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日本教會史》一書對於天主教傳教史和中日文化史具有極其珍貴的價值。書稿基於編撰者在亞洲實地考察獲得的真實記錄編撰而成，其宏大的篇幅和廣泛的涉及面，不同於其他的教會史書。耶穌會授命葡萄牙傳教士羅德里格斯編撰《日本教會史》，係出於對他綜合能力的考量，而其他參與編撰的若干名耶穌會士能夠協助編撰，均得益於他們的拉丁語能力及日本學學問的精深；其中研究宗教的日本學者也作為助手，在書稿的編撰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日本教會史》的現存版本有兩種：阿儒達版本和馬德里版本。《日本教會史》的日譯本是依據葡萄牙里斯本的阿儒達文庫所收藏的18世紀抄本翻譯而成的。羅德里格斯等人的這篇巨作當時並不為耶穌會長老重視，故並未受到符合其功績的評價。然而在當時的葡萄牙傳教士中，羅德里格斯等人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們為天主教亞洲傳教史做出的貢獻不容忽視。
關鍵詞 《日本教會史》；編撰者；版本；羅德里格斯；耶穌會傳教士
一、引 言
《日本教會史》一書的編者是身居澳門的葡萄牙傳教士若昂·羅德里格斯（João Rodrigues，中文名：陸若漢）。他是最早介紹中國和日本的天主教傳教史的歐洲人。日本史學家土井忠生指出，《日本教會史》作為天主教傳教史和中日文化史的原始資料“具有極其珍貴的價值”1。該書多層次的結構篇幅和涉及面廣的內容，充分展現出編者十分熟知中國和日本的風土人情，接觸過諸多亞洲事物。該書是在直接與當地人接觸並經過深入調查的所見所聞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這是它與其他教會史書的不同之處。
從日本被驅逐至澳門的羅德里格斯當時剛脫稿《日本小文典》不久，就接到了編撰《日本教會史》的任務，於是奉命投入到編撰工作中。然而，由於遠離生活了多年的日本，身在澳門的處境無疑讓他的編撰工作困難重重。幸好耶穌會還委派了當時也在澳門、曾為天正少年遣歐使團成員的原馬爾奇諾（Martinho Hara）等人協助羅德里格斯的工作。這幾位傳教士精通拉丁語，使得編撰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日本教會史》編撰者人選的確定實際上曾經歷過一段波折。初始並非由羅德里格斯擔任，但最終之所以更換編撰者，並選定由不擅長用葡萄牙語寫作的羅德里格斯來擔此重任，想必是耶穌會做出了慎重的考慮。對於此段歷史，本文在查閱很多相關史料和研究論著的基礎上，試做一考證性的分析，同時對《日本教會史》編撰過程中出現的人物和事件，以及現存版本的結構內容做一概括性的介紹和闡述。
二、編撰者易人的過程
耶穌會羅馬總會製定這項編撰《日本教會史》的計劃是在1610年，並積極提出由在日本管區有實地生活經驗的人作為編撰的擔當者。耶穌會最初的目標鎖定在早年居住日本、和羅德里格斯一樣富有經驗和實力的馬特烏斯·德·考洛斯（Mateus de Couros）身上。
考洛斯最初收到編撰《日本教會史》的正式命令是在1612年，但此後的幾年日本國內處於傳教士遭受大批驅逐的艱難時期。嚴酷的環境，緊張的形勢，加上他自身的身體狀況，都阻礙了滿懷激情的考洛斯投入執筆工作。當時考洛斯正擔任有馬神學院和附屬神學院院長等職務，接到編撰命令後考洛斯曾向管區長提出，希望能辭去院長的職務，為馬上要開始的教會史編撰做必要的準備工作。在奧格斯堡出版《日本的天主教現狀》2一書的耶穌會士尼格拉斯·托利戈（Nicolas Trigault）在序言中提道：
有一名日本的同事（耶穌會士）目前正在編寫一本詳細的（教會）記錄，故關於日本的傳教歷史就不在此重新敘述。3
這名“日本同事”就是指考洛斯。然而，時勢並不如考洛斯所想象的那般順利。受有馬晴信燒燬葡萄牙商船事件的影響，他的學生以及管區的教徒均遭到有馬的追殺，被迫轉移至長崎郊外的全聖者學院。為了安慰和鼓勵聚集在該學院的教徒，考洛斯不得不悉心照顧他們的一切生活起居，同時還擔任聆聽長崎周邊3000多信徒懺悔的重任。此外，從有關殉教者的調查到耶穌會年報的編撰，管區長接連不斷地將重大的事務交給考洛斯。他無暇顧及《日本教會史》的編撰，收到命令之後很快就過了5年光景。土井忠生在敘述這段歷史時指出：
考洛斯曾向管區長提出要求辭去有馬神學院院長一職，移居到京都的修道院，因為京都有熟悉日本情況的日本學者近在咫尺，編撰中有必要時，隨時可以與他們商量。並強調他自己生來笨拙、才疏學淺，照顧那些遭迫害的教徒已經使他身心疲憊、寢食難安。現在得到委任編撰歷史書的絕好機會，這是一件自己所樂於從事的工作，希望羅馬也發出命令讓自己能專心致志地實現此愿望。可是，羅馬的回覆卻要考洛斯繼續擔任現在的工作，利用工作之餘來推進教會歷史書的編撰。4
羅馬的回信是在1613年。當時考洛斯正重病在身，雙手處於完全麻木的狀態。1614年，羅馬總會長針對日本管區會議的備忘錄發來指示，其中明確提到讓考洛斯承擔編撰《日本教會史》的任務。考洛斯讀此信後激動萬分，發誓說：
吾師吩咐我撰寫，我理解吾師心意，必竭盡全力投入準備，盡快完成之。5
這的確是考洛斯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信念。
但此後發生的事情正如土井忠生所記述：
翌年1614年由於“伴天連驅逐令”的頒佈，身患重病的考洛斯與其他傳教士一起隱遁澳門，在那裡度過了8個月的療養生活，得以保住性命。在考洛斯逐漸康復的1615年，接到重振耶穌會的命令再赴日本。返日後的考洛斯受當時的副管區長熱羅尼莫·羅德里格斯的指令，只是日夜疲於照料4000人的生活，教會史的事情再無人提及。6
5年後（自1612年）的1617年12月1日，羅馬總會長發來的信函中再度下令考洛斯撰寫《日本教會史》，該信函到達長崎是1620年8月。此前考洛斯亦收到巡視員熱羅尼莫·羅德里格斯從澳門發來的、寫信日期為1616年的信函7，該信的內容與總會長的指示完全相反。信中告知考洛斯，《日本教會史》的編輯工作已決定讓另外的人參與，其中第一部分由耶穌會“通辭”傳教士羅德里格斯和日本傳教士原馬爾奇諾來承擔。對此考洛斯答覆說：
他們也許會編寫出與本人（考洛斯──筆者註）思路完全不同的東西。8
之後，考洛斯經過仔細反省這5年間編撰工作一直無法進行的原因，認識到自己才疏學淺，並不適合編撰如此重要的歷史書籍，而且參與編寫的另一方又互不熟悉、風格迥異，便遵從巡視員的指示與羅德里格斯等人合作編書。後來因各種因素，考洛斯乾脆放棄了參與編寫的打算，完全從編撰工作中退出。放棄這項工作對於考洛斯來說不僅減去了身上一個過於沉重的負擔，而且他也相信從很多方面來看的確有人更加勝任。考洛斯經過反覆斟酌，認為辭退這項使命為上策，便於1620年10月10日從加津佐給耶穌會總會長寄去一信表明自己的態度。
1567年生於葡萄牙里斯本的馬特烏斯·德·考洛斯，16歲時加入耶穌會。那時正值日本天正少年遣歐使節團經葡萄牙前往羅馬，年輕的考洛斯親眼目睹那種輝煌深受感染，興奮萬分。1586年加入返回日本的使節團隊伍，經過果阿、澳門，1590年和巡視員范禮安一起到達嚮往已久的日本島，之後便留在長崎學習。據1592年11月編製的日本耶穌會士名冊的記載，長崎郊外的全聖者學院的住院學員中有“伴天連”（傳教士）佩羅·保羅、“伊魯曼”（修道士）若昂·羅德里格斯，以及馬特烏斯·德·考洛斯三人。其中註明：
此三人均精通日語，能夠用日語流利地傳教、寫作，而且都在神學的在讀學生之中。9
來日本僅2年的考洛斯日語進步如此之快，能得到如此高度評價，充分證明他自身所具有的卓越才賦。以後的幾年圍繞《日本教會史》的編著，處於微妙而特殊關係中的羅德里格斯和考洛斯有過較多接觸，二人似乎頗有緣分。他們的日本語能力齊頭並進，又先後離開日本前往澳門獲得神父的資格。但羅德里格斯大多時間待在長崎耶穌會本部工作，考洛斯則多直接從事傳教工作10；羅德里格斯身體一直很健康，而考洛斯則體弱多病。1613年兩手完全麻木、重病纏身的考洛斯已經完全不能自由地書寫，簽署他名字的書簡多由他人代筆。1617年他在長崎被任命為日本管區長時也是重病在身，其健康狀況一直令支持他的人們擔心。11 巡視員范禮安離開日本前曾與他約定，將為他向羅馬總會提出強烈請求：“給考洛斯為期3年並影響其編撰《日本教會史》的管區長工作劃上句號。”12
然而，范禮安於1606年12月在澳門病逝，因此未能履行此約定。基於考洛斯當時的工作和身體狀況，即使范禮安將他的誠意傳達給羅馬總會長，由於繁忙和多病，他也難以完成《日本教會史》的編撰工作。從當時的背景來看，可以認為考洛斯得知巡視員更換了《日本教會史》的編撰人後仍能平靜地接受這一決定，並主動要求徹底退出編撰工作，讓賢給羅德里格斯的舉動是十分明智的。13
取代考洛斯編撰《日本教會史》的羅德里格斯究竟是以怎樣的實力取得這個殊榮的？我們可以從1620年9月澳門編製的日本管區屬下的耶穌會士名冊上有關考洛斯和羅德里格斯的記載中得到對這二人的學業、才能和資歷方面的比較：
馬特烏斯·德·考洛斯，里斯本出生的葡萄牙人。年齡52歲，在會37年，身體良好。拉丁語課程修完，神學課程學習3年，教授人文學3年、倫理學2年，先後擔任志岐學院和天草島的長老2年、有馬的院長5年、管區長4年，現任管區長顧問，兼薦言人。1602年作四項宣誓，精通日語，可用日語傳教。
若昂·羅德里格斯，拉美古教區塞南賽尼埃村出生的葡萄牙人，年齡59歲，在會42年，身体健康。哲學課程修完，學習4年神學課程。教授拉丁語課程4年，擔任該管區（日本管區）的司庫12年。1601年作四項宣誓，精通日語和日本的事物，能流利地用日語傳教。14
羅德里格斯的出生地貝拉地區是葡萄牙中部的丘陵地帶，這裡的人多為農民，一般體格健壯，與考洛斯在首都出生城市長大的背景完全不同。正如土井忠生所稱：
羅德里格斯在遙遠的充滿濃郁鄉音的環境中長大，在故鄉沒有條件接受教育和教養，少年時期就遠離故土來到國外。考洛斯則在葡萄牙有代表性的學府科英布拉學院師從被稱作聖人的一位修練長勤勉學習。在這一點上，二人形成鮮明的對比。15
羅德里格斯身為葡萄牙人卻終生為其故鄉的語言所煩惱。16 用葡萄牙語來撰寫文章，對於未在本國受過正規教育的羅德里格斯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困難可以想象。作為《日本教會史》的執筆人，羅馬總會長首先選中考洛斯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至於後來讓羅德里格斯取代考洛斯擔此重任，也許是因為在諸多涉及出生地、教養等條件之外，巡視員還考慮到其他重要因素的緣故。正如考洛斯的後任管區長巴範濟在幾年後寫給羅馬的信中所指出的：
考洛斯先生從11年前起就經常生病，編寫《日本教會史》的工作幾乎都做不了。因此，巡視員（熱羅尼莫·羅德里格斯——筆者註）就把他这項工作免除了。我向巡視員提議，把這項工作全部交給若阿·羅德里格斯先生，我認為由若昂·羅德里格斯先生收集資料，進行整理並儘可能寫得通俗易懂，再由其他人進行加工，就能成為一本好書。因此，我今年將繼續把有關日本教會史的文件寄往澳門。17
可以說，羅德里格斯受到如此的推薦也是出於耶穌會領導層對其才華和能力的認可。首先，他在日本生活了30多年，日語很流利，曾去過各地旅行，熟悉日本的地理文化和風土人情；其次，他稱得上是天主教傳教的一名先驅者，擔任過耶穌會不少重要職務，對日本教會的事情很精通；第三，羅德里格斯經常出入官府，知曉很多旁人無法得知的內幕；第四，他被驅逐到澳門暫沒有固定工作，時間上比較清閑，把編輯《日本教會史》的工作交給他，正好可以發揮其作用。不過耶穌會上層也清楚地意識到，不可能指望羅德里格斯編寫出文采四溢的大作，充其量只能讓他擔任一個收集整理日本教會資料的角色，撰寫成書還得依靠他人。羅德里格斯更是明白自己的葡語水平寫不出像樣的文章。他在1627年寄給羅馬的私人信件中這樣寫道：
眾所周知，我從小就離開歐洲，在這個國家（日本──筆者註）的荒野和森林中長大。因此，不知道葡萄牙語的文章該怎麼寫，也不知道怎樣才能把要說的事情寫得簡潔明瞭，而把事情不分順序地收集起來進行說明還可以。我不想給收到這封信的各位增添麻煩，除非是非寫不可的時候，一般我都覺得不好意思，所以儘量不寫。18
弗朗西斯科·維埃拉（Francisco Vieira）曾對羅德里格斯替換考洛斯一事提出反對意見。1618年，他巡視日本時問及該事情的始末。他認為沒有必要硬性地將《日本教會史》的編撰者由考洛斯換成羅德里格斯，並在顧問會議上強烈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他非常擔心這樣公然違背羅馬總會長的任命。但經過與會人員的說明，維埃拉瞭解到一些他不知情的實際原因和困難後，也只能表示尊重換人的意見。19 不久考洛斯便被告知：
已經有人在《日本教會史》的編撰上作了充分的準備，比他本人更加勝任，其他人很難與之相比。20
考洛斯表示可以理解耶穌會的決定，接受了這個自己並不愿意看到的事實。當1620年他再次接到羅馬總會下達的繼續編撰《日本教會史》的命令時，巡視員熱羅尼莫已經解除了如同沉重的十字架揹負在考洛斯身上的《日本教會史》編撰工作。從此，考洛斯便完全放棄了編寫教會歷史書的希望和留戀，一心撲在拯救靈魂的工作中，度過他所剩不多的時光。他是這樣來結束寫給總會長的信的：
自己唯一的安慰不在於是否能夠撰寫教會史，而很在意將自己的餘生奉獻給生活工作了31年的日本這個葡萄園，希望不要把他派往日本以外的其他國家。21
三、編撰過程中的人物和事件
1620年《日本小文典》正式出版以後，羅德里格斯便奉命全力以赴投入《日本教會史》的編撰工作。這一年9月編製的耶穌會人員名單中簡單地記述著：若昂·羅德里格斯先生，通辭，經驗豐富，目前正在編輯日本歷史書。22
當時受巡視員熱羅尼莫指定協助羅德里格斯編撰教會史的還有日本傳教士原馬爾奇諾以及若干名耶穌會士。1620年耶穌會編製的名冊中，巡視員熱羅尼莫對原馬爾奇諾作了如下簡要介紹：
馬爾奇諾·德·坎坡，中村領波佐見出生的日本人，年齡52歲，入會29年，身體一般。學習邏輯學3年，教授拉丁語法1年。精通日本學問，能用日語很好地傳教，1617年擔任主教助理。23
原馬爾奇諾出生於1568年。24 1580年日本開始設立神學院，他進入有馬神學院學習。兩年之後，14歲的原馬爾奇諾作為天正少年遣歐使團的副使節，與同為中村領出生、一同進入神學院就讀的中浦朱利安同時被選上。在伊東等4名少年使節中，他的拉丁語能力最強。少年使節團完成訪歐使命回到果阿的第6天，即1587年6月4日用拉丁語向范禮安作旅行報告的就是原馬爾奇諾。報告中高度稱讚在旅行中給予他們大力幫助的葡萄牙傳教士的功勞，報告被印成8頁紙的小冊子出版，這是在東洋第一次使用西洋印刷機出版的歐文刊物。1590年少年遣歐使節團返回日本後，隨同由范禮安率領、羅德里格斯任“通辭”的代表團前往謁見豐臣秀吉。儘管豐臣秀吉曾試圖將原馬爾奇諾等留在身邊作為伺童，但一心想加入耶穌會的4名少年使者於1591年7月一同進入天草的神學院繼續學習，原馬爾奇諾的拉丁語能力遠勝過其他3人，第二年便完成拉丁語的全部課程。25 此後，他還擔任了一年左右的拉丁語教師，學習了3年邏輯學，並作為傳教士在長崎任職，為耶穌會工作。26 1614年在驅逐令的逼迫下，原馬爾奇諾移居澳門，在當地被授予“聽懺悔師”一職。他能夠協助羅德里格斯編撰《日本教會史》，得益於他的拉丁語能力和精深的日本學問。
除原馬爾奇諾之外，還有一位名叫內藤路易斯的日本人協助羅德里格斯編撰《日本教會史》。內藤1584年12歲時進入高槻的神學院學習，花費了6年時間學習拉丁語之後，以“同宿”的身份在神學院教授日本宗教。1607年加入耶穌會，1613年在京都作為教師作日本宗教的演講，翌年被驅逐至澳門後也因“精通日本的學問三次向耶穌會士演講用日語撰寫的日本宗教”，故在1618年的名錄上有“日本宗教方面的教師”的記載。27 內藤路易斯在宗教方面的確是一位屈指可數的學者，他作為羅德里格斯的助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居住在澳門的傳教士和修道士中，熟悉日本事物被記錄到名冊上的另外還有數人。他們當中一定還有人在某些方面直接或間接地為羅德里格斯編撰《日本教會史》提供過幫助。
羅德里格斯最初提到有關《日本教會史》的編撰，是在1622年10月31日從澳門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書信中。羅德里格斯介紹自己在澳門的工作主要是為日本天主教編寫基於實地經驗的《教義問答書》，另外是在編輯彌補教師不足的書籍和條文，並談到要編寫一本日本歷史方面的書。他寫道：
正確地見證、瞭解事實的人都已相繼去世，我不再抱有不懂典雅文體的顧忌來撰寫歷史。他日印刷的時候，再對文章作修改和補充。（編撰）必須橫掃耶穌會一般傳教史上多見的、不符合事實且全憑錯誤的臆測編撰的充滿虛偽的東西。本人滯留日本45年28，已成為迄今最具資格的長者，編寫大部頭的文法書已公開出版，此後又為初學者製作要略，也得以出版。巡視員熱羅尼莫·羅德里格斯囑我編撰日本的教會史，據說此事是日本傳教士說服的結果，我因此心存感激，為那部歷史的最初部分傾注了精力。不管怎么說，本人對關白殿下（豐臣秀吉──筆者註）迫害前後的日本狀況比誰都知情，加上精通日本的語言和歷史，對宗教也有特別的研究，因此對日本的情況和習慣已經大部分做出準確的記述。日本教會史上最重要但最難記述的是我聖教徒聖方濟各·沙勿略來到日本直至克斯梅·德·托雷斯去世這跨越20年的初期歷史，此後的教會史只要查閱年報便可得知。我編輯了這些初期的歷史事件，特別要說明的是，我的目的是清楚地闡述事實，並不在於整理文章。文章和其名聲一起是為了他人而留給後世的。29
清晰而優美地整理文稿一般被視為作者欲將其美名傳給後世所必須的努力，羅德里格斯在信中也對此作了簡要陳述。羅德里格斯接著向羅馬報告了《日本教會史》編撰的進展情況：
有關日本歷史的部分很快就可編輯完。⋯⋯雖文體不優美，但此部分工作即將完成，接下來請一位文筆好的人做出整理吧。⋯⋯關於日本這個國家的各種事情、習慣以及從聖父聖方濟各·沙勿略先生來到日本至克斯梅·德·托雷斯先生去世前的最初20年，我如實地作出了記述。30
羅德里格斯埋怨前任和現任的巡視員31都不曾對這本歷史書的完成提供過援助，甚至連一句鼓勵的話也沒有。因此在匯報編撰進展時，也顯得有些悲觀：
虫和火把所有東西都吃掉了，我們和《日本教會史》也許處於同樣命運。《日本教會史》把日本傳教的最初40年分成兩大部分來寫，很多有直接經歷的當事人一個接一個地去世，⋯⋯32
書信的最後，羅德里格斯表達出今年想返回日本的願望，並自信地表示“現在雖已是59歲的年紀，卻有著超出年齡的精力和體力，完全沒有因為年齡的緣故而感到虛弱”。10年前作為代罪之身比其他人先一步被“天下殿”（德川家康）驅逐出日本，現“天下殿”已仙逝，自己熱切期盼能早日返回日本。而且近兩年日本管區長也有意讓他回日本，但巡視員熱羅尼莫不允許他回歸，故再次向羅馬總會長表白自己的心跡。33從1622年的這封書信可以推定當時羅德里格斯編撰的《日本教會史》已基本脫稿，而熱羅尼莫阻止羅德里格斯返日的真實意圖無法探明。不能實現返回日本夙願的羅德里格斯便著手修訂《日本教會史》初稿，期望從中得到慰籍。除了編撰《日本教會史》之外，羅德里格斯還被牽涉於與中國朝廷有關的煩雜事務中。
四、兩個版本和主要架構
《日本教會史》的修訂工作持續到何時，並沒有準確的記載。比較清晰的是羅德里格斯於1622年末已經寫完日本國土介紹和天主教日本傳教20年間（1549-1570）的事情，1627年又增補直至1590年的內容。1628年起，羅德里格斯多次進入中國內地忙於其他事務，可能沒有時間繼續執筆。從目前保存的《日本教會史》的構思目錄來看，羅德里格斯曾制定過一個野心很大的編撰計劃，長達8頁的目錄寫得十分詳細，目錄上留有羅德里格斯所做的不少筆記。如果照此構思，《日本教會史》將分成3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和第二部各為10卷，第三部預定為4卷。34 第一部為日本概論，內容包括介紹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宗教、歷史、美術、政治、神道、佛教、儒教等，準備各寫成1卷。第二部將日本傳教歷史按照耶穌會各位長老的在任期間劃分階段，此規劃整齊、構思新穎，只是根據長老在任期間的長短，內容的厚薄上有很大差別。如考洛斯的第一任期間只有3年的記錄，而巴範濟則有13年的歷史。第一卷是沙勿略時代（1549-1552），第二卷是托雷斯時代（1552-1570）等，总共計劃撰寫10卷。第三部的4卷，預定撰寫有關中國、印度和朝鮮的傳教經歷，再加上日本傳教的簡介。
《日本教會史》中的好幾卷很可能被埋沒在歐洲某個文書館內。迄今為止，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僅僅是很少一部分。據1747年在澳門耶穌會文書館擔任抄本監督的若昂·阿爾瓦雷斯（João Alvares）信中寫道：
從該書的標題頁來判斷，它描述的應該是1549到1634年間的日本歷史，但我找到的這卷僅僅是從1549年到1552年。至於其餘部分，儘管保存下來，卻是採用不同手法、不同語言的譯本，因此不在這次翻印的範圍之內。35
富有責任心的阿爾瓦雷斯沒有談及關於1553-1590年的記錄，故可以推測《日本教會史》的大部分篇章在18世紀中葉就已經失傳了。
《日本教會史》的現存版本目前有兩種：阿儒達版本和馬德里版本。阿儒達版本是指葡萄牙里斯本的阿儒達文庫（Biblioteca da Ajuda）所珍藏的抄本。該抄本收錄在《耶穌會士在亞洲》（Jesuítas na Ásia）中36，書函号49—IV—53。第一篇的封頁上用不同於正文的筆跡寫著：
第一部
日本歷史。日本諸島、住民習慣、藝術及技術、文學、語言以及詩歌、關於這個國家物產的記述。第一卷和第二卷。
一五四九年至一五五二年方濟各·沙勿略聖福音傳教的起源。在此書的開篇部分添加從使徒到上述年代之前耶穌會傳教士入國之前的支那以及日本的天主教痕跡的探討。⋯⋯37
上述標記性內容並非《日本教會史》原稿所有，是在澳門編撰後送至里斯本阿儒達文庫收藏時添加的。其內容涉及《日本教會史》的大概、與范禮安著書之比較、標題以及與實際敘述範圍相異的說明。值得注意的是，執筆者在概觀全書的同時，大致把握住了作者羅德里格斯的意圖。這一類註釋性標記在該書的其他抄本中也可以看到。阿儒達版本的《日本教會史》雖說只到第三卷中途就結束了，但從整體來看，第一卷到第三卷已經包含大部分內容。從此意義上可以認為，阿儒達版本是羅德里格斯《日本教會史》的基本抄本。
被稱做馬德里版本的《日本教會史》是西班牙馬德里歷史學院文庫（Bibliotec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所收藏的抄本。它由三部分組成：（A）《日本教會史》的第二部，相當於阿儒達版本的第三卷38；（B）日本主教傳；（C）面向讀者的緒言、日本教會史構成方案、亞洲總說和中國各說。三本中的B、C被認為是羅德里格斯的親筆書寫本，A則由羅德里格斯身邊的人撰寫，羅德里格斯本人也添加了一部分內容。此三本“應該属於羅德里格斯的原稿本，且為手譯本”。39
《日本教會史》的日譯本依據“位於葡萄牙里斯本的阿儒達文庫所收藏的18世紀抄本”翻譯而成，40全書分為上下兩冊，包含兩个主要部分。第一部由第一卷和第二卷構成，第二部由第三卷構成。上冊為第一卷，共35个章節，收入了日本諸島的位置、年代、國名、島嶼數、大小、地方行政區、領國、國的劃分、有名的山、湖、川、氣候和特質、產物等內容，其中也涉及到中國的禮儀、信仰、迷信、最古老的哲人三大派以及形成其他宗派的根源等諸多內容。下冊為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二卷共16个章節，闡述了日本的文字、藝術、技術、天文地理以及占星術等各類事情。第三卷亦是最受重視的部分，共29個章節，用羅德里格斯整理完備的日本傳教史料作了儘量忠實於歷史的客觀敘述。遺憾的是羅德里格斯的這篇巨作當時並不為耶穌會長老重視，在他去世之前一直未正式出版，令羅德里格斯十分沮喪。他在寫給馬斯卡雷尼亞什（Nuno Mascarenhas）的信中，將自己鬱悶的心情和盤托出：
新來的傳教士巡視員儘管接到這些編撰書籍的報告，可在迄今為止同我的交談中竟隻字未觸及該話題。他似乎認為我是出生於貝拉的葡萄牙人，是個不善言辭的粗野人士，對重要的概念不會充分地用語言來表達。（這些書物）被書虫蛀蝕，被付諸一炬，跟我們一道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這只是遵循宙斯的旨意吧。41 ⋯⋯《日本教會史》的情形也同樣，至少成為其（傳教）根基的初期40年（歷史）已經作為大部頭的兩個部分將要完成。記述的幾乎都是在實地親眼目睹的事實的真實報告。傳教士巡視員對我說文章要更加通順，但我已是老朽，希望能夠借助一位不似我一般不具備文筆能力的傳教士輔佐於我。我既沒有助手，也缺乏必要的經費。內容並不是怎樣都可以的，至少在關鍵和主要的歷史事實上，應該要求史實的準確，為此本人勤力於做實地的調查。巡視員全然不考慮該書是否會出色地寫出，或整體地完成全部內容。關於這些地方也好，日本也好，在歐洲寫就並出版的書中用充斥著寓言般的故事，但都是與事實完全相悖的東西。如果天使出現來摘除書中的謬誤的話，結果剩下的就全都是白紙了。42
羅德里格斯因為自己的得意之作得不到耶穌會領導層的認可而陷於難以自拔的苦惱之中，故率直向羅馬總會長傾訴了內心的苦悶，其結果並沒有出現他所期望的喚起某種反響。
五、結 語
自羅德里格斯替代考洛斯承担撰寫《日本教會史》的重任，直至最終完成初稿，和編撰團隊多位同仁勵精圖治，克服各種困難完成書稿。然而由於他們撰寫的書稿被認為缺乏文采，終究沒有得到巡視員熱羅尼莫和耶穌會長老的認可。儘管羅德里格斯本人也自愧文章粗俗，但他對自己表述內容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引以為豪。年邁的羅德里格斯面對不能問世的書稿，仍然不停地進行增補，最終留下了他自己計劃的《日本教會史》這一宏大構想的絕世之作，以及多年筆耕不輟修改的遺稿，寂寞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一般認為，羅德里格斯的書稿既沒有弗洛伊芳斯編寫的歷史書那樣優美的文字表述，也缺乏范禮安的歷史記錄那樣的準確性，但由於他在書稿的字裡行間對中日兩國人民的性格和中日文化如此深刻的闡述和共鳴，所以在當時的歐洲作者中，羅德里格斯是一個特殊的存在。遺憾的是，他在西歐一直未受到符合其功績的評價。但是在日本，標註了詳細註解的《日本教會史》的全譯本分別於1967年和1970年出版了上下冊。43 雖然文稿的問世來得比較遲，但是能在日本得到如此的重視，九泉之下的羅德里格斯一定可以含笑長眠了。
如果《日本教會史》的價值能夠早為耶穌會所認識，支持該書在作者生前出版發行的話，也許能夠幫助羅德里格斯將著作修改整理得更為理想些，作者的苦心也能得到應有的回報，《日本教會史》或許能儘早顯現其真正價值。遺憾的是當時的巡視員熱羅尼莫等人不具備認識書稿的慧眼。
註釋：
1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70。
2 該書出版於1615年，它以1609-1612年的耶穌會年報為基礎，描述了日本教會的活動。托利戈首先全面地介紹了中國的傳教活動，並強調日本的情況也打算以同樣的形式來寫。
3 [英]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15章，頁283。
4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89。
5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90。
6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89-190。
7 第二年1617年，巡視員熱羅尼莫·羅德里格斯也收到羅馬總會長發出的書信，內容和給考洛斯的意思大致相同。[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91。
8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90。
9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93。
10 1604年福島正則在廣島開設傳教駐扎所時，首先被派去的就是考洛斯。此後的5年間指導當地的教徒，1609年被任命為有馬神學院院長，從此踏上了一條艱難的道路。後來考洛斯也受到有馬晴信商船事件的影響被追逐移居到長崎，終日忙於救濟避難的教民。
11 因為考洛斯接替了之前不受歡迎的卡布拉爾擔任日本管區長一職，得到很多傳教士和教徒的擁戴，唯一讓支持者擔心的就是他的健康問題。不過，考洛斯拖著病弱的身體堅持了4年的管區長的工作。
12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93。
13 1621年10月，代替考洛斯任管區長的巴範濟也遭到逮捕，最後殉教。考洛斯1626年重新擔任管區長，管理日本的傳教工作。1633年10月29日，終於在大村領地的波佐見因身體衰弱而病逝，時年66歲。
14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95。
15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93。
16 正因為如此，他對作為外語的日語和漢語的學習十分用心，結果作為“通辭”而出人頭地。
17 [英]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15章，頁284。
18 [英]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15章，頁284。
19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91。
20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91。
21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191。
22 《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 25，109卷。
23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206。
24 考洛斯1633年死於原馬爾奇諾的出生地。雖說事隔漫長的歲月，卻似乎有一種奇緣將二人聯繫在一起。
25 1592年的名冊上寫著，其他3人尚為拉丁語一年級或二年級的學生，而原馬爾奇諾已經完成拉丁語的全部課程，文獻資料均有此記載。拉丁語課程採用的不是學年制，而是學歷制，由此可推測他的拉丁語實力。
26 1600年副管區長戈梅斯去世，以及1614年主教塞爾凱拉離世的葬禮上，都是由原馬爾奇諾宣讀悼詞。
27 [日]土井忠生《吉利支丹論考》，頁207。
28 此時間有誤，羅德里格斯在日本生活前後共計33年。是羅德里格斯的筆誤還是土井忠生的引用錯誤，或是印刷錯誤，有待考證。
29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204。
30 澳門，1622年10月31日，《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 18，8-9卷。
31 前任為熱羅尼莫·羅德里格斯，現任則指的是加布利埃爾·德·馬托斯（Gabriel de Matos）。
32 澳門，1627年11月30日，《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羅馬 18，第89卷。
33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205。
34 [英]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15章，頁287。
35 《耶穌會士在亞洲》，阿儒達圖書館，里斯本49-IV53，第1卷。
36 該書集以18世紀中葉將澳門耶穌會歷代珍藏的古書加以謄寫的抄本為主體。
37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208-209。
38 阿儒達版本只到第17章，這個版本直到28章。
39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210。
40 [葡]羅德里格斯著，土井忠生等譯註《日本教會史》上冊，第1章頁1，《大航海時代叢書》IX、X，第一期，岩波書店，1978年第3版。
41 以上羅德里格斯提及的是《支那地誌》的編撰一事，1626年上任的班安德（André Palmeiro）對此編撰毫不關心的態度令他十分惱火。
42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214。
43 [英]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羅德里格斯》第15章，頁287。
*陳訪澤，文學博士，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