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與文化

留美幼童家庭出身考略
兼論晚清中國近代化發軔的原動力

沈榮國*

百餘年前,在留美幼童考選過程中,有相當數量的家長遣送子弟交付香山人容閎留學美國,並不存在“應考者寥寥”的現象。目前,能確定家長身份資訊的留美幼童有四十八人,佔總數的40%。在這些已知留美幼童家長群體中,主要有近代中國第一代留學人、早期近代工商業者、晚清官員三大類,及基層民眾、教會人士和華僑華人三小類。在他們中間,唐廷樞、徐潤、梁經國、梁澤威、盛世豐、吳熾昌等人,均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影響力的中堅或領袖人士,他們的孩子絕非黃遵憲筆下的“小家子”。這些百餘年前的家長群體,在支持幼童留美教育的過程中,推動了晚清中國社會的進步及轉型,堪稱晚清中國近代化發軔的重要原動力。

在晚清留美幼童研究中,凡涉及幼童考選事宜,大多數學人均用程度不一的語言描述渲染當年的困境。這一觀點傾向的根源是黃遵憲及當年的留美幼童李恩富。

1881年,幼童留美教育夭折之後,黃遵憲寫了五言長篇古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在提及幼童招生的時候寫道:

奏遣留學生,有詔命所司。

第一選雋秀,其次擇門楣。

高門掇科第,若搞頷下髭。

黃背好八股,肯令手停披。

茫茫西半球,遠隔天之涯。

千金不垂堂,誰敢狎蛟螭?惟有小家子,重利輕別離。

紇乾山頭雀,短喙日啼饑。

但圖飛去樂,不復問所之。(1)

黃遵憲認為參加幼童考選的人都是出身低微而且非常貧窮的“小家子”,富豪官宦人家的孩子不屑於此。

1880年代,李恩富在《我的中國童年》(WhenI Was A Boy In China) 一書中回憶當年說:

事實上,父母們並不情願把他們的兒子送到一個離家那麼遠,他們並不瞭解的地方,時間還要那麼久。而且聽說,並且相信,那裡的居民都是些野蠻人。(2)

1940年代,勒法吉在《中國幼童留美史》中指出:

在中國農業社會,土地“所得”來自辛勤耕作。此次政府願將士庶子弟送往外洋受教育,並且發予家屬補助金,此種安排聞所未聞,自不得不造成人民的懷疑。中國人素重家庭,不願見其子弟放洋萬里,深入西方不熟之地方。悠悠歲月,生同死別。由於學生人數不足,容閎不得不匆匆返廣東香港 [⋯⋯] (3)

基於勒法吉及《中國幼童留美史》譯註人高宗魯在留美幼童研究領域的權威地位,他們的觀點對後來的研究者影響頗大,徐松榮、李喜所、陳漢才、錢鋼、胡勁草等在其著作及學術論文中基本上都秉持類似觀點,或者說有類似傾向。譬如徐松榮曾言:“即使得到慈禧、奕忻的支持,因受浮言所惑,應考者寥寥。”(4) 似乎,當年負責招選留美幼童的肄業局副監督容閎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甚至給人一種他回港澳及家鄉前基本上沒有招到幾個人的感覺。

實際上呢?第二批留美幼童容揆在1886年寫給一位美國朋友的信函中曾經追憶道:

1871年夏季,肄業局開始了它的進程,在上海城的一個僻靜的街道上,選了一所民房,有一位教師和大約二十個男孩兒。[⋯⋯]不出三個月,學校的學生人數增加得相當迅速,現有校舍決不可能提供全校學生足夠的膳宿,為了跟上學生人數的增長,必須擴大校舍規模。(5)

可知,在清廷恩准外派幼童出洋消息剛確定的時候,已經有二十多個男孩子參與考選,爾後具體數量增加很快,以至於一開始確定的校舍容納不下。1872年4月,也就是容閎回到廣東和港澳的時候,幼童出洋肄業局滬局委員劉翰清“申稱早則五月至遲不過七月即可分帶出洋”(6)。即是說,第一批學生的招收考選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了。5月,滬局有學生“四十餘人”(7),除去容閎從廣東及港澳帶回來的六人外,超過三十五人,實際上並不存在“應考者寥寥”的現象。對此,容閎有比較確切的解釋。他晚年回憶說:

予因所招學生未滿第一批定額,乃親赴香港,於英政府所設學校中,遴選少年聰穎而於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數人,以足其數。時中國尚無報紙以傳播新聞,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計劃,故預備學校招考時,北人應者極少。(8)

對於容閎的這段回憶,必須注意兩點:一是“北人”而不是全國人應者極少。他沒有否認南方人存在一定數量的應試者,潛在地承認了一定數量應試者的存在,而不是幾乎沒有報名者。二是強調 “聰穎而於中西文略有根柢者”,即素質符合容閎心意或要求的,通俗的說就是比較優秀並且有一定西學基礎的。容閎強調這一點,背後隱含的另外一個現實是,報名應考的人雖然有一些,但符合容閎內心要求、讓他滿意的孩子不多。

綜合這兩點可知,容閎當時的難題,不是因為報考應試的人非常少,而是因為他想尋找更為優秀而合適的人材提昇留美幼童群體的整體品質。即存在品質難題,不存在數量難題。

其實,當時容閎不乏支持者,有相當一部分家長願意遣送孩子留學美國。他們的身份及地位並不是太低,部分人的家身財富反而非常可觀。

18世紀以後,眾多基督教新教教徒紛紛來到中國的東南沿海,馬禮遜是其中最早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個。他們在東方傳教辦學的同時,也帶領若干國內弟子留學歐美。1817-1825年,有五個中國人在美國康州的 Cornwall 的教會學校讀書,其中包括後來成為林則徐譯員的阿林 (Willian Alum)和阿蘭 (Henry Martyn Alan) 兄弟二人。(9) 1839年,瑪麗􀁯溫施娣 (Mary Wanstall,即郭士臘夫人)停辦在澳門的女子學校的同時,攜帶盲女三人赴美留學。(10) 1840年代,又有五個學生在美國讀書。爾後,更多的中國少年或青年或自費或通過教會資助留學海外。他們是晚清最早的留學生群體,可以認為是近代中國第一代留學人。

近代中國第一代留學人中的大多數,雖然沒有和容閎一樣鮮明地提出“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11),但也有潛在的想法及意願,至少希望自己的子侄能留學海外。在晚清朝廷恩准啟動幼童留美教育之際,他們中得以及時獲悉情況的部分人,積極促動自己的子侄報名應考。其中成功地推動孩子進入留美幼童行列的有容閎、黃岳川、曾蘭生、黃勝。

受容閎直接影響而躋身留美幼童行列的有七人,分別是容尚謙、容尚勤、容星橋、容揆、張康仁、譚耀勳、譚耀芳。容尚勤是容閎長兄容達苗的長子,1864年容閎回美國替清廷買器械時,曾帶他去美國。1864-1868年,他就讀於容閎的母校孟松學校,畢業後就讀於 WesleyanAcademy。(12) 幼童留美教育啟動後,容閎把他列入第二批留美幼童中,是百餘名留美幼童中年齡最大的一個。1874年秋,容尚勤進入耶魯Sheffield學院就讀,1876年,提前回國。容尚謙是容尚勤的弟弟。1872年初夏,容閎從香港和廣東返回上海的時候,把容尚謙帶到了幼童出洋肄業局滬局。當時,他年齡不足十二歲,因“該委員(容閎) 等聲稱,人材難得,訪選不易”(13),特別准許進入第一批留美幼童行列。容星橋是容閎的族弟,其故居距離容閎故居僅有幾百米。容揆屬於新會容氏子弟,雖非容閎家鄉今珠海南屏人,但和容閎同屬於容沙公後裔。容閎對容揆一直照顧有加。容揆留學美國期間,抗旨滯留美國,容閎冒險資助他,使其在美國得以延續學業。張康仁和譚耀勳、譚耀芳等三人都是容閎故鄉今珠海南屏人。

值得注意的還有詹天佑。他之所以成為留美幼童,起到關鍵作用的是他未來的岳父譚伯邨。譚伯邨獲悉幼童招考的消息後,告訴詹天佑的父親詹興洪,建議他讓詹天佑應考。在詹父母心存疑慮而猶豫不決的時候,譚伯邨說“祇要你讓天佑出國留學,我就把第四個女兒許配給天佑為妻”,成功地促動詹天佑應考。(14) 而譚伯邨是南屏弟子譚耀勳、譚耀芳兄弟的父親,和容閎是同村鄉親。所以,從間接意義上看,詹天佑也屬於受容閎影響而留學美國的。這樣,受容閎影響而躋身留美幼童行列的一共或者說至少有八人。

曾蘭生 (又名曾來順),本名恒忠,約在1826年前後生於新加坡,祖籍廣東潮州。雙親早亡後,他在美國領事館當侍應,因此認識了美國傳教士,入讀教會學校。1843年,他從新加坡前往美國就讀,1846年進入耶魯大學。(15) 幼童出洋肄業局滬局成立後,曾國藩、李鴻章“查有五品銜監生曾恒忠,究心算學,兼曉沿海各省土音,堪充翻譯事宜”(16),所以曾蘭生受聘為英文教員,其長子曾溥、次子曾篤恭前來該局協助教學。(17)二人隨後進入留美幼童行列中,分別屬於第一和第二批。

黃岳川又名黃瓊郎,生於道光戊戍年,即1838年,早年經上海天主教保送美國學習洋文和接受西化教育。回國後他在清政府外務府任要職,1878年調任廣東省“潮海關”衙門並長駐廈門海關、寧波海關、上海海關和汕頭海關佐理全國海口關幕和文字翻譯。由於才幹傑出,“論經濟則聲馳夷夏,談學業則識貫天人”,清咸豐皇帝下聖旨封他銜為海關總署大臣,並賜頭品頂戴花翎。1898年他因長期奔波各海關,積勞成疾病逝在廈門海關衙門,享年六十歲。慈禧太后“恤其因公病逝”懿旨舉行國葬。(18) 幼童出洋肄業局滬局考選學生的時候,他派長子黃開甲應考,成為第一批留美幼童。

曾蘭生及黃岳川的影響雖然僅限於自己的孩子,數量有限。不過,他們都是潮汕人,他的孩子是百餘名留美幼童中唯有的潮汕幼童,而其他八十名廣東留美幼童均是廣府人。在廣府人和潮汕人之間存在千年歷史隔膜彼此極少合作的情況下,他們打破這種文化隔閡,勇於和作為廣府人的容閎等人合作,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廣府人家孩子群體中,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

黃勝 (1827-1902),字平甫,香山(今屬珠海)唐家東岸村人。1840年前往澳門入讀馬禮遜學堂,次年隨校前往香港。1847年,他和容閎、黃寬一道赴美留學,翌年因健康問題提前回國,出任香港英華書院印刷局監督,1859年,被港英政府任命為首任華人陪審員。1860年,他協助伍廷芳主持近代中國人自辦的第一份中文報刊《中外新報》,1864年,接替美國傳教士林樂知擔任上海廣方言館英文教習。1873年,黃勝擔任第二批留美幼童領隊,爾後,一度回國,曾和唐廷樞等一道辦理船政學堂留歐教育活動之香港招生事宜。1878年,他再次赴美,出任華盛頓公使館翻譯;1879年3月,容增祥丁憂回籍,幼童出洋肄業局幫辦空缺,容閎推薦黃寬接任,被陳蘭彬以“慮及該同知洋習太重,在局究不相宜”(19) 否決,閏三月“改派為金山總領事公署翻譯”(20)。不過,因為國內部分人對他在誘導幼童信教方面的猜疑較重,黃勝在金山領事公署的工作不快樂,很快回到香港。(21) 留美幼童教育啟動之際,黃勝的兩個兒子曾經參加應考,不過沒有被錄取而與百餘名留美幼童一道出國,而是屬於自費留洋海外者。

中國的封建社會經過千年的發展變革,於明代中葉就出現了近代意義上的工商業者。雖遭明清統治者的壓制,早期近代工商業者依舊在歷史夾縫中艱難延續。西方機器文明的興起,葡萄牙人佔據澳門的事實,讓內生的工商業群體有了帶有買辦色彩的同類;鴉片戰爭後,英國佔領香港及五口通商的啟動,使外界對工商業群體的促動作用更為明顯,國內工商業群體在這種情況下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

在幼童留美教育啟動成行的時候,諸如唐廷樞、徐潤、梁澤威、梁堯階、梁煥南、梁文瑞等及時獲悉幼童招考消息的部分早期近代工商業者,紛紛遣送自己或族中子侄赴幼童出洋肄業局滬局應考。

徐潤 (1838-1911),北嶺村人,距容閎家鄉南屏僅十餘公里。1857年,他在英商寶順洋行與容閎相識,並成為知己朋友。1871年,徐潤“奉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曾禮委,辦理挑選幼童出洋肄業”(22)。其中,主要表現之一是動員許多家鄉弟子隨容閎赴美留學,先是寫信給家鄉,令其未婚三妹夫蔡紹基速赴上海報名;爾後又勸說其武林朋友的兒子黃仲良、黃季良兄弟二人出洋留學;此外,還誘導了他的族弟後來成為海軍司令的徐振鵬成為第三批幼童留美。這樣,受他影響而成為留美幼童者至少有四人。另外,徐潤叔叔徐榮村的三個兒子 (五子、六子、七子) 及他的兩個兒子也曾參加考選,“見遺於額,而必請自籌資斧以行者”(23)。加上這五個和幼童一道自費出洋的徐氏弟子,受徐潤影響的一共有九人。

唐廷樞、唐廷植兄弟二人是今珠海唐家人,自幼就讀於馬禮遜學堂,與容閎同學,且相善。當容閎醞釀幼童留美教育計劃時,唐氏兄弟已經成為知名大買辦,在家鄉有很大影響力。他們先後推薦唐國安、唐元湛、唐紹儀、唐榮俊、唐榮浩、唐致堯等六名唐家唐氏子弟的孩子隨容閎赴美留學。其中唐榮俊是唐廷植的養子,唐榮浩是唐廷樞的兒子,唐元湛的父親唐意勳和唐紹儀的父親唐巨川分別在澳門經商,也屬於早期近代工商業者。同時,唐家灣其他家族的子弟蔡廷幹、盛文揚、黃有章、卓仁志、鄧桂廷、鄧士聰、梁金榮、梁如浩等八名幼童,雖未必都是由唐廷樞兄弟推進的,但肯定受到了他們一定程度的影響。生於上柵的蔡廷幹,早年基於特殊的歷史因素,曾寄居在唐家,受唐廷樞等人影響頗重,成為幼童也是唐廷樞推薦的。如此,受唐廷樞兄弟影響的幼童共十五人。

在梁金榮、梁如浩二人背後的,不僅有唐家兄弟,還有他們本族的梁澤威。梁澤威 (1844-1900),號介亭,名定儀,唐家村梁族義甫房十八傳裔孫,早年從事英美進出口業務,主要涉足今韓國仁川、漢城、元山等地,在國內則以瀋陽及煙臺為重要基點,所營貨品主要是來自歐美的名牌產品,譬如食品罐頭、乳製品、化妝品等。(24)

梁誠是廣州黃埔村梁氏族人。他的同族伯祖父梁經國 (1761-1837) 於1808年創辦天寶行 (TienPao),是廣東十三行行商之一,被西方人稱為“梁經官”(Kingqua)。梁經國年邁後,把天寶行交給次子、梁誠的同族伯父梁綸樞 (1790-1877),梁綸樞被西方人稱為“經官二世”。他們父子執掌天寶行近五十年,是近代前夕及近代之初涉外商業發展的典型。

此外,李恩富的兄長曾在上海經商,詹天佑的父親詹興洪及岳父譚伯邨均長期在港澳一帶經商,梁敦彥的父親梁文瑞是活躍在南洋的商人,梁普照及梁普時兄弟的父親梁鎮南 (又稱煥南)在上海、九江等地經營茶業和絲綢業。(25)張康仁的哥哥張茂疆長期在夏威夷經商;吳仰曾的父親、吳應科和吳仲賢的同宗長者吳熾昌也曾涉足茶商生意;鍾文耀的生父鍾群瀾及繼父鍾群賢在當地及海外經營貿易。(26)

從數量上來看,受早期近代工商業者影響而成為留美幼童的情況最多,筆者已經確定的有三十一名幼童及五名自備斧資者,合計三十七人。

迅捷通暢的國家行政系統內部資訊傳遞通道,讓晚清官員更及時地獲得了招考幼童的消息,部分官員選擇了支持並遣送自己或家族弟子應考留學海外。

黃開甲的父親黃岳川早年留學海外,其首先是第一代留學人。不過,在容閎招考留美幼童的時候,他也是清廷官員,先後在外務府、廈門海關、寧波海關、上海海關和汕頭海關等單位就職,最後成為海關總署大臣,並有頭品的頂戴花翎。黃開甲的二伯父也就是黃岳川的二兄黃春郎曾任中議 (榮祿) 大夫,黃開甲的三伯父也就是岳川的三兄黃奎郎曾任道臺,均屬於晚清中級官員。(27)吳仰曾的父親,同時也是吳應科和吳仲賢的同宗長者吳熾昌,是比較典型的晚清中級官員。吳熾昌,字炳勳,號南皋,貢生出身。清同治九年(1870)他被薦為候選郎中,後被調到廣西差遣委用。同治十三年經巡撫劉坤山奏請,留他以知府補用,辦理梧州釐務,光緒二年(1876)被委任代理柳州知府。光緒七年(1880)李鴻章奏請,調他為補用道花翎三品銜,委為總辦西山礦務,兼辦開平煤礦事務。光緒十二年 (1885) 吳熾昌任道員,光緒十四年受命辦理津沽鐵路事務,誥授通議大夫,晉授榮祿大夫。光緒十七年 (1890),他負責勘測東三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鐵路,光緒二十年(1893)告假回鄉。吳熾昌的經歷和唐廷樞等人的經歷有諸多交叉之處,有比較好的私交,後來唐廷樞的五女兒嫁給了吳熾昌的兒子吳仰曾,二人成了兒女親家。(28) 在吳仰曾、吳應科和吳仲賢應考成為留美幼童的背後,同時也有唐廷樞等人的影響。

盛文揚的三伯父盛世豐 (1824-1895),早年在茶行經商致富,1854年,配合張國樑督兵江南,為其大營運送軍械,1858年,報捐郎中。1867年,他獲李鴻章奏 “請仍以道員歸部,不論單雙月遇缺前先選,並加賞按察使銜”。1870年,獲委辦軍需及署迤南兵備道,並“奏保給二品頂戴”。(29) 從身份上看,盛世豐也屬於晚清官員。

祁祖彝的父親祁兆熙也是清朝官吏。祁兆熙早年肄業於上海龍門書院,後進入江海北關,躋身晚清行政體制內,最後官至知府。留美幼童教育啟動之後,他不僅遣送祁祖彝應考並成功成為第二批留美幼童,而且在1874年以護送委員的身份,帶領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當時《申報》報導說:“出洋總局挑選第三批幼童,委派祁司馬兆熙,定於七月上旬帶往美國肄業。”(30) 爾後,他在《遊美洲日記》中詳細記錄了路途具體情況,及幼童在美國學習生活的情況。(31)

在祁兆熙帶領第三批留美幼童前赴美國的時候,清廷為他配備了一位副手 —— 伴送委員,即鄺榮光、鄺國光、鄺炳光兄弟三人的叔父鄺其照。鄺其照,號蓉階,1843年出生於廣東臺山,早年曾就讀於香港官立中心學校,有較深的英文造詣,後來陸續編著《華英字典集成》、《英文成語字典》、《英語彙腋初集》等書籍。容閎主持考選留美幼童的時候,鄺其照回到故鄉廣東新寧,物色家族弟子到外洋求學,其長兄鄺其德的兩個兒子鄺榮光和鄺國光,及另一個哥哥鄺其鴻的大兒子鄺炳光三人應考被選中。其中,鄺榮光躋身第一批留美幼童行列,鄺國光及鄺炳光進入第四批留美幼童行列。因為鄺其照在英文方面的造詣,在帶領第三批留美幼童到達美國後,被委任為翻譯;次年,鄺其照還參與帶領第四批留美幼童前赴美國留學,爾後留在幼童出洋肄業局,兼任英語教師。

此外,朱寶奎出身於官宦世家。他的同鄉也是推薦人盛宣懷是知名度比較高的晚清官員,1871年在李鴻章幕府已經有了知府的官級,後來官至郵傳部大臣。對歐陽庚影響很大的堂兄歐陽明,先被封任為直隸州知州、知府銜,後又封授他為資政大夫,花翎布政司銜,調派駐美國紐約、三藩市任總領事官。(32) 徐振鵬的父親徐德廣曾在福州船政局就職。蔡廷幹的父親蔡召佐是洋務運動中的工程技術官員。吳敬榮的父親吳子麟和蔡廷幹父親蔡召佐的情況類似,在留美幼童考選之際在上海。李恩富的祖父曾在撫順當文官,其繼父曾經隨往,且在撫順去世。沈德耀、沈德輝的父親當時是曾國藩手下將領,是武官 (33)。梁誠的祖父梁韜是“武生,遊擊衛守”(34),父親梁堯階是“監生,侍召,贈通政大夫”(35)。

從數量上看,筆者所確定的幼童有十七人次。這部分幼童的家長群體,有兩個關鍵特徵。

其一是絕大多數屬於洋務官員。雖然他們都在清廷行政系統中有其位置和品階,除李恩富祖父等極個別屬於傳統官員外,其他人大都是洋務運動系列的官員,盛宣懷、吳熾昌、盛世豐等都是洋務官員中的典型代表。祁兆熙、鄺其照所服務的幼童出洋肄業局也屬於洋務運動的外交機構,他們本身也屬於洋務官員。歐陽明雖然有科舉身份,但他主要投身於外交領域,同樣屬於洋務人士的範疇。

 

其二是和早期近代工商業者群體存在交叉。他們中的部分人,先涉足商業,積累一定的個人財富後,在洋務運動各項事業“官督商辦“的邏輯空間中進入晚清體制內,獲得一定的官職。其中,以吳熾昌和盛世豐最為典型。從這個意義上說,早期近代工商業者群體中的唐廷樞、徐潤等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屬於晚清洋務官員,二者沒有僵化思維下的明晰界限。不過,基於事業重心等方面的考慮,筆者把唐廷樞、徐潤歸類為早期近代工商業者列中。

一、基層民眾

在留美幼童父輩或祖輩家人中,有部分人是普通民眾。容尚勤和容尚謙的父親容達苗是普通農民;容星橋的父親容名琰,半農半商;鄺榮光、鄺國光、鄺炳光兄弟三人的父親是礦工;梁如浩的父親梁澤穩是普通農民;周壽臣的祖父周英邦以漁農維生;丁崇吉的父親丁長綬是小工商業者,以做豆腐維生;王鳳喈父親是經營藥材的小工商業者;吳其藻的父親吳悠遠是鄉間中醫。

目前,筆者已確定父輩或祖輩主要家人為普通民眾的留美幼童數量是十一人次。

這些基層民眾的幼童家長們,之所以能遣送自己的孩子參加留美幼童招考,除了他們自身相對於其他民眾而言的見識和勇毅外,更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身邊其他親人的影響。容尚勤和容尚謙兄弟二人留學美國,是容達苗受其弟弟容達萌也就是容閎的影響。容星橋能躋身於留美幼童行列,是容閎影響容名琰的結果。梁如浩成為留美幼童,得益於唐廷樞及梁澤威等人對梁澤穩的影響。

不過,丁崇吉的情況是個例外。他的父親丁長綬有九個孩子,以做豆腐維生,孩子們長年以稀飯果腹,佐以鹽巴,晚上甚至沒有足夠的床舖,孩子們要睡在做豆腐用的缸蓋上,生活非常困苦。丁長綬獲悉招考留美幼童的消息後,認為六子和七子丁崇吉符合條件,所以決定送他們前往上海幼童出洋肄業局滬局學習。老七不願意去,在臨行前溜走,所以祇有丁崇吉一個人成行。(36) 丁崇吉之所以能進入留美幼童行列,是在家境困難情況下謀求謀生新路的結果,這種情況和容閎早年無法進入傳統學塾而進入馬禮遜學堂甚至留學海外的背後動因類似。

二、教會人士

以基督新教人士為主的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過程中成功地讓部分國人選擇了這種信仰,早期中國教徒群體由此出現在近代中國歷史舞臺上。部分中國教徒在接納基督教教義的過程中,也間接地開拓了視野,形成了遣送孩子到西方傳教士的來源地——西方國家學習深造的想法,幼童留美教育的啟動給他們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溫秉忠的父親溫清溪就是晚清知名的教會人士。溫清溪 (1834-1915),諱金聰,字明汲,童年生長於臺山大埗頭,早年在香港經商,在一次前往教會聽道的時候,結識了理雅各牧師 (Rev.James Lazge),在其影響下逐漸接納了基督教信仰,於1864年經過施洗,正式成為香港教會信徒。(37) 後來,他一直熱心為教會傳教服務,捐資創建道濟會堂、公理堂及禮賢會堂,是香港華人自理教會的核心人物。(38) 羅國瑞的父親也曾在香港傳教多年。

另外,曾蘭生、黃岳川甚至容閎都有比較濃厚的宗教背景,其中曾蘭生及黃岳川當年分別由上海基督教會及新加坡基督教會組織支持留學海外,本身就屬於宗教留學生,其回國注定有傳教的相關職責。祇是基於目前不能確定的原因,他們回國後的重心並沒有放在傳教方面。而容閎在進入耶魯大學之前,因慮及傳教職責會束縛限制他以後的報國自由,選擇了婉拒教會人士繼續資助的承諾。相對比而言,溫清溪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人士。

三、華僑華人基於複雜的歷史因素,在近代初期或以前,就有部分中國人飄零海外,散居世界各地艱難謀生。基於多代人在海外的經歷,他們更重視西式教育,不過基於本身經濟實力等方面的制約,機會不多,幼童留美教育的啟動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良機。

薛有福是麻六甲漳泉商人集團的第五代華僑弟子。他的祖父薛佛記早年前往麻六甲,成長為擁有七塊土地的地主,被認為是麻六甲漳泉商人集團的領袖。新加坡開埠後,轉移到新加坡經商。他的父親薛榮樾 (1826-1884),是薛佛記次子。和薛佛記相比,薛榮樾較多接觸開拓國內的市場,經常往返於新加坡和廈門之間。他的長兄薛有禮早年在海外接受英文教育,畢業後出任滙豐銀行買辦。1881年創辦東南亞第一份華文報紙《叻報》。(39)

此外,曾溥、曾篤恭兄弟二人是新加坡華僑子弟。他們的祖父早年在新加坡務農,他們的祖母是馬來西亞人,他們的父親曾蘭生出生於新加坡,他們的母親是受過教會教育的中馬混血。另外,還有一個叫 Chun Lung 的自費幼童,其父是來自廣東的夏威夷華僑。(40)

綜合第二到第五部分的情況,目前一共確認了四十八名留美幼童父輩或祖輩相關人士的身份資訊,佔留美幼童總數的40%。

可見,當年的容閎並不孤單。在他背後,有和他一樣學富五車的早期留學人、富甲一方的工商業者、聲名卓著的洋務官員及汲汲於宣講基督教義的教會人士,甚至還有近似日本貴族階層的仕宦家族弟子。雖然他們在整體上無法和日本皇族及將軍貴族的顯赫身份比擬,但唐廷樞、徐潤、梁經國、容閎、梁澤威、盛世豐、吳熾昌等相當一部分人在地方上卻也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中堅或領袖人士,絕非黃遵憲詩歌中的“小家子”。

如果說容閎啟動幼童留美教育,試圖通過一個人影響一代人,進而全方位地推動封建中華涉入近代世界,比較深入地推動近代化轉型,進而實現其強國之夢,那麼,這些冒着歷史風險,把孩子送到容閎手裡,遣送留學美國的家長們,不僅是容閎的支持群體,更是推動晚清中國近代化發軔的內在源動力。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之所以能在屈辱中緩慢進步及轉型,就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實為他們默默推動的結果。對於這種動力的具體作用及定位,綜上幾部分內容可以看到晚清中國近代化發軔時期的如下情況。

一、香山和上海是晚清中國近代化的兩大發源地

留美幼童教育啟動之際,英國割佔香港及五口通商已經三十年了,立足於香山縣的香澳中西文化走廊在中西文化傳播方面的歷史地位早已讓渡給附近的香港,位於長江口的上海更是後來者居上。不過,這並不等於推動晚清中國近代化轉型發源地的轉移,香山在這個時候起到的實際作用依然舉足輕重,這在幼童招考過程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

留美幼童之所以啟動並成行,得益於香山人容閎,這是他之所以被後人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的原因所在。對此,舒新城先生曾深有感觸地說:“無容閎,雖不一定說無留學,即有,也不會如此之早。[⋯⋯] 故欲述留學之淵源,不可不先知容閎。”(41) 在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中,有三十九名香山縣人,也就是說近四分之一的幼童是香山家長遣送出國的。在已基本確定家長身份的留美幼童中,直接或間接受容閎、唐廷樞、徐潤、梁澤威、譚伯邨、唐意勳、歐陽明等香山人影響或者受他們推薦的超過三十人,佔總數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

上海在幼童招考過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容閎和曾國藩等人確定招考留美幼童的基地定位在上海,容閎的大部分招考工作都是在上海舉行的。唐廷樞、徐潤等對容閎支持力度最大的同鄉好友,當時準備主導輪船招商總局的改組,主要活動在上海及附近地區。梁普照、梁普時的父親梁煥南當時正在上海及附近經商;王鳳喈的父親當時在上海經營藥材生意;黃開甲的父親黃岳川和曾氏兄弟的父親曾蘭生的主要活動區域也是上海;李恩富的兄長當時在上海經商;祁兆熙本身就是上海人;唐紹儀的父親唐巨川是上海茶商、吳敬榮的父親吳子麟當時住在上海 ,他們佔基本確定家庭背景情況的幼童總數的一半以上。

和香山比起來,上海在幼童招考中的作用,更多地是依靠上海的平臺優勢。形象一點可以這樣形容,香山提供主料,上海提供作坊,合力釀就幼童留美這醇厚的歷史美酒,澆灌在古老中華大地,催動晚清中國的近代芬芳味道日濃。從這個角度上可以說,香山和上海是晚清中國近代化的兩大發源地,他們的異地配合是晚清中國近代化發軔的關鍵因素。

二、洋務人士是推動當時中國社會轉型的主導勢力

容閎成功啟動幼童留美教育,從決策層看功歸曾國藩、李鴻章及丁日昌等洋務大員,因為他們的支持,幼童留美教育實際上是同光中興期間洋務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具體到留美幼童考選方面,在已確定大概身份的留美幼童家長群體中,有十餘名留美幼童有洋務官員的背景,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實際上,容閎是“三品銜同知賞二品頂戴,以道員用”(42);曾蘭生當時是“五品銜監生”(43);徐潤當時是“花翎四品銜員外郎”,唐廷樞當時是“藍翎候選同知”( 4 4 )。他們實際上都兼有晚清官銜,而且都是不以科舉功名為基礎的洋務官員。算上他們的話,有洋務人士家庭背景的留美幼童數量佔已確定家長大致身份情況的留美幼童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由此可見,洋務人士是留美幼童家長的中堅力量,幼童留美教育之所以成行不至於落空也得益於他們的存在和支持。沿着管中窺豹的邏輯可以說,洋務人士或者說洋務派是當時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主導勢力。

三、工商業是解鎖晚清中國社會進步的關鍵密碼

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分工及階層,有士農工商之說。在晚清由封建向近代轉型的過程中,他們起到的推動作用有較大的差異。具體到留美幼童的家長群體中,雖然有部分家長屬於基層民眾,但屬於純碎農民或漁農的很少,確切說祇有容達苗、梁澤穩及周英邦三人,涉及留美幼童四人,在已確定家長身份的幼童總數中僅佔十二分之一強,而且他們在遣送弟子留美的過程中並沒有起到絕對主導性作用。雖然有部分家長屬於晚清官員,數量多達十七人次,在已確定家長身份的幼童總數中佔三分之一強。不過,除了李恩富祖父及歐陽庚長兄歐陽明有傳統的科舉功名身份外,其他家長都沒有傳統功名,基本上都是或經商致富捐官入仕或因卓越軍功為官,嚴格說來並不屬於傳統的士子範疇。工商業者在已確定身份幼童家長中的數量最多,涉及留美幼童三十一名,佔已確定家長身份的總數的三分之二弱。實際上,容閎本身也是涉足茶葉貿易的商人,吳熾昌和盛世豐等洋務官員本身有自身的商業產業,華僑中薛有福父親薛榮樾主要經營船務生意,溫秉忠的父親溫清溪本身也是一位商人,王鳳喈父親和丁崇吉父親丁長綬都屬於小工商業者。如果考慮這些人的另一面,九成以上的已知留美幼童家長有工商業的背景。由此可見,當時工商業的復蘇、發展及涉外商業的開拓,是留美幼童之所以成行的根本因素,或者說經濟基礎。從這個方面來說,工商業是解鎖晚清中國社會進步的關鍵密碼。

四、部分家族已經邁開趨於近代嬗變的步伐在留美幼童中,出現了多個家族同時遣送多個孩子留學美國的情況,容尚勤和容尚謙、黃仲良和黃季良、梁普時和梁普照、曾溥和曾篤恭、譚耀勳和譚耀芳、沈德耀和沈德輝、鄺榮光和鄺國光等都是親兄弟,計七對。另外,容尚勤、容尚謙兄弟和容星橋、容揆都屬於容沙公的後裔;鄺炳光是鄺榮光、鄺國光二人的堂兄弟;吳仰曾、吳應科、吳仲賢三人是同族兄弟;唐國安、唐元湛、唐紹儀、唐榮俊、唐榮浩、唐致堯等六人都是唐家唐氏弟子。這種情況表明,當時有部分家族在亙古未有之變局下,思考救贖及探索之路,面對幼童留美教育這種新事物,選擇了嘗試和支持。在傳統中國封建社會中,古老的封建家族是最為頑固的一部分。這些家族的這種選擇實際上表明當時的封建中國在基層的鐵板已經開始鬆動,趨於近代嬗變的步伐已經邁開

註】

(1) 黃遵憲著,錢仲聯箋註《人境廬詩草箋註》(第三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109-114。

(2) 李恩富著,唐紹明譯《我的中國童年》,珠海出版社,2006年,頁52。

(3) 勒法吉原著、高宗魯譯註《中國幼童留美史》,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頁22。

(4) 徐松榮:〈容閎與清末留學教育 —— 兼論近代化的艱難步伐〉,《容閎與科教興國 —— 紀念容閎畢業於耶魯大學一百五十週年論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頁92。

(5) 容揆:〈中國幼童出洋肄業局的追憶〉,石霓譯註《容閎自傳 —— 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百家出版社,2003年,頁356。

(6)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北洋大臣李鴻章致總署函〉。

(7) 〈劉守翰清稟租屋開局及挑選幼童情形〉,同治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8) 容閎原著,徐鳳石、惲鐵樵原譯,張叔方補譯《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93。

(9)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in Hong Kong, pp. 56-57. 轉引自吳義雄〈容閎之前中國人留學海外尋蹤〉,《容閎與科教興國 —— 紀念容閎畢業於耶魯大學一百五十週年論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頁118。

(10) 容閎原著,徐鳳石、惲鐵樵原譯,張叔方補譯《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4。

(11) 容閎原著,徐鳳石、惲鐵樵原譯,張叔方補譯《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3。

(12) (15) Ying-yue YUNG. “Japanese-American-Chinese Cross-Cultural Contacts in 1870s-1880s,” New Have. Journal ofthe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no. 42, pp. 127-179, 2015.

(13) 〈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五日總理衙門諮北洋大臣李,為諮覆事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准〉。

(14) 茅家琦、高宗魯: 《詹天佑傳》,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9。

(16) 〈曾國藩、李鴻章:奏遴派委員攜帶幼童出洋肄業兼陳應辦事宜摺 (節錄)〉,陳學恂、田正平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留學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頁96。

(17) 唐紹明:《清華校長唐國安》,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57。

(18) 黃志航:〈黃開甲生平與其家族後裔二三事〉,《紀念容閎留美教育計劃啟動一百四十週年會議文集》,2010年11月,未刊稿,頁253。

(19) (20)〈陳蘭彬關於駐洋肄業局摺〉(光緒七年二月初六),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第2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頁164-165。

(21) 蘇精: 《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 臺北上海印刷廠,1985年,頁265。

(22) 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頁16。

(23) 徐潤:〈未園飲餞圖〉,《香山徐氏宗譜》卷八〈翰墨誌〉,頁28-29。

(24) 轉引自唐有淦〈終身致力發展農業的唐有恆〉,唐有凎編著《唐家村村史》,唐家鎮人民政府編印(再版),珠新出許字第98041號,頁170-171。

(25) 江琳:〈一位晚清留美幼童及其後人的報國之路〉,《文史博覽》2006年第9期。

(26) 陳肇基:〈鍾文耀 (1861-1945) 生平事略〉,《紀念容閎留美教育計劃啟動一百四十週年會議文集》,2010年11月,未刊稿,頁199。

(27) 黃志航:〈黃開甲生平與其家族後裔二三事〉,《紀念容閎留美教育計劃啟動一百四十週年會議文集》,2010年11月,未刊稿,頁253。

(28) 吳仰曾嫡孫吳守浩口述;唐景星家譜第16頁。

(29) 唐家灣鎮志編撰委員會編《唐家灣鎮誌 (1524-2013)》,嶺南美術出版社,2013年,頁333。

(30) 〈出洋總局挑選第三批幼童出國〉,《申報》1874年8月6日。

(31) 祁兆熙:〈遊美洲日記 (節錄)〉,陳學恂、田正平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留學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106。

(32) 歐陽樂:〈百年滄桑《慶餘坊》—— 歐陽慶餘家族簡況〉,《紀念容閎留美教育計劃啟動一百四十週年會議文集》,2010年11月,未刊稿,頁214。

(33) 沈煒明:〈先遣家史〉,載《紀念容閎留美教育計劃啟動一百四十週年會議文集》,2010年11月,未刊稿,頁250。

(34) (35)《番禺黃埔村梁氏家譜》,卷四,〈宗支譜〉,頁24;頁27。

(36) 丁志華:〈憶父親——“留美幼童” 丁崇吉〉,珠海容閎與留美幼童研究會主編《容閎與科教興國 —— 紀念容閎畢業於耶魯大學一百五十週年論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頁271。

(37) 李志剛:〈溫秉忠出自香港教會望族〉,《基督教週報》2009年1月25日。

(38) 谷垣真理子:〈通過婚姻關係來看的留美幼童 —— 廣東關元昌家族個案的啟示〉,《容閎與科教興國 —— 紀念容閎畢業於耶魯大學一百五十週年論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頁119。

(39) 柯木林:《福建薛氏:閩幫開山鼻祖薛佛記》,中華薛氏網。

(40) Beatrice S.Hartlett (白彬菊) :Yale in the Time of Yung Wingand the Chinsese Educational Mission (1850-1881) (〈容閎及肄業局時的耶魯〉),《紀念容閎留美教育計劃啟動一百四十週年會議文集》,2010年11月,未刊稿,頁65。

(41) 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27年,頁2。

(42) 佚名:《清季中外使領年表》,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印行,頁22。

(43) 陳學恂、田正平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留學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頁96-97。

(44) 唐紹明:《清華校長唐國安》,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49。

(45) 參考:容氏族譜 Rong Shi Zu Pu .Published August 1995,by The Xin Hui Branch;〈北嶺徐氏宗譜〉卷之五〈世紀錄〉, 肇修堂本;劉志強、趙鳳蓮編著《徐潤年譜長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7;丁志華:〈憶父親 ——“留美幼童” 丁崇吉〉,《容閎與科教興國 —— 紀念容閎畢業於耶魯大學一百五十週年論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黃開甲二三事》,黃開甲侄孫黃志航提供,未刊稿;吳仲賢生平自述;梁超潤、唐仕進:《唐紹儀的家世資料》;珠海市政協、暨南大學歷史系編《唐紹儀研究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頁340;〈留美幼童吳其藻及其家世〉,《珠海文史》第16輯,頁76;李恩富著,唐紹明譯《我的中國童年》,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沈煒明先遣家史〉,沈德耀後人沈煒明記,未刊稿;《番禺黃埔村梁氏家譜》,卷四,宗支譜;歐陽樂:《百年滄桑〈慶餘坊〉—— 歐陽慶餘家族簡況》;珠海容閎與留美幼童研究會主編《紀念容閎留美教育計劃啟動一百四十週年會議文集》,2010年11月,未刊稿。

* 沈榮國,容閎紀念館暨珠海容閎與留美幼童研究會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容閎與留美幼童研究、留學生與近代中國研究、民國職業教育史、珠澳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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