人的財政事務。亞馬留到任後在奪取華人管治權的同時着手組建華人事務機構，及至1847年4月21日訓令，理事官署已被單列為一個由八人組成的部門，同年8月20日第526號部令確認其為獨立於議事公局而隸屬於輔政司署的部門。因應建立新稅制的需要，亞馬留新創了公鈔會公所和公鈔房，行使稅收方案編制和稅款徵收之責。
第二，官職(或職位)與部門的區別。在過往研究中由於誤把職銜當作部門，所描述出來的政府架構與實際情況產生了較大出入。事實上，議事會不論作為1836年改革前的議事機構，還是作為改革後的市政機構，均無下屬機構可言；普通法官、委嚟哆 (市政官)、理事官、司庫等，都是其組成人員的官職 (Officio) 或職位 (Lugar)，並非它的下屬機構。輔政司和總督副官不是總督的附屬機構，更非亞馬留時期所增設，而是總督衙門的組成人員。炮臺指揮官是炮臺要塞駐軍的首領，並不是“軍事部門”。
更值得注意的是，論者多有提到澳葡政府架構中的四個“部門”：“按察司”、“輔政司”、“律政司”和“工務司”。其實，它門均非政府部門。必須指出的事實是，在澳葡殖民政府的早期階段，從未有過以“司”命名的司級政府機構。“ 按察司” 是澳門地區法院的法官(Juiz de Direito)，他所領導的部門是“按察司衙門”(Juizo de Direito)。“輔政司”是政府秘書(Secretario do Governo)，他所領導的部門是 “輔政司署”(Secretaria do Governo)。“工務司”是公共工程的主管 (Director das Obras Publicas)，他所領導的部門是工程公所 (Direcção das Obras Publicas)。最大的誤會在於對“律政司”(Delegado do Procurador da Corôa e Fazenda) 的解釋。律政司不僅不是政府部門名稱，甚至也不是歸澳督管轄的澳葡政府的官員。他是葡萄牙派駐海外省的司法欽差，同時是總督公會、按察司衙門、公物會、公鈔會和議政公會的委員；他雖有律師資格，但卻是檢察官，扮演公訴人角色。葡萄牙共和國建立後，其葡語名稱演變為“Delegado do Procurador da Republica”，意為“初級檢察官”，漢語名稱仍沿用“律政司”，自1924年起，澳葡當局陸續使用了官方漢譯名“檢察官”和“檢察官署”(Delegacia da Procuradoria da Republica)。所以，律政司才是澳葡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檢察官，他與理華政事官完全是兩回事。(103)
第三，部門混淆的澄清。按照1844年敕令的規定，澳門設立“Conselho do Governo”，澳葡當局採用的官方漢語名稱是“總督公會”，直到1926年《澳門殖民地章程》實施後改稱為“議政會議”；而在澳葡當局於1877年5月刊佈於《澳門憲報》的〈政府機構葡漢名稱對照表〉中，另有一個叫做“議政公會”的部門。今人未與歷史上的名稱核對，將“Conselho do Governo”漢譯為“政務委員會”。於是，有關論著便將“政務委員會”與 “議政公會”混為一談，進而導致了“總督公會”與“議政公會”的混淆。核對葡語原文可知，“議政公會”指的是“Conselho da Provincia”，亞馬留時期尚無此機構。(104)“政務委員會”其實是“總督公會”的後出今譯名，而非“議政公會”固有的異稱。前揭《中國叢報》所刊佈的澳葡政府機構中的“Council of Government”，是指總督公會，而非“議政公會”；“Governor’s Department”是指“總督衙門”(或總督府)，而非“ 總督公會” 。事實上， 在亞馬留總督被刺之後和官也總督 (Pedro Alexandrino da Cunha) 病世之後行使澳門省政府權力的都是總督公會 (Conselho do Governo)，而非“議政公會”(Conselho da Provincia)。(105) 此外，不論“總督公會”，還是“議政公會”，自始就是依照葡萄牙海外立法而設立的澳葡當局的常設機構。
第四，新設部門與議事會的關係。先以理事官署而論。對華人管轄權的實施始自亞馬留，而專責華人事務的理事官署亦為亞馬留新創。雖然理事官的頭銜及其任者轉借自議事會的理事官，但其管理華人之權乃海外省法令所賦予，而非議事會原有權力的分割與轉化；作為理事官署的領導，他已經演變為澳葡當局的華政官，其所領導的部門是一個依照海外省法令而新設的專責華人事務的職能部門。(106)
再以公物會而論。1836年12月7日敕令頒行後，議事會司庫(tesoureiro do concelho)改稱“公物司庫”(Thezoureiro da Fazenda Publica)，但財政事務均在議事會討論，由總督、按察司、議事會委員參加，會議所形成的決定由全體與會者簽署確認，議事會並不存在一個下屬的財稅機構。1844年組建澳門省的敕令要求按照1837年1月16日敕令規定在澳門設立公物會。雖然其成員中包括了原議事會的司庫，但公物會是按照葡萄牙海外省法令的規定而設立的新部門。
至於公鈔會公所和公鈔房，完全是亞馬留為推行殖民管治澳門而新設的部門。而按察司衙門和讞局，亦是另有所出，與議事會並無淵源關係。
第五，法規文本與實際進程的差異。研究澳門政治發展史，特別是近代澳葡殖民政府架構的沿革進程，不可將法規文本的頒佈與實際的演變進程簡單等同。一道里斯本的王室敕令，或可使澳門總督主導居澳葡人的內部事務，但斷不可能主導澳門的政治生活。居澳葡人政治地位的變化，並不單純取決於葡萄牙政府的願望。1844年組建澳門省的敕令和1845年的“自由港令”，祇是為澳門的政治獨立和葡萄牙的管轄權做了法律上的預設，令所謂“亞馬留行動”有了葡萄牙法律上的法理依據而已。在憲法上將澳門列為葡萄牙屬地的要求，在其貫徹過程中一再被中國官員管理澳門的事實所否定。而在“亞馬留行動”產生實際效果、尤其是中國官員撤離澳門之後，葡萄牙海外省立法所預設的澳門省才由法律文本的宣示變成了現實的存在。
第六，部門體系變化的實質內涵。長期以來有關論者十分強調總督權力的增強、議事會的衰落和判事官的消失所具有的變革意義。其實，議事會原本就祇是一個居澳葡人內部的議事機構而非管治澳門城的地方政府。總督府代替議事會成為行政主導，按察司代替判事官行使司法權，船政廳代替海關行使港務管理權，公物會代替司庫行使財政管理權，增設公鈔會公所和公鈔房作為公鈔估議和徵收機構，制定新章程對監房加以規範和管理，駐兵由一個營增加到了二個營，等等。凡此種種，其變化不可謂不顯著。然而，如果總督府不能取代中國海關和左堂而成為當地的排他性行政權力中心，上述各部門所行使的權力不能推及作為澳門人口主體的華人群體，駐澳部隊一如既往地僅負責澳門城防與治安而非佔領軍，那麼，上述一切變化都不過是葡人內部權力結構的調整而已。“亞馬留行動”的重要性恰恰就在於，不僅使長期以來處於被管治地位的葡萄牙人擺脫了中國政府的管轄(包括拒繳地租)，而且反客為主對澳門主體人口華人實施管轄，從而將葡人內部事務的權力中心變成了澳門地區的權力中心，將葡人居澳的性質由租居變成了佔據，將他所領導的政府建立在了領土管轄權的基礎之上，從而達到了葡萄牙立法所追求的政治目標，建立起了符合葡萄牙法律所預設的、作為葡萄牙海外屬地管理者的海外省政府。這便是本文所論澳葡政府架構沿革的實質性內涵所在。
【註】
(1) Lia Arez Ferreira do Amaral, O Significado do Governo de Ferreira do Amaral em Macau (1846-1849), Lisboa: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44, 2 Vols; 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主編《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薩安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 (1841-1854)》，金國平譯，里斯本：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1997年；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 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2;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O Tratado Impossivel - Um Exercício de Diplomacia Luso-Chinesa num Contexto Internacional em Mudança, 1842-1887. Lisboa: 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 de Portugal, 2006; 黃慶華：《中葡關係史 (1513-1999)》(中冊)，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
(2) Bento da Franç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1888, pp. 172, 185, 186, 189,193, 198; Bento da França, Macau, Lisboa: Companhia Nacional Editora, 1890, pp. 22-25, 28.
(3) Lia Arez Ferreira do Amaral, O Significado do Governo de Ferreira do Amaral em Macau (1846-1849), Lisboa: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44, Vol. I, pp. 49-71, 85-93; Vol. II, pp. 7-20, 31-49.
(4) António da Silva Rego, O Ultramar Português no SéculoXIX(1834-1910), Lisboa: Agencia-Geral do Ultramar,2.a Edição, 1966, pp. 12-13, 70-71, 373-376.
(5) A. H. de Oliveira Marques (dir.), 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 3.o Volume, Macau e Timor – Do Antigo Regime à República.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2000, pp. 301-306.
(6)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 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2, pp. 71-77, 192, 233-240, 243-288.
(7)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頁101、104-105、136、147。
(8) 葉農：〈澳葡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構的形成與演變〉，湯開建主編《澳門歷史研究》第2集，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3年；又見《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頁116-122；吳志良、林發欽、何志輝主編《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歷史卷 (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1133-1150。
(9)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e Macao”，為澳葡當局以葡文編輯出版之政府公報，葡文名稱前後多有變化，澳門與帝汶、梭羅合併後改為“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1880年第一期始有報頭漢譯名“澳門地捫憲報”，1896年澳門與帝汶分離後改稱“澳門憲報”。本文按照學界慣例將其統稱為“澳門憲報”。
(10) “Constituição Portuguesa de 1822”, in República e Laicidade, Documentos, p. 7.
(11) 分別參見該憲法第八條、第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二條、第三十八條、第七十四條。
(12) António da Silva Rego, O Ultramar Português no SéculoXIX(1834-1910), Lisboa: Agência-Geral do Ultramar,2.a Edição, p. 10.
(13)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1820-1974), Macau: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a Edição de 1991,p. 21.
(14) J. A. Ismael Gracias (ed.), Carta Constituição da Monarchia Portugueza e Seus Actos Addicionaes, Nova Goa: Imprensa Nacional, 1895, p. 2.
(15)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 (1820-1974), p. 22.
(16) J. A. Ismael Gracias (ed.), Carta Constituição da Monarchia Portugueza e Seus Actos Addicionaes, “Prefacio”,p. XXII.
(17)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 (1820-1974), p. 22.
(18) António da Silva Rego, O Ultramar Português no SéculoXIX(1834-1910), p. 11.
(19) “Relatorio do Secretario d’Estado dos Negocios da Marinha e do Ultramar”,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5, 5 de Fevereiro de 1846, p. 1.
(20) “Decreto de 7 de Dezembro de 1836”, in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 (1820-1974), Anexo 1, pp. 79-80.
(21) “Decreto Judicial de 7 de Dezembro de 1836”,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6, 12 de Fevereiro de 1846,pp. 1-2.
(22) “Decreto Restabelecendo as Juntas de Fazendas em Todas as Provincias Ultramarinas, 16 de Janeiro de 1837”,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5, 05-02-1846, p. 2.
(23) “Constituicao de 1838”, in República e Laicidade,Documentos, p. 34.
(24) 例如1843年2月15日改組海事暨海外部的敕令、1844年9月20日組建澳門帝汶梭欏省的敕令等。
(25) “Acto Addicional á Carta Constitucional da Monarchia de 5 de Julho de 1852”, in J. A. Ismael Gracias (ed.), Carta Constituição da Monarchia Portugueza e Seus Actos Addicionaes, p. 53.
(26)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3, 19 de Setembro de 1838,p. 9. Vol. I, No. 5, 3 de Outubro de 1838, p. 17.
(27)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10, 7 de Novembro de 1838,p. 38; No. 12, 21 de Novembro de 1838, pp. 45-46;No. 13, 28 de Novembro de 1838, p. 50; No. 15, 12 de Dezembro de 1838, pp. 57-58.
(28) Pe. Manuel Teixeira, Cem Anos de Vida do Quartel dos Mouros, 1874-1974,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4,p. 13.
(29)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3, 19 de Setembro de 1838, p. 9.
(30)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6, 10 de Outubro de 1838, p. 22.
(31) 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Vol. 3,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1995, p. 86.
(32)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4, 26 de Setembro de 1838, p. 13.
(33) “Copia dos §os. da Sessão do Leal Senado de 14 de Julho de 1838”,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5, 3 de Outubro de1838, p. 17; “Copia dos §os. da Sessão do Leal Senado de29 de Agosto de 1838”,“Copia dos §os. da Sessão do Leal Senado de 5 de Setembro de 1838”, in Boletim Official,Vol. I, No. 13, 28 de Novembro de 1838, p. 49.
(34) 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XIII, N.o 3, Março de1970, p. 189.
(35)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3, 19 de Setembro de 1838,pp. 9-10.
(36) “João Baptista Gomes Substituto do Juiz de Direito comas Atribuições do Antigo Ouvidor nesta Cidade do Nomes de Deos de Macao na China por Sua Magestade Fidellissima Que Deos Ge. & a”, in Boletim Official,Vol. I, No. 6, 10 de Outubro de 1838, p. 22.
(37) Alfredo Gomes Dias, Macau e A I Guerra do Ópio, AnexosI, Doc. N.o 7,“Relatorio anexo ao Oficio N.o 26 de 26 de Setembro de 1839 do Juiz de Direito de Macau, José Maria Rodrigues de Bastos”, p. 137.
(38) Pe. 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79.
(39) 轉引自 Pe. 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pp. 180, 181.
(40)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4, 26 de Setembro de 1838,p. 14.
(41)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6, 10 de Outubro de 1838,p. 24; Vol. I, No. 7, 17 de Outubro de 1838, p. 25.
(42) Boletim Official, Vol. III, No 16, 9 de Setembro de 1848,p. 63.
(43)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 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 p. 163.
(44) 參見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 (1841-1854)》，頁36-78、236-239；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 pp. 36-58.
(45) C. A . Montalto de Jesus, Macau Histórico, Primeira Edição Portuguesa da Versão Apreendida em 1926, Macau:Livros do Oriente, 1990, p. 195.
(46) “Decreto de 20 de Setembro de 1844”, in Boletim Official,Vol. I, Num 1, 8 de Janeiro de 1846, pp. 1-2. 本文凡引用該文獻，不另做註。
(47) 1926年《澳門組織章程》實施後改譯為“政務會議”。
(48) Jorge Morbey, Manual de Direito Constituicional, Tomo I,4.a ed., Coimbra: Coimbra Editora, 1990, p. 42. in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 (1820-1974), p. 27.
(49) Francisco Gonçalves Pereira, Portugal, a China e a“Questão de Macau”,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5, pp. 31-32.
(50) “Portaria No. 50 de 28 de Fevereiro de 1846”,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9, 5 de Março de 1846.
(51) 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Vol. 3, p. 114.
(52) Manuel A. Ribeiro Rodrigues, 400 Anos de Organização e Uniformes Militares em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de Macau, 1999, pp. 101, 235.
(53)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1, 8 de Janeiro de 1846, p. 2.
(54)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16, 23 de Abril de 1846, p. 1.
(55) Boletim Official, Vol. II, No. 33 e 34, 28 de Outubro de1847, p. 128.
(56)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 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 p. 73.
(57) José Antonio Maia, Memória sobre a Franquia do Porto de Macau, Lisboa: Typographia da Revolução de Setembro,1849,“Mappas B”, p. 77.
(58)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8, 26 de Fevereiro de 1846, p. 1.
(59) Boletim Official, Vol. XXV, Supplemento ao No. 40, 8 de Outubro de 1879, p. 243.
(60)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 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 p. 73.
(61) “Decreto de 20 de Novembro de 1845”, in Boletim Official,Vol. I, No. 9, 05-03-1846, p. 2. 又見 José António Maia,Memória sobre a Franquia do Porto de Macao, Lisboa: Typ.da Revolução de Septembro, 1849, pp. 57-58.
(62)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2, 15 de Jeneiro de 1846, p. 4.
(63) Pe. Manuel Teixeira, Cem Anos de Vida do Quartel dos Mouros, 1874-1974, p. 7.
(64)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13, 02-04-1846, p. 2.
(65) The Repository of China, Vol. 14, No. 1, January, 1845,pp. 18-19. 張註：《中國叢報》的記載有不確之處，“海關稅務員”實為“海關監督”(Administrador da Alfandega)，他不是議事會的成員。
(66)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 (1820-1974), p. 24.
(67)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 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 pp. 75-76.
(68) 詳情參見 Lia Arez Ferreira do Amaral, O Significado do Governo de Ferreira do Amaral em Macau (1846-1849), Vol. I, pp. 49-71, 85-93; Vol. II, pp. 7-20, 31-49； 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 頁85-167;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 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 pp. 113-183,191-221；黃慶華《中葡關係史 (1513-1999)》(中冊)，頁575-650。
(69) “Relação Regulando o Pagamento dos Vencimentos dos Empregados Públicos, Aprovado pela Portaria N.o 10,de 12 de Abril de 1847”,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II,No. 15, 17 de Abril de 1847, pp. 58-60. 張註：前引席爾瓦書中的“Gráfico III”似是依據該文件的資料繪製而成，但作者將其年份誤為“1848年”。參見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 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 p. 384.
(70) 張註：按照規定，“總督公會”和“讞局”由其它機構的領導組成，不重覆領薪，故在該名冊中未單獨列出。
(71)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17, 30 de Abril de 1846, p. 1;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18, 07-05-1846, p. 1.
(72)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26, 2 de Julho de 1846, p. 1.
(73) Boletim Official, Vol. II, No. 5, 4 de Fevereiro de 1847, p. 17.
(74) Boletim Official, Vol. II, No. 10, 13 de Março de 1847, p. 38.
(75)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 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 p. 246.
(76) “Portaria N.o 35 de 17 de Outubro de 1846”, in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42, 22 de Outubro de 1846, p. 3.
(77)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18, 7 de Maio de 1846, p. 1.
(78) “Portaria n.o 35 de 17 de Outubro de 1846, e Artigos do Regulamento do Batalhão Provizorio de Macao”in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42, 22 de Outubro de 1846, p. 3.
(79) Boletim Official, Vol. III, No. 8 (N.o XLIII), 3 de Abril de1848, p. 31.
(80) Armando António Azenha Cação, Unidades Militares de Macau, Macau: Imprensa Oficial de Macau, 1999, p. 46.
(81)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18, 7 de Maio de 1846, pp. 1-2.
(82)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40, 8 de Outubro de 1846, p. 2.
(83) Boletim Official, Vol. III, No. 20, 21 de Outubro de 1848,p. 81.
(84)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28, 16[18] de Julho de 1846,pp. 2-3.
(85)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30, 2 de Agosto de 1846, p. 1.
(86)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35, 3 de Setembro de 1846, p. 4.
(87) Boletim Official, Vol. II, No. 35, 20 de Novembro de 1847,p. 136.
(88) Boletim Official, Vol. II, No. 35, 20 de Novembro de 1847,p. 137.
(89) 詳見 Boletim Official, Vol. I, No. 50, 24 de Dezembro de1846, pp. 1-2.
(90) Boletim Official, Vol. II, No. 5, 4 de Fevereiro de 1847,p. 17.
(91) Boletim Official, Vol. II, No. 33 e 34, 28 de Outubro de1847, p. 128. 另參見 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 p. 279.
(92) Boletim Official, Vol. III, No. 16, 9 de Setembro de 1848,pp. 63-64.
(93) Boletim Official, Vol. II, No. 1, 7 de Janeiro de 1847, p. 1.
(94) “Decreto de 29 de Dezembro de 1848”, in Boletim Official,No. 62 de 1849, p. 20.
(95) Boletim Official, Vol. III, No. 6 (N.o XLI.), 20 de Marçode 1848, p. 23.
(96) Boletim Official, Vol. III, No. 20(N.o LV.), 21 de Outubro de 1848, p. 81.
(97) Padre 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Macau:Imprensa Nacional de Macau, 2.a edição, p. 401.
(98) Joreg Morbey, Manual de Direito Constitucional, Tomo I,4.a edição, Coimbra Editora, 1999, p. 47, citada em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 (1820-1974), p. 28.
(99)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 January, 1842, No. 1,p. 54; Vol. XII, January, 1843, No. 1, p. 18; Vol. XIII,January, 1844, No. 1, pp. 18-19; Vol. XIV, January,1845, No. 1, January, 1845, pp. 18-19; Vol. XV, January,1846, No. 1, p. 10; Vol. XVII, January, 1848, No. 1,p. 10; Vol. XIX, January, 1850, No. 1, p. 13; Vol. XX,January, 1851, No. 1, p. 15.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
(100) Jorge Morbey, Manual de Direito Constitucional, Tomo I,4.a edição, Coimbra Editora, 1999, p. 47. citado em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 (1820-1974), p. 28.
(101) Jorge Noronha e Silveira,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 1820-1974), pp. 28-29.
(102) 關於這一問題，筆者將另文討論。
(103) 關於“理事官”與“檢察官”名實之歷史演變，筆者將另文詳考。
(104) 1844年9月20日敕令沒有規定在澳門設立“Conselho da Provincia”。直到1869年12月1日，葡萄牙頒佈了改革海外省體制的敕令，規定在澳門設立“Conselho da Provincia”。詳見 Boletim Official, Vol. XVI, N.o 6, 7de Fevereiro de 1870, p. 25.
(105) 詳見Carlos José Caldeira, Apontamentos de Uma Viagem de Lisboa à China e da China a Lisboa. Vol. I, Lisboa:Tipographia de G. M. Martins, 1852, pp. 113-114, 116;Maria Teresa Lopes da Silva, Transição de Macau para a Modernidade, 1841-1853: Ferreira do Amaral e a Construção da Soberania Portuguesa, pp. 308, 316.
(106)詳見張廷茂：〈晚清澳門華政衙門源流考〉，《韋卓民與中西方文化交流——“第二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228-230。
* 張廷茂，歷史學博士，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