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首先回顧了西方地圖中的中國繪製歷史，從這個歷史的回顧中，揭示出羅明堅所繪製的中國地圖在西方地圖繪製史和西方漢學史上的地位。同時，論文揭示了羅明堅中國地圖的中國底本，說明其中國地圖的知識來源。
關鍵詞 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中國地圖
一、羅明堅以前西方地圖中的中國
對歐洲來說，東方是個神秘的地域，在歐洲的傳說中東方有個約翰長老的王國。“約翰長老是一個擁有七十多個屬國的遼闊帝國的教皇。他的帝國成為當時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心目中的一個理想模型。在這個國度中，純潔和正義佔統治地位，自然之本性締造著奇跡並演繹出令人驚奇之極的進步，不管是人文的還是技術的。”1
對西方來說，當托勒密的理論被從希臘文翻譯成拉丁文後，就逐步成為中世紀的宇宙理論。在托勒密的地圖中也繪出了東方和亞洲，但想像的成分更多。他“想像著讓讀者繪製27幅地圖：一幅是總的平面球形圖，10幅描繪歐洲，4幅描繪非洲（儘管只是北非），12幅描繪亞洲。這部著作已經把繪在圖23中的“絲綢地區”與繪在表26中的中國地區區分開來，前者多山、被放在北緯，與法國的緯度大致相同，後者與恒河之外的印度地區繪製在一起，俯瞰大海，被放在南緯（大致與紅海差不多）。在這部著作1513年由馬丁·維爾德西姆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發行的版本中，我們發現地名“絲綢地區”和“秦地”都在大陸之中，並且與海洋沒有任何聯繫 (圖1)。”2
對西方中世紀的亞洲和中國繪圖來說，《馬可·波羅遊記》一直是各種地圖取材的重要來源。馬可·波羅筆下的契丹的財富成為中世紀歐洲經久不衰的談論話題，汗八里、行在、刺桐港等，都成為西方繪圖學家所探尋的地方。“馬可·波羅並沒有留下一部他自己的製圖作品，儘管在他的書中談到了他經常要參考的類似歐洲或中國所出的世界地圖。然而，馬可·波羅的描述中的一些要素對後來的製圖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影響，不僅是在中世紀晚
圖1• 克勞迪亞斯·托勒密《宇宙誌》，球行投影的世界地圖
期，乃至在17和18世紀，代替或者結合了從托勒密和古代繼承下來的資料 (圖2、3)。”3
16世紀以前，西方還沒有一幅完整的中國地圖。那時的西方地圖繪製學建立在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約90—168）的宇宙觀基礎上，而對東方和中國的認識，中世紀以後大多還停留在《馬可·波羅遊記》的影響之中。14世紀保利諾·未諾里的《分成三個部分的世界地圖》（De Mappa Mundi Cum trifaria orbis divisione）中“第一次出現了關於契丹或大汗的描述：契丹母王國和它的大汗”（Incipit Regnum Cathay e his stat magnus canis）4。
托勒密時代對中國的認識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以下就是西方古代時期對中國地理的全部認識：
賽里斯國和它的都城在秦奈國的北方，賽里斯國和秦奈國的東方是未知地，遍佈沼澤泥潭，⋯⋯
賽里斯國西接伊穆斯山外的斯基泰，分界線已如上述（該分界線北部端點為經度150度，北緯63度，南部端點為經度160度，北緯35度）；北接未知地，與圖勒島（Thule）位於同一緯度;東接未知地，界線為經度180度，緯度為63度至3度；南部為恒河以遠的印度邊緣地，沿緯度35度至東經173度印度邊緣地終端為止，然後是秦奈，沿同一緯度至未知地的邊緣。
秦奈國之北毗鄰賽里斯國部分地區，已見前述：東和南為未知地；西面接恒海（引者按：原文如此，當為恒河）外的印度，沿我們已經敘述過的分界線延至大海灣以及順次與之相連的海灣、賽利奧德斯海灣（Theriades）
圖2•《馬可·波羅遊記》，尼克羅和馬泰奧·波羅在君士但丁堡迎接威尼斯使節。
圖3•《馬可·波羅遊記》，忽必烈賜給尼克羅和馬泰奧·波羅一個安全通行證。
和秦奈灣的一部分。秦奈海灣岸邊居住著以魚為食的衣索比亞人。5
大航海以後，葡萄牙航海家逐漸開始放棄托勒密的宇宙觀，東方逐步進入他們的視野。奧特里島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1567年在安特衛普出版了第一本《新亞洲地圖集》（Asiae orbis partium maximae nova descriptio）。三年以後他繪製的《世界概略》（Theatrvm orbis terrarum. Auctoris aere & cura impressun absolutumque apud Aegid. Coppenium Diest,Antverpiae 1570）收入了66幅地圖，包括世界圖、分海圖和分區或分國圖。這幅地圖原藏於北堂，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它是最早傳入中國的由歐洲人繪製的世界地圖 。6
“亞伯拉罕·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被看作是製圖史上最偉大的創新者之一。由於他的《寰宇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ium，第一版出版於1570年）對後來所有著作的影響，他被認為是‘近代地理學之父’”。7
在他的這兩幅地圖（圖4、5）中，亞洲和中國雖然開始較為清晰地出現，但是，對中國的認識顯然還處在模糊階段；圖中沒有朝鮮半島，中國的東海岸線也是直線，而不是環型曲線。163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現了兩卷本的《新世界地圖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 sive Atlas Novas）。這部作品含有9張地圖，“其中之一的題目是古代中國人和現在中華帝國的居民”(China veteribus sinarum regio nunc incolis Tame dicta)，署名為古里埃爾姻·波勞（Guiljelmus Blaeu）。最早在歐洲出版中國內地地圖的是葡萄牙地圖家路易士·喬治·德·巴爾布達。他的《中國， 古老的地區， 嶄新的地圖》於1584年在《世界地圖》(Theatrum Orhis Terrarum)上刊出，此圖“為歐洲耶穌會的中國地圖學打下了根基”。8
在以上地圖中，中國只是作為亞洲的一部分而表現出來的。第一次將中國地圖作為單頁繪製出來是1584年的《中國新圖》。這張圖首次刊印於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的《寰球概觀》（Theatmm Orbis Terum）1584年拉丁文版。圖上題名框內刻有“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is nova descriptio. Auctore Ludovico Georgioo”，
圖4•奧特里烏斯《寰宇概觀》，東印度群島地圖，安特衛普，1570年
圖5•奧特里烏斯《寰宇概觀》，亞洲地圖，安特衛普，1570年
全譯當作“中國，或新繪中國地區，作者路鐸維可·喬奇渥。”9 這位葡萄牙耶穌會士路鐸維可·喬奇渥就是喬奇·德·巴爾布達。這是西方地圖史上第一張單獨的中國地圖（圖6）。
16世紀最後一名重要的地圖繪製專家是基哈德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 1512-1594）。他“專攻地理學和天文學。他的聲望如此之高，以至出生於佛蘭德（Flanders）的根特（Gand）皇帝查理斯五世親自委託他設計一系列數學和地形測量工具。因此，墨卡托成了地球儀和天球儀生產專家。這為他贏得了聲望和財富。”10 他在地圖集中也繪製了一幅中國地圖（圖7）。“這是歐洲人繪製中國地圖的奠基之作。”11 顯然，墨卡托對中國的認知一半在想像中，半島與中國東海岸線平行，日本列島的位置也明顯下移了。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1655年以前，西方地圖繪製中國的歷史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托勒密（Ptolemy）世界地圖上的中國；二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世界觀念影響下的中國地圖；三是1584年巴爾布達 （Luiz Jorge de Barbuda）〈中國新圖〉的問世及其影響下的中國地圖。實際上，在前兩個階段，西方還沒有繪製出單幅的中國地圖，因而也可以認為那是西方繪製中
圖6• 巴爾布達的〈中國新圖〉， 刊於奧特里烏斯 《地球大觀》， 1584年
國地圖的前史。1584年問世的〈中國新圖〉是歐洲人第一幅刊印傳世的單幅中國地圖，它在西方地圖繪製史上無疑是有重大意義。”12 西方對東方、對中國的認知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歐洲和中國各處歐亞大陸兩端，認清對方需要時間。
二、羅明堅所繪製的《中國地圖集》13
羅明堅是第一個入華的耶穌會士。他於1579年到達澳門，1588年離開中國返回歐洲。14 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及西方漢學的奠基人。受他的影響，利瑪竇來到中國，並在生活和傳教方面得到他的照顧。但是很長時間以來，學術界對於羅明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貢獻所知甚少，研究更少。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對羅明堅的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1989年意大利國家檔案館館長羅薩多（Eugenio Lo Sardo）通過對意大利羅馬國家檔案館所存中國地圖手稿的研究，初步判斷手稿的作者為羅明堅，並在意大利國家地理學會雜誌上發表了論文〈有關明代中國的第一地圖集——羅明堅未刊手稿〉。15 羅薩多隨後組織了一批學者繼續研究，1993年意大利國家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編的《中國地圖集》，全書共137頁，其中有羅薩多撰寫的導言和畢戴克（Luciano Petech）教授等學
圖7• 墨卡托〈新地圖集〉中的中國地圖，1606年，阿姆斯特丹
者的研究成果，還有按照原尺寸複製的79頁手稿，包括28幅地圖和37頁文字說明。16 18世紀前在歐洲最有影響的中國地圖是衛匡國編輯繪製的《中國新圖》。關於衛匡國的地圖學術界己經多有研究。17羅明堅所繪製的地圖在西方漢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他是在衛匡國之前繪製出的中國地圖集，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關於這批手稿的真正作者曾存有爭議，但1993年出版的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已經完全解決了這個問題 （圖8、9）。18
在地圖的序言中，羅明堅首先介紹了中國的基本情況。這是來華耶穌會在西方用歐洲語言最早對中國的介紹，對於瞭解歐洲對中國的理解有極重要的價值。現摘錄有關內容如下 21:
中國的大地被這裡的人們稱為“大明”。可以從他們的歷史和記錄中根據他們自己的看法來確定哪個民族是原住民，哪個民族是後來者。
這是一個極為廣闊的國度，也是最靠東邊的一塊大陸。在中國的西部邊界是印度王國和Brama王國，在北部則是韃靼人和其他被彼此間的恐懼、長城和山嶺阻隔開的民族。其廣闊的海岸線則被大洋所包圍。南北走向的山脈阻隔著中國人和韃靼人。在山脈被河谷和平原分割的缺口處，人們建起了牢固的城牆。邊境一共有500英里的屏障，其中80英里是人工修建的城牆，另外420英里則是天
圖8• 羅明堅所繪製的中國全圖19
圖9• 羅明堅所繪製的廣東及海南島圖20
然的山脈。
據這些居民的歷史記載，這些城牆是由二百年前一位國王所建，他保衛著中國免遭韃靼人的暴行；這些城牆屹立了93年，整個王國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參與了這項工程。由於這個地區的人民勤勞懇幹、自然條件優越，所以富饒而多產。這裡不僅出產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也出產為舒適、優雅的生活所需的物品。
每天都有1萬名全副武裝的士兵保護著皇帝。他是最偉大、最重要的當權者，還有著其他各種莊嚴的稱謂；由於他一直在與韃靼人交戰，所以就選定了靠近韃靼邊境的城市 Tien-nim（編者按），作為他的居所。除非戰事需要，否則他從不離開此地。他們比韃靼人有優勢，雖然與後者在體力、氣質和技巧上相差不多，當他們被韃靼人靠武力分開時，常常能靠詭計和機靈獲勝。22
羅明堅的這本未出版的《中國地圖集》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是我們研究歐洲人早期中國觀的重要文獻。如學者所說：“這部地理、土產及軍事等資訊詳盡、圖文並茂的《中國地圖集》，雖然未正式出版，沉沒了幾百年，但喻示歐洲對中國自然地理與政府構架最全面之認識，可謂歐洲漢學史上一劃時代的標誌性著作。”23
羅明堅的這本地圖集共有37頁說明和28幅地圖，其中有些是草圖，有些則繪製得很精細。這個地圖集有以下幾個特點:
1.《中國地圖集》是西方漢學史上第一個較為詳細的中國分省地圖集。羅明堅《中國地圖集》的第一個重要貢獻就是，這本地圖集是西方歷史上第一個中國分省地圖集。這就突破了比巴爾布達繪製《中國新圖》的用單頁形式來繪製中國地圖的方式，在中國地圖的繪製上大大前進了一步。從對中國的總體性概略性認識發展到進入內部的具體認識，從單頁的中國地圖到分省的中國地圖集，這是一個質的飛躍。
地圖集在介紹每一個省份時，對其下屬的州府也都做了介紹，例如在介紹廣東省時，也先後介紹了“廣州府”、“韶州府”、“南雄府”、“惠州府”、“潮州府”、“肇慶府”、“高州府”、“廉州府”、“雷州府”、“瓊州府”。羅明堅共介紹了中國的15個省份，對每個省份都進行了分析性的介紹，從該省的農業生產、糧食產量、礦產、河流，到各省之間的距離及各省邊界、方位以及“皇家成員居住的地點、諸如茶葉等特殊作物、學校和醫科大學以及宗教方面的情況都有較為詳細的介紹。以往西方對中國的介紹只是從總體上的，從未深入到國家內部展開如此詳細的介紹，羅明堅是第一位介紹中國分省地圖的西方人，從而使西方漢學的中國繪圖邁上了新的臺階。
2.《中國地圖集》首次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行政建構。作為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是如何管理和運作的，這一直是西方所關心的重要問題。中華帝國的行政及國家的組織結構，是當時歐洲非常感興趣的問題。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首次解決了這個問題。在《中國地圖集》中，他按照從“省”到“府”、從“府”到“州”和“縣”這樣的等級順序逐一介紹每個省的主要城市、名稱，甚至連各地駐軍的場所“衛”和“所”都有介紹，所以這個地圖集的編輯者說：“這部作品最突出之點就是作者試圖準確地說明中國大陸的行政機器在形式上的完善性。”24如在介紹福建省的軍隊建制時，地圖集說福建省有八個府、一個州、五十八個縣、十六個衛、十七個所。其中衛的分佈為：福寧衛、福州左衛、福州右衛、福州中衛、興化衛、漳州衛、泉州衛、鎮東衛、平海衛、永寧衛、鎮海衛、建寧左衛、建寧右衛、邵武衛、延平衛、汀州衛，共計十六衛。25這些是中國行政建制中的重要資訊，而且是重要的軍事資訊。“衛”是指揮使司的簡稱，所即千戶所和百戶所，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軍事建制。隋唐均置十六衛，各設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唐貞元二年（1786），又各置上將軍一人，統領府兵及掌管門禁、侍衛之事。明在各要害地區設置約五千六百人為一衛，由都司或行都司率領，隸屬中央五軍都督府，防地可以包括一府或數府，一般駐地在某也即稱某衛，如建州衛、天津衛、金山衛，後相沿成為地名。26
這些資訊是在以往的西方關於中國的地圖介紹中從來沒有的。儘管羅明堅只是從中文地圖文獻中轉錄翻譯過來的，但卻是在西方文獻中第一次這樣詳盡的介紹，所以在西方漢學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3.《中國地圖集》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社會狀況。羅明堅在地圖集中也介紹了中國社會生活。關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他說：“男人用銀圈將頭髮捲子打結，以作裝飾。衣服很漂亮，卻不貴，是根據季節的需要，用金色的絲綢和各色的布料混合製成。冬天的時候穿兩件，裡面的那件會覆以貂皮或其他動物的皮毛。貴族很少使用馬，而是用轎車。在城市中轎車拉著高貴的女子，轎車由布遮擋，車頂是金製的，車中的女人不會被外人看到。”關於中國的飲食習慣，羅明堅說：“食物非常充足，不同於高盧人或德國人，他們的烹飪技巧非常嫺熟。他們像我們一樣圍繞在桌邊坐著就餐，而不像波斯人或土耳其人那樣席地而坐。喝酒也很有節制，不會飲酒無度。”關於中國人的家庭生活，他介紹說：“他們仍舊保持著一夫多妻的婚姻傳統。貴族們常常在不同的住處擁有很多的妻室，普通百姓則只有一個妻子。對通姦會處以死刑。婚禮通常在三月份和滿月時舉行慶典，場面非常富麗堂皇。人們唱歌、奏樂，歡樂地享受這一儀式。”27
關於宗教，羅明堅說:“宗教和禮儀方面，他們傳播的是：在他們當中有一種偶像，它有三個名字：南無、阿彌陀佛、釋迦。外貌也是不同的三種；此外他門還有一個偶像是國王的女兒。她想要承受酷刑，儘管人們請求或威脅，她都不動搖。很多年之後，人們為她建造了塑像，叫做觀音。羅明堅把一些佛教像解釋為聖母瑪麗亞與龍在抗爭，即如《聖經》中描述的那樣。這是一個奇怪的錯誤。在這裡，有些中國人崇拜基督，同樣也有一個腳下踩月和龍的童女被崇拜。他們還崇拜很多其他的神靈，他們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28
羅明堅的這些介紹，如果同後來的利瑪竇對中國社會生活的介紹來比較，顯然要簡單得多。但這是耶穌會士入華後最早的對中國社會生活的描述和介紹，雖然《中國地圖集》並未出版，但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說，這仍是十分重要的。
4.《中國地圖集》突出了南方的重要性。意大利學者歐金尼奧洛·薩爾多曾認為，羅明堅的中國地圖肯定受到了中國地圖學家羅洪先《廣輿圖》的影響 29，現在中國學者汪前進已經證明羅明堅的地理資訊取之於《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一書。羅明堅所使用的許多基本數據大都來源於《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但在對中國的介紹上，羅明堅卻表現了西方人的觀點。他不是首先從北京或南京這兩個帝國的首都或中心開始介紹，而是從南方、從南方沿海省份逐步展開了他的介紹，“至中國最北部邊境有133天的路程，東至海岸122羅馬里，西至海岸102羅馬里，南至海岸307羅馬里，北至海岸3羅馬里30；至京師2422羅馬里，至南京1511羅馬里。最先展現的就是海南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島的首府——瓊州府。”“這種看待中國的方式與那個時代葡萄牙人的方式完全相同”31，因為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與他們貿易相關的中國南部省份。這樣看來，羅明堅從海南島開始介紹中國的省份也在情理之中。這樣的編排方法就和《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有了區別。
5.《中國地圖集》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各地的物產 (圖10)。羅明堅在介紹每個地區時，都不忘記介紹各地的礦產。羅明堅在地圖中告訴人們在哪些地方可以找到珍貴的礦產。他特別關注以下這些礦藏：金、銀、銅、鐵、錫、鉛、水銀等。
羅明堅對中國礦產的介紹，內容來自中國地圖本身，但“羅明堅關於礦產地點的標註也許受到了西班牙和葡萄地圖製作者的需要的影響。一方面，殖民地的礦產選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的商業活動之一；另一方面，直到16世紀，在歐洲可見的中國地圖基本都是關於海岸線和主要港口的描繪，沒有包括內陸地區。”32 這是歐洲漢學歷史上第一次如此明確地介紹中國的物產。
三、有關羅明堅《中國地圖》的其他文獻
目前意大利學者羅薩多在1993年出版的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只是對藏在意大利國家檔案館所藏羅明堅文獻的整理成果，而羅明堅的手稿仍有大量尚未整理，例如至今還藏在意大利國家圖書館的《四書》拉丁文手稿33，藏在耶穌會檔案館的《葡華辭典》手稿與散頁34等，特別是耶穌會檔案館收藏的羅明堅所寫的《遞呈給耶穌會總會長阿桂委瓦的中國傳教事務報告（1577年11月到1591年）》（Relatione del successo della
圖10•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中的礦產資源圖例
missione della Cina del mese di Nove’bre 1577sin all’ano 1591 del Pe. Michele Ruggiero al nostro R do P e Claudio Acquaviva Generale della Comp.a di Gesù 1571-1591）35 中含有羅明堅翻譯中國地圖的手稿。例如，用葡萄牙文撰寫的中國地理情況的介紹，包括一章有中國州、府、縣、衛數目的表格，各地的物產介紹。這幅地圖部分的標題為“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地圖”（Sinarum regni aliorumque regnorum et insularum illi adiacentium description），圖上有中國15省，分別為北京(Pacquin)、南京(Nanqui)、山東(Xantum)、山西(Xansii)、陝西(Xiansii)、河南(Honan)、浙江(Chequean)、江西(Quiansi)、湖廣(Huoquan)、四川(Suchuan)、 福建(Foquien)、廣東(Quanta)、廣西(Quansii)、雲南(Hiunan)、貴州(Queioheu)。
長期來一些研究者認為這幅中國地圖是利瑪竇所做36，但宋黎明認為“手稿的作者更可能是羅明堅而非利瑪竇。更重要的是，這個手稿的筆跡以及紙張與羅馬國家檔案館的一些手稿完全相同，據此可以肯定羅明堅是這些拉丁文手稿的作者。由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這些手稿和地圖來自范禮安，由此可以推斷，羅明堅於1583年將手稿寄給范禮安，范禮安則於1588年將它們連同一幅地圖寄給耶穌會總會長阿桂維瓦。”37
在意大利國家圖書館藏有《天主聖教實錄》38的拉丁文翻譯39，羅明堅自己提到過這份文獻，他在1583年2月7日的信中說：“目前我已經轉寫了基本要理書籍，其中有《天主聖教實錄》（Doctrina）、《聖賢花絮》（Flos Sanctorum）、《告解指南》或《信條》（Confessionario）與《要理問答》（Catechismo）等。”40 在這封信中他也明確說，去年“我曾寄去一本中文書，並附有拉丁文翻譯”。一年後在他給總會長的信中再次提到這個問題：“現在我已經校正了我的《新編天主實錄》，是用中文撰寫的，用了四年功夫，曾呈獻給中國官吏批閱。他們曾予我褒獎，要我趕快印刷，越快越好；視察員與其他神父都審查了一番，認為沒有問題，也要我快去印刷，只因要改正一些句子，遲到今年方能出版，如托天主之福今年能出版的話，將他翻譯為拉丁文，明年再寄給神父。”41
這份文獻在其第一頁寫有中文“仁義禮知信”五個大字 (圖11)，宋黎明認為，這是羅明堅從中國帶到羅馬的中國助手所寫。42
在這份文獻中也包含了羅明堅對中國地理的介紹。羅明堅寫道：
中華帝國是東方最富裕、豐饒的國家。該國分為15個行省，受一王統禦。所有行省的也是全國的首都是個皇城，被人們稱為“北京”。該名稱取自其所在的省份。實際上，北京的意思是“北部朝廷”。事實上還有一個城市的名字是南京,意為“南部朝廷”，是為過去皇上居住的地方。北朝以其特別的方式管理七個行省。南朝管理八個行省，但最終重大事情的決定權仍要轉交北朝。
事實上，皇宮的位址已轉移到北方，儘管這裡經常跟相鄰的韃靼人發生戰事。因此他們建造了一道宏偉的牆；有了這道牆，他們可以更容易地減緩韃靼人的進攻速度並抵禦他們頻繁的入侵。
皇帝在每一個行省都設立代表，被稱為“Jutanu”，Jutanu下設兩個職位較高的官員，一個管理刑事及民事訴訟，另一個負責王室的財政和稅收事務。兩位官員都有很多助手，分佈在全省各地區。還有很多管理各個市縣的官員。事實上，這種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我們歐洲的政
圖11• 羅明堅的《新編天主實錄》首頁
府模式。在這些行省裡——除村莊外，因為村莊可以用不計其數來形容了——大的城市可分為五個級別。有很多被稱為“府”，然後是“州”，第三個是“縣”，第四個是“衛”，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是“所”。它們的級別按上述順序遞減。他們都把名為“府”的城市看做最重要的。
然後是一部分被稱為“州”的城市，它們只對行省的首府負責。前三個行政級別的城市被城牆和壁壘包圍。另外兩個有點像軍事戍衛隊，有很多堡壘，上面駐守很多衛兵，保護守地。全中華帝國一共有155個府、1154個縣、211個衛和213個所。被稱為“縣”和“所”的兩種城鎮大部分都分佈在北方。由於該地常受韃靼人的侵擾，因此這裡設置了很多軍事崗哨和城堡，裡面住了很多士兵。這些士兵大多數並不是為領軍餉，而是由於犯過罪被皇帝強迫服役的。因此，由於中國人天性平和，而步入軍事生涯的這些士兵又不是出於自願，而是接受懲罰而被迫如此，因此他們在戰鬥中並不拼力。所以，儘管士兵人數眾多，但軍事收效甚微。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有多麼遼闊。該國有15個行省，每省都有不同的語言，除此之外，所有省份都用一種語言，被稱為“官話”或者“官員的語言”。之所以被叫做“官員的語言”是因為在公共事務上
圖12•卜彌格自畫像
只使用這一種語言。因此，那些經常從本省派去外省的官員們，在他們行政的省份裡，不講本地俗語。全國使用相同的漢字。另外，漢字也同樣被日本人、南圻人和暹邏人所熟識。事實上，漢語是由無數單音節聲調一個一個組成的。43
這說明，儘管羅薩多出版了意大利國家檔案館的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但羅明堅關於中國地圖的繪製和研究的文獻並未窮盡，尚有許多重要的中國地圖、地理文獻待進一步整理。“因此，要勾畫出羅明堅中國地圖集的全貌，則需要全面地綜合研究所有這些資料，而這將是一個更加繁重和複雜的工作。”44
四、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後傳教士的中國地圖繪製
利瑪竇在肇慶期間在給羅馬的信中提到他要繪製中國地圖。1584年9月13日，利瑪竇從肇慶致函Juan Bautista Roman，介紹了中國有15個省，並寫道:“現在我不能將中國全圖（Toda la China）寄給您，該地圖用我們的方式繪製在紙上，每省一圖，這樣可以匯成一集，但現在我還沒有做好。天主在上，但願我儘快寄給您，不管您在何處，這樣您可以看到漂亮的每個省和城市。”451585年後，利瑪竇的興趣已經集中到繪製世界地圖上了。從他在中國的處境來看，利瑪竇將精力集中在世界地圖的繪製上是對的，以後的歷史證明，他所繪製的《世界地圖》對中國產生了多麼重大的影響。46 相應地，羅明堅在意大利將精力放在繪製中國地圖自然也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晉見西班牙國王，還是晉見教宗，呈現中國地圖都是重要的禮物。47 羅明堅和利瑪竇人分東西，他們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如宋黎明所說：“如果說利瑪竇是用中文繪製世界地圖的第一人，那麼羅明堅則是用西文製作中國地圖集的第一人。”48
羅明堅之後在西方中國地圖繪製歷史上最重要的兩個人是卜彌格（Michel Boym, 1612-1659）和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1616-1661）。兩人同處明清鼎革之際，卜彌格 (圖12)作為南明王朝
圖13•卜彌格《中國地圖集》京師圖
特使派往羅馬，衛匡國作為中國耶穌會省代表前往羅馬。兩人的歷史命運和他們繪製的地圖一樣，走向了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衛匡國地圖集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卜彌格的中國地圖集放在了梵蒂岡圖書館，從未出版。
美國漢學家什欽希尼亞克（Boleslaw Szczesiak)將卜彌格的地圖命名為《中國地圖冊》（Atlas Imperi Sinarum）。它包括中國總圖、分省（地）圖、經緯度表、文字說明四個部分（圖13、14）。49
卜彌格的《中國地圖集》具體目錄如下：
大契丹，過去的絲國，即中華帝國。十五個王國，七八張地圖。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中國人的起源，他們承認天主是造物主。
第二章 在中國人看來，地球是甚麼樣子?他們是怎麼介紹它的地理的?在他們看來，天是甚麼樣子?有甚麼記號？有甚麼星座？怎樣計算年代?
第三章 古代的絲國和大契丹是不是中國?中國這個名稱是從哪裡來的?
第四章 中國人的起源，他們最早的人、歷代皇帝和他們傳到今天的譜系。
第五章 中華帝國的政治和軍事制度。
圖14•卜彌格《中國地圖集》海南圖
第六章 中國的幅員、人口的數目、作為邊界的城牆、沙漠、峽谷、省的數目、市、黃河和洋子江、土地的肥力、土地上的果實、貿易、服裝、禮儀和居民的品德。
第七章 中國的文字、書籍、文學、高尚的藝術和機械。
第八章 中國的教派，在中國傳播過福音的門徒聖多默，澳門市。
第九章 聖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可敬的利瑪竇神父和其他來到中國的耶穌會神父。
第十章 講授福音書，對未來的預測，傳教士在中國的住地，在中國建立的教堂，帝國領洗的人數和最重要的施洗。50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卜彌格的《中國地圖集》和羅明堅一樣也是地圖誌，但在文字數量和介紹的程度上要比羅明堅更為詳細。從繪圖的品質上也更為精細，地圖是彩繪的，圖中附有人物圖像等，這些都是羅明堅地圖所不如的。
衛匡國 (圖15)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國新地圖集》（Novus Atlas Sinensis）無疑是在西方影響最大的中國地圖之一 (圖16）。
“這部地圖集包含17幅地圖，有2100處中國各地的座標，170頁文字中滿是有關各個省份的知識（圖17），例如它們的疆界、總體特點、名稱的歷史沿革、居民風俗、主要產品，以及它們的行政地位。”51
圖15•衛匡國像
圖16•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中國總地圖，1655年，阿姆斯特丹
如果從中國文化向歐洲傳播的歷史來看，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向歐洲展示了一個全新的中國。“發現中國是16-17世紀以來歐洲最重要的事件，在衛匡國以前對中國的介紹要麼只停留在文字上，使歐洲的讀者在字裡行間體會中國——這個遙遠的神秘國度，要麼地圖的繪製過於簡單，不能給人一個完整的中國形象。衛匡國的地圖解決了這些問題。他的地圖集，不僅地圖繪製精美，而且文字介紹詳細，圖文並茂地將中國的形象展現在歐洲人的面前。地圖集的文字使用的是歐洲當時通用的拉丁文，所使用的繪圖方法是歐洲人所熟悉的製圖技術，這樣，一個建立在文化基礎之上的嶄新的世
圖17•衛匡國《中國新地圖集》，江南府地圖，1655年，阿姆斯特丹
界形象在他的筆下逐漸地形成。這裡所說的文化基礎，指的是一套符合歐洲人對新大陸和新大陸上的居民的認知需求的標準及價值觀體系。”52
毫無疑問，卜彌格的《中國地圖集》和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在地圖的繪製水準上都超過了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儘管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深藏於檔案館，從未出版，但羅明堅地圖的價值卻是不可忽視的，因為衛匡國返回歐洲以後，還是通過瓦萊蒂的地圖集看到了“羅明堅的繪圖作品”53。所以，“如果說利瑪竇第一次將西方地圖介紹到中國，推動了東方製圖學的話，那麼，羅明堅則是第一次將東方地圖介紹到歐洲，推動了西方的製圖學。”54 羅明堅作為西方漢學的奠基人應該載入史冊。
五、結語
在西方的地理大發現時代，地圖的繪製一直是其核心任務之一。西方正是在大航海時代才走出中世紀的宇宙觀，逐步認識到托勒密宇宙觀的問題所在。這種對全球空間的認識首先表現在地圖上。“在首次開始製作‘真實’地圖的一千年裡面，人們搜集了大量的航海圖，用它們作為修正已知世界的地圖繪製的標準尺度。14世紀早期，在馬里諾·薩努多（Marino Sanuto）和皮特羅·維斯康迪（Pietro Vesconte）製作的地圖中, 他們把地中海區域的航海圖和早期對於外部世界的前航海圖型的繪圖模式結合在一起。後來，人們把地圖的繪製建立在實證資料的基礎上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漸漸促成了地圖繪製者們的更大抱負，即把馬可·波羅及其後的旅行者們描述的資訊統攝其中。1351年的勞倫琴航海圖（Medici Laurentian Atlas）是現存地圖中最早把馬可·波羅從中國回到歐洲的旅途描述所牽涉的資料都包含在裡面的一幅。在這幅地圖上，印度開始作為一個半島出現，還多少附帶出現了東南亞的模糊輪廓。”55 到18世紀時，西方地圖繪製學已經完全把托勒密的地圖集和亞歷山大大帝的傳奇故事和繪製傳統祛除出去了。這樣的一個過程是漫長的，而從神話和想像走向真實的地圖繪製的第一步是由羅明堅完成的。他的歷史地位由此得以確立。
正如博克塞所說：“在‘發現的世紀’背後的動力很明顯來自於宗教的、經濟的、戰略的和政治的。這些因素絕不是以相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56在整個中世紀東西方的經濟關係是西方對東方的依賴，對香料的需求，對馬可·波羅所描繪的契丹財富的嚮往，是大航海的靈魂。宗教的擴張是其內在精神的追求。走向全球的西方，發現東方的西方，必須首先從製圖學上開始。這就是為何來華耶穌會士一直把中國地圖的繪製作為其重要任務的原因。從羅明堅所繪製的《中國地圖集》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所在的生活的時代的全部文化特點。
西方對中國地理的不斷認識過程是一個在地理知識上不斷接近真實中國的一種努力，同時，這種對中國地理知識的積累成為他們的中國觀形成的基礎。知識與想像的互動構成頭一個不斷變動的西方中國形象57，因此，對於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必須放在全球史背景下才能給予深刻的說明。
註釋：
1[意]曼斯謬·奎尼、蜜雪兒·卡斯特諾威著，安金輝、蘇衛國譯，汪前進校《天朝大國的景象：西方地圖中的中國》，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15年，第1頁。
2 同上，第57頁。
3 同上，第117頁。
4 參閱 [意] 本卡爾迪諾（Filippo Bencardino）：〈15-17世紀紀歐洲地圖學對中國的介紹〉，載《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8年春季版，第11頁。
5 參閱 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Vol.I,London,1866。[法] 戈貸司編，耿昇譯《希臘拉丁作家遠東古文獻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9, 31-32,44；[英] 玉爾撰、[法] 考迪埃修訂，張緒山譯《東域紀程錄叢》，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55-157。
6 北堂藏書號2355號、2356號則是此書的1595年版本，參閱 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 pp. 688。
7[意]曼斯謬·奎尼、蜜雪兒·卡斯特諾威著，安金輝、蘇衛國譯，汪前進校：《天朝大國的景象：西方地圖中的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58頁。
8 參閱 [意]本卡爾迪諾（Filippo Bencardino）：〈15—17世紀紀歐洲地圖學對中國的介紹〉，第6頁。1606年歐洲所繪製的第一張中國地圖“Hondius Model”由Mercator-Hondius Atlas編輯，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參閱周敏民編《地圖中國》(China in European Maps: A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香港科技大圖書館，2003年。
9 黃時鑒：〈巴爾布達〈中國新圖〉的刊本、圖形和內容〉，載《黃時鑒文集》第3卷，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261頁。
10[意]曼斯謬·奎尼、蜜雪兒·卡斯特諾威著，安金輝、蘇衛國譯，汪前進校：《天朝大國的景象：西方地圖中的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58頁。
11 周振鶴:〈西洋古地圖里的中國〉，見於周敏民編《地圖中國》，第1-6（1）頁。
12 黃時鑒：〈巴爾布達〈中國新圖〉的刊本、圖形和內容〉，第261頁。參閱吳莉葦:〈歐洲近代早期的中國地圖所見之歐人中國地理觀〉，載《世界歷史》，2008年第6期。
13 關於羅明堅的《中國地圖》，已經出版的是 Eugenio Lo Sardo, ed.,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 I.,Roma, Archivio di Stato di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Libreria dello Stato, 1993;《大明國圖誌：羅明堅中國地圖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2年。
14關於羅明堅的研究，參見陳倫緒：〈羅明堅（1543-1607）及其漢詩〉，載《華裔學誌》，1993年第41期，頁129-176；〈徐渭（1521-1593）創作的兩首關於羅明堅（1543-1607）的漢文詩〉，載《華裔學誌》1996年第44期，頁317-337；魏若望：〈改變對羅明堅（1534-1607）的視角及漢學起源〉，載黃時鑒主編《東西交流論壇》第2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314-346；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張西平：〈西方漢學的奠基人：羅明堅〉，載《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岳峰、鄭錦懷：〈西方漢學先驅羅明堅的生平與著譯成就考察〉，載《東方論壇》，2016年第3期；另外，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夏伯嘉：《利瑪竇：紫禁城裡的耶穌會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這兩部著作中均有對羅明堅的研究。
15 Eugenio Lo Sardo, "II primo Atlante della Cina dei Ming. Un inedito di Michele Ruggieri", in Bollettino della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1989.
16 Eugenio Lo Sardo,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J. 參閱 Song Liming, Maria Luisa Giorg,Trascrizioni della tavole descrittive di Michele Ruggieri, pp. 61-120;“Nota All’ identificazione dei toponomi dellle Carte del Ruggieri”, pp.121-122.
17 Regni Sinensis a Tartaris devastati enarratio, 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res a gentis origine ad Christum natum in extrema Asia sive Magno Sinarum Imperio gestas complexa, Munchen,1658; Novus Atlas Sinensis, 17 sheets, in folio. Atlas Sinensis, hoc east description imperii Sinensis una cum tabulis geographicis, Amstelodami, 1656;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in qua, quo pacto»Tartari hac nostra aetute Sinicum lmperium invaserint ac fere totum occuparint, narratur eorumque mores breviter describuntur, Antverpiae, 1654; Grammatica Sinica Historia sinica vetus ab origine ad Christum natum,Amsterdam, 1659. 參閱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張西平、馬西尼主編《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衛匡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徐明德：《論明清時期對外交流與邊治》，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
18 美國漢學家波列斯瓦夫·什欽希尼亞克（Boleslaw Szczesniak）認為，這些來自羅馬檔案的地圖並不真正出於羅明堅之手，他認為羅明堅本人也並非出色的繪圖師，那些地圖應該只是由利瑪竇在1590年送到了羅馬。雖然最後一份羅明堅手寫檔案上的日期的確標明是1606年，但那只是一個“最遲日期” ( terminus ante 羅明堅卒於1607年)。有兩種可能：地圖集由羅明堅繪製並帶回歐洲;地圖集由利瑪竇繪製並寄往歐洲，而後由羅明堅在意大利保管並校訂，直到1607年羅明堅在意大利逝世。參閱麥克雷：〈羅明堅的中國研究〉，載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編《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和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389。
19 Eugenio Lo Sardo,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 J.
20 同上。
21 同上，在這裡我所採用的譯文是麥克雷教授從意大利文翻譯成英文，後由汪前進等翻譯成中文，在此表示感謝。
22 同上。
23 金國平文，載《大明國圖誌：羅明堅中國地圖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2年，頁13。
24 [葡]洛佩斯（Lopes Fernando Sales）：〈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34期，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1998年春季刊，頁6。
25 Eugenio Lo Sardo,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J.
26 “明初在京師和各地皆設衛所，屯田設防。數府劃為一防區設衛，下設千戶所和百戶所。大抵以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二人為百戶所。百戶所設總旗二（每總旗轄五十人）、小旗十（每小旗轄十人）。衛所軍士有軍籍，世為軍戶。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駐防。征伐統於諸將，無事散歸原地。在內地府州縣境境內的衛所，軍戶與屯田錯雜於民間，不能自成區域者，為無實土衛所。邊地不設府州縣區域的衛所，轄民戶兼理民政，為實土衛所。其軍官，衛稱指揮使，所稱千戶、百戶。各衛所分屬於各省的都指揮使司（都司）、行都司、留守司，統由中央的五軍都督府分別管轄，衛所廢置不常。據《大明會典》載，萬曆初有衛四百九十三，千戶所二百五十九。兵額總數連屯田軍在內，達二百七十餘萬人。明中葉後，屯田多被軍官吞蝕，軍士破產散亡。存者無戰鬥訓練，僅供地主官僚役使，無能防衛。”載《中國歷史大辭典》上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頁202。
27 Eugenio Lo Sardo,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J.
28 麥克雷：《羅明堅的中國研究》。
29 參閱盧西亞諾·佩特奇：〈羅明堅地圖中的中國資料〉，載《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7年10號。
30 應為5羅馬里。
31 [葡]洛佩斯（Lopes Fernando Sales）：〈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34期，澳門文化司署，1998年春季刊，頁5。
32 麥克雷：《羅明堅的中國研究》。
33參閱[意]達仁理著，文錚譯：〈利瑪竇與《四書》拉丁文譯本——從史學傳統到新的研究〉，載《國際漢學》總第4期，2015年。羅瑩：〈耶穌會士羅明堅《中庸》拉丁文譯手稿初探〉，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42期，2015年。
34 Jap. Sin. I 198
35 Jap. Sin.101I; Jap. Sin.101II
36洪業：《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在該書中報導了1935年《北京天主教會通報》說當時在羅馬發現了利瑪竇1588年繪製的中國地圖一幅，用拉丁文譯註。
37 宋黎明：〈中國地圖：羅明堅和利瑪竇〉，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38 羅明堅的這本著作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有不同的版本，一種是《新編天竺國天主實錄》（Jap-Sin I,189）；另一種是《天主實錄》（Jap-Sina I,190）。兩種版本在裝幀、署名和內容上都有些差別。參閱《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第2冊《聖教天主實錄》；鍾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冊《天主聖教實錄》；黃興濤、王國榮編《明清之際西學文本50種重要文獻彙編》第一冊《天主實錄》；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頁32-33；[美]夏伯嘉：《利瑪竇：紫禁城裡的耶穌會士》，第99-102頁；[法]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另一種說法認為《聖教天主實錄》這本書是羅明堅在一名福建秀才的幫助下從拉丁文翻譯而成的。“在天主的名義下，羅明堅在肇慶出版了第一個中文天主教宣傳品《祖傳天主十誡》。同樣在天主的名義下，羅明堅也在肇慶出版了第一本中文天主教著作《天主實錄》。他為《天主實錄》準備了四年時間。早在1581年他在澳門用拉丁文寫作了一個教理問答，後在肇慶一個福建秀才的幫助下完成了翻譯工作，取名《天主實錄》，在王泮的鼓勵與首肯下，1584年年底問世。”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利瑪竇在中國：1582-1610》，頁31-32。
39“1581年，羅明堅寫了一本拉丁文的傳教著作，他將它叫做《問答集》。他的幾個翻譯將這本書譯成了中文。雖然范禮安在1582年指示羅明堅出版這本書，但它還是僅僅以手稿的形式流傳。1584年的夏天和秋天，一位從福建來的曾接受過利瑪竇在信仰上指導的秀才，在利瑪竇的幫助下，將該書從頭至尾翻譯完，並在文字上做了潤飾。這是利瑪竇第一次為了尋找恰當的中文詞彙來表達天主教思想而絞盡腦汁的經歷。”[美]鄧恩著，余三樂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40〈羅明堅致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信：1583年2月7日〉，見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頁446。
41 同上。
42“羅馬國家圖書館所藏拉丁文《天主實錄》的封面上，有羅明堅獻給教皇格利戈里奧十四世（Gregorio XIV）的題簽，中央從上往下則是“仁、儀、禮、知、信”五個漢字及其拼音和翻譯日。這五個漢字為中國人題寫，與上述三幅地圖中的中文似出自同一人之手，此人無疑是羅明堅在羅馬繪製中國地圖集的重要助手之一。”參閱宋黎明〈中國地圖：羅明堅和利瑪竇〉，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43 感謝麥克雷教授所提供的這部分文獻的譯稿。
44 宋黎明：〈中國地圖：羅明堅和利瑪竇〉，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宋黎明：〈評《大明國圖誌：羅明堅中國地圖集》〉，載《文化雜誌》，2014年第92期，對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詳細分析。
45 《利瑪竇信函1580-1609》頁62，Macerata，2001，轉引自宋黎明〈中國地圖：羅明堅和利瑪竇〉，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46 參閱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47 參閱薩安東〈羅明堅在歐洲〉，載《大明國圖誌：羅明堅中國地圖集》。
48 宋黎明：〈中國地圖：羅明堅和利瑪竇〉，載《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49 關於卜彌格的研究學術界有諸多成果，[法]沙不烈撰:〈卜彌格傳〉， 載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Boleslaw Szczesiak, “The Writings of Michael Boym”,Monumenta Serica,vo1.14（1949-1955）；[波蘭] 愛德華·卡丹斯基著，張振輝譯《中國的使臣：卜彌格》，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 年； [ 波蘭]卜彌格著，張振輝、張西平譯《卜彌格文集》，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13年。
50 [波蘭] 卜彌格著，張振輝、張西平譯《卜彌格文集》，頁194-195。
51 [意] 曼斯謬·奎尼、蜜雪兒·卡斯特諾威著，安金輝、蘇衛國譯，汪前進校：《天朝大國的景象：西方地圖中的中國》，頁201。
52 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
53 [意] 本卡爾迪諾（Filippo Bencardino）：〈15-17世紀歐洲地圖學對中國的介紹〉，第22頁。
54 張西平：〈歐洲傳教士繪製的第一份中國地圖〉，載《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1期。
55 [美] 唐鈉德·F·拉赫著，周雲龍譯《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4頁。
56顧衛民：《以天主和利益的名義：早期葡萄牙海洋擴張的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頁。
57 吳莉葦：〈歐洲近代早期的中國地圖所見之歐人中國地理觀〉；參閱郭亮：《十七世紀歐洲與晚明地圖交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明與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