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684年至1707年間，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康熙不僅巡視河工、祭拜孔子與明陵，考察官員，瞭解民情，同時也藉機籠絡江南漢族士大夫。本文將根據國內和歐洲所藏文獻和檔案，揭示南巡過程中康熙與傳教士的互動，並重點討論最後一次南巡（1707)，分析康熙、直郡王和內務府官員在處理禮儀之爭時對教廷特使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來華和傳教士的態度。
關鍵詞 禮儀之爭；康熙；多羅；教徒；南巡
1684—1707年，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對南巡的目的與意義，已有許多研究。臺灣和三藩之亂平定之後，四海昇平，康熙以巡視河工、祭拜孔子與明陵為由南巡，考察官員，瞭解民情，同時也借機籠絡江南漢族士大夫。值得注意的是，南巡途中與傳教士的互動也是康熙的重要活動之一。每次南巡，凡所到之處，康熙常常詢問是否有教堂和神父，並親自接見傳教士。然而這些活動很少見諸官方文獻，幸而一些當時在場的傳教士為了宣揚宮廷對天主教的支持，把接見的經過、對話生動地記錄下來，並寄回歐洲，我們才得以一窺端倪。前五次南巡，康熙都對傳教士十分友好，而最後一次則因教廷特使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來華所引發的禮儀之爭，充滿了矛盾和衝突。本文將根據國內和歐洲所藏文獻和檔案，揭示南巡過程中康熙與傳教士的互動，並重點討論最後一次南巡（1707），分析康熙、直郡王和內務府官員在處理禮儀之爭時對傳教士的態度。
一
1668年，楊光先（1597-1669）、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在午門外賭測日影，但大臣中無人通曉，年輕的康熙帝於是發奮學習西學。1 最初由南懷仁、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10-1677）、利類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擔任教師，後來有徐日昇（Tomás Pereira, 1645-1708）、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人傳授西學。康熙倚重傳教士的一技之長，每次出巡，多請他們扈從。1682年春，南懷仁曾隨康熙帝巡遊東北。1696、1697年，康熙親征噶爾旦，張誠、安多也一同隨行到西北，沿途觀測日月食，並測量北極高度，而1700年之後每年隨駕去熱河避暑山莊的傳教士則更多。每次出巡，傳教士陪侍在側，隨時備詢，回答康熙帝有關曆算、醫藥、自然和地理知識的問題。和傳教士的對話互動，成為康熙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南巡視察也不例外。我們首先選取《熙朝定案》記載的第二次南巡（1689）為例：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辰時，聖駕南巡，幸杭州。殷鐸澤特僱小船，恭持手本，迎至黃金橋，敬遇龍艦，蒙傳問：“是何人？”謹對：“是天主堂殷鐸澤在此迎接聖駕。”傳旨就近御艦，親覲天顏，蒙垂問：“在中國有多少年？先在何處？在此浙省有幾年？今年多少年紀？”臣即一一上奏。問：“你認得中國字麼？”恭奏：“臣略認，不能多記，因年老了。”問：“京中徐日昇曾有書來麼？”臣奏云：“去年十二月曾有書來，說明年聖駕南巡，或臨杭州，不過疑惑之意。”問：“洪若（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在南京麼？”奏云：“洪若在南京，同畢”，然“嘉”字尚未出口，荷蒙皇上云“嘉”，完成畢嘉（Giandomenico Gabiani, 1623-1694）姓名二字。足徵各省遠臣，日蒙皇上垂念無已之恩也。又問：“曾到京中麼？”奏云：“因楊光先時曾到京師，並見過湯若望。”侍衛趙接云：“這些事我常到天主堂，尚不知道，萬歲爺逐事皆知。”奏對良久，蒙皇上慰諭莫慌。奏云：“萬歲爺是臣等大父母，臣不慌。”即欽賜嘉果、異餅、乳酥三盤，並諭云：“這個這裡難得的。”臣恭謝恩。又傳旨賜回手本。問：“天主堂在何處？”恭奏：“在北關門內不遠。”更蒙聖慮垂念，小船不能追隨龍艦，著令你先回去。恭奏云：“臣當即加水手馳回天主堂門首接駕，並謝天恩。”及聖駕經過天主堂時，澤跪迎，天顏喜悅。十一日，侍衛趙、伍來堂叩拜天主聖像，禮畢傳旨，欽賜賚銀，與賜山東濟南天主堂是一樣的。澤攜方物八種，隨侍衛趙趨朝上獻，皇上閱畢，傳諭云：“不收他獻，老人家心裡不安，收玻璃彩球，餘著帶回。”侍衛趙引澤至殿前，恭行九叩首禮，謝恩而歸。十七日，聖駕回鑾，鐸澤同潘國良在天主堂門首跪迎，蒙駐鑾駕，顧國良云：“這是誰？”澤奏云：“這是松江天主堂臣潘國良在蘇州接駕，因船多阻礙，不及遂願，急至杭州，又值聖駕渡江，為此今日接駕。”駕過少許，差侍衛趙傳旨，著殷、潘二臣龍船面聖，即覓小船出拱宸橋外停泊，候御艦至，謹隨塘路排列，百官一體跪送，蒙招呼親傍龍艦，蒙問：“國良幾時到中國？”良奏：“有一十八年了。”又問：“曾在何處住? ”良奏：“先在廣東，次到松江，後至山西絳州，今復來松江。”又問：“松江有天主堂麼？”對云：“有個小堂。”問：“有多少年紀？”奏云：“四十三歲。”問：“你同誰來？”良尋憶答遲。澤代奏云：“同廣東天主堂方濟各偕來。”蒙欽賜國良賚銀，侍衛傳諭云：“都一樣的。”又問：“你們要送到哪裡？”澤奏：“意欲送至蘇州。”皇上云：“送君千里終須別，老人家好好住在這裡。”叩首謝恩返棹。侍衛又傳旨云：“萬歲爺命老人家好好安心住在這裡。”澤即遵旨住杭州，國良乘小船隨至蘇州。十九日趨朝，侍衛趙出，問良云：“從杭州隨不上，今日才到，趨朝謝恩，並獻方物六種。”侍衛進奏。傳旨：“不受人獻，你們大西洋人不比別人。”取進御覽畢，傳旨問小千里鏡來歷。良奏：“是好的，是西洋磨就帶來之物。”侍衛引良坐西側進奏，傳諭收小千里鏡、照面鏡、玻璃瓶二枚。侍衛引良行九叩首禮，謝恩而出。至二十二日，良船泊楓橋西，隨百官一體跪送，蒙呼親傍御舟，蒙又問：“多少年紀？到中國幾年？曾住何處？到北京否？”良即逐事回奏。蒙欽賜嘉果乳酥二盤。良奏：“蒙聖恩寵錫，臣不能仰報萬一，只求天主保祐萬歲爺永永榮福。”又蒙問：“認得中國字麼？”良奏：“臣略認得。”又問：“曾讀漢書麼？”良奏：“臣看過。”又問：“曉得松江鄉談麼？”良奏：“臣略曉得幾句。”蒙諭特許進奏。良即如前問，依松江鄉談奏對。天顏甚喜，奏對良久。諭著回去好好住著，國良叩首謝恩返棹。侍衛又傳旨，萬歲爺命你回去，好好安心住著。伏念澤等不過西陬鄙儒，荷蒙恩賜果餅，復荷恩錫賚銀，更加頻賜慰問，高厚洪恩，誠不知將何仰報萬一也。2
對於這次南巡的活動，《清實錄》的有關記載如下：
（丁未）御舟至杭州，闔郡士民迎駕。是日，上駐蹕杭州府城。戊申，祭大社、大稷，遣吏部尚書阿蘭泰行禮。⋯⋯庚戌，賜杭州駐防八旗男婦年六十以上白金。⋯⋯丙辰，御舟泊吳江縣。⋯⋯戊午，松江府屬百姓以蠲免錢糧建亭立碑，祈祝聖壽，齊集行宮門外，獻所刻碑文。上諭曰：民為邦本，休養宜先；年來蠲免江南正供，兼及積逋，惟望百姓家給人足，以副嘉惠元元至意；今閱所進碑文，足見汝等愛戴之忱，第慮不肖有司，指稱建亭立碑，藉端科斂，猶廑朕懷，其將碑刻發還。眾民聞諭，感泣伏地。奏云：闔郡公舉，並無科斂，天心過慮，堯舜憂民亦不能如此。碑刻特少展微忱，眾民不敢領去。上鑒其誠，命將碑刻收入，百姓皆呼萬歲。⋯⋯江南蘇松紳士軍民等叩請聖駕暫留數日，以慰萬姓瞻天覲日之私，並獻本處所產土物。上曰：國家之用，雖盡出於百姓，朕茲南行，民間之物，秋毫無擾，爾等既各輸誠，姑取米一撮，果一枚，以慰民殷殷來貢之意。至朕時巡事畢，已奏聞皇太后矣。明日發駕，不必勉留。臣民復再三叩請，繼以泣下。上勉俞其請，命再駐一日。……庚申，上自蘇州府啟行，舟泊無錫縣放生池。浙江巡撫張鵬翮、江蘇布政使李國亮、浙江布政使卞永譽請訓。上諭張鵬翮曰：今地方寧靖無事，最要者兵民相安耳。浙省向來文武兵民，恒不相得，今則皆已協和。爾其益務輯睦兵民，凡事從公，則得其平矣。昔日江南將軍瓦岱、總督于成龍，和衷一體，文武官亦皆同心共事，毫無滿漢兵民之別也。又諭李國亮、卞永譽曰：布政使與巡撫事體相關，布政使能潔己自愛，守法奉公，雖巡撫亦無如之何。張鵬翮等因奏請遠送，上曰：地方事重，爾等果盡心殫力，為國家循吏，較遠送不更多乎？3
這裡的“丁未”即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而“戊申”則是《熙朝定案》中提及的二月初九日，也就是1689年的2月28日，而“庚戌”、“丙辰”、“戊午”與“庚申”則分別是文中的十一日、十七日、十九日與二十二日。兩相對照，可以看出，傳教士和“實錄”的記載側重點完全不同。作為官史的“實錄”循規蹈矩，刻板平實，除歌功頌德之外，涉及的主要是地方大員及政事，對於接見傳教士一事隻字未提。《熙朝定案》則完整再現了康熙在杭州接見意大利耶穌會士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與潘國良（Emanuele Laurifice, 1646-1703）的過程，一問一答，細緻入微，十分傳神。如非當事人親歷親見，絕不可能記載得如此詳盡。這段文字描寫生動，為我們提供了南巡更加全面的史料，可補正史之不足。
實際上，早在第一次南巡（1684）到濟南時，康熙就差侍衛到教堂看望神父，由於當時耶穌會士汪儒望（Jean Valat, 1614?-1696）往江南，故未能相遇。繼續南下至南京後，又遣侍衛趙昌到旱西門天主堂見畢嘉，並在那裡見到了汪神父。類似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顯然是傳教士當時記錄下來，最後刊刻問世，其目的是為了向世人昭示皇帝對天主教的關愛。據統計，《熙朝定案》記載了前五次南巡4，其中涉及的地點有1684年的濟南、金陵，1689年的濟南、杭州、江寕、濟寧，1699年與1703年的杭州及1705年的淮安、杭州，而第六次南巡（1707年杭州）的記載，則見於教徒張星曜等人所寫的《欽命傳教約述》5。現把傳教士和教徒所撰文獻中有關康熙接見傳教士的情況列簡表如下（表1）。
康熙六次南巡五次到過杭州，而在這五次中接見過不少天主教傳教士，如1689年見殷鐸澤、潘國良；1699年又見潘國良，當時白晉、張誠隨行6；1703年見郭天寵（João Baptista,1654-1714）、習聖學（Jean-Charles-Etienne Froissard de Broissia,1660-1704）；1705年見江寧楊若翰（João de Saa,1672-1731）、杭州艾斯玎（Agostino Barelli,1656-1711）、湖州隆盛（Guillaume Melon,1666-1710）、嚴州蒙輗（François de Montigny,?-1742），及蕭山何納篤（Giovanni Donato Mezzafalce,1661-1720）、衢州艾毓翰（Juan Astudillo,1670-1714） ； 1707年見杭州艾斯玎、寧波郭中傳（Jean-Alexis de Gollet, 1664-1741）、紹興龔當信（Cyr Contancin,1670-1732）等7。由此可見康熙帝接見傳教士是南巡中重要的活動。
從記載中可以看到，有的傳教士從杭州到蘇
表1 教會文獻中有關康熙接見傳教士的情況
州、無錫，有的從嚴州府到淮安接駕，有的從蘇州到杭州見皇帝；而康熙帝有時派侍衛到教堂拜天主，表明對天主教的關愛和對傳教士的重視。見面時康熙常常噓寒問暖，打聽他們的年紀、國籍、來華的時間、住處（天主堂），是否到過北京，是否認識某某傳教士。傳教士則一般會送上“方物”（西洋禮物），表達對皇帝的感激和敬意；康熙帝照例會收下一些禮物，作為回報，向傳教士賞賜食品，贈送銀兩和禮物，而傳教士收到禮物後要照例“謝恩”。
有意思的是，傳教士進獻的“方物”，如驗氣管、望遠鏡、渾天儀、日晷、日月星鐘、天文比例尺、照面鏡、玻璃瓶、玻璃彩球、萬年眼鏡、西藥、西洋文具、西洋秤、西紙、女魚骨珠等等，多是西方奇器（科學儀器和新奇之物），顯然是為了投康熙之所好，例如康熙帝特別對天球感興趣，並讓畢嘉將儀器送到北京。在與傳教士的對話當中，康熙也特別問他們是否曉得天文、醫學、地理等“格物窮理”知識，表明他對西方科學的濃厚興趣。
我們再以康熙二十八年的南巡為例。二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南京，為觀測天象，在一班大臣的護擁下到達北極閣觀星臺，大臣李光地得以隨侍，並生動地記載了康熙帝在觀星臺觀測老人星的活動。在中國古代，老人星的出現被視為“仁壽之徵”，李光地奏稱“老人星見，天下太平”8，想借此討好康熙帝，而事實卻適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責備。9
南巡時適逢“天主堂遠西天學士”法國耶穌會士洪若、意大利耶穌會士畢嘉在南京。洪若是法國著名的天文學家，作為路易十四的“國王數學家”被派遣到中國，來華前即以擅長觀測享譽法國，1688年到達北京後，曾受到康熙之接見。對洪若的成就，康熙帝已有所耳聞。在南京時，畢嘉和洪若還向康熙進獻“方物、測量儀器”。
有意思的是，康熙帝在到觀星臺觀測星象之前，已經派侍衛趙昌向洪若、畢嘉打聽能否在南京見到老人星，他們就此作了解答。《熙朝定案》云：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由丹陽陸路至江寧。⋯⋯廿七日，⋯⋯侍衛趙又奉旨來堂問：“南極老人星，江寧可能見否？出廣東地平幾度？江寧幾度？”等語，畢、洪一一講述。侍衛趙即飛馬覆旨矣。畢、洪因匆遽回答，恐難以詳悉，至晚戌初時分，觀看天象，驗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數，詳察明白，另具一冊10，於二十八日早送入行宮。
以上記載說明，康熙對“老人星”確切位置所知不多，故有詢於洪若等人。除中文文獻之外，洪若在一封信中也專門提到了康熙帝和老人星觀測一事：
1689年初，皇帝南巡，途經蘇州、杭州與南京。他抵達南京的前一晚，我與畢嘉神父去往離城兩里處他的必經之路上。我們在一個有著六十位教徒的村子裡過夜；這些教徒屬於同一家族：我們對他們進行了教導，他們中的一些行了吿解。第二天早上，我們看見皇帝經過，他好意停留，並用世上最客氣的語氣與我們交談。他騎在馬上，緊隨其後的是他的侍衛，還有两三千騎兵。⋯⋯各條道路上都是人山人海；但是無上敬仰、無比肅靜，一點兒聲音都聽不到。皇帝決定第二天啟程。所有各級官員都曾經請求他給予這個城市榮耀，多留幾日，但未果；但是當百姓之後來求同樣的恩惠，皇帝准許了，並且與他們共度三日。⋯⋯皇帝駐蹕江寧期間，我們每天都去行宮，並且他每天都派遣一到兩個內府之人來問候我們。他派人問我在南京能否看見Canopus。這是南方一顆美麗的恒星，中國人稱之為老人星，老年人之星，或是長壽人之星；對此我回答說它會在剛入夜時出現，而皇帝有天晚上去了古天文臺，即觀星臺，專門為了去看它。11
《聖祖實錄》也提及康熙觀測老人星之事，以及和李光地的問對，但隻字未提洪若。更有甚者，據“實錄”所記，康熙懂得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這完全顛倒了前因後果。12
關於康熙四十四年的南巡，《綸音特典》有記載，現附載於下：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午刻，皇上南巡，舟抵淮安皇華亭，住泊浙江嚴州府天主堂西洋進士蒙輗同江寕天主堂西洋進士楊若翰恭接聖駕，奉旨：著養心殿總領張常住引至御艦陛見，即顧問云：你們兩個是何國人，有多少年紀，到中國有幾年，曾到過京否，今住何堂。俱各一一回奏。又問蒙云：你在浙江嚴州來麼？奏云：聞萬歲南巡，臣即不勝踴躍，從嚴州特來接駕。皇上大悅。隨持方物一十二種，進呈御覽。諭云：你且將方物帶回本省，朕到替你全收。四月初三日，蒙輗在杭州恭迎聖駕，隨至織造府行宮進呈西洋方物，養心殿總領張傳旨將方物收進，御覽全收，天顏甚喜，即賜銀九十兩。又進呈皇太子方物十二種，亦著內監收進。初九日，皇上駐蹕西湖行宮。未刻，特命內大臣諭總領張傳旨，次日命西洋進士嚴州天主堂蒙輗送駕陛見。初十日，聖駕回鑾，蒙輗同衢州天主堂西洋進士艾毓翰、杭州天主堂西洋進士艾斯玎、蕭山天主堂西洋進士何納多、湖州天主堂西洋進士隆盛等僱一小舟，至謝村塘口跪送。皇上一見，即親開龍舟窗子，以手招輗等小舟近御艦，問各臣是何國人，五臣等俱各回奏。又問云：你們在地方俱好麼？回奏云：臣等荷蒙皇上洪恩，俱好。又命御前內監將御膳烹炙熟豬一口，欽賜五臣為點心云云。臣等即叩頭謝恩，即隨龍舟至儀金渡，蒙皇上又問：你們往那裡去？五臣等奏云：恭送聖駕，叩謝皇恩，意欲遠送。皇上親自諭曰：你們自當回去，不必遠送了。臣等遵旨謝恩而回。伏念輗等西陬鄙儒，恭遇皇上慰顧頒賚，誠不世之殊恩，柔遠之至意也。謹將顛末敬刊方冊，少志勿忘，復思無可仰報，惟日於天主臺前恭祝天子萬年永享真福於無疆云爾。13
除《綸音特典》之外，曾追隨康熙的官員對此也有記述：
（四月二十六日）皇上行在碑亭巷有天主堂，門首恭進西洋字冊頁履歷黃摺。欽奉皇恩，停車顧問良久，又御試西洋語文，天顏大悅，隨命御前太監李帶領，隨駕入行宮。奉旨：著養心殿大人張常住照管，候旨宣用。14
可見康熙帝不僅到天主堂與傳教士見面，之後還帶他們進入行宮，下令養心殿官員張常住照管，等待時機諮詢傳教士。南京是重要的傳教地，明末利瑪竇進京前，就曾在南京停留，除上面提到的洪若、畢嘉之外，中國首位主教羅文燥都曾在這裡傳教，與中國教徒有密切的往來。
如果說前五次南巡中康熙接見西洋傳教士多帶有“懷柔遠人”之目的，見面時通常“天顏甚喜”，接受方物，賜食賜銀，一派祥和，那麼最後一次南巡，即1707年南巡時氣氛則大不一樣。事實上，第六次南巡與前次南巡（1705）相隔僅僅一年多，為何康熙對待傳教士的態度卻大相徑庭？關鍵的原因正在於教廷特使多羅來華處理禮儀之爭一事，引起了朝野的反彈，因此我們先簡單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1700年前後，歐洲關於中國禮儀的爭論進入了高潮。15 多羅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應教皇克萊芒十一世（Clement XI,1700-1721）之命出使遠東，來華目的就是禁止祭孔、祭祖的禮儀。多羅1703年離開歐洲，經印度、菲律賓，於1705年4月到達澳門，之後啟程北上，於當年12月4日抵京。一開始多羅隱瞞了來華的真實使命，對於皇帝的詢問含糊其詞，只是說感謝康熙對傳教士的“柔遠重恩”，因此受到了康熙皇帝空前熱情的接待16。然而多羅在公開來華使命之後，引起了康熙皇帝大怒，不再善待多羅，並任命皇長子直郡王負責與傳教士交涉。1706年8月，多羅離開北京，沿運河坐船南下，準備返回歐洲。17
如果說在此之前禮儀之爭還只是天主教的內部事務，那麼由此開始將逐漸演變為教廷與清廷的外交危機。康熙感到皇權受到了外來干涉，大為不悅，於是在1706年12月發佈諭旨，要求在華傳教士來京領“票”18，以獲取傳教與居住的資格，並開始限制傳教士的活動。但同時，康熙還是準備與教廷溝通，派遣了數批耶穌會士赴羅馬斡旋。歐洲所藏檔案記載了康熙要求傳教士領票的經過和大致內容：
多羅直郡王、武英殿監看製造等項員外郎赫世亨、張常住，養心殿看製造等項趙昌等，於本月初七日同議具題隨奏，凡各省天主堂居住傳教西洋人等有內務府印票者，任其行走居住，不必禁止，不給印票者，凡堂不許居住，往墺門驅逐，凡新舊西洋人等在各省要領票來京者，不得阻滯，但不許久住，急速催往來京，嗣後將給票不給票人等名姓開寫，交與包衣大人，由伊衙門行禮部，由禮部轉行各省。等因具題，奉旨：依議。交與禮部。欽此。
嗣後西洋人來京給有票者即行貴部外，將先經領內務府印票西洋人數目一併移送等語。嗣後相應將西洋人給與印票者，凡堂居住，不必驅逐，不給印票者，地方官不許容留，往澳門驅逐前往，有情願領票者，彼地方毋得久留，著速來京，為此將給予印票不給予印票人等姓名開列，一併移送貴部，相應知會通行直隸各省可也。為此知會，等因到部，相應移諮直隸各省可也。19
這道旨意發佈之後，就陸續有一些傳教士到北京領票。多羅得知這一消息時，已到達南京。他對此採取了強硬的回應措施，於1707年1月25日發佈了“南京敕令”（Regula），要求所有在華的傳教士嚴禁中國禮儀。20 這一決定使康熙更加震怒，教廷與清廷的外交危機進一步昇級。21 從1706年12月到1707年3月，多羅在南京停留了約3個月之後回到廣州，準備在那裡等待法國或英國的貿易船隻，返回歐洲。但是他剛到廣州，就接到上諭，受命不得登船返航，要他到澳門暫住。1707年6月，多羅及其隨員在官員們的護送下，再度到達澳門，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祝聖為樞機主教的多羅，1710年6月死於澳門囚所。
我們再回頭看康熙皇帝的最後一次南巡，行程大約是這樣的：1707年正月丙子（2月24日），康熙從北京出發，隨行的有皇太子、皇長子（多羅直郡王）、皇十三子、十五子、十六子。經東昌府，甲午（2月11日）到達濟寧，二月庚戌（3月30日）到達揚州寶塔灣行宮，經句容，三月己未（4月8日）到南京，在南京期間，觀看了軍隊的演武操練，還拜祭明太祖孝陵，甲子（4月13日）離開南京。後經句容、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松江、嘉興，於四月到仁和（杭州），並駐蹕西湖行宮。後經嘉興、蘇州府、丹徒、揚州（四月甲午，寶塔灣行宮）北返。
我們看到這次南巡正好在多羅發佈南京敕令之後不久，因此途中處理傳教士去留問題是重要的事務。
臨清、揚州和南京，都是水陸交通要道，傳教士在那裡早就建有教堂。康熙專門派直郡王（也就是皇長子、大王爺胤禔）就領票事召見傳教士，詳細詢問他們有關禮儀的看法。按照朝廷的旨意，若傳教士遵守利瑪竇規矩、領票，才能在中國永久居住，否則就要驅逐到澳門或回國。例如臨清主要是方濟各會士的駐地，北京主教伊大仁（Bernardino della Chiesa, 1644-1721）也住那裡。康熙在到達臨清之後，曾專門召集和會見了方濟各會士。他們大多打算領票，接受詢問，並表示遵照聖旨，但當時並沒有馬上給他們發票，大有再加考察之意。
再如在淮安時，康熙發現沒有傳教士來要求領票，於是向法國耶穌會士巴多明打聽其中的緣由，巴多明不知情，康熙帝和直郡王於是讓他到鎮江打聽消息。4月1日，康熙到達揚州，巴多明介紹了五位在鎮江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即穆德我（José Monteiro, 1646-1720）、安懷仁（António Ferreira,1671-1743）、李若瑟（José Pereira, 1674-1731）、瞿良士（Manuel da Mata, 1667-1724）和索瑪諾（Manuel de Sousa, 1677-1737），其中穆德我為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4月2日，這五位傳教士被介紹給直郡王，直郡王問他們是否願意領票，是否遵循利瑪竇的規矩。他們回答說，願意領票，並遵守利瑪竇規矩，但多羅讓他們遵守教皇的指示。第二天，直郡王再次詢問，他們並沒有改變主意，這讓直郡王十分生氣。22 於是康熙發佈諭旨，將他們遣送廣州：
四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奉旨：西洋人波耳都噶國人穆德我、安懷仁、李若瑟、瞿良士、索瑪諾，此五人俱著在廣東天主堂居住修道，俟龍安國、博賢士來時，一併同來，給票不給票之處那時定奪，伊等的道不必傳。23
當時在南京集中了約20名傳教士，除了耶穌會士以外，還有曾追隨多羅的意大利教士施體仁（Francesco San Georgio di Biandrate）和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赫宣（Pierre Hervé,?-1710）。傳教士們都被要求就是否遵守利瑪竇規矩、是否領票表態。大多數耶穌會士都表示願意遵守，並永不回西洋。而施體仁和赫宣則表示不願遵守利瑪竇規矩，不願領票，於是遭到直郡王的訓斥，下面這段對話，生動地表示了直郡王的態度：
（三月）初八日，直郡王、張常住奏：池州府西洋人赫宣、江寧府西洋人施體仁，問得施體仁是同多樂到中國的也不久，中國的字還認不得，赫宣是同薄顯世到中國的，中國的書略讀過些。問：“你們的教同利瑪竇合不合？”他兩個說：“利瑪竇只是敬天主，與我們相合，別的敬孔子、拜祖先牌位，都不合。”“你們是這樣的胡說，甚不合道理。當初利瑪竇未到中國之先幾千年，我中國道理沒有一些不好，爾等若不到中國更好。日本一個小國，爾等去一個、殺一個，爾西洋把他怎麼樣？若你們再說甚麼胡話，我都拿殺了。倘我天朝大國要殺爾等，又怕甚麼？限爾等五日內速速往廣東趕上多樂說這個旨意。倘多樂又有別的胡說議論，連多樂都拿來殺了。若爾西洋為殺了多樂發兵來，我就與他打仗，爾九萬里都能到中國來，難道我還不能與你們打仗麼？有在中國的西洋人不傳教，單自己修道也罷。爾等趕上多樂，一齊回去，若遲悮了，著爾等交與督撫拿鎖鎖了，解到廣東澳門去。欽此。24
因為這件事的影響，“四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亞國人赫宣，依大里亞國人施體仁，交與江寕總督巡撫，五月內起程往墺門去，同多羅同回去。伊等若過限期，督撫即上鎖送往廣東墺門。”25 不僅如此，其他各地的傳教士也同樣受到朝廷的盤問，先後有傳教士被驅逐到澳門：
本月（四十六年三月）初八日奉旨：西洋佛郎西亞國人孟尼、董默覺，意思巴尼亞國人巴祿茂、萬多默、方濟國、賴鳴遠、羅森鐸、山若蘭、艾毓翰、山若谷，此十人驅逐前往墺門去，意思巴尼亞國人郭多祿在廣東天主堂居住。
⋯⋯五月十三日奉旨：依大里亞國人勞弘納26 五月內即驅逐往澳門去，以上西洋人不曾給票。27
而那些表示願意接受利瑪竇規矩的傳教士，則在不久領到了北京發給的票——這成為傳教士在中國繼續居留傳教的護身符。
在南京發生的拒絕領票事件之後，康熙先在杭州，又在回程途中的揚州接見了那些願意領票的傳教士，直郡王為此發了敕文。《欽命傳教約述》這樣寫道：
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欽頒勅文，備載履歷，杭州傳教修士艾斯玎、寧波郭中傳、紹興龔當信，四月初四日叩覲於杭州行宮。二十六日，各省傳教修士共二十二位同在揚州行宮陛見，俱蒙恩賜筵宴，並賜紗緞，欽頒勅文，永在中國各省行教，不必再回西洋。且諭云：“領勅之後，爾等與人猶如一家人了。”其勅文俱命直郡王親手授付。臣玎等伏聆聖諭，柔惠遠人，尊崇天主，陶淑萬民，至矣盡矣。28
在北上回京途中， 在上述未領到票的臨清州的方濟各會士於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707.6.12）也接受了直郡王頒給的執照。
康熙南巡的背後有很多政治和權力的運作，與傳教士的接觸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特別是最後一次南巡，可說是一次涉及宗教的外交之旅。1707年之後康熙帝年事漸高，一直到去世之前，再沒有到南方視察。
我們看到在這次南巡中，直接和傳教士打交道的都是直郡王。他與傳教士面對面地接觸，頒票與否都由他定奪，然而直郡王之所以敢如此嚴厲對待傳教士，顯然是秉承了皇帝的旨意，得到了康熙帝的幕後支持。作為大清王朝的統治者，康熙帝將皇子推到了重要位置，讓直郡王負責外交事務，讓誠親王負責曆算的編纂，這些都構成了皇家統治的重要一環。而同時我們也看到內務府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官員負責皇帝與傳教士的溝通，內務府儼然成為當時的涉外機構。這些官員如赫世亨、趙昌、王道化、張常住、李國屏等人，在不同場合所起的作用不同。他們通過詢問不同的傳教士和教徒，以掌握多羅和傳教士的一言一行，為皇帝處理禮儀之爭提供依據。
傳教士則從此時開始漸漸失去了康熙的優待，並在教廷與清廷之間陷於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在直郡王或者說是皇帝的要求下，立約服從利瑪竇規矩，永不回西洋；另一方面，教廷特使則領有教皇嚴命，禁止禮儀，不得遵從“利瑪竇規矩”。對傳教士而言，要麼遵從中國禮儀，要麼離開中國，去留都是艱難的決定。29
從上述研究可看出，對康熙南巡的研究，要充分利用國內和歐洲所藏的中西檔案和文獻，才能揭示南巡被人忽略的層面，從而還原康熙時代更為豐富的歷史場景。
[本文初稿曾在“兩岸故宮第三屆學術研討會：17、18世紀（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臺北：故宮博物院，2011年11月15-17日）上宣讀。2010年，Paul Rule教授以紀理安《北京紀事》（Acta Pekinensia）譯稿相贈，文中個別史實得以參考，特致謝意。]
註釋：
1 《庭訓格言》，雍正刊本，頁78-79。康熙的訓話主要由胤祉和其他皇子所記錄。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論》中，他也道出了自己學習西學的起因，見《滿漢七本頭》（約1707年刊本）。
2 韓琦、吳旻校註：《〈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72-174。
3 《聖祖實錄》（二）卷一三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519-524。
4 《熙朝定案》時間跨度起自康熙七年，陸續增補，隨刻隨印，到康熙四十四年，達三十八年之久。後來由於教廷特使多羅來華（1705年），康熙和多羅漸起衝突，導致了康熙對天主教士態度的轉變，對傳教士的恩寵顯然已明顯降溫。自此之後，就不再有相關活動的記載。此書的價值在於保存了康熙時代傳教士的科學活動，而且記錄了康熙和傳教士的互動，其編纂體現了傳教士和中國教徒的苦心。傳教士的記載，為康熙南巡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可以彌補正史的不足。在六次南巡中，康熙均親自接見傳教士（主要是耶穌會士，還有部分方濟各會會士、多明我會會士和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為了宣揚宮廷對天主教的支持，傳教士和教徒把接見時的經過、對話生動地記錄下來。
5 韓琦：〈張星曜與《欽命傳教約述》〉，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XII(2000), pp.1-10.
6當時白晉剛從法國出使回來，偕同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等五位法國耶穌會士北上。
7 韓琦、吳旻校註：《〈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韓琦：〈從版本校註看天主教史文獻的源與流〉，《書品》2007年3輯，頁67-72。這些傳教士中，除蒙輗（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艾毓翰（多明我會會士）、何納篤（傳信部教士）之外，多數是耶穌會士。
8《榕村語錄續集》卷一四，傅氏藏園刻本。又見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榕村續語錄》（下），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741-742。
9 關於這段故事，參見韓琦：〈君主和布衣之間：李光地在康熙時代的活動及其對科學的影響〉，《清華學報》（新竹） 1996 年新26 卷第4 期， 頁421 - 445 ；Han Qi, “Patronage Scientifique et Carrière Politique: Li Guangdi entre Kangxi et Mei Wending,”Etudes Chinoises 16/2 (automme, 1997) , pp. 7–37.
10 洪若應攜有巴蒂斯（Ignace-Gaston Pardies）的星圖，並有參考，後來閔明我據此圖編撰《方星圖解》。
11 洪若致國王懺悔神父La Chaize信（1703年2月15日寫於舟山），載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aris: Chez Nicolas le Clerc,1707), VII, pp. 169–172.
12 《聖祖實錄》（二）卷一三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526-527。
13 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BnF）藏，Chinois 1247，版心內有“熙朝定案”字樣，參見韓琦：〈從版本校注看天主教史文獻的源與流〉，《書品》2007年第3輯，頁67-72。筆者在羅馬也發現《綸音特典》刻本，有“蒙輗”中文圖章。
14 《聖祖五幸江南全錄》，宣統二年（1910）汪氏振綺堂叢書初集本，頁39。
15 韓琦：〈奉教天文學家與“禮儀之爭”（1700-1702）〉，《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頁381-399。
16 Antonio Sisto Rosso,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P. D. & Ione Perkins, 1948; Francis A. Rouleau, “Maillard de Tournon,Papal Legat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The First Imperial Audience (31 December 1705),”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31 (1962), pp. 264-323; Kilian Stumpf,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Volume I December 1705–August1706, 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 (Monumenta Historica S.I. Nova Series 9). Rome-Macau:IHSI-MRI, 2015.
17韓琦、吳旻：〈“禮儀之爭”中教徒的不同聲音〉，《暨南史學》（二），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455-463。韓琦：〈姍姍來遲的“西洋消息”——1709年教皇致康熙信到達宮廷始末〉，《文化雜誌》，2005年夏季刊，第55期，頁1-14。
18 現在票流傳下來的極少，筆者所見的有康和子和伊大仁兩張，如“字號：西洋意大理亞國人伊大仁，年六十三歲，係方濟各會人，來中國已經二十三年，曾赴京都陛見，永不復回西洋，為此給與信票。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十九日。”
19 梵蒂岡教廷圖書館（BAV），Vaticano Estr. Or. 55(8)。
20 參見Edward J. Malatesta, “A Fatal Clash of Wills: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Chinese Rites by the Papal Legate 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in D.E. 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pp. 211-245.
21 關於多羅與康熙的衝突的具體情形，參見上引拙文〈姍姍來遲的“西洋消息”——1709年教皇致康熙信到達宮廷始末〉。
22 參見Antonio Sisto Rosso,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1948, pp.173-174.
23 BAV, Vaticano Estr. Or.55(8)。
24 羅馬耶穌會檔案館，Jap. Sin.170, fol.283。
25 BAV, Vaticano Estr. Or. 55(8)。
26 BAV, Vaticano Estr. Or. 56為“勞弘恩”。
27 BAV, Vaticano Estr. Or. 55(8)。
28 韓琦、吳旻校註：《〈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29 Edward J. Malatesta, “A Fatal Clash of Wills: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Chinese Rites by the Papal Legate 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in D.E. 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pp. 211-245.
*韓琦，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